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与经史之学

    一

    治《论语》者，不仅可以知孔子之学，抑亦可以知孔子之所由学与其所为学。司马迁有言：“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详矣。”孔子亦自言之，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此即孔子之所由学与其所为学也。试观《论语》，自尧 舜以来，迄于吴泰伯、伯夷，下及子产、晏婴之伦，可不谓详乎？自孔子以前，学在贵族，古者谓之“王官之学”。孔子始以王官之学传播于社会，于是而有“百家之言”。“家言”与“官学”相对而称。家言者，一家之私言。以近世语述之，当称为平民学。刘歆谓“王官之学散而为百家”，此盖谓古代学术，乃由贵族学转而为平民学。换言之，古代学术，乃由贵族阶级下降而散播于平民社会。而孔子则掌握其转变之枢机。故论百家，必先及于儒，而儒学则创始于孔子。孔子乃“家言”之开山，亦即古代“王官之学”之传播人。

    《史记》谓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在孔子以前，已有“鲁春秋”，有“百国春秋”，故孔子之作《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孔子亦日“述而不作”。则孔子之前，先已有经籍，为孔子之所学。汉人称之曰“六艺”，又曰“六经”。然汉人之《六经》，其遂果为皆孔子以前之旧籍乎？自汉以后，已迭有知其非者。此姑勿深论。但谓孔子以前已有经籍，则断然无可疑。而后人又谓“《六经》皆史”。清儒章学诚备论其义，谓《六经》皆掌于古之史官，史官犹如后世之书吏；史官所掌，乃略类于后世衙门之档案。“《六经》皆史”，在章氏之意，谓《六经》即略有类于当时各衙门官方之档案耳。《六经》既为其时之衙门档案，故遂综之曰王官之学。惟孔子则研求此种档案而深思独见，有以发挥其所涵蕴之义理，宣扬其大道，自成一家之言。后世推尊孔子，乃推尊及其所研习，而崇其名曰“经”。故就实言之，则“经学”即“史学”也。明白言之，“史学”即“官学”也。则章氏之所谓“《六经》皆史”，乃指古代之官学言，其所指并不恰当于后世之所谓史。章氏《文史通义》特有《史释》一篇，阐明此意。彼所谓“《六经》皆史”者，其义专有所指，实不遽类于后世之所谓史籍之史也。

    然“《六经》皆史”，其语亦不始于章氏，盖上承明代王阳明之所言。而阳明之所谓“《六经》皆史”，则并不如章氏之严格。其义盖泛谓经学即史学。其所谓史，殆仅指古籍言，治古籍即犹之治史学矣。孔子之学，非宗教，故不上求之于天神。非科学，故不旁究之于万物。孔子之学，盖本原于人文社会之演进，专就人事而推寻其义理。虽非狭义之史学，然亦非狭义之官学。用今语述之，当称之为人文学，庶乎近是。孔子乃就古代典籍，就其历史演变，而推寻研求人文社会之一切义理之学。故曰“好古，敏以求之”。然孔子之注意于古典籍，仍复有其注意之特点。孔子固非仅务见闻之博，记诵之广，而惟古之求。孔子乃于古典籍中，就于历古之仁圣贤人，阐明其所言论，所作为，而求有以会通发见于人文社会之大道。故孔子之所为学，以今语述之，固不妨称之曰“史学”。惟孔子之史学，乃属广义之史学，乃泛指一种全体的人文学而言。故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固史籍也，惟此为孔子生平惟一之著作。孔子有志于此人文社会之整体，故曰“志在《春秋》”。其私人践履之所由始，则始于为子弟之事其父兄者，故曰“行在《孝经》”。

    二

    然孔子之道大，孔子欲其弟子知所以扼要统宗而求之，故其告子贡、曾子，皆曰：“吾道一以贯之。”子贡曰：“颜渊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因遂自谓不如。推子贡之意，乃欲就获闻于孔子之所言，而推类引伸，以及于更广大更泛博，而增益其所不知。此显为未得孔子“一贯”之旨者。而曾子则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后人遂谓曾子传孔子之《孝经》，未尝谓曾子传孔子之《春秋》，其语殆非无本。曾子之学传而为孟子。孟子之学，规模较曾子为博大。然孟子亦知就于一贯之旨，以上窥孔子之所学者。故孟子能发明“性善”之旨，而大有功于孔门。

