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企业和利润（续）

素所给予的较多的重视，可以相同的方式，即从一个更为动态的背景和对短期变化更大的兴趣方面，进行解释。

    随着近来会计理论的发展，投资利息是否要计入利润的问题，从另一种视角看就变得重要起来，而且趋向于成为会计师与经济学家之间的重要议题。当然，这种争议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立场不同，观点明显也会不同。经济学理论感兴趣的是决定商品价格的诸种力量，以及作为供给条件的生产成本。不言而喻，在长期中， 资本的回报等同于竞争性利率，是生产的一个条件，所以从这一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成本。（从短期的角度看，因为它有助于增加混乱，所以事情或许会有不同。）会计师感兴趣的是所有者身份，即企业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是成本，即从所有者收入中的一个扣除。此外，科学的会计制度也是公司问题的副产品，在公司里，承担责任的所有者才被认为是投资者，他的利益被视为是资本的利益，而不管他是否在企业里投了钱，是否有超过公司债务的任何价值。利润，作为投资的回报，自然被视为是一种回报率 了。

    在多数情况下，试图将利润与利息准确地分离开来，不会有什么结果。 ［6］ 因为从它们之间关系的另一方面说，纯利息差不多与纯利润一样，也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和难以表达的概念。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是企业组织中的一个重要事实，但根据我们已经明白的原因，它并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企业家几乎必须要拥有一些财产，将财产运用在企业中的财产所有者根本不能摆脱掉所有的风险和责任。然而，对实际上已由企业家实现了的“回报”，和风险与责任因素都可忽略不计的高等级“金边”债券的“竞争性”利率作出区分，还是有用的。这其间的差额就是利润，或经济学理论上的所谓“纯利润”。

    就算到最后，我们也一定会对将企业家的投资利息称为生产商品的成本，提出一些保留意见。但我们通常承认，如果这种回报 率未能在平均水平上实现，在长期内，该企业内也不再会有投资。但这一真实情况的准确表述显然是这样，所有者一定期望在未来 获得一笔他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即他可以自由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投资 所获得的同等回报。当然，投资与技术性流动不同要素间的联系也必须加以考虑。如果一家企业中的半数投资代表了机器、运营资本、土地或诸如此类能被转移到其他行业的东西，另一半投资代表了在具体企业外部就毫无价值可言的永久性设施，那么，该企业产出的生产成本（在设施建成后），只是对半数可移动资本的竞争性回报（的预期）。当然，如果没有给其余无价值的设施以回报，这一半也不可能被拿走。

    在已讨论的有限范围内，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利润与财产收益的联系，是有根据的，但也存在重要的例外。独立企业家绝不是一个已灭绝了的物种。这样的人通常 既为企业提供资产，又为企业提供劳动服务，劳动服务的意思就是或许要被他人雇用，而且要获得一份固定工资的个人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收入除了包含一份利息因素外，还包含一份工资因素。某些会计师的观点是，工资是对所有者的工作的支付，剩余则是对他投资的一种回报，但这种观点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述。这一观点根据的是公司的常规（及适当的）办事程序中的倾向，在这种公司里，承担责任的所有者只提供财产服务。其逻辑就像是扣除了所有者收入，即竞争性的利率后，就将剩余部分称为工资或管理工资。唯一有意义的区别是，全部收入与减去所有者提供工作所支付的竞争性工资和提供投资所获得的竞争性利息之后所获得的“纯利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常工资率的决定也充满了与纯利息条件下相同 的困难，但难度则更大，因为评估劳动、并在竞争领域中找到相同的服务作为比较的基础，其难度比评估财产要大得多。 ［7］

    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在少数企业以及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中，独立企业家并没有在自己的企业里投入财产，他投入的只是劳动服务。讨论涉及到这样一种情况，传统的（美国式的）利润和管理工资的分析就更具意义一些。由于我们已经指明的原因，对一个雇用别人的劳动和使用别人的财产的人来说，除了投入自己的劳动而不投入一些自己的财产，这一定是非同寻常的。对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赚钱的本事特别大，那么，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他还是可能为必须要给外部要素支付的固定回报，提供足够的保证。 ［8］

