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确定性与社会进步

的少许实际消费来生活，因为在一个文明社会 里，一些传统上（conventional）的必需品或许事实上与动物的必需品一样不可或缺。即使这样，消费传统消费品的动机仍然与动物的需求不同。依循传统的欲望（或必要性）与满足衣食 住行的需要并不相同；而容易产生谬误之处，就是将传统型 的对食物、衣物和居所的需求，混同于生理上对食物、衣物和居所的需求。甚至在低收入的社会阶层中，人们的大部分消费也没有因消费 而产生出满足感，而动机和欲望从其根源和本质上来说就是社会的。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对我们几代以前的祖先来说，不管他们有多少财富，都得不到而且也不存在。

    在辨析增加自己财富的欲望与消费物品的欲望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不会自诩我们已将分析追溯到了“原初”（ultimate）动机那里，但在这一点上做些评论也不会不相宜。在经济学中，人们利用心理本能搞出了一些反面的参照。按笔者的看法，帕克和其他人开列的一揽子的本能极其肤浅；但我们也得承认，与传统经济学中幼稚的心理学解释相比，这些文献还是代表着进步。本能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让我们回到致力于对更普遍的动机和冲动进行直接研究的思路上。在这一过程中的缺点是，在向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前进的路上，它半途中辍。人趋向于在既定情况下按一种明确的方式行动，在此意义上，人并没有什么本能，起码其程度极低，所以本能被准确地解作心理反射（reflexes）。当然，人也有一些需求 ，但是满足需求的方式的知识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受过教育，我们永远不知道该吃什么 ，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教育获得知识，那么，通过某种带刺激作用的心理反射，我们会将饥饿的痛苦与吃的行为联系起来。相似的说法可能也适用于性行为。事情看来很清楚，在我们较高层次的整个生活中，即超出食色以及原始的苦乐反应层次的整个生活中，我们的活动是一个不明确的、未定向的、趋于有意图行为 的结果，欲望和活 动的具体指向，取决于环境的暗示以及依据这些外部暗示所作的审慎反应。所有这些与自我保存不直接相关的本能（如我们所知，这种自我保存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教育所得），都很容易分解成一对对，其中任何一种————或更准确地说，任何一对，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对对地相对出现的————如果可以进行广义的解释，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行为。唯一有意义的区分，就是将行为的本能与反应的本能分离开来；反应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本能。

    有时候，思维与肌肉运动的充分区别，可以证明这种分别，但这也确实只是个别人的特例，持本能说的理论家们坚持将普遍性作为判断真实本能的标准。 ［11］

    然而，我们这里感兴趣的、阐明了人类本性的结论，指的是物质方面的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拥有财富的欲望，同时，与资本化相关的不确定性的作用，就是使个人通过超群的判断或幸运，使财富的极大增长在短期内成为可能。另外，通过合并，即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一种方式，资本化使不确定性得以减弱。那些能够胜任并且喜欢新的挑战的人，都可以专门从事这种经济活动，在新企业建成后就把它卖掉。这样，通过在一个个的个人（或一个企业）行为范围内所从事的许多冒险活动，错误多多少少得以相互抵 消；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

    不言而喻，资本化这种现象对已建立的企业和新建企业都有同样的作用。任何不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资产本期收益中的任何变化，只要被视为是永久变化，都是指这一资产的资本价值的变化。资本价值的这些变化常常使收入变化的重要性相形见绌。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化，取决于对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这种变化也并不一定要等到本期收益发生变化才变化，或者，与本期收益本身的变化同时发生变化。因此，投机现象产生于竭力对可供出售的生产物品的收益作出预期，以及通过购买和出售靠资本化增大了现值而产生的变化捞取好处。当然，对收入本身的欲望依然在起作用，但对自命不凡的企业家阶级来说，这些考虑都因希望靠资本价值的变化来获利而黯然失色。现代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而不幸的现象就产生于这些事实。那些掌握企业方针政策的人，在预期企业的未来收益方面，不可避免地比外部人更为优越，人们很难防止他们利用这一位置的优势去损害他们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经理人应有的效率。“股份公司的问题”大部分就出自这种情况。

