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及近代的宗教思想

，开中国办理学校的先河。当中国尚在通行八股试帖的时候，教会学校即教授英文、格致等学课，从这些学校里所造就出来的人材，成为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的领袖人物，这原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不过原始教会学校以发扬教义为宗旨的意义，至今日认为不当，于是强迫的宗教教育便为一般人所诟病，遂改变方针，列宗教为自由课程。最近因尊重中国教育部的主权，教会学校次第立案，内容多所改变。但是教会学校已往的贡献足以影响到中国的学术与生活，自不能从历史上把它抹去的。

    （三）著作方面

    译著书籍，为基督教传教的入手工作。初期的著作大概由西教士主持，继则中西人合作，近且渐趋向于中国人独立主持。马礼逊翻译《新旧约圣书》以外，以《华英字典》为最有贡献之作，内含汉字四万余。他又著《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五经四书择要简本》等书，皆为当时切合实用的著作。在教义方面，他著了《新约历史总纲》、《赞美诗》、《圣教问答》、《天国之道》、《公用祷文》等，共计大小作品凡十九种。

    米怜助马氏译《旧约》并《劝世文》十五种，及《圣谕广训注解》，亦颇切合实用。

    丁韪良在中国传道五十年，曾与范约翰、林乐知等创办中国圣教书会，刊行《劝世文》、《布道小册》、《圣书注释》等书。他所著的有《天道溯源》、《邦交提要》、《格物测算》、《机器大业编》等。又受清廷之聘，任北京同文馆馆长，竭力提倡新学，灌输科学智识。

    倪维思亦著有《圣徒指南》、《系统神学撮要》、《宣道归纳》、《两教辩正》，以及一部分的《新约注释》。

    此外如戴德生的《内地会小史》等，杨革非的《德慧入门》等，韦廉臣的《二约释义丛书》、《格物探原》等，狄考文的《算学书》多种，当时各学校皆采为课本。花之安的《自西徂东》、《马可讲义》、《经学不厌精》，于中国经学有过精密的研究。林乐知有《五大洲女俗通考》、《中东战纪》、《人学》等，并主编《万国公报》。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五洲史略》等等史学以外，又多阐教及新学之书，曾办山西大学堂，其关系尤为重大。潘慎文亦著书十数种，又且若干现存的西教士主持五十年来的广学会，为历史最久的著作机关，在学术上有特殊的贡献。当时那些西教士所著作的书籍，大都有中国人为之笔受，如蔡尔康、任保罗、谢洪赉、范子美等人，皆其著者。迄今西教士从事著作的渐少，一切著作事业大都操于中国人之手。据《协和书局图书汇报》，分书籍为二十七类，约二千三百余种，最近三年中出版书籍有二十二类，七百余种。报章杂志统计有一百三十六种，可见教会著作事业最近的锐进了。

    （四）慈善方面

    教会慈善事业中，莫先于医院的设立。1836年彼得伯驾创医院于广州，为中国有医院之始。1861年北京又设立教会医院。庚子以后，医院的设立更多，及今统计，全国教会医院大约有四百所，如北平的协和医院，长沙的湘雅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上海的仁济、同仁等医院，举凡通都大邑，莫不有教会医院的设立。而且从教会培植出来的医士为数更不少，孙中山亦为教会医学出身的医生。医院以外，有孤儿院、盲哑学校、婢女学校、妇孺救济会、华洋义赈会、天足会、红十字会等等，莫不从教会发起创办，渐与地方人士合作。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第一要义，是在赒济，所以对于一切慈善事业，都认为应尽的义务。

    至于说到它的影响，也不是几句话所能说了的；现在概括地说起来，[489] 最大的影响莫如破除迷信、新伦理思想、政治革命、社会服务、中西学术沟通的几大端。基督教传教的第一步，就是劝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先、不信鬼神等事，所以一受基督教思想影响以后，便从一切鬼神风水星相卜筮等等迷信中解放出来，甚至有侮辱偶像之事，激起民众的反对。其次，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予中国固有阶级伦理以大打击。基督教讲孝道，不单是子的义务，父母也有责任。夫与妻尤为平等，而且反对多妻，不许娶妾蓄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小家庭制度，使宗法社会失其根据。这种新伦理思想却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说到政治革命，在表面看来，与宗教毫无关系，实际上却亦受平等思想的鼓动，泯灭阶级，[490] 世界大同，为基督教的根本思想；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掀起的风潮，莫不出发于此。看世界各国的革命先例，与中国首倡革命的领袖，皆富有宗教的精神。社会服务为百余年来基督教所注重的一点，设义学以教贫寒子弟，办医院以疗人疾病，一切对于社会公益的事莫不尽量实行，一般教士的注重下层工作，尤足以影响到一般社会思想。在中西学术沟通方面，我们从上文已经可以了解。再看初期基督教所用浅显的文字，白话的《圣经》，不可谓非中国文学革命的先导。基督教的办学校，教授科学，翻译西洋书籍，皆足以影响到中国学术方面的改变。这些都是很显然的事实，至于在宗教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第四节　太平天国与宗教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

