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缺失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变化和进步

    现在我们转到理论经济学的第三大分支，即对因为财货制造、又因为欲望的增加而引起的资源增加过程中资源利用的研究，以及在消费品制作过程中，对资源的使用所作抉择的研究。这三个理论问题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既复杂又含糊，所以一直是经济思想中大量错误的缘由。第一个问题是，在满足既定欲望的过程中，对给定财货的利用 （始于给定财货的分配及自由交换），以及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形成的市场价格理论。除了决定给定储存财货和过去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以外，市场价格同时还表明，按照解决第二个问题时所指出的资源分配的条件，对不同财货相对重要性的社会评估。在理论的第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开始对生产品的研究，因为已经发生的成本并没有对价格产生影响，这正如杰文斯所说的：“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

    第二个问题研究的是在满足既定欲望时，在所使用的物品的生产中（一直依据市场价格原理）对给定生产资源 的使用问题。这一问题现已作为静态社会或是“静态”问题（static state）而为人所知，并且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只与生产服务的价值相关；第二个方面则是特殊消费品的价值问题，其中涉及进入消费品的生产服务的价值，或生产服务的成本；这就是消费品的长期价格或规 范价格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正如马歇尔所说，这是相互交叉的两种分类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分类以消费品为基础，表示一个商品的价值等同于包含在商品中的一批生产服务的价值。第二个问题的分类以生产服务为基础，表示每单位生产服务的价值等同于在制作消费品时所使用的每种消费品的那部分相应价值。前一个问题是长期 “价值”问题，后一个则是短期 “分配”问题。被研究的消费品（价值）供给的变化 ，与生产的固定 条件相关，其中尤其包括了固定供给和生产资源的组织方法。

    第三个问题通常也与这两类价值和分配现象有关。财货“供给与需求的基本条件”的变化，引起了马歇尔所谓的“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但是，容易发生变化的主要的“基本条件”是不同生产服务的供给，即生产服务的供给显然直接影响了生产服务的价格，即分配的份额。我们的讨论与马歇尔一样，实际上局限于这种更为简单和直接的结果，即分配条件的改变，以及趋向于均衡的趋势。 ［1］

    首先，让我们试着清楚而准确地对进步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在我们的研究中要加入什么新的变量？什么是“供给与需求一般条件”的确切含义？或者，什么是我们先前分析所假设的“在满足给定欲望所使用的给定资源”的含义？最后，为了使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更接近于现实，我们需要加以考虑的这些要素有了 什么变化？马歇尔，这位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尤为注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的作者，即使不说是在逃避的话，似乎也是在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一度已开始了对生产要素的逐一研究，但立刻又用上面所引用的综合性表述中断了这种研究。 ［2］ 一系列众所周知被排除在外不加考虑的静态或动态要素是由J. B. 克拉克教授提出来的，在美国，克拉克教授的名字尤其与静态和动态问题的对比联系在一起。克拉克教授提出了进步的五个要素： ［3］ （1）人口的增长；（2）新资本的积累；（3）技术的进步；（4）商业组织方式的改变；（5）新欲望的出现。西格教授对这一排列作了修改，按笔者的观点，西格教授的改动使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他将第三和第四要素合并起来，并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即自然资源的减少或新的自然财富的发现。

    如果我们首先分别考虑财货供给与需求的条件，将会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需求条件看来应该包括以下基本事实在内：

    1．作为消费单位的人口；要对它的数目以及有关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具体构成进行考虑。

    2．人口的心理属性，即人口对所有种类的物品的消费行为态度，这一行为态度是指遗传的“本能”（无论何种意义上这种本能都存在）以及习惯、风俗、嗜好、标准、道德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社会传承”，当然，也包括对商品真实属性的实际知识或看法。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将任何制度因素包括在内，如某些人的消费是 由其他人所控制的，像父母的权威和节约法令，等等。

    3．人口的货币收入与积累的量和分配 有直接的关系。在均衡调整中，收入以及收入的分配最终取决于财货供给与需求的全部条件，尤其是社会中生产资源的量和生产资源的分配。必须记住的是，竞争调整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这些方面的最初的情况。

