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到洛桑后的生活和再改宗

    我父亲带我到普特尼，安顿在他的朋友马利特先生家里。这位先生的人生态度使我遭受了旁人的诽谤，而不是恢复名誉。我父亲觉得有必要为我订个新的教育计划，并且设想一种办法，尽可能治愈我的精神上的疾病。经过多次商量，根据埃利奥特先生的劝告和他的切身经验，我父亲决定让我到瑞士的洛桑去住几年。一位巴塞尔的瑞士绅士弗雷先生带我走上旅途。我们于六月十九日离开伦敦，从多佛渡海到加来，走圣康坦、兰斯、朗格勒和贝藏松这条径直的路，经过法国的几个省份，于六月三十日到达洛桑，马上安身在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帕维雅先生家里，跟他受教。

    我父亲最初表现出来的不快，叫我吃了一惊，但还没有引起我的痛苦。听见他威吓说要放逐我这个叛逆儿子，而且脱离父子关系，取消我的继承权，这时我心里暗怀着一点信心，以为他是不能或者不愿照他所说实行的。我的自尊心又鼓励我演好目前我在扮演的这个体面而且重要的角色。

    旅途的快速行动，初次见到的欧洲大陆的景色，弗雷先生的温雅态度，使我的精神昂扬起来，而且始终生动活泼。原来弗雷先生是个通达的人，他对书本或者对世事都不外行。可是，在他将我交给帕维雅先生照管，让我在新的住所定居之后，我就有了空闲功夫去默想往后在陌生环境里将要过到的忧郁生活了。首先一桩苦事，是我不懂法语。我在儿童时代一度学过法语语法，可以马马虎虎地读懂有关某一熟悉科目的简单散文。可是当我这样突然落入外国环境的时候，我就完全失去讲话和听话的能力了；因此，先后几个星期，我不但得不到跟别人交谈的乐趣，而且也不能在日常交往中提问或者答复一个问题。

    就一个自幼在家庭里教养长大的英国人来说，一切物件，一切习惯，都觉得看来不顺眼。不过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的人，对于目前居住饮食的一般条件，都是难免感到厌恶的。如今我是拿我在马格德林学院的漂亮宿舍，换到一个丑陋市镇里一条人迹罕至的狭窄、阴暗的街道，一座很不方便的古老屋子，一间结构拙劣、设备简陋的小卧室来了。这卧室一到冬天，没有舒适的炉火，只靠一只看不见的炉子勉强地取暖。我从一名堂堂男子重又降低到一个学童的依赖地位。帕维雅先生管住我的开支，开支数目减到极小的地步：我每月领取一个微数作为零用。我第一次陷入无可依靠的尴尬境地，不能再享受那种少不了有个仆人侍候的舒服生活了。我的处境，看来既缺乏生趣，又毫无希望。我无时限地，似乎还是无尽期地，同我的故乡隔离开来了。

    我失去了同天主教朋友们的一切联系。从此以后，我时常诧异地想到，欧洲各地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彼此之间常有亲密的通信联系，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曾用寄信或派人传话的办法，将我从异教徒手里试行拯救，或者至少试行证实我对信教誓言所抱的热忱和坚定的态度。

    这就是我初到洛桑时的情况。可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将近五年的岁月，生活是愉快的，也很有好处。其后我又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来此重访。最后我还选定这地方作为消磨晚年的最合意的退隐之地。

    不过对青年人特别幸运的是，很少有极不愉快的事物和事故留下深刻的或者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忘记过去，喜爱现在，预想将来。我在十六岁这个易变的年龄，很快就学会忍受、而且逐渐适应了专横态度的一些新的方式。我在处境中所遇到的那些实际困难，随着时间逐渐远去了。假使我是按照我父亲的财力和慷慨作风所能办到的，用较为光彩的方式遣送到国外的话，那么在我回国时，大概也可以带回像我们英国人通常从大陆输入的那样一份语言和科学知识吧。可是由于我是一名流放者和囚犯，他们的榜样竟将我导入喝酒、玩乐、漫游的不正常活动。不过我马上感觉到我不可能按照同等条件跟他们交往，于是我在第一批朋友离去之后，对后来者就采取了一种冷静而有礼貌的通信关系。这样避开同英国朋友在一起，很有一些极为切实的益处。

    在沃州地区，使用法语没有像法国大部分边远省份那样不正确。在帕维雅先生家里，生活需要迫使我听法语，讲法语。要是我在初来时曾因学习显著缓慢而丧气，那么几个月后，我就由于进步迅速而吃惊了。我用不断重复同一语音的方法练好读音；我尽力记住各种各样的单词和习语、语法规则以及词性区别。通过练习，获得从容与流利；通过苦功，获得正确与雅致。因此到我被召回英国之前，我已能自然地用法语进行思维，对于听、讲、写法语，都比英语更熟悉了。

    这个基础知识所生的效果，首先是复活了我对读书的爱好，因为这个爱好在牛津时已经冷却了。不久我几乎翻遍了我的教师家藏书室内的全部法文书，不作认真的选择。即使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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