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缺失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变化和进步

像产业中对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一样，受我们所熟悉的生产力递减二重法则的支配，根据物品本身的物质量度看，这种物品的生产越多，产业所获得的价值收入越少。然而，投资者据以估价的基础，却不是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品。物质产品对他的计算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的兴趣专注在以下两个方面：（a）他所放弃的当前财货的量（即价值），以及（b）他所获得的价值收入的多少。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有效需求递减四重法则：（1）生产者物品的创造，意味着资源从消费品制作上的转移，这种转移之所以发生是受实际收益递减的影响。消费品的种类以及给定的量的牺牲，使任一种类资本品的一个较小量的制造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也更为扩展。 ［19］ （2）那些更容易通过资源投资成倍增长的生产品，相对于在这一生产中所组合的其他投入要素来说，一定会增加，其使用也会受到实际回报递减法则的支配。（3）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某些商品生产的投入要素的相对增加，会使这些商品的供给相对增加，并使其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而下降。（4）最后，由于未来收入的创造而牺牲的现在财货越来越多，对未来收入的偏好一定会因为其容易获得而减弱。

    假定其他条件相同，资源的投资将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价值收入的量和必须要牺牲掉以创造价值的现在价值的 量，在体系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由于靠牺牲一定量的现在财货所产生的收入对新的储蓄有充分的吸引力，所以，新的储蓄一定会持续出现，并使得通过一定量投资所获得的价值收入的量减少。这种情况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投资的产出刚好足以吸引已经储蓄的现有资本，而不再需要新储蓄的加入。当然，有些人可能任何时候都在消费以前储蓄的资本，而另一些人则正在储蓄和投资，两者正好相互抵消。 ［20］

    上面是对“折衷的”利息理论的简短叙述。由资本品，即为了创造价值而牺牲掉的现在价值所创造的资本品，产生出的年价值收入的均衡比————即不会再产生净转换（储蓄和投资）的比率————就是理论上的长期利率。正如马歇尔所说： ［21］ 量值（magnitude）才是利率不断“趋向”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假定“其他条件”是“相等”的。但问题的实质是，其他条件不是、也不可能是相等的。随着投资的发生，得自投资的新收入使得任何给定数量的储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并因此而逐步改变了新资本的供给条件。另外，在这种调整过程自我发展的同时，我们很难设想欲望和嗜好，甚至是技艺的状态， 都会依然静止不变。如果理解正确的话，理论从逻辑上说就很合理。这种理论也描述了利率不会产生变化的条件，因而有利于预测利率的未来运动。但是，它会使人对事实有一个不完整的看法，这是我们在实际预测中须加以考虑的。其他条件的变化————尤其是花钱和储蓄的心理（部分属于收入多少的问题）————不用提战争与灾难了，就是在一定量的投入要素不能通过投资和技术的发展随意再生产出来的条件下，就像由于不断的储蓄和投资会趋向于均衡一样，事实上也会对利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22］

    但是，对这种折衷理论最为严肃的批评，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 （例如在马歇尔的书中），是说它没有认识到均衡及这一理论所假设的实际条件在一个给定时间内接近均衡状态的真正意义。相反的情况也是正确的；这一问题与我们讨论过的人口问题相似，但更为突出和重要。在一个发生了新投资的社会中，在一个给定的时刻，资本化率就是即期财货向未来收入转换的技术比率。这就是新投资的“生产力”比率，即所创造 ［23］ 的资本品的年价值收入与为创造资本品而牺牲的即期财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在存在转换可能性的地方————通过不充分的维持，储蓄与投资的转换可能性或现有的消费资本的转换可能性————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形式。储蓄和消费的心理，对某一刻的利率，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影响。资本的供给在短期内也不会是利率的函数，而只是一个确定的客观事实。心理态度的变化或许会使人们的储蓄（或消费）多一点或少一点，但与一个社会全部的资本供给与需求总量相比，其效果简直不足为道。时间偏好比率确定了新资本的积累比率，并影响到未来时间的利率，而不是眼下的利率。转换的可能性迫使每个人都要使他的时间偏好比率与现有的生产力比率相等，这一结果是由于人们或多或少地储蓄自己的收入，或是，或多或少地消费已经储蓄 的资本这一原因造成的。

