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企业和利润

他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一个人可能经由几种途径成为企业家。如果他有财产，或是他了解一种属于他个人的技术上的生产力，他无须使得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相信他胜任企业家工作，他就能从事企业家的工作。只要他自己的资源保护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他自己又同意为这些人支付一笔固定收入，那么，这些人根本不必操心企业家基于其种种策略的判断的正确性，他就能从事企业家工作。当然，如果他不能做出这种担保，他要么就要取信于那些他付给他们工资的人，或是与他签订了租约的人，要么他就要取信于那些为他承担担保责任的外部人。这种与企业家担保职能的转移有关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我们将马上着手讨论。第三种情况的产生是可以想象到的，即，在一个人并不认为自己特别适合于做管理工作的情况下，如果其他人等对该人的能力和可信度有极高的评价，那么，这人也会成为企业家。这种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对其的分析也必须推后。对企业家职能分离的讨论，自然会引出所有问题中最为困难的雇用经理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考虑这一职能未被分割、他一人独担的简单情况，即管理及承担不确定性的职能承担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情况，根据这一假设条件，无论外部人由他雇用与否， 或是，对他的能力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感兴趣，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从这一假定开始，即假定这是我们社会中企业家职能的唯一形式，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简化。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谈谈企业家的收入被确定下来的过程。或许我们应该将它与只提供服务但不涉及判断而获取的固定合约收入区别开来，这份固定合约收入是由企业家支付的 ，指出了这一点，后者就可以断言，企业家本人的收入是一种剩余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家的收入根本不是由谁“决定的”，它是其他人的收入“被确定”了之后所“剩下的部分”。企业家在市场上为社会中现有的生产服务进行出价的竞争，“确定”了这些固定合约收入的价格；企业家的收入是不固定的，而是由固定合约收入支付完后的剩余部分所组成。因此，我们要通过对决定固定合约收入的诸项力量的研究，再联系一个企业或一个社会的全部产品，间接地研究企业家的收入。

    假定生产服务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对每一位企业家来说，固定合约收入是通过企业家群体的竞争或边际预期，再联系现有每种要素的供给确定的。无论如何，任何人要成为一名企业家，都要依赖于他自己的坚定信念（强烈到足以依据这种信念而行为），即他能使生产服务的产出多于由其他人所认为的这批生产服务生产的产出而确定下来的价格水平（根据同样的规定，这种信念必然会导致行动）。在任何个人成为企业家之后，他的收入的量取决于这一超额预期在生产中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他判断的正确性至关重要。但我们很清楚，他的成功同样也可以出于这样的原因：（a）其竞争对手判断失误，或（b）其竞争对手能力低下。一个 人的（a）能力与（b）对人的能力的判断，这两个因素是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企业能力就是（对外部因素的）判断和运作能力的综合。

    再者，最佳判断和最高能力的使用，也无可避免存在一个误差幅度。在任何一种具体情况下，成功的结果都不能完全归于判断和能力。最优秀的人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失误，最差的人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成功。一次试验或数次试验的结果，至多只能在能力已经表现出来或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作为我们偏爱某一看法的根据 ［7］ 。对能力的可靠估计，只能来自大量的试验。就是这样，也存在不同的能力与能力之高下的差异。在企业管理活动中，根本不存在在客观的、可描述的意义上极为相似的两种情况。大脑活动的神秘现象之一，就是我们能对具有价值的“一般能力”做出估计，而我们能做出这种估计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进一步说，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商业冒险活动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赌博（gamble）。在企业或任何一个涉及难以对相关因素做出估计的承担责任的领域中，无人能假装对这些因素进行估计，因此，多数决策都需要进行判断。判断本身就是对某种结果的概率的判断，对成功的比例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将这种冒险活动反复进行多次，我们就能掌握这一结果。因此，幸运的限量是两方面 的。它要求大量的试验才能对任何给定条件下所实行判断的真实概率有所了解，同时才能对判断的本质和偶然性进行区别。再一次请大家记住，无论对事例的分类有多么粗略，奇迹都会产生，我们也就能尽可能智性地生活。现在我们尝试以供需法则的形式，更为准确地阐述一下决定企业家收入的原则。

    对一种生产服务的需求取决于因应用于该生产服务的其他服务的增加而产生的收益递减曲线急剧上升或下降。在我们熟悉的土地的例子中，随着应用于一块给定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回报迅速减少，这块土地上的租金将会更高。毋庸置疑的是，收益递减法则决定了生产服务与企业家的结合。其决定基于这样一个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实，即预测和执行能力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任何单个个人试图指挥的经营活动范围越大，一般来说————与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超过某一点”，他的效益会越低。对企业家的需求，就像对其他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一样，直接取决于其他要素的供给。

