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禅与儒教

    也许看上去有点相矛盾或者是具有讽刺意味，实际上拒绝一切学问和文字重组的禅宗，在日本是鼓励儒教研究的，而且成了推动印刷术发展的动因。因为禅僧们不仅印刷佛教书籍，他们也印刷儒教和神道文学类的书籍。通常认为，镰仓时代（1185——1338）和室町时代（1338——1568）是日本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但事实未必如此。就在这个时代，禅僧们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日本，为日后的同化开辟了道路。而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独特的日本文化，在这个时期正处于孵化的过程中。例如，俳句、能乐、戏剧、造园、插花、茶道等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在此，我想对受禅僧影响的日本儒教的发展情况作一点介绍。当然，在这之前，首先需要简单地讲一讲中国的宋学。

    从政治上来讲，宋朝（960——1279）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多劫难的时代。“中央帝国”屡受北方侵扰，后来被迫渡过淮河迁移到淮河以南，最终，于1126年不得不屈从于北方民族的统治。这预示着北宋（960——1126）的灭亡。宋高宗继承皇位，迁都长江以南的临安，建立南宋（1127）。而南宋又于1279年遭到蒙古人的侵略而灭亡，元的势力遍布整个中国。但在思想和一般文化领域中，南北宋尤其是南宋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其中就包括了诗人、艺术家、儒教哲学家、佛教思想家及禅师。

    哲学在南方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在汉代及其后续王朝期间曾遭受禁锢，并或多或少受到强势的印度思想压制的中国本土思想的冲动，在这个时代尽管处于夷狄政治势力的压迫下，却爆发般地呈现了出来。正确地讲，那应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兴起，不仅是原来中国固有的思想，包括所有外来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倾向都得到了融合，并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登上了殿堂。宋学可谓是中国思想的精华。

    给予中国思想如此成果卓著的刺激的强有力因素之一，就是禅宗思想。禅，总是不断地给予刺激并让思想火花迸发出来，因为禅宗无视思想上的上层建筑，而直奔事实的根源。当儒教转向单纯的仪礼学、世俗的道德实践和各派注释者的文本批判时，可以说它已经处于崩溃和最后灭亡的边缘，已经不再是创造性的思想源泉了。这时，就需要一股新的力量将它唤醒。而另一方面，与儒教相对立的道教，由于一直深深地埋藏于世俗、迷信的框架之下，故缺乏为儒教输入新鲜血液的活力。如果禅宗在唐代没有能够触及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那么宋代人也许就不会对自己的哲学燃起新的兴趣，并对其加以改革和发扬光大。几乎所有的宋代思想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隐身于禅林。无论他们是否从寺院中获得了顿悟，他们都必须重新审视在自己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己的哲学。宋学便是他们精神冒险的成果，在对佛教和佛教徒的思索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们也畅饮了以禅这种更容易消化的形式奉献给大家的印度之泉。

    另一方面，禅僧也同样是儒教的学徒。作为中国人，他们也只能这样。儒学家与禅师的唯一区别就是，儒教徒是将自己国家的思想体系作为其哲学基础，而禅僧是固守佛教体系却采用儒教的语言。事实上，禅僧经常使用儒教语言来表达自身经验。两种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着重点的不同。禅僧对各种儒教原著作了印度式的注解，这多少带了点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们也不反对以儒教的观念对自己的佛典施加注释。

    他们来到日本时，将禅学和儒教这两种学问都带了过来。同样，飘洋过海到中国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人们，在自己回国的行囊中也都装满了禅书及儒教、道教方面的书籍。他们在中国时，师从禅儒兼修的师匠门下，不仅学习了禅，还学习了大量的儒教知识。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国有许多禅儒兼修的师匠。

    关于中国的禅与儒教、禅与道教的相互关系，我不想深入细述。我想讲的只是，禅宗其实是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的一种中国式响应，因此，就好像它发展于唐代而兴盛于宋代一样，禅宗只不过是中国人思想倾向的反映。也就是说，禅宗脱离了印度思想的形式，极富实践性和伦理性。从这一点来讲，禅宗带有儒教色彩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但在禅宗史的初期，其哲学是印度式的，即佛教性质的。因为在儒教的传统教义中并无与此相当的内容，不知后来的儒学家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将这一要素体现在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换言之，禅宗从儒教中获得了实践性；而儒教通过禅宗教义（虽然从某一点来讲是间接的）吸收了印度式的抽象思维习惯，其结果是，禅宗成功地为孔子一派的教义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为此，宋代哲学家们极力强调四书在儒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对在四书中发现的思想主张，他们精心加工，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自然为禅和儒教之间的和解开辟了道路。

    这样一来，禅僧自然成为佛教徒之外的儒教的宣传者。严格意义上讲，禅宗没有自己的哲学。其教义将焦点置于直觉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知识性内容可以由其他思想体系提供，而未必局限于佛教哲学。对于某个解释，如果禅师们觉得那样更方便，也许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不必固守传统的解释。禅宗教徒有时是儒教教徒，有时是道教教徒，甚至有时还是神道教教徒；禅的经验也可以通过西方哲学来解释。

    在14和15世纪，京都的五山不仅是禅宗书籍，还是儒教书籍的发行所。有些早期的儒、佛书籍，包括13世纪的，至今还能找到，它们是获得极高评价的东方木活字印刷品之一。

    禅僧们不仅编修、印刷儒教和佛教原典，还编撰普及版，供那些为了提高知识和文化修养而聚集到寺院的人们使用。“寺子屋”这一词就是这样流行开来的。寺子屋体制是封建时代唯一的大众教育机构，直到后来1868年的明治维新，才被现代教育体制所代替。

