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宋元的宗教思想

    第一节　宗教生活概况

    一　外来宗教的影响

    从唐至元，有七百五十年之久，其间的宗教情形，大约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固有的宗教，一为外来的宗教。现在我们先来讲到外来的宗教：从唐代起头，就有西方传来的宗教，即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在宋元则有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等。唐太宗颇信宗教，不独固有的佛道宗教得其提倡，即西来的宗教亦皆容纳。景教大德阿罗本，于贞观九年来长安，太宗命宰相房玄龄迎接他，[231] 留居于宫中，并且替他建造大秦寺于京师。后来历经高宗、玄宗以至于德宗，都力为推广，于诸州建立景教寺；大臣如郭子仪等，似亦皈依信仰，传二百十年，至武宗始灭。

    祆教也称拜火教，[232] 是波斯的宗教，创始于西元前一千年左右，其教祖名叫左罗阿司托尔。当中国在北齐、北周的时候，流传到中国北方。到唐高祖时，长安有祆神庙的建立。太宗贞观五年，波斯人阿碌来长安（有谓此即景教之阿罗本），从事布教，立祆寺，置祆正、祆祝等职，亦极一时之盛。至武宗时与景教一同灭亡。

    摩尼教也是一种波斯宗教，由第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造的，所以就把他的名氏称他的宗教。教里的理论，是参酌祆教、犹太教、佛教、景教等教义而成的；以挪亚、亚伯拉罕、左罗阿司托尔、佛陀、耶稣为预言者，[233] 自己则为最后的完成人，得波斯王舍普尔一世的尊信，四出布教，后见恶于波斯教徒，给他们焚毙。他的门徒布教到小亚细亚，更从东罗马传入亚非利加北部，复东流入中国，正当武则天那个时候。第一个到中国来的人叫拂多诞，传布在西北边地，建设摩尼寺，不过不是十分兴旺罢了。

    回教是阿拉伯人摩罕默德所创，[234] 本源于犹太教及基督教，其经典曰《可兰》。当唐代的时候，由中亚细亚传入天山南路，回纥人都信仰它。[235] 后遂传入中国北方。同时，又由大食人由海道入江南，在广州及沿海各地建立寺宇，传布其教。

    一赐乐业教，或者就是犹太教，崇奉摩西，守犹太古教规矩，行割礼，故中国也叫它挑筋教，大约在宋朝传到中国。

    也里可温教，是基督教的别一种，是在元朝的时代传入的，也是很兴旺。

    这些外来的宗教，虽各有一度在中国传布的历史，除了回教在北方发生长久的影响外，其余都没有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远不及佛教传布的力量。

    二　佛道的继续传布

    佛教虽亦为外来的宗教，但至是已为中国宗教思想所融和，与道教同成中国的宗教了。这时候继承六朝人的提倡以后，发达已到了极点。唐代开国，高祖时太宗当国，虽曾因僧尼不守法戒加以淘汰，而佛教却仍兴盛。玄奘尤为中兴佛教之人，开创新宗，发扬教义，翻译之业远出罗什之上，所著《大唐西域记》，尤为古今学者所珍重。继其后者，如道宣、义净、日照、不空等人，皆有优良著作；名士如颜真卿、王维等人亦皆信奉佛教，与之往还。至文宗时，竟有寺院四万，僧尼七十余万人。武宗虽毁灭各宗教，尚留佛寺长安、洛阳各四所，诸州各一所，不久亦渐复旧观。宋承五代周世宗灭佛之后，太祖赵匡胤兴复废寺，重造佛像，行勤等百余人奉命西求《大藏》，佛焰复炽。太宗立译经传法院于东都，度僧十七万人。真宗复宏其翻译事业，僧尼之数增加四十六万人。当时佛教中最占势力的，莫如禅宗。仁宗建禅院于汴京，以僧怀琏为主持，禅宗于是大盛。名僧如祖印、契嵩等，尤为阐扬佛法的巨子。净源中兴华严宗，慧南开创黄龙派，[236] 都是佛教史上最有关系的事。当时学者又多与僧徒为友，影响及于儒教，所谓理学，就是儒佛混同的表现。降及元代，佛教乃为喇嘛教所抑，喇嘛原亦吐蕃佛教的别派，专以祈祷禁咒为事，僧侣皆穿红衣，故亦称红衣教。先是吐蕃国王深信佛教，曾遣人求法印度，得印度僧侣来归，独创喇嘛教，传布极盛。元世祖忽必烈西征吐蕃，得喇嘛僧八思巴以归，封之为帝师，盖将藉以怀柔吐蕃；不意此后喇嘛权势日盛，天子即位，必受其戒，后妃王公无不膜拜，与中世欧洲教皇的威权没有两样。原来元代起自蒙古，政教混合，喇嘛独尊，奸恶之徒藉其势焰，无恶不作，卒使民穷财尽，供养游民，元室灭亡，实基于此。这时候自唐以来的高深佛教，几乎无形消灭，民间信仰尽为喇嘛所左右。

