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修辞的两大分野

手法的应用。此外，（丙）一境界的语辞，如一切的杂文，寻常的闲谈等，却又用不用都无妨。这两类手法，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大体如左图。

    这两种手法或两大分野的判别，颇属重要。因为我们修辞遇着不能两全的时候，或须牺牲了一面。那时我们要判断是否处理得适当，必须看它的本意侧重在何方，方才能够决定。即如明白，倘要概念明白，那就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还不如我们此刻说的车行、马嘶，而车行、马嘶的具体性、体验性，却万不及“车辚辚”“马萧萧”。故从积极方面着眼，必须肯定“车辚辚”“马萧萧”是一种更好的表现法。积极修辞方面，事实上也有为了表达情感起见，故意说得不明不白的，如所谓婉转、避讳之类的修辞都是。例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恐卒然不可为讳。

    “不可为讳”就是说他死，但不直说死，便是因为情感上不忍直说或不便直说的缘故。但虽然这样换了一个说法，也必仍要看的人或听的人看得懂听得懂。所以我们仍说也是以消极的手法做底子。

    古来有些关于修辞的争论，其实便是这两个分野的争论。例如《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

    后头四个排句（排句中的“御”，音迓，迎也；下文改作“逆”，逆亦迎也），是本来可以括举，而文中故意列举的。刘知几以为不必这样列举。在《史通·叙事》篇说：

    若《公羊》（当作《榖梁》）称：却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魏际瑞（号伯子）又反对这一说。在《伯子论文》中说：

    古人文字有累句，涩句，不成句处，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伤气格，故宁存其自然。名帖之存败笔，古琴之存焦尾是也。昔人论……《公羊传》，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删云各以类逆。简则简矣，而非公羊……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动。知此说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这一论争，便是侧重消极修辞和侧重积极修辞的论争。

    五　两大分野的概观

    这两大分野的详细情形，我们将在随后几篇里陈说。现在先将这两分野的内容做一个概略的观察。

    大概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常轨：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说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我们从事消极方面的修辞，都是循这常轨来做伸缩的工夫。关于事实的，例如《左传·庄公八年》：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

    《管子·大匡》篇作：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

    既少一个“曰”字，又多“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一句，却仍无妨为完文，便是因为未出常轨的缘故。关于理论的，如《庄子·知北游》篇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

    而《盗跖》篇却作：

    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

    化一句做二句，又把“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伸长作“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也因仍在同一常轨之中，所以没有妨碍。但若变作“异于骐骥之驰过隙”，那就破坏了常轨，不特与《知北游》的话不相符，便同上文的话也是不相合不可通了。在这分野里边，就是先后的顺序也可以依事实或理论的关系来断定。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王引之说这段话里有错简，“晋侯”以下二十八字应移在“卫人平莒于我”之前，因为“故使处原”正是说赵衰应当做原大夫的原由，必当紧接在“赵衰为原大夫”的纪叙文之后（见《经义述闻》十七），便是根据事理来断定文字应有顺序的一个例。这一分野的修辞，第一要义在能尽传达事理的责任。其价值如何，就要看写说的结果同事理的真际是否切合或切合的程度如何而定。因此就以明确、通顺、平匀、稳密等顾念事理的条件，作为修辞上必要的条项。

    然而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够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经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即如前举《庄子》的例，一样的意思在《知北游》中说“白驹”过却，在《盗跖》中却说“骐骥”过隙，事实虽不同，意旨仍相仿，在这一分野中，便没有高下可分。又如《战国策·魏策》一，苏秦对魏襄王说的

    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

    这一句，《史记·苏秦列传》作：

    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

    多了“輷輷殷殷”四个摹状辞，虽然这是依据想象添上的，也并没有什么不实的嫌疑。再如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所谓“白发三千丈”更是事实上所不会有的事。它是情趣的文，自然没有什么可议；假如放在（甲）一境界中，便得受沈括的讥笑了。大抵这分野的修辞，多诉诸我们的体验作用，多不用三段论法或什么分析，常照我们体验的想象的真感实觉直录下来。在是真实的一点上，原可同前一分野的语辞并驾齐驱，————例如说白发三千丈，也同说白发几寸几分，各自占领了真实的一面，难以分别上下。但这以具体的体验的描写为主的倾向，到底同前一以抽象的概念的说明为主的分野不同，就使不能划然分开，也必不能茫然混同。

