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企业和利润

    现在我们必须更为具体和详细地考虑一下对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组织形式有很大影响的不确定性。最好的方法似乎是拿一个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进行研究，再想象引入不确定性的情况，并设法搞清楚引入不确定性后的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我们要回到第四章所讨论的问题上，在那一章中，我们研究了不存在不确定性（和进步）的交换和竞争的机制。我们将遵循同样的方法，从形式尽可能简单的问题入手，分别研究不同因素的作用，分析用想象的因素逐渐构建出的“假想的”（Synthetically）真实生活的复杂性。

    为了确保最低限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使讨论尽可能地贴近现实，有必要略加留意我们确定以之进行研究的假设。首先最为明显的初始必要条件就是要从需要考虑的事情中，去掉社会进步的因素，先考虑静态社会。但这种公设还需要在讨论中区别对待。正如我们一再注意到的，在一个绝对 没有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根本不会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在第四章中的分析就是按这一假设进行的。这种情况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最基本事实完全不符，但这种研究却对离析出不确定性的各种影响这一分析目的有利。因为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变化都是真实的存在，因此，这种存在与研究假设条件的抽象很少有关系，而正是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变化 才被赋予了最根本且最根深蒂固的本质和含义。社会可能是且几乎一直是没有进步的 ，对社会所做的明显的简化因而排除了进步性的变化。

    在对第五章所列举的一般进步性变化的因素进行抽象之后，人类生活中还留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因为带波动特点的变化不能认为没有对实际可能性造成损害就加以排除。严格说来，对情况进行准确的系统阐述，与无法最小化不确定性、也没有必要最小化不确定性相关，但它以一种粗略的方式充分表明了我们计划要讨论的情况。我们必须认识到影响不确定性含义的若干因素并对之加以考虑。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生产过程的时间长度，因为生产过程越长，涉及的不确定性当然就越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总水平。人们的欲望越低，人们希望最大程度拥有的生活必需品的想法就越稳定并且是可预测的。我们的标准抬得越高，与动机相关的审美因素和社会含义的比例越大，与预测欲望和满足欲望相关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另外在生产方面，与通常条件下的农业经营相比，人们更能控制大多数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其生产结果也更具可计算性。我们还必须注意社会组织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发展。预测未来的能力越大，控制事物的进程以减少不确定性的能力明显也越大，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上一章中提到的靠合并来减少不确定性的各种手段的情况。

    我们要对所有这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作出几分明确的假设，以利于且以尽可能符合实际的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我们所讨论的是20世纪初期的美国，但我们对进步的变化作了抽象。这就是说，我们假设人口的数量和构成是静态的，而且不 具有显示现代生活特征的疯狂的变化和改进。不考虑技术的发明和组织的完善，总体情况如我们今天所见的那样，依然保持着稳定。至于新资本的储蓄，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由人口而引起的在人们之间进行的土地的再分配或商品所有权的再分配及教育等等，都保持原样。但我们不会假设人作为个人是无所不知且永存于世的，或是完全理性且不存在奇思怪念的。我们还将忽略自然灾害、流行病及战争等等，但我们将天气和诸如此类的“通常”的不确定性，连同现实生活中“正常”的枯荣沉浮 ［1］ 以及人类选择的不确定性，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现在我们回到第四章中已经描述过的那种社会组织形态， ［2］ 让我们检查一下将最低限度的不确定性引入这种形态中将产生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需记住我们所构建的假想社会的基本 特征。如个人在绝对自由且没有共谋（collusion）条件下的行为一样，我们也假设，人们所拥有的初级和二级劳动分工的有组织的经济生活以及资本的使用等，已发展到了我们所熟悉的今日美国生活中的水平。需要我们运用想象的主要事情，是生产群体或企业的内部组织。在完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每一个对当时情况拥有完全知识的个人，都没有机会了解到生产活动的控制或责任管理的本质。人们甚至见不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市场经营活动。原材料和生产服务通过生产过程向消费者的流动，完全是自发形成的。

