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确定性与社会进步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进步与不确定性之间因果关系的一般特点进行讨论。某些种类的变化，是不确定性存在的先决条件；因为在一个绝对没有变化的世界里，未来将与过去极其相似，所以人们可以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变化毕竟多少都与实际需要相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变化是任何与人生或行为相关联的问题存在的条件，也是多数纯思想问题的实际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里，或许对这一说法最为基本的证据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知识问题的存在取决于未来与过去的差异性，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则取决于未来与过去的相似性。如我们在前面（第七章）主张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找出这一悖论的关键所在。首先，我们将这个世界当成其行为多少具有一贯性的对象进行分析。这就是说，我们承认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永恒的变化属性 。如果这一过程能够圆满实现，我们就有可能圆满地认知这一世界。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说，这一世界也可能是一个无变化的世界。我们的思想过程是一个学者们都熟悉的过程，我们以敷衍变化问题来解释变化。思想的老问题就是真实 变化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按照已知规律的变化（无论我们是否称其为变化）并不是导致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静态世界的实际含义是指，静态世界是一个所有 变化都具有静态特征的世界。

    但是，按照无变化的“法则”（“事物”行为的属性或模式）来系统阐述变化的过程，却无法做到圆满，这样我们的大脑又发明出第二种招数，即以排列组合规律的形式来逃避不可知的世界。变化的规律意味着既定条件下 的既定行为。但是，任何物体行为的“既定条件”都是一种瞬间状态和其他物体的变化。因此科学的信条，即世界“实际上”是由不仅不产生变化的诸单位（原子、细胞、以太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的，而且这些单位的行为法则都简单易解。但这一信条主张，还存在如此之多 的这类单位，这类单位所产生的简单变化（理想上仅仅是空间运动）就产生了我们的头脑所无法仔细领会的大量组合 。我们研究了这一信条，不由得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乐于承担哲学意图的东西，我们行为 的逻辑已经呈现出了真正的不明确性、真正的变化和不连贯性。

    然而，即使是对真正的不明确性的假设，也通过把现象归组为各个类别以及运用概率 推理，提出了一种新的预测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根据成组的事实，对将会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但我们却不能从中得到适合个别事例的规则。不确定性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事实上，两种方法，即在个别事例中靠规则进行预测和通过成组事例中的概率推理进行预测，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两种方法的有机成本（organic costs）以及获得必要资料所需时间的缘故，应用范围极为有限。因为这种做法所耗费的成本和所花的时间，通常比各种条件下允许我们在一种行为的决策过程中所耗费的要大得多。在现实生活中，实际 决策过程相当不可思议，或者说，那是“凭直觉”形成的“估计”，因此容易出现大幅度的误差或不确定性。

    变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变化引出了行为管理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可预测的变化和不可预测的变化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季节的转换，以及生命的过程和我们自身生活的变化，比如晨醒晚睡、工作时间、进餐时间和娱乐时间，以及婴儿期、壮年期和老年期————这些事情都需要行动，但却没有产生行动的问题，因为这些行动是可预测的。行动的问题产生于各种背离了常规的变化。常见的说法是，在不存在社会进步的情况下，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会很大，也无足轻重，通常的做法就是在“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之间作出区分。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根本的区别仅仅是程度的区别，而且仅仅存在于某些实际进步性变化的较大的不可预见性之中。首先，要在进步性变化和波动之间作出清晰而有意义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所有事物都要取决于变化的周期。如果在一个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而言的短期内，这些变化可以自我补偿（self-compensating），那它与不确定性无关，而日益完善的组织手段被设计用来保证合并不断扩展至有效的自我补偿可以出现的时期。另一方面，说不定我们知道的所有进步性变化最终也是周期性的。

    再者，进步性变化并不必然就具有不可预见性；实际上，一种纯粹的进步性变化并不一定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变化是均匀发生的，或者，与任何已知的时间的数学函数相一致，未来就会极为准确地为人们所预知，仿佛没有任何变化。毕竟，只有波动，即进步中的波动，才是不确定性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某些变化在运行过 程中完全是“固定”的，因此这些变化并不会引出那种干扰竞争运行的不确定性。这种变化是指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其他变化在运行中极为变幻莫测，并且不断推翻企业家据之对生产服务出价的各种计算。

