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与经史之学

《论语》作注，殆是探骊得珠妙手。然《论语》精妙非可骤见，故朱子教学者由《论语》而下求之；于是有曾参氏之《大学》、子思氏之《中庸》、孟轲氏之《孟子》，合《论语》而定为《四书》；以为由是而寻之，庶乎可以窥见《论语》之真趣。故朱子之《四书》，自两汉学者目光论之，实“儒学”，非“经学”。然儒学之在汉代，则殆非所重。而自晦翁以来七八百载之遥，学者递有探索，又知《大学》非曾参作，《中庸》非子思作。其所创获，若既超越于晦翁之上。而晦翁之意，则若谓学孔子者，当学之于孔子之后学，不当学之于孔子之前贤；学术所重，当重于孔子所创之儒学，而不当仍重于孔子所从学之经籍；则遥遥千古，仍少解人。故若以两汉所治为“经学”，则宋人所求，实为“儒学”。而其间分别，必至朱子而后定。故欲尊孔子，必通朱学。朱子之学，盖不寻之于《六经》，而直寻之于孔氏。此朱子一特识也。其寻之于孔氏者，不仅寻之于孔子之当身，而遍寻之于孔子之后学与继起。此又朱子一特识也。故朱子于《四书》之后，又特提西汉 董氏、隋之王通氏、唐之韩氏，而下及于宋代濂溪 伊 洛诸贤。此犹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之遗意。由是论之，朱子之学之最要精神，仍亦一种“史学”。朱子盖亦一种由史以通经之学。

    论儒学之精神，必知孔子之所谓“好古敏求”，不自我而作古。何以谓之自我作古？如治墨学，必推极于墨子。于墨子以前，虽若犹有所尊，则曰大禹，然大禹之所以为大，则既荒远而难稽；治墨学者又必上推之于天志，天志则更渺茫而无著。如治庄 老道学，必推极于庄 老。庄 老而上，则别无可尊矣。曰黄帝，曰神农，伏羲，其为荒远也益甚。曰自然，则已非人文社会以内事。治纵横则祖苏、张，治法术则祖管、商、申、韩，治名辨则祖惠施、公孙龙。此数子者，皆可谓之自我作古。“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真理既在我，则何妨由我而作始哉？独孔子之为学则不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自述所得，乃得之于前人，而非得之于本己。故学古学者必治史，必不自我而作始。亦不当以孔子为限断。故朱子虽推尊《四书》，而《四书》之上，仍不能不有《五经》。而朱子之于《五经》，其见解又独为超越。

    朱子曾自注《易》矣，而曰：“《易》为卜筮之书。”朱子曾自注《诗》矣，然于《诗》之《风》则曰“此男女淫奔之诗也。”朱子于《诗》《易》，自许能推翻前人窠臼，直探《诗》《易》之本真。其于《书》，朱子曾疑《古文》，又知《尚书》特史之一种，其间多天文、地理、算数、名物，当询之于史学专家，故委其弟子蔡沈氏为之注，盖未亲自致力。其于《春秋》，盖谓孔子作《春秋》，乃孔子当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史实。学孔子者，亦当各自注意于其本身当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始有当于孔子作《春秋》之遗意。故欲就温公《通鉴》创为《纲目》，即此以为《春秋》矣。昔司马迁学于董仲舒，得《春秋》微旨而作《史记》。后世通其意者殆为朱子。温公则直接《左传》而成《通鉴》。温公之用心，重史不重经。故朱子必欲就《通鉴》而作《纲目》者，其微旨正在此。其于礼乐，则谓礼乐当随世而变，不得位则无可制礼而作乐；故仅写为《家礼》，曰以传其子孙。故朱子于《五经》，其见解之通达透辟，上较荆公，已超出甚远。元 明以来，遂一尊朱子，即以朱子之《四书》《五经》悬为制举之功令，而尽舍荆公，不复采其所谓《三经新义》者，是亦不得谓后世人无别择也。