    至于道教，在唐朝可为极盛时代，因为老子姓李，与帝室同姓，便尊之为国祖，建祠奉祀，称为太上玄元皇帝。从高祖建祠以后，历代帝王莫不尊老，太宗列老于释之上，高宗亲至亳州谒老祠，王侯以下都习《道德经》，道士得免纳赋，人民趋之若鹜。中宗则诏诸州各立一观，任道士郑晋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睿宗命西城、隆昌二公主为女冠。玄宗于五岳置真君祠，长安、洛阳诸州皆设玄元庙，以《道德经》为群经之首，又亲为注解，于崇玄馆设玄学博士，诸州置玄学生，应举名曰道举，道士之得居显位的不一而足。宋太祖承其遗风，锡道士陈抟以希夷先生之号；真宗继之，筑玉清宫于京师，又锡道士等以尊号；徽宗尤甚，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元代帝王虽崇喇嘛，于道教亦有相当容纳。可见佛道两教，在当时亦极发达，民间的吃素念佛，修仙学道，尤为非常普遍的事。

    第二节　景教的输入与传布

    一　景教为何种宗教

    （一）是不是挑筋教？

    挑筋教何时传入中国？说至纷纭，大概在宋朝（十二世纪）立总堂于开封，迨十四世纪遍布于北方各行省。到明朝有“一赐乐业教”的名称，[237] 有《弘治重建清真寺碑记》、《正德尊崇道经寺碑记》、《康熙重建清真寺碑记》可查。一赐乐业，[238] 或者就是以色列的译音，碑中称其教祖曰阿无罗汉，或者就是亚伯拉罕，又说盘古阿耽，或者就是始祖亚当，十九代裔孙正教祖师曰乜摄，或者就是摩西，求经于昔那山，或者就是西乃山，再传至蔼子剌，或者就是以斯拉。他们崇拜乜摄，堂宇西向，可见是犹太教而不是清真教————回教。明末李自成乱时毁灭殆尽，遗民仅二百余家，居黄河北岸，今已孑遗无几了。（详见陈垣著《一赐乐业教考》）[239] 可知景教不是挑筋教。

    （二）是不是摩尼教？

    摩尼教是第三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混合拜火教、印度教、基督教教义。何时传入中国？无从查考，不过在唐朝却是很兴旺的。据《释门正统·斥伪志》所载，[240] 说唐代宗敕回纥置寺，赐额“大云光明”四字，又敕他州各置大云光明寺，钱谦益《景教考》称西域大秦所立教有三，有摩尼焉，有大秦焉，有祆神焉。大秦即景教，可见景教与摩尼教是不同的。当会昌灭宗教时，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又敕大秦穆护火祆等二千余人还俗，更可以证明是两种宗教。

    （三）是不是火祆教？

    《西溪丛语》考证《牧护歌》时，及于火祆二字，说火祆是出于波斯，以祆为波斯神道之名，称为祆神，这就是所谓祆教。在唐贞观时传入中国，立祆神寺于京师崇化坊，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但宋敏求《东京记》有：“或曰石勒时立此，是祆教之来已久，不始于唐。”岳珂《桯史》记：“其所事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名称聱牙，不知为何神？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241] 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后来利玛窦初来，诧为亘古所未见。《唐会要》记“波斯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所以波斯教就是火祆教。祆字当从从天，《说文》云关中谓天为祆，广韵曰胡神；西北诸国事天最敬，故称神曰祆神。这虽是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二中的话，但唐时祆教之盛，与景教有同时的发展。

    这样，景教究竟是什么教？历来讨论的人很多，姚宽在《西溪丛语》中，以波斯、大秦、祆教混为一谈，钱谦益亦认大秦、波斯、拜火、祆教等出于一源。杭世骏则认之为回回教，引《天方古史》为证（见《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此外如钱大昕、王昶以及佛徒中讨论的很多，然皆模糊影响，有或即天主耶稣之遗等话。直至西儒艾儒略考证，始确定其为基督教。

