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语》论孔学

依仁”，则其余三科，皆“游艺”也。要之，孔门之学有其相通，有其层累。心知其意，则一以贯之，固不必一一为之分划割绝也。

    朱子曰：“学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学也。今专以德行为学，误矣。”陈礼《东塾读书记》申之曰：“此论四科之不可偏废。且专以德行为学，朱子犹以为误，则专以言语、政事、文学为学，尤误可知矣。专学一科，不误也。专以己所学之一科乃谓之学，而以己所未学之三科不得谓之学，则误也。”今按：朱、陈之说允矣，而未尽。论孔门之学者，必明其层累而递进，与夫一贯之相通，而后可以窥孔门之学之渊微而广大。否则，如颜回者，岂真专学夫“德行”一科乎？是知学之必博，而博之必能反于约，而为己、据德之学之亦不可舍乎游艺、博文以为学矣。

    四、学于道，即“志于道”之学

    学必有标的，有对象。如“游于艺”之学，乃以事与物为学之对象。“依于仁”之学，乃以人与事为学之对象。“据于德”之学，则以一己之心性内德为学之对象。而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则为“志于道”。“志于道”之学，乃以兼通并包以上之三学，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物与事与人与己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此即所谓“道”也。故志道之学，实以会通合一为对象。会通合一之至，达于以“天”为对象之至高一境，此乃孔学之所以为高极而不可骤企也。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观此章，则其人知向学，未必即已知“适道”；向学、适道，其间尚有阶序。然则其人虽不知志道，固不可即谓其不知好学，特非好学之至耳。必如此言学，乃始可与人共学。若必求能志道者而始与共学，则“可与共学”之途狭矣。“可与共学”之途狭，亦非“依于仁”之学也。宋 明儒论学，必以有志适道者始谓之学，故若于游艺、博文之学，皆摈之于学术之墙外。甚至自汉 唐诸大儒，如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几皆摈不得预夫学术之大统，一若不可与共学焉。此决非孔门论学宗旨。且如学于仁，如孝弟之类，世亦多有随俗为人，其人非不孝弟，然亦未可即谓其“志于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若只平实就事言之，亦可谓孝弟只是做人根本，再从此根本上生出道。则志道之学，应该自有其境界，自有其工夫矣。故孔门言学，亦于游艺、依仁、据德三者之外，别有“志道”一目也。

    孔门言道，亦有时深言之，有时浅言之。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此于道浅言之也。此所谓“道”，殆指“相人偶”之道，即学“依于仁”之道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此于道乃深言之。“守死善道”是能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能权。然所以为“志道”之学者，则犹不尽于此。

    卫 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朱子《论语或问》：“何以言文 武之道为周之礼乐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乐闻。然其文意不过如此。以‘未坠在人’之云者考之，则可见矣。若曰道无适而非，惟所取而得，则又何时‘坠地’？且何必‘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后得师耶？此所谓人，正谓老聃、苌弘、郯子、师襄之俦耳。若入太庙而每事问焉，则庙之祝史，亦其一师也。大率近世学者，习于老 佛之言，皆有厌薄事实，贪骛高远之意，故其说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谓‘无适而非道’者，亦岂离于文章礼乐之间哉？但子贡本意，则正指其事实而言，不如是之空虚恍惚而无据也。”今按：朱子此条，阐述孔子“志道”之学极深切明白。本此言之，孔子志道之学，实即其游于艺、学于文，实即是“博文”“约礼”之学也，而岂复有他哉？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书传》言：夫子问礼于老聃，访乐苌弘，问官郯子，学琴师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为吾师。此所以为集大成也与？”今按：刘氏说亦是也。本此，又见孔子“志道”之学，亦即其游于艺、依于仁之学也。惟是所谓孔子之“集大成”，则其层累相通之间，实大有事在。盖学必至于集大成，乃始见道，否则皆所谓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然大道亦由会通小道而成，固非离绝于一切小道而别有所谓大道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此所谓“思”，即思通。道必思其会通而始见。学无小与大，皆必由思得通，通而后见道。若仅知逐事效学，则终于见事不见道。故志道之学首贵于能“思”也。今若举“时习”为游艺之学之首务，则“孝弟”乃依仁之学之首务，“为己”乃据德之学之首务，“思通”则志道之学之首务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今按：孔门论学，虽“学”“思”并重，然二者亦有本末先后。苟非先有逐事具体之学，则何从有博综会通之思？故本章又特著学思先后之大序焉。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即依仁之学，亦必先“博学”而继之以能思，又必知先“近思”。此孔门论学重思之要旨。亦即孔门论学必本于学以致思之要旨也。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此章所谓“多学而识之”，乃孔子之学所与门弟子以共见者，故子贡遽对曰“然”也。“一贯”之学，则博学而思其会通。此不能与人以共见，门弟子宜有所未晓，故孔子特呼子贡而面告之也。孔门之“一贯”，后儒辨之者众矣。顾炎武《日知录》曰：“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窃谓顾氏此条，实最为得孔门“一贯”之学之真解。此皆具有明证实据，非苟为推测之辞、驰骛之论也。朱子《语类》云：“孔子告子贡，盖恐子贡只以己为多学，而不知一以贯之之理。后人不会其意，遂谓孔子只是一贯，不用多学。则又无物可贯。孔子实是多学，无一事不理会过，只是于多学中有一以贯之耳。”方宾王问朱子，谓：“一贯乃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朱子善其说。则朱子说孔子博学一贯之义，盖已甚是。顾氏所辨，亦未能越出朱子所论列也。