    孔子又有言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然则吾侪逆推朱子当时之意，岂不亦曰：我欲了解孔子，与其了解之于孔子以前之古经籍，尤不如了解之于孔子以后治孔子学者之思想递变之史迹之为更有据、更可凭，为更深切而著明乎？则朱子之学，岂不亦可谓其重视“史学”尤甚于重视“经学”乎？曰：是则又不然。朱子之于当时，则既盛推洛学，而轻视温公。其于荆公，犹多推挹之辞，独于苏氏 蜀学更多鄙斥。即在其交游朋友间，亦极推南轩，而深戒东莱，谓其“以史学授后进，乃将教坏了后学之心术”。则朱子之学，若又明明重“经”不重“史”。陈龙川与朱子往复辨难，更可以征“史学”与“经学”之分际所在。盖史偏于事，经偏于理。在朱子之意，吾侪之所欲了解于孔子者，在求能了解孔子所明之理。在孔子则就其当时之事而见理，在吾侪则贵能各就吾侪当身所遇之事以求理。故朱子继伊川而言“格物穷理”。在伊川、朱子当时之所争，盖尤用力于争儒、释之疆界。儒、释所争在理不在事，故必能深造于格物穷理之学，乃能挽回魏 晋以来佛学之嚣张，而重返之于孔子之真。然格物穷理，实非初学急切所能冀。在朱子之意，若谓吾侪今日所求之理，其大体仍将不背于孔子当时所明之理。何者？此人文社会之整体，既未有所大不同于孔子与今日之间，则孔子当时所发明于此人文社会之理，岂不将仍通于今日？我侪之所务，既在就人文社会之整体而研寻其事事之理，则格物穷理固不妨与读书明理兼途而并进。故宋儒之学，至于程 朱，就实正名，当曰“理学”。理学者，因其主于就人文社会而求其事事之理。宋儒乃因于重视寻求人文社会事事之理而尊孔，非即奉孔子以为人文社会一切事理之准则。故于读书明理之外，尤主格物穷理。惟孔子以来，儒家之学，固无不重视于寻求人文社会事事之理者；而此所谓理，虽因社会之变而有其变，亦因社会之同而有其同；故程 朱虽主格物穷理，亦无害于其又主读书明理之相辅而为学。惟专就读书言，则程 朱之意尤重视夫《四书》。程 朱之于《四书》，盖不啻两汉诸儒之于《六经》。故纵谓《四书》乃宋儒程 朱一派所尊奉之新经典，亦无不可。然则孔子尊《六经》，而程 朱尊《四书》，谓其貌离而神合，亦无所不可矣。

    七

    然即由此而复启宋儒之争点，是为陆 王与程 朱之争，亦即后人所谓“心学”与“理学”之争。宋儒之学，既重在求明夫人文之理，既重在沿孔子之成规而求明夫此人文之理，则试问孔子之所明于此人文之理者，今又当于何而求之？曰：孔子则求之历古之仁圣贤人，求之历古仁圣贤人之言论与行事，就其言论行事而得其用心之所在，而有以深见夫彼历古之仁圣贤人者，其用心乃有其条贯，有其大同。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无亦曰即贯之于我之此“心”之与历古仁圣贤人之“心”之大同，而成其为条贯者。此在孔子则谓之“仁”，曾子则谓之“忠恕”，孟子则谓之人心之“敬”与“爱”，谓之人性之“善”，而人文社会种种之理则胥由此而出。然而今人之心则犹古人之心。愚夫愚妇之心，则犹古之仁圣贤人之心。故陆 王乃主反身求之，即心即理。于是“《六经》皆我注脚”，是不啻谓“经学”即“心学”矣。

    孔子之学，本主“好古敏求”，固未尝谓反身而求之于吾心而即得。然孔子言仁，言一贯，其所得者固不出于吾心。曾参、孟轲乃由此而畅发之。则陆 王固不可谓其无当于曾参、孟轲之所传。曾子之言“忠恕”，孟子之言“敬爱”，岂不犹如象山之言“吾心”，阳明之言“良知”乎？然而阳明又言“《六经》皆史”者则何居？岂不为历史不外乎人事，而人事全本于人心？无此心即不复有此事。故治“史学”当以“心学”为主。人心之积而为史心。无所见于人心，而谓有所见于史心，天下无此理。无所见于史心而治史，则史者一堆堆之事变，亦曰陈人之陈迹而止耳。故陆 王之心学，必主于人事与世变。象山重笃实践履，阳明重事上磨炼，此皆偏重于人事与世变，其实则犹之伊川、晦翁之格物而穷理。惟陆 王之意，格物穷理乃其末，反求之人心者乃其本。必先有见于此心，而后可以运此心以格物而穷理。如是则陆 王之所侧重，虽在于人事与世变，而不主远求之于往古；乃主反身切己，即求之于当前本身之所遇。如是则孔子以前之《六经》，乃更非陆 王之所重。故阳明曰“《六经》皆史”，其意亦不啻谓：《六经》之所载，亦皆古人之所得于其当身之人事与世变之学耳。