    二　景教与基督教

    景教既然就是基督教，那末景教何时传入中国？与景教的教义究竟怎样？应该在这里略为研究。

    （一）景教何时传入中国？

    据明朝天启五年在西安所掘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载，景教是在唐贞观九年传入中国的。[242] 在唐朝以前，据说基督教已曾有几次传进中国了。据《路得改教始末记》说，在第一世纪即主后三十四年，巴比伦杀戮犹太人时，犹太人四散逃逸，正值马援征伐交阯的当口，那时候便有基督徒来到中国。又据《燕京开教略》所说，主后六十五年，尼禄虐杀基督徒，六十九年耶路撒冷被灭，基督徒逃难东来，正值佛教输入中国的时候，传说关云长曾信仰基督教。又据马拉伯主教之《迦勒底史》说：“天国福音散遍各处，竟至中国……中国人与埃提阿伯人得信真理，皆出圣多马之力。”这是说多马传教于东方，与保罗传教于小亚细亚同时。[243] 也有人说多马传教于印度，巴多罗买传教于中国（见《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这许多说法或者不是完全无因的，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也就只得付诸传说之列。此外在M.Labbe Huc的Christianity in China history etc.里记着一段话说：[244]

    “自四一一年至四一五年，塞琉细亚（Seleucia）大主教阿奇亚（Achaues）做了加尔地亚（Chaldean）正宗基督徒的领袖；自五〇三至五三〇年，西拉（Silas）做聂斯脱里教的主教；自七一四至七二八年，撒利巴萨加（Saliba Zacha）做了聂斯脱里教的主教。所以，如果我们违反从来许多人的意见，承认中国的主教教区，是撒利巴萨加所设立的，那末，越发可以证实华人皈依基督教，远在这位聂斯脱里教父之前了。实在的，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基督教没有很大的进步，没有几处可以监督的教区，怎会有总主教及教区的设立？设立总主教原是管辖已经建立的教会的。假定埃伯耶稣（Ebed Jesus）所说的中国总主教教区是阿奇亚在将近四一一年时所设立的，那末，基督教在使徒时代传入中国的传说，很可以使我们相信了。阿舍马尼（Assemani）在他的著作中引塞琉细亚的主教名单，把中国教区与印度教区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两处教区是同时设立的。”

    从这段话里似乎可以推测第七世纪以前，已经有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宣传了。不过我们现在所可以确实考证的，[245] 却只能从第七世纪的景教起头。根据明朝所发现的长凡一千七百八十字的景教碑，知道这块碑是立在唐德宗建中二年，为大秦寺僧景净所撰；碑侧共具僧名有六十五人之多，都是叙利亚文字；碑之上端刻着十字架，两旁有莲花云霓；碑高四尺七寸半，广三尺五寸。自立碑至发现时，相距八百四十年之久，大约是在唐武宗时没入土中，[246] 则在土中有七百八十年，而碑文并未剥蚀，所以有人疑为伪造的，但这已经有人辩明其非。不过当碑文未发现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在八百多年前，有过二百十年长时间的景教传布，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痕迹。及至碑文发现了，然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如钱谦益的《景教考》（《有学集》卷四十四），杭世骏的《景教续考》（《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247] 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七），[248] 王昶的《金石萃编》（卷一〇二）。又有意大利人艾儒略《西学凡》附录《大秦寺碑篇》。

    这些都是专门的考证，还有若干旁证，像前此宋姚宽的《西溪丛语》、《僧史略》卷下、《释门正统·斥伪志》、《唐会要》、《册府元龟》、《贞元释教录》、新旧《唐书》之中，可以参证景教的流行的确是一件事实。近在光绪庚子时又有敦煌石室发现《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世尊布施论》等，更得一可靠的证据。

    现在我们该说到景教怎样传入中国。从基督教的历史中知道，在四三一年的时候有以弗所的第三次会议，聂斯脱里派与亚力山大派起了冲突。聂派重耶稣为人之道，亚派重耶稣为神之道，亚派领袖西里罗（Cyril）讼聂派于东罗马帝及教皇，结果便判定聂派为异端，而遭黜逐。聂派便窜于阿拉伯及埃及，后其说为波斯学者所欢迎，遂得由波斯渐布及于印度、中亚细亚、中国等处。阿罗本奉其教至中国，唐太宗异常欢迎，为建大秦寺于京师义宁坊，这就可以知道景教即聂斯脱里派的基督教了。

    （二）景教的教义是怎样的？[249]

    景教的教义确与基督教相同，我们从《景教碑》和《三威蒙度赞》中所载的名词，可以提出许多来比较，李我存所著《读景教碑书后》，[250] 有过一番正确的比较，我们再加上《蒙度赞》里所举的名词，更可以证明景教教义即是基督教教义，不过在翻译的字面有些不同罢了。现在且略举数条于下：