    然朱子之言，复有滋后人之非议者。孔广森《经学卮言》有云：“子之问子贡，非以多学为非，以其‘多学而识’为非。子贡正专事于‘识’者，故始而然之，但见夫子发问之意似为不然，故有‘非与’之请。此亦质疑常理。必以为积久功深，言下顿悟，便涉禅解。‘予一以贯之’，言予之多学，乃执一以贯通所闻。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证故。必如是，然后学可多也。若一一识之，则其识既难，其忘亦易，非所以为多学之道矣。盖一贯者，为从事于多学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后能‘一旦贯通’，得无与此义相左乎？”今按：孔氏此辨极深挚，乃所以药漫无统纪专以好多骛博为学之失也。然而亦未全允。“多学而识”，此乃古今学问通法，未可遽以为讥。惟若漫无统纪，专骛多学，则诚有如孔氏之所戒者。而循孔氏之言，则其学亦每易陷于偏至，仍非孔门“一贯”之真旨。必当学思并进，交互为功；既非仅俟积久，一旦自有豁然之境；亦非先守一贯，奉以为多学之方也。若必先守此一贯，则孔子已明戒夫学者，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矣。故非经“多学”，则何来有此“一贯”？亭林以“观其会通”释“一贯”，其语最无病。观其会通，即用思之功也。每一学问，必当用思以观其会通焉。有小会通，有大会通，有始会通，有终会通。上引《日知录》所举，孔子论《易》、论《诗》、论礼、论百世可知、论百王之治，其实此等会通，就孔子之学言，则仍还是小会通，孔子之一以贯之，尚有其更大会通、终极会通之一境。此即孔子“志道”“知天”之学之所至也。若如孔氏之说，先执一理以贯通所闻，则断难达此境界矣。朱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亦可训“通”。先求通于此，通于彼，久而后能全体会通。则朱子“格物穷理”之教，善体之，仍未可非。且朱子亦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与孔氏之辨，正复相似。故学者细味孔说，正足益明朱意。兼取善会，庶乎得之。至陆 王学者以“良知”为一贯，清儒又释一以贯之为“一以行之”，恐终非孔门论学规矩。

