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我小心翼翼地把以前的邮差罗特打发走，他个子矮小，战时给我们区送信。罗特过去是个感伤的人，当时他不得不经常传递噩耗，这件事他老记在心上。在和平的岁月里，每次他来送信，人们总是高高兴兴地望着他，可是在战时，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几乎只给人以恐惧的形象。他带来征兵的命令和可怕的官方信件，信上写着：“在战场上光荣阵亡。”战争打得越久，他所送的这种信件也越多，他的到来唤起哀叹、诅咒和眼泪。后来有一天，他不得不也给自己带来一封可怕的信件，而且一周以后又来第二封，于是他垮掉了。他变得沉默寡言，精神轻度失常，邮局管理部门不得已叫他退休。因此，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通货膨胀时被判处慢性饿死，因为各种退休金总是调整得太晚。几个熟人照顾这个孤老头。战后没有几年，他又开始外出，可是他的精神依然错乱。他以为自己还是个邮差，戴着一顶旧邮差帽走东家串西家，继续给人家传递信息。但是，经过多年传送噩耗之后，如今他想给人送去好消息。他收藏他四处捡来的信封和明信片，把它们当作俄国战俘营的来信分发。他还补充说明，那些人们以为已死的人，事实上还活着，他们没有阵亡，不久就会还乡。

    我留心瞧着这次他塞到我手里的明信片。这是一张古老的印刷品，它招揽人家参加普鲁士的有等级彩票娱乐。这在通货膨胀的今天，是个愚蠢的笑话。罗特必定是在某个地方的废纸篓里捡到的，这明信片是寄给一个名叫扎克的屠夫的，他已经死了好久。“多谢，”我说道，“这确实令人高兴！”

    罗特点点头。“他们现在很快从俄国回来，我们的士兵们。”

    “是的，当然啰！”

    “他们全部回来。不过时间稍长一些。俄国那么大。”

    “我希望您的两个儿子也回来。”

    罗特暗淡的眼睛活跃起来。“是的，我想也是。我已经有了消息。”

    “再一次感谢您。”我说道。

    罗特微微一笑，没有看我，继续走着。邮政局管理部门开始时试图阻止他外出，甚至打算把他关起来，但是遭到众人反对，所以现在没人理会他。当然，在一家政治上持右派立场的小酒馆里，不久前有几个常客曾经想了个主意，叫罗特把谩骂攻击的信件送给政治上的反对派，同样，也把不堪入目的下流信件送给单身妇女。他们认为这么做会叫人笑破肚皮。就连海因里希·克罗尔，也觉得那是一种受人欢迎的绝妙的幽默。海因里希在小酒馆里，在他那一类人中间，与在我们这里判若两人，他在那里甚至被看成是个爱说风趣话的人。

    哪些家里有人阵亡，罗特自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他不加选择地投递他的明信片，虽然喝啤酒的爱国者派了个观察员跟罗特一道去，防止常客们侮辱人的信件不致投错地址。他把那些住家指给罗特看，随后自己躲藏起来，然而偶尔还会发生差错，罗特把几封信投错了。比如有一封给莉萨的信，他投给神父博登迪克。信里约定夜里一点在玛利亚教堂后的灌木林里来性交，报酬是一千万马克。博登迪克像印第安人一样蹑着脚步走近窥视的人，突然站到他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把两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狠狠地踢了正在逃跑的第三个人一脚，踢得他飞了起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逃脱。博登迪克在迫使人迅速忏悔的艺术上是个老手，后来他在打他们耳光的同时，又用他那双农民的大脚来踢他们。他们立即坦白供认。由于这两个被抓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他问起他们的姓名，命令他们第二天要么去忏悔，要么去警察局。他们自然情愿去忏悔。于是博登迪克开释他们的罪责，但同时遵循他当教堂神父时对待我的办法————他命令他们一周不饮酒，以表示悔过，一周以后再去忏悔。两个人担心，若是他们不履行悔过，会给教会除名，由于他们不愿使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只好再去一趟。博登迪克毫不留情地吼叫着要求他们每个星期都得去忏悔，而且不喝酒，就这样把他们造就成为咬紧牙关戒酒的第一流基督教徒。他做梦也没料到，这第三个犯罪的人竟是沃尔肯施泰因少校。少校被踢了一脚以后，前列腺不得不进行治疗，而政治立场上变得更加鲜明，终于加入纳粹党。

