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战争部长

    我描述的美国战争部长和以往人们熟知的截然不同，甚至有些对立。为此，我必须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刚开始履职的时候说起。

    我们离开马尼拉之前，任命就已经下达。因此，当我们经过日本前往华盛顿时，我们受到了日本人最恰当的礼遇，他们在向一个伟大的、友善的大国表示致敬。

    当时正值日俄冲突爆发，俄罗斯战争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1]当时也在日本东京。他的欢迎仪式安排得很别致，特别具有历史意义。日本人的礼貌让高贵的访问者很满意，我们以后办招待会也可以借鉴。因为时间仓促，行程安排不得不做出大幅度调整。

    我们考虑，如果待在船上，一直等船开到横滨，对方恐怕根本没有接待的机会。可是，他们派了一辆专列在长崎等着我们。长崎是我们返程回国必经的第一个港口城市。几乎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从东京到我们抵达横滨之前，因为日方的热情接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两三天，都不得不逗留一两次，甚至更多次。

    日俄战争中俄军与日军交战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1848——1925）

    这时候我们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客人，我们的身份从功能作用转为一种荣耀。最值得一提的礼遇是与天皇和皇后共进午餐。日方还允许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战争部长的职权范围内参观和了解日本军团的发展状况，并安排他在一个很大的阅兵场单独检阅了三千人的部队。

    把日本战争大臣寺内正毅[2]将军比作战士最合适不过，我相信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形。但如果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通常所见的其他部队军官一样，也是个战士，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什么出身，都不可能尚武。这看起来和我现在要讲的故事没什么关系，但我记得这次访问日本遇到的情形最好笑。可是日本勇士完全相信他有军事方面的特殊知识，和他说话时难免用技术术语，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机会学习军事知识。说白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军事方面完全无知，因此，他必须费心费力地掩盖自己。他最后对我说，如果再有人问他美式来福枪的出膛速度，他会这样回答：“嘘，这是秘密。”

    寺内正毅（1852——1919）

    儿玉源太郎[3]将军一直任驻中国台湾的军事长官。他后来因为日俄战争期间任参谋长，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感兴趣，认为我们在菲律宾遇见的问题和他在台湾的问题相仿。他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聊起日本管理台湾的经验时显得很自信，比较台湾和菲律宾两地的差异后，他告诉我们：

    儿玉源太郎（1852——1906）

    “我们不得不干掉那些迟早会变得很优秀的人，然后该怎么样，你懂的，你当然明白！”

    这事之前没法公开告诉大家，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团体。为了自己的事业，这些人一定会借此扑上去挑起争论。但从其对历史产生的影响看，现在讲出来还是更安全些。不得不承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就他而言，有生之年，他从来没有杀害过一个菲律宾人，也没有下令杀害任何一个菲律宾人。他所有的努力都在于如何友善地与菲律宾人联合起来，并劝导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因为反对美国控制而带来的危险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日本各地的短暂停留，像是取得了某种胜利。譬如，总是有很多达官贵人送我们上船，这些人显得很激动，会高呼“banzais”，也就是见到天皇时才会喊的万岁之类的敬语。还有晃动的旗子，真让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人物。我完全没想到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我的意思是，日后这种以为自己对日本很重要的感觉被强烈地动摇了。对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共和国来说，我必须要讲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可以一直保持得意洋洋的姿态。

    就在抵达华盛顿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朋友家喝茶，闲聊期间，发现有位女士早在马尼拉时我们就互相认识，她是个军官的妻子。我们无所不谈，最后她对我说：

    “你知道吗，塔夫脱夫人？我经常感到疑惑。你在马尼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还会喜欢华盛顿吗？在那里你像个女王，可是回到华盛顿，你什么也不是。”

    有一天晚餐的时候，我丈夫身边坐着另外一位女士，内阁官员旁边必然是个很荣耀的座位。烛光闪亮着，毫无疑问，她觉得应该没话找话地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聊聊。起初她聊得很好，但最后还是闹笑话了：

    “你知道，部长先生，我真的认为您应该出国到菲律宾去看看，他们说那里很有趣！”

    可怜的人，我丈夫那时候的好名声全是因为服务于菲律宾所得。他是这样回答她的：

    “你说得很对，我应该去。我也打算要去，我希望尽快就可以前往。”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经答应过菲律宾人，他回去后会和他们一起奠基第一个立法机构。当然，那时候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领导美国众议员在解决国家事务的时候，由可靠的立法来决定。所谓可靠的立法，是指过去有些立法建基于混乱的讯息和社会现实，甚至有时建基于被极大地扭曲了的事实或二手讯息。