    清廷以异族入主中国，用种种方法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潜伏在秘密党会中的反清复明思想，却并不因此而根本消灭，自乾嘉以后，满人的威福日盛，国势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间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变相号召；有道光六年的贵州之变，十五年的赵城之变，虽经次第荡平，然继此而起的几于无年不有。最著者如：天地会之于湖南，三合会之于广州，潜滋暗长，大有此仆彼起之势。彼满人既不思根本改图，反而骄纵自恣，专事压迫，外交上遂着着失败。鸦片战后，门户开放，国土日削，民生日敝。加以天灾流行，饥馑频见，卒至民不聊生，铤而走险，[491] 遂酿成洪杨之役，树民族革命之旗，由广西而弥及全国。十三年命运的太平天国，事虽未成，亦足予满人以重大打击。记其事者往往目为寇逆，加以种种恶名，如《平定粤匪纪略》一书，记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并附以《贼名邪说逆迹琐闻》四卷，都足为历史参考材料。又如《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外纪》等书，一方面见得满洲功狗片面的夸诞，一方面却可以见得太平天国的声势。满清的未遭覆灭已属几希。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于嘉庆十七年生在广东花县，野史中有《天王本纪》一篇，载其自幼聪颖，喜研历史，于历代成败兴亡事迹尤为注意。曾应童子试，不第，或谓其曾为秀才。一日在路上遇一相面的人，告诉他“子非青紫中人，然贵不可言”，同时又遇一身穿明朝服装的人，送他一本书名叫《规时良言》，共有九卷，有人说这就是马礼逊所著的《新约圣书》；这本书或者就是他的革命动机。先是他曾与冯云山同入朱九畴所创的上帝会，原来这个会阳以传教为名，阴实图谋恢复明室。后来朱九畴死了，他就被推为上帝会的教主，与杨秀清、李秀成等研究这本所谓《规时良言》，加增了他们的宗教热忱。当时清廷对于一切秘密会社严厉地取缔，[492] 上帝会也自然在捕禁之列。所以他就逃到香港，投入耶稣会中，跟着英教士郭士立研究基督教道理。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正式入了基督教，所以他到广西去传教，在鹏化山中结合了许多同志，仍用上帝会的名义召人入教。称耶火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自己是天父次子。创立保良攻匪会，[493] 练兵筹饷，揭竿之势已成，为桂平县令所捕，并搜得入教名册，将处以死刑，卒为桂抚郑祖琛所释。到了道光三十年六月，遂起事于金田村，有众万人，兵皆蓄发，与清提督向荣、副都统乌兰泰战，清兵大败。于是其势大盛，建国曰太平天国，自立为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洪大全、秦日纲、胡以洸等皆封王列侯。清廷大震，遣兵讨伐皆失利，于是太平天国遂得由广西北上，蔓延于江淮之间，而定都金陵。当秀全起兵之初，即以宗教约束军队，并诡称自病中得上帝指示（纪中言其病死七日，有老者赐以剑印，语太荒唐），规定天条，禁止吸烟饮酒、缠足薙发。[494] 每七日举行礼拜，悉依基督教仪式，其一切文告中都举天父上帝之名，宗教空气非常浓厚。

    二　太平军队的宗教化

    洪秀全既建立了太平天国，便用宗教来驾驭军队，他初出兵时那篇檄文都带有宗教色彩。开端数说满人的罪恶，继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尔等官民人等，从前误为满人所用，现在应该弃暗投明，作天圣之子女，并且天皇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识主，莫不一视同仁。在这篇长凡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不独充满着民族精神，更是充满着宗教思想，一则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再则曰“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可见太平军处处以宗教信仰相号召，务使军队宗教化。故其军队也都富含宗教精神，每遇战争，奋勇当先，绝不怕死，又非常服从，所以成功了精锐无敌的军队了。当他从金田出发时，每战辄胜，所向无敌，满军（即当时所谓官兵）一败涂地，毫无纪律。使非借用外兵，满廷早已倾覆了。这是太平军用宗教精神来训练军队的效果。

