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到洛桑后的生活和再改宗

使这样的消遣活动也可以产生实际利益：我的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现在多少成熟些了。我接触到了一种新型的风格和作品：通过各种方法和主张的比较，我扩大了见识，纠正了偏见。大量地自动摘录勒絮尔《罗马教会与罗马帝国历史》的要点，可以作为我在学习上幼年期和成年期的分界线。

    到我能同当地居民交谈之后，我立即感到与他们相处的愉快：我那别扭的怯懦心理得到了润泽，我壮起了胆子，于是我开始参加男女都参加的集会。帕维雅一家的熟人逐步将我引导到上层社会。我在洛桑最有地位的一些人家受到客气、宽厚的接待。就在其中的一家，我同一位性情和蔼、学识优长的青年人德韦尔登先生结成了终生的亲密关系。

    我对击剑和跳舞的技术，的确很不熟练；在骑术学校学了几个月，是把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我因为不适宜做体育运动，所以自安于书卷生活。英国人普遍喜欢的骑马活动，从来不曾使我得到青年时代的乐趣。

    我从帕维雅先生的教导中受益很多，感激之情不容我忘记：他具有一副清明的头脑和一腔热烈的心肠；他那天生的慈爱性格缓和了教会的气势。他是有理性的人，因为他不走极端。在学问方面，他对文学的多数门类都获得了虽然肤浅却很正确的知识。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他精通了教学的艺术。他苦心孤诣地用了许多功夫认识我这个英国学生的性格，赢得我的感情，启迪我的心智。待到他和我开始互相了解之后，他立即将我从盲目而杂乱地喜爱读书逐步引上按照需要取得教育的道路。我愉快地同意用早晨的一部分时间按计划专攻现代史地，并且以批判的态度精读法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自己因为有爱用功和讲条理的习惯而增强了力量。他的谨慎态度消弭了并且遮掩了某些青年人的冲动行为；但他见我确实有勤奋和克制的习惯，就听任我自己掌握生活了。他就我的行为和进步情况向我父亲作报告，说的多是好话，因此我就逐渐地获得行动上和开支上的若干自由。他也希望减少我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艰苦。

    哲学的原则是同爱好的实例相关联的。由于碰巧，有一本书，还有它的作者，对我的教育作用非常大，不仅引起我的钦佩，更应得到我的感激。这是一位反对培尔和教皇的德克鲁扎先生。他并不因为具有活泼的想象力或深刻的思考力而出名；即使在他的本国，几年之后，他的名字和著作也几乎被人遗忘了。但他的哲学属于洛克一派，他的神学思想属于林博希和勒克莱尔一派；(1)在他勤苦工作的漫长一生中，他教导了几辈学生想问题，乃至写文章；他的教诲将洛桑的高等学校从加尔文派的偏见中解救出来，而且他还立下了在沃州地区教士和居民中散布更多自由精神的杰出功绩。他的理论体系，在他那部著作的最后几版里，扩大到形成了丰富而繁琐的六卷。这个体系可以称许为对于人类理解上从简单观念到最复杂的思维所用推理技巧的一个明确而有条理的概括。这个体系我研究了，思索了，摘录了它的要点，直至我可以当作一件到处适用的工具来自由运用，不久我就把它运用到我对天主教的看法上。

    帕维雅没有忘记他的首要任务、他的最大责任是把我从信奉天主教的错误中感化过来。许多教派的混杂纠结，导致瑞士的教士们对宗教争论的问题很敏感，又很熟悉。我保存有他给我父亲的几封信，信中庆幸他用灵活手段向我进攻，以及我在一度坚决、稳当的防御之后的逐步退却。我是愿意让他为我的改变信仰分享到很大一份荣誉的，现在仍旧愿意。不过我必须讲明，这个改变主要是我自己暗暗反思的结果。天主教教义上的各种条文，像梦幻一样隐没了。有了充分的确信之后，我于一七五四年的圣诞节，在洛桑教堂接受了改宗的圣礼。从此以后，我搁起了我的宗教探索工作，以藏在内心的信念默认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普遍承认的各种教义和仪式。

    以上是我到达洛桑最初大约二十个月（一七五三年七月至一七五五年三月）所进行的有用的学习，是我以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我那可敬的老师有灵敏头脑和谦逊精神，能够懂得他可能有助于我到什么地步。一经发现我的进展超过他的速度和尺度，他就立即识趣地让我自己发挥才能了；按钟头上课马上变成整个上午的自修，有时整天都让我自修。延长学习时间的愿望逐渐坚定了早起的良好习惯，我一直坚持早起，只是随着季节和环境情况的变化而稍稍变动时刻。但我的热情是适度的，从来不曾一鼓作气用功到夜间，这样就有利于我的目力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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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林博希：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神学家，著有《宗教法庭史》等书。勒克莱尔：十七——十八世纪瑞士神学家，著有《古代丛书》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