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及近代的宗教思想

    第一节　宗教生活概况

    一　佛道的衰落

    以曾经做过皇觉寺小沙弥的明太祖，对于佛教当然有一种特别的因缘；故即位以后，锐意振兴佛教。惟因为元代佛教所发生的流弊，乃加以严厉的约束，凡欲为僧者，必须经过经典考试，给予度牒，不准私自薙度。设僧道录司，专管佛道二教。成祖以禅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得逐惠帝而为天子，于是重用姚广孝，与元代的重用刘秉忠如出一辙。校刻藏经，实为成祖对佛教最大功绩。[465] 武宗信佛尤笃，惟世宗因信仰道教之故，毁宫中佛像及京师佛寺，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为显宦，道教之势力渐大，竟因误服道士王金丹药而死，佛教又复隆盛起来。其时佛教，分禅讲教三种，禅重参悟，讲重说法，教则专事祈祷礼拜等仪式。佛教的形式虽具，精神已渐衰落，喇嘛教的势力犹驾佛道而上之；但普通宗教思想皆趋于三教一致，即佛教亦仅余禅净二宗流行民间。清代以满族入主中国，有蒙古人尊崇喇嘛之遗风。惟清代帝王中颇知尊重儒术，提倡佛教，以笼络中国人民。顺治为帝，亦如明代限制僧徒出家，但游民之穷无所归、以僧院为逋逃薮者，又比比皆是。于是流品既杂，佛教愈陷于破产地步。同时以尊崇喇嘛之故，留宫唪经皆为喇嘛，真正佛教已无足述。

    但是清代诸帝中，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皆喜参禅理，尤以雍正的《御选语录》收其禅师名言，与乾隆的集刻《龙藏》，[466] 又以满洲语翻《大藏经》为最大工作。嘉道以后，一以因佛教内部的腐化，一以因太平天国的影响，佛教遂一蹶不振了。

    形式的佛教虽衰，而研佛的居士却渐多，如宋世隆、毕奇、周梦颜、彭绍升诸人以外，[467] 江都郑学川、石埭杨文会，皆注意于刻经事业，狄葆贤设流通处于上海，并办《佛学丛报》。民国以后，有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以及上海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常熟的华严学院，武昌的佛学院，厦门的闽南佛学院，[468] 常州的清凉学院，南京的内学院，都是谋中兴佛学的组织。沙门中有赤山法忍、天宁清镕、鼓山古月、留云密融等宏扬禅宗，谛闲、月霞的大开讲筵，以及天童敬安的奔走护法。发刊杂志的，如太虚所主的《海潮音》，欧阳竟无所主的《内学》，咸期有以发扬教理。当光绪庚子时，自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人写经，最足予不绝如缕的佛教以新生命。于是从最近的佛教看来，寺院的佛教仅存庙宇，为游人的凭吊，与僧徒的寄食，衰落已到极点，而学者的研究，在学理方面却大有发展，思有以迎合时代的潮流。

    至于道教，自明世宗一度尊崇以后便毫无生气，仅有世袭的张天师专恃符箓祈禳以延其残喘。民间的宫观与逐食的道士，亦不过为营业之一，绝无宗教意义。清代帝王中未有注重道教的，甚至康熙有“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之谕。道光停止张天师入觐，最近且并张真人的封号亦取消；道教几已无形消灭了。不过学者中对于老庄诸子颇多从哲学方面加以研究，不以宗教上的经典目之了。

    二　基督教的宣传

    自元代亡国，基督教亦随而消灭，至明代末年，基督教又复卷土重来，是为基督教传教于中国第三期。开创第三期工作的教士，要算意大利的利玛窦；其实在利玛窦之前、与利玛窦同时的，又有好些人，不过这些人没有显著的成绩，所以不能取得历史上的盛名。惟有利玛窦，他在1582年偕劳吉耳同来中国，[469] 居于澳门，不久劳吉耳仍返罗马，只留利玛窦一人，潜易僧服至广东肇庆，便在肇庆学习中国语言。后来得到郭制台的允许，代为奏请朝廷，许其留居肇庆，奏请的理由则为：

    “因澳门商旅杂遝，市阗喧豗，为交通孔道，而不便于研究学术，拟在肇庆建筑房屋，设立教堂，得以祈祷、求学、幽居、默想，对于所学必更能增进。”（见《大西利先生行迹》）

    从此，利玛窦便在中国有托足之地，渐渐地扩展起来，以致于成功了第三期的基督教宣传，不可谓非煞费苦心。因为这一期的宣传工作，与前两期大不相同，前两期都是受着皇帝的欢迎、大官的提倡，这一期乃纯从教士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借着帝王的势力。我们从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看来，至少可以看出利玛窦几点成功的要素：

    （一）他善于交际中国朝野的学士名人，当初到香山墺的时候，便得制台陈文峰的邀请同商墺事，及至端州，又获交郭制台、王太守，赠以地图、浑天仪、地球、考时晷、报时具等物，以是乃得于肇庆有立足地。后来获交名士姑苏瞿太素、京兆王玉沙；在江西得谒中丞陆仲鹤及建安王，陈交友之道，作《交友论》以献。显宦如王忠铭、赵心堂、祝石林、王顺菴、吴左海、冯琢菴等，名儒如李心斋、李卓吾、李公素等，莫不与之往还，艾《传》所举不下百人。卒得刘心同之介绍，入京觐见，又获交京中名士，得徐玄扈（即光启）、李我存（即之藻）、杨廷筠的皈信，为此时基督教柱石，称为圣教三杰，利氏著作皆出其手。