    即使我们假定其他所有条件都是静态的，对于无论什么时候引发均衡调整所需要的时间来说，也没有什么限制。在整个现代产业时期，利息率一直高于均衡水平，社会条件既然这样（包括人的心理因素、道德观念，尤其是收入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已经为资本一直表现出持续而急剧的积累态势的事实所证明。如果对资本的需求和其他条件仍然不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达成均衡，取决于与实际利率和均衡利率间的差异相关的人们的储蓄率（要对收入的增长和心理储蓄成本的减少加以考虑），以及将新资本应用于社会上已有的其他生产投入要素的过程中，收益递减规律发展的速度。当然，从历史上看，其他条件离均等是如此遥远————尤其是通过人口的增长和新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资本的需求增长得如此之迅速————以致利率的增长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技术的改良一般趋向于节约劳动和土地，并相对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我们可以对均衡的条件作系统阐述；能引起这些条件产生的事件的实际过程如何，或者这些事件将要占用多长的时间，或许纯属毫无意义的猜测。完全没必要相信存在任何真正的趋向均衡的进步，不言而喻，这种进步的失败，既不会对逻辑的合理性，也不会对理论本身的实际效用，产生不利的影响。

    上述分析并没有涉及到利率这一术语的一般意义，涉及的只是现在消费品与收入财产权之间的资本化率，或交换率，这一比率也是投资的生产力对有投资机会的投资的比率。按一定利息借贷自由资本的现象是否会在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出现，现在并不清楚。资本借贷是将生产要素价值的所有权与具体事物本身的所 有权相互分离的一种制度与手段。如果不是为了这种分离这唯一的重要动机，那么，从要素价值的未来变动来说，这笔本金是不确定的。在价值不易发生变化的场合，或在价值会发生变动、但其变动却是可预测的条件下，要素的销售价格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对未来的使用者来说，不管他是租来的要素，还是用借来的资金买来的要素，要素的销售价格都是一种完全无差别的东西。借贷合同是对租赁合同的一种选择。生产者借来资本并用此资本进行投资，因为他将此资本付给了提供资源进行新设备制作的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家，所以，他因为这种“预先支付”而将资本转换成了生产品。显然，资本的原始所有者可能也会自己用它进行投资，他可以根据货币贷款所创造的东西来出租这些要素。在一个未来可完全预知的世界里，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无成本的行为。然而，假定一些无法避免的最低程度的管理和烦恼足以使投资的职能专门化，并将它与提供资本的职能相分离，或许也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借贷和适当的利息将会出现，当然，刚才讨论过的利率、资本化率和生产力比率都会存在（如果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投资成本将减小）。

    投资行为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收入不过就是商品的价值收益而已，而投入要素的价值则是这一收益的资本化率所决定的，即由市场为自由资本所确定的利率所决定的。但是由于有大量的可供再生产的生产品，这一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明显地偏离生产的成本。事实上，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们根据需求的变化，需要极为不同的资本品以调整供给。如果有任何不易于通过投资而再生产的要素，那么这些要素与对土地的经典描述相符。按笔者的观点， 这种要素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长时期内，土地也与任何其他资本品相同。勘测方面的投资和开发工作也与其他领域中的投资相互竞争，这种投资和工作类似于其他生产成本的各个基本方面。对供给方面相对有弹性的商品和供给方面相对无弹性的商品的区别，以及对后者的一种特殊收入（马歇尔的“准租金”）范畴的认可，可能都是合适的。但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这种区分当然毫无意义。

    我们现在必须简要地讨论一下要素清单上还剩下的项目，即在静态状态的讨论中假定不变的要素。第四项是生产服务所有权的分配。这里唯一要指出的一点是，与影响财产的方式完全相同的影响人力（劳力）的条件，以及完全 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情况。这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依据权利来看得自遗传财产或得自遗传能力的收入。对于一个靠即期收入的投资而发展出生产能力的个人来说，不论他是靠他本人或靠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品，还是靠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他并不必然拥有因此而被赋予的在一生中完完全全拥有的所有权（几乎无限的控制权再加上对全部收入的权利）。 ［24］ 我们在思考中将这两个类别作了区分，就所继承的人的能力来说，我们视财产权为理所当然，但指认继承的物质财货的 收益为“非劳动收益”，似乎相当费解。社会总要找到某些方式去鼓励一切生产能力的开发及慎重的、获利性的使用（就像社会总要认识到，家庭关系要保证一代一代控制的连续性）。虽然其实际的可用性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但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供考虑。这里要指出的是，社会在所有权的限制方面，即在控制和收入两个方面，进步都很迅捷，围绕财产的使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约束因素，以个人同意工作的诸项条件为限，越来越多的收入也为了“社会”的目的，通过赋税被拿走。