    当太平军要攻取一城一邑的时候，他们先派间谍去张贴许多布告，宣传革命的目的，并且说到太平军是禀承天父的旨意，来驱除满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儿女的，凡欢迎太平军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国。这一套话颇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谓“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每每军队还没有到那个城，已经得了人民的欢心了。军营中所定的军律，尤其处处充满宗教意义，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要恪遵天令”，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类，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采取而来的。他们所说的天条就是基督教的十条诫命：（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4）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5）孝顺父母，（6）不好杀人害人，（7）不好奸邪淫乱，（8）不好偷窃劫抢，（9）不好讲谎话，（10）不好起贪心。这完全与基督教的十条诫命没有两样。他们又在每条的底下附着一首极其通俗的四句韵语，或者可以叫它是诗，像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底下都有这样的一首诗，这与现在基督教里所歌唱的那些赞美诗，真是如兄若弟的。除了这十条天条之外，还有许多歌词之类，要每个军队中人背得很熟，否则便要处罚，或责打，或处死。这是强迫的宗教，假使当时太平天国成功以后，这便成为国教无疑。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用的宗教经典，有好几种很通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浅近的，好像白话一样。在贵族文学极盛的时候，竟有这种平民文学出现，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奇事。自然，在那些讲究典雅的学士大夫眼里看是一种极俚鄙的东西，但是从平民阶级方面看来，却是一种普及思想的利器。这些东西也许是从初期基督教教士们所译著中采来的。他们所常用的，就是每礼拜要诵读的，有《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我们现在把《新遗诏圣书》的话来与《新约·马太福音》比较一下，完全是一样的，第一章讲耶稣的谱系和耶稣的降生，以下每章都与《马太》所记相同，全书也是二十七章，这大约就是那本《规时良言》，是马礼逊所译的《新约》中之一。

    还有一种《三字经》、《幼童诗》，原来要把它颁发到民间，作蒙童的读本的。《三字经》共有三百五十二句，自上帝创造天地起头，一直叙到耶稣为止，都是根源《新约》、《旧约》的历史编成的，与初期基督教所编用的《三字经》毫无两样。所谓《幼童诗》，是五言的，也是讲到礼拜上帝的事，仿照从前幼童读本《神童诗》的方法。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天父上帝醒世诏》，也叫《十全大吉诗》，是七言的，一共有十首，每首诗都用拆字的方法暗藏着一个字，是很奇怪的，好像第二首说：“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为人不可起歪心，全敬上帝自无尤。”是暗藏一个“全”字，每首诗都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在他们的文告中、经书中，有好些忌讳的字，像“丑”字改作“好”字，“卯”字改作“荣”字，“亥”字改作“开”字。还有一种特别的名词，像什么“灯草”、“放草”、“宽草”、“一条草”这一类，我初读这种东西的时候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才想出“草”字是代替“心”字用的。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改法？看不出是甚么意思，或者是由于广东、广西的方音罢！但也不敢断定。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的军队中必定有一个礼拜的地方，他的军队驻扎到什么城市村墟，都必建造一个宏大的板房于旷野之中，为房虚星昴四天礼拜之用。他们礼拜的仪式，一方面采取天主教的方法，另一方面复参以中国拜天的习惯，所以便成了一种特创的仪式。在堂的正中设了一张方桌，前面系着一条绣花的红桌帏，外面挂着一个帏幔，张灯彩，挂些楹联画幅，陈设鼎彝花瓶屏镜玻璃明角灯之类，名曰天主桌，近于佛教的佛堂。惟不设香案，以其不燃香烛故，或设油灯两盏。又设花瓶或帽筒一对，插尖角小黄绸令旗一面，桌前立长三尺的小竹板，[495] 上面写着“奉天令”三个字，为戒责之用，这又好像衙门中的公案。桌后设坐椅若干，椅上各披椅衣，自三座至七座不等，看头目与先生的多寡而定，礼拜时各头目先生皆坐于其位。

    礼拜的前一日，有人负着一面旗帜，鸣钲行市中一周，一面口里喊着明天礼拜，到夜里三更时分，即开始礼拜，燃点桌上油灯，并供清茶三杯，饭三盂，肴三盘，鸣锣聚众，头目先生各坐正中，余皆环坐，齐诵赞美，然后先生跪诵章表，写着全馆（即全营）中的人名，诵毕焚化，这又好像道教的建醮形式。此后或讲道理，以所供肴馔分享众人。这是七日礼拜的大概情形，各馆中都是这样举行的。平日亦有两次礼拜，即在朝餐和晚餐时举行，也是鸣锣召聚，像礼拜日一样，不过稍微简略一些，礼拜既毕，然后就食。这种仪式后来渐成为一种具文，那些礼拜的人心里都觉得讨厌，[496] 暗暗地咒骂，但是因为法令森严，无法规避。如果有人无病贪睡，闻锣不到，必杖责数百板，三次无故不到的，斩首示众，所以心里虽然不愿礼拜，但却不敢不到。

    各王宫中也是有礼拜场所，陈设较为侈丽，凡遇礼拜，得向天厨中领取海菜及点心之类，为敬天之用。各馆中虽不能领取，但亦必杂陈食物，遇喜庆事，都行此种礼节，盛馔取乐。一切事务都以礼拜之期为标准。礼拜之外，很注重讲道理，无论举行何事，都必以讲道理相号召，在讲道理时，必向众人演说如何敬拜天父，如何练习天情，如何熟悉天条；有时或讲天父七日创造天地故事，我们所遇境地，都得天父照顾，万事都由天父安排，不要惧怕。这一类的话，无非藉此激励人心服从命令。每逢出发打仗，或打仗回来，或胜或败，皆要召集大众讲道理，有时把打败的罪孽归在一个人身上，说他犯了天条，致干天父之怒，就把他当众处死。要治一个人的罪，也用这种方式办理，天王自己有错，也要当众受杖，这种方法当时很有效果的。