    禅僧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日本中央地区，地方大名们还聘请他们负责家臣们的教育。他们是儒佛兼修之人，其中萨摩藩（九州西南部地区）的禅僧桂庵（1427——1508）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他的专业是根据朱子的注释解说四书。当然，由于是禅僧，他也不忘将禅宗与儒教结合起来，极力主张禅宗教义。思想研究是桂庵修炼的指导精神。他还对学徒们讲解了以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伦理布令为内容的五经之一的《春秋》，给萨摩藩留下了深远的精神影响。在远道而来求学的弟子中，岛津日新斋闻名遐迩。虽然桂庵并没有亲自教导过他，但他的母亲和他的老师们与桂庵私交甚密，整个家族都非常尊敬和崇拜这个有学问的僧人。日新斋出生于岛津家族，其长子后来继承了本家，统一了位于日本西南部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州。日新斋的道德影响通过其儿子在其统治下的封建领土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明治维新之前，日新斋作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直深受藩民们的尊敬。

    五山的禅师中，梦窗国师、玄慧（1269——1350）、虎关师炼（1278——1346）、中严圆月（1300——1375）、义堂周信（1321——1388）以及其他禅师们都是按照禅宗精神推动了儒教的研究。皇室和将军们也都效仿这些禅师，他们热忱地参习禅宗，同时也参加儒学讲座。花园天皇（1308——1317在位）将其行宫（洛西花园）赐予关山国师（1277——1360），而关山国师就是洛西花园妙心寺的开山鼻祖，妙心寺是京都西部临济宗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天皇认真学习宋学并热心参禅，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越了浅薄涉猎的境界。他留给皇储的遗训非常有名，是一部体现了天皇聪明才智的文献。身着僧衣，端然结跏趺坐的天皇雕像，现在还依然保存在他在世时经常冥想静坐的妙心寺的一间居室内。天皇的《御日记》是一部重要的史料。

    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在江户时代即17世纪初期，儒学家们像僧侣一样剃发是常见的。从这一事实当然可以推测到，在僧侣尤其是禅僧们中间，儒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断，即使当这种研究在知识分子中间独立进行的时候，其传授者也只是遵循了旧习而已。

    与此相关联，我想对镰仓、室町时代禅在国民精神涵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作一点补充。从理论上讲，禅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联。只要是宗教，其使命都含有普遍性，其适用范围未必限于国民性方面。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受到了偶发事件和特殊化的影响。禅刚开始传入日本时，就与深受儒教和爱国精神影响的人们相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带有了那些色彩。也就是说，在日本，禅并不是以一种脱离一切事件影响的纯粹的形式为人们所接受的。非但如此，日本的参禅者欣喜地接受了一切与禅相伴随的东西，只是后来，附属于禅的偶发性内容脱离了本体而独立出来了。而且，两者原本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看上去变为敌对关系。虽然日本思想史中的这种过程不属于本书所涉及的范畴，但我想指出的是，若尝试追寻其足迹的话，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思想运动。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谈及的那样，中国民族的哲学智慧，到主要兴盛于南宋的朱学时达到了巅峰。朱子（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按照中国国民本来的心理倾向线条，创建了中国思想体系。虽然在他之前，他的国人中也有超越他的伟大哲学家，但其思想与自己国家本来的思想倾向有点相反，是按照印度人的思想方向而行动的。因为这些原因，这种哲学没有像南宋哲学那样直接给国民带来影响。但是，若没有这些佛教徒先驱者，那么南宋哲学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理学”是如何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禅宗对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特殊影响。

    中国思想有两种潮流，一是儒教，一是纯粹的道教（即不为民众信仰和迷信所影响的道教）。儒教代表了中国人心理的实践主义和积极主义，而道教象征着神秘主义和思索倾向。起初，佛教在东汉时代（公元64年）传入中国时，被发现与老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在最初，佛教在中国思想界并不怎么活跃，而是在原典的汉译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中国人也不是很清楚如何将佛教融入到自己国家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中去。但通过翻译的佛教经典，他们一定明白了佛教哲学的深远广大这一事实。自公元2世纪《道行般若经》的汉译本问世后，深受感触的思想家们对其进行了极其认真的研究。虽然他们还不能明确掌握“空”的观念，但已经知道它与老子的“无”的观念多少有些相近。

    六朝时代（386——587），道教研究兴盛，甚至连儒教原典也以道教的观点来解释，在这期间，鸠摩罗什于401年从西域来到中国，并翻译了许多大乘佛教经典。他不仅是伟大的翻译家，同时也是伟大的独创性思想家，为人们对大乘佛教的理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中国，他的弟子们以最为适合民族心理的方法，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发展他们的思想。三论派就是由吉藏（嘉祥大师，549——623）在中国确立的，而吉藏的哲学则是以龙树的教义为基础的。这是在孔子和老子的国度里首次获得势力的伟大思想体系。可以说，这一学派的创造者还处于印度思想的影响之下。吉藏的思想与印度思想相同，所以他未必以中国的方式来思考。他是中国的佛教徒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也是佛教学家。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是从佛教徒的角度来思考的，而不是作为中国人。也就是说，在他的思想里，还有与之紧密相连的印度思想的存在，还没有完全地中国化。

    继承三论派的是隋唐两朝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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