    《景教碑》文/基督教义

    先先而无元后后而妙有/上帝无始无终

    三一妙身/三位一体

    无元真主阿罗诃/上帝耶和华

    判十字以定四方/十字架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上帝创造天地又造人

    娑殚施妄/魔鬼撒但

    三一分身/耶稣为上帝化身

    景尊弥施诃/基督弥赛亚

    室女诞圣/童贞女马利亚生耶稣

    三常/信望爱

    八境/八福

    魔妄悉摧/耶稣旷野胜魔

    亭午升真/复活升天

    经留廿七部/新约廿七卷

    七日一荐/七日礼拜

    《三威蒙度赞》/基督教义

    慈父阿罗诃/天父耶和华

    蒙圣慈光救离魔/上帝是真光救人脱离罪恶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弥赛亚圣子耶稣

    慈喜羔/上帝的羔羊

    圣子端任父右座/耶稣升天坐上帝之右

    三身同归一体/三位一体

    瑜罕难/约翰

    卢伽/路加

    明泰/马太

    多惠/大卫

    宝路/保罗

    摩萨吉思/摩西

    贺萨耶/何西阿

    伊利耶/以利亚

    这些经名或人名，大都是译音的，上面所举的几条或者不很正确，但更据《世尊布施论》所载：“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与《马太》六章三节义同。“有财物不须放置地上……有盗贼将去，财物皆须向天堂上，必竟不坏不失。”与《马太》六章十九节义同。“唯看飞鸟，亦不种不列，亦无仓窖可守。”与《马太》六章廿六节义同。“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与《马太》七章四节义同。“汝等于父边索饼，即得；若从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鱼亦可，若索蛇，恐螫汝，[251] 为此不与。”与《马太》七章九节义同。

    这从《世尊布施论》一书中摘出来的几条，与《新约》对比，已可以证明唐译经典与现译的经典相符。据《诸经目录》所载，说大秦教经都凡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贞观九年阿罗本奏上本音，[252] 后景净译得三十部卷，其间颇有为日本人所收藏者，如《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一天论》等，我们现在所可取以考证的，仅此而已。

    三　景教与佛教的关系

    按《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中的文字，我们看见许多佛教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世尊”等类。而且那时的教士，有时称为“大德”，有时亦称为“僧”或“僧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亦具名为“僧”，立碑时主景教的教士则为僧宁恕，碑侧列名的六十五人都冠一“僧”字，命名又多与佛教僧徒相类。据《贞元释教录》所载，知道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与般若三藏共译过佛教经典，说道：

    “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译成七卷。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察其所译，理昧词疏。释氏伽蓝，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宏阐佛经，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见《贞元释教录》卷十七，并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三第十五章所引）[253]

    又说：

    “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254] （同上）

    这可以看出景净是一个宣传弥尸诃教的景教徒，是当时景教中的一个著作家，《诸经目录》所说译出三十部卷，大约当时景教经典都经他翻译，《景教碑》文之作，也可以信是出其手笔。他不但译著了许多景教的经文，他更根据胡本翻译起佛教经典来。他对于佛教经典也许是不很了解，所以佛教徒便有“察其所译，理昧词疏”的批评，也可以见得佛经、景经，分明立在对待地位。而且在《景教碑》文中有：“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的话（圣历、先天皆武则天年号，用壮何人？不得而知，或说即玄奘）。[255] 新来的景教受佛教徒的讪笑，竟会见于碑文之中，正足以见得两教的不相容。再就朝廷的待遇上看来，对景教徒固然十分优待，然而唐太宗的造大秦寺，亦不过像汉明帝建白马寺一样意义；其欢迎阿罗本，亦不过像汉明帝欢迎摄摩腾等一样意义。在宏量欢迎宗教的唐太宗看来，对于景教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在佛教徒看来，不免发生反动。再从景教徒翻译事业上看，见得他们竭力地摹仿佛教，[256] 不独在名词上每多采用，即《景教碑》上刻着的莲花，也可见一斑。同时，在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诠》，附刻着福建泉州两只墓碑及一圣架碑，有“唐玄宗六年建”字样，但上端也以十架莲花并刻的。这也足以为景教徒摹仿佛教之证。

    四　景教在中国的传布情形

    我们根据《景教碑》文，有下列几个问题的研究：

    （一）唐代帝王对于景教的态度

    景教在唐朝自太宗以至于武宗二百十年之间，颇得当时帝王及大臣的赞助：碑文中所举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对于景教皆有相当的敬意；其大臣如房玄龄、魏征、高力士、郭子仪等，亦皆奉命招待。据后人的推测，说房、郭皆曾为景教信徒。贞观九年，“帝命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十二年又诏令建寺，《唐会要》记：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257] 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258] 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见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九）