    太平天国十三年中，全在军事时期中，一切法令都照军法，辅之以宗教。所以当时在宗教组织上也很简陋。后来洪仁玕从英国回来，才把宗教制度改良起来，规定凡二十五家为一教区，设天主堂一所，有一教士主管教务，合数教区设一牧师长，在县有县牧师，在省有省牧师，这些牧师大概是地方长官兼任的。这可以见得政治军事都是宗教化了的。

    三　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举义之初，勇气百倍，纪律严明，全国三分之二尽为所占。[497] 不意自定都金陵以后，既有诸王的内讧，复苟且偷安，不知进取，卒至渐渐衰落，以至灭亡。推究其原因，虽非一端，但宗教上的关系却是很大。藉宗教之力而兴，也是因宗教之故而亡，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明一下：

    （一）天主教的反对

    洪秀全起初所组织的上帝会，原是取法于天主教，因为那时候的天主教还是传布得很普遍，所以他所采用的宗教仪式大半是摹仿天主教的。后来他又受耶稣教的影响，反对天主教的偶像，不崇拜首先所注重的，毁灭一切偶像，不独当时佛道教的偶像尽被毁坏，即天主教的圣母像等也为他所蹂躏。天主教徒于是便深加仇恨，报告到罗马教皇和法国政府，竭力诋毁太平天国，认为是破坏教会的乱党，要求法政府派兵保护。于是法政府和英政府都听信天主教士的话，先后派兵来帮助清政府平乱，所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二）耶稣教的反对

    太平天国的宗教，既不是纯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纯粹的耶稣教，各取其所长，更羼以中国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于是那些在华的西教士都认为是宗教上的叛逆，加以反对，也各向他们的本国报告，说许多坏话，各国政府对于太平天国就生了怀疑。虽然也有赞成的人，究竟敌不过那些反对人的势力，到底受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看见在郝姆士的《南京游记》中有一段说：“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知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这篇《游记》由英公使转呈到英政府，英政府就信太平天国是一群乱党，故毅然地派兵帮助清政府攻打，都是这些教士反宣传的缘故。但是林利氏在《太平天国外纪》中却说了几句公道话，说道：“基督教在中国三十年中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国一旦有七千万信徒，而欧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导，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颠倒之甚者矣。”又说：“太平之宗教战争不背上帝之诫，而欧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未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维多利亚主教，如约翰等，皆未尝反对太平，独郝姆士等则狂诋太平，不足与言传教矣。”林氏这种观念不为无见，假使当时教士能扶助此种革命，则太平天国必不致失败，或亦不致失败如是之速。

    当时有一个美国人名叫白齐文，他鉴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竟表示非常的佩服，他特地从清军中出来，投身到太平军中，为之计画军事。他曾经说：“锋镝之中，乃能笃信宗教，不失仪节，其道德自当高出于清军，吾何愦愦，乃为虎作伥，凭利器而杀上帝之信徒哉！”于是他便在神前忏悔，誓致忠于天国，后竟为太平天国而死。可见西人中赞成太平军的也大有其人，可惜各国政府受一般反对者的蒙蔽，[498] 卒把太平天国推翻了。

    （三）一般人民的反对[499]

    太平军的革命不独是在种族方面，也连带及于宗教及社会。它那种毁坏偶像，[500] 与不拜祖先的举动，要推翻中国数千年来牢不可破的积习。太平军领袖大都痛恨中国固有的迷信和风俗，所以凡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偶像无一幸免。起初，人都知道太平军是纯粹的种族革命，所以十分欢迎；那知到了南京以后，却变成社会革命，连一切宗教上的遗传都用激烈手段去破坏。不但如此，凡一切习惯和风俗都要澈底地加以改革：[501] 如禁止缠足，改用阳历，实行共产，都足以引起旧社会的反抗，所以后来的人民不但大失所望，更是起了仇恨的心。说者谓这是太平军操之过激的缘故，其实是一般社会程度的幼稚；满清政府便得利用这种社会的弱点，从旧礼教旧宗教方面去鼓动人民反抗，普通人民便堕其术中，使垂成的太平革命仍归失败。但是话又须回过来说，太平军以破除迷信为前提，而它自己所举行的宗教仪式仍旧是一种变相的迷信，[502] 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来达它的目的，[503] 那自然要失败的；而且这种强迫的宗教方式即使成功，也毫无用处，迟早也要引起人的反抗的。所以从太平天国的本身上看，他们太把宗教当做一种工具，这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五节　宗教思想的变迁