    孟子之后有荀卿，其学非孟子而主“性恶”。孟子主性善，故偏言“仁”；荀子主性恶，故偏言“礼”。此皆有得于孔子之一偏。而荀子又有“法先王”“法后王”之辨。法先王必远溯之于上古，法后王则仅自限于当世。就人性论，苟能远以求之，就其永恒之流变与趋势之大归而观，则人性之终极向善，易于证见。若专就当前现实，就短时期之演变论之，则常易使人陷入于悲观，每仅见于人性之黑暗与人性之恶。此荀学之所由与孟异。故荀子之学，不免偏重于礼法，而忽略于教化。若就其大体论之，则孟子、荀子皆为“史学”。惟孟子直溯远古，而荀子则偏重近世。然荀子亦言之，曰：“知通统类。”又曰：“明百王之道贯。”岂不以治史学者必溯流而穷源，始有以明其统类，得其条贯？而荀子之教人，则偏重于“知今”，而较轻于“穷古”。孔子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此即孔子之法后王，此实为荀子之所承。孔子亦何尝不重当世？然孔子之学，则殊不尽于此而止。学孔子者，必知周公以前尚复有尧、舜、禹、汤、文、武，然后乃知孔子之学之所由来。荀子生当诸子竞鸣之际，忧其言无统类，各就所知所见以为言，而求有以建其宗主，而为之限断；故宗主之于孔子，亦限断之以孔子。在荀卿之意，若复由孔子而上溯，既如墨者之言大禹，庄 老之言黄帝，知不通于统类，则将泛滥而无所归宿。荀子乃急切以求，斩割以言。然而不能谓其不有流失于孔子之学统。

    然孟、荀皆儒家，要皆知就古以求，而其他诸家，则不复尽然。盖皆自我而作古。墨子较先出，尚亦知称道《诗》《书》，上法大禹。墨者后学则不复治史。兼爱之说，流衍而为名辨。引而上之，则复远本之于天志。其言颇近于西方之所谓“哲学”与“宗教”者，而于“史学”为无当。道家寓言无实，就尧 舜而上推之于黄帝，益荒唐玄远，其去史实益甚。道、墨而外，等诸自《郐》。或主管仲，或主晏婴。孟子曰：“子诚齐人也，则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更引而近之，主商鞅，主申不害。此亦一法后王，亦何尝不切己当身？此等人之于当时，如管、晏、申、商，其言论行事，亦何尝不见有一时之实效？何尝不足以为人所师法？然而“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百家之言，因其背于“史”而亦离于“经”，于是《诗》《书》古典籍，遂不为彼辈之所重。此又当时学术界一大分野。趋于极则终至于有韩非。韩非从学于荀卿，则知荀卿之即以后王为限断，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然其时则复有专就古籍以为直接孔学之真统者。鹪鹩已翔于辽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于是或治《诗》，或治《书》，或治《春秋》，或治《礼》《乐》。彼不知孔子之所学在是，而孔子之所得则不复在是。求古而自限于古，不复足以通之今；此荀子之所为欲“隆礼乐而杀《诗》《书》”者，亦有慨于此辈而然。此辈姓名不尽传于后世。虽其声名湮没，然其潜力之在当时，则亦研治学术史者所不当不知也。

    三

    秦之衰，汉之兴，当时之学术界，大略而言，其服务于政府者，知有法律而已。法律何自来？则沿袭之于秦。其号为深远莫测者，则高谈黄帝、老子。黄帝、老子何所语？曰：莫大于“无为”。无为而不可不为则奈何？曰“一仍旧贯”。若是，则仍守后王之法，仍知循秦人之旧而已。于是荀卿、韩非、老子，乃汇而为一流。其游食于诸侯王者，有文学，有纵横，有神仙。彼辈之所见闻，上之曰陆贾，下之曰蒯通；上下之所通，则曰安期生，曰海上仙人。彼辈莫不指天划地，睥睨于朝廷王国间，几幸天下之一旦有事，而置身于青云。否则夸宫室之壮丽，导男女之淫乐，耀药物之珍秘，竞辞赋之奢大，以图当前游食之骄逸。彼辈盖不得志于朝廷，因亦不安于秦旧，而上觊战国晚世之所有，心期诸王为燕昭，筑黄金台，而自居于郭隗死马之列。盖如是焉而止。故汉廷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实起意于“复古更化”。“更化”者，化此晚周亡秦之覆辙。“复古”者，复于三代 尧 舜之前轨。故《诗》《书》之在当时，见称曰“古文”。必上窥古文，始知历史渊源。必知历史渊源，始可以矫挽此晚周亡秦近世之颓波。则汉廷之宏奖经籍，实亦宏奖史学也。今试游心而思之，若果汉廷不宏奖《六艺》，一如秦廷之禁锢《诗》《书》，惟留黄、老、申、韩，下及枚乘、司马相如之徒之辞赋；则中国之古史，亦将何所凭借以复传于后世？故汉廷之“经学”，就其实而论之，即当时之“史学”，而董仲舒、司马迁为其选。

