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应对不确定性的

的保险。

    典型地适用于企业风险的保险就是防止火灾损失的火险，火险的费率理论与寿险的保险精算数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比。如我们已了解的那样，后者非常近似于客观概率，而且事实上，寿险已接近于完美，因此寿险问题是根据二项式定律的公式加以解决的，这与机械概率问题的解决方式相同。火险的费率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我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形成了对风险进行恰当的同质分类以及对具体条件下的实际概率进行量度的方法。即使在上千种风险都已从文字上接近准确定义之后， ［4］ 据最乐观的估计，还是存在极大的运用“判断”的领域。因此，更重要的是保险并不能处理由火灾损失造成的全部风险这一事实。出于“败德风险”和实际困难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将保险限制在“直接损失或危害”甚或是部分损失的范围之内，当然，这里还存在由于企业破产和企业计划混乱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原因而造成的大量非直接损失。由于客观上不可能做到同质事实的归组，而且对损失的发生 也不可能进行准确的量度，因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相应于这一计算中的不确定性，双方在与火灾相关的问题上，也存在赢利或损失的可能。当然，火灾的概率由于风险并不完全是独立存在的而复杂化了。一旦火灾发生有蔓延的趋向，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损失会成组地出现的趋势。然而，在火灾损失总体上可以预先进行计算的范围内，火灾损失就会或可能会被每一个有潜在损失可能性的个人转换成固定成本，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人会由于自己企业中的这种不确定性而实现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利润。

    保险的原则并不仅仅限于火灾，人们还利用保险原则来预防种种不同的企业风险，比如轮船或货船在海上失事，风暴给谷物造成的减产，被窃和遇盗，雇员贪污（雇员间接通过保证金制度投保）为受伤雇员偿付，以及由于信用扩张造成的过度损失等等。由劳埃德保险社的一些人提出的不同寻常的保险契约，因为引起了公众的好奇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些不同类型的意外事件，为“科学地”制定费率提供了极为广泛的可能性，即可以从一个极端如对寿险进行的确切统计到另一个极端几乎纯粹的猜测，比如，劳埃德保险社为保证与企业相关的利益而担保皇家加冕典礼将如期举行，或担保没有任何记录可资计算的某一地方的天气。然而，就是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也存在基于直觉或判断对事实所进行的某种模糊的归组；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想象对正要达到的概率所做的任何估计。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保险原则甚至可以应用于完全缺乏科学数据来进行费率计算的场合。如果估计较为保守而且适当，其结 果就会是，对最为独特的意外事件做保险所收的保险费用，为所有损失保险；因为，就算各种商业冒险本身找不到任何关系，也会存在损失与收益相抵消的情况。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里的关键是，就相关情况进行判断，就为将这些事情同化为一个个组（groups）打下了有力的基础。如果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实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判断，我们就能看出，一旦各种事实累积成一个个组，就会呈现出一种其结果接近于稳定并可加以预测的趋势。

    通常，把保险原则运用于企业风险的情况非常有限，但这并不是由企业风险的内在独特性所致，对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一任务将在下一章，即研究企业家职能时再详细讨论。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说两点：第一，典型的不能保险（因为不可量度，且由于不可量度而不可分类）的企业风险，适合于企业家运用判断进行决策；第二，虽然这种估计趋向于分成一个个组，在这些组的范围内，不一致性也趋向于相互抵消，从而接近于稳定并具有了可量度性，但这只能在事后 发生，由于人生短暂，它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预测的基础。此外，由于这类风险与败德风险 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所以，这种分类或归组，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其他机构来做。在大部分决定性因素都依据于决策者内心活动的情况下，归组的“事实”无法经受客观描述的检验，也无法对其进行外部控制。

    很显然，一旦由外部机构，如保险公司或保险协会，来进行“合并”，只要合并能在单个个人行为范围内起作用，这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就会减少；如果责任能够充分集中，并且财产的共有（unity of interest）也有保障，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一个组织。因此，通过归组将不可量度的风险转换为可量度风险从而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企业扩大经营范围的强烈动机。这一事实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征，是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显著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位靠借来的资本或其他东西经营的企业家，只要他能将自己的判断涵盖大部分决策和估计，那么，就存在坏的猜测与好的猜测相互抵消的更大的概率，其所有结果都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只要消除了不确定性，就实现了理性活动所期望的结果。