    对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认识到的在经济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进步性变化特征的详细考察，揭示了各种变化之间有意思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如果我们从区分自然变化和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致的变化开始分析，我们注意到，在前面的部分中，我们并没有考虑任何进步性变化。自然变化要么是那种从固定状态或别的什么状态中产生的自然波动，要么就像假设的太阳系的冷却一样，其变化如此之慢，所以并不会使人们的计算产生差异。但是，由于人类行为而产生的变化却是两种不同的变化。其中有的变化产生于深思熟虑的意图，有的变化则多少是作为对其他目的采取行动而偶然产生的结果。对“真正的”行为动机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或许最终也不会让人得到一个非常清楚且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我们可以作个初步的区分。技术的改进和大部分自然资源的发现，是出于人的直接意愿，尽管后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更是一种偶然。资本的积累可以视为深思熟虑的结果，虽然这样说还有一些保留，人们之间的各种再分配也可以同样如此看待，但这里就有更多保留了。欲望的改善，部分是一件深思熟虑的事情，部分是因为相伴其他努力而生的，部分则是“就这样产生”了。人口的增长很难说是意愿的结果；其内在特性的问题很少受到选择性干预（volitional interference）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产业条件下，这方面还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急剧的倒退）；而个人的教育和培训则受到有计划行 为和偶然事件这两种令人困惑的混合行为的控制。

    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来说，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涉及与财富的消费截然不同的生产。我们在对不确定性的讨论中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而技术的“风险”已经从与市场变化有关的风险中分离了出来。观察一下在现代产业组织的演进中，市场功能如何不断地对生产自身的功能施加影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已经指出过，与组织相关的最根本的决定性事实是应对不确定性。在有组织的经济生活中，责任重大的决策就是价格的决定，因为其他决策都可以概括为日常决策，都可以由雇来的人来做。靠归组来消除或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比消除或减少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为困难。甚至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市场行会也倾向于统制的立场，因而市场行会变成了“同业公会”，雇用拥有据以工作的物资和工作完成后的产品的人作为生产者，并为他们分派任务。

    人们会察觉到，影响企业家的主要不确定性，是与其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在价格体系中的地位通常是这样 ［1］ ，他是一位按现价购买生产服务的买者，他将生产服务转换成的制成品，按生产活动结束时的通行价格售出。就他所购买的东西的价格而言，不存在什么不确定性。他承担的是与他将获得的实物产出量相关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计算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通常并不大；无把握的事情只在与产品相关的价格因素中。 但生产者物品价格的变化会对他产生间接影响，因为这种变化似乎与产品价格的变化相关联，因此，生产者物品价格成了在预测市场销售价格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除了与资本价值相关联外，这种变化或许是我们排在第二位要加以考虑的，当然，也是一个必须现在加以详细讨论的问题。不确定性的主要直接来源，就是预期从其他生产者那里得到的供给的量，以及消费者的欲望和购买力。

    最基本且无法弥补的进步的不确定阶段或因素，就是那些本质上等同于知识的增加的因素。这种说法显然适用于技术过程的改进、商业组织的形成以及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按照预期的说法，即从准确而详细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因为要对进展进行预期，同时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我们所见，甚至在这里，变化和变化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因素。虽然在发明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不能预先描述一项新的发明，我们也说不出哪种质和量的新的自然生产能力会得到发展，在什么地方得到发展，但用与未来相关的知识和智性的行为来弥补无知，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做得到的。这些变化大部分是有意使用资源而带来的结果，一般来讲，如果不是一种特殊情况，这种活动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甚至有可能按照固定回报雇来人并借来资本，以从事这一活动。