    这碑与文大同而小异，可见太宗迎阿罗本是确有其事的。后来并且把皇帝肖像画在景寺的墙壁上，碑云：“旋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高宗亦有同样的尊崇，碑云：“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命宁国五王亲到景寺中设立坛场，并且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又有“天题寺榜，额戴龙书”的话。肃宗又重建景教寺宇，碑云：“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他的庆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259] 德宗亦极推崇景教，而且立碑记盛正在他的时候，碑云：“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260] 化通玄理，祝无愧心。”德宗以后虽不能知，但看武宗毁废佛寺的诏中，也可以想见其兴盛，与佛教相伯仲。

    （二）景教传教的方法

    这一点我们在《景教碑》里找不出多少材料；不过当时有很多西来的教士，是可以在碑文里看出的。阿罗本同时，则有“度僧廿一人”之说，此后有“僧首罗含，大德及烈”，以及玄宗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261] 碑之两侧又列名僧徒六十五人，可见当时西来教士颇多了。再看碑中所云“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话，又可见当时传布的广了。但欲考查其传教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当唐太宗宾迎阿罗本时，即令“翻经书殿”，后来如撰碑的景净，亦努力于翻译工作，有“译得三十部卷”的话。近日本羽田享以所得于敦煌石室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百七十条译出，[262] 李盛铎氏亦觅得《志玄安乐经》[263] 、《宣元至本经》二种；但就《迷诗所经》观之，怪字甚多，句法不整，与《三威蒙度赞》不很相同；是不是这三十部卷中的东西？却不能断定。两《唐书》记睿宗之子玄宗之兄让皇帝李宪有病，[264] 经景僧崇一为他医治，[265] 《旧唐书》云：

    “开元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266] 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见《旧唐书》卷九十五《让皇帝宪传》）

    崇一这个名字，是含着“崇奉一神”的意思，可知不是佛僧，而是景僧；而且上所赐的绯袍鱼袋，又不是佛僧穿带的东西。杜环《经行记》有：“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可见当时传教士中有精通医术的人，藉医以传教，是历来常有的事。

    （三）景教的灭亡

    唐代景教亡于武宗会昌五年，他毁灭天下佛寺，勒僧尼还俗，波及到景教，在《新唐书·食货志》云：[267]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注：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招提，梵语，汉译为四方僧物。兰若亦梵语，汉译为空净闲静之处）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注：穆护、祆即信基督教者之意）[268]

    《唐会要》亦有关于这一件公案的记载：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269] 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270] 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卷四十七）[271]

    上两条大略相同，惟当时宰相李德裕庆贺武宗《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中，[272] 数目却有些不同了：

    “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约数千顷，[273] 其僧尼令隶主客户。[274] 大秦穆护、祆二十余人，[275] 并令还俗者。”（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

    这里所说穆护、祆二十余人，或者是二千余人之误，数目虽小有不同，而其事的必有是可信的。但是武宗为什么有这样摧残宗教的举动呢？大部分的原因是经济上的问题：他以为僧尼、穆护都是些分利坐食的人，应该加以取缔。所以在他毁佛的诏谕中说：

    “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276]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277]

    李德裕《德音表》中也这样说：

    “遂使土木兴妖，山林增构，一岩之秀，必极雕镌，一川之腴，已布高刹。[278] 耗蠹生灵，侵减征税[279] ……”（《李卫公文集》卷二十）

    这可见他们废毁佛寺，纯从经济方面着想。且又听道士赵归真之劝，但留若干寺宇于都市。《资治通鉴》载：

    “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280] 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281] 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282] 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这里有一句话很足以使人费解的，就是“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究竟赵归真是劝武宗灭佛教呢？还是劝武宗留都城佛寺呢？我想从这个“复”字上看，是接连着上文的“欲去之”的“欲”而来，所以可以断定他是主张灭佛的。再看在这一桩大案件中，别的宗教都牵连着，独不及于道教；其实当时的道教，其兴盛并不亚于佛教，佛教既然是“耗蠹天下”，难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吗？那末，可以知道赵归真决不是为佛教请求“刀下留人”，更可以知道武宗毁佛的理由，其重要的意义还不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再看他的诏谕中所说：

    “是逢季时，传此异俗……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见《唐会要》卷四十七和《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283]

    一则曰“异俗”，再则曰“西方之教”，便可以了然于武宗此举，是出发于排外的思想。佛教是印度来的，景教是大秦来的，其余波及的宗教都是外国教，所以他毁灭一切宗教而独不及道教。

