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为渴求进步而奋力学习

    在我留居洛桑的最后三年里，可以说我是认真踏实求学而取得成绩的；不过我总想特别认定一七五五年的后八个月是我异常用功和飞速进步的一段时间。

    我采取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练习法文与拉丁文的互译。由于我自己的成功，我愿意介绍这个方法供学习外文的人仿效。我选了某些古典作家，如西塞罗和韦尔托，(1)其文笔的纯净与优美，是最为世人所赞赏的。比方说，我拿西塞罗一封信译成法文，译后将它放在一旁，等到我把原文的词句全都忘记了，再将我的法文译本尽我所能译成拉丁文。于是拿我的蹩脚译文同这位罗马演说家的平易、文雅、恰当的句子逐句对照。我也取韦尔托《罗马共和国变革史》的几页作了同样的试验。我将这几页的法文译成拉丁文，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返译成我自己的法文，再拿译本与原文细细比观其同异。我逐渐地减少羞愧，逐渐地对自己增添满意。我坚持这种来回翻译的练习，写满好几本练习簿，直到我懂得了两种语言的用法特点，并且掌握了至少一种正格的文体。在进行这种有效的写作练习的同时，以及练习之后，我又以耽读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获得更大的悦乐。

    精读罗马古典作品，对我既是练习又是报偿。米德尔顿博士的《西塞罗传》，当时我是超过它的真实价值而欣赏它的，此书自然地引导我去阅读西塞罗的著作。西塞罗文集最完美的版本，一是奥利弗编的，可以装饰有钱人家的书架；二是欧内斯蒂编的，应当放置在博学之士的书桌上，这些本子我都无力买到。为阅读常见的西塞罗的书信，我用的是罗斯主教的英文注释本。我所用的全集本子，是韦尔布格斯所编的对开本两大卷，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不分轩轾地选录有各家的注释。我勤奋、愉快地阅读了全部书信，全部演说文章，以及关于修辞学和哲学的最重要的论文。我一边阅读，一边赞赏昆体良的话，就是他说的，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从阅读这位罗马演说家所得的称心之处，判断自己长于什么。我欣赏了语言的优美，我呼吸到自由精神，我又从他的告诫与示范中感受到作为一个男子汉在公私两个方面的意义。从拉丁文读到的西塞罗，从希腊文读到的色诺芬，确实是我首先要向文科学生推荐的两位古代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在风格上和情操上的优点，还因为他们有许多高明的教训可以应用于公私生活上几乎任何一种处境。西塞罗的《书简集》特别可以作为各种书信体裁的范本，从随意吐露柔情和友谊到慎重宣说合理而庄严的愤恨。

    在读毕这位集辩才与理智于一身的伟大作家之后，我订了个较广泛的再次学习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计划，分为四大项目：（1）历史家，（2）诗人，（3）演说家，（4）哲学家，以年代先后为序，上起普拉图斯和萨拉斯特(2)的时代，下讫罗马语言和帝国的衰落。我在留居洛桑的最后二十七个月（一七五六年一月至一七五八年四月）中，差不多将这个计划执行完成了。此番重新学习，尽管进行快速，却也没有草率或浮浅的弊病。我耽迷于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细读德伦斯、维吉尔、贺拉斯、塔西佗等人的著作，用心吸取最投合于我自身的思想和精神。我从不放过一段难懂的或舛错的文字，一定要从可能获得解释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虽然时常失望，但我总是查到了最渊博或最有才能的注释者的。在热烈的探索活动中，我从广大范围上接触到了历史性的和批评性的学问。我对每一本书所作的摘记，都是用法文写的。我的阅读心得往往按照各别的内容写成若干短篇论文。现在我还可以不带一点愧色地读到我的一篇用八页对开纸写的关于维吉尔《农事诗集》第四卷的八行诗句（287——294行）的评论文章。

    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以同样的热情参加这个读书活动，不过没有同样的毅力。这位先生的名字，以后还将时常提到。我对他，每逢有一种思想，写一篇文章，都是立即就告诉他的；我和他，对我们共同研究的题目，一起享受了自由谈论的好处。