    企业家供给涉及的因素有（a）能力，这一点还包括有不同的因素；（b）意愿，（c）能给出让人满意的担保的力量，以及（d）上述因素的同时存在。如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保证为它的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管理，除了各种要素各自都有大量供给之外，这种管理还要通过能力与意愿的结合，或者所有三个因素的同时存在才能达成。意愿加权力就可以给人以保证，但如果没有能力做支持，无疑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但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因素的结合，能力也将是一种浪费。发现能有效管理企业的人才，并将他们放到承担责任的管理职位上，恐怕是经济组织在效益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中企业家素养的供给，是决定这一社会生产单位的数量和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普遍或许也无可厚非的看法是，大多数其他因素趋向于用增加企业规模的形式来扩大经济，但规模的主要限制就是领导能力。如果能力真的能成功地管理大企业，那么，一旦有了有能力的企业家，就一定容易获得极大的回报。任何一位特定的企业家 的收入，一般来说有大于别人的收入的趋向：（1）因为他有能力及好运气；但是，（2）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中缺乏一种与权力相结合的自信，以便向雇佣人员做出有效的担保。成功管理企业的能力是多还是少，对利润的影响相对较少，影响利润的主要是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事实上的和潜在的），在哄抬生产服务价格过程中的鲁莽或胆怯。作为一种剩余的企业家收入，与其从直接意义上认为是由对企业家的需求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对其他服务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些需求才是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获得自信的关键。我们一定立刻就明白，对于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来说，蒙受一种净损失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损失完全能以其他能力的所得来弥补。对那些能力低而“勇气”高的人来说，这种结果是一个必然。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通常对自身的能力作了较好的判断，不论能力本身高低如何，一般利润率 可能会较低，但对水平较低的实际能力来说，变数和波动性会更大。赚取较大利润的条件受到了包括低水平进取心和高级别能力供给的严格限制。

    由于传统分配理论已经（错误地）在剩余收入概念基础上对利润做了分析，当然尤其是在地租分析中，所以，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来说，利润的分析更为简单。但这里不能过分地强调相似 性，因为这里存在这样一种重要的区别：租金————与每一个人现在所理解的任何其他份额一样————是扣除产出 的其他份额之后的剩余（产出是一个单位的边际贡献乘以单位数）。但是利润（我们现在是在简化条件下进行分析）却是扣除了对其他要素的支付 后的剩余，是通过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要素的边际出价 （marginal bid）而决定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不是一种产品剩余，而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margin of error），即那些没有迫使成功的企业家对生产服务支付出如他们自己被迫支付出的同样多支付的非企业家和企业家在计算上的误差。

    由于这一观点相当复杂，所以在这里最好再扼要重复一遍。我们首先大略地假定，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如企业家一样了解自己的能力，但这些人对相互之间的能力知之甚少。这样，社会收入在利润和固定合约收入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社会上企业家能力的供给，以及由它（对其他要素的使用）带来的收入递减的速度，利润的大小随能力供给的增加、随收益递减的加速而变小。如果人们除了不了解其他人的能力之外，还不能判断自己的能力，那么，总的来说，利润的大小要么取决于他们对企业经营活动前景的过高估计，要么取决于过低估计，如果他们过低估计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前景，利润就会更多一些。这种阐述是从对他们所拥有的、保证他们支付协议中议定的固定收入的手段问题中提取出来的；这一方面的局限性同企业家能力供给方面的局限性起同样的作用。如果企业家的能力非常之高，以致实际上不太容易产生收益递减现象，那么，即使在很少几个这种人之间的竞争，也会提高固定收入的比率，并降低剩余份额，当然，如果他们了解自己的能力的话。如果 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能力，那么，利润的大小又要取决于他们的“乐观态度”，随后者而反向变化。

    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了解，与他对自己处理不确定性的了解以及信赖自己的判断有关系，这样，如果经营活动的范围足够大，如果其知识是完全的，那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真正的赌博情况下，判断本身的真实概率也很容易出错，在这种情况下，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不确定性而言，我们对大多数情况下的可预测结果还是有一个客观的概率估计。因此，真实利润的出现，取决于判断价值估计中的绝对不确定性，或者，取决于缺少一个通过合并的方式组合起大量的事例来获得确定性的必要组织。由于人们对他人的判断能力的完全无知，因此，很难明白这种组织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借以了解这个世界的机制是如此难以捉摸，利用间接手段增加确定性的智能是如此之伟大，以致我们还要在更大范围内作出保留。如果人们并不知道别人的能力，但却知道别人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还是有把握对所有人的能力有个一般性了解，就算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不全面或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事实就是这样），事情也会是这样。如果那些为了一笔固定酬劳而提供生产服务的人，知道那些为这种服务出价的人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或者，如果每个出价人都知道别人了解这种情况，那么，出价者将被迫为他们愿意支付的所有数额进行支付，这就是说，要为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数额进行支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会具有扑克牌戏即一种虚张声势的竞赛的特点。但我们必须承认，实际工资的讨价还价根本不具备这种特点。