    景教至此乃告一段落，而景教徒却未尝绝迹于中国，或者有一部分人退入蒙古境。艾儒略《西学凡》有“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贾舶至广州”的话，想见自唐以后，外人之来中国传教者仍未尝间断，景教亦当然不在例外。

    第三节　回教的输入与影响

    一　回教的创始与入华

    回教的名称不一，以地域言，称为天方教（天方即今之阿拉伯，[284] 以为在地之中央）；以教义言，称为清真教（《天方典礼》解释“清真”二字乃为独一真宰之意）；以译音言，称为伊斯兰（Islam）或阿悉烂、伊悉烂、阿萨尔等等，即服从之义；以种族言，称为回回教（中国向称喀尔葛什为回回族，或由回纥、回鹘等音转变而来，此在《日知录》卷二十九、《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皆这样说，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则否认之），[285] 但在《元史》中往往称之为“畏吾儿”、“畏兀儿”，及其他有称为“外五”、“伟兀”等类，又称其教徒为“答失蛮”，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等并列；或者又因其教祖之名，而称摩罕默德教。

    摩罕默德（Mohammed）是回教创始的人，但在中国历史中的译名亦至不一：有译为“暮门”的（见《通典》引杜环《经行记》），有译为“摩诃末”的（见唐贾耽《四夷述》），[286] 有译为“麻霞勿”的（见宋周去非《岭外代答》），[287] 有译为“马合麻”的（见《元史》），在明末清初则译为“谟罕蓦德”，近则有译为“穆罕默德”或“穆哈麦德”，简称之也有叫做“穆德”，其名称历来的歧异如此。

    摩罕默德生于阿拉伯的墨加（Mecca）城，[288] 约在西元五七〇年左右（其生年亦至不易考定，有谓其生于五七一年，此为最近），即当中国陈宣帝的时候。其父名亚白特阿拉（Abdullah），[289] 当摩罕默德生的那一年就死了；六岁，他的母亲也死了，这个无靠的孤儿，寄养在祖父与叔父的家里；及长，跟他叔父为队商（阿拉伯人长于经商，其时往来欧亚之间，执世界商业之牛耳）。后来为一富有资产的妇人哈第加（Khadijah）雇用为队商，[290] 第二年，便与哈第加结了婚，他比她的年纪要小到十四岁，但却是他幸福的起头。因为他有了富裕的生活，便可以用他的思想研究到宗教的问题，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研究上，创造出一种新宗教，要改革阿拉伯民众的偶像崇拜而变为一神崇拜。一时虽不免为墨加人所反对，甚至于逃亡。不久，便得到阿拉伯诸种族的归服，而成立了这种新宗教。这新宗教在阿拉伯民族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宗教的改革，[291] 如同佛教为婆罗门教的改革、[292] 耶稣教为犹太教的改革一样。他活到六十三岁便死了，但继续传他的宗教的有他的外甥叫亚利，守着遗训，扩大范围，成为有力的一派叫希亚派，传到巴比伦，又传到波斯，成为波斯的国教。同时，又产生了其他派别，在教义上便有不同的意见，其派别之多，与基督教不相上下（参看《新文化辞书》六二八、六二九页）。大别之，有最显著的四派：一为亚布哈尼法派，二为沙飞尔派，三为麻利克派，四为亚哈墨德派。传入中国的就是第一派，也叫做窜哈比党，是主张严格的保守主义的。第二派是主张改革的，要采用基督教的精神，来改良教义上的缺点。于是这两派便立在极右与极左的地位，其余派别都不过是袒左袒右的一种而已（见《天方谈判》）。

    回教何时传入中国？大都承认是在隋朝开皇的时候。杭世骏说：

    “今以其教之在中国者考之，隋开皇中，[293] 国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来。故明初用回回历，[294] 其法亦起自开皇。”（见《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295]

    回教中人也是这样承认：

    “文帝慕其风，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经典，开皇七年，圣命其臣塞尔帝斡歌士等，赍奉天经三十册传入中国，由南海达广东省，首建怀圣寺，遂遍于天下。”（见丁药园《天方圣教序》）

    在广州有斡歌士墓（大约即杭氏所说之斡思葛），[296] 回教人认为他是中国回教的开创者，其墓碑记贞观三年所建。但也有人说中国回教开山祖师叫苏哈巴，这个人原来是摩罕默德的舅，即窜哈比党的领袖，在六二二年到中国的广东，正当唐高祖的时候。后来又有别派在七四二年从西北方面传入，设立礼拜寺于西安。在西安有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所撰的回教碑，《全唐文》中又有王《舍宅为观表》，此观或即为回教寺。可以证明当时回教之传入中国，有水陆两路，水路即由南海至广东，陆路即由甘肃至西安（见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一号）。