    4．为完美起见，考虑与作为消费单位的人口的地理分布相关的已知事实也是重要的；当然，人口的地理分布是由生产资源的分布和影响到居住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这里的差异也会对整个组织产生出繁复多歧的结果。

    给定的供给条件尤其包括生产诸要素的供给，但也存在其他重要的需加以考虑的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分类如下：

    1．人口的考虑，包括劳动力、劳动人数以及组成。

    2．先天的或后天养成的对生产活动的心理或行为态度、嗜好、偏见等。

    3．直接的货币收入及其分配，以及最终每种生产资源所有权的分配。在这一方面，个人能力和生产财产间不存在差别。很明显，收入影响到从事生产活动的意向，并且成为独立于嗜好的一种变量。

    4．虽然本条在逻辑上置于第3条之后，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第3条的必然结论，我们还是根据私人财产的意义和内容，分别说明制度的情况。这里的制度与以下所有事实有关，（a）对生产服务使用的控制，以及（b）对收入的有效控制和强制权利。但在个人权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间，仍然不加以区别。

    5．现存物质生产要素的量和形式。迄今为止，在静态条件下 所讨论的这些要素仅仅包括狭义的自然要素，或无论何种同样的东西，即从上几辈传下来的工具，并且这些要素既没有过时不能用，也没有什么改进。

    6．生产要素的地理分布。

    7．技艺的状况；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发展，等等。

    将两组因素合并起来，并去掉重复的内容，我们就能发现下列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因素，即变化或变化的可能性等因素：

    1．人口，数量和构成。

    2．人口的嗜好和意向。

    3．现有生产能力的量和种类，包括

    a．人的各种力量；

    b．物质诸要素；

    i．天然的。 ［4］

    ii．人工生产的。 ［4］

    4．这些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包括人控制人或控制物的所有权利。（由法律或道德观念所实施的客观的控制很难与第2条中的嗜好和意向区别开来。）

    5．人与物的地理分布，这种分布状态必然和技术状况有紧密的关联。

    6．技艺的情况；关于科学、教育、技术和社会组织等等的全部情况。

    为使体系完备，我们需要对这些要素中每一个要素的可能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价值和分配现象的关系，以及消费品和生产服务的价格进行全面考察（还要对它们与资本化率以及生产要素的销售价格进行考察）。然而，对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不能在这里多作考虑。我们只能指出这些变化的某些更重要的价格含义，并且作出对阐明理论之晦涩似乎具有特别意义的评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真正意义深远的变化结果不是变化本身的结果，而是这一变化中的世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如果任何一种变化或所有这些变化有规律地发生，那么，不管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或周期性的，还是按照无论什么已知的规律发生的，变化在价格体系和经济组织中的结果都可以进行简单的处理。通过现在价值与未来价值的交换机制，所有的变化在发生之前，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都不会充分加以“考虑”。这样，变化就不会扰乱人类的计算，也不会毁坏通常存在的可选择之物的完全均等。因此，如果可以预见的话，变化根本不会对生产服务的完全竞争前提有所妨碍，只是由于不存在利润，变化尤其会使成本与价值切实相等。

    事实上，在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一般条件下，依据消费品价格而产生的变化的结果，既没有这么明显，也没有这么复杂，也无法对其进行实际预期，因此，我们似乎并不值当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的讨论差不多将完全局限于分配理论中。我们也要指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通常能对渐进的 变化进行充分的预测和考虑，在短期内，这种变化的结果通常也不重要。相对来说，这种变化在竞争性调整中产生的干扰也较少，也不是意义重大的利润来源。恰 恰相反，意义重大的干扰和利润的来源是短期的，是一种稳定的波动，是一种无规律可循的渐进变化，但不是变化本身。人口的增加和新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可估量的范围内都不会是干扰因素，由发明和改良引起的干扰是由于发明和改良发端时的局部性（local）和爆发性，而不是由于一般的趋势。