    （二）他能努力研究汉学，主张融通儒理。利氏初居端州约有十年，其时专习语言文字，诵读中国书籍，六经子史无不通晓。不独能写作流畅的中国文字，并能摹拟中国下级社会谈吐，熟悉各种风俗礼节，了解中国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对于儒家的祀祖祭天极主容纳，并且尊敬孔子学说，所以得学士大夫的欢迎与朝廷的优遇。但亦因此引起教会内部的反对，为后来衰落原因之一。

    （三）他能介绍西洋学说，开发中国人的闭关思想。当时中国人绝不知有世界之大与科学之名，一见世界地图、时辰钟等物，咸惊为见所未见。自利氏首先以西洋学说输入中国，使中国在天文、历数、舆地等等学术上，得开一新局面。他所译著的《天学初函》，分理、器两编，一以发挥天主教义，一以介绍格致之学，于中国学术界发生很大的影响。

    综利氏一生工作，不可谓非基督教在中国第三期开创功臣。厥后继承利氏而起的教士亦皆努力于此，藉学术以发扬教义。天主教遂得流行于上级社会，极一时的兴盛，但不久便引起了两次非教风潮，一在明神宗时礼部侍郎沈?主动的，一在清圣祖时钦天监杨光先主动的，虽受一时的极大打击，而基督教潜势力的伟大未见稍衰。及至教会内部发生派别之争，乃有解散耶稣会之举，于是耶稣会自利氏以来一百九十年的工作归于消灭。但耶稣会虽经解散，而别派天主教乃继续传布，至今不绝。距耶稣会灭亡后三十四年，有英国马礼逊传入基督新教于广州，盖即基督教第四期在中国的开始，迄今又传布一百三十多年之久了。当马礼逊初来中国的时候，亦感受很多的困难，不独遭中国人的反对，亦遭外国人的反对，英国商人既设法阻止其来华，葡萄牙人又恐影响其商业，加以天主教在澳门的教士百般的反对，不能入中国境内。但马氏排除一切阻碍，毅然来华，隐居广州有二十七年之久，翻译《圣经》，印刷书籍。[470] 厥后虽有英德美三国继续来华的教士，然皆不能公开传教，进入内地。及至道光年间，因鸦片条约许开五口商埠，教士得传教条约的保护，于是络续而来，宣教事业日渐发达。各宗派之来中国者，有一百三十余派之多。英国教士戴德生到上海，组织内地会，用刻苦的精神，推广及于汕头、宁波等等内地。庚子一役，北方教会受义和团的反对，杀戮教士和教徒无数，但基督教反因此而更形发达。直至民国成立，发生非教运动，基督教自知内容的腐败，力图整顿，有本色教会的提倡，脱离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于是基督教又造成一种新的趋势。总本期基督教的工作，影响及中国思想的改变，有很显著的下列几点：

    （一）平等自由的主张，掀动了中国固有的思想。首先提倡男女平等，兴办女子教育，如福州的敏英女学，自办理至今已历七十余年。于是女子之读书求知者日愈多，受教育之女子从阶级制度中得解放。提倡天足，扑灭缠足的恶风；婚姻自由，打破买卖式的制度。今日女子解放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从此起头的。

    （二）介绍科学，较前期基督教尤为努力。当时西来的教士，莫不以翻译西洋科学书籍为最大工作。于是中国学术界鉴于八股试帖的毫无实用，渐知研究科学，破除迷信。当中国尚盛行科举的时候，基督教即仿西洋学校制度创办学校，列格致为学校课程。中国变法维新，废科举，设学校，而所采用的格致课程，尤多仰给于教士的译本。当时教会所设立的译著机关，如至今尚存的广学会，乃其一也。

    （三）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久伏于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渐知中国乃中国人的中国，不但发生种族的革命，尤其发生阶级的革命，于是帝制果然推翻了，一切社会的组织亦渐趋于平等。封建社会，阶级制度，渐渐崩溃。当革命未成之前，能公然宣传平等思想，惟有藉条约保护的教会不受政府的干涉。是以有若干革命领袖，都借教会为宣传的地方，孙中山亦曾为基督徒，而受此种思想的影响的。

    现在的基督教虽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为一般社会所唾弃，但追原其起初的贡献，似不能从历史上将它一笔抹煞。