    欧洲开拓者在原住民那里的情况，说明了少数人在多数人不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少数人能获得极大利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们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竞争，如果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他们将推动价格至一定的竞争水平，同时不必用对被利用者采取比接受了这一较大出价的人们所采取的更为精明的任何行为。带来这种结果所需要的竞争者人数，取决于企业家职能的收益递减曲线的急剧上升或下降，取决于一个人能有效管理的企业规模的限度。其中，规模的概念还必须扩大到将须加以处理的各种不同情况包括在内。由企业家职能带来的收益递减问题，实际上是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 ［8］ 设想一个人能胜任一家规模不明确且具复杂性的企业的管理，就是设想一种完全不存在实际不确定性的情况。

    以上所有讨论都涉及这样一个简化的情况，即我们假设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对真实价值、对他自己的每一个判断以及根据这种判断控制事情的能力都有一些了解，但是相互之间对这种事情 的了解就像其他人对其自己的看法那样，只能通过他的行为趋向才得以表明。事实上，人们是在一定时期内眼见别人的表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对他人的看法，另外，印象的形成还要求个人的外表、谈吐等的得体。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对他人的这种认识，是我们努力理智地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最难的是对所有与知识和不确定性的实际属性相关的资料，进行系统的讨论。

    对他人的看法和才能的价值估计，大部分是依据对任何个人一生中所做决策，至少是在经济活动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活动范围内所做决策的资料的掌握而形成的。这种估计的作用就是我们期望在任何条件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间接表示；因为我们知道并承认，我们对问题本身的价值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对它的判断受到我们重视的其他人的看法的影响，对这些看法，我们接受过来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在自己的处境下所感受到的信心程度，就是我们在“权威”的判断价值中、即我们依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将权威的声明作为最佳信息加以接受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信心程度。当然，这些对他人看法的看法的形成模式，既复杂又难以解释，而且，很少能摆脱那些被忽略的、对事件本身所做的独立判断的影响。这里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情况，因为我们预先有了某种 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与某些权威的看法一致。即使不总是如此，我们也是经常因为权威的看法而坚信我们自己的看法，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之所以相信权威，是因为权威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有了倾向性的观点。甚至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其他人相信我们，尽管从另一方面说，……虽然 我们没有试图用逻辑的表述来阐明所有这些关系，但这已足以表明我们自己的看法和他人看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通过对他人知识的了解而获得的间接知识的重要性，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的一点。

    与此相应，我们视为行为基础的知识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选择听从的权威估计中的误差。商业的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地具有这种特点，这一种类的不确定性尤其需要仔细研究。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假设了纯粹的、不可分割的企业家职能，这是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另一个人的能力而产生的。很明显，由于缺乏这种了解，没有一个商定好的价格做出有效的保证，那么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资源置于他人指挥之下，而且，企业家如果不是处于一种没有资助就能做出保证的状态下，他也不能成为一名企业家， ［9］ 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人会对他人做出这类保证。这就是说，企业家职能在一种纯粹形式上会完全专业化，并且完全与责任和管理联在一起。一旦人们具备了他们愿意据之而行为的知识或看法，一旦人们了解了其他人发挥企业家职能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企业家职能就不再是一种单纯且绝对孤立的职能了。当然，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情，其中最值得仔细考虑的，还是这种部分的专业化和多少被分割了的企业家职能。所以，有几种组织形式和职能分割模式应该引起注意。

    我们所能想到的企业家职能的最简单的分割，就是管理与担 保这两个要素的分离以及由不同的人来执行的情况。这是一种合乎常情的安排，因为企业家能力不会与能使自己对所允诺的固定合约收入做出令人满意的担保的企业家能力拥有者的职位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一定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而言，与某位有可能为他的雇佣合约担保的人签约，可能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不一定是他本人拥有企业家能力，或是他本人有意来承担企业的管理职能。这种合伙形式和利润的分配条件是极为多样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里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工资协议形式，即担保人以管理者雇用受其组织和管理的生产服务的同样方式雇用管理者。这种职能的转换涉及一种我们必须对其特征加以详尽考虑的转变，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解决。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将所有的担保责任与企业的管理责任分离开来，通常不太实际。一名受雇的企业家只有一份固定合约收入作为他在企业里的唯一利益，是很罕见的事情。企业家通常也是半个所有者，至少，他的工资是根据情况而调整，这样事情就很清楚，他的任用与否，要取决于在他指挥下，企业的兴旺程度。