    又按：李中孚《反身录》，谓：“博以养心，犹饮食以养身。多饮多食，物而不化，养身者反有以害身。多闻多识，物而不化，养心者反有以害心。饮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识能化，愈博愈妙。盖并包无遗，方有以贯。苟所论弗博，虽欲贯而无由贯。刘文靖谓邱文庄博而寡要，尝言“邱仲深虽有散钱，惜无钱绳贯钱。文庄闻而笑曰：‘刘子贤虽有钱绳，却无散钱可贯。’斯言固戏，切中学人徒博而不约，及空疏而不博之通弊。”今按：钱绳贯钱，向来用以喻孔门之一贯。然散钱无绳，一钱尚有一钱之用；仅无绳贯串，则多钱不易藏，易致散失耳。若并无一钱，而空有贯钱之绳，此绳将绝无用处。抑且譬喻之辞，终有未尽切者。当知若手中无钱，将遍天下觅不到此贯钱之绳。阳明提倡“良知”，即以为“一贯”之学，其曰：“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父即是得一钱，知孝便是把此钱上贯。见兄又是得一钱，知弟便是又把此钱上贯。故阳明良知之学，首贵“即知即行”，又贵“事上磨练”，贵于得一钱即贯一钱，得两钱即贯两钱。此乃阳明良知学之吃紧教人处。若不求得钱上贯，而空求此贯钱之绳，空手把玩，亦必为阳明所斥。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朱子曰：“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程子曰：“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胡氏曰：“高坚前后，语道体也。仰钻瞻忽，未领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尊所闻，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是以欲罢而不能，尽心尽力，不少休废。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盖不怠所从，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李中孚《反身录》曰：“谓颜子从夫子学道则可，谓为学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颜子矣。夫道为人人当由之道，若谓学夫子之道，是舍己而学人，及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即一学而成，亦与自己心性有何干涉？”今按：博文、约礼，乃孔门教学之通则大法。然为学而仅止于此，则终不能超乎游艺、依仁二者之上，而不免于二曲所诮如“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矣。故必继此益进，而知有据德之学焉，有志道之学焉。知据德之学，则使学者一一就其所学而反之于己之心性，而得见其本原，得有所归宿；此即所谓“为己”之学也。知志道之学，则又必使学者一一能用思以见所学之会通，会通之极，而有见于其大全之一体焉；此即孔子“知天”之学，“知命”之学，而颜子之所叹以为“欲从末由”者也。李氏曰：“谓颜子从孔子学道则可，谓颜子学孔子之道则不可”，此辨尤深挚。学者由此求之，更可知据德之学之贵于反己，而志道之学之贵于能思也。而此据德、志道之学之会通合一，终极一贯，亦可即此而思过其半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何晏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皇侃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不怨天也。”今按：《论语比考谶》：“君子上达，与天合符。”苏辙《古史》谓：“孔子自谓下学而上达者，洒扫应对，《诗》《书》礼乐，皆所从学也，而君子由是以达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何坦《西畴常言》（见《百川学海》本《四书拾遗》引）谓：“学成行尊，优入圣贤之域者，上达也。农工商贾，各随其业以成其志者，下达也。”朱柏庐《毋欺录》谓：“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窃谓此章盖孔子发之于颜子卒后也。颜渊之从事于博文、约礼，皆“下学”也；其喟然之叹，盖叹孔子“上达”一境之所跻之欲从而末由也。颜渊死，子曰“天丧予”。盖孔子一生志学之所上达而通之境界，自颜子之死，而其门人弟子，遂莫有能窥钻之者矣。又按：游艺、依仁之学，皆“下学”也。知据德、志道，则“上达”矣。“上达即在下学中”，学者当从此细细参入，乃可悟孔门之所谓一贯。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此章言“文章”，皆属下学事，即游艺、依仁之学所从事也。孔子时言之，故门弟子亦时闻之。“性与天道”，则属上达，即据德、志道之学。此由学者之善反诸己，又能深思而自得之。其境界各不同，高下深浅，未可一概言，故孔子不以为教，门弟子乃不得而闻也。博文、约礼，皆“文章”也。凡所能举以教人者，亦尽于此二途。至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乃颜渊之善学。由此上达，皆属“性与天道”之事，故颜子见其卓尔，欲从末由也；而子贡乃曰“不可得闻”。故孔子又发之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盖舍于博文、约礼，舍于游艺、依仁，圣人亦无以为教。此贵乎学者之善体而自得之。孔子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固不尽于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然舍四时行，百物生，又何以见乎天？天亦更何道以示于人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今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此即本章“三十而立”之立。又曰：“不学礼，无以立。”然则孔子三十以前，博文、约礼，既志道，又能立矣。

    苏辙曰：“遇变而惑，虽立不固。四十不惑，可与权矣。”

    毛奇龄《四书剩言》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盖不惑则于人事不贸乱，知天命则全契天德也。”今按：“天命”即道之大原，亦道之全体也。是孔子五十而志道之学已达于大原全体之境矣。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说文》：‘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韩诗外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天令之谓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贵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二文皆主德命意。故君子知命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今按：知此，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亦一以贯之矣。故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即此一语，而孔子之“立”，之“不惑”，之“知天命”，皆循序而可见。孔子之下学上达，正宜如是参之。必博文、约礼，乃始知有立。有立焉而上达于不惑，又上达于知天命，而据德、志道之学亦胥在是矣。今若先悬“天命”一道教学者从事而学焉，而谓其余事乃始可旁及于游艺博文之途；此则先教学者以孔子五十之所诣，为颜渊之所喟然叹其欲从而末由者；而使学者转于孔子十五之始学，且置为后图也。其可乎？其不可乎？治孔学者不可不深辨。

