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学理论中利润 与不确定性的地位

    经济学，或更为准确地说，理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一门渴望以严谨著称于世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人们在分享与其有关的荣耀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它的一些局限性，即它会因为力求严谨而变得像物理学或数学一样，必然具有几分抽象性和不现实性。事实上，它的严谨程度与物理学不同，因为虽然它不能弄得如物理学般严谨，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却会以更大程度的不现实性为代价，保证了其中等程度的严谨性。严谨科学的概念涉及抽象性，它的完美体现在分析方法上，分析和抽象实际上是一对同义词。我们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对大量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变化进行归纳和整理，也就是说，把这些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变化当成具有同一性，即所谓有规律的一连串事件或行为进行分析，并将各种基本的连续事件相互分离开来，以分别加以研究。

    有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各种复杂现象的基本构成本质上就是完全或部分分离的；有时候，人们可能会单独地，或附带一些易于控制的条件，设想出一些虚构的经验。当然，后一种方法是物理学的典型做法。但将其应用于产业社会的研究，通常是行不通的。一般而言，我们必须探寻一下，在不同的结合条件下，复杂现象中不同因素的表现形式，或者，依赖于对一般原理的直观知识，并借 助于逻辑方法来探寻一连串个别事件的先后运行过程。

    应用于任何一类问题上的分析方法总是非常不全面的。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从数字上就占有极大比例并构成一般真实状况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应付的各种复杂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方法的价值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多数问题中，各种情况的某些因素是共同的，这些因素也不仅仅只在每种单独情况中出现。而且，这些因素虽说数量很少，但其重要性却大得足以主宰控制整个情况。因此，少数这类因素的规律，使我们对这一总体情况的规律有了大致的了解。它让我们得以说明，在“理想的”条件下，即那种存在大量而多变、但不太重要而且我们的规律并不加以考虑的“其他事情”完全不存在的条件下，什么因素“会”有用或“可能”有用的问题。

    这样，如果我们在物理学的模型和严谨的自然科学的范型中假设了经过简化的条件，并排除了所有让人烦恼的因素，很少几条切实可行的规则或原理就能告诉我们所要发生的事情。该简化条件包括对规模、质量、形状、光滑度、硬度、弹性的明确说明，以及通常作用于物体的参数（properties）和通常在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认识到但绝对必须去认识的 特定性质的说明。而“令人不安的因素”则是任何没有包括在说明中的因素，或许，实际排除这些因素和认识这些因素大概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同样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假设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得到“规律”，即对不同现象和不同行为的原理进行描述。当然，这类规律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都不能准确无误地继续适用，因为这些规律并不全面，并没有将所有因素都包括在内。然而，它可以使我们明智地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因为它 近似于真实，并且我们知道该如何降低这种不全面性。只有凭借这种近似性、凭借对现象更为重要和更为普遍的诸方面的分析探讨，我们才能对大量现行行为有一种理性认识（intelligent conception），才能取得现在这种对自然力的不可思议的完全控制。

    我们已经用相同方式发展出了一门讨论“趋势”的理论经济学，即在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总是多少接近于现实的简化条件下，讨论“将会”发生什么的理论经济学，尽管出于种种原因，这种理论不是这么完整并让人满意。然而，理论经济学在创立有用的方法方面却不如理论物理学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经济学没能明确而清楚地表明它的特性和局限性（nature and limitation）。理论经济学研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但并没有及时讨论什么竞争是不完全的，所以，它留下了很多工作有待进行，比如要对下列问题形成一个系统而连贯的看法：什么是完全竞争的必要前提条件，这一条件在什么范围内、在哪些方面偏离了现实生活的情形，以及将其结论应用于实际情况时要相应地做些什么“修正” ［1］ 等等。

    一旦涉及到理论方法的含义和运用，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在不同的流行观点中表现得至为明显。从一个极端，即数理经济学家和纯理论家这方面来说 ［2］ ，如果有任何理 论处于作为普遍法则所假设的极少数前提条件的封闭的演绎体系之外，那么这种理论根本不被他们视为科学的经济学。在另一个极端，确实存在一股很强的、或许还在日渐增长的否定抽象和演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张一种纯粹客观的描述性的科学。在这两者之间是形形色色的观点。