    董、马皆治《春秋》，皆史学也。董子之学，见之于汉廷之制度。马迁之学，则见之于国闻之整理。其均为史学甚显。其他诸儒，亦莫不曰“通经致用”。“通经”则溯诸古，“致用”则施之今。此不得谓其无当于孔学之一端。而流弊所趋，则有两歧。一曰“专经”，一曰“比附”。何以谓“专经”之弊？经学必称六籍。以近代观念绳之，若《易经》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史学，《诗经》属文学，《礼》《乐》属政治制度乃及社会风教，亦史学也。如是则支离破碎，无当于孔学之所求。孔子之所用心，则在人文社会之整体。必求于人文社会整体大道有所见，则必会通此诸端者而始有以见其全。故孔门所治，非哲学，非文学，非史学，非政治社会学。乃求会通此诸学，必上溯之上古，必下通之当代，直上直下，而发见夫人生之大道，以求实措之于当身。此“孔学”之所宗主也。若专经则割裂，知其一不复知其二。离于“史学”而言经，既非孔学之真旨；即复“闻一知二”乃至“闻一知十”，多学而识，终非一以贯之。此所谓专经之弊也。何以谓之“比附”之弊？上治古籍，有以窥见于历古仁圣贤人之用心而实措之于当世，斯为明体而达用。不此之务，而徒援据偏辞，张皇只义，强求会通，此乃平津侯之曲学阿世。其流弊所及，则有如京氏之《易》、齐之《诗》、公羊之《春秋》，莫不上尊孔子，侪之为神，而下伍儒生于巫觋。此之谓比附之弊。于是物极必反，乃有东汉 马、郑之所谓“古文经学”者起而代之。

    马、郑之学，其长在能有意于笃守经籍之本真。非通诸经则不足以通一经，故不专治。淡于用世，故不比附。虽怪诞未尽，而虚华已谢。其弊则忽忘于经籍之大用。王充氏已诽之在前矣，曰：“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使马、郑复立于孔门，亦极于为游、夏之徒而登峰超极矣。马、郑之“述而不作”，非复孔子之“述而不作”。其貌似，其神非。于是“经学”“史学”乃相离以为学。班固、蔡邕为一流，马融、郑玄为又一流。经、史之分，将如河、汉之不可复合，是则东汉儒者之鄙也。

    四

    魏 晋以下，南朝则史胜，北朝则经胜。史胜者，似文而实质，以其自沉溺于当世之事变，不能超越现代而游情于古昔。经胜者，似质而实文，以其上穷往古，可举以与当世现实相绳窍，而有以见当世之不尽是；有所想望参比，而求有以一变当身之卑近。于是有苏绰、王通之徒，而下启隋 唐之光昌。

    唐制袭于隋，隋袭于北周，此皆宇文泰、苏绰之绪余；而唐代诸贤，顾不尊苏绰而好揄扬及于河汾之王氏。此何故？曰：苏绰本于经而向下引致之于史，王通达于史而向上推致之于经。苏绰之所建树，尽于现实而止。而王通之所思虑言论者，则每每脱出于当代，寄情于玄古。经、史之末流，既一分而不可复合，则苏绰偏近史，王通偏近经。贞观一朝诸贤，讨论政教措施，不甘长自隐于周 隋之胁下，而必上承两汉，远迹三代；则政法规模，虽近袭之苏绰，而风教理据，必仍遵于王通。此亦唐人之卓识，所以成其为一代之宏制者，固非偶尔而然也。

    顾自魏 晋以来，佛学东播；当时之学术界，扩而论之，不仅经、史异涂，抑且理、事分席。贞观诸贤，伉直如魏徵，其于诤论所及，就当时之见解论之，亦极于就事论事而止。若必上窥邃理，穷探幽深，非如房玄龄，殆不堪当。故有唐一代，可以有“史学”，而不能有“经学”。可以有政事，而不能有教化。教化之与经学，当求之于浮屠，当求之于梵呗；而孔颖达之《五经正义》，遂终不为唐贤所重。唐人著作，如刘知几之《史通》，杜君卿之《通典》，其卓卓者，皆史学也。而经学大儒，则蔑焉无闻。而遂有昌黎 韩愈氏者出。