    但在现实中，这种事情或许并没有大范围地出现，或者说，并没有在大量的企业中出现。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企业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权，也要考虑到富有的亲朋好友的“道义支持”（moral backing）。这种“道义支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分割企业家的责任。唯一的终极保证或许仍然是企业家本人的潜在赚钱能力，然而，由于败德风险的存在，如果没有自己拥有的财产作保证，这种赚钱能力或许不会有市场。

    总的看来，我们必须说，对与管理工资相关的利润的讨论，已经有些过多了。与财产收益的联系是更普遍、直接和紧密的。收 入的剩余部分必然要属于对企业进行责任 管理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属于那位还获得了一份财产收益的人。这位人士可能有、也可能不会有一份劳动收入。就理论分析的目标来说，重要的区别在于纯剩余收入或纯利润与财产收益的区别。剩余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关系，在重要性方面相对而言次要一些，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具有相同的特点，所以在利润的讨论中不需要多做研究了。如果要对土地和资本作出区别，我们一定会认识到，除了利息或工资或二者以外，利润的获得者或许也是租金的获得者。在一种例外的情况下，他也可能只能收取租金，比如说，一位农夫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所有的流动资本都要外借，而且还要出钱雇人干活。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问题就是要把纯利润与租金区别开来。但这种情况有些人为的感觉，从这一角度看，土地和其他财产间的区别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信誉”（good-will）、业务关系以及已经确立的知名度等都被视为财产，那么，与利润相关联的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就更大、更彰显了。如果所有这些东西都资本化了并被包括在投资之内，那么，一位雇用了他人的劳动并使用了他人资本的雇主，在企业里没有自己的投资，确实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至于对待这些东西的合适做法，不论这些东西能否视为财产，答案都取决于这些东西能否出售。如果信誉与企业里的其他因素是分开的，那么这种研究就是说，信誉可以被单独卖掉而且不会影响到其他因素的价值，这样，财产本身以及依据其销售价格的竞争性回报率，在实现纯利润之前，都必须从所有者收入中扣除。如果信誉不能与某些其他财产因素分开，比如一块场地，那么，它就是这财产价值中的 一个要素，而我们必须将这全部价值的收入，同样视为是一种财产收益，而不是一种纯利润。但是，如果信誉属于所有者本人，这种信誉就不是财产，而是所有者的个人服务中的一个要素，那么，适合它的收入就是工资，我们还是不能称其为利润。只要其价值能进行评估（从资本或是收益意义上），我们就必须将它视为固定合约回报，而不是导致狭义上的利润的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以下我们对利润含义的讨论。组织涉及到责任的集中化，即涉及到将属于众多个人的资源置于集中管理之下。研究表明，生产中人的作用包含制定决策及从事管理，但是，除非与决策的假设结果结合在一起，否则这种管理就不是终极管理。承担责任的决策与其说与事务相关，不如说与人相关，因为最高的经理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规划组织、安排工作、为工作选人，并就这些人对组织的价值进行总体评估，还要在市场上与所有其他的出价人进行竞争。对于这种最高的管理，只有一种可能的报酬，即对人和物支付了按照在人的服务和物的服务竞争中所规定的支付价格之后，留下的产品的剩余。 ［9］ 这种剩余就是利润；利润是从产品销售所实现的价值中，扣除掉生产中能被估价的所有要素的价值之后的余额，或者说，是把所有的产出都归于能通过竞争机制估算价值的生产要素之后的结余。由于利润有别于企业所有者的全部收入，所以，利润是一种无归属收入（unimputable income）。一般来说，在全部收入中还存在其他因素，由于不是企业出过钱的因素，所以也可以说是无归属因素，或者，我们可 以称之为“估算剩余”（residually imputed）。