    我们没有必要靠假定人们存在超自然的预测能力来滥用想象力。我们可以将调整看成为靠试错法产生的长期实验过程的结果。如果生活的条件和人们自身完全没有变化，出现的将会是一个明确的组织，准确地说，也没有人会有变化的动机。所以，在生产群体的组织中，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设想每一个工人都是在与其他人的工作有某种“前定和谐”的条件下，在正确的时间做着正确的事情。为了协调个人之间的各种活动，可能还得有经理、主管等各色人等。但在完全知识和完全确定性的条件下，这种工作人员仅仅是劳动者而已，与那些从事机器操作的人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执行的纯粹是一种日常的职能，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

    由于将不确定性————对行为基于看法而不是基于知识的无知和缺乏了解这种情况————引入了这种伊甸园般的情境之中，这一社会形态的特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全力以赴地做事；在这种情形下智性存在与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如此构建的一个世界里，完全知识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事情似乎 是这样，所有的组织的重新调节都会成为机械调节，所有的社会机体都是自发形成的。由于不确定性的出现，做事情即从事实际的活动，在真正意义上成了人生的次要部分，人生的首要问题或职能，就是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不确定性引出的社会组织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第一，商品的生产并不是依据对某个个人的欲望的预测而进行，商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欲望而生产的。生产者承担起了预测消费者欲望的责任。第二，预测的工作以及同时产生的大部分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和管制，进一步集中到很少一部分生产者手中，这样，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职能————企业家。

    一旦出现了不确定性，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职能就获得了对执行这种职能的支配权，生产群体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一种机械琐事了。 ［3］ 这种决策职能和控制职能的集中非常必要，就像有机生命的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这种“头部优势发育”（cephalization）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原因相同。我们可以在这里考虑一下这一过程和影响这一过程的环境。解决这一问题的顺序在第七章中，在讨论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各自不同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分类时，已有提示。

    首先，成功的指挥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和判断以及适应日常经营活动的能力和嗜好，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生产群体或企业现在竞争的是管理能力和技巧，对人员进行重大的重新安排是一个 自然的结果。最终的调整将使每一个生产者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生产者两种属性的特殊组合似乎最为有效。

    但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生产群体本身专业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寻求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管理才能极强的个人，并让这些人来负责群体的工作，使其他成员的活动服从于这些人的指挥和管制。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明确地提出，产业组织的存在依据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智力可以用来指挥其他人的日常操作和精神活动。我们要考虑的是，人们有效控制其他人的能力以及决定该做什么的心智能力是有区别的。另外，人们之间的差异，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可信度，影响到按他们的看法而去“冒险”的意向。这一事实就是组织形式中发生的所有重要变化的原因，即自信而大胆地“承担风险”并通过担保后一种特殊收入作为实际结果的分配的回报来为怀疑和胆怯“承保”，后者就得到作为实际结果分配回报的一种特殊收入。

    因此，不确定性存在人员选择和专门化职能的四种倾向：（1）基于知识和判断，让合适的人坐到合适的职位上；（2）因为某些行业的活动需要有在很大程度上异于他人的禀赋，所以要基于预测程度来作出类似的选择；（3）生产群体范围内的专业化，即那些有超常管理能力的个人（有预见性和管理他人的能力）要处于管理群体的位置上，其他人则要在这些人的指挥下工作；（4）那些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乐于以行为“证实”其意向的人，可以专门从事承担风险的工作。这些趋势中所具有的紧密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并没有将自信和性喜冒险完全分离开来，因为这二者是并行的，是同一种天赋————众所周知，勇气和把危险最小化的趋向，在所有领 域都是混在一起的，不过在思想上我们还是将其分开的。另外，第（3）和第（4）的趋势是一起发生的。就我们所知的人类本性来说，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的明确后果作出担保，但又不赋予前者权力去指挥后者的工作，是行不通的，或是非常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一担保，后者也不会听从前者的指挥。这一结果就是规避高利贷法的过程中出现的有名的“复合契约”。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判断者自己和其他人对于一个判断事实上是否为准确判断并无把握，那么这一体制就根本无法运行。这就是说，在不同种类和程度上，人们对他们自己判断的判断以及对他人判断的判断，大体上说正确的多一些，错误的少一些。 ［4］