    昌黎之学，非经非史。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乃曰“所愿则在孟子”。必挽理而归于事，必崇事而会之理。其自道所学，则曰“好古之文，因以好古之道”。“道”则贯通古今，虽非经非史，而亦经亦史。经史之所会归，亦会归于“道”而止。经史之所本原，亦本原于“道”而止。然而此非韩愈氏一人之所能肩之而趋者。于是而下开宋儒。

    五

    宋儒之学，有偏于经者如王荆公，有偏于史者如司马温公。荆公、温公新旧之争，不仅争在政，亦争在其所学。荆公论政，必上追三代，偏于重理想。温公论政，则依循汉 唐近效，偏于重现实。现实与理想之分，即“史学”与“经学”之分。苏氏 蜀学近温公，程氏 洛学近荆公。蔡京擅权，其时则尊荆公，抑温公。南渡易辙，其时则尊洛学，抑新学。要而论之，有宋一代之学，经胜于史，是其大趋。故唐人科举考诗赋，而宋自荆公以下，易之以经义。此虽温公不能违，可以觇时代之向往焉。

    顾就本原论之，则“经学”实“史学”也。偏陷于近代，偏陷于现实，虽曰是史学之恒趋，实非史学之上乘。偏陷于古典，偏陷于旧籍，虽曰是经学之共向，亦非经学之真际。王安石自为《三经新义》，颁诸学宫，悬为功令。其所以必造新义者，夫亦曰：经学贵通今而致用。西汉之伏、董，东京之马、郑，其义已不足以会通之于宋世，则在宋而治经学，必赋以新义无疑。新义何自来？曰：新义虽仍一本于经，而亦缘起于世变。必不昧于世变，而又能会通之于旧统，有以见于古今百世之道贯者，而后经学之新义始立。然则经学之新义，岂不将仍求之于史学乎？荆公抱汇古宏今之大愿，而有志于勒成一家言，以一新经学之面目，固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而惜乎当时之趋势附时者，不能通荆公之所通，不能志荆公之所志，则本欲变学究为秀才，转变秀才为学究。此荆公及身之自叹，不徒可以见荆公之心事，亦以见治经而不能见其大，不能求其通，仍必自陷于汉人之专经比附与夫章句训释之旧阱，而莫能自拔也。

    顾荆公本身，亦自有其偏蔽。荆公创《三经新义》，实偏重于《周官》。求荆公之用心，极其所至，亦仍犹夫荀卿之“隆礼乐而杀《诗》《书》”。荆公亦仅知会通于古今之政制，而未能重定一世之事理。论荆公之学统，近之则不越欧阳永叔《本论》与《新唐书》诸志之所陈，远之亦仍沿北周 苏绰之遗辙。故荆公晚年，政治趣味既衰，卜居金陵，转依释氏以自娱。是荆公虽远希上古，其造诣亦殊未能卓绝唐贤，如房玄龄、裴度诸人之所养。其本原既非，而高论创制变法，宜不为温公、东坡诸贤所悦服。故循昌黎之所想望，其先必达于卢陵与临川；而继此益进，又必止夫伊川与考亭。此有宋一代学术趋向所必然应有之大势。自今论之，其轨辙盖甚显也。

    六

    盖政制仅事理之一端，而人文社会之事理，必通观之于人文社会之整体，乃始有以见其所以然。欲识人文社会之整体，固不能昧于古昔，专据现代；故治史者必上通之于经；而经学精神则仍必向于史而止。必待夫“史学”之穷本探源而乃始有所谓“经学”者，其意至于晦庵 朱子而始定。朱子平生努力，重于“述”，不重于“作”。而其述古之尤大者，则在其《四书集注》。自今论之，朱子之《四书集注》，即犹王荆公之《三经新义》，皆不过求为经学下新注耳。唯汉儒治经，侧重于孔子之所由学、所为学，而未能真窥见于孔子之学之所得。若论孔子之学之所得，则既大备于《论语》。而《论语》之在两汉，仅为治经籍者幼学之阶梯。是汉儒治学，实乃由孔以窥经，非能循经以见孔。汉儒虽尊孔，而未能以孔尊孔，实以尊经者为尊孔也。故汉儒之学，实“经学”，非“儒学”。朱子尽精竭瘁为《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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