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就这样僵化了，而历史服务于过去的生活只是为了毁掉更深刻、更崇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式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是养成的习惯在没有了虔敬之后依然存在，并恭敬地围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一种重要的天分、一种真正的精神需求，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对一切古老东西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狼吞虎咽地吃下从文献书单上掉下来的所有残渣。

    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式历史独自扎根其上并能有益于生活的那种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它变得过于强大，侵入了其他方式的领域，就仍然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得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式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的强烈冲动，并使得行动者麻痹。而行动者作为行动者，总是必须要伤害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变得陈旧的事实总会要求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赋予了它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一大堆古老的虔敬，乃是一件胆大妄为，甚至邪恶无耻的事情。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第三种看待过去的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服务于生活的。为了能够活下去，人必须要有力量打破过去，还要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被定罪的，这是世间之事的一项法则，因为它们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的弱点。在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正义，宣读判决的也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阴暗模糊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因为它从来都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然而若是正义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会是一样的。“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 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在多大范围内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重型大炮，否则他绝不会创造世界。需要遗忘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同样也需要毁掉遗忘，因为一旦某个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一种垄断、一个等级、一代王朝————这样的事物就应该崩解。批判性地审查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而言也是危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者时代，则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别人或别的时代，始终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摆脱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将使第一天性枯萎。企图由果推因地 （a posteriori）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实际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就总是会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却做不到。胜利到处都有，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式历史的人带去一种陌生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第一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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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埃尔温· 冯· 施泰因巴赫（1244——1318），德国建筑家，公认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核心设计者。———— 译者注

    (2) 雅各布· 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