    通到克诺普夫家的几扇门敞开着。缝纫机嗡嗡作响。上午，买来了一叠叠黑布，现在做母亲的和做女儿的正在缝制丧服。上士还没有死，但是医生已经断言，那只不过是数小时或者最多是数天的问题。他放弃给克诺普夫治病。由于穿淡颜色衣服见死人在克诺普夫家看来是名誉上的重大损失，所以妇女们正赶紧做准备。在克诺普夫断气的那个时刻，全家人都要穿着黑色丧服，克诺普夫太太戴上一块黑面纱，四个人都穿上不透明的黑袜，甚至戴上黑帽。一定得使小资产阶级名誉感得以满足。

    格奥尔格的秃头像半块奶酪一浮一沉地漂过窗子边沿。泪人奥斯卡陪他一道前来。

    “美元的牌价怎样？”他们进来时我问道。

    “今天十二点时正好十亿，”格奥尔格答道，“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大典来庆祝一番。”

    “我们可以这么做。那我们什么时候破产呢？”

    “如果我们把货都卖光。您喝什么，富克斯先生？”

    “您有什么就喝什么。可惜在韦尔登布吕克这地方没有伏特加酒！”

    “伏特加？您战时在俄国待过？”

    “怎样啦！我在俄国甚至还是公墓的司令。多么美好的年代啊！”

    我们惊异地注视着奥斯卡。“美好的年代？”我说，“您这个多愁善感，人家叫哭就能哭的人，您认为是这样吗？”

    “那时是美好的年代，”泪人奥斯卡斩钉截铁地说，一边闻闻他的酒，仿佛我们要毒死他，“吃得多，喝得多，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干着轻松的活————此外还有什么要求呢？死亡就像传染病一样司空见惯。”

    他像个花花公子在品尝他的酒。对于他深奥的哲学，我们有些困惑。“有些人见惯了死，就像见惯玩斯卡特牌时的第四个人一样，”我说，“例如埋尸人利伯曼。他觉得埋死人好比在公墓上种花。但是一个像您这样的艺术家————”

    奥斯卡怀着优越感微笑着。“这里还有个天大的差别！利伯曼缺少真正玄妙的敏感：永恒的死和变。”

    格奥尔格和我吃惊地面面相觑。难道泪人奥斯卡是个被埋没的诗人？“那您经常有了？”我问道，“这种死和变？”

    “多少有一些。至少是不自觉的。我的先生们，你们这里就没有吗？”

    “我们偶尔有，”我反驳，“主要是在就餐前。”

    “有一次事先通知说陛下要驾临我们这里，”奥斯卡梦幻般地说道，“上帝啊，太令人激动！幸好在附近还有两座别的公墓，我们可以借用。”

    “借用什么呢？”格奥尔格问，“墓地的装饰品？还是花？”

    “哎呀，一切都办妥了。地地道道的普鲁士方式，您听懂吗？不，是尸体。”

    “尸体？”

    “当然，是尸体！自然不是尸体本身，关键是尸体生前是什么身份。士兵，当然每座公墓都过剩，上等兵、军士、士官和少尉也太多，但是，更高的军阶，那就困难了。例如，附近公墓上我的同行有三个少校，我一个也没有。可我有两个中校和一个上校。我跟他交换，拿一个中校换两个少校。另外我在做这交易时，还捞到一只肥鹅，因为我的同行觉得没有中校是个耻辱。要是没有已故的中校，他真不知怎样去欢迎陛下。”

    格奥尔格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这事情我现在想也不敢想。”