    在我们能够依据竞争性经济组织的形式和活动，对与进步有关的不确定性的后果进行详细研究之前，还要谈两个更普遍的看法。将经济过程看成是为满足欲望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过程，是很平常的事，但这一观点在两个极重要的方面存在缺陷。其一，经济 过程生产欲望，还生产满足现有欲望的商品，社会的全部力量都专注于前者，忽略了经济活动不仅范围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其二，满足欲望的间接手段的生产，从任何直接意义上说，绝非全然用于满足最终欲望。财富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财富本身的目的，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而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收入也在急剧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工作以“致富”，不仅仅是为了消费大量物品，而且要取代消费大量物品。假设在一个现代工业国家里，人们只是为了消费而从事生产，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在一个极大的且不断提高的程度上，人们都在为增加生产而牺牲消费。无论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观点如何，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种植更多的谷物以饲养更多的牲畜，购买更多的土地以种植更多的谷物来饲养更多的牲畜从而购买更多的土地”，通常在商业活动中，生产出的财富又被用来生产更多的财富，生产并不以财富本身增长以外的任何用途为目标。

    从组织作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对（第五章中）已经列举的进步的各个方面，诸如人口的增长、教育和培训、资本的累积、技术与商业组织的改善、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以及人类欲望特征的变化等等，进行区分。按我们的看法，其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最容易理智地进行讨论的，莫过于资本的累积。

    让我们以物质资料意义上的资本与社会基本结构的关系为起点。我们会看到，进步的诸项事实都与私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社会里，现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没有存在的必要。私人所有权存在的社会根据是，人们认为，资源控制与享用资源使用成果相结合，会鼓励人们在生产中有效地使用财产。奴隶制或 以人为财产的制度的废除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奴隶的工作不如自由人的工作有效率，其结果表明，给奴隶们的服务支付工资，并任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私人生活，比赡养他们并强迫他们劳动要便宜得多。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物质形式的财产，但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状态下，论证的力量相对较弱。在生产方法只是一种日常问题的情况下，就像中世纪的情况那样，不必考虑进步的问题，按制度，土地和工具就归共同所有。一旦方法发生变化，管理的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激励方法上所发生的改变，主要是增加财产价值以“致富”的欲望。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一事实，现代经济生活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增加财富的欲望，而不是对物品进行消费的欲望，尽管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心理联系。即使生活标准的改善源自于财富的增加，我们也不能就此假设这就是动机，因为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过，财富永久性的净 增长，一定来自于从个人来说从未打算用于消费、只希望死后留存下来的剩余品生产。 ［2］

    由进步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传统术语用法中的经济理论的最直接联系，与对利息的解释有关。利息是与社会物资设备的增加相 关的一个现象，它取决于与进步相关的不确定性。利息在一个“静态”社会中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静态”一词的解释有多严密。如果生产财货在形式上、数量上或分配上都不可能被改变，也就不会有自由资本出借的机会，利息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所有设备虽然在形式上和数量上都是固定的，但可以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那里，利息就可能存在。由于生产财货在量上是固定的（没有产生净储蓄或“资本”的消费），但只要在形式上有变化，利息无疑就会出现，但在收入分配中不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差异，而只会在名称上与租金略有差别。 ［3］

    为了理解利息，我们有必要通过储蓄和投资过程，清楚地考察资本设备的创建机制。古典资本概念将资本视为“对劳动者的预付”（advances to laborers） ［4］ ，作为一个起点，这一概念起码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有两个方面需要进行修正或限定。第一，这种描述仅仅适用于新的 资本或“自由”资本，以及形成过程中的资本；在资本品是通过消费品的“预付”（advancement）而得以存在的意义上，这一描述是正确的。第二，这一预付不仅仅是付与劳动者，而且还付与已经存在的资本品（以及自然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与资本品分开的话）的所有者。围绕利息理论出现的难题和困惑，大部分是出于这一术语的用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资本”一词的含混 不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用“资本品”这一表述方式来指称“供后继生产使用的过去生产出的产品”，即具体的器械和工具，这样，我们将“资本”一词限制在一个非常狭义的含义上，即只涉及资本品创造的预备阶段，或只涉及与资本品本身截然不同的资本品价值 。