    按笔者的观点，要在两个极端看法之间找到对双方都公允的“中间道路”，并不困难。一种抽象的演绎体系虽然只是经济科学宏大领域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但培育这一分支既有机缘，也极有必要。实际上，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知道，理论机制是物理学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首要”的部分，也是理解物理学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一点也非常适合于经济学中的“纯理论”部分；对社会体系作实际的理解，就要离析并探究其逻辑结论，即在社会体系中所显露的为数较少的基本趋势，这或许是一小步，但却是首要 的一步。如果演绎和归纳确实在理论上有区别，那么，与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需要大量使用这两种方法。正如穆勒所主张的那样 ［3］ ，我们必须尽可能进行演绎推理，并应该在每一阶段用所观察到的事实来核对结论。如果资料复杂到无法用这种方法进行把握，我们还要使用归纳法和公式化的经验法则，从推理上使这些资料与“行为学”（现在我们应该简单地称之为“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联系起来。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两种情况下的限制条件，即使用演绎法时，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常用所观察的事实进行印证，并根据印证的结果修正假 设条件，而从归纳中得出的经验法则，在人们确信它们的重大意义或可靠性之前，它们必须反过来显示出符合科学的一般原则的一面，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方法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4］

    经济学的方法就是所有研究领域的方法，即那些无论如何要应用分析并且不可能仅仅靠描述就行得通的领域的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种不断接近真相的方法。 ［5］ 经济学研究始于只讨论研究对象的最一般方面的纯理论分支，并凭借在越来越受限制的现象上应用这些原则而传续下来。这一过程向前推展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个人的旨趣和问题的现实需要。科学通常并不关注在细节上高度准确的严密法则。当演绎所考虑的要素的数量渐渐增多时，这一推演过程立刻变得无法掌握，而错误也悄然而至，这种种结果相较于在给定条件下通过对事实接近的描述而获得的结果，失去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普适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各种要素过分地增多之前，就不再对各种要素分别进行分析，而是通过运用靠经验来确定的校正法，分析近似性的最后一步。

    在对一般原则的完整而独立的研究中，纯粹形式的理论方法，由于严格排除了所有波动、调整和源自多种因素的各种偶然事件，而比在调查的任何特定阶段处于调查之中的理论方法，少了一些普遍性。我们的问题是，在经济学中，以一种极为苛刻的形式使用这种方法是否明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在被研究的现象中，事实上能否发现一般原则的充分恒久性和重要性，以证明对其进行审慎的独立研究之合理。笔者坚决主张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给予肯定的回答。经济学研究的是满足人类需要之活动的具体组织 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已经在西方各国逐渐盛行，并已推广到了绝大部分行为领域。这一组织形式被称为自由企业制度或者竞争性制度。很明显，这种竞争并不是完全的或充分的竞争，但毋庸置疑，它的一般原则 是自由竞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一种完全竞争制度的研究，作为一种近似真相的研究————其中各种程度的种种差异都以抽象法排除掉了————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实际上这种方法尤其表明，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直接取决于“自然的”（natural）竞争结果的特性，所以，对竞争的趋势是被推进和补充，还是被阻碍和替代，都要存疑。

    于是，在理论意义上，这种最接近的理论表明是一种着手处理问题的自然的逻辑方式，与我们的思维过程的运行相一致，这种方法也为这样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即自从这样一门科学或这样的社会制度得到研究以来，经济学家事实上一直在运用这种方法。当然，他们也因为这样做而一直受到指责，且是严厉的指责。但是依照笔者的看法，古往今来的理论家并不是因为遵循一定的理论方法并对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竞争组织形式进行研究而受到公正地批评，而是因为没有以一种充分自觉的、审慎的和明确的方式遵循该理论方法而受到批评。实际上，在方法论讨论中，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已尽可能明确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方法， ［6］ 至于方法的 运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就无法这样说了。

    不言而喻，使用从简化的前提条件进行推理的科学方法，对于推理者以及那些打算正确地利用他的研究的人来说，必须弄明白的是，他的推理步骤如何？他有什么先决条件？过去，引起争论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难题，就与方法相关。第一个难题是大众，甚至包括大部分“学者”，都对用一般词语进行思考很是反感；另一方面，第二个难题是与上述内容相关的事实，即那些在经济学中运用近似性方法的人，还没有让自己充分地、不断地认识到，自然更没有让读者明白，他们的结论的近似性特性，即他们的结论只是对趋势的一种描述，他们常常草率地将社会基本原理和商业政策建基于这种不完全的数据之上。他们没有着重指出经济学推测的理论特征将会带来的有害后果，这一点在实用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很明显。学者们在提出“基本原理”的时候，自己在心里都没有对假设进行清楚的定义，所以他们以及那些以此为自己的基础的实际工作者，当然会忘掉原先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他们会全盘接过这种原理，并将这些原理运用到自己的具体实际中，再从中得出完全没有保证的结论。这种明显站不住脚而且常常是谬误的推论，自然是根据这种不真实的理论本身推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对，我们不能用永恒运动体系来质疑每一阶段都建基于永恒运动假设条件之上的理论机制的真实性。然而在经济学中，只要理论的先决条件是如此之模糊而且变幻不定，那么，对一般原理的怀疑，注定就像清晰的思维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理论或许无法弄得一清二楚，但这些简化的假设条件和生 活的复杂事实之间的差别，却有必要弄得像在力学中那样引人注目且为人所熟知。