    一　秘密社会中的宗教

    我们在这里提起秘密社会，并不是承认秘密社会在宗教上有甚么特殊的贡献，也并不是承认秘密社会中的宗教性有甚么影响到现代宗教思想的变迁；因为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研究，而且也不容易研究。不过它在宗教方面确有一种关系，在研究中国宗教思想的范围中似乎也应当提到的。既然这样，我们不知道应当把它放在甚么地方，不过它是近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在清朝起头的，包含着民族思想在内，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一节里。

    现在我们先应当知道秘密社会产生的原因和它的种类。我们知道一切秘密会社莫不带着政治的臭味，他们用低级社会的宗教思想来联络起一般同志，[504] 秘密地进行政治活动。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说：

    “明朝遗民……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知道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主人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故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便不得不把它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505]

    这是很明白地讲到秘密会社的起源。现在来讲到它的种类罢！历史最久的要算“白莲会”，相传产生于元朝的起初，因为那时候宋室灭亡，栾城有个韩山童，借着他祖父所立之白莲会，用佛教念佛的名义号召了许多人，图谋恢复宋室，以红巾为号，一再起兵。后来也称为白莲教，清乾隆的时候，教首刘松及其徒刘之协等一再谋叛，嘉庆时有李文成、林清贿通内监刘金等图谋起事，虽然没有成功，可见这种团体是政治革命的团体，用宗教名义来联络的。白莲会外，尚有各支派：什么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诸名目。八卦教中又分什么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离卦教、坎卦教等，名目繁多。后来反对基督教的义和团，也称大刀会的，就是白莲会分支中之一。还有小刀会、理教，都是白莲会支流。白莲会诸派都附托宗教仪式，故可以说是秘密的宗教。

    其次为天地会，起源于少林寺的和尚，在康熙时从军有功，为廷臣陈文耀所忌，谋残灭之。仅存蔡德忠等五僧秘密结合，图谋报复，就成为这天地会；这五僧就是他们的祖宗，称为五祖或五虎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三合会，或者叫三点会、洪门会，其分支有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名目。三合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乾隆末台湾林爽文的叛乱与道光时两广、湖南瑶族的叛乱，[506] 皆由三合会发动，闽广间最盛。后世多以洪秀全为三合会头目，实则不然，洪秀全乃上帝教，但是很容纳三合会的。上帝教是基督教，三合会是佛道教，所以不同。在厦门的支会叫匕首会，是新嘉坡人陈正成创设的。革命党郑弼臣系三合会头目，于光绪二十六年与兴中会合作。会中的规约都带宗教意味，崇拜唐太宗，也拜上述天地会的五祖。有戒条，与太平天国的天条差不多。

    还有一种叫哥老会，或者叫哥弟会，在乾隆年间成立的。分红帮青帮，红帮或称为洪家，专门袭劫不义之财，李鸿章经湘水时曾为所劫。青帮就是安庆的道友会，大概是盐枭光蛋，也有称潘家的。此外有所谓黑帮白帮，即江湖上拐骗窃盗一流，散布在下等社会中。其初宗旨与三合会相同，主张反清复明，后来变成排外团体，失去了原来宗旨，经孙中山的联络，得复践其民族革命的原意。马福益就是其中的首领。孙中山初创兴中会，首先联络这些会党，所以在最初的革命人材中，有好许多是会党中人，那时的兴中会、同盟会、光复会等等，均在禁止之列，及至民国成立，始正式公开，组织共进会等，后来渐渐地变成为政党了。上述种种会党，[507] 起初皆用宗教面目，内部也有好许多是用宗教的意义来联络的，而且也富含着宗教的信仰，或者运用这种信仰到主义上去。详细情形有《中国秘密社会史》可以参考。

    还有几个宗教性更浓厚的结社，也带一些秘密性，如一种叫做“理门”的，也叫做“理教”、“白衣道”，信教的人叫做“在理”。他们很注意禁吃烟酒，现在他们向政府立案，已经公开了，但当时却是秘密的。他们有两个开创的祖师，一个叫杨祖，名叫莱如，字存仁，后人误叫他羊诚证，山东即墨人，明末的一个进士，是龙门派的道教出身。一个叫尹祖，名叫岩生，乾隆初年生于天津科牛村，受道于杨祖，热心济世，就在邵公庄设所传道。这是在他们的《尹祖历史》里的话。嘉庆时白莲教反乱，理门也有同派的关系，就在捕禁之列，各处公所都被封毁。光绪九年，御史李璲曾经有一个奏章，说到“理门以戒人吸烟饮酒为名，互相传引，人数众多，闻系白莲教变相，教首即在天津，请饬密拿”等语，可见一斑了。