    与企业家职能部分转移给他人而发生的职能转变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对能力评价的结果，它指的是在企业范围之内，职能的专业化或许不很完整。这就是说，人们肯定不愿意在没有有效物质为议定的固定支付作担保的情况下，将生产服务，即人或财产，委托给一名外部人的说法，就不再属实了。如果他们对经理人的能力和正直有信心，他们也可能会在只有部分报酬或报酬没有完全保障的情况下，乐意与之一起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显然是生产服务的拥有者参与分担不确定性压力的例证，或是，“接过了”与承 担风险有直接关系的风险的例证。而且，生产服务的拥有者也参与了企业的实际管理一事，将在现实生活复杂、多变且不明朗（除了依然没有注意到的进步之外）的条件下，在对企业家职能进行更为仔细的研究过程中显示出来，这一点正是下一阶段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 * *

    ［1］ 我们在这里尽力描绘的情景，就是A. H. 威利特博士以“逼近静态”之名想要表现的东西。见《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第15页，第16页。

    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摆脱一些过于微妙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确定性。我们不清楚在物性或人性两方面最终是否存在真正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有时候，似乎所有的变化都是自我抵消的，而且，如果排除了进步，我们似乎最终也能获得对总体现象（通过合并原理的应用）的预测能力，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个别现象的话。但是，举个例子，考虑到科学在天气预报方面那点可悲的有限成功，我们就很清楚，假定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就不会过分地轻信。我们一定没有忘记，变化的周期性或是抵消波动性所需的间隔，事实上都与人类生命的长度相关。如果这种抵消最终会发生（像某些作者，如著名的尼采大胆提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相对于人的寿命来说是如此之长，以致我们无法利用其优势。

    ［2］ 读者将回忆起在第五章中所探讨的不存在不确定性时的进步结果。为了考虑不存在进步因素的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稍做回顾，完成分别研究这两个因素的计划。在完成了现在的任务之后，我们会（在第十一章）将它们合起来进行研究。不确定性的后果和进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分离的事实，尽管从未完全分离，两者的不确定状态被视为是构成“动态”利润理论推理的基础。

    ［3］ 参见第四章，第106页脚注。

    ［4］ 这一说法意味着，一个人的判断从实际意义上说具有真实或客观的价值。这一假设将由进一步的讨论来证明。

    ［5］ 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固定合约收入的理论特点是，这些特点在传统的分配理论中，是与租金结合在一起的。从我们当前假设的角度看，所有生产财货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及分配量都是固定的，这种收入自然可称之为工资。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在收入的来源里，不存在由某种原因引起的或道德上的重大差别，所以它们叫什么并不特别重要。

    ［6］ 在现实社会中，雇主与雇员身份的选择自由，通常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本的量。然而，与假设这种自由相关的抽象程度并不严重，因为人们所表露的能力总是能为商业活动带来资金。一名没有财产的雇主可以通过保险为固定合约支付做担保，甚至在他们有了损失的时候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组织和高道德标准的商业声誉的话，风险承担和风险管理职能与提供生产服务的职能完全分离是可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对作出有效担保的必要条件也要加以考虑。

    ［7］ 与我们对竞技比赛的讨论中看到的一样。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在高尔夫球场上做了一次20码轻击进洞就证明是高技能，或是用步枪在100码远处射入一只2英寸的靶心也证明有技能；因为，我们不能说错过了一次3码的轻击，或是射在了8英寸的圆圈之外就证明缺乏技能。不论击球技术或射击技能是好是坏，两种情况都时有发生，只有经过相当数量的试验后得出的成功与失误的比率，才能使人对达成目的的真实能力有一种认识。

    ［8］ 经营管理的收益递减是我们在经济学文献中经常看到的主题，但对此仍然缺乏科学的讨论。有意思的是，按当今作者的观点，这些分析基本没有根据，参见H. C. 泰勒《农业经济学》，第六章。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企业理论的讨论是含糊的，并不令人满意。完整且具有严密逻辑性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考虑到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诸要素的极端复杂性，尤其是其中多数变量可能是一些独立的变量，这样最终得出的若干可能的猜测会使人望而却步。起码它会需要足够多的空间，而且也很难顺着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这样做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太大，这样，就算有人读它也不能证明这种努力就值当。我们希望，上述讨论已经涵盖了令人感兴趣的关键之处。根本的因素是企业家范围内人的能力问题，这种能力包括预见能力和执行能力，以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了解和在经营中信任他们的倾向。被忽略的因素似乎是后两项，即自知和自信或主动精神（initiative），这两项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完全等同。另外，了解并愿意相信其他人 的能力和判断，仍然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9］ 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必须拥有资产，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实际上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然而，可以想见的是，一个人或许可以通过典押自己的赚钱能力而保证自己在合同中的支付责任。这种安排并不要求比现在的保险赔偿更为复杂的组织技巧，或者说，并不涉及人性方面的其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