    一旦生产资产的经理人怀着使资本价值产生 变化的观点操纵自己的产业政策和财务政策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糟了，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先于外部人知道这些情况，也相对容易从中捞取好处。内部人通过这种行为捞取巨大利益的例子，对所有了解现代股份公司历史的人来说，都耳熟能详。如果不强化企业道德规范，不对 其严格施行刑法 ［12］ ，很难搞明白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行为。将所有欺诈活动所得收益资本化并从企业提走的可能性，以及不顾受害人与“无辜的股票持有人”之间爆发出的争辩，对于一个在私人财产和自由契约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或许，与为了在证券市场上很快获利而操纵政策一样坏的，就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在信息来源上的舞弊行为。不确定性在我们这个进步性的私有制社会里起着重要作用，在不确定性起重要作用的社会里，诚实的美德诚属难能可贵。

    本章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不确定性，只是由自由资本（由通货表示的剩余消费物品）转换成新的、我们已经熟悉的生产设备的那种不确定性。然而，自由资本本身的创造也会引起不确定性，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我们无需操心不确定性对储蓄者一方（也无需操心对投资者一方）的影响，因为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意识（inner consciousness），并不能在调整社会组织方面产生客观效果。然而，对于利息来说，生产企业用利率作为其计算中的一个数据却是事实。事情似乎是，在一个由具有尚可忍受的稳定人性的各色人等组成的社会里，其生活环境又不像我们的环境一样，易于受到进步性的或无常的变化的影响，新的储蓄的供给和需求基本上是固定的，市场事实上就那么大，在这种社会里，利率不会存在 极大的波动。我们知道，情况根本不会是这样。很显然，利率的变化与资本价值产生变化中的财产收益的变化一样，都非常显著。

    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将把我们引入对商业条件和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在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偏离主题。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关于恒定的进步社会的理论，通过现代产业条件下所发生的波浪形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这就像我们经常提及的潮汐涌向海岸一样，前进与后退交替进行，但这种行进模糊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这种时进时退的波浪式些微推进最终会成为一次切切实实的前进。真实条件下的经济进步展示出相似的前进与后退，其前进具有我们现在已充分了解的周期性特征，但是，这种不确定的程度，即处在转折点上的后果，却常常是灾难性的。大部分现象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新资本的创造与商业银行发行的通货有紧密的关系。价格水平与利润更是依存于这种危险的交换媒介，企业的经营也发现其自身受到了信用货币在私人控制下扩大到一个不稳定点，而在最小的冲击下崩溃的趋势的约束。这些现象极大地增加了商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并且为通过超群的预见或幸运获取大笔收益创造了机会。 ［13］

    上面对与一种社会进步因素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描述，尽管简单而且不太充分，但也一定满足了眼下这种概述的需要。此外，其他进步因素，虽然更为复杂且更难分析，但也只能通过其与资本增 长的相似之处和相对之处，来作扼要讨论。人口的增长已作过简单的讨论。总体上，它并不会具有足以对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性。但对更长期的普遍增长来说，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新土地开发的速度，就像产业革命以来的情况那样，就会引起“土地”价值的上涨。但迄今为止，这种变化总体上由于不同场所的变化差异而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土地投机者总体而言，从土地上赚取的回报要少于他们在投资上赚取的竞争性回报，虽然这一点很难确证，但基本上问题不大。突出的现象是较大的获利和损失，尤其是同一家族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从对房地产的一些幸运投资中获取的大笔收益。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提出讨论。很明显，价值增长出现差异率的主要原因，是另一种进步因素，即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导致的再分配。这种靠先见之明与纯粹运气的结合从不确定性中获得收益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似乎认为对这种情况不值得作什么评论。另外一个与人口超长期增长相关的现象，是财富的再分配以及人们之间能力的再分配。我们知道，富裕家庭比那些不太富裕的家庭，其人口增长要慢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相比较而言，相同的能力，他们应用得多而别人应用得少。由于财富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因此其后果也很显眼，至少在其一般特征上是如此。虽然这些事实并不会影响到竞争性组织的形式或理论，但由于它们改变了机制运行所依赖的材料，因此其结果还是容易产生变化。