    三　思想解放与趋势

    五十年以前的中国人民，完全处于儒家思想支配之下，只知道所谓三纲五常，紧紧地为旧礼教所束缚。海禁既开，西洋学说随着各国商船载入中国，科学思想，平等精神，渐渐动摇了中国固有的礼教，产生出革命的思想。首先倡种族革命的洪秀全，虽然功败垂成，但种族平等的思想却种入于中国一般人的脑海。可惜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皇恩深重，为满清效忠，如曾国藩一流人，为中国旧礼教忠君主义的奴隶，犹抱着天下之大，中国独尊，西学之入，认为是用夷变夏，当加以严厉拒绝。士大夫中既不少此类人，无知愚民因此酿成排外的举动，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结果反受了极大的损失。于是从排外的思想变为媚外的态度，处处以摹仿西洋为事，全盘地承受外来的方法，以为凡属西洋方法都是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动。康梁维新，演成戊戌的政变，虽亦失败，而满人已知道适应时势，为表面上的敷衍。卒以辛亥一举，帝制消灭，成为五十年来新思想运动所结出的第一果实。

    政治上虽有这一度的表现，而社会思想方面犹复蹈常习故，因循敷衍，于是陈独秀等人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发起新思想运动的团体，发刊的《新青年》杂志，专以破坏旧礼教旧思想为务，青年人受其影响者速于置邮传命。同时胡适等提倡白话文，推翻贵族文学，吴稚晖等提倡注音字母，谋语言的统一，这都是思想解放的先声。厥后五四运动的霹雳，不但惊觉了政治家夜郎自大的心理，更是唤醒了全国人的迷梦。

    从此解放之声，自政治家以至于贩夫走卒，咸知奔驰于自由之路。于是社团的组织日益多，鼓吹的刊物日益众，有关于男女社交的，有关于家庭制度的，有关于文学思想的，有关于经济组织的，有关于伦理道德的，莫不向旧社会旧思想宣布独立，奔向自由的目的。最近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尤注意于民族的解放，努力于国际间的奋斗，从不平等条约中求解放，谋建设一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宗教思想方面，当然要随着历来的新思想运动发生极大的改变。无论唯心唯物的人，都觉得仪式的宗教是一种迷信的表现，应当从人类社会中把它消灭。尤其是唯物主义者，绝对不承认宗教的地位，要从根本上把它铲除。但在唯心的人，以为宗教尚有其精神上的价值，须从实质上加以改良，把精华的所在提贡于人们。于是现在独盛的佛教与基督教两种，皆起了内部的革新运动，期适应现代的潮流。此外关于中国固有的天祖崇拜，与种种神怪风水星相等迷信，皆已臻于末路，将不旋踵而消灭了。这也是思想解放中的一种趋势。

    第二节　耶稣会的输入与传布

    这时候在宗教中占得最大势力的，除佛教外，只有基督教一种了。佛教在中国已有深长的历史，影响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很大；不过现在的佛教，也已经从宗教的地位变成哲学的研究了。下等社会的信仰佛教，虽然还是带着迷信的色彩，而智识阶级中人大多主张吸取其学理，打倒其宗教。在佛教本身方面，亦无何种特殊的贡献足以引起社会的注意。

    至于基督教，却占了现在中国宗教中特别普遍的地位，所以值得特别的提起。

    一　耶稣会的输入

    元代在中国传布的基督教，也就是所谓天主教，不过当时有显然的两派：一派叫聂斯脱里派，就是唐朝的景教，一派叫佛兰西司可派，两派曾经发生过冲突；但是在元朝灭亡以后，这两派基督教都一齐消声匿迹。

    明朝的起初，正值欧洲有新旧教之争，那些旧教徒便向东方发展，到了嘉靖三十一年，有耶稣会派教士沙勿略（St.Francisco Xavier 1552），也有人翻做圣舫济，[471] 奉罗马教会之命，从印度来到中国广东的山川岛————葡萄牙人居留地，葡萄牙商人恐怕基督教事业影响他们的商务，竭力阻止他到陆地上去，不多几时他就死在这个岛上。后来就有同派的奴涅司（Nunes 1555）、克鲁司（Cruz 1556），以及奥古斯丁派的赫拉达（Herrade），佛兰西司可派的阿尔法罗（Alfars），先后来华，居于岛上。直至1560年，有法里那尼（Valignani）来居澳门，[472] 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于1571年建耶稣会教堂于澳门，努力于日本传道事业。他因为不能到中国，所以曾经对中国界上的石山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可见当时传道进中国的不容易了。

    到1580年，耶稣会继续派遣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或译劳吉耳）与利玛窦（Matteo Ricci）二人同到澳门，[473] 法里那尼便叫他们入中国传教。不久罗明坚回罗马去了，独利玛窦改换僧服，潜入广东肇庆，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第三期的开始。

    利玛窦既然到了肇庆，学习中国语言，得了抚台的允许，请愿朝廷，就在那里建寺营居。十年后他移居到韶州，便把肇庆的寺宇让给司马刘公。起初，他为了便于居留的缘故，曾经身穿僧服，这时候听了范礼安之劝，改穿中国儒者的服装，以便与中国士大夫往来。于是他的生活完全是中国化了；不独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更能仿效中国下级社会的谈吐，接交了许多中国文人学士。1601年偕庞迪我同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明神宗，[474] 把经像及万国舆图、自鸣钟、雅琴等物献给朝廷，颇蒙嘉奖，遂赁市房于京师。在京约十年，至1610年病殁，朝廷赐予葬地。