    然而孔子固未尝谓人事世变之理，一一可以即求之吾心而遽得。惟孔子既言“一以贯之”，而贯之者实惟人心之“仁”与“忠恕”与“敬爱”。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孟子亦言之：学者必由博而返约，约则必归于吾心。陆 王单刀直入，即以“心学”为宗主，此不得不谓陆 王之有所见于孔学之精微；然而终亦不得不谓陆、王之有所失于孔学之博大。然陆、王之言“吾心”与“良知”，要之皆近于孔子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之教。而终亦不可谓之为孔学之本真。于是复有晚明诸儒起而矫其偏，救其弊。而晚明诸儒之所得，则若于“史学”为尤近。

    八

    言晚明诸儒，则必以顾亭林氏为之巨擘焉。亭林之言曰：“经学即理学也。”然隶亭林于“经学”，终不如谓是“史学”之尤允。梨洲、船山皆史学湛深。史学固必博稽之于远古而穷其源，然史学亦终必切证之于当世而见其实。而其时则适满清入主，文网之严，使学者不敢昌言近代当身事以贾祸。故晚明史学终不昌，其末流则曲折以汇于乾 嘉之考证。考证则仅史学之一端。训诂、校勘，皆考证所有事。以训诂、校勘、考证为经学，极其所止，则郑玄氏而止，许慎氏而止，终不出于东汉诸儒之樊篱。然而其所以为考订之方法则甚精甚密。乾 嘉之学，盖以治史之术治经。故所谓乾 嘉经学者，就实言之，诚亦“史学”也。惟仅为一种狭义之史学，而且为狭义史学中之微端与末节，而无当于史学之大义。其在当时之所自诩，则曰“实事而求是”。不知古书乃前人之糟粕，既不得谓之为“实事”；求古书之真是，亦非即求人生社会事理之真是。训诂、校勘、考据，可以治古书；而非所以治人生，明事理。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然乾 嘉学术之偏陷，亦诚出于不得已。道 咸以降，清室文网既弛，学者遂复从东汉 许、郑返寻而上，溯及西汉，而有意于董子与公羊。此即求为一种通经致用之学，其意已非训诂、考订而止矣。然董子、公羊之于西汉，虽不失为通经致用；而用之于西汉者，未必即能用之于晚清。在西汉人之所谓“通”，亦非即是晚清人之所欲通。通于西汉，大可不通于后世。所谓“通经致用”者，贵在于本诸当身近世而求其通；而晚清学人，则仍不免本之西汉之所通以为通。于是龚、魏以下，迄于康有为之徒，乃自成其为一种非经非史、非汉非宋之学，无当于事理，无当于人心，而徒自揭橥之曰：“此经学也，此孔子之真传也”。是乃晚清末流之学病。然若不察于此，即以晚清之学病病经学，即以晚清之学病病孔子，则又别自成为又一种不通之见矣。

    九

    当乾 嘉之时，经学方盛，亦有重倡“《六经》皆史”之说者，是曰章学诚。章氏之意，本在针砭当时嫥经媚经之学病，而真有冀夫实事而求是。章氏自述学统，由梨洲上溯阳明，盖有得于期由“史学”而通“心学”者。章氏论学，力求不持门户偏见，其论学派，自承为浙东之薪传，而亦不菲薄浙西之所长。故亦盛推顾亭林之博古通经，而谓乾 嘉经学，则仅得亭林之绪余，而已昧失亭林之本原。章氏自谓不失为持平之见。故谓：“朱 陆之异同，乃千古不可无之异同。”就其所分析，朱子盖由“经学”而上进于“理学”，陆 王则由“心学”而下逮于“史学”也。

    清末广东有朱次琦，颇有意会通汉、宋。浙人朱一新，亦明夫经学、史学之分合流变。南海 康氏既师事次琦，又获交于一新，其初讲学番禺 万木草堂，为梁启超、陈千秋开示治学新轨，独标“心学”“史学”为学术两大涂辙。若循此以为学，庶亦可以上承阳明，下通实斋，尚无背于“经学即史学”之宗旨。而南海信道不笃，持守不坚，误信蜀人廖平氏之荒言，剿袭其说而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此两书者，非研经，乃辨史。显已由经学而转为史学矣。此亦途穷思变，为大势之所趋。而惜乎康氏不自知，犹守经学之门户，犹旁汉人家法之藩篱。于是以主观之成见，而貌袭考订之矩矱。其所主张，无一而是。而于是其所谓“孔学”者非孔学，所谓“经学”者非经学，所谓“史学”者亦非史学，而“理学”“心学”皆置不问。狂流所趋，至于挽近世之学绝道丧。罪魁祸首，康氏实不得辞其咎。