    资本创造的性质已经由许多作者做了清楚的阐述。原始人打造自己的工具以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他死后陪葬的就是他拥有的这些工具。在有组织的文明时代中，这一过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差异。由于专业化的缘故，某些人专门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工具物品的生产上，而另一些人则不是这样；其次，大量固定物品渐渐储备起来、并一代代维持和增加。所发生的事情大体上基本相同，尽管劳动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对此的认识更为困难。那些从事工具物品制作的人自然不能同时还生产自己的生活用品，他们肯定是要么依靠那些预先存储下来的消费品剩余 来生活，要么转而借助于那些同时代的生产消费品的人来生活。不管是哪种情况，资本创造的首要条件就是剩余的创造，即同时由某些人先于资本品的存在而生产出的、比消费掉的物品更多的物品的生产。这就是“储蓄”的基本含义。

    在文明社会里，资本品的制造者包括地主和资本品拥有者以及劳动者。所有为资本品的生产经营提供任何种类的生产服务的人，显然是先于生产做出了付出，或是由其他人和工具进行了多于同时期所需要的消费品的生产。这一过程的实质在于，消费品剩余，要用“储蓄”的名义留出来，才能使生产资源从消费品的创造转向 生产者物品的创造。这也就是“预付”的含义。

    这一连串事件由于货币的介入而更为复杂，因为有少部分经济学者总是由货币的交换功能回想起以它为中介的实物的交换。储蓄被错误地认作为货币的储蓄，资本品制造者的收入因此被认作是货币收入。货币当然只是一种交换媒介。货币代表储蓄者对一定数额的社会财富的所有权，货币所有者可以按现行价格、以自己喜欢的任何形式“提取”或“兑现”这个所有权。如果储蓄是为了资本创造而被“用于投资”，那么这笔财富就被转给了那些从事这种经营的人，并被他们以他们想要的任何形式，主要是消费品形式，加以“兑现”。这些事情才该称之为储蓄和转换。被转换的物品赡养或支持了资本品的制造者，其中包括劳动者、土地所有者以及资本品的所有者，否则，他们就要为自己或为了交换而从事消费品的制造。一旦储蓄的财富不是由储蓄者用于投资，而是通过借贷转给了其他人，不管是直接由储蓄者转给了投资者，还是以银行或金融机构为中介转给了其他人，利息就出现了。

    有利息的借贷因此成了保证职能专业化的手段，它使得一组人专门储蓄剩余财富，而另一组人则通过将剩余财富预付给生产服务的所有者而将储蓄转换成了资本品，然后，生产服务的所有者使用这些服务来创造资本品，而不是用这些服务生产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他们必须生产的消费品。没有专业化，这些经营活动也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分工与任何地方一样，只与节约相关，而不是让事情得以进行的唯一方式。储蓄者可以将自己的剩余预付给生产服务的所有者，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创造资本品，他们要么可以自己利用这些新的生产物品，要么可以以租借 的方式将它们转给其他企业家。这种将这一职能转给其他将投资作为自己事 业的人所获的收益，与从任何其他方面的专业化中获得的收益，具有相同的性质。

    很显然，这种收益与从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获得的收益，或从管理加责任职能的专业化中获得的收益，是相同的，因为这才是真正与借贷相关的收益。我们假设，储蓄者自己给了自己一笔预付，结果，他自己成了因他的储蓄而产生的资本品的所有者，那么，他用它来做什么呢？他也可能会在某些适用的物品的生产中自己使用这种新的工具，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事他获得第一份储蓄剩余的最初的行业或职业。但我们知道，通常更有利且更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他将以固定价格将这种工具租借给一位企业家从事实际的经营活动。让我们尽可能表达得清楚一些，他是以一个固定的收益，将剩余物品转让给一位企业家，并任由这位企业家用这种新的工具建设及经营（或是任由两位不同的外来企业家建设和经营），他实际上也能实现同样的收益。