    综计利氏在中国约三十年，由广东到江西又到南京以及于北京，到处受中国士大夫的欢迎，甚至有慕其学问远道来访的。因而皈依其教的有二百人之多，其中如钟铭仁、黄明沙等人，后来竟因此而受极大的艰苦，又有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帮助他译著了许多书籍。他自己也能写作流利的中文，所献给建安王的《交友论》，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后来经过万历进士王肯堂修改，但是他的原本文字亦很通顺，可见他学问的渊博，所以得人的信仰。欲知他的生平，有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

    二　教士的著作与事业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最大的贡献厥有四项：（1）赞扬儒教，（2）结交名士，（3）介绍科学，（4）翻译书籍。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在著作方面，在韩霖等所编的《圣教信证附录》里提起他所著的书，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辨学遗牍》、《几何原本》、《交友论》、《同文算指》、《乾坤体义》、《勾股义》等十五种。

    在这编中所列举的八十九个教士，大多数都有遗留的著作，最著名的如：龙华民著有《地震解》、《圣教日课》等八种；庞迪我有《七克》、《人类原始》等七种；高一志有《西学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励学古言》、《幼童教育》等十五种；熊三拔有《泰西水法》、《简平仪说》、[475] 《表度说》等三种；阳玛诺有《圣经直解》、《景教碑诠》、《经世金书》等八种；毕方济有《灵言蠡勺》、《睡答》、《画答》等三种；艾儒略有《西学凡》、《几何要法》、《职方外纪》等二十五种；邓玉函有《奇器图说》、《测天约说》等六种；汤若望有《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恒星表》等二十三种；罗雅各有《比例规解》、《五纬表》等十九种；利类思有《超性学》、《不得已辩》等十八种；南怀仁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全图》等十三种。这些都是关于天文学、历算学、舆地学等等有名作品。此外如傅汎济的《名理探》，则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始；邓玉函的研究《中国本草》至八千种之多，是为中国植物学研究之始；张玛诺的设学淮扬，为中国有学校之始。其他各教士阐道的作品实在不胜枚举，内中有不少尚可以从天主教图书馆中找到的，可见明末清初的教士他们介绍西学的努力了。这些教士大都散处在燕京、广东、江西、江宁、浙江、江苏、河南、山西、福建、陕西等省传教，有几处公共的墓地，如北京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广东的香山墺，杭州的方井南，南京的聚宝门外雨花台侧，福州北门外十字山，都是当时教士们丛葬的地方，现在还可以找到它的形迹，这也可以看见当时基督教发达的一斑。

    不但如此，当利玛窦传教北京以后，汤若望、罗雅各等教士颇为明思宗所信任，所以当时的教士得在中国十三省中自由传教，于极短的时间内，信道人数达到数万。上自皇帝廷臣，下至庶民士子，都有信仰其教的。瞿纱微、卜弥格竟能感化明熹宗皇后及崇祯帝信教，[476] 同时皇族中受洗者有百四十余人。明室既亡，偏安于两广的桂王，其大臣如瞿式耜（即瞿太素之孙）、丁魁楚（即立唐王于福州者，此二人后皆殉国）、庞天寿等人，首为基督教热心信徒。名媛如金声之女、许缵曾之母（即徐光启孙女）以及清初名画家吴历，都信奉其教。永历太后（圣名烈纳）、马太后（圣名马利亚）、王皇后（圣名亚纳）、太子慈烜（圣名当安）皆受洗奉教。明廷既陷于危难，还想借教士的力量恢复国家，所以派遣教士卜弥格携带永历太后谕文及庞天寿书信，赴罗马呈请法王因诺曾十世；庞天寿复派家人随往，由广州西行，经印度及波斯而至罗马。不意其时适因诺曾逝世，亚历山大第七继任，及卜弥格得新法王覆书回华，桂王已力穷势蹙，播迁云南，永历太后及庞天寿皆已物化，卜氏遂流离安南，次年亦即病死。

    明室既亡，清人入主中国，仍优待当时教士；汤若望以治历算之学，得为钦天监监正之官。当时天主教新当落成之时，世祖亲赐“钦崇天道”的匾额。这些教士因长于历学制炮之术，颇得朝廷信仰；虽先后有沈?及杨光先两次的反教风潮，不久仍渐恢复，能够自由地传布。[477]

    三　教士在科学上的贡献

    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开传道的机会，都是由于他们努力于科学和艺术的介绍。我们从上述的各教士著述中，看见有许多关于科学艺术的作品，这便是西洋学说输入中国的起端。那时候的中国并不知什么叫做科学，一看见万国舆图、天文仪器、自鸣钟以及关于天算的书籍，都诧为新奇，便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和学习。在那些教士，不过欲用学术来做传道的工具，想不到却因此下了中西学术沟通的种籽。

    他们在介绍这些学术以外，并且亲身帮助明清两朝铸造枪炮，这原是与基督教宗旨根本违反的，但是却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机会，不可谓非绝大的侥幸。首先为明代铸造战炮的，要算罗如望与阳玛诺二人，在1622年的时候，熹宗皇帝鉴于满洲势力的日渐张大，而且有白莲教作乱，把已经放逐的教士（因沈?奏参的）召回来制造铳炮。到毅宗的时候，又继续命汤若望与罗雅各等制造，然卒不能挽回垂亡的明代。偏安在南方的桂王，还想借教士的力量向西方基督教国请求援助，予以精锐的武器，恢复国家；到底因为内乱频仍，满人已乘机侵入，无法挽救。到了清朝，一般教士仍获得世祖的信任，汤若望等继续其治历的职位。及至三藩抗命的时候，圣祖又命南怀仁于治历之余铸造铁炮，造成大小百二十尊，分送陕西、湖广、江西等处；后来又造成轻便的欧罗巴式神威炮三百二十门，在卢沟桥试放，圣祖亲临观看，大加赞赏，赐以工部侍郎职衔，以示优宠。