    何晏《集解》引郑玄曰：“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朱子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焦循《论语补疏》曰：“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今按：“不惑”，“知天命”，与“耳顺”，此又一贯之学之循序上达而可见者。圣人由知有立而始能不惑，由不惑而始上达于知天命。既知天命，则不仅知己德之原于天，又知凡人之性之莫弗原于天焉。故苟知天，斯知人。既知人，斯听言闻声，皆知其所以然，则怡然理顺，何逆之有？故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孔子由知天之学，而转落于知人，而有此极高至深之一境，而何其言之又若是其浅近而平实。呜呼！此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

    朱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今按：孔子之学，至于七十而达此一境，至是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达于极则，亦即“一以贯之”之学之达于极则；盖至是而即心即道，即心即天，为他人所莫能企及矣。所以有“知我者其天”之叹也。后之儒者，乃即悬举此圣学极高之一境以为教，使学者即此而学焉。试问悬举此以为教者，果能自达于此境否乎？此既非孔门“默而识之”之训，宜乎不能达于学不厌而诲不倦之地。则曷为不“循循然善诱人”，先博文，后约礼，且姑使教者、学者之同能达于颜子“喟然”之叹之犹为较切近而可冀乎？

    李威岭《云轩琐记》云：“《论语》吾十有五章，《集注》程朱二说，皆极可异。程云：‘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岂人人之定法？又必人人十年而一进，恐世间无印板事也。是惟夫子亲身自验，故能言之。其发端一‘吾’字，断非诳语。乃以为‘未必然’，不知其何所见？朱云：‘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分析得明明白白，何得谓之‘近似’？且已实在承当，又何尝‘不自谓已至此’？似此影响之谈，皆由视生知之圣为不待学，而不知圣之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也。”今按：程 朱所以必于此章为如是曲说者，亦有故。一则程 朱论学，以志道、据德为本而当先，以依仁、游艺为末而在后，于孔门博文、约礼“下学”一段不免忽过，一开始便要学者在“仰钻瞻忽”处用力，舍下学而求上达；先觅钱绳，再求散钱；故其为说有如此。此一也。又其一，程子言：“洒扫应对，直上承天德，若下学上达，其间更无阶程层次。”于孔子十五始学，以至七十最终所诣，已一语道尽。若仅求之于言语文字，程子之说，亦无不是。而以教、以学，则大有阶程层次。宋儒所言，不免窥其高而忽略其基址，与夫其建构之层累曲折矣。故朱子必谓“圣人固无积累之渐”。此又一也。并此二者，所以终不免于此章有曲说也。自儒学大统言，宋 明儒终自与先秦儒有不同。不仅陆 王为然，即程 朱亦无不然。孔子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当知所谓忠信如丘者，固非指孩提之童之有其良知良能言，实乃指凡十室之邑之成人言。此等忠信如丘之成人，即阳明所谓“黄金一两之圣人”，亦即明儒所乐于称道之“满街皆是圣人”也。然孔子

    自言所以异于人者，乃不在其“忠信”，而在其“好学”。“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教人学为忠信，乃本于人之忠信以为教。而所教者，则文与行之二者，所谓博文、约礼是已。孟子曰：“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君子欲其自得之。”惟其巧不能以与人，而欲其自得之，故大匠之所能与人者，仅止于规矩。故学必重于多见多闻。而宋儒必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为二，又轻视见闻之知，教人直从事于德性之知以为学，故必首重据德与志道；而不知当先从事夫“下学”，先从事于游艺、依仁之学以渐求其“上达”，而渐企及于据德与志道之学焉。于是遂使学者不见规矩，而高论大匠之奇巧。夫大匠诚非无此奇巧之一境，惟非所以为学，亦非所以为教。此则学术本末先后之辨，所以终不能谓宋儒之无走失于孔学之原样也。惟李氏又谓“圣人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则语犹有疵，仍易滋人之误解。盖圣人之下学，本亦犹夫人之学，非别有其学。惟其无以异于人之学，故曰“下学”焉。惟“小人下达，君子上达”，下达者，即达于其所学之一境而止。其学谓之“下学”，故其达亦谓之“下达”。而宋儒必以“人欲”释下达，于是“天理”在君子，“人欲”属小人，“志学”则必志于据德、志道，而俨若与游艺、依仁之学显然有上下截之判，更不见其互通层累之一贯。此实宋学之失。至其由下学而互通层累以渐跻于上达之一境，此则为孔门教学之所以异于夫人之学者。然亦由乎夫人之学而以通以累，而始更有其上达之一境耳。固非无此“下学”，而径可跻此“上达”之一境也。

    （一九五六年八月香港《新亚学报》二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