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菲律宾的最后岁月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行人抵达马尼拉时，各种庆祝活动让整座城市都沸腾起来了。人们已经整整等候了两天，每时每刻都期待着海岸警备船“小阿拉瓦”号带来好消息。一旦汽笛响起，就预示着前往新加坡迎接总督的警备船顺利离开了科雷希多岛，即将抵达马尼拉。

    停泊在港口的所有船都准备好了，只等着“小阿拉瓦”号出现在帕西格河口圣地亚哥古城堡下。人们很就听见了十七支枪同时朝天鸣放的声响，这是向总督表示致敬的枪声。口哨声、铃铛声和警笛声划过海湾、河流，弥漫在整个城市的空气中。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目力所及之处全是人海，窗户上、屋顶上、河堤上、城墙上，人们疯狂地欢呼着，挥动着手上的帽子或手绢。最让他感动的是，欢呼的人群中不仅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还有成千上万光脚的贫民。其中有很多人专程从邻省，甚至其他更远的省份赶来参加欢迎活动。

    看到这般光景，伯纳德·摩西忍不住向委员会成员本尼托·勒格达先生打听，之前是否有西班牙总督到达时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回答道：

    “当然有，一贯如此。但那都是政府买单。”

    这次恰恰相反，庆祝仪式政府没花一分钱。政府所有的建筑物里，譬如市政厅、邮局和西班牙政府建的市议会厅等，一个人都没有，这番景象更强烈凸显了节俭的意义。只有五颜六色的旗帜的海洋————彩旗、插旗、三角的警务旗，当然，还有棕榈树叶，城市其他部分在这些热烈的色彩掩映下，显得无声无息。只有在街道上，你才看得见一扇扇精致而又别具一格的拱门，从总督办公的地方一直延伸开来。联邦党特意呈现了一幅颇具寓言意义的巨型图画，一位可爱的菲律宾妇女披着飘逸的纱巾，兴奋中又有些谦恭，披肩上印有一颗标识哥伦比亚特区的星星，好像代表了她内心的期待，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就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样，虽然美国国旗上没有将其标识出来，却是美国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非常感谢伯纳德·摩西太太极尽艺术性的描述，感谢菲律宾人处理事务的方式，我因此才能在本书中为庆祝活动奉献一幅心理图画。

    我们在海关附近上岸，已经有一队人马正候着我们，预备护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往西班牙时期修建的议会厅。骑兵团、步兵大炮团以及一排排当地警察、美国警察，中间隔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乐队。队伍组织得很棒，市议会厅还有许多欢迎致辞等着他。从骑兵团挑出来的人负责总督府的马车安全，想必他们给列队增添了不少让人难忘的印象。不过据我自己观察，志愿者姣好的形象看起来最没有区分度。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市议会厅不久，就前往大理石大厅听取热情洋溢而又充满溢美之词的欢迎致辞。其间要站立数个小时，和许多人握手。人太多了，多到大厅里只能容纳很小部分，因此，这些人必须列队行进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边，与他握手会晤后，必须立即离开，让外面的人进来。这之后，他又被安顿下来和相关人员见面，并简短而又清晰地讲述他在罗马的经历以及他们与梵蒂冈的谈判进展等。这事对菲律宾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取我丈夫的介绍，以他们的理解，如果商业化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后果会很严重。

    尽管欢迎总督回来的仪式隆重而又热烈，但菲律宾诸岛的总体状况并不那么乐观，以往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性事件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再度爆发。霍乱依然猖獗，虽然马尼拉控制得很好，但怡朗和其他省的情况非常糟糕。即便在马尼拉，每天七八十个病例发生的状况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些无知的人对要求检疫的规章制度感到非常愤怒，因此不得不动用军队保证他们服从相关规定。

    他们不懂卫生措施，认为完全不需要，仍然坚持落后的迷信，而且很容易相信关于美国投毒的坊间传闻。有人恶意散布谣言，说是美国在井里、河里投毒，故意阻断交通和商贸，目的就是饿死或者摧毁所有菲律宾人。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说没有历史偏见。因为早在罗马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收到委员会菲律宾成员的电报，反对他建立检疫站的提议。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马尼拉时，霍乱以每天十到二十个病例的速度下降，商贸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但情况依然很紧急。另外，由于水污染严重，新一轮霍乱随时可能爆发。所有供水源头都由美国士兵把守，整个城市的各个部门都竭尽全力消灭这场恶性传染病。但疾病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被完全消灭之前，持续猖獗了数个月。