    在讨论短期分配理论时（生产要素固定供给条件下的分配），我们反复强调过，生产要素的一般性分类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无论从传统的三要素分类法还是从其他任何方法来看，情况都是这样。这就是说，在需求方面，由于无数细微的程度差别，需求各有相似与不同，尽管从短期看，供给的条件————现有的已知的量————明显是相同的。然而，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供给中存在的真正的差异，会引出供给变化的新问题。供给条件中的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沿着三分法的思路，为合乎逻辑地进行分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从表面上看，我们也有理由承认这三种在类型上有差异的供给条件。首先，我们看这样一种要素，这种要素的供给在长期内永远都是既定的，这种要素具有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既不能改善也不会变质的属性。传统上对土地的定义符合这种描述。（在这里，我们不提是否有任何可以适用这一定义的东西存在的问题。）其次，在供给已成为供给服务价格的确定函数的条件下，某些生产物品可能、也明显可以用与生产消费品的同样方式随意地再生产。传统的资本观点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性。（至于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我们这里仍然不作评断。）最后，其他要素的供给或许是可变的，但不是价格的函数，或者，并不以直接的方式与价格产生联系。在这一方面，对劳动长期供给的传统分析（其中的优秀之处 留待稍后考察）也使劳动与其他诸种生产力量有了区别。这种传统分类，即使从长期观点看，也不能令人非常信服地接受，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我们将对其进行详尽评价。但是，传统分类表面上的一致以及它在人们的思想和科学术沿体系中已经得到确立这一事实，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拿它当作分析起点的正当理由。

    任何特殊变化的结果所造成的支脉纷衍和相互联系，最终都会变得相当复杂，直到我们对调整的每个方面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我们才能将这些支脉和联系弄个水落石出。这明显与所谓静态特性的第一条相符合。历史地看，人口问题的讨论，是通过人口与劳动供给的关系，再联系与工资理论相关的分配进行的。当然，人口的增长就是对财货的需求的增长，因此，也是包括劳动本身在内的任何生产服务的需求的增长。但对任何生产服务的需求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行业的全部产业和相关服务在增加产出方面的相对重要程度。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及以此规律为基础的具体的生产力理论，劳动供给的相对增加将使这一行业产品的增加在比例上相对减少，而且还会降低相对的劳动生产力。这两种结果都趋向于降低人均工资。同样的推理适用于劳动，也适用于其他生产服务。

    在经济学讨论中，由于对分配的份额给出了不同的含义，所以引起了许多混乱。比如，我们谈到了工资，如前文所说的人均工资，就与生产它们的具体要素相关的其他诸种收入相类似。根据坎南的观点，分配的问题应称为“伪分配论”（pseudo-distribution） ［5］ ，这似乎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用词，但这确实也是我们最感兴趣、最直接的 一个问题。由李嘉图领头的古典经济学家们，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讨论的“要素”所获得的全部社会产出这部分问题上。另外可能的含义显然是指，用绝对术语单位量度的一种“要素”的积累额。

    一种要素的增加（指一组实际上可相互交换的生产单位），取决于该要素将获取的一部分社会收入，取决于该要素按已有的大致比例应用于其他要素时所实现的收益递减比例。如果总产量的增长接近于与要素的增长相称（请记住，不能等于或大于），那它的部分分配额将会增加；如果过分低于要素的增长，其分配额将会下降。除非产出的减少与要素的增加在比率上相等或更大，否则，相对于要素下降的总收入的绝对份额，将会增加。然而，这两点都与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相去甚远。如果每单位收入是已知的，那么，要素的相对份额和绝对份额当然就会间接确定下来。

    显然，任何生产要素的量的变动，将通过它对收入的影响，在对财货的需求上反映出来，并且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组织和价格体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消费品价格中的这一变化结果就是马歇尔所谓的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如果这一变化确实可能发生，那么，在理论抽象中对这些变化进行讨论似乎没有什么益处。唯一值得一说的一般性看法是，在其生产中由任何具体要素占支配地位的物品的生产，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该要素供给的增加，该物品的价值趋向于下降。