    至于他们在天文历算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自明熹宗起用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开历局于宣武门内首善书院，推步天文，制造天算仪器及纂修历书以后，汤若望、罗雅各、徐光启等亦多参加是项历算的工作。崇祯以汤等所著《新历书》较诸钦天监的推算为准确，遂拟颁布西洋新历，适因明室灭亡，遂不果行。清世祖定鼎后，仍优待汤等，颁行新历，斥去《大统历》，命汤若望掌钦天监印信，引起了杨光先的反对，废弃西历，复用明历。不久又因推测日影的错误，复起用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副，又招致恩理格、闵明我、徐日升等共治新历，修整仪器；南怀仁著成《新制灵台仪象志》十三卷，西法新历又复颁行。此后教士中为历政顾问的不一而足。圣祖又命教士等分赴蒙古及中国内地测量地形，制为地图，名曰《皇舆全览图》。可见教士于天文历算炮术舆图等的尽力；西洋物质文明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不可谓非有相当的贡献。

    四　非教风潮与天主教的衰落

    在明清之交，发生过两次非教风潮：一在明神宗时由礼部侍郎沈?主动的，一在清圣祖时由钦天监员杨光先主动的。先是利玛窦既得神宗的尊敬及士大夫的钦仰，教会日臻发达，便引起一般人的反对。及利死后，即有强烈的反动发生于南京，沈?连上三疏奏参远夷，以暗伤王化为理由禁止传教，朝廷卒为其言所动，于是于1616年拘捕钟明礼等信徒八人，严行鞠审，送司法定罪。第二次又拘捕钟鸣仁等十一人及幼童五人，分别定罪。这就是所谓南京教案。由礼部会审了好几次，认为一桩非常重大的案件，那些被捕的人吃了许多苦楚，甚至有因此丧命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基督徒第一次为教而死的。西教士王丰肃也被捕监禁，[478] 并移解出境。我们读了当时沈?的三疏及礼部会审的记录，与递解王丰肃的移文，均觉得这次的风潮是非常之大的。其余在中国的传教士也一律驱逐出境，教会几乎因此消灭，虽有徐光启所上《辨学章疏》，竭力为教士等辩护，也没有效果。但是当时朝野中赞成天主教的人也很不少，不过对于这件案子也无法挽救。东林党叶向高曾有《赠西国诸子》诗，盛称其教理的宏深，有“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泠然得深旨”的话。[479] 李卓吾、李日华、池显方等皆有赠教士诗，极表其敬慕之意。沈光裕听汤若望讲经，也感而赋诗；钱路加有五言二十韵长诗赠汤若望。这些可以见得当时士大夫中对于教会的好感。但是也有痛骂的诗，如姚燮的《天主堂》诗，周瀛暹的《有感》，都以夷狄禽兽骂之。见于文告的也有两方面各是其是的文字，如山西绛县雷翀的告示，题名为“尊天祛邪”，说“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480] 西儒修身事天，爱人如己”等云。福建建宁县左光先（左光斗之弟）的告示，有“天主为普天共主，群生大父，利先生首入中华，倡明景教，艾等皆西儒拔萃……盖西儒之学足辅王化，毋妄相揣度”云云。同时福建巡抚海道施邦耀的告示，却诋为邪教，并搜捕信教之人，有“通夷罗在不赦，捕得黄克私、李财六及夷人二名，令县民具结，十家连坐”等话。这可以见得两方面的意见。

    非教文字中的最有力的，莫如黄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请辟天主教书》等。他是一个信佛的人，自称为天香居士或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为立场，所以说：“佛道至高，以摄九十六外道之法摄之，免其惑世诬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他曾经上书于其师颜茂献，举天主教的可患可愤者五条，请其著论辟之。他的《破邪集》中收罗了许多非教的文章，如张广湉的《证妄后说》，有“西人诬妄先师”的话；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有“诪张为幻，左道惑人”的话；释普润的《诛左集·缘起》，有“斩祖先之祀，乱秉彝之大伦，于是集缁素之文，以诛左道”的话。他的原意，欲鼓动佛教的联合战线，所以便引出许多和尚的作品，如普润的《诛左集》，密云的《辨天三说》，袾宏的《天说》，[481] 圆悟的《辩天说》，通容的《原道辟邪说》，如纯的《天学初辟》等类甚多。

    此外如王朝式的《罪言》，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辩正》，陈侯光的《辩学刍言》等类，皆为非教有力的文字。他们非教的理由，大约以破坏中国伦常为骨干，以阴谋不轨为罪状，故能唤起了许多人的同情。