    1904年年初，也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战争部长初期，我和孩子们从圣芭芭拉登陆美国后，就一直在那里过冬，并没有和他在一起。直到1904年5月我们才在圣路易斯相见，当时他正在参加路易斯安那商业博览会的开幕式。

    原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打算亲自前往发表开幕致辞，但因为华盛顿有紧急事务，他不得不派战争部长前往，代他向世界宣布商品交易会开幕。我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轻松活泼的美国做派及其特有的精神，几乎忘了这也是我自己的精神特质，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回到自己的祖国有多好。

    我之前曾经在华盛顿生活过，所以很清楚作为内阁成员的妻子定居华盛顿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不想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也不希望别人那样看我，但我知道在这里完全不像在菲律宾做总督夫人，责任和优越地位总是相伴而行。我以为美国人贬低己方优越性的宣传真的让人难以理解。

    路易斯安那商业博览会展区

    路易斯安那商业博览会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考虑到我的地位难免令人嫉妒，所以必须首先在华盛顿找到一处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的房子，当然还必须可以在家里举办派对什么的，满足人们对我们的期待。那时候就算租房子，内阁成员的薪水还是可能有所剩余。

    如果设定好了你得去适应一年八千美元开销的生活，八千美元似乎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要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当然，主要是作为内阁成员的尊严，这笔收入还真的偏少，少得令人担忧。倘若我们没有其他私人经济来源，我真的怀疑未来如何搞定一家人在华盛顿的生活。

    1904年10月1日，到华盛顿之后算是正式安顿下来了。我们的家是一幢老式房屋，看起来很宜人，位置就在K街，靠近十六街。屋里现有的设施并不那么讲究，相比精致的现代便利设施，我们更喜欢它有可以额外利用起来的空间，因此我们买下了这栋房屋。

    所幸我们可以免费使用战争部的马车和车夫。车夫奎德是个爱尔兰人，高大魁梧，很有个性。他曾经在炮兵部队服役，退役后在政府好几个部门待过，这样我们才发现了他。他永远都改不掉在炮兵部队的习惯和规矩。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曾经说他驾车的时候很有活力，好像是一门随时准备行动的大炮。他的马匹永远保持着最佳状态，当然，这些马显得略微肥了点。但他还是为这些马感到自豪，因为它们总能按照他的命令，跑出他需要的速度。他可以在街角慢吞吞地走，也可以让马车突然飞奔起来，超过街上的小轿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像他这样驾车真的让人神经紧张透了，可是反对没用，他有他的个性，完全不听劝。

    奎德曾经用公共开支喂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私人马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并不支持他这样做，认为应当从自己的个人户头上扣除这笔费用，于是要求奎德出具一份明细账，便于处理。奎德看看他，有点反感，然后用浓烈的爱尔兰腔调说：“呃，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你让我们在养马场的工作具体怎么做？这事本来一直都做得很好。如果愿意，你可以自己喂马，不要政府操心。”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参加哈伦大法官家的派对，庆贺他就任大法官二十五周年。我们驾车抵达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已经到达他府上。入口周围全是骑自行车等候的警察，我们路过这些人的时候，奎德非常友好，但完全不得体地用爱尔兰语对着这些人大喊大叫：

    “哈哈，看在上帝的份上！总有一天，你们会在附近等我的老板！”

    哈伦大法官（1833——1911）

    奎德很忠诚，他的预言居然实现了。可是，就在那之后不久，他在执行公务的途中发生车祸去世。那时候，他给1909年任战争部长的迪金森家驾车。因为电线杆突然倾倒，马儿受惊失控，为了救车里的孩子和嬷嬷，奎德勇敢地抓住缰绳不放，最后成功地让马转向一处篱笆围栏地。车里的人得救了，但他自己被猛地甩了出去，折断了脖子。

    另外一位战争部的同僚叫阿瑟·布鲁克斯，是个情报员，有色人种，野战训练营的少校。阿瑟·布鲁克斯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满意的行动者，他几乎了解所有的事，忠诚、高效、准确，雇佣他的人会很放心。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任职期间他来战争部工作，他凭借自己的信誉逐渐赢得了自己的位置。伊莱休·鲁特先生不仅发现了他最有价值的一面，还给予他很大信任。