    人死于霍乱，水牛死于牛疫。农场里成千上万的水牛突然死亡，灾难似乎在和所有民间力量和政府部队顽强战斗。没等到人们发现病菌，大批水牛就被夺去了生命。菲律宾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高度依赖的水牛交通运输也陷入瘫痪状态。中国由于大面积旱灾带来的稻米饥荒更让菲律宾人民无能为力，你有钱也买不到稻米，未来一片黑暗。

    霍乱和牛疫使政府的税收锐减，政府不得不重新修改甚至取消修建公共设施的计划，货币危机无疑让局势雪上加霜。由于缺乏金本位制度，白银价值不断波动，总督有必要每周宣布一次新的固定汇率。以这种方式计算，政府十个月内损失了一百万美元的黄金。

    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盗贼成为压倒一切的恐惧来源，某种程度上整个马尼拉周边地区都处于持续的恐惧之中。由于牛瘟肆虐，水牛突然变成了非常昂贵的牲口。盗贼偷窃水牛的主要目的是将其运至外地较远的省份出手，他们也并不珍惜人的生命。据说是城市底层强悍又粗鲁的家伙们干的，当然，底层人的生活可以说既悲惨又混乱不堪。马尼拉郊区，卡洛奥坎可以说是武装抵抗的温床。人们普遍将甲米地省海湾地区看作叛乱的温床地区，强盗们手里通常有几百支来福枪。据说他们躲在丘陵的丛林地带，以至于警察署要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延迟人身保护令的颁布，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宣布这座城市处于全面戒严状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想这样做，相反，他认为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与警察署一起以和平时期的方式治理这一地区，而不再滥用戒严等一系列残酷的方式”。然而，最糟糕的是任何地方都会有一群“不可调和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摆出好公民的姿态，准备在保证个人安全的范围内鼓励、帮助任何阻碍和扰乱政府的活动。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马尼拉不久，副总督和卢克·E.赖特将军夫妇就离开菲律宾群岛去休公假。我丈夫在日记中写到，他对自己即将面对的巨大工作量感到吃惊。除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外，他还会去卢克·E.赖特将军的办公室。他并不想因为自己是半路出家便毛毛糙糙地处理东方事务，尽管他知道自己并不会在这个位子上待多久。

    针对诸多难以处理的棘手事宜，我丈夫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无法回避的饥荒问题。要解决饥荒问题政府必须派人前往中国和越南西贡，中国和越南的大量稻米都属于国家储备。如果马尼拉能购得一百四十万磅稻米供菲律宾人生活所需，政府就完全可以应对市场供不应求时突发的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还有就是应对低收入穷人无法度日时的局面。这样做有点家长制作风，可是对菲律宾人来说，政府家长制作风给予的爱正好也是他们需要的。

    驻菲美军在卡洛奥坎围剿武装分子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恳求美国国会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用作购买干活的牲口和稻米并改善公共办公用品等。牲口还得继续使用，但人们最终必须以合理的价格购得，这是政府急于解决的问题，这几项至少会花去三百万美元。

    接下来，1903年1月，我们恳请国会制定货币金本位制度。完成这件事对关心菲律宾人民福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的安慰。菲律宾现在的货币和我们的货币一样稳定，每个银比索的价值相当于五十美分的黄金。

    尽管管理者有点焦头烂额，但1902年10月上旬我抵达马尼拉时，发现那儿比以往更有趣了。我的第一个需求是立即再次把自己好好地安顿在马拉卡南宫。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古老的宫殿彻底清理了一遍，上漆、修修补补、清扫，重新装饰了一番，完全不再是那种古雅得有些破败的样子。有些颜色很暗淡，有些则很鲜亮。装饰看起来很雅致，远远超出了我的品位，又格外舒适和整齐。的确让我觉得开心。

    想要适应菲律宾严重的霍乱，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点难。这种病几乎不怎么传给美国人或其他白种人，当然，这与长期的警觉和监测息息相关。水必须煮沸了才能喝，必须有专人负责此事。所有食物必须煮过了才能吃，哪怕进口水果也得煮过了才能吃，除非用专门的洗洁精浸泡过。这种洗洁精不会给食物增加任何别的气味，给人造成好吃的错觉。另外，我们必须加倍小心，避免让自己陷入沮丧的状态，更不能一直生活在灾难的阴影中无法自拔。即便如此，也要保持冷静，竭尽全力度过劫难，力图不留下任何可见的恶果。