    进步理论中真正的难题并不与诸种具体变化的结果太过相关。这些结果虽然复杂，但也能借助于市场原理，即供需“法则”，勾画出来。困难来自于对变化本身的预测。什么是生产服务的供给条件？不同服务的供给中，哪种变化可以进行理性的预期？这些变化趋向 于什么目标或均衡点？这一问题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正是这些经典分配理论排除在外的终极均衡水平，才是我们要弄明白的事情。按照我们的看法，古典经济学对这些均衡条件的含义理解有误，均衡条件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被估计太高。早期作者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均衡条件视为是某种意义上与消费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成本和价值之间的规范价格均衡相类似的事情。它们的“静态状态”如果不是社会的实际状况，也是一种持续地接近于静态的状况。 ［6］ 正如实际情况所要求的，一旦我们认识到，均衡是一种不明确的东西，而且通常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它在理论中的作用就非常不同了。均衡的条件只能视为是一种特殊趋势的理论性结果，它在任何程度上都能加以修正，或者由于其他趋势的影响而发生逆转，或是其条件在接近业已形成的均衡很久之前，由于不可预见的发展情况而完全被改变。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均衡实际上不是可预期的一种结果；对所有事情未来过程的具体预期，必须考虑到起作用的所有趋势，并估计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必须一直为不可预见的各种影响留下宽松余地。事实上，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不同进步因素的相互关系是如此之复杂，对它们的作用我们了解得如此之不确，其作用又受到如此多的未知变量的影响，以致任何延续到未来的明确的预测，都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转而研究影响进步诸种变量的条件，以及与每种进步相关的所预期的诸种变化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次从人口因素开始分析，并将前面所列内容从头到尾讨论一遍。当然，这一计划并 不是将理论前提随便地考察一番，而是要严谨地探究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唯一武断而不现实的因素就是对明显占主导地位的特征的选择，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确定其各自内在的趋势对这些特征的离析。这种研究所得的结果与所有的理论推论————所有一般性原理————一样，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运用局部真理，而必须根据情况对其进行组合，并补充一些经验数据。历史人口理论或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将劳动力描绘成等同于在固定成本条件下所供给的一种商品。相应地，工资也一直趋向等同于这一成本————即维持一个静态人口的（实物的或商品的，而非货币的）成本————的均衡水平。当然，其前提条件并不是指，劳动力的生产是以金钱利润为动机而发生的， ［7］ 而是指，这是人口生理一心理规律的结果，在这里，供给是以一种完全相似的方式发生变动。工资趋向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实际上是根据人口不断感受到生活必需品供给的压力这一趋势而作出的自然而正确的推论。 ［8］

    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早期劳动成本理论的经不起推敲之处，因此该理论让位于生活水平理论，生活水平理论的正确性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当工资水平发生变化的时候，生活水平依然是固定不变的。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引起食物供给的增加，但他们却坚持认为，食物供给的增加将以一种更小的比例增长（马尔萨斯的算术级数增长被后来的几何级数增长所替代，后来又被穆勒科学的收益递减原则所替代）。

    穆勒也认识到，如果工资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不可能固定不变，但他却对工资的永久性提高非常悲观（事实上比马尔萨斯更悲观），因为，除非在实际工资和控制人口的心理水平之间产生出一个巨大的差距，并维持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否则对工资永久性提高的说法，只能持悲观态度。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如果通过产业的综合改良或者大量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工资突然提高了，人口当然将会增加，但是，限制人口增加的心理水平线同时也会上升。因此，新的均衡由于工资水平高于旧有水平而得以确立。历史数据也具有这一特点。现代产业时代始于迈向欧洲文明的大量新区域的出现，尽管现在步伐已经放缓，但自那时以来，这一运动一直在持续进行。或许，技术的改良直到现在都在加速进行。当今世界的欧洲人口已经翻了四五倍，平均生活水平（如果我们能为这一概念给出确切含义的话）也提高了很多。相对而言，这两种变化的量都是无法量度的。笔者的观点偏向于马尔萨斯，认为他对自己假设所作的证明从整体上看是合理的。两种变化确实都还在蓬勃 向前发展。 ［9］

    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了古典经济学推论中最为严重的疏漏，就是在解决长期调整的时候，忽略了时间长短的讨论。这样，不仅是大量的“其他事情”（other things）会妨碍事物的逻辑进程，而且，在任何给定时间里都把均衡的条件看成是一种近似性描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产业社会中人口仍在继续急剧增长的事实证明，工资水平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远远高于心理最低水平。就算在其他事情仍然不变的条件下，对引起均衡调整所需要的时间长度进行考虑，也是毫无根据的。除非我们准确地知道当前工资水平和心理最低水平有多大的差异，否则，系统阐述均衡的条件，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再者，也不可能系统阐述两者的相对变化率，以及据此相对变化率两者之间日益减小的差异。