    理论上，纯利润就是无归属利润，这里面的含义是，产业组织的竞争体系将产品价值归于与生产有关的诸项投入要素。在这一竞争过程中，所有能与任何一个投入要素发生牵连的产品价值，都将由这一要素获得。这一过程的实质在于，企业家或未来的企业家，为了生产服务的未来使用而出的价，即通过现在市场上对服务价值的总的竞争性评估来确定的报酬率，同时，考虑到人类所有预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或易于出现误差这一事实，最终从要素使用中获得的回报，可能会偏离对它们的估计。至于我们可以预先知道的与超级判断的运用相关的任何收入，都将归于拥有这种非凡能力的个人，所以这部分收入也将成为（管理的）工资，不再成其为利润。本质上，管理的工资与从事例行工作的工资没有差别，因为，当我们准确地理解了这个词在本书中的含义时，我们就明白了，管理就是一种例行工作。在有组织的领域内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对人的才能————即应对不确定性的才能————进行估计的不确定性。

    在一般的实际条件下，财产所有权才是真实责任假设的必要条件，在典型的现代企业组织中，承担责任的所有者只为企业提供财产服务，不提供劳动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本书意义上的利润，显示出了与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及一般性投资的竞争性回报率的差别。因此，“利润”一词的科学用法，必须与企业中各种不同的宽泛用法区别开来，尤其要与所有者的净收益区别开来；我们最好用一个特定的措辞，比如“纯利润”，来区分应正确地称为剩余的这一份额，从理论上说，这一剩余不同于由日常职能而获得的回报，而 这一回报应归属于靠竞争而赚得它们的投入要素。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者收入中的归属因素或竞争因素，与作为实际发生了费用的产品价格毫无关系。这种在一般竞争水平上对回报的预期，就是企业致力于某一商品的全部供给的条件，但我们不能说它的实现是必然的。

    如果必须对利润和工资作出区分，那这种区分就像用利润与普通意义上的承担风险所获赔付进行对比一样重要。一家保险公司，只要它的业务被限定在科学范围内，它就没有风险，保险范围内的个案风险被保险公司的大量保案抵消掉了。如果我们能确定其真实概率的话，那么，这些“案子”是否是同质的相同案子组成，或者，是否每一个案子在客观上自成一类，都无关紧要。导致利润产生的“风险”是一种无法进行估算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还与一种不可能依据任何客观基础进行归组的情况相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个人所做的决策趋向于逼近客观价值，只要把这些决策成组地考虑，那么，带有这种特征的决策则退化成了例行工作，并不再与终极责任有牵连；而且，只要我们能够对企业家的能力进行评估，我们就会对他的活动赋予一个确定的回报，这种回报就不再是利润，而是工资了。 ［10］

    导致利润的唯一“风险”，是一种产生于履行终极责任的绝无仅有的不确定性，即一种本质上不能进行保险、不能资本化、也无法付给工资的绝无仅有的不确定性。利润是从事物内在的、绝对的不可预见性中产生的，即，利润产生于一种绝对蛮横的事实，即人类活动的结果无法预期，甚至对这些结果进行概率计算也是不可能、甚至毫无意义的。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获取的利润，被认为是超级判断的结果。但这是就判断、尤其是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进行判断，在个别情况下，你无法分辨是判断好还是运气好，只有一连串的情况才足以让我们对判断或决策的可能价值进行评估，才能将利润转化成工资。

    有组织活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它具有一种凭借对人的判断力和才能的大致估计，把人的看法和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转换成可量度的概率的趋向。判断人及其要处理的相关问题的能力，以及“激励”他们有效地判断他人和事情的能力，都是经理人的基本特质。

    如果这些能力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因人们运用这些才能而支付一笔报酬，这种报酬就是工资，只有在这些才能不为人知晓，或仅有拥有者本人知晓的条件下，这种能力才会引致利润的产生。这种领导才能和领袖品质，是人类最为神秘且最为重要的天赋，它使人类适应了文明社会或有组织的活动，这种能力甚至优于我们称之为推理之本质的感知力和联想力以及各种关联。这种对履行管理职责的全体人员进行评价的天赋出现的误差，构成了竞争性组织（与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工作中的唯一真正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解释了利润一词的正确用法，这是经 济学用法上一直探寻的含义，是一种纯剩余收入的含义，这一剩余无法通过竞争机制归于与其创造有关的任何要素。