    本书意在向上述方向努力。我们将尽力找出并公布理论经济学先决条件的非现实性，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质疑这一学说，而且还希望弄清这一学说的理论局限。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将理论经济学规律的近似性特点和它的没有根据真实性状况作出经验校正的不适用性与力学规律加以比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已经在前面指出了。人们并不总是明白结论的局限性，理论家本人和实用经济学作者以及治国良才们，轻率地使用这种结论，他们没有认识到要使这种结论符合具体的实际，就必须对其进行校正。以永恒运动推理为基础，但又认识不到这一点 的政策措施一定失灵，而且是灾难性的失灵。

    第二，对理论经济学进行斟酌和修正的必要性，远远大于对力学进行斟酌和修正的必要，这一点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相应地更为明显。而一般原理也并没能让我们更加接近于现实；因为在实际经济状况中，还存在大量易变和波动的因素。

    再者，尽管与物质运动力学相比，在竞争机制的研究中，理论和现实之间还存在极大的差别，而且我们不太熟悉这种差别，也更容易忽视这种差别。我们一直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对人类进行观察和把握，对这后一种现象的把握自人出现在地球上就已经开始了，但人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则只是在几代人之前才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清晰思维的习惯，对假设的使用和从具体事情中分离出基本原理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渐在人们心中、起码是在更有教养的一批人心中形成。或许，某种程度上在某些种 族里，甚至是一种本能的做法。 ［7］

    最后，与我们面对力学问题的情况不同，我们是否在人们中间广为传播了人类关系领域中的正确理念，实际上是有极大差别的。无论如何，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服从于民主管制政策，但在力学问题上，我们不见得要倚靠它。至于具体的结果，比如人们通常是否打心底里相信，能量能被创造出来，或者，炮弹落入大洋底之前是否半途会悬浮在那里，以及任何其他根本的误解，相对来说都不重要。至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视知识和培训的传统，以及迫使无知之人遵从有识之士的判断的传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大众对那些他们既不知道也不重视的科学原理，可以、也会高兴地接受、运用，并以之来设计各种设备。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证明这种事情，一般来说还是做得到的，因为“结果”就能实实在在地让人们折服。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所建立的全部传统公开主张“张三李四、阿狗阿猫”对社会事务的了解与“自以为有很高教养的人”一样多，由于缺乏一个自愿服从的传统，无知者通常也不遵从有识之士的看法，所以我们通常也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的说明。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要 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方面做出成绩，那么大部分社会科学一定要首先“出售”给大众。因此，它不仅仅有必要让自己的文献准确并可信，而且要尽可能弄得“让傻子都能懂”。

    不管是否像笔者相信的那样，在社会现象领域中也有必要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但毫无疑问，即使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也会承认，自当代经济学建立之日起，这种方法就已经 应用在大量的文献中了。人们也会承认，在我们的经济学指南和一般性讨论中，术语、概念和思维模式已经是、而且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是受业已建立的传统所左右。人们肯定也不会否认，如果 遵循了根据假设条件或简化的前提条件进行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一定由于强调了假设条件和符合逻辑条件的特点，或者由于强调了所获结论的大体正确而得到了完全的保障。如果人们没能很好地运用这种方法，那么，麻烦和误解就会因为对假设的不严谨使用和对结论不加约束的应用而接踵而来，这样，当下对这种研究的需要就得到了确认。

    虽然最近我们也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中找到经济学理论部分与经验部分更为显著的分离趋向和更为明确的假设条件公式化倾向，我们已经提到过数理经济学家和非数理纯理论家的著作。大部分严格地、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理论性的”（即一般的和近似的）学说值得人们尊敬，公正地说也令人满意，笔者认为，其中帕累托和威克斯蒂德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在一般的科学进程中给予它们重要地位；数理经济学似乎只是一种旁门左道（cult）而已，是一种除了一些“入了门的人”， 其余所有人都一窍不通的理论。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确实仍然存在缺乏对一般性原理，甚至是对科学纲领（program）中一般原理的重要性和含义进行综合理解的迹象，也确实需要对实际生活条件的理论假设和对具体事实的理论结论进行彻底而审慎的对照和比较。经济分析方法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一般来说必须明白，进行理论推论是必须的，这倒不是因为其完全真实————从严格意义上说，理论推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并不 完全真实————而仅仅在于，它们与完全真实是否具有某种关系，是否所有运用它做研究的人都一直考虑到这种关系是什么。人们一定会承认，即便是纯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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