    第二次非教运动由杨光先首先发难，响应的人也不少；清廷竟因此下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于狱，以谋为不轨的罪状，将宣告死刑，同时各省教士都加以拘禁。官吏中有信教者革职处罪，天主教在此时几乎完全扑灭。不意因为迷信地震为天之示戒，竟释放被囚教士，放逐之于澳门，不多几时，又因召制枪炮，得恢复其布教自由。这一次非教也是非常厉害，杨光先所著的《不得已辑要》，中间有三篇《辟邪论》，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文字。在钱大昕《笔记》中谓“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欲以重价收买《不得已》而焚之”。这是不是事实？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不得已》中所载的几篇文章，确引起了极大的风潮。其驳斥教义的理由，与沈?等的意见差不多，中间自然有许多不情不实、捕风捉影的话，也是时代思想使然。最足以激动人的地方，就是说教士们的行动都是含着不可测度的危险，包括于“谋为不轨”四字，于是帝王也受了激动，要扑灭它了。他们都以辟邪自命，究竟所欲辟之邪，一半是由于卫孔的热心，一半是由于传闻的误会。在《不得已》书中所刊着的曾国藩《致威妥玛》书与《湖南阖省公檄》中，有许多可笑的话。曾书以孔教为立场，无非那一套用夷变夏的老调，但也写得很有声色；《公檄》举七妄十害，竟有取童精，剜目制药，取黑枣，探红丸等罪名，这种谣传在最近三十年前还很普遍，当时人的智识如此，固不足怪。不过就文而论，比现在一般非教文章，实在还要高明得多。

    这两次的非教运动是不是使天主教衰落的原因？那绝对不是的。天主教真正衰落的原因，乃起于教会的内讧。内讧的焦点就是多美尼可派、佛兰西司可派与耶稣会派神学思想的冲突。耶稣会派自利玛窦到中国来，迎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即以崇拜祖先与尊敬孔子，认为无妨教旨，大开方便之门。而多美尼可派等则认为耶稣会士的卖教求荣，便呈控于法王因诺曾十世，[482] 法王便斥耶稣会派的不当。耶稣会派即派遣卫匡国赴罗马申辩，适值新法王亚历山大七世继位之初，听耶稣会派的解释，认为适当。过一年，因诺曾十一世的时候，[483] 为调停两派纷争的意见，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话来解答：“如果这些仪式不是当作偶像的崇拜，而是当作一种社交的方法，便可不必过问。”这种意见不但不能满足两派的意见，反而增加了两方的争论。

    这时在中国总辖教会的主教名叫梅格罗（Maigrot），他也反对耶稣会派的主张，所以报告法王，说耶稣会报告与事实不符，法王克勒勉十一世发教书责耶稣会士的不当，[484] 并宣谕：此后对神称谓，不得用天或上帝，须用天主之名；并遣主教铎罗代表法王觐见中国皇帝，呈递教书。康熙帝告以中国祀祖的意义，否认法王有规定中国教义之权。铎罗见势不佳，深恐清廷与法王发生纠纷，把法王教书匿不发表，想先令清廷承认他有总辖中国教会之权，逐渐使耶稣会派教士服从法王命令，这是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康熙帝很右耶稣会派的主张，以为中国之天与基督教之神，是一而非二；中国拜孔祀祖，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基督教圣书与中国经书可以融通；家中供奉祖先神位，非绝对的不可能。这即是耶稣会的主张。康熙帝便把这意思布告全国教士，凡不遵从此意见的立即放逐出国，所以当时因此被逐出国的教士很多，主教梅格罗也在其内。但是铎罗所携的法王教书，他既然不敢用法王的命令公布，却用自己的名，取其精义，发表公布，谓凡不服从法王命令的立即退出中国。康熙帝见了大怒，拘捕铎罗，放之澳门监视，竟死在狱中。清廷又发一种居留证于教士，凡没有这居留证的不准居留中国。同时法王亦有相反的命令，谓凡不服从法王命令的不许在中国传教；并且为了要实行这条命令起见，派遣嘉禄主教到中国来。他见了康熙帝这样的坚决，同时又听了耶稣会教士的分诉，觉得法王的命令很难实现，他就在法王教书的后面，加上八条调停的话，大旨说，教会所行仪式如果是纯粹的社会仪式，不妨容纳。这种让步原想得到两方的谅解，岂知法王绝对否认，于是当时教士便陷于进退维谷之势。雍正继位，适有教士参与八卦教阴谋嫌疑，于是闽浙总督满宝奏请放逐外人，并禁止诸色人等信教，同时法王亦有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于是在中国有过一百九十年工作与二十万信徒的耶稣会天主教，就此疾终正寝了。耶稣会虽已消灭，但别派天主教仍得继续活动，如拉杂利司特派的在南北两京，佛兰西司可派的在陕西，密西翁司派的在四川，多美尼可派的在福建，葡萄牙教会的在澳门，可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未中断，不过换了别派的人罢了。这是第三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大概情形。