    为了消除或减少败德风险，并使个别企业家有可能运用保险原则将一组组范围甚广以致难以“控制”的风险合并起来，更重要的，还是要鼓励人们用一种更为有效和彻底的协作形式来替代保险。因为正是基于看法和估计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本，才尤具风险，所以，组织形式主要围绕着与资本相关的条款（provisions）进行。毋庸置疑的是，减少借用资本的风险，正是导致个体企业被合伙企业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与自有资本和借用资本相关的相同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以公司取代合伙企业的原因。从这一观点看来，高级组织形式在两个方面优于低级组织形式，一是包括大量个人决策、风险或“各种实例”的经营活动的扩大；二是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利益的统一，这就可以减少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决策来行为所引出的败德风险问题。

    上述两种考虑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明显。将大量资本借贷给单个企业家，受制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可能确保得到必要的财产资源所造成的经营范围的局限，这是一种特殊的“风险”。另 一方面，一旦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败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等等，在在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随着财富的大量增长，少数个人就有了经营规模日趋扩大的企业的可能，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发现许多非常巨大的按合伙制形式组织起来的企业。合伙企业法的修改，赋予合伙企业以股份公司对控制权分配、收入分享以及财产权分配所具有的更大的灵活性，万一该法的废除也带来这一变化的话。

    就上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即经营范围的扩展问题而论，人们认为公司可能解决了组织的问题。单让公众购买其所关注的证券的能力而言，对以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公司的大小，似乎很难有任何限制。但在第二个问题，即利益的有效统一问题上，虽然公司与其他形式的组织相比，已经有了很多建树，但人们仍然希望有更多的成绩。毋庸置疑，从绝对意义上说，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人类本性发生革命性转变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当然，没有组织，这种变化也会立刻消灭所有的败德风险。同时，公司的内部问题，即防止其各类成员和依附者之间出现相互损人利己的倾向，与其外部问题，即防止公众利益不受公司的侵犯，一样至关重要。 ［5］

    公司组织与风险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我们所称的“分散”（diffusion）及合并。所有权极为细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转手 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资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个单个企业中的规模投资外，还可以将所拥有的财产分散在大批企业名下。就风险而论，这种分散的效果明显是双重的。其一，对投资者来说，将各种股票合并起来（consolidation）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因为他持有其股票的不同的公司，其损失和利益多半会趋向于相互抵消，这就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其二，他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发生损失的几率，与损失大部分资源的几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从简明扼要的观点看，还有我们一定忽略了的问题的其他方面。毫无疑问，一个重大事实是，由于公司受政府的支配，受法律的保护，伴随其组织、资源和运营方式而来的是更大的公众效应。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类型的组织确实能减少风险，而且，它不像我们乍看上去的那样，只是单纯地把风险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对有限责任的粗浅讨论趋向于给人以这种印象，或至少是任凭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就是公司优于合伙企业的主要优势。很显然，有限责任仅仅起到了将资源过度投资的损失从企业所有人身上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的作用。如果这就是组成公司的唯一结果，那么，对公司所有人来说，信用状态上的损失将与其证券上的收益相抵消。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与更大的公众效应和较小职能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风险双重合并（twofold consolidation of risk），并不真的能与合并的事实截然分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组织形式在以下这些领域，如缺乏劳动分工且有动机要合并或对不确定进行归组的领域，都显示出一种增长的趋势。那些具有临时性和周期性特点的职业，有组 成合伙企业的趋向，就是在那些没有资本投入、或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其成员相对独立地从事相同工作的地方，也有组成股份公司的趋向，典型的例子有侦探、速记员的联合会，以及律师和医生联合会。