    对我来说，养母牛是件从未经历过的事。大约有两年时间，我们一直试图让自己勇敢地相信，从此以后我们都会喜欢罐装牛奶和浓缩奶油，就像我们以往喜欢新鲜牛奶那样。事实上，我们根本说不清罐装奶和新鲜奶的不同。乱象之下，我们内心都希望有机会参加一次特别的宴会，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喝一杯去了油脂的新鲜牛奶。牛奶最好产自新西兰奶牛，奶牛又是某个朋友冒险从新西兰购得的。

    进口奶牛并非杜撰，而且奶牛很快成为我们生活中令人自豪而又重要的一部分。牛瘟蔓延时期，不少人家买了奶牛，但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喂养他们买的奶牛，以证明他们购买的初衷是享受奶牛产奶的价值。我们家的奶牛可以随意行走在官邸空旷的地方，一家人坐在一起时，奶牛的状况居然成为我们聊天时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家养的奶牛正处于产奶旺盛期，的确挤了不少奶，还真成了当时最有趣的事。

    迪安·C.伍斯特先生是岛内最有权威的健康专家，他颁布了一纸行政命令，规定所有进口家禽必须接种防止感染牛疫、肺结核和其他疾病的疫苗。卢克·E.赖特将军调侃道：“还包括给痱子接种，以免感染。”碰巧的是，大多数用科学方法治疗过的牲口很快就死了。因此，卢克·E.赖特将军的调侃难免让迪安·C.伍斯特先生火冒三丈。卢克·E.赖特将军认为，奶牛能有幸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就是“别给它接种疫苗”。

    奶牛赋予了我真正的农场主精神，至少奶牛让我决定我们得有一个园子。那时候菲律宾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种植蔬菜，而我们又很渴望吃新鲜食物。我选了住处后面一块很不错的地种蔬菜，然后买了些新鲜的美国蔬菜种子，小心翼翼地栽到我认为合适的地方。结果的确令人吃惊，因为土壤肥沃，日照充足，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收获了大量豆类、花椰菜、大个的西红柿，真的是应有尽有，让人难以置信。

    我因此认为尝试着自己养养家禽也不错。于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专门饲养家禽的园子，里面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各类鸡，甚至包括火鸡。对我们来说，无论鸡飞狗跳的吵闹，满地鸡毛的狼藉，还是最后变成厨师给我们提供的各式阿新风格的美味佳肴，几乎都是快乐的源泉。让我疑惑的是厨师也被我的勤劳节俭迷惑，学会了压缩生活开支。

    然而，流连于琐事并非本书的目的。那时候吸引我的事实在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教堂的分裂教会罪。

    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1]是伊洛卡诺[2]罗马教堂的神父，因为参加反对西班牙政府的叛乱，当然，起初只是反对托钵修会修士，最后被逐出教会，做了叛乱分子的首领，并继续反对西班牙。之后又反对美国，落得极端残暴之名，直到抵抗彻底失败才告终。他是最后一批在北吕宋岛投降的叛乱首领，但刚刚恢复和平就又希望获得其他菲律宾牧师、政客和有影响力的人的同情并请求他们的帮助，计划重新组织一个独立的菲律宾天主教教堂。他短暂的成功想必连自己都吃惊。

    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1860——1940）

    人们热衷于天主教，但问题也出于此。美国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托钵会修士事件的解决方案，梵蒂冈方面并不赞成。究其原因，除了有梵蒂冈方面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在菲律宾的暂时成功也使梵蒂冈方面难以做出决断。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宣布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得到更多支持，并加封自己为身穿华服的大主教[3]。其他十五甚至更多人被加封为教堂其他有地位的职位，这些职位没有那么鲜明的等级差异。他们享有相同的礼仪、相同的补助、相同的忏悔室、相同的信任，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大家彼此很熟识，很容易结成联盟，互相拥戴。新教堂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看起来值得大多数人效仿。

    无论世俗世界还是精神层面，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并不难想象，最终罗马天主教组织控制了菲律宾的局势。但是这类性质的叛乱完全出乎忠诚的天主教徒，特别是主教、牧师和修士的预料，他们都感到很恐惧。总督到达马尼拉时，人们把这种令人惶恐的纷争引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上，但他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俗人。

    人们呼吁他采取激烈的行动镇压教会内部难以控制的局面。但事实上他什么也做不了，即使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天主教媒体诟病。然而，人们好像对此全然失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有再次冷静地面对风暴，并反复重申美国对不同宗教派别采取的包容原则。他还声明，自己没有权力，也不希望去引导人们的宗教倾向，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竭尽全力为永久的和平努力。