    至于地理分布————对这一被忽略的话题一定有很多话可说，但本书的篇幅和计划不允许我们多说。仅仅人口集中的问题，且不考虑人口集中在什么地方，即不考虑人口是集中在城市还是乡村，就是一个意义深远而令人着迷的问题。移民、殖民和人口的内部迁移也明显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在这一领域内，我们也能辨识出一种基本的均衡条件，在这一条件下，所有安置点的优越之处都是相等的；在这里，趋向理论目标的进步，相较于在任何特殊时间把我们与之分开的间隔来说，是缓慢的。欲望的变化以及导致欲望脱离私人获利动机而变化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尤为重要。我们说美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一直受到房地产投机买卖和低息资金争议的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又是前者的一种衍生，或许并不过分。当然，人口的实际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生产资源的分布，以及与运输条件相关的乡村地形所决定的；部分也取决于居住地就居住目的来说是否称心如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个物质条件绝对相同的世界里，人们也会出于消费和社会动机的考虑，而以各种规模和程度成群地居住在一起，这是令人感兴趣的。

    最后，静态条件还包括静止的技术和一般知识，作为科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是最不可相信的概念之一。能使得知识增加的活动可能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活动，但对想象力的要求太大，以致我们无法在某个具体的事例中试着将它看成一种具有可预见性结果的事情。然而，在成批的事情中，我们差不多具有预测能力。在许多领域，即在行动规模足够大的领域，研究都能或多或少“明智地”进行下去。现在看来，认真地谈论一种均衡的条件，即在这一条件下，通过进一步的努力获得回报或回报的机会，将不再能充分吸引生产要素进入这一领域，似乎也毫无根据。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很清楚，在可以预见其结果的范围内，资源的分配将以保证整个投资领域中的均等回报为准，在竞争条件下，每个已实现的价值都将等同于创造该价值时所发生的成本。在这一领域里，不确定性实际上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虽然我们接近具有预测能力，但不可预测意义上的量的变化独立于进步意义上的量的变化，因为它们的结果极不相同，所以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中，这两个因素必须分开进行研究。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对一揽子进步性变化的分析。在每一种情况下，产品完全而无剩余地在事关产品创造的诸要素间进行分配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除了完全竞争本身以外，还指在与生产者的计算相关的整个时间内，能够预测到的变化。在这种条件下，资源使用的结果也能预测到，竞争将迫使每一个生产资源的使用者为他负担得起的资源进行支付，这一支付就是对行业总产出的具体的净贡献。如果变化的规律为人们所知晓，就不存在任何扰乱无利润调整的变化了。

    * * *

    ［1］ 马歇尔经济组织理论中有关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他并没有揭示出消费品问题上市场价格与规范价格的关系。他谈到了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问题，但却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放到尚未出版的下一部书中了。在对分配问题的讨论中，他没能弄明白，短期分配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对消费品规范价格分析的一个方面。更有甚者，他对短期分配问题根本没有兴趣。《经济学原理》第六篇差不多全都在谈分配份额的长期均衡趋势，只不过在视供给为固定供给的给定时间或短时期内，从分配的角度略略谈到了均衡的条件。他并未确认、或甚至没有明确地将分配中的长期趋势问题与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问题联系起来，而对社会经济组织中同样重要问题的分析，其状况或看法就是如此。按笔者的观点，对价格组织问题的清晰阐述和基本理解，都可以因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和强调而变得豁然明朗起来。另外，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强调价值的短期价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与两种长期或规范价格理论相关的相似之处。