    理门在宗教方面脱胎于佛道两教，他们公所中供奉金身老佛爷，就是观音；楼上设杨祖、尹祖偶像，前殿有弥勒佛、韦驼像，很像庙宇的山门。每逢朔望，社员必到堂焚香礼拜，一年有六个大斋期，仪式也很隆重，除焚香拜祷外，也演说“禁烟酒”、“修道德”等问题。要入教的人必须经过几种手续，引见、虔求、保证，然后准许入教，授以“五字八戒”，这五字八戒不能泄漏给外人，必须在观音面前宣誓。还有许多见面的规矩，他们在茶肆中遇了同教的人，可以用茶壶茶杯排成许多方式表示他们的意思，同教的人一看就会知道。有《理门系统全书》及《理铎报》可以得其大概。

    又有所谓“悟善社”的，也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在民国四年间四川人唐焕章创设的。混合儒、释、道、天主、耶稣、回回六教的意义，做成他们信仰的根据。唐氏自称第七大教主，刊有《霹雳一声雷》、《大劫临头》等书，来恫吓愚民，于是加入者很多。入社手续亦很繁复，先须到神前叩首三次，每叩九首，然后跪着宣誓，有什么“功夫誓愿学，秘奥誓不泄”等话，再须叩首九次，方可入社。入社之后，必须介绍社员，以介绍人数的多寡为功德的大小。能介绍至三十人，则可称为上帝的儿子。从四川起头，蔓延到北平、南京、江苏、山东等处，有他们公开的机关。他们很注重掩埋尸骨的一件事，常常雇了工役替人家修理坟墓。他们内部的修练工夫非常奇怪，近乎荒谬。

    “同善社”有一些相同的性质，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由江朝宗那一班人发起的。以研究精神生活为号召，实在含着政治的意义。比较悟善社高明一些，悟善社是流行在下级社会里，同善社是流行在上级社会里，他们也以三教混合的意义来号召，供着释迦、孔子、老子的画像，一切陈设悉仿道院佛庙的样式。入社不很容易，也要经过许多叩头礼拜等事。很注重“静坐”的工夫，从静坐可以悟道，可以却病延年，可以长生不老。当时信仰的人很多，而且也公开地传布，[508] 也有妇女入社的。个中也有许多秘密，不许向外人泄漏的，若然泄漏了神秘，便要遭五雷击打。

    还有什么“道德社”、“大同教”，山东省最盛，说山东有一个姓张的神童，曾经著了许多书，解释《礼运》的大同及《大学》等书。也以三教混合与五教混合，认释迦、孔子、老子、穆罕默德、耶稣为教主，这几种大略相同的。

    还有一种叫“道院”，大约是变相的道教。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发生于山东济南，用扶乩的方法引人信仰，并且揭橥所谓大同胞主义，以为世界各宗教皆可融合，所以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皆可自由。他们用扶乩术治疾病，卜吉凶，迷信得很厉害，军政商学各界的人都有，在山东、直隶、江苏等处设立的机关很多，全国有百数十个，颇受一般迷信人的欢迎。

    尚有许多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会社，我们无法可以调查了。这些东西大都含着秘密的性质，是一种变相的宗教，所以叫它秘密宗教也无不可。不过这些秘密宗教统统是立脚于迷信，以宗教大同为号召，到现在还是很盛行，实在是宗教思想中最低下的东西。梁启超在《评非宗教同盟》里有过一段话说：“现在弥漫国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所说的拿信仰做手段的宗教，什么同善社呀，什么悟善社呀，五教道院呀，实在猖獗得很……他的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或者假借这种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复辟派首领打复辟派首领，洪宪派首领、革命派首领、胡匪首领可以聚陇在一齐干事；所以和尚庙里头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耶稣来降乩说法。”这是写尽了当时一般下等宗教的现象。

    二　科学思想与宗教

    讨论科学与宗教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发表过意见：有认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科学发达，宗教必定破产，同时宗教发达，科学便不会进步；有认科学与宗教是可以调和的，它们俩都是以寻求真理为目的，历来有多少科学家是信仰宗教的，所以见得并不冲突。这两方面的意见，我们现在不必去讨论它；我们单从中国最近所发生的现象来观察一下，见得中国现在的宗教思想从科学思想方面受了甚么影响。

    首先应当研究的，就是中国从科学输入以后影响到一般人的思想的是什么？很显而易见的，就是科学思想给予我们以价值的重估，无论对于甚么问题，都要叫我们问一问为什么？这“为什么”三个字，是掀动了中国人安定的思想，对于一切古来的遗传、社会的习惯以及关于生活的种种问题，都得要找证据来证明它的价值，用理智来把它分析一下。这样一来，从前可以模模糊糊过去的事情，现在就不行了，从前可以人云亦云地相信，[509] 现在却看见它的盲从和矛盾了。新文化运动所给予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使我们知道生活科学化。生活原是包含得很大，宗教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历来遗传的宗教思想，自然也须要问一问为什么了。中国固有的天鬼崇拜，经不起这么“为什么”的一问，便要根本地动摇起来。[510] 天是什么？鬼是什么？拿证据来，无论怎样答覆，终是落到玄妙的范围。假使用“天道福善祸淫”的老调来证明，但是世界上有许多善不福淫不祸的又是什么缘故呢？假使用历史上鬼能索命因果报应来解说，放在心理学的炉里一冶，却完全化为乌有了。所以科学一来，那些神秘的迷信的不能用理知来分析的种种宗教思想，就完全没有立足的余地了。

