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梦录》

杞忧。但是即早悬崖勒马，在他创作的生命上，或将是一个无比的心理修正。然而他更是一个艺术家。他告诉我们：“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这几乎是所有纯艺术家采取的欣赏态度。所以他会继续讲：“但我现在要称赞的是这个比喻的纯粹的表现，与它的含义无关。”最近他往细里诠释道：

    “我是一个没有是非之见的人，判断一切事物，我说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世俗所嫉恶的角色，有些人扮演起来很是精彩，我不禁伫足而倾心。颜色美好的花更需要一个美好的姿态。”

    “对于文章亦然。有时一个比喻，一个典故会突然引起我注意，至于它的含义则反与我的欣喜无关。”

    没有是非之见，却不就是客观。他的喜爱或者冷澹是他的取舍所由出。而所爱所冷，我们不妨说，经耳目摄来，不上头脑，一直下到心田。想想何其芳先生是一位哲学士，我们会更惊叹他艺术的禀赋。没有文章比他的更少浅显的逻辑，也没有文章更富美好的姿态。读过《画梦录》，我们会完全接受他的自白：

    “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

    还有比这更能表示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且，说干脆些，一个画家的？我并非讨论他的见解，而是根据了他的见解，往深里体会他的造诣。但是，当一个艺术家是一个艺术家，虽则他想把他的梦“细细地描画出来”，实际他不仅是一个画家。而音乐家，雕刻家，都锁进他文字的连缀，让我们感到他无往不可的笔尖，或者活跃的灵魂。而这活跃的灵魂，又那样四平八稳，虽说浮在情感之流上面，绝少迷失方向徬徨无归的机陧。风波再大，航线再曲折他会笔直奔了去，终于寻到他的处女地，好像驶着一条最短的直线，浴着日暖风和的阳光。

    不过，何其芳先生更是一位诗人。我爱他那首《花环》，除去“珠泪”那一行未能免俗之外，仿佛前清朝帽上亮晶晶的一颗大红宝石，比起项下一圈细碎的珍珠（我是说《画梦录》里的那篇《墓》）还要夺目。同样是《柏林》，读来启人哀思。他缺乏卞之琳先生的现代性，缺乏李广田先生的朴实，而气质上，却更其纯粹，更是诗的，更其近于十九世纪初叶。也就是这种诗人的气质，让我们读到他的散文，往往沉入多情的梦想。我们会忘记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

    “但沉默地不休止地挥着斧

    雕琢自己的理想。”

    他要一切听命，而自己不为所用。他不是那类寒士，得到一个情境，一个比喻，一个意象，便如众星捧月，视同瑰宝。他把若干情境揉在一起，仿佛万盏明灯，交相映辉；又像河曲，群流汇注，荡漾回环；又像西岳华山，峰峦叠起，但见神主，不觉险巇。他用一切来装璜，然而一紫一金，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这恰似一块浮雕，光影匀停，凹凸得宜，由他的智慧安排成功一种特殊的境界。

    他有的是姿态。和一个自然美好的淑女一样，姿态有时属于多余。但是，这年轻的画梦人，拨开纷披的一切，从谐和的错综寻出他全幅的主调，这正是像他这样的散文家，会有句句容人深思的对话，却那样不切说话人的环境身份和语气。他替他们想出这些话来，叫人感到和读《圣经》一样，全由他一人出口。此其我们入魔而不自知，因为他知彼自觉，而又如此自私，我们不由滑上他“梦中道路的迷离”。

    所有他的对话，犹如《桥》里废名先生的对话，都是美丽的独语，正如作者自道：

    “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最寂寞的人往往是最倔强的人。有的忍不住寂寞，投到人海寻话说，有的把寂寞看做安全，筑好篱笆供他的伟大徘徊。哈姆雷特就爱独语，所有莎士比亚重要的人物全是了不得的独语者。寂寞是他们的智慧；于是上天惩罚这群自私的人，缩小他们的手脚，放大他们的脑壳，而这群人：顶着一个过大的脑壳，好像患了一种大头翁的怪病，只能思维，只好思维，永久思维。