    应对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原则之第二个原则就是专业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用专业化对付不确定性的手段，除了自由企业制度本身，最重要的就是投机。这一现象也结合了不同的原则，那些掌握着纯粹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组织的人们，最惯于在收益来源较少、而不是在收益来源较丰的地方承担职责。由于不同的个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我们最好将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问题留待稍后再做详细分析，在下一章里，我们会将它与企业及企业家职能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从几个方面强调一下专业化和实际减少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在减少不确定性的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含有专业化的归组方法，将不确定性转换成可量度的风险或将它消除。可以充分显示对商业进行有组织投机之优势的典型例证，就是对冲合约（hedging contract）的使用。凭借这种简单的手段，产业生产者就有消除损失的可能，或者，由于他的经营，在他购买原材料并将原材料作为最终产品售出的这段时间内，这些物质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而获利。也就是说，他将风险“转移”给了职业的投机者。这立刻表明，这样一位职业投机者不仅拥有卓越的判断力或预见性或掌握更多的信息，他还从经营范围的充分程度或广度上，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一位面粉商或棉纱厂主在市场进出一次，投机者就可能进出了上百次或上千次，他的判断错误必定也相应显示出 很强的相互抵消的趋势，并使他的经营活动有了一个稳定的且可以预测的回报。

    相同的推理对任何专门承担不确定性的方法都很适用。专业化意味着集中，集中涉及到合并；因为，不管有关的“事实”实质上有多大不同，由于凑集到一起的事实数目巨大，总量上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增加。专业化本身主要是对保险原则的一种应用；但是，由于不可能对个人的冒险行为或不确定性以及由外部人或为某一单一目的而组成的冒险者的松散联合所造成的妨碍保险的“道德风险”进行客观定义和外部控制，所以与大企业一样，专业化渐渐兴起，以应付这种条件下的不确定性情况。

    除了我们讨论的与生产和证券交换相关的有组织的投机外，专业化原则还被用来解释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或投机的方面逐渐与稳定且可预测的方面相分离，并分别由不同的企业接办的趋向。当然，这就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普通形式的投机活动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即市场 作用与生产的技术作用相分离的情况，而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投机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或许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分离在于，在新企业的建立 或创办 及其成立后的经营活动 中，分离发生得如此之普遍。毫无疑问，绝不是所有企业的创办 都属于这种情况，但这种趋势依然非常明显。一部分发起创办企业的投资人，指望从正规的经营活动中获取未来的收益，但大部分投资人则希望在企业创办之后通过出售来获利，而且他们专门将资本投在相同企业里从事新的冒险。大批的且数量不断增加的企业创办人和股份公司都将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新企业的创办，一旦企业的前景逐渐确定下来，他们就撤出全部资金。从这种办法中所获 得的收益，大部分产生于对不确定性的合并。也就是说，他们的收益是通过归组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量度的风险而获得的，对这种组织起来的事实来说，可量度的风险完全是可确定的。这种企业创办人将其某些部分的冒险将会失败并带来惨重损失视为理所当然，在绝大部分冒险都无法获利的时候，他则指望从偶然的令人瞩目的成功中获取收益。这就是说————他要直面与以下这种盘算真正相关的相互矛盾的因素————他并不“期望”靠每种情况下的结果来验证其“预期”；他真正指望的预期取决于一个平均数，即取决于对他的“估计”的长期价值的“估计”。在商业的投机阶段，专业化可以使一个个人或公司应付大量的风险投资，很明显，这是对构成普通保险基础之相同原则的一种应用。

    相同现象的其他一些例证也会出现在读者的脑海中。那些需要利用具有较大投机价值的土地的产业，更愿意租用而不是拥有要用的地皮，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性使这样的做法变得更切合实际。对一个小企业来说，甚至拥有昂贵的机器和其他设备用品，也涉及大量的风险，因此它们宁肯以租用替代银货两讫的购进。租赁土地或租赁设备的所有者大概是这类行业里的行家，他的风险是凭借对大量冒险活动的归组而减少的。

    除了通过合并来减少不确定性之外，投机职能专业化的其他优越之处也很明显，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事实的后一个方面进行分离，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种优越之处的轻视或隐瞒。尤为明显的是，任何一个行业里从事风险承担的专家，对他所处理的问题，自然比那些在偶然情况下才处理这类问题的冒险者了解得更多一些。因此，既然这些不确定性大多数主要与判断的运用相关，所以 不确定性本身也会凭借这一事实而被减少。在这一方面，投机者或企业创办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明显一直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保险人更清楚某一具体情况下的风险————比如说楼宇失火————然而真正的风险 竟然是因为他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对风险进行假设。他的风险之所以不多，只是因为他假设风险有很多。但是，一种判断失误的“风险”之转换，却是非常不同的事情。现在，“保险人”（企业主、投机者或企业创办人）用他自己的判断替代了那位通过将不确定性转给行家而摆脱了不确定性的人的判断。就他的知识和判断更好一些而言————仅仅出于他是一名专家这一事实，别人差不多就会确信这一点，除了从对事实的归组中获得收益外，个别风险几乎很少会成为一种损失。经济资源的使用上也会有更好的管理和更多的节约，不确定性也会转换为确定性。