    中国数千年遗传下来的社会思想，甚么问题都带着些神秘的色彩。个人生活的穷达，向来都以为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而科学思想则示人以死生无常，富贵在己；从神秘的天命说里解放出来。婚姻是月下老人所支配，必须听命于求签问卜，而科学思想则告诉我们，男女结合是终身幸福的关系，必须凭自己慎重选择；[511] 便从神秘的因缘说里解放出来。[512] 疾病是神鬼的作祟，向以为祈禳巫觋、消灾求福可以获愈，而科学则示人以卫生求医；便从神秘的祸福说中解放出来。推诸其他一切属于神秘的问题，都一样地给那位赛先生（Science）冲破了，所以科学思想唯一的功效就是破除迷信。举凡一切社会上的医卜星相、风水命运，自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但是迷信是不是即是宗教？宗教是不是完全迷信？现在相信科学万能的人没有把它仔细地分析；[513] 所以要破除迷信，先须打倒一切宗教，因为宗教尽是迷信，这是现在青年人思想中的一般趋势。据我们的意见，迷信必须破除，宗教不一定要打倒，而且也不必打倒。为什么呢？迷信虽然是由宗教产生的，但却不是宗教的本质。好像一柄刀，原不是用来杀人的，但却有人把刀来杀人了；刀与杀人自然是相连的，我们不能因为它能杀人，连刀也一并把它消灭。刀果然消灭了，那末就可以没有别种杀人的东西吗？科学也是这样，它能利人，[514] 但也能杀人。这是很显然的，迷信是宗教的产物，却不即是宗教。因为宗教另有超越的意义，决不是科学、美育所能替代的。屠孝实说过：“人生的实际不是仅仅理智一方面，感情的活动、意志的活动也很占了一大部分。人生全体的发展，一定要各方面调和起来方能有望，决不能单从一方面进行的。”又说：“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欧美科学上的进步很快，各种重要的发明接二连三地出现，[515] 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因此就发生了一种科学万能的思想，当时人以为哲学是空谈，宗教是迷信，只要有科学就够了……到了后来，得着个实现暴露的悲哀。他们失去了理想的光明，觉得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人类的命运。宇宙之间，只有盲目的物质势力，毫没有人类精神自由活动的余地；我们试看这种人生观里，除了残酷、冷淡、凶暴、自私、悲伤、烦闷、恐怖、失望等黑暗光景以外，还有什么？”这是替我们说得很清楚，使我们觉得宗教不能从人类生活中除去的，也不是用什么东西来替代的。信仰科学万能的人想把科学来替代宗教，同时有信仰美育的人想把美育来替代宗教，信仰主义的人想把主义来替代宗教，我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科学重理智，美育重感情，主义重意志，都不过是整个生活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用一样来替代三样的。那种活泼泼的精神情绪，赴汤蹈火、摩顶放踵的精神，除了宗教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把它维系的。但是宗教虽然属于感情的，同时也运用理智去估定它的信仰，运用意志来实现它的信仰。[516] 这样，宗教与科学是互相为用，而必须并存的，不过宗教是先信后证、科学是先证后信的不同罢了。

    现在一般青年智识阶级大都迷信科学万能，这正是走欧洲十九世纪所已经走过的路。引到这条路上去的自然有好些人：像罗素的反对宗教，胡适的崇拜物质，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以及五四以后所产生的新思想，与苏俄所宣传的马克斯唯物史观，这些都是引导现在中国青年走向唯物之路而否定宗教的价值的。

    三　反宗教运动

    反宗教运动不是今日新奇的事，在历史上常见到的。例如三武一宗的反佛教，明末清初的两次反基督教，不也是雷厉风行、盛极一时么？但是说到最近的一幕，是发生于1922年。因当时在北京清华大学开一个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引起了北京学生界的怀疑，就发生了“非宗教同盟”，他们以为一切宗教都是无意识的举动，都是麻醉人民的思想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做他们的唯一口号。这一次新运动的立足点是基于科学万能的思想，所以他们以为一切宗教都是违反科学的迷信；足以消失人的智力，束缚人的自由，是人生进步的最大障碍。发表了许多非宗教的文章，大概根源于这种意思。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讨论，像梁启超的《评非宗教同盟》与屠孝实的《科学与宗教果然不两立的么》这一类的东西，用公平的眼光发表他们的意见，后来“非宗教同盟”却变成“非基督教大同盟”了。从这种改变中，很可以见出他们对宗教观念的不同了。主持这“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是学生联合会，当时由学生联合会发刊许多宣传品，上海学生联合会总会训令全国学生会，一致作反基督教宣传，规定12月22日至28日为“反基督教周”，那时基督教受着很大的打击。同时苏俄的反宗教思想输入到一般青年的脑中，[517] 他们就尽量地作破坏教会的工作。同时也影响到军队，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江南的时候，首先破坏各地的教堂。这也是一种反基督教的表现。到现在虽然表面上平静了许多，但是那些反文化侵略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都是反基督教运动中的一部分，而且潜伏在一般青年学生的脑海中，等候着活动的机会。