    多种职能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企业及企业工资制度 的出现。企业及企业工资制度在现实中的存在，就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详细研究这一制度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以及它与人类经济活动及社会结构的多种关系。这种形式并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形式，也不是我们唯一可想到的组织形式，但在某种条件下，它却具有某种优势，因此在不同的阶段都能有所发展。企业的本质就是对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管理 的职能的专业化，人们所忽视的这一职能的特点是这样两个 不可分割的因素：责任 和管理 。在企业制度下，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经理人阶层在管理着经济活动。在严格意义上，这个经理人阶层才是生产者，而众多的其他人等只是为他们提供生产服务，即把他们的人和财 产交由这个阶层支配，企业家则 保证给这些提供生产服务的人一个固定的酬劳。准确地定义这些职能，并通过社会结构对这些职能进行探究，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为专业化过程永远不会结束；但最后我们将发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这两者基本上是不可分离的。在自由社会中，行使判断或制定决策的有效程度，都与承担不确定性的相应程度以及对决策的负责程度，联系在一起。

    随职能的专业化而来的是报酬的分化。社会生产同样也被分成了两种收入形式 ，这是仅有的两种收入形式，一种是固定合约收入（contractual income），这种收入基本上与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收入相同，是一种租金 ；另一种就是剩余收入或称利润 。但与利润的分化一样，固定合约收入的分化也永远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过一种纯粹形式的收入，同时每一种实际收入都包含有租金和利润两种因素。由于不确定性的出现（分化本身的条件），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有多少收入属于这一种因素，多少收入属于另一种因素，但我们还是可以作出部分区别，因为两种收入间由某种原因引出的区别，还是明显而且清楚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由于在企业组织中引入了不确定性而发生了变化。在相同的动机条件下，即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每个个人都致力于改善自己的条件的动机条件下，人们将通过相同的试错法进行重新调整。自始至终处于我们考虑范围之内的理想的或是限制性的条件，仍然是通过每个个人在不同行业之中的努力及努力过程之耗费的分配，使所有的行为选择均等化。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劳动和财产服务实际上都进入了市场，并成了被人们买进卖出的商品。这些商品因此而成了比 较价值尺度，由于这些价值组成了满足欲望的直接手段，所以这些商品从价格上归为同质性的东西。

    新的调整的另一个特征是完全均衡条件不可能再存在。因为生产安排是以预期为基础作出的，因此实际所获得的结果不再与一般情况相符合，波动不再静止于零。因为，各个个人所做出的所有改变，都与公认的价值尺度相关，但由于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这一价格体系极易产生波动，其结果是各个个人的安排也不停地发生着不确定的变化。人们据以确定判断价值的经验中包含有一定比例的失误或错误，考虑到人不可能永生，所以试验从来没有完成，而且一再地从头再来。

    现在我们转而扼要地考察一下包含于企业组织制度内的两类个人收入：固定合约收入和利润。 ［5］ 我们将按迄今为止我们解释事情的方式，试着将我们自己置于行为人或决策人的实际位置上，并用一般的人类动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问题的背景是自由竞争的环境，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的人和物质要素都在竞争为他人所用，其中也包括所有已受聘为企业家的人，同时，所有的企业家也在为生产性服务而竞争，而且所有的人也同时在竞争企业家职位。理解人们对这种环境所作反应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的行为和竞争，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认识 。为了简化一下情况，并使问题 更具体一些，我们将与以前一样，假设这里存在某种在其他人如企业家控制之下的人和物的归组（任意一个归组都可作为出发点），同时，企业家和其他人等，也如上面所述处于竞争之中。

