二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虽然很早就沦陷了，但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时维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驻兵，这些驻兵虽都有他们的防区，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与舞场中不难碰到，而因国际战事与政治的态度，常有冲突与争斗的事情发生。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地方出来，那时马路已经很静，行人不见一个，但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路角有一个人叫住了我：

    “对不起，先生。”

    是一个美国军官，好像走不动似的。

    “怎么？”我停步了。

    “可以为我叫一辆汽车吗？”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惊了：

    “是受伤了吗？”

    “是的。”他说着就靠在墙上。

    “你就这样等着。”我说着就跑到附近的维纳斯舞厅，本想到里面去打个电话，但因为里面美国兵与意国兵正在冲突起哄，许多武装的巡捕拥在门内门外，叫我不能进去，于是我只得到别处去借。那时街上的店，大都关着门，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有电话，最后我终于跑到了车行，做了一辆车子到那个美国军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车时，他非常感激地同我握手；当时我一半为同情一半为好奇，我说：

    “要我陪你到医院吗？”

    “假如这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我就陪他上车，我说：

    “到仁济医院吗？”

    “不，”他对车夫说：“到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

    虽然也算中国话，但不够纯粹，于是我又为他重说了一遍，但是我心里很奇怪，难道里面也有一个医院吗？

    不过我没有发问，因为有更好奇的问题在我心中跳跃，我问：

    “可是在维纳斯受伤的？”

    “是。”他说：“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枪走火的。”

    “没有人伴你走出来吗？”

    “没有，”他说：“我们的人手已经太少了。”

    “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你受伤？”

    “当时我自己也以为是轻伤，谁知也不很轻。”

    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来，我为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让他搁脚。

    到静安寺路的时候，他指挥车夫停在一个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车钱，伴他进了公寓，走进电梯，他指挥在三层楼的地方停下来。我以为这一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了电梯，到一个门口，他拿钥匙开门时，我才看到“外科神经科专家费利普医师诊所”的铜牌。

    他带我进去，开亮了电灯，是一个宽旷整洁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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