    在这一分野里的修辞条项，约有辞格和辞趣两大部门。辞格涉及语辞和意旨，辞趣大体只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

    六　两大分野的概观二

    以上大体就意旨一面而说。再看语辞本身及语辞所须适应的情境，也是两个分野很有一些不能混同的地方。

    消极手法是抽象的、概念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唯恐意义的理解上有隔阂，对于因时代、因地域、因团体而生的差异，常常设法使它减除。又唯恐意义的理解上有困难，对于古怪新奇，及其他一切不寻常的说法，也常常设法求它减少。有时还怕各人的理解不能一致，预先加以界说，临时加以说明。总之力求意义明白，而且容易明白。

    同时也几乎就以明白为止境。对于语辞所有的情趣，和它的形体、声音，几乎全不关心。固然有时也留心声音的混同或响亮，比如说到“形式”“型式”两词容易混淆，“集体”“集团”两词声音的差别等等，实际仍以意义为主，是为意义的明白而讨论声音，并非对于声音本身有任何的关心。对于形体，也持同样的态度。

    但积极修辞却经常崇重所谓音乐的、绘画的要素，对于语辞的声音、形体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走到极端，甚至为了声音的统一或变化，形体的整齐或调匀，破坏了文法的完整，同时带累了意义的明晰。像张炎的《词源》里说他的父亲做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为了协律起见，至于不顾窗子到底是幽暗还是明敞，随意乱改，原是不足为据。但在不改动主意的范围内，为了声音或形体的妥适而有种种的经营，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必讳言的事实。不必说讲求格律的诗和词，不免有这类经营；就是不讲求格律的散文，有时也不免有这类经营的痕迹。例如《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之下都省去了“亩”字，到了“百”字之下才说出一个“亩”字，我们固然说它是探下省略的修辞法，但何以要在这里应用探下省略的修辞法呢？恐怕力求句调匀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两面比较起来自然在诗词歌谣之类的语辞上比较地讲究些。但这也只是量的问题。即如我们常言，说“几何”有时也说“几几何何”，说“转弯”有时也说“转转弯弯”，这在寻常文法也可说是不很通顺的，但为声音的关系，却也流行得极普遍。至于析字、双关之类，更完全是形音的利用。可见一切的积极修辞都是对于形式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对于语辞的形、音、义，都随时加以注意或利用。这两大分野形式内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粗略的想象图如右。

    因为积极修辞是利用语辞的本身的，故颇有些方式无法译成语辞不同的别种语文。例如双关、析字之类，利用形音的，便难译成形音不同的别种文字。如回文、对偶之类，利用汉语的文言文的特性的，就是译成现代口头语也觉得为难。回文是少女的刺绣，对偶是壮夫的雕虫，它们在现在原已不一定还能发挥什么大作用，不过我们也还可以从中窥见历来如何利用文字各种因素的苦心。

    总之，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对于语言一则利用语言的概念因素，一则利用语言的体验因素。对于情境也一常利用概念的关系，一常利用经验所及的体验关系。一只怕对方不明白，一还想对方会感动、会感染自己所怀抱的感念。这两种手法同时使用时，如（乙）一境界的写说，固然常常不分先后。并非先用消极手法，随后用积极手法。或先用积极手法，随后用消极手法。常常一面要说得使人明白，一面又想说得使人感动，把两面修辞的工作同时进行。但当用某一手法觉得妨碍了别一种手法时，或当观察纯用某一种手法，或某一种手法的特殊一部分时，如观察偏于消极的科学文字，或玩用声音文字或玩用特一方式的歌谣时，必会显明地浮出这两大分野的区别。而知这两分野的区别，乃是一种切要的区分，并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观念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