    生产一分配制度是在预期的基础上，通过双方的出价和还价而产生的。劳动者索要他认为企业家能够付给他的报酬，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接受少于他能从其他企业家那里得到的报酬，也不会接受少于自己成为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报酬。同样，企业家给任何劳动者开出的价格，都是他认为为了获取劳动者的服务而必须给出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他所支付的都不会高于他所认为的该劳动者实际所值的价格，他注意的是自己作为劳动者所能得到的价格。全部的计算都是对未来的计算；过去甚至现在的情况都只是作为对所预期结果的预测根据。 ［6］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任何商品只能够有一个价格，所以，一般工资水平一定产生于竞争性竞价。既定的工资水平可被称作劳动者产品的社会的、竞争性的预期价值，如我们业已解释的那样，我们是从特殊贡献的意义上，使用“产出”一词。在这里，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对一份工作协议的未来看法决定了价格，这些看法只是设立了这一协议的最大最小范围，超出了这一范围，就不可能产生协议。价格调整机制在其他任何市场上都是一样的。这里一直存在 一个既定的统一价格水平，这一价格水平自始至终保持在供需均衡点上。任何时候，如果更多的出价人愿意以高于受雇者所愿接受的既定价格水平的价格用人，价格水平将相应上升，同样，如果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也会有相应的情况发生。任何一个个人就该做什么所做的最终决定，取决于瞬间存在的价格水平与商品重要意义的主观判断之间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对间接重要意义的判断形成于对未来两方面的估计，即与技术的和价格的不确定性相关联。决定是否按现行工资水平出价的雇主和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出价的雇员，都必须从技术上或物质上对劳动的可量度产品（特殊的贡献）进行估计，还必须估计到这一产品进入市场时，期望获得的产品价格。这种估计可能涉及到两种概率计算或概率估计。冒险本身或许就具有赌博的性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取决于对成功的“客观概率”的“估计”，或取决于对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败的一连串类似概率的相应估计。通常，对高智商的人来说，他将根据所有被估计的因素，对估计的可能的“真实价值”进行考虑。

    那么，“社会的”或“竞争性的”预期一词的含义就会清楚了。在一份雇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的心中，问题只是与这样一个事实————即雇主想廉价获取的服务的现行标准回报与雇主本人不考虑概率的容差（allowances），对其所值的估计之间的差异————相关。差异的度则完全是不重要的。未来的雇主绝对明白，对自己来说，服务的价值大过他付出的价格很多，但他必须只按现行的竞争价格水平支付，如果他对这一交易心存犹豫，他的买卖对这一价格水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只要照现行价格买卖就行。正是从 “边际”需求价格意义上对有关的度（magnitudes）的一般性估计，确定了实际的交易过程中的成交价。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组织的本质，与第四章中所描述的不确定性缺失且不存在进步的条件下的组织的本质，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对一个具体的生产群体来说，一个劳动者的价值或一件物资设备的价值，是在收益递减条件下，随着投入组合中某种要素比例的增加，该要素对产出所做的特殊的物质贡献，以及在效用递减条件下，随着我们所讨论的该企业使用来制造某种产品的生产力比例的增加而形成的这种贡献的价格，共同决定的。但是，组织的计算所依据的事实，不可能再通过试验而准确客观地加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数据肯定是估计 的，这就易于出现大大小小的误差幅度，这一事实引起的差异，在这两种条件下与其说具有相似性，不如说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做出这些估计并“保证”这些估计对群体中其他参与人员的价值的职能，就落到了每个企业中有责任能力的企业家身上，并由此而产生出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完全不知道的一种新型活动和新型收入。