    另外一些进步的因素，即可获得的自然资源供给的增加，前面已经附带提到过了，由于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讨论了“土地”与“资 本”的关系，所以这一问题也不需耽搁我们太多的时间。新的自然财富的发现可能出于一种纯粹的偶然，在这种情况下，其价值全部是纯利润，由于资本化原则的缘故，这种自然资源可能立刻被发现者加以利用。但这种事情通常并不多见。农业用地的情况是，土地开拓的条件和报酬都得到了公正的确定。如果从这种经营活动中产生了任何利润，那也只是一种例外，或者，是对遭受的某种具体牺牲的报酬；也就是说，那根本不是利润。矿产资源的问题则完全不同。这里存在大量的、完全的不可预见性。在老式的勘探方法下，贵重金属的勘探从总体上说无疑也要承担巨大的损失。至于其他矿产，如煤、石油、铁和铜等等，笔者虽然没有形成一种观点的依据，但可以“猜测”，人们并不热衷于寻找这种东西，因为偶然的收获远比损失少得多。近来，对贵重金属的寻找已寄希望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与以前相比，从总体上说，已实现的回报与投资在资源上的正常竞争性回报，已基本一致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靠自然资源的发现来获取财富的概率，连同经营活动中的某些事情和所需的支出都是已知的，资源被吸引到寻找自然资源的领域来，是根据人们对成功的机会和所要发生的支出的估计。因此，通过这一过程寻求财富，对那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来说，成了一种普通的商业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不同于为了眼下的消费而进行的日常产品的生产，尽管它在很大程度 上也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为了应付当前的不确定性，这一领域中也会产生相同的组织手段————比如大规模经营，比如可以进一步拓宽计算的基础的保险的运用，比如介入预测并对结果进行控制的科学研究，等等。从事开采和开发工作的企业家， 在同一个市场里与静态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家就同样重要的生产资源竞相出价，竞争一定会为资源的两种用途固定相同的价格，并形成所发生的费用与整个投资领域中获取的产出相均等的趋势。

    另一种极其复杂、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进步因素，就是人类欲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碰巧发生了，或者是偶然发生的，或者多少按照一定的规律产生了，因而可以预测，或者，就是为了有意产生这种变化、通过耗用资源而产生的。如果这些变化的发生是无法预料的，那么，这种变化导致的收入和资本价值的混乱一定会被分为纯利润或损失。只要这一变化能预见到，利润就难以实现。只要这一变化是出自于对资源的蓄意耗费，它们就和其他经济经营活动一样。利润额的实现要取决于竞争的效果，而竞争的效果要基于预先知道活动的结果。从这方面说，欲望的“生产”就如同商品的生产一样。事实上，像我们前已说到的，对于创造一种商品的需求来说，我们很难将广告、吹捧或必要的推销，从因果关系上与商品本身的内在效用区分开来。

    最后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进步因素，就是知识因素，或者可以采用广义的“发明”一词来称之。一个普通的事实是，商业领域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技术过程、组织方法以及诸如此类的改善。本质上，我们很难对新的客观事实的发现和客观事实本身作为知识对象产生的变化，作出严格的区分。很显然，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等同于自然资源的创造，因为就人类欲望来说，其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模糊而抽象的。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提到，发现与创造之间的重要实际差异，还关系到与事物相对比而言的观念再生产的成本。一个客观事实的知识，差不多不花成本就能 在竞争 社会的全部成员中得到扩展。当然，这一点是研究现象的学者们疏于作出的一种观察————事情或许也不是这样，因为将一种想法输入人的大脑的成本或许与将物质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成本一样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灌输知识总会要耗费一定的精力。然而，总的来说，一位竞争者可以以少于他获得新的物质设备的成本，来领会一种新的方法或新的工序，如果为此所耗费的精力不妨碍他做这件事情的话。再者，纯粹是求知欲的满足，可能就足以补偿为获得一种想法所需付出的努力，以致这种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或成为负成本。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于新知识的基本事实，主要围绕生产性设备————其中也包括为使生产设备运行而必需的劳动力————的性质来进行。一项新的工序通常要生产诸要素的性质和形式有所改变，也必然要求它们进行新的组合。然而，在极其简单的情况下，所涉及的无非是对旧事物进行新的操作。与进步的所有其他阶段一样，进步的这一阶段或许产生自偶然，或者产生于对现有资源的有计划耗费。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完全排除了对变化的预期和考虑。因为坚持认为在我们的知识水平或控制能力之外的事物中，有的事物看起来就是比别的事物更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说法。我们作出了这种判断，大体上，这种判断对多错少，然而，难以理解的地方或许就是这些判断的价值所依据的基础。只要人们能估计出一项发明的概率，那么很明显，与前面所讨论的进步性变化的情况一样，企业家将会对其结果进行考虑，而且，从总体上说，这种变化不会引致竞争失调，企业家为生产服务支付的价格和在他们的产品上获得的价格之间， 也不会产生出差异。这种估计的价值自然非常之小，我们可以假定，大多数产生于波动的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损失，是由于这种偶然的发现本身就是偶然的，它并不是计算的结果。