    第三节　基督新教百年来的情形

    一　马礼逊的来华

    传入基督新教到中国的，谁都知道是英国马礼逊，他是1807年（嘉庆十二年）到中国的。当时从英国到中国来，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英国人都反对马礼逊到中国来传教，因为恐怕影响他们的商业，所以不准他买票登轮；他既然不能直接到中国来，他就乘轮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的澳门（这是西人的居留地），跟着东印度公司中的书记叫士丹顿的，到了广州，他努力于翻译《圣经》的工作。[485] 因为他没有到中国以前，曾经得到一个中国人叫容三德的，教他汉文华语；又在伦敦博物院里得着一本汉译的《圣经》，他就亲手把它抄录三十页，容君帮助他抄到《希伯来书》为止，他就把它带到中国，作为翻译圣经的根据。当时中国官吏对付洋人非常严厉，所以他在广州布道翻译很多不便，就在1812年退到澳门。澳门是在天主教势力范围之下，他所译著的书被天主教认为邪说，悉数焚毁。他又回到广州襄助商务，白天办公，晚上传教著书。他所著的第一本小书叫《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第二本叫《问答浅注耶稣救法》，第三本叫《古时如氐亚国（即犹太国）历代略传》，第四本叫《养心神诗》。因为广州官吏严禁传教印书，不得已将印刷工作迁到麻六甲，1814年有米怜教士到中国来，帮助他创办印刷局于麻六甲，印成马礼逊所译的《新约》并其余所译的书籍（马氏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汉文的人，其完成这伟大的工作是在1819年11月25日，脱稿于广州）。这一年在澳门收得第一个信徒叫蔡高，他本来是一个印刷手民，后来为天主教所陷害，死在监里。越二年米怜在麻六甲收纳第二个信徒叫梁发，做中国第一个宣教师，他的坟墓现在迁在广州岭南大学里。马礼逊在澳门译完《新约》后，又译《旧约》，并著成《华英字典》，[486] 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他曾经到北京任英使馆翻译，不久即南回。第二年又收了一个信徒叫屈昂，后来在香港帮助李雅各办理印刷事业。[487] 马礼逊死于1834年，前后在中国工作二十七年，在译著的方面与前期的利玛窦差不多。米怜也帮助他译《旧约》，梁发也著了些布道小书，叫《劝世良言》。当米怜在麻六甲的时候，创办一个英华书院，这是教会创办学校的起头，后来李雅各做这个学校的校长。这是马礼逊开创第四期基督教的大概。

    二　基督新教的扩充

    自马礼逊以后，伦敦会继续派教士来华；米怜至广东，麦都思至上海，米怜之子米利尼至宁波，杨格非至武汉、天津，艾约瑟至烟台及北京，于是由粤而推广到北方。李雅各曾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这也是一件极大的工作。

    1830年，公理会有美教士裨治文至广州创办英文报章，为中国有报纸的第一种。1835年有葛兰德女士在新加坡创办女学校，1844年阿尔德女士创女学校于宁波，这都是中国有女学的起始。后来也逐渐推广到福州、直隶等处。孙中山也在1883年在香港喜嘉理牧师那里受洗。从此各教会纷纷派遣教士来华，礼贤会郭士立设教会于香港，王元深（即王宠惠之祖）是首先信教的一个。圣公会有骆君等由厦门而到上海，后来在1851年设学校于上海，即今之圣约翰大学。及至鸦片战争以后开五口商埠，传教士得乘此进入中国自由传教。但是这时候对于教会犹多疑惧，《天津条约》成立后，中国人民的观念渐渐改变，基督教遂得以尽量的扩充。于是先后来中国传教的教会，如长老会的扩充到北方，归正会在厦门，浸礼会在宁波，美以美会在福州，圣道会在天津，内地会在杭州，基督会在南京，瑞华会在河南，信义会在湖北，英美会在四川，协同会在陕西，圣洁会在山西，遵道会在湖南，自理会在云南……都次第建立，到现在多至一百三十余不同的宗派，布满全国，向内地四出布教，虽有小小非教风潮，卒赖条约的保护，一般人民都敬而恨之。其间最努力于传教事业者，要算内地会的戴德生，他在1865年自动到中国来，并不受什么教会的差遣，他穿着中国衣服，与中国人一同生活，用刻苦的精神设立教会于杭州，后来推广到南京、镇江、扬州，以至于安徽、湖南、山西、浙江、蒙古、贵州等处，其范围为最大。他们的传教士都是勤劳耐苦，他们的教会不分国籍，不分教派，也不劝募捐款，全以信仰为基础。五十多年以来，教徒有十二万左右。从内地会开了这种刻苦传道的方法，其他教会都想效法它，于是传教的风气为之一变。

    当时传教的方法，除注重在口讲宣传外，又皆注重于儿童教育，创办男女学校及主日学校。一部分创办译著机关，著作发扬教义的书籍及翻译西洋科学，发行许多布道小品。宣教士如马礼逊、裨治文、李雅各、费来、卫三畏、丁韪良、狄考文等，在著作方面虽不比前期的成绩，但是影响到中国的学术思想者很大。例如花之安用中国的经书来阐明教义，李提摩太用佛理来解释教义，林乐知介绍西洋学术，办《万国公报》，李佳白创办尚贤堂，融通各教，以及其他创办杂志报章，组织天足会、济良所，都对于中国的革新运动有巨大的影响。各处又创设医院，疗治疾病，办理赈灾事务及其他孤儿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关。教会在各处渐渐取得人民的同情，信徒之数日益增加，及今统计有四十余万之多，可以说发达到了极点了。