    我们依然要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一推理的详细思路，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在组织这方面，有多少现象是不确定性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这些基本方法的必然结果。但我们最好稍等一下，等我们对经济生活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在量上和种类上的进步性变化的含义作过研究之后，再进行深入讨论。这两章只是论述了自由企业的一些更基本的特征，这种特征我们甚至可以在实际可能允许的近似静态的社会中见到，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也会呈现出最小程度的不确定性。由于进步与高级别而且形式特殊的不确定性相关，所以，我们对与进步或进步条件的出现相关的企业家职能的许多重要特征作了概括。现在我们转过来考虑与各种动态因素或进步因素 ［11］ 有关的经济组织的含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不确定性。

    * * *

    ［1］ 从组织的角度看，这是最重要的特征。同样重要的还有与其合伙所有者（member owner）相分离的、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公司的法律特征。“有限责任”一词不足以说明。严格地说，公司的成员根本不承担责任，只有公司的财产，即不直接属于公司所有者的财产，才对公司的法律合同承担责任。

    ［2］ 也许没必要指出，这里所说的风险合并原则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雇主会对雇员做事的“平均”能力作出评价，这种平均是就每个个人而言的平均，如果他挑选了很多雇员，这种平均就是与进一步抵消错误相关的平均。更高层次的承担责任的判断涉及到企业工作的安排和细分，这样才能使每一个雇员的任务与某种程度的能力相适应。

    ［3］ 参见霍利的观点（《经济学季刊》，第十五卷，第88页），雇用经理人做出决策，但企业家承担决策的后果，因此前者不是企业家。

    ［4］ 当然，借助于组织体系而实施的管理变得更为间接，而管理本身也成了遥控管理。与债券近似于股票一样，股票也近似于债券的真实状况。变化的一种形式就是趋向于用比以前更多的股票发行（与债券相比而言）来弥补大量的投资。从银行借来的增加了的资源也表明了相同的趋向，因为银行与他们所投资的企业的管理层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5］ 与人打交道，而且了解人甚于了解物的最高企业家的例子，再次说明了类似的政治问题。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民主向知识效率（intelligent efficiency）的进步，似乎取决于一种趋势，即选民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合格代理人（competent agents）的选举上，反而不注意他们对政策的制定和各类事务的处理。委员会制政府（commission government），甚至由市议会推选出市长的市长负责制（manager plan），都是一个适例。在政治领域内，存在真正的终极目的问题，当然，如果制度依然是民主制度，这一问题就要由选民来处理。企业里的情况或许更甚，在企业条件下，选举人对候选人的判断，一定与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相关，部分因为主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到终极社会理想。考利教授（《社会组织》，第129页及第十三章）对民主的乐观看法，基于他对民众能力的信任，但应承认他对政治问题和统治之术全然无知，把明智的选举基于一种对人的优势的直觉认识。

    ［6］ 在这里，“利息”仅仅指财产的收入。利息和租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动态”问题，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讨论。这里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社会里，是否也能获得利息，但我们确信，利息和租金之间的区别不会很重要。可参见第五章。

    ［7］ 我们这里必定再次涉及只意味着财产收入的“利息”一词的用法，虽然从表面看，这并不符合将其作为一个“比率”所作的分析。对纯利息进行解释，要比对实际财产的纯竞争性回报进行解释要容易得多，但即使在后者身上产生的难度，也比不上对独立企业家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的难度。

    ［8］ 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对容易受到损失的生产服务的所有者给出足够担保的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9］ 当然，这种情况中也包括垄断的因素。参见第六章。

    ［10］ 我们可以在不同领域找到很多雇人来应付不确定性的例证。公司设立了固定工资，雇用了发明家、实验室人员、矿山勘探员、天气和农作物预报员、市场预测人员及操盘手等等。赌场则以周薪雇人陪自己的客人玩扑克。很显然，这些雇员与雇用经理人一样，是将决策作为日常事务来做，并不承担相应责任。承担责任的决策是由选择他们来做事的雇主制定的，采用合并不确定性的原则来进行经营的意图也很明显。但后面这点在其他情况下则不太明显，比如说，医生做出决策，但是是病人为医生决策的正确性负责！

    ［11］ 见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