    但是回教书籍中有所谓《西来宗谱》，说回教入华是在唐贞观二年。《旧唐书》记大食始来朝贡是在永徽二年；似乎在永徽以前，中国与大食没有什么往来。这样，前面所说的开皇时遣使求经，贞观时建碑立寺，全成疑案了。最近陈垣从回历推算证明历来推算的错误，他断定永徽二年即为回教传入之始，修正旧说，颇可信从（同上）。

    二　回教的教义

    要说到回教教义，自然不能不说到回教的经典；回教经典名《可兰》（Koran），原来叫做《甫尔加尼》，就是回教人所称的《天经》。他们经里的话，是教祖摩罕默德从天神传授而记录下来的，《天方典礼·原教篇》说：

    “摩罕默德乃天方帝室之胄，生而神灵，以大德王天下，受命行教，绍尔撒六百年既绝之道统，命曰哈听。真宰授经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尔加尼》。”

    这是说《甫尔加尼》这本经是天授的，摩罕默德自己说是在希拉山上所得的天启，正与犹太教信《旧约五经》由摩西在西乃山得上帝的启示一样，但是又有摩罕默德受命删经的话：

    “删经自阿丹至尔撒，凡得一百十四部，如《讨喇特》、《则甫尔》、《引支勒》，皆经之最大者。自摩罕默德出，真宰悉命删去，乃授之以《甫尔加尼经》，将前古经义尽皆包括其中。”（同上）

    从上段引证里，一则曰真宰授经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再则曰真宰悉命删去，似乎在摩罕默德以前已经有一百十四部的经典，摩罕默德把它删去了许多。从这里所提起的名称《讨喇特》、《则甫尔》、《引支勒》————《讨喇特》就是《摩西五经》，《则甫尔》就是《大卫诗篇》，《引支勒》就是《新约》，可知这本《甫尔加尼》，是从犹太教的《旧约》与基督教的《新约》中节录出来，另外又加上一番话头。所以它的教义与犹太教、基督教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再看他们所说的道统，正与犹太教所说的一样，《天方典礼·原教篇》说：

    “惟我天方，得众圣薪传，道统不绝。”

    究竟它的道统是怎样传下来的呢？[297] 看它的注解说：

    “道统相传自阿丹而始，阿丹受真宰明命，传与施师，师传与努海，海传与易卜拉欣，欣传与易司马仪，仪传与母撒，撒传与达五德，德传与尔撒，尔撒去世，不得其传……六百年而后，摩罕默德奉命驱除邪说，彰明圣教。”（见《癸巳类稿》卷十三所引）

    这一段所说的道统，可以同基督教《旧、新约》所载的互相比较：

    回教名称/基督教名称/英文

    阿丹/亚当/Adam

    施师/亚设/Asher

    努海/挪亚/Noah

    易卜拉欣/亚伯拉罕/Abraham[298]

    易司马仪/以实马力[299]/Ishmael

    母撒/摩西/Moses

    达五德/大卫/David

    尔撒/耶稣/Jesus

    由此可见它的教义完全以犹太教与基督教为背景，这里所叙述的道统，又与《旧约》中的记载毫无两样，[300] 所以回教所崇拜的神阿拉（Allah），[301] 即犹太教所崇拜的耶和华（Jehovah），其认阿拉神为独一无二的真宰，也与犹太教相同。在《可兰经》一百十二篇说：

    “他是唯一的神，永劫的神，他是不产生的神，也是不能产生的神，可以比他的，没有一个。”

    他们承认阿拉之外无别神，也承认阿拉是造物的主宰。《天方典礼》曾说：“维皇真宰，独一无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天地万物及人类，皆由阿拉神所创造、所管理，所以人类须绝对服从他，与犹太教绝对服从耶和华一样。教祖摩罕默德不过是真主的钦差，并不是神，这却与基督教认耶稣为神不同。他们以为摩西、耶稣，都不过是古代的先知。故他们的五章信条是：

    第一我证章，其言曰：“我证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止一无二；我证摩罕默德是主差使。”

    第二清真章，其言曰：“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摩罕默德是主钦差。”

    第三总信章，其言曰：“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法则。”

    第四分信章，其言曰：“我信真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经书，信一切圣人，信后世，信善恶有定自主，信死后复生。”

    第五大赞章，其言曰：“清哉真主，世赞归主，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真主至大，无时无力，惟以尊主。”（见《天方典礼·谛言篇》）