    可是一个天生好奇心极强的人，不大可能在长时间接触拉丁文古典作家的情况下，不想了解他们奉为典范、十分热烈地主张加以研究和模仿的那些富有创造才能的希腊作家。

    到这时候，我才懊悔早年因为疾病或懒散，或随意读书而浪费了光阴；我才认为过去老师们所用的方法不适当，他们最初教授母语的时候，是可以很顺当、很清楚地讲到某一个派生词的来源及其变化过程的。我在十九岁时决意弥补这个缺陷，而帕维雅先生教我希腊文字母、文法以及按照法语声调的读音，正好为我铺平了入门的道路。根据我的恳切要求，我们毅然开始阅读《伊利亚特》。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荷马的真实形象，因为我早就从英译本中崇拜他了，尽管我所见的形象不大清楚，而且是透过一副眼镜看到的。到了老师让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我读通了大约半本《伊利亚特》。以后我又独自解通了色诺芬和希罗多德的很大一部分著作。可是，由于缺乏帮助和竞争，我的热情渐渐冷了下来，于是我就丢开了查词典的枯燥工作，重又自由而亲切地跟维吉尔和塔西佗进行接触。不过在我留居洛桑期间，我对希腊文已经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能从事希腊文学的研究了。

    我父亲根据他认为数学这种抽象性学科很有用处的盲目想法，一直希望我，甚至迫使我，分出一部分时间认真学习数学，我也不能拒不接受这样一个极为合理的愿望。有两个冬天，我往特雷托伦先生家里上数学课。他给我讲了代数和几何的初步知识，讲到了教科书上的圆锥曲线。他对我的勤奋和进步似乎感到满意。

    可是由于我在儿童时代喜欢数字和计算的倾向这时完全消失了，所以我只满足于被动地听取我那老师的讲课，而没有主动地运用我自己的智力。一经懂得那些原理，我就永远放弃了对数学的探索。如今我也并不后悔我在自己的心灵尚未被严格求证的习惯硬化之前，停止了严重损害那些感受道德事例的细致感情的学习，因为这类感情，不管怎么说，都是必然决定我们一生的行动与主张的。

    我怀着较大的兴味听取学习自然法则和各国概况的建议，那是在洛桑高等学校由一位略有一点学问和名望的教授维卡先生所教的课。然而我没有前往听他的公开或不公开的讲授，而是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阅读他的老师们的著作，自己进行琢磨。我毫不厌烦地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3)的著作中研究人的义务，公民的权利，公道正义的学说（可惜只是学说！），以及有关和平与战争的法律，这种种对于现代欧洲的实际生活是发生了若干影响的。他们两位著作的注释者巴贝拉，以其高明的见识减少了我的查考之劳。洛克的《政府论》教与我辉格党政治原则的知识，这些原则是以理智而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不过我喜欢不时阅读孟德斯鸠的文章，他那雄健的笔力和大胆的假设，具有巨大的力量，足以唤醒并激起时代精神。德克鲁扎的理论已为我研究他的老师洛克和他的敌手培尔做了准备。对于一个青年学者的好奇心理来说，洛克可以用作马鞍，培尔可以用作靴刺。按照他们两人有关著作的性质，以及两人的信从者的立论与反驳，我细心地通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又随时查阅了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中那些最有关系的篇章。

    在我的理智发展的孩提时期，我阅读了洛克的那本最严肃最重要的《政府论》。到了我的成熟时期，极微小的写作成就也可以激起我的兴趣或评判，我不止一次被一本小说引入一系列深刻而有益的思考。可是我不能不特别提及三本书，因为它们可能间接地影响到我之成为罗马帝国历史的写作者。

    （1）从帕斯卡(4)的《致外省人书》，我学会了用严肃而又稳健的反话作武器，即使在论及宗教庄严性的题目上也用到它。这本书我几乎每年都读一遍，每读一遍都得到新的乐趣。

    （2）布勒特里修道院院长的《尤里安传记》最先使我了解尤里安(5)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我高兴地重新发现我那关于阻止重建耶路撒冷神庙的奇迹是否真实的第一篇文章的价值。

    （3）从贾恩诺尼(6)的《那不勒斯世俗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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