    三　反教的风潮

    教会既日益发达，人品自渐渐复杂，内地教徒往往有不良分子，借假教势，为非作恶。同时天主教收罗许多下等游民，结怨民众，地方人民皆饮恨侧目，于是各处常有扰动情事，甚至杀害教士，拆毁教堂，外国政府乘机取得许多利益。每一次教案发生，中国便遭一次巨大损失；赔款租地，有好些是以教案为导火线的。又有一事使民教互相水火的，就是教会所宣传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发生绝大的冲突，好像反对崇拜祖先，与反对种种鬼神迷信，主张男女平权……都极端违反一般社会的思想。固执的人认为是破坏中国礼教，等于洪水猛兽，于是一般社会与教会有积不相能之势。又见西教士的举动，都疑心其别有作用，于是发生许多谣言，说他们是外国侦探。果然也有不良的教士，把中国社会中的丑恶情形及国家内幕报告到外国，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以历来从战争所受的损失，归咎到教会身上；从此结怨愈深，乃发生庚子年义和团的暴举。这原不能完全归咎于教会，但是教会却也不能辞其咎的。义和团之变原是一种愚忠的举动，北方教会受巨大的逼迫，教士教徒的被杀不计其数。结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帝蒙尘，赔款讲和，中国在国际上又受莫大的耻辱。然从另一方面看来，教会却因此得一良好的教训，不良教徒渐加淘汰，教会根基更加稳固。中国人民对于教会亦改换一种观念，民教渐渐相安，这是从反对风潮中所得的结果。

    民国成立以后，思想自由，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迁怒到教会身上，又发生非教运动，比较庚子年的一时暴动更为有力。数年以来，教会日处在反对声浪之中，工作几陷于停顿（这一层下节当另说明）。但同时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来的非难，渐渐觉悟，从内部上加以整顿，主张创造本色教会，洗涤西洋色彩，以适合中国固有的国情，所以最近的几年来，宗派思想的渐渐消灭，西国教士的渐渐卸责，教会的名称渐改为“中华基督教”，自立自传的声浪亦日益高唱，教会学校亦渐向中国教育部注册，这些都是从反教而来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出，在教会内部有两派思想的冲突，就是所谓新旧的战争，这虽然是教会历史上从来不断的争衡，然而在中国却是因时代的潮流而发生更显著的现象。所谓旧派的，大概受基要主义的影响，认《圣经》为上帝的话，每字每句都当确信不疑，《圣经》所记童女生耶稣、耶稣肉身复活，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所谓新派，或者可以叫它理智主义，主张科学宗教相调和，所以对于《圣经》中一切不合理智的记载，像基要派所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都认为是一种寓言或神话，不是事实，尽可以不去理它，只要注重在耶稣的人格方面。这两派思想，中国教会中已经发现很显著的冲突了。[488]

    四　最近基督教的事业与影响

    最近基督教在中国还不到一百三十年，比较前三期还是很短，但是在这短时间内所成就的事业却已可惊了。现在我们从四部分来观察：

    （一）宣教方面

    庚子的变动是中国基督教在宣教方面一个大转机；庚子以前，全国信徒的数目只有八万五千人，庚子以后，数目的加增是一个几何级数，到现在不过三十年，已达四十余万人（天主教徒尚不在内）。这个调查是否确凿？却不敢断定；而且这些所称为信徒的，是否忠实不含别种意义？也不敢说。不过人数的锐进确是一件事实。其次则为教堂的普遍，无论在通都大邑，总有若干不同宗派的教堂，即穷乡僻壤、山陬海滨，亦莫不有一个小小的教堂与宣教者的足迹。从前所诧为异教的，今则全国妇孺皆闻之烂熟，可见宣教事业的锐进了。据1925年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调查，在华西教士总数有七千六百六十三人，分驻在七百四十处，又据协进会在1925年的调查，全国天主耶稣教合并计算，教堂有一九二三一所，信徒有二三〇七四四五人，西职员有八六三九人，华职员亦相等，可见一斑了。初期基督教宣教工作都由西国教士主持，最近却从华人自己努力，进展的快速也是为此。国内布道会的组织，传教于云南、满、蒙，自立教会的叠起，自负宣教的责任，以及最近所发生的五年运动，随在足以表显华人努力宣教的精神，期能早达自立目的，脱离外国的经济关系。

    （二）教育方面

    最初基督教设立学校不过是为教育信徒的子弟，俾免受非教会教育的影响；也有些是专门培植传教人材与教会学校教师而设。后来教育的范围渐渐扩大，认教育可以辅助传教事业，于是教会政策中列办理学校为传教重大工作之一，所需经费比任何事业为大。教会学校的进行遂有一日千里之势。据最近调查，全国教会学校有大学十六所，中学二百三十一所，小学六千八百十二所，统计全国大中小学校学生总数有三三七七四四人。教会创办学校迄今已有八十年，其实在八十年前已有香港的英华书院，在中国各省首先办理的学校，如福州的毓英女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宁波的育英义塾，以及其他所办的男女学校，开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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