    综合非基同盟的意见，他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有的立足于科学思想的，有的立足于国际观念的，有的立足于唯物主义的。他们非基的理由大致不外四端：宗教是不合科学的，宗教是阻碍进化的，基督教是文化的侵略，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前者是欲把一切宗教都扑灭，后者不过是反对附带于宗教上的势力。同时，基督教内部亦因外来的刺激，欲求得一般人的谅解，努力于内部的改良，修正神学上的信仰，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创造中国本色教会等等，在思想上亦起了极大的变化。佛教内部也发生新旧思想的冲突，各处庙寺均处在坐以待毙的境地。新佛教运动藉文字的鼓吹，从学理上给人以信仰的价值。其余的宗教既无多少活动的力量，亦遂不受人的攻击，听其自生自灭。一般下等社会的迷信与一般变相宗教的会社犹极普遍，并不因此而稍杀。

    但是从非基运动的动机上看，不可谓非一种爱国思想的表现，要求国际地位上的平等。不过他们要把一切历来外交上的损失一笔写在基督教账上，把政治与宗教混作一谈，以为前面是《圣经》，后面是大炮。我们并不说基督教绝对没有罪恶，不过基督教的罪恶不在此而在彼。教会与教义，应当把它分为两部分。这个道理，在反对基督教的陈独秀，也知道耶稣的崇高人格，与教会截然不同。可惜多数人把它混在一起，人的罪恶便牵连到教的身上，所以许多反教的文章都因不满意于人的缘故，连教也一致攻击。影响最大的反教文章，要算是朱执信的《耶稣是什么东西》那一篇。这虽然是根据日本幸德秋水的《基督抹煞论》，却是从教义上施以攻击。不过这也是欧洲数十年以前已经过去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很新的，所以历来非教的作品，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谩骂帝国主义走狗及文化侵略以外，从教义上立论的都逃不出他的范围。于是觉得那些非教文章大半是一种刺激感情的肤浅理论，绝没有用研究的态度来攻到要害的，所以非基运动好像还不能动摇基督教的基础。

    再从非基运动的本身上看，的确是一种宗教思想的新表现，可以证明一部分智识阶级的青年趋向到无宗教的路上去。

    四　宗教思想的新趋势

    从上面“二”、“三”两条，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了。现在再来解释一下，作为本书的结束。

    从消极方面看，中国固有的天祖崇拜，似已到崩坏的地步。自西洋哲学思想输入以后，有意志的天就变成了哲学上的本体，虽然有唯心唯物观念的不同，却是从具体的客观的存在变为抽象的主观的思想了。像吴稚晖所发表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把“漆黑一团”来估定这个本体，一般智识阶级受他的影响。一方面宗法社会为一般人所反对，于是祭祖的遗风也受了动摇。但这还是限于一部分维新的智识阶级，而普通的平民生活中却尚未发生何种改变。

    其次，则附带于宗教思想产生的鬼神迷信，不独在智识阶级方面已经绝对地否认，[518] 即政治的势力亦欲取缔到这一方面。所以关于社会的迷信物品，用寓禁于征的方法加增其捐税，于是香烛业、纸马业、和尚道士的经忏业，都渐形衰减。以星相卜筮为职业的瞽目与巫觋也渐渐加以取缔，必须登记，令其改业。社会的迷信不久即可以肃清，这是一件很乐观的事情。

    佛道宗教影响于中国人民生活者，既久且大，一时似不易消灭；但在现在却也发生极大的影响了。取消张天师的封号，便予道教以根本打击；收没寺观为学校，也使佛道二教同受影响；藉经忏为营业的和尚道士几乎陷于绝境。寺观庙宇不过供一般人的游玩凭吊。佛道宗教的崩溃也是显而易见的事。

    从积极方面看，各宗教都趋向到实际生活方面去努力。单从基督教讲，虽无显著的衰落，但处在反对空气极浓厚之中，也很不容易活动。所以一般基督教徒的思想，都从天堂地狱的宣传中，改移其目光到实际的社会服务，很觉悟得“人生宗教”建设的需要，宗教是为人生而有的，离了人生，便无所谓宗教，竭力把宗教应用到人生上去。可见一般的宗教思想，对于一切宗教中所有的非人生教义，都加以否定，如佛教的轮回，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以及其他关于鬼神的问题与一切神话的遗传，都认为是非人生的东西，绝对应当把它除掉。只求能于人生有实际利益的，无论属物质的属精神的，总不能离开了实际的生活，所以现在的宗教也是注重到实际生活的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思想趋势，固不待琐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