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版前言

免的牺牲仔细地进行比较。

    多数的行为问题是“经济学”问题，这就需要有效地利用各种手段，这就涉及到这些手段在可选择的使用模式间的配置（根据“最大化”所期望结果的方法，借助一定范围内的均等化）。很显然，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那些高级物品（higher goods），同样也适用于“低级物品”。社会行为在（a）比较不同个人（或作为整体的一个群体）产出物品的使用和（b）（在自由社会里）工具隶属于对其使用拥有假定控制权的个人方面是独特的。这些事实强制规定了一个社会（一致同意）的共同目标，即平衡不同的认知价值（传统上分类为真、美和善）的“福利”。控制着个人选择的偏好，在这里不起作用。与利益相对的主张虽然不能使人们意见一致，却一定会强化人们的对抗态度并驱使人们产生敌意。福利的实质内容有别于“道德”，是一个伦理的或社会伦理的问题。道德是在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伦理”，如我们这里的用法，探讨的是二者的改善，即社会的进步。在这一点上，我们用不着强调取得一致性的困难。

    另一方面，问题可预见的一面是一个事实和一种描述性的规则（descriptive laws），从一种特殊意义上说，部分是科学的，部分是历史的。在这两个领域中，智力活动都需要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拥有或具备的知识。要理解两种形式的因果性，一个群体需要采取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两种形式的因果关系，即将不可改变的既定的东西，与可以由行为改变的东西区别开来。其中，历史的因果 关系尤为含糊，就算我们获得了这种知识，也很难对之进行解释并加以利用。自由社会本身就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神秘产物。中世纪之后，一场壮阔的文化革命，即起始于科学和知识的探究，继之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自由企业和民主）领域中的运动，带来了个人自由。这一斗争只是在几代人之前才渐渐变得非同小可，而且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新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所有时代基于对人、律法和政府的研究而总结出的传统原则和权威。社会变迁中的重复性或连续性因素，正是不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因为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指经济学和政治学————后者准确地说是法学的辅助学科。除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之外，构成这一基础的还有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

    历史之前有史前史，史前史之前是人类的生物进化史。因为社会性的智力活动需要大量这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似乎是我们从未有过的。弄明白人类出于本能的社会生活如何被“文化”所取代，如何通过人为的传统（imitative inheritance）而传递，是一件特别有益的事情。这种文化和传统包括语言的发展，人类特有的精神、知识和情感的基础。与人类基本的生物一致性相反，进化在人身上所产生的是文化一语言和其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在历史上，文化决定论已渗入当权者————教会和国家的思想之中。在自由社会里，这些东西必然会被群众的智慧（mass intelligence）所取代。就其他一切来说，最根本的还是知识本身的问题，即对于社会的因果关系以及各种价值，我们能了解什么，又如何去了解。基本的情况是思想之间的符号传递（symbolic communication）。这是人通过人获得知识的主要直接来源，也是所有自 然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者并不能与自然交流，而自然也不可能知道他或利用他。

    对社会政策问题进行任何客观的批评考察，其“教训”（moral）应是小心从事或慎思而行。智力活动的潜力是非常有限的；任何其他行为造成的结果，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可能是坏的多，好的少。要想明智地行为，人们必须约束自己爱对那些合意的变化和“做某事”匆匆作出不切实际的结论的习性。尤其是，他们必须学会尊重现有的最为扎实的知识，即简单明了的经济学真理，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

    与对智性行为的要求相比，迄今为止我所讨论的话题都是知识的有限性。这一话题与本书此次再版前言的话题，即“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紧密相关。从理论上讲，这一讨论始于一个由于利润递减，即由所述原理定义的“纯”利润的递减，而趋向于均衡的理想的市场经济（误称为完全竞争）。在自由经济社会里，每个人所采取的完全理性而又有见识的行为，会使货币成本等同于销售价格，并在参与生产性投入的各要素之间分配全部产品。“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万能的先知先觉，他的职能就是增进知识尤其是改善预测能力，并承受知识有限所带来的后果。因此，论及利润理论的论文就成了对价格经济的分析，尤其在关系到企业家职能和收入————正的或负的，赢利或亏损————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如果要区别管理知识的缺乏和商业经营活动中的普通“风险”，“不确定性”一词似乎最合适不过了，因为通过归组案例的组织所运用的保险原则，普通风险即使不能排除，也有可能减少。因此不确定性可以解释利润和损失，但利润，当它发生时，并不完全是“承担风险的 回报”，尽管获利的期望是对企业家职能的一种激励。而且人们也并不将企业家职能与其他要素一样看成是“生产要素”，因为从根本上讲，它完全不同于可计量的或易于发生比例变化及边际估算价值的要素。因此，利润（正的利润）不是其收受者提供服务的价格，而是一种“剩余”，是分配中的真正的剩余。

    我们在讨论中提到过一个分析上的缺陷————“生产期间”的谬论。在写作本书之时，我并不明白每一种生产行为都一定会立即产生出价值产物，要么是待消费的产品（至于服务，马上就消费掉了），要么就是资本的增值。（不然就不会有生产。）如果现在写作本书的话，这将是我要做的重要改变。除此以外，企业与利润理论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特别是，我也没有打算拿出更为详尽的不确定性理论。那样做需要一本论述科学和认识论的专著。我现在仍然相信，偶然性或“机遇”是一个无法进行分析的自然事实。这一点因物理学的发展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概率论只是在不能凭经验确定的条件下，计算“概率”（另一种未经界定的概念）分布的一门数学。比如说，我们可以谈论一种“完全公平”的赌博条件，但根本没有这种条件存在，或者根本就造不出这种条件。偶然性远甚于人类对“真正”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无知，这种看法再怎么说，也是一种教条，一种知识的偏见。我们不可能对理想的概率分类（原子裂变“或许”是一种）以及与某种偶然因素相关的每一种知识或选择都有所了解。因此任何组合起来的情况都需要有某种补偿（offsetting）。我们无法确定完全的随机或是它与所述“误差”————不是“自由”————的关系。从这里看来，偶然性似乎是一种先决条件，而“自由”却与某种更为神秘的东西，或在一种独特的意 义上，与“意愿”的行为相关。

    由这些关系所引出的问题确实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对它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太现实。也就是说，任何答案都可能荒谬之极，也不会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没有人会对这种迫切要求得到答案的空想人士继续大量出现感到怀疑，相反，人们会热诚地让他们提出与其客观中肯的说法相关的问题。）偶然与不懂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像自由选择与偶然或严格的因果性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概也可以“忽略不计”。这两种区别确实很小，小得超出了任何经验性考察所能涉及的范围。两者差别的大小也无关宏旨，因为我们熟悉的反应也会无限制地放大这种间断性变化的结果。

    我力求在我的阐述中有一个稍微明晰一点的分析，我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利润与财产的使用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我不能将利润与工资非常明确地分离开来。我在别处提出过两个人（“两个工人”）的例子，即两个人打算一起做一项工作，其间不涉及任何其他“要素”。他们也会有选择：要么他们事先会就每个人应做工作的诸项细节一一达成协议，并分享工作的成果；要么会采用一种更为简单的解决方法，即其中的一人负责这项工作，并确保另一人会得到一定的回报，他自己的“那份”（正的或负的）则取决于工作的结果。在自由契约社会制度下，除非双方当事人存在一种“家族”关系，否则，后者似乎是一种更合乎常情的办法。这一假设的例子说明了企业家职能与利润的所有理论实质。

    弗兰克 · H.　奈特

    1956年11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