    奥斯卡点点头，点燃一支细雪茄。“当时还没必要与第三个公墓司令交换什么，”他乐滋滋地说，“他根本没有更高级的货色，就连一个少校也没有，少尉当然一大堆。他感到绝望。我的花色品种齐全，最后多半出于迁就，我把用一个中校换来的两个少校中的一个，再换得两个上尉和一个护卫联队的上士。上尉我有的是，只有在编的护卫联队的上士才稀罕。您知道，这些猪猡总是蹲在离前线远远的地方，几乎不上战场，他们也算是虐待士兵的军官，于是我出于迁就要了三个，因为我很乐于得到一个不会再咆哮的护卫联队的上士。”

    “您没有将军吗？”我问道。

    奥斯卡摇头否定。“将军！阵亡的将军稀奇得像……”他在找个比喻，“你们收集过甲虫吗？”

    “没有。”格奥尔格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

    “可惜，”奥斯卡说，“也就是像只大甲虫，即深山锹形虫，或者，你们若是收集蝴蝶，那他就像只人面蛾。不然哪有战争？我的上校是死于中风的。但是这个上校。”

    奥斯卡突然咧开嘴笑了。这种效果很独特，由于经常哭泣，他像只英国猎犬一样，脸上有许多皱纹，而且他的表情通常也总是那么阴郁严肃。“因此，第三个司令当然得有个校级军官。他愿意提供我所要的一切，我都齐全了，甚至在编的护卫联队的上士我也有了，我在一个显眼的角落给了他一个墓地。最后我让步————换三十六瓶最好的伏特加。为此，我当然给的是上校，而不是中校。三十六瓶呀！因此，我的先生们，如今我特别喜欢伏特加。在这儿，无论哪里都搞不到。”

    奥斯卡勉强表示愿意再拿一瓶谷物酒作为补偿。“您对尸体做了这么多工作，有何目的？”格奥尔格问，“您还得给这些尸体改葬。为什么您不干脆立几个十字架碑，刻上假造的姓名和军阶？这么做，您甚至可以弄个中将。”

    奥斯卡被激怒了。“可是，克罗尔先生！”他略带点责备口吻说，“这么做可是一种伪造啊！或许甚至是对尸体的亵渎————”

    “如若您让一个死去的少校充当一个军阶更低的军人，那才算是亵渎尸体，”我说，“但是，让一名士兵当一天将军，不能算亵渎。”

    “那您可以在空墓穴上立些假的十字架碑，”格奥尔格补充说道，“那么就不会亵渎尸体了。”

    “但伪造的事实始终存在。总有一天会败露的，”奥斯卡反驳道，“或许是通过埋尸人。尔后会发生什么？此外————一个冒牌的将军？”他内心在颤动，“可陛下必定认识他的将军的。”

    我们把这问题搁在一边。奥斯卡也一样。“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笑吗？”他问道。我们默不作声。他的问题只是反问，并不要求回答。

    “参观前的一天，一切都被取消了。陛下根本没来。我们可栽植了无数樱草花和水仙花。”

    “您交换的尸体退回了没有？”格奥尔格问道。

    “那样事情就麻烦了。证件已经改过了。而且死者迁葬的事，已经通知过他们的亲属。这是常有的事。公墓成了战场，后来一切都得重新规划。唯有司令在为伏特加恼火。他甚至试图勾结司机来撬开我的门，再把这几箱酒拿回去。但是我早就把它们藏好了。藏在一座空墓穴里。”奥斯卡打了个哈欠，“是的，这就是当时的年代！那时我手下有数千埋尸人。今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两块嵌上大理石板的中型峁形墓碑，克罗尔先生，可惜全部就这些。”

    我穿过夜幕已经降临的精神病医院的花园。很久以来，伊莎贝尔没去做祷告，今天算是头一次。我找她，可是没找着。我倒是碰到博登迪克，他身上散发着神香和香烟的气味。

    “此刻您算是什么？”他问道，“无神论者，佛教徒，怀疑者或是已经回头走在通往上帝的途中？”