    在本书简要的概观中，并不要求对人口的实际构成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主要事实是，人口增加和人口减 少之间的差异，以及由于向内移民、向外移民和国内人口流动而造成的诸种变化。如果我们并没有对在市场上有效地显示出来的所有人类利益进行抽象，并假设人们有完全的信息沟通和移动的自由，那人口迁徙的诸种因素很快将达于均衡。

    第二个进步的变量是心理因素，即人们的倾向和嗜好。与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一样，心理因素也对我们所讨论的消费和生产的条件产生影响。当然，变化和大的变化发生在对消费品的欲望以及对不同生产活动的态度上。 ［10］ 这些变化多数都不能作为价格函数进行分析，也不能对其均衡条件进行系统阐述。它们仍然属于外部干扰原因，很少能预测，尤其是在生产方面。有些趋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城市的诱惑”，就是以农业为代价而对工业生产的增长产生影响。在美国，对白领工作非理性的偏好使机械工人的工资高于需要更多能力和教育才能胜任的文员的工资。其他的偏好和风行一时的特定工种，因为我们仅仅指出它们是经济过程中的部分给定条件，它们的变化会产生出繁复多歧的后果，从而肯定被忽略了。所有这些考虑都适用于财产的使用和个人权力，尽管是在一个极低的程度上。

    在消费方面，存在一个非常重要且更经得起科学分析检验的问题，尽管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很不牢靠。我们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常见的事实，即凭借私人企业的开发、创造或引导消费欲望而产 生的对经济资源的使用，也就是广告这一现象。 ［11］ 通过发布广告，不论是传播信息还是仅仅是劝诱，其价值的增加都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生产，或者说“效用的创造”，有相当的相似之处。这种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他商品上转移过来的，但是，这种增加在一定范围内是对竞争商品的实质性诋毁的结果，也只被看成是广告商品中的附加效用而已。 ［12］

    当然，创造欲望的企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或“风险”。但与其他诸种变化相比，其行为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显然是可以预见的，竞争将使收益与其他领域中的收益相等。因此，在整个体系范围之内，成本将等同于价值，无利润调整的情况将会出现。不论欲望的创造是否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都将会趋向于均衡，在均衡点上，将不再产生收益递减，或者不管欲望的创造是否是导致持续变化的恒久的内在缘由，都是一个我们不能 根据其是非曲直进行讨论的问题。笔者的推测偏向于后一种选择。

    至于第三种进步的因素，即从供给变化的角度考虑的与这些资源的分类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生产资源的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按传统的三分法思路才能对差异有所认识，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差异被过分夸大了，因此，按传统思路，我们无法继续进行确切的分类。 ［13］

    劳动供给的长期条件由两个因素组成：第一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人口。第二个是广义的教育因素。我们说，导致生产效率增长的训练，明显与物质生产要素、或者与通过资源从当前的消费性使用转而创造出的资本品相似。甚至人口本身，如我们上文所评述的，在社会各阶级主要通过劳动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对金钱利润的考虑。因此，劳动与资本的区别，显示出一种逐渐消失的趋势。实际上，一定程度的区别仍然存在。技术训练不能出售或租用而与其所有者分离开来，也不能在任何直接意义上超出其所有者的工作生命而长存下去。至少，资本更不会附着于其所有者身上（要知道从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分离）并永远发挥作用。另外，教育投资也更多地受到逐利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的影响，因此，教育投资并不能通过有效竞争将其回报调节到与其他投资形式的回报接近相等的地步。 ［14］ 改善人的能力方面的投资更是一个长期的 问题，但它并不像其他许多形式的投资那样，能预见好前途；但从其他方面看，人力投资很容易受到极度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毕竟，就像在不同情况或种类的劳动生产之间，以及在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的创造之间存在那么多差异一样，两种类别的资源投资，也存在很多不同。在不存在不确定性而存在竞争的条件下，投资将在两个领域内进行分配，投资的所有方面以这样一种方式，不断平衡其净收益，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说（请记住，成本只能代表一种竞争性诱惑），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整个体系内的成本和价值将会相等，即存在一种完全的、无利可图的生产和交换组织。