    即使在第四章所讨论的假设条件下，在每个生产群体的不同的人或人群中，似乎也存在某种控制和协调职能的集中。但是这些人的职责只具备常规性，无论哪方面都看不出与其他那些职能人员有什么重要区别，他们只是劳动者中的劳动者而已，他们的收入与其他人的工资收入一样，也是工资。然而，一旦管理职能所需的判断的履行与易错性 （liability to error）有了关联，一旦群体中其他人等服从经理人指挥的前提条件是经理人必须对自己的看法之正确与否负责 ，这一职能的性质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经理人 成了企业家。毫无疑问，他可以而且通常也会继续履行过去老一套的例行职能，并接受过去的工资；但他另外还要做出需承担责任的决策，所以他的收入除了工资外，通常还要包括一份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利润”的纯粹的差额 因素。这种利润只不过是在他所使用的诸项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即一个由于其他企业家的竞争而迫使他作为获取其服务的条件而对他们保证的金额，与在他指挥下，他最终从产品的出售中实现的金额之间的差额。

    很明显，企业家收入的性质是复杂的，其组成部分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其中包含的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家个人在为企业从事例行服务的基础上获得的普通固定收入（工资），或者说，是凭他自己的财产（租金或资本回报）挣来的。然而这种差额因素还是很复杂，因为事情很清楚，这里面有计算的因素，也有幸运的因素。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需要时间和审慎的思考。现在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清楚的：即生活和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作出判断，劳动分工经济迫使人们结成群体进行工作，并将管理的职能委托给其他职能，这种劳动分工的经济是已经专业化的，人的本性又使那位指挥他人活动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经营结果负责，最后，竞争的环境也使每一个企业家的判断，与他调整他在获得收益之前必须先支付的固定收入的现有商业判断相对立。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探究企业家能力的含义，以及企业家能力的供求情况。就企业家收入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即为企业提供日常劳动和财产所获的普通工资而言，没有评论的必要。这种报酬仅仅是对现在讨论的能力级别或财产种类所付出的竞争水平 的工资。毫无疑问，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确切说出这种水平的工资是什么。在现实生活动荡不宁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实现各样东西和服务的完全标准化，而且在企业家专业化的条件下，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结果，即在极其类似的条件下，企业家和非企业家都不可能做出相同的事情。因此，纯粹的工资，或是租金这一要素与由不确定性引出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区别，在一般条件下不可能弄得完全准确。重大困难主要来自我们试图要分析在确定部分企业家收入的过程中，判断与幸运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家的这部分收入又与他履行的双重职能：（a）履行责任管理和（b）保证生产服务所有者的收入不受不确定性和波动的影响相关。很显然，这种特别收入也与努力和牺牲有关系，与我们必须中肯地加以探究的各种能力的供需性质和条件以及努力和牺牲的分配相关。

    毋庸置疑的是，企业家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节余，因此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生产的效益。如果没有管理职能的专业化，大规模的生产活动、高度组织起来的产业以及精密的分工都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人性使然，担保的职能显然一定与管理的职能同时出现，实际上，从管理的根本意义上看，两者在理论上是分不开的。因此，除了某些个人在履行这一职能时具有超过其他人的能力之外，这里还有很多遗留问题。这里仍然还存在通过合并的原则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大量获得的其他收益，这种收益也不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品质而存在。但由于制度如此，是这些制度而不是个人从事特殊职能的活动，形成了这种社会利益；单从这一方面，我们找不出任何原因导致一个特殊分配份额的产生。

    至于通过企业制度而获得的不同收益要素间的实际可比较的 程度，光进行猜测，恐怕有些轻率，但毋庸置疑的是，绝大部分的实际收益是由于选择了在某项工作上极为合格的经理人而获得的。这种重要的选择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种合格性能在每一具体情况中得到证明之前，就能为人所确认，并仅在此范围内为人所承认。未来的企业家只要对自己的预测和策略的真实价值有了一个估计，也就对他自己是否胜任职位形成了适当的看法。当然其他人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他对自己...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