    在这一方面，我们将马歇尔与在美国以使用静态假设条件而闻名的J. B. 克拉克教授相比较，是饶有兴味的事情。克拉克教授的组织理论实际上更不充分，尤其突出的是，他并不明白他的方法与马歇尔方法之间的联系。克拉克的“静态状态”与马歇尔的长期规范价格是同一个问题，而克拉克的经济动态却与分配理论中的长期趋势和价值领域中的长期变化相一致。但在奥地利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下，克拉克与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影响下的马歇尔一样，提出的都是采用短期分析的分配理论，而且几乎没有对进步性变化的问题以及差不多被马歇尔排除在外的长期结果或均衡的条件，有更深入的认识。顺便说一下，实际上，与马歇尔的短期理论分析相比，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分析让人更不满意，因为，马歇尔的短期理论分析在生产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非常公允的阐述。当然，将克拉克的“静态状态”（static state）混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古典作家的静止状态是一种自然的静态或均衡条件，是进步的目的，或本书第三篇的主题，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手段，靠随意抽象造出来的静止状态。然而，对静态条件的所有讨论都因为没能适当地区分这两个概念而缺乏说服力。我们仍然缺少一种同时重视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对分配的完整分析，即，将生产要素的固定供给假设与供给是一种价格函数的假设分别开来的分析。下面我们就理论的自然分工做一个粗略的表格，这有助于我们澄清理论之间的关系：

    价值

    （即，消费品） 分配

    （生产服务）

    问题一：给定的商品供给与给定的要满足的欲望（某一时刻的情况） 市场价格 不涉及分配的问题

    问题二：给定的生产资源与给定的要满足的欲望 规范价格（马歇尔的长期规范价格）。每种物品的供给都是一个价格函数供给。） 短期或市场价格分配理论。（已定价物品的固定供给。）

    问题三：为增加资源的资源使用以及在满足现有欲望基础上改变欲望 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 长期或规范价格分配理论。作为一种价格函数的供给

    ［2］ 参见《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379页。

    ［3］ 《财富的分配》，第五章。

    ［4］ 这一区别是遵循传统的用法；现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检验，并表明这种区别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见下文，第159页以下。）

    ［5］ 《生产和分配理论》，第七章。

    ［6］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四章，第四节。

    ［7］ 一个忽略了的事实是，在社会的“较低”阶层，孩子的生产绝不是与一般所假定的经济计算无关的。事实上，婚姻的年龄和家庭的规模或许更多地取决于对孩子的预期收入和养活孩子的成本间的经济收益与损失，而这一成本除了取决于一代一代维持生活水平的可能情况的计算之外，还受其父母的控制（当然，两种考虑是相互联系的）。用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条件与出生率所做的比较，还有对童工的后果的研究，以及以出生率为基础的义务教育法的研究，也对本书极有启示。

    ［8］ 这里几乎没必要指出，拉萨尔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的著名工资“铁律”是已经完全被取代的古典均衡工资理论，尽管该理论所依据的逻辑基础让人不能接受。如果工资趋向于减少的趋势是基于人口原理，那么，由于人口的增加，所有的社会重组方案（除了对原理的影响之外）因为后来贫困程度的增强，都无助于产生任何可能的临时改良的结果。这使我们想起，这就是《人口通论》中最初提出来以回应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所提出的千禧年希望的论点。

    ［9］ 上面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无疑有些肤浅，但其他因素在这里是故意不加考虑的。学者们会记得，由卡恩斯对非竞争集团的讨论而引出的、将劳动作为在其供给条件上同质的东西而进行的过于简单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现实。今天，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兴趣已完全发生了转移。让我们忧虑的并不是马尔萨斯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主张————或许正好相反，是民族人口的自我减少；但超出这两者的，是问题的不同方面，即无能力者的成倍增长和上层阶级再生产自己的失败。下面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即低于某一标准，工资的增长就意味着人口的增长，但在超出物质舒适这一临界点不远，相反的关系即开始发生作用。教育普及的结果再加上工业化和城市生活以及时代精神（Zeitgeist ）中不可预见的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的态度产生了变化，即除了那些他们确信是意义深远的事情以外，人们倾向于轻率地对任何事情做出反应。

    ［10］ 社会对任何行业或职业的强烈非难，一旦被那些对社会的嘉许和非难满不在乎的人（社会从来不乏这种人）所掌握，无疑会倾向于使任何与其相关的实际坏事更加糟糕。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世纪的放贷（以及现在相同类型的放贷）和现代酿酒业。