    菲律宾的百姓一直被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及其同谋引导。事实上，菲律宾群岛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训诫方式。教堂的财产归属人民，他们如果希望把宏伟的建筑转给某个独立的团体，就有权驱逐梵蒂冈授权的牧师。但政府又不允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胡作非为的行为，政府坚持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解决有关教会财产的争端。一旦发生骚乱，并确定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是领导人，便立即派部队或警察前去镇压，做法未必合适，因为菲律宾人很快就会意识到什么是正义。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政府只有坚持以法律为依据，才能得到菲律宾人的广泛支持。

    罗马教廷反复警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的“独立运动”不过是叛乱分子的幌子，也是反政府的菲律宾人的企图。罗马教廷的疑虑的确有事实依据，至少“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有这样的企图。然而，华盛顿方面的指示认为，诉诸武力让菲律宾人民听命于政府无异于雪上加霜。政府给菲律宾人民的福祉应该远胜于空洞的祈祷，同时应让他们相信，在美国至高无上的统治下，他们的确能够获得完全彻底的宗教自由。

    以武力接过财产所有权只会被人民否认。人民应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宗教信仰，不应由他人强迫自己去思考、去信仰。但时时刻刻怀念警察保护的菲律宾人民不可能学会自由。于我们来看，以如此严肃的方式赐予人美食的事情闻所未闻。西班牙统治下的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一定会被关进卢内塔，也可能像圣黎刹[4]一样被枪决，他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秘密集会以表达悲伤之情。但美国当局坚持认为，应该按照美国人坚信的方式对待每一个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或每一个独立的天主教组织。他们有权像罗马天主教或其他宗教团体那样，在街上燃起蜡烛，手举他们信仰的神的形象。

    圣黎刹（1861——1896）

    脱在梵蒂冈访问时，威廉·霍华德·塔夫曾经暗示这样做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梵蒂冈方面对此没什么反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暗示的一切都已经来临。在解决修士事件和僧侣土地所有权问题时，不断变化的情形也让美国委员会增加了与梵蒂冈方面谈判的筹码。毫无疑问，梵蒂冈方面应该进一步意识到，“修士事件”根本没有挽回的余地，除了加快行动，依据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行事，其他途径是行不通的。

    其间，斯托罗波利大主教吉迪率领的使徒代表团抵达罗马。吉迪是意大利人，非常友善宽容，既不过激，也不是苦行者，绝不是反对任何社会福祉的人。我还记得他抵达马尼拉之后，在我们举办的高级招待会上表示，没能在瑞格登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感到很遗憾。和他在一起我逐渐感到特别亲切。

    记得在一次高级别招待会上，舞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刻。上千人在迎宾队伍中穿行，吉迪主教穿着独有的华服出现了，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紧随其后。人们在周围闲逛，花园和走廊的空间都很宽敞，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这两个人很引人注目，难免会碰上。可是，教皇代表团立即找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非常激动地质问，那个穿着显眼的宗教礼服的陌生人是谁。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那位呀，是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

    主教告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但你要知道，既然我出现在这里，你们就不该接受他！”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再一次费力地解释美国政府的立场。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是作为一个公民待在他的私人空间，他和其他普通公民没有任何差异，应该和普通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只要他以客人的方式行事，就不可能让他离开这里。

    吉迪主教说：“那么，就让我离开吧！”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很抱歉，我很理解你的立场，我也相信你能理解我。”

    于是，菲律宾地位最显赫的宗教人士拿起自己的帽子，匆忙地离开了。留下的都是些“信仰不坚定的人，还有些压根就没有信仰的人”。不知这些人是否会因为他的离开感到烦忧。

    我们在岛上逗留期间，与吉迪主教的关系可以说一直很愉快。我们离开菲律宾群岛后不久，吉迪主教突然去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此感到很难过。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作为教皇的发言人和外交官的吉迪主教评价很高。有关如何解决修士土地问题，教皇利奥十三世一直通过吉迪主教传递讯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美国政府也一直感到非常满意。关于修士房产问题，事实上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解决，想起来就让人崩溃。结果呢，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政府成功地以七百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修士土地。政府将其转变为公共管辖范围的土地，并且以令人满意的价格出售给以往的租赁者，即希望获得家宅的人。许多修士不得不离开菲律宾，再也没有被派往教区。

    然而，如果没有华盛顿政府长袖善舞，伸出支援之手，我们再有耐心，也不可能因为我丈夫一个人的外交努力完成使命。记得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拿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满是疑惑地读给我听：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马尼拉。1903年1月1日，最高法院将会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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