    这样，应付不确定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管理和经济控制的一般性问题。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不确定性就是预测未来和为了适应未来情况而在现在进行调整时的失误。只要对未来的无知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实际不确定造成的，我们就只能求助于大数法则来分散损失，并使损失具有可计算性，而不是从量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被处理的偶然事件被容许同化为同质的组别的情况下，即在它们不断重复自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我们对未来的无知仅是部分的无知，是由不完全知识和不完全推理形成的无知，那么，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各项事实进行分类，在这种条件下，围绕这一看法的形成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几乎肯定会影响到看法本身的内在价值。甚至一个单个企业主靠扩大 经营规模来进行归组的方法也是这样，因为，企业主的估计的质量，不会脱离他所做估计的数量和所涉及的数据。然而如我们已知的那样，依靠专业化对事实进行归组的情况尤其如此。不确定性问题和管理问题的密不可分，在企业家职能的讨论中（见下一章）尤为重要，这一职能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典型现象，本质上也是专门承担不确定性或改善经济管制的一种方式。人们将会发现，由决策构成的管理和承担决策的后果————产业中承担风险的最基本形式————之间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联系紧密。一旦管制要进行到底，从富有最终责任的经理人角度出发，人们将会发现，这两种职能始终是不可分的。

    这样，我们很自然地转而讨论处理不确定性的最彻底的方法，即凭借获得对未来的更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来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只代表着所有理性行为的目标，因此，只有在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框架的时候，才有必要在类似于本书这样的著作中进行讨论。这样，对企业家制度来说重要的是，除了合并风险并将风险交到那些最为乐意承担风险的人手中以外，还有一种倡导更好的管理的趋向。这里唯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要指出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结构的存在，正在履行着提供知识和指导的职能。

    通过有组织的投机而获得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储备了有关商业情况的信息，这使我们对市场变化进行更明智的预测成为可能。这里不仅仅是市场联盟或交易所及其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忙于这项工作。其对社会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以致每年都有大笔的公共资金耗费在搜集和传播有关各类产业的产出、 收成情况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上了。私人企业根据寻利的原则，也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大笔资金，苦心经营了一些机构，行业杂志、统计部门及各种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与政府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一样，都有增长的趋势。与现代大规模社会组织相关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对便于使用的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不言而喻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对此问题令人非常满意的解决之道，不妨做一个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找到任何办法。但是，个别企业经理人所知道的信息或利用自己的资源而发现的信息，与他必须了解以便以一种完美而明智的形式经营他的企业的信息之间的鸿沟，还须借助于那些提供信息的专业化机构进行弥合。企业家的成果增加了他最终据以做出决策的直觉“判断”的价值，并且极大地拓展了他多少能明智地做出反应的环境范围。

    以上主要是和经济信息的提供相关。在消费者信息领域中，广告业有了更惊人的发展。这里，我们除了指出它与人们的无知相关、与人们必须具有指导行为的知识相关之外，无法对这一复杂现象进行详细的讨论。只有部分广告是符合广告提供信息的本义的。大部分广告都致力于劝说，这与令人信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许，对新欲望的刺激或创造的作用，可以用来区分这两者。除了广告之外，大多数教育方面的社会花费，事关告诉大家满足欲望的方法和对口味的培养。重要的事实在于，遍及生活中各种关系的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所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信息已经成了经济组织忙于供给的主要商品之一。根据这一观点，“信息”是假还是真，或仅仅是一种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都无关宏旨。与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消费者才是最终的评判人。 如果人们在购买燕麦和肥皂的时候，愿意为诗意的“快乐的吉姆” ［*］ 和“浮水香皂” ［**］ 买单，那么，这些欲出售的名号和片语也就成了经济物品。如果一支自来水笔或一把安全剃刀的某个名称，可以使它比相同物品以高于50%的价格出售，那么，这个名称就相当于这一物品经济效用的三分之一，从经济上讲，这与它的颜色或设计或笔尖的质量或锋利的刀口或任何使它有用或吸引人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同。道德上要求很高的人（和幼稚之人）可能会反驳说，在“真实”效用和“名义”效用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将会发现，极端乐观地执著于这一区别，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细察之下，人们将会发现，我们为之花费收入并苦苦追求的多数东西，显然实际上是沉淀在第二层面上的更高的“精神”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信息的生产与销售的不同，就是为了直接指导行为而经营实用知识。现代社会就是以这一行当的急剧增长为特点的。社会上总是存在一些这样的职业，其活动基本上是由出售咨询组成的，最著名的有医学界和法律界，牧师和教师行业多少也可以包括在内。然而最近几年，几乎在工业领域的每一个行业中，我们都见到了蜂拥而来的专家和顾问。与出售信息的那些人不同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止于诊断，他们还要开处方。他们在企业的组织领域中，如核算、劳动待遇、工厂规划和材料加工方面，都同样出色；因此他们是企业经理人中的科学管理者，尽管他们并不是不计 报酬地服务于企业或企业的经理人，尽管存在着很多滥竽充数之辈，但他们大致旗鼓相当，所以从总体上说，增加了生产效益。实际上，他们在推动对企业问题进行明智和批评性的思考方面的确做了有益的工作，而不是盲从传统或采取猜测的方法。 ［6］