    ［11］ 为了以认可的思路指导消费，由社会、公众以及有组织和无组织的集团所做的努力，被排除在对私人竞争组织的研究范围之外。

    ［12］ 对竞争商品的诋毁因同样的理由，如金砖、酒类等的分配类似盗窃和赤裸裸的欺骗行为一样，必须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这里应提醒的是，我们已经明确地将无法在市场交易中体现出来的利益排除在外了。

    这种提法似乎有些空想的性质，但我发现，要在诸要素的具体形态和一个商品的外观之间做出区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从其原本的目的来说，形态和外观在效能上是区别不出来的（比如相同的颜色和经常与其用途发生冲突的装饰性点缀，以及花哨的外包装等等），另一方面，一种要素的吸引人之处是由于有一个动听的名字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吹嘘”。这些事情使商品在消费者那里产生了差异，在一个交换体系里，消费者才是终极裁决人（the last court of appeal）。如果消费者认为商品有差异，商品就有了差异；如果他偏向于购买这一个商品，而不是另一个商品，那么第一个商品就优于第二个商品；第二个商品就含有了另一个商品所不具备的“效用”。我并没有看出这些效用是否在商品本身或一些相关事实上有什么真正的差异。

    ［13］ 应该记住，从短期的角度看，供给方面的变化不在讨论之列，需求方面的变化才决定分配关系，所以没有哪种分类是完全有效的。

    ［14］ 在人类潜能的发展中，如此多的资源获利投资的机会被错过了，而又造成了如此多的资源浪费性的投资，这一事实或许是对当前社会最严厉的批评之一。然而，这是家庭制度的缺点，而非私人企业组织的缺点，所以从各种意义上都要对两者分别进行考虑。

    ［15］ 长期以来，人们就认识到，级差地租理论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其他分配份额。参见J. B. 克拉克《租金法则决定的分配》，以及J. A. 霍布森《地租三法则》，载《经济学季刊》，第五卷。但人们通常并没有认识到，地租理论最终也没有对所有的地租做出解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 · A．沃克将军提出的分配理论，沃克将军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美国大学里的标准教科书，其全部含义不过就是对一个主题的详尽解释，即每一个要素所获得的是支付其他要素后所剩下的部分。它很容易就能表明，级差理论一旦以一种有效的形式进行阐述，就与具体的生产力理论完全相同。可参见A. A. 扬《伊利的〈经济学概要〉》，第三版，第415——416页。

    ［16］ 然而，正如有时所假设的那样，观念是没有这些成本的。因此，A. S. 约翰逊主张（《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租金》，第120页），一种观念不能被视为是生产性的，因为，使自己无限地扩展是“其本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教育的问题就简单了！但在一般观念的扩展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进行一些鉴别！即使这样，如果其“自然”的趋势受到阻碍，在应用方面受到局限的观念似乎由于任何别的东西都是生产性的而变成生产性的了（见下文，第六章）。

    ［17］ 经典作家视资本为“对劳动力的预付”的观点，除了没能————从他们的劳动理论的观点来看是很自然的————把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包括在内以外，都是正确的。

    ［18］ 除了这样一种信条，即保障从资本获得的收入的愿望，是储蓄的唯一动机之外，动机的强度与所期望的收入的多少相比，很是不同，或者，通过某些简单的法则与其相关，这还是一个进一步的、值得怀疑的假设。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作一个传统的简单假设，只是利用这一机会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传统做法的正当性的重大怀疑。对我们而言，资本的储蓄事实上似乎主要是两三个动机的结果，其中，期望增加未来的消费物品只是一个动机，而且或许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动机。与社会中人的其他行为一样，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公认的社会习俗、合乎体统、该做之事和道德观念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创造的冲动。或许，储蓄最大而且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于对企业的纯粹的关注以及要让企业壮大的愿望，而将收入又投回到企业中去。增加收入的愿望不是主要的动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一事实来证明，即人们就像投资于一个最兴旺的企业一样，不顾死活地投资于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带来利润的企业，这一点还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即社会中的大部分再投资，都是由那些自己得不到投资回报的公司董事们做出的。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真理，即人生的真正动机，至少是那些做大事的人一生的真正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性质。企业家与艺术家、发明家或政治家一样，具有基本相同的心理。他自己专注于某一工作，并沉浸于工作之中。工作就是他人格的体现，企业的成长就是他的生活，他按自己的计划完善自己的企业。