    一旦涉及资源的投资，所有生产服务的供给条件都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在每种情况下，都存在生产力从制造当前消费品的使用，向创造新的消费品收入源泉的转移。因此，在我们能将所有的均衡条件放在一起讨论之前，对任何一个均衡条件的讨论，都将推后。事实上，在这一条件下，一般均衡理论就是长期利息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将土地或自然要素，作为一种既定的供给进行分析。这一假设为提出一个不同论据的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凭借这一假设，不仅其他分配份额得到了解释 ［15］ ，而且也在地租和成 本之间设定了一种特殊关系。对土地的定义要符合对这种固定供给的描述————原有的用之不竭的土壤之力————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有些极端。后来，这种无条件恒定供给的理论，又成了单一税宣传的基础。我们虽然不能详尽讨论这种观点，但我们必须拿出一定的篇幅对其绝对谬误之处进行简短的评论。不言而喻的是，一旦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占用和开发是一种公开的、竞争的活动，那么，资源在此一用途上获得的回报与资源在彼一用途上获得的回报，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差别。再者，任何差异的存在，要么就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且与其他事情一样，也是偏向一个领域，要么，就是由于在不同领域间存在的心理诉求上的某种差异；即，用他们的净收益去抵消某些其他差异。从总体上看，通过一些历史的过程，土地才被用来作为生产之用，人们一定会说，这一用途是“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赋予了它一种与任何别的可交换物品相同的效用。当然，这又是从不确定性因素中抽象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性因素，但一般来说，这一点不能被说成是土地与任何其他种类物品的区别，尽管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上的结果相符。

    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新形式的生产资源，不管它是申请了专利，还是处于保密阶段，或者只是“尚未”在整个生产领域拓展其使用，只要它形成了特别的生产方法或独有的技术制造程序，都会变得非常重要。这种制造程序与任何其他要素一样，都是收入的来源，都是首先以相同的方式，凭借当前资源的投入（投人于研究和实验）而产生出来的。然而，它们与多数资本品并不相同，它们的维持成本和多次再生产的成本是如此之 低廉 ［16］ ，以致大量增加这种程序的使用致使它成为自由财货都能有利可图，当然属于其拥有者个人所有的除外。这样，除非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否则就要将它们归为增强的个人能力范畴。新的生产程序有些类似于在赌博因素较大的条件下被投入生产的自然资源，但其运作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与其他领域的投资收益相比较，这种收益也趋向于均等。

    因此，我们现在转向在新的生产能力的创造过程中普通而简单的资源投资问题，即转向资本品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地讨论一下一般性的情况，接着再回到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人力、自然要素和生产方法的诸种问题。这种讨论与上一章关于时间偏好和生产品的买与卖诸论题紧密相关，事实上，可以说是对那些论题的重提和继续。现在，我们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生产品的供给不再是固定的，但要出现无限创造这种财货的机会，却要通过资源从当前消费品生产的转移而实现。因为我们会明白，对于个人来说，用当前财货进行投资（用它们来支付生产要素，而生产要素则通过“预付”而解放出来， ［17］ 专门用于新设备的制作）与用现存的生产服务交换其他财产，是完全相同的事情；这是为保证相同的结果而 做的选择。因此，以前所涉及的关于动机的讨论，可应用于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适合于通常对资本形成动机所做的假设。我们应该强调，在先前的假设条件下，不存在新动机的重要意义，即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创造机会的动机，明显不同于只是为了拥有所创造东西的欲望，或起码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然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有必要将储蓄动机中的复杂因素提取出来，并视新的生产设备仅仅是一种永久性的价值收入（与先前的问题一样，这份收入也具有在任何时候出售变现的可能性）。 ［18］

    因此，对资本品的需求，只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对未来收入的需求。假定有一种稳定的且广为人知的技术，与创造它们的必要投资相关的所有这种财货的形式，都保持一种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是同质的类别。产业中对资本品的需 求，就像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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