    说到临了，何其芳先生仍是哲学士。然而这沉默的观察者，生来具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会把无色看成有色，无形看成有形，抽象看成具体，他那句形容儿童的话很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这想象也许不关实际，然而同样建在正常的人生上面。他把人生里戏剧成分（也就是那动作，情节，浮面，热闹的部分）删去，用一种魔术士的手法，让我们来感味那永在的真理，那赤裸裸的人生和本质。

    什么是人生的本质，每人全有一个答案，而答案不见其各各相同。有一点我可以断言的，就是：不管你用何等繁缛的字句，悲哀会是所有的泉源。只有一种人是例外，漂在海上的水手，或者类似水手的人们。他们无时不向人生挑战，也从来没有把人生看得郑重其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现时只有性命的一掷。同时四海为家，勇敢是他们的主妇。此其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那样令人神往，而我们，带着我们的回忆和理想，还有一架神经过敏的躯干，会卵一样经不起一击。所以我厌恶四十万人还在饮泪度日，向读者俯首乞怜，不知自己尚有所谓尊严。人生惨苦莫如坐视儿女饿死，但是杜甫绝不抢天呼地，刻意描画。他越节制悲哀，我们越感到悲哀的分量，同时也越景仰他的人格。《咏怀》和《北征》的高贵，一部分正在情绪和表现的尊严。

    我所不能原谅于四十岁人的，我却同情年轻人。人人全要伤感一次，好像出天花，来得越早，去得越快，也越方便。这些年轻人把宇宙看得那样小，人事经得又那样少，刚往成年一迈步，就觉得遗失了他们自来生命所珍贵的一切，眼前变成一片模糊，正如何其芳先生所咏

    “我昔自以为有一片乐土”，

    而今日

    “在我带异乡尘土的足下，可悲泣的小。”

    同样缅怀故乡童年，他和他的伴侣并不相似。李广田先生在叙述，何其芳先生在感味。叙述者把人生照实写出，感味者别有特殊的会意。同在铺展一个故事，何其芳先生多给我们一种哲学的解释。但是，我们得佩服他的聪明。他避免抽象的牢骚，也绝少把悲哀直然裸露。他用比喻见出他的才分，他用技巧或者看法烘焙一种奇异的情调，和故事进行同样自然，而这种情调，不浅不俗，恰巧完成悲哀的感觉。是过去和距离形成他的憧憬，是艺术的手腕调理他的观察和世界，让我们致敬这文章能手，让我们希望他扩展他的宇宙。

    一九三六年

    跋

    犹如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见和价值的决定。发见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

    但是，临到实际，我是说临到价值的决定，一切只是束手无策，尽人心焉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我不得不降心以从，努力来接近对方————一个陌生人————的灵魂和它的结晶。我也许误入歧途，我也许废话连篇，我也许不免隔靴搔痒。但是，我用我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我必须记住考勒瑞几对于年轻人的忠告：It is always unwise to judge of anything by its defects: the first attempt ought to be to discover its excellences．我用心发见对方好的地方。这不容易，往往因为资质粗陋，最后我倒多是望洋兴叹。

    我这样安慰自己：一个人生命有限，与其耗费于无谓的营营，不如用来多读几部作品，既然自己不能制造几部值得一读的作品。所以，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如若经验浅肤，这至少还是我的。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然而依照托尔斯泰，个性正是艺术上成就的一个条件），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人力有限，我或许中道溃败，株守在我与世无闻的家园。当一切不尽可靠，还有自我不至于滑出体验的核心。

    然而，另外一个原因，不如说另外一个反动，是由于我厌憎既往（甚至于现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慝，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做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于是，批评变成私人和字句的指摘，初不知字句属于全盘的和谐，私人有损一己的道德。但是，正相反，我并不打算信口开河，一意用在恭维。莫瑞（Middleton Murry）先生曾经特别叮咛，尤其是在现时，一个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

    用不着谩骂，用不着誉扬，因为临到读书的时节，犹如德·拉·麦尔（Walter de la Mare）诗人所谓，分析一首诗好像把一朵花揉成片片。冷静下头脑去理解，潜下心去体味，然后，实际得到补益的是我，而受到损失的，已然就是被我咀嚼的作品————那朵每早饮露餐阳的鲜花。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