    至于出自于一种审慎思考、研究和实验的新知识，其可预测的因素当然更大一些。差不多与偶然发现一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对某种经营活动的成功概率所形成的估计，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估计，而且这种估计确实具有重大价值。现在，有很多科学研究和商业研究都是采用规模分析方法，在逼近于竞争条件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充分准确地预测到经营活动在长期条件下的平均结果，这将使这一领域中的资源使用达于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该领域的回报大致相等于在一般竞争性市场上使用相同资源的回报。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 我们能对结果进行预测，获取新知识的资源投资都会调整至使回报与一般竞争水平下的回报相等，也就是说，使实现的价值等同于成本，就没有了利润。

    一个想法一旦出现，人们想以非常低的成本到处使用这一想法的做法，就会使问题复杂起来，这种事情即使不是一贯如此，也经常就是这样。其结果是，发明者或发现者通常都不得不预先规定出某些特别的条文，以使其成果只在其自己的企业经营范围内使用。在某些领域中，为酬谢这种服务对社会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国家承认的法律来保护这种做法。在其他领域，为保密起见，还要采取一些人为的措施。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也没有什么适用的直接保护措施，这样，这种想法所带来的经济利润，就被限定在竞争者仿效这一新想法所必需的时间之内。在这些领域内，正常的 商业研究无疑非常缺乏。即使是法律保护也只能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内有效，秘密通常并不能永远保持。一旦某种想法成为公共财产，它就与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任何其他要素一样，成了一种自由物品，不再是一种实际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然而，这样的事情也会常常发生，即一种新开端的一种结果，会极大地增加某些有限的材料或人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如果这种服务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要素，这位发明者就会通过买卖这种资产，永久地保有他的想法的部分价值。如果这种收益附着在可再生资产上，他就可以凭借增加这种供给所需要的时间，来延长自己的差额收益，甚至在人的服务专业化的情况下，有时候他也可以利用长期合同来阻止优秀方法的成果的传播。像我们在关于垄断的讨论中所说的，无论我们将这些情况看成为是对想法或方法本身的垄断，还是看成为对必须进行开发的有限资源的垄断，都无所谓。这种损失与由发明产生的损失相同，都要由拥有专业才能的人，或拥有设备物品的人来承担。

    对于从生产方式的改善中获得永久性收益的条件的讨论，当然会引起我们对经济摩擦 及其反面————即流动性————的一般性问题的考虑。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动态”利润理论的主张，这一理论认为，利润是进步性变化的结果，在他们的分析中，给了摩擦现象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14］ 实际上，根据这一观点，摩擦是利润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该理论明确指出，在不存在摩擦的条件下，利润的消失与利润的出现一样快，利润不断地从企业家的指缝中溜掉， 并以与摩擦被克服一样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一经指出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观点是以一种未经允许就包括在内的含义来使用“摩擦”一词的。因此，要以摩擦一词来解释利润，我们必须让这一术语涵盖生产经营活动中抵制变化和重新调整的一切形式。这就是说，要想通过减少摩擦来排除利润，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无成本的流动性，另外，我们还必须有可能不耗费时间或努力，就改变生产过程中资本设备和物品的形式，更不要说改变自然要素和现有劳动力了。很显然，在一个有可能做到这一切的世界里，我们也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努力。或许，我们可以对只涉及各种生产要素的重组与移动的重新调整，和那些另外需要按事物的形式进行重大改变的重新调整做出区分。后者显然正是未经允许就以克服“摩擦”的名义弄进来的。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谈论纯粹的物体运动。这也是一种生产转换，毫无疑问，更大部分的一般性生产活动，会以广义的运输的名目出现。