    剩余物品的储蓄显然是一种职能或经营活动，对剩余品的使用，使新工具的创造成为了另一种职能，这是极为不同的一种职能，就好像提供生产服务是一种职能，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又是另一种职能一样。事实上，稍作思考就可以指出，剩余物品转换为资本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一般生产活动领域中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即，它牵涉到对未来状况的具体知识和先见之明。消费品的一种剩余是流动资本 ，这种资本可以在可能的物理范围内和人为控制下，被用来创造任何种类 的无论何种生产工具。在一个允许这样使用资本的社会里，它还可能被用来生产或增加奴隶劳动的供给。事实上，它还可以用来增加 自然投入要素的供给，或是发明和发现新的做事方式，甚至可以用来创造对物品以及对传统上没想到可用资本来创造的许多东西的新的欲望。

    实际上，让人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新的资本品将会被人打造成什么形式，在哪里打造，以及用何种方法打造等等。答案是需要在企业界运用最高的判断力 。很明显，能够回应这类问题的职能无可避免地会沿着相同的路径专业化，并且，在静态条件下作为企业的管理手段，也会因相同的理由而专业化。那些负责将储蓄起来的剩余转换为资本品的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尽管也和前面的情况一样，这种“管理”可能也会采用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选择别的人来执行作为日常任务的直接管理，但并不对其结果负责。就像在存在进步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所要求的对判断力要高于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判断力一样，由行使判断的人————对情况的判断，或是对人的能力的判断————承担责任的必要性，也会相应增大。

    在自由契约条件下，为实现这种专业化而自然形成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这是一种按企业家和生产服务的所有者在讨价还价条件下以相同方式运行的机制。剩余消费品，或者以货币形式或银行存款形式命名的东西，成了贸易活动一种理想形式的极其标准的商品。这种形式极具流动性，也更适合在一种大范围的市场里活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就是这种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市场。这种市场的实际运行与其他任何市场的运行相同。在任何时候这里都存在一个既定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既定价格通常并不是确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它并不是唯一用于交易的同质性商 品，因为，为不同种类投资而设立的不同资金，从各自不同的方面，为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留下了余地。但是，按照物品的级别和种类，借贷市场所体现的价格范围，毕竟比其他任何叫得上名字的市场都要狭小一些。那些愿意以既定价格购买的买家与愿意以这种价格出售的卖方在这里相会，其他人则不进入这个市场。如果按现行价格提供的商品多于愿按这一价格接受的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反之亦然。这一运动使价格持续向一点调整，在这一点上，供给与需求相等。

    买者进入市场的决策，代表了对将会获得一份利润 的投资机会的判断（考虑到特种借贷的利率，所以这里还要有支付所需担保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对未来做出估计，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那些借来资金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借款人（与其他要素的雇用者一样），要对使用资金而产生的物质产品和这种产品的出售价格进行估计。对那些以创造新的资本设备为目的资金借款人来说， ［5］ 他必须以实物形式来估计自己创造性经营的成果，资本设备投入使用后的实物产出以及这种产出的成本和可销售性，所有这一切，除了这一行业的生产周期之外，在未来都还要经过一段必需的构建设施的时间。除此之外，还需记住，一个新的生产企业的建设，还包括使其投入运营以及在市场上为这一企业所有必须购买的东西以及出售的东西构建商业关系；一般来说，这需要一段比工厂的机器建设更长的时间。

    企业家活动的专业化可能会比上面所指出的种种方式更进一步。尤其在所使用的剩余物品就是货币资金的情况下，在新的生产物品建构过程中，这种剩余物品就可以在建构新设备的运行过程中，与其他物品分离开来。但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出现。就我们所知，所谓建设，包括一段比狭义的建设周期本身更长的初期运营期，但时间上的相互重叠，使这两个时期很难区分。实际上，通常在建设一家工厂时，机器零件等会以一笔固定酬金转交给另一位企业家，一位承包商来打理。当然，为了出售或为了在工厂建成后将运转中的工厂租给他人经营而开张一家新的企业，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我们不能将其说成是多数企业建设路径的典型过程。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对资本与资本品之间进行区别的重要性了。企业界视资本为货币资金。然而，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在投资活动中，它代表着一种剩余财富的名称，实际上，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品剩余。这是自由资本 的真实含义，是资本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前利息理论混乱的症结，就在于我们没能认清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在这一社会里，新的净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借贷市场流入投资领域，并在投资领域中被转换成物资设备 ［6］ 。这就是说，剩余产品是从储蓄它的个人和阶层方面来说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不存在剩余消费品的生产，因为剩余是以增加资本设备的形式出现的。在一个没 有进步的社会里，新的储蓄不会被用来创造新的资源，利息也不可能具有对经济学家来说意味深长的意义————即，作为一个分配额————尽管人们也为消费信贷支付利息。目前，与转换为生产物品的借贷相比，消费信贷是不足道的，当然，消费信贷一旦贷出，也要获取相同的利率，也要为防止利息和本金的损失而对担保的程度作出考虑。 ［7］