    ［19］ 这种说法也适用于资源投资的其他方法————新的自然要素的开发、劳动的培训和技术的改善————以及狭义的资本品的创造。由于人口本身依靠消费品存活，所以，资源在增加人口数量方面的作用，似乎是个例外，同时这里所涉及的生产形式没有变化。但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这种行为对当前财货与未来财货交换的计算，非常重要。

    ［20］ 这里应该提醒一下，不能把这种均衡看成是与一种消费品的规范价格完全类似的东西。一种消费品在使用中会被损坏。至于消费品的均衡条件，由于这一商品实际存有的量微不足道，所以其均等是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的比率之均等。（当然，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就是资本。）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就是对过去的全部净产出不停进行增添的新生产。在这一条件下，均衡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固定的量，均衡条件中通常的生产和消费量，反而只是损耗的替换物。在这一方面，资本就像是黄金估价理论中的黄金一样。再者，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黄金一样，其均衡条件实际上是未来的一段确定的间距，新的生产则是固定而实在的，但与现有的供给相比，其数量仍然很小，因此，生产条件对于有限时间内产生的价值，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

    ［21］ 《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536页。

    ［22］ 这里还应该提及银行业务、投机以及变化多端的对外贸易，这些都可能在极短期内完全支配利率。由于没有考虑像拆借率及国际交易与利率的关系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谈一下银行利率的问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通过扩大贷款而创造的新的资本货币供给，趋向于降低利息率。这一结果主要限于那些主要由银行大量交易的短期贷款，但或许也并不完全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货膨胀是通过实际的储蓄，即通过收入从当前消费向资本品创造的转换而产生出效果。银行贷放给投资者的新的货币，从社会的角度看，并不是新的购买力。流通手段的实际总价值，独立于构成流通手段的单位的数量，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公理。因此，一旦发生通货膨胀，购买力就不是被创造，而只是从前一个流通手段所有者的手中转到了将新的货币作为第一笔开支的人手中。通货膨胀政策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及这一异端邪说的持久存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货币支出效果，比现有货币支出已被减弱的效果更为惹眼。这是另一种我们熟悉的情况，即“人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情”。（语出巴师夏，他写于1850年的文章标题。————译者）

    然而，这里也要强调指出，商业心理在经济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甚至变化莫测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可能从基于任何简单或理性的人类行为假设的单纯因果推论所提出的政策中得出什么结论。毕竟，银行贷款或许创造了更多的超过资本供给的需求。但是，商业条件和经济循环中错综复杂的变化问题不在我们考虑之列。这一领域中一些有意思的提法我们可以在H. G. 莫尔顿和迈伦 · W. 沃特金斯所撰写的关于“商业银行贷款和资本形成”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文章见《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 1919）。

    ［23］ 在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中，它是市场上通常预期的产出，可能与随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所实现的产出并不相同。

    生产力理论的正确阐述如我们在正文中给出的那样，显然是转换了费特教授和贴现学派（time discount school）的主题，即资本的产出与资本并不是同质的，因此在将资本化过程应用于资本本身之前，这一比率不可能存在。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资本和预期的资本产出是同质的东西，资本虽然还没有进入市场投资，但利率已被确定。当然，资本品一旦创造出来，其价值由资本估价来确定；这种作用必然是以利率为先决条件的，因此，根本不会受到资本品和资本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

    ［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源投资的第四大领域中，通过研究和实验而导致了生产方式的改善（我们这里没有包括人口数量的增加），但并不会赋予推动这一改善的人由改善获益的永久性权利。只要他能保守自己的秘密或防止被人占有，他就可以保留对自己想法的垄断。但从时间上讲，这样做通常是行不通的。以一些具体的技术发明来说，社会会以专利的形式授予并保护这种暂时的垄断。（我们发现，在美国有一种日渐增长的趋势，限制利用暂时垄断的手段获利。禁止附有限制条件的租赁专利机器合同即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