    我们有必要提出不同类型的生产成本问题，研究与已给付要素的贡献价值相一致的、阻碍重新调整的诸种力量。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重新调整，是服务价值的重新调整，作为引进新方法的一个结果，这种重新调整在形式上或位置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一种新的发现将增加通过使用某些要素而可能获得的价值贡献，并减少其他要素的贡献。通常的情况是，对企业家来说，这些服务的市场价格的变化会明显滞后于其理论价值的变化。其中多数服务都是通过一个长期或短期的合同而被企业家使用，这种合同阻止了这类服务报酬上的突然变化。当然， 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时间段里，雇用这些服务的企业家，必须通过对这种服务的使用，获得一份收益或损失。

    即使在合约里没有签订时间因素的地方，生产服务的价格或许也会出现一个滞后，即与商品价格比较而言，生产的成本会有一个滞后。当然，总体上，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并从后者得到反映，同时，竞争的诸种力量，即将商品价值归属于生产据之以进行的生产服务的竞争力量，并不是瞬时起作用的。这一滞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人们了解这一滞后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因为，这需要生产服务的所有者和企业家花一些时间，才能了解这一客观事实。大多数这种了解过程是靠粗略而且相当缓慢的试错方法完成的，通常不存在预先估算出结果的可能性。在一定的时间内，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出产品价值和每种资源的使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据之做出理想的调整，很清楚，在企业家的支出和回报之间，会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将会出现正的或是负的利润。

    一旦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新的方法，生产中的物品就会呈现出某种特殊的情况。通常的趋势一定是降低大部分物品的价值，尽管不一定降低所有物品的价值。当价格产生变化的时候，那些拥有这类物品的人，就要承担损失，由于这种价格的变化也多少会有滞后，所以价格变化时，承担损失的人不一定就是新工序的发明人。价值上的损失取决于几个因素，新工序超过旧工序的优越之处，旧的中间物品与相应的新物品之间的差别，以及让厂商用新的工序改变旧的中间物品的可能性与成本。

    生产物品差不多在相同的名义下，根据能否被再生产、生命期的长短以及形式上是否易于变化，而降低其价值。我们已经知道， 资本和土地的差别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这一差别取决于要素的这些属性。从一个极端看，资本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物品得以体现的。从另一个极端看，土地是由那些供给最为刚性的要素所组成，最接近于理论规范的是土地位置的价值。我们先以这种极端现象为例，一块单纯的土地一经正确的调整，人们就会从这块土地的收入中得到或损失这一变化的资本化价值。对那些普通的资本设备来说，人们还必须顾及要素的生命周期，顾及其适应新的条件的可能性与成本，包括所需要的时间。这种适应可能包括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运动以及形式上的变化。就算是一项革命性的发明，一项使得建筑和机器的现存形式不值一用的发明，通常也不会毁掉它们的全部价值。最坏也能从投资于其中的原始自由价值中收回一星半点儿物资的价值。

    劳动者呈现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况。站在经济组织的角度，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工资向新的实际劳动价值重新调整的滞后。专业技能价值上的变化只会发生在劳动者个人身上，不可能被资本化。至于重新调整的可能性，与适用于物资设备物品的情况相同，但这仍然是个人自己的个体经济问题，不会影响到企业家。与重新调整相关的劳动的独特性，形成了个人主义经济中不公正和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已获得的知识和训练中蕴含着的损失的风险，意味着日益迫近的贫困的威胁。劳动者通过感情将自己与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工作联到了一起，但市场在这里是冷酷的。然而这些问题在目前的这种研究中，很难要求进行详细的讨论。