    利息是使用自由资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资本品由他人使用而不是由其所有者使用的情况下，这个付出就是租金 。显然，利息是用通过借贷所获得的资源来进行创造财产的生产所付出的金钱，是资本品 生产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在进行资本品借贷时，即在资本 交给借款人时，他就想到了。我们必须再将这笔资产收益 与租金 进行区别；前者产生自使用物质财产而实现的实际回报，而租金则是使用物质财产的市场竞争价值。实际上，如果资产是租来的，租金就是资产收益的报酬；如果资产是由其所有者经营，我们也要在公平的租赁价值的基础上，将一笔收入归于资产。如果企业家会因为执行特殊职能而获得一笔报酬的话，那么这笔收益应该包括租金再加上一笔利润 。 ［8］

    因此，这三种收入被两种利润形式牵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纠缠的系列。财产的实际收益包括竞争性的租金以及支付给因 使用资产而承担责任的企业家的利润。反过来，租金也包括付给投资资金的竞争性利息（为投资而牺牲的最初价值）加上一笔利润，这笔利润是对企业家将投资转换成具体商品的企业家职能的报酬。

    租金和利润之间的显著差异，正是造成理论混乱的根源。租金和利润两者都是以比率————即每年多少元————来表示，但对这两种情况的解释却极其不同。利息自然 是一种比率，即两种价值之比。从储蓄者手上转到企业家手上的实物，是以价值，即一定量的货币来表示的，它代表的是一定价值 的剩余消费物品，而给资本家的回报也是用价值来表述的。然而，如果租金也表述为对投资的一个回报比率，其关系就是可逆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就不是指一笔原始价值的量值，而是指资产的销售价值，即按现行利率水平资本化的结果。显然，在一个人们按一定利息水平不断借贷资金的进步社会里，资金和生产物品间的自由交换将把后者固定为一笔价值，即固定为与生产一个等量回报相等的价值。对“心理学派” ［9］ 的某些作者来说，正是这一资本化现象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用一定借贷利息所转换的，是一笔资金价值，这笔资金价值不是资本化过程的结果，而是一种即期效用的价值。

    资本化和资产价值对理解一种现象，即引出进步社会中不确 定性的现象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需要单独对其做一些深入的讨论。一家新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并表现出有可能为投入其中的资源，以及其经营所必需的资源生产出一份超出竞争性回报率的利润，那么，未来的全部收益，就可以按现行利率贴现其现值，并可以通过资产的出售立即提取或兑现。 ［10］ 与前面已观察到的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拥有生产财富的渴望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其收益的间接渴望，通过资本化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期这一事实，数倍地刺激着人们从事新的冒险。甚至在企业的所有者不打算出售资产，只考虑为获取一笔收入而经营企业的情况下，他也一定将资本价值的账面利润作为自己报酬的一个部分来加以考虑，而在他心中，这笔账面利润与以收入形式出现的利润或多或少是分开的，这是一笔超过投资的竞争性回报的利润。

    我们很难过高估计心理学解释中只将经济动机作为消费物品的欲望的错误。甚至对一笔收入的渴望都不只是消费的渴望。但对于社会或任何社会中接近于生存底线（subsistence margin）的社会阶层来说，这种情况更接近于实际。然而，在任何先进社会，比如美国，所谓“生存底线”，或许也包括数倍于满足动物欲望以及维持健康和身体功能的真正必需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实际上可以依靠以最低收入带来的少许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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