    阿瑟·布鲁克斯可以担当各种事，对我来说，没有他，一切都会很糟糕。他设法帮我操持所有的招待会，通常就是我按照一定的方法做准备，他来检查是否每个人都会觉得合适，服务不要出差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总统后，他转而让阿瑟·布鲁克斯担任白宫监管人，我也就有机会再次提及他的能力所在。

    我想那时候我们总是竭力让一切进展顺利。我经常感叹华盛顿简约的奢侈，怀念我在马尼拉的小房子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怀念留在那里的日常家具。我并不觉得白宫个头高大又壮的厨师有多么能干，会让我忘了阿新，那个集美德和整洁于一身的中国厨子。还有我的男管家，他们都是有色人种。白宫的服务人员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取代我在马拉卡南宫的阿金和阿张，两个在楼上服务的中国男侍者。而六到八个专门给地板打蜡的菲律宾光脚男子可以让地板亮得像一面镜子。他们会把家里打扫得毫无瑕疵，从来都不会无所事事。但在华盛顿，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和他们相媲美的人。

    刚到首都时，作为“内阁夫人”，生活压力很大，也很枯燥。首先，人们期待内阁夫人会去回访任何一个拜访过她的人，因为几乎人人都是那样做的。这种习惯在我们那个时代一直是评判所有众议员妻子的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妻子。丈夫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妻子为华盛顿的快乐生活做出的贡献最大。因为她们的丈夫不仅和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联系，还与最大、最有吸引力的平民社会有着许多联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交圈子甚至还包括女兵。

    整个冬天的下午，只要我不在家，就必定是出门访友了。我像大家一样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络，有时候探访变成了责任，难免让人觉得厌烦。当然，正式的访友方式也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朋友。部队的女兵都特别阳光、快乐。事实上你很容易发现她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个性。她们四处流动，不断变换居住地，乐天派的生活态度必定让她们养成热忱真挚、慷慨大度的处事方式，让她们看起来很有魅力。

    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每周都会挑选某个上午在白宫举行内阁夫人会议。这并不是什么社交活动，而是聚在一起讨论我们感兴趣的事。为此，我们得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一般从上午11时待到中午12时。

    访友之后，内阁夫人们最重要的社交职责就是外出用餐。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自家举办晚宴派对，通常就会选择外出用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职战争部长之后，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家中宁静的傍晚”。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人像是世界赐予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总统得在12月和复活节期间与每一位内阁成员，或者所有内阁成员一起吃个饭，通常只会邀请很少的外人参加这种聚餐。一届届政府慢慢累积，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你可以想象，这种派对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对女主人来说只是严格又迅速地给她的客人按照级别位次安排座位而已。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在他最后一个任期内并没有很介意这个习惯，反而常常邀请并不属于“官员一族”的人共进晚餐。对我们来说，每年邀请西奥多·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是规模最宏大的聚会。我希望尽可能邀请更多的客人，尤其是自己本身就很有趣、很快乐的人，还有在一般场合不可能见到总统的人，因此，我经常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访。

    西奥多·罗斯福的夫人伊迪丝·罗斯福（1861——1948）

    每周三下午，“在家”的内阁成员夫人们会互相探访，偶尔来首都参观的人可以很惬意、自由地参加非正式的招待会。我常常感到很惊讶，居然会有好奇的生人跑到我们的会客厅来。

    这只是内阁夫人们社交季的一个侧面。很幸运，我丈夫最初就是个不断到处调动的部长。我记得有段时间卡通画把他画成“坐在盖子上的人”，他戴着花环，脸上露出天使般的笑容。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忙于飞行旅行，或者疯狂地奔向已经移动的列车车尾。西奥多·罗斯福先生的繁忙，主要通过他眼镜上的缎带来表现，缎带被他奔跑时带起的风刮得向后飘散开来。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常常被画成满头大汗，狼狈到连礼帽都被风刮掉的形象。就连他的手提箱看起来也很忙乱，在他身后疯狂地摆动着，而画上还有很大的“塔夫脱”几个字。卡通画当真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各自的真实处境。

    我差点没得到我在K街的房屋。因为巴拿马地峡区发生了一些事情，战争部长必须亲自前往巴拿马地峡一带查看，并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某种判断。我们在运河区面临太多正处于紧急关头的事务，但都因为距离遥远不得不拖延下来，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巴拿马地峡区有关边界、司法权、邮政制度、税收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当地人普遍的不满情绪。

    修建巴拿马运河原本并非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所任职的战争部负责，只是他出任之后，因为陆军工程公司一直没有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而人们通常认为，战争部就该解决政府的各种问题，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任战争部长后不久，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毫不犹豫地将巴拿马运河区的事务交给了他，虽然他肩上的担子早已经满负荷。