    * * *

    ［1］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状况也会颠倒过来；销售价格已通过合约的签订预先知道了，而耗费的成本则是不确定的。

    ［2］ 当然，少量的资本财富是临时用储蓄投资产生的，这些财富稍后又会提取出来并消费掉。对于与这种剩余财富的生产相关的动机的适当讨论，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笔者想说，关于购置或积累的一种“本能”理论，似乎逊于著名的鸦片之“安眠作用”的科学思维水平。后者起码是某种东西的真实属性或行为模式，而积累这种人类活动则不是一种独特的反应能力，它只是通常在人类行为中所发现的相同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创造性的”冲动或“积极的”冲动同样都有可商榷之处；格罗斯、普赖尔及考利将它说成是“愉悦的原因”，其他人似乎将它看成对行动的最佳描述，而不是直接满足作为活的机器的有机体当前的自觉需要。将无差别的间接的总体行为趋势称为一种“本能”，只不过是一种让人困惑的对词语的滥用。

    ［3］ 见第五章。我们在那一章指出过，按上述第二个假设，确定或产生于财产销售价值的“资本化率”，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利息，其比率是由“时间偏好”的“心理”原因决定的，这一点与当前社会中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力量截然不同。这些力量我们现在要继续进行详细分析。

    ［4］ 陶西格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概念，所以陶西格的说法正确。见《工资与资本》；也参见《经济学原理》，详见第三十八章——第四十章。

    ［5］ 已经存在的为购买生产设备而进行的借贷（如土地或其他物品），明显不会对资本的供给或需求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也不会对利率有什么影响。

    ［6］ 从利息理论的长期分析角度看，重要的是，这种转换通常并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这一过程通常是可逆的，资本可以抽回，财产也可以通过资本品的私下维护（under-maintenance）差不多快速而有效地回复到消费品的形式。

    ［7］ 参见第四章对概率的讨论，即利息的出现或许与静态条件下的财产使用相关的讨论，以及第五章，对不存在不确定性的进步社会的相似讨论。

    ［8］ 不管企业家是否作为一个阶级，或一般说来他们都因自己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不包括为他们的工作和使用他们的资产所付的报酬————所提供的服务获得了一笔报酬，这是下一章将会提出的问题。

    ［9］ 如我们在别处已充分解释过的，时间偏好或对未来的贴现，除了决定新资本（储蓄率）的供给外，与利率并无关系。这种间接的结果只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才观察得到，因为短期内的储蓄与以前的全部投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严格地说，部分投资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流动性，相对于市场上对资本的全部需求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10］ 长期收入中的不确定性也必须加以考虑。

    ［11］ 依笔者来看，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解释的正确思路，在W. I. 托马斯和F. 兹纳涅茨基（Znaniecki）所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方法论导言”中（由托马斯教授执笔）得到了很好的阐明。托马斯教授的分析是根据“价值”（社会习俗、常例或道德观念 ）和“态度”（attitudes）————即对既定价值进行个人评议的结果及对后者不断进行修正和重构的趋向————来进行的。这种观点也与塔夫茨教授在《创造性的智慧》一书的“道德生活”卷中的观点，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系统阐述的观点相一致。

    ［12］ 凡勃伦（在《商业企业理论》一书中）已经强调了这种形式的企业活动。也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问题过于忽略了，但凡勃伦所说的，这种在企业经营中通过干扰生产而偷窃的活动，只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或有特色的活动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幽默。达文波特继凡勃伦之后也指出了这种倾向，即现代经济社会的人们是通过相互掠夺使自己致富的。

    ［13］ 达文波特（在《企业经济学》中）已强调过这个事实，即利率的短期变化是由于银行资金供给的变化。他也因为没有说清楚长期的问题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思路进行研究而受到批评。这一点还可参见莫尔顿《商业银行和资本的形成》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年，第484页以下，第638页以下，第705页以下，第849页以下。

    ［14］ 参见第34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