    上面列举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后一种选择，与一个问题相关，即与偏向于对具有投机性的经营活动采用相对可预测的方式这一趋势相关。人们普遍假设，社会会为风险的假定付出代价，会为涉及不确定性的商品的生产付出代价，还要为与供应充足的商品相比、供应不足的商品付出代价，而且是一种极高的代价。 ［7］ 这一问题在涉及利润趋向于零的问题时，还会再次提出加以讨论，但目前最好先将其暂时搁置。 ［8］ 我们将会为任何憎恶不确定性的现实性所产生的怀疑，对任一行业中一个等量的固定成本会引起生产力降低到水平线以下，做出解释。

    * * *

    ［1］ 事实上，主要的局限性很少关系到所叙述的问题，只是与为了未来的回报而采取的“行为”或活动的信条有关。手段和目的与其说是行为本身的实际形式，不如说是我们借以考虑我们的行为的形式。伦理学文献是我们未能找到任何绝对目的的一个长长的记录；在生活中，每一个目的对某些新的和更高的目标来说，都会变成一种手段。理性化人类行为的尝试就像一个人永恒地追赶着自己的影子，强加给我们的结论是，“至善”（summum bonum ）或任何其他客观的“善”（bonum ）只是一种幻想（ignis fatuus ）。我们被迫相信，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只有可能结果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能预期的行为，如果这一结果是确定的话。

    ［2］ 这是欧文 · 费雪教授的用词（《资本和收入的本质》，第288页）。我喜欢简单地称之为“归组”（grouping），因为这个词更简洁、也更具有描述性。

    ［3］ 在这里对寿险的社会诸方面进行讨论不太合适，但做一些了解也还值得。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除非特殊的风险纯粹是一种职业风险，而且消除风险的成本可以转移给产品的消费者，否则说所有风险的分类都不是好事，恐怕值得商榷。人们很难找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幸的人会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一个负担。因此，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以一个统一费率投保，恐怕要好得多。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主张，费率可以按与风险相反的方向规定等级（职业风险除外）。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国家的强制保险计划可以按这种原则运行，在私人利润的刺激下，竞争将迫使所有保险机构尽可能准确和仔细地对风险进行分类。

    ［4］ 参见许布纳：《财产保险》，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

    ［5］ 黑尼（《企业组织与联合》，第二十三章）使用“公司问题”和“信用问题”来分别指称我所谓“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他非常恰当地从垄断趋于危害的角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性，这就使流行观点和多数相关文献中的观点相形见绌。

    ［*］ Sunny Jim，明妮 · 莫德 · 汉夫（Minnie Maud Hanff）于1902年创意的美国燕麦广告形象，貌似鼠。————译者

    ［**］ It Floats，美国艾弗瑞肥皂的广告语，源于1879年。这种肥皂由于原料中搅入了大量空气而比水轻，能浮在水上。————译者

    ［6］ 关于生产和“咨询”的销售问题，可参见J. M. 克拉克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期和第2期。

    ［7］ 参见威利特：《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学理论》，第三章。

    ［8］ 参见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