    我很高兴一开始就有机会目睹美国给了他承诺的这项伟大事业，所以完全支持我丈夫的提议，陪同他一起前往巴拿马共和国。巴拿马共和国驻华盛顿公使森纳·奥贝迪亚也一同前往。还有其他一些很有趣的人同行，有巴拿马运河委员会主席海军少将伽沃努·马贡、委员会法律顾问大法官查尔斯·G.马冈[4]、巴拿马共和国法律顾问纳尔逊·W.克伦威尔[5]先生等人。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巴拿马共和国之行主要是代表美国总统给巴拿马共和国总统送去朋友般的问候，并尽可能妥善地调整巴拿马共和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查尔斯·G.马冈（1861——1920）

    1904年11月，我们从华盛顿出发前往新奥尔良，沿途受到的礼遇自然不必说。到达目的地后，又有委员会以极其热烈的欢迎仪式，一直把我们送到居住的酒店。我们刚刚在豪华的住处安顿好，布兰查德州长就带着他的下属，穿着制服来迎接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官方礼仪和尊重。我们并没有逗留很长时间，但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到令人难忘的殷勤周到、豪华高贵。这原本也是新奥尔良出名的原因。这次我们只有一次私人会晤，和夏佩莱大主教一起用晚餐，可惜现在他已经去世。他曾经是马尼拉的大主教，那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刚刚去菲律宾，自然和他相处不错，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固执地持反对意见。譬如，针对菲律宾教堂与美国之间的纠葛，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但他完全持反对态度。

    我们乘“小海豚”号从新奥尔良前往彭萨科拉[6]，然后在那里等待“哥伦比亚”号游轮载着我们前往巴拿马。这次我们去巴拿马运河区印象最深刻的是鸣放礼炮时的隆隆声，当然，巴拿马人全力挥动星条旗欢呼雀跃的热情更让人难忘。

    周日一早我们抵达科隆[7]。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对这里毫无陌生感，反倒很有家的感觉。整体气氛和环境、周围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语、房屋边的街道、泥土的气息、空气流动的感觉等，无不让我想起菲律宾。那里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立即让我感受到过往的友好和快乐。

    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阿拉索马拉在科隆迎接我们，随行的还有其他巴拿马共和国的官员。其中包括戴维斯将军————当时是运河区总督，和美国驻巴拿马共和国的公使约翰·巴雷特先生[8]。一辆私人火车一直等待着，准备把我们送到巴拿马海峡，因此，我们几乎不需要考虑行程安排的问题。我们的行程满满当当，几乎要计划到最后一个小时，那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战争部长和巴拿马共和国总统之间像例行公事一样的礼尚往来。

    20世纪初的科隆

    抵达巴拿马城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我们去拜访首席工程师华莱士先生。那天的午餐，以及餐后陪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客人都是些着军装的军官。期间礼仪可以说达到了最正式的要求，而后大家一起去拜访总统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9]。很快，总统就到了甲板上，也就是我们乘的船上，很正式地回访了我们。

    谈判很快启动，但会晤都在私下进行。我们乘坐的观光和社交轮船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微妙的外交交易机制在其中运作。

    我们的公使约翰·巴雷特先生在古老的热带城市有个非常迷人又可爱的住处。我们抵达后的周一傍晚，他举办了一场晚宴，期间邀请了几乎所有支持我们伟大事业的巴拿马共和国高级官员和几乎所有有趣的美国人。约翰·巴雷特先生作为单身贵族，安排总统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坐在他对面，但总统夫人坐在他右手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坐在他另一边。我坐在总统右手边，我的另一边是外交事务大臣阿里亚斯先生。戴维斯将军、华莱士先生、戈加斯上校都是当时的最佳人选，其中有许多佩戴陆军军官、内阁大臣标记和装饰的人，携妻子而来，按照头衔高低在大餐桌旁落座。餐桌上摆满了鲜花、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点燃的蜡烛等。即便对像我这样记忆里满是各种晚餐的人，也是一幅让人难忘的画卷。