    “每个人总是在通往上帝的途中，”我厌倦地回答，“问题在于，这话怎么理解。”

    “妙极了！”博登迪克说，“另外，韦尼克在找您。为什么您还这么固执地为了像‘信仰’这类简单的事情而斗争呢？”

    “因为在天国，对于一个战斗不已的怀疑者，比之对于九十九个从儿童年代起就唱着赞美诗的神父，有更多的欢乐。”我回答。

    博登迪克微微一笑。我不想跟他争论，我回想起他在玛利亚教堂树丛里的成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忏悔室里见到您？”他问道。

    “完全像玛利亚教堂那两个罪人一样？”

    他愣住了。“一样，您知道了？不，不一样。您是自愿的！请您别观望过久！”

    我没有答话，我们客气地告别。在通往韦尼克房间的那条路上，树叶像蝙蝠在空中飞舞。到处都弥漫着泥土味和秋天的气息。夏天到哪里去了？我想。它几乎还没来过！

    韦尼克整理好一堆文件，把它们搁在一边。“您见过特霍芬小姐吗？”他问道。

    “在教堂里。不是在别处。”

    他点点头。“您暂时不必关心她。”

    “好的，”我说，“别的命令呢？”

    “您别那么傻！这不是命令。我认为怎么做对我的病人有利，我就怎么做。”他更仔细地端详我，“您还没有爱上吧？”

    “爱上？爱上谁？”

    “特霍芬小姐。还会有谁呢？她是个漂亮的少女。真该死，在这件事上，我压根儿没有料到。”

    “我也没有。在怎样一件事上？”

    “那就很好。”他哈哈笑着，“此外事情于您丝毫无损。”

    “是吗？”我回答，“我一向认为，在这儿只有博登迪克是代表上帝的。现在我们又添上了您。什么事有害，什么事无害，您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吗？”

    韦尼克沉默片刻。“确实如此，”他随后说道，“这没关系！真遗憾，我一次也没听到过！偏偏是您！傻瓜的对话必定精彩！您拿支雪茄。您没注意到现在是秋天了吗？”

    “是的，”我说，“这一点我同意您的意见。”

    韦尼克把烟盒朝我伸来。我拿了一支，若是我拒绝，他会说这是恋爱的一个征兆。我突然感到异常难受，真想呕吐。尽管如此，我还是点燃雪茄。

    “我想我有责任对您作一番解释，”韦尼克说，“她母亲！我在这儿观察她两个晚上。她终于一蹶不振。母亲年轻漂亮，丈夫早死，她有个情夫，女儿显然也热恋着他，母亲和情夫行为不检点，女儿就妒忌。有一次他们正打得火热时，她出其不意地来找他们，或许她注意他们已经相当久了————您明白吗？”

    “不。”我说。我厌恶这一切，犹如我讨厌韦尼克发臭的雪茄一样。

    “我们刚才说到这里，”韦尼克兴味盎然地继续说道，“女儿的恨、厌恶、心理变态在个性分裂中得救，专业上叫逃脱一切现实和过着梦幻生活的那一类型。母亲后来还跟她的情夫结婚，这就使得事态变得尤为严重————您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

    “可是这件事那么简单，”韦尼克不耐烦地说，“过去，要了解事情真相是困难的，但是现在————”他搓搓双手，“现在我们倒很幸运，她的第二个丈夫，即以前的情夫，叫拉尔夫或鲁道夫或类似这样的名字，现在再也不是障碍了。三个月前他们离婚，两个星期前他死于车祸。根子已经铲除，道路已经畅通————现在您明白了吗？”

    “是的。”我说道，我真想往这得意忘形的科学家喉咙里塞块浸过氯仿的抹布。

    “好，您瞧！现在已经到了解决的时刻。她母亲已经不是情敌，母女两人见面，是经过周密安排的————我为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很顺利，您已经亲眼看见特霍芬小姐今晚又去祷告了————”

    “您以为是您使她改变信仰？是您这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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