    康氏顾独大声疾呼曰“我尊孔”，曰“我欲复兴孔教”，而复傲然以当代之“新孔子”自居。盖康氏之学，其用心固亦欲上溯之于孔子与《六经》，而近通之于近代与当世。惜乎其志大而才疏，其深中痼疾之症结，乃在于急功近利，一切惟以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为迫不及待之仓皇，而不复深求之于古人之真相，抑亦不复求之于古人之真得；遂欲凭借《六经》以为一己号召之注脚。迹近于陆 王而实不能为真陆 王，貌似于乾 嘉而又心不屑为真乾 嘉；极其所能至，仍不出荀卿之“隆礼乐而杀《诗》《书》”之意见。然固远不足以仰望荀氏之项背。而康氏以来，乃竟未有能纠正康氏之失者。

    民初“新文化运动”以还，学术界遂有疑古之新趋。其渊源所自，实出康氏。而“打倒孔家店”之呼号，亦不得谓非由于康氏尊孔创教之妄说有以相激相荡而使然。物极则必反，矫枉者过正。有所争，而所争者非学术。有所持，而所持者非实事。有所见，而其所见实昧吾心以为见。学术之变而为意气，为流俗；学术之积敝，其害极于人心之丧亡而失真。此已非言辞之所能为力，所堪以挽此狂澜于既倒矣。

    一〇

    然而反观既往，孔子既为中国人传统所尊，《六经》亦为中国人传统所重。若天不丧中国，中国人犹有遗胤，再复得生长食息于此霄壤间，引而远之以极于无限，我固无所知；若就近以观，百年、二百年乃至于五百年之内，谓孔子遂可以亡失于中国之人心，《六经》亦可以弃绝于中国之学界，斯吾所未能信。苟稍有能平心以思之者，殆亦将莫之信。

    然仅就学弊而言，则西汉人之尊经，乃上侪孔子于天神；此决非孔子之真相。东汉人之尊经，乃斤斤于章句之与训解；此亦非孔门之教法。清代乾 嘉时人之尊经，经籍仅为其时所独擅之校勘、训诂、考订之学之材料，人人埋首于故纸堆中，惟字形、字音、字义之是求；此亦决非孔学之宗主。晚清 康、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盖经学至于是，已堕地且尽。康、廖之弊颇似于西汉，其意皆欲本世用，奴经术。惟西汉蒙其害，亦获其利，故犹能维持于数百年之久。东汉 马、郑之徒目击其敝，而无真知大力以为挽回；故仅不失为一经生，而犹获稍存经籍之真相，以期待于后世。乾 嘉诸儒则不得已而为之，其于古书有贡献，于经术无发明。论其得失，如是而止。

    今若有志于孔子之学，则洵非“经学”所能尽。然孔子固曰“好古敏求”，孔子既不自我而作古，学孔子者亦决不以蔑经为尊孔。有所谓“理学”焉，有所谓“心学”焉，虽与经学相通，亦非经学之所能范围。今人则积非成是，谈古色变。一若古之不绝，则今之必亡。古今成为水火，则不仅《六经》为古书，孔子为古人，乃至吾父、吾祖而上，已莫不为古人。昔孔子《论语》，“序列古之仁圣贤人”而“好古敏求”，以自成其所学。而若今人之意，则人之既古，斯必不仁不圣不贤，可以一概而弃绝。纵或为仁为圣为贤，亦当淡然而旁置。惟古乃为不祥之尤。而惜乎言之不可若是其几也。今人之自诩为新学者，就询其所学，则固无一而非古人之所遗。古今之间，又何从立此一限断？其实今人之所主为“古今”之辨者，夫亦曰“中外”之辨而已。学于外者，虽古而皆珍，又何尝惟古之是弃乎？故我知孔子之学，终亦必仍存于中国之人心也。

    惟孔子之道大，未可一端而窥。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爰敢就其所知，略陈孔门弟子以下，孟轲、荀卿之徒，下及近世，其有志于孔子之学而从事焉者，为之辨其流变，论其得失。是亦一种“史学”也。是亦孔子“论列古之仁圣贤人”之遗意也。敬以为孔子二千五百又二年之诞辰作纪念。知我罪我，是在读者。

    （原题《经学与史学》，一九五二年九月纪念孔诞作，载香港《民主评论》三卷二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