    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1833——1909）

    这种场合的礼节从开始到结束，最讲究服装及其特有的热带风格。几乎每个人，包括总统和总统夫人，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说得不错。傍晚一开始，一切都显得欢快活跃。席间有一道很棒的菜，一种产于巴拿马海域的鱼，味道鲜美无比，难以描述。我还真希望自己可以记住它的名字。总统想再来一份，让仆人们有点慌张，激动不安地说拿不出第二份，总统的客套让大家突然感到一种轻松幽默。然后，大家又开始打趣单身的外交官，说他这种状态并不值得羡慕，都建议他赶紧结婚。他尽量聪明地躲开我们的玩笑，但一直都摆脱不了。好不容易，总统先生亲自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美国外交官是爱丽丝俱乐部荣誉主席，这个俱乐部有一百多名精选的巴拿马女孩。总统先生认为：“太多了，他挑花了眼。”

    晚餐后，还有大型招待会在大厅举行。这幢房子与多数热带地区的西班牙式房屋一样，你可以说是两层楼房，但第一层只是和街面一样高的地下室而已，涂上灰泥，用石头铺成。大屋子的地板亮得很，在我看来不够安全。我猜想约翰·巴雷特先生觉察到了我的焦虑，以为我是在担心地板承受不了我丈夫的体重。他赶紧安慰我说，他已经事先小心地用大木料加固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站着接待客人的地方。他以为这只是个善意的玩笑，可是我觉得这一措施很值得表扬和称道。

    我们到达巴拿马的时候，总统先生发起的萌芽革命为期还很短暂。我们完全确定不了如何让这个国家保持宁静祥和的状态，只能尽量避免敌意，但人们的确处于一点就燃的状态。战争部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谈判的时候，我们认为应当避免让他们处于“仅仅是猜测”、而实际毫不知情的状态，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总统紧闭着的会议厅里。

    同时，我自己也更了解和熟悉了伟大的美国项目将给巴拿马共和国带来的实际利益。然而，那时候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运河的前景。美国公众的喧哗只是为了让污垢飞起来，让反对派的意见更有市场，更为人们所知。连接两大洋的宏伟蓝图并不只是某个外行一厢情愿的伟大设想。整个竞争环节，人们差点忘了法国企业，它们的失败意味着古老的法国国家机器在热带丛林国家逐渐失势。想起来，既悲壮，又有点令人同情。

    悲观和病态的反对情绪四处蔓延，我们很难期待任何整改计划可以实际奏效。好在故事本身已经告诉我们一切，具体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实际成果，全世界都已了然于心。我只是很开心地看到戈加斯上校和他的同事们以富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热忱谱写了美国为之骄傲的历史新纪元。

    巴拿马人对此极其豪爽和友善。1904年12月4日，也就是我们在巴拿马海峡待了几个星期后，尽管人人都知道官方谈判仍然毫无结果，我们还是应邀前往珍珠岛参加野餐派对。东道主租了一艘汽船，大约三百位客人，整个巴拿马共和国的精英基本都聚集于此。珍珠岛位于巴拿马湾，像是驶向太平洋的一座帆船。我们一整天都处于旅行探险的状态，当然也包括寻找一群美丽的小个子女人，包括专门为我们表演的海上项目“潜水寻珍珠”。令人吃惊的是中餐、甲板上的舞蹈、欢快的弦乐乐队音乐，以及最有装饰性的制服。那次派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成了焦点。首先和他跳舞的是个小巧的巴拿马女人，人们一定会认为她很有勇气。后来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效仿这个巴拿马女人与他跳舞，让他名声大噪。最后在极大的欢乐气氛中，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和苗条的巴拿马人一样脚步轻快。

    我一直习惯我丈夫的舞步，也知道他有多么喜欢跳舞，所以我从不认为这事有多么非同寻常。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公共出版物常常以此为玩笑主题。我也写了个打油诗刊登在巴尔的摩的《美国人》上，打油诗是我拜访黑木将军[10]住所时偶然所得，最后一节写道：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个让人感到惊讶的人，

    是个我们都知道的令人惊讶的人；

    那是总统职位带来的霹雳雷声，

    他的巨大声响就是喜欢行动；

    像蝴蝶吮吸怒放的鲜花，

    像华尔兹舞者双腿分开的缝隙！

    令人讶异的脚趾上的风景！

    那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轻快与流畅。

    事实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个很棒的舞者。但人们会问，过去三十年里他妻子是否一直和他跳舞？

    那天傍晚我们从珍珠岛返回巴拿马城的时候，又遇到了令人愉快的惊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巴拿马政府已经签订协议，可是消息一整天都没被提起，一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才公布。报童在大街小巷中高喊着“号外”，到处都是激动的人群，大家笑逐颜开，以极大的热忱谈论着。几乎人人都很满意，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万岁”的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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