    综此五章意义，则知他们所信仰的对象：

    （1）真宰————唯一的神

    （2）教主————摩罕默德

    （3）先知————摩西、耶稣及一切古圣人

    （4）天使————与先知相同

    （5）经典————真主启示的《可兰经》

    （6）教规————教主及古圣所定的一切法则

    （7）来生————审判善恶————复生

    这些都与犹太教的信仰大旨相同。他们在道德方面主张济困扶危，忍受苦难；在《可兰经》第二篇即说：

    “代阿拉施济孤儿、饥夫、客旅、乞人；或筹款以赎俘虏。”

    “时常祈祷，言则必行；忍受颠沛、苦难、暴虐；如此始得称义，而为诚敬畏神人。”

    也禁止一切奸淫、杀戮、盗窃、贪财、虐待、赌博等等一切行为。并严禁吃食生物之血、猪肉及酒等物。惟多妻及畜奴与为神————公理的圣战，不加禁止。所以归纳起他们信徒所当守的规则，不外信仰、祈祷、布施、禁食与朝圣等几种。分说起来，有五种修道的功德：

    （一）念真功

    什么叫念真？好像是佛教的念佛，基督教的默想，就是要常常思念真主，分口念与心念的两种：口念即口诵祷祝之辞，心念即思想真主的道理和先知圣人教主等的圣德等等。

    （二）礼真功

    什么叫礼真？就是礼拜真主，他们规定每天要有五次礼拜，在寅午申酉亥时举行，这是私人的礼拜。还有公众的礼拜，七天举行一次，称为七日一聚。每年要开大会两次，仿佛是扩大的礼拜。他们在举行这种公众礼拜之先，必须要斋戒沐浴；当礼拜的时候，仪式非常的严肃，有颂赞、叩拜、诵经等规矩，面皆向西。其重视礼拜，认为是信徒修养的第一步工夫，所以说：“礼拜乃涤罪之泉，行教之方，近主之阶。”

    （三）斋戒功

    对于饮食方面，有许多禁忌：不吃猪肉为普通的定律，即一切牛、鸭等生物，非经“阿衡”————教师————念经，亦认为不洁，不许取食。一年中有一月为斋期，大概在第九个月————他们认这一个月是教祖受天启的拉马腾（Ramadin）月————在这个月里，信徒都要断食，从每天日出到日没不能吃什么东西；惟旅客、病人、小儿、老人及乳儿的母亲可以例外，旅客、病人还得要补守这礼节。断食之外，还有另行的禁忌，如夫妇不能同房、官厅商民停止业务等等，否则谓之破斋；破斋之人在教规上有相当处罚。

    （四）课赋功

    凡信徒皆负有捐输的义务，视其经济的力量，照所得的多少，抽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为供奉的捐输；除去不成年的童子与失业者以外，皆须课赋。而且对于家资满万或满千的，抽取更多，作为施济贫乏之用。他们以为祈祷不过是到神前的一半路程，断食不过是到了神宫的门前，惟有实行施济，方能进入天国的门，其重视施济，故以课赋为信徒唯一的功德。

    （五）朝觐功

    凡信徒须至墨加朝觐一次，其礼节极繁，约历九日始毕。先期须有虔诚的斋戒，至期又有繁重的礼节，或讲解戒条，收人受戒。其戒条有十二条，注意于身体的克制，如佛教的戒律所注重的差不多。

    以上略述回教的经典、信条、制度等，语焉不详；总括起来，我们可以介绍《回教评论》（Islamic Review）《何谓回教》（What is Islam？）一文中的几句话，来做结束：

    “回教所含要素凡三：（一）和平，（二）达到和平之路，（三）顺从天意……教中精义，如对于妇女，则谓男女有相同之灵魂，同一之能力，并须服同一之义务，无所谓歧视也。对于人群，一视同仁，博爱为怀，人类平等，天人合一，无所谓人种之谬见也。对于劳工，则谓食劳力而为生活者，其生活乃弥觉有价值，无贱视之心理也。回教又重信仰，而信仰须使化为行为；知而行之，与天意合，则回教极崇高之道德也。”（见《东方杂志》二十卷二号《全回教运动之将来》）

    三　回教在中国的影响

    在千三百年前，回教在世界文化上确有过相当的影响与贡献。从历史的观察，阿拉伯民族文化于当时受回教力量的鼓荡，而发生良好的效能。最显著的，在宗教方面，则统一旁门左道等纷杂的信仰于澈底的一神崇拜，在社会方面，则使妇女地位的提高，民众团结的巩固，与夫智识道德的发皇。在学术方面，则化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学、物理学以及交通商业上等种种发展，实为当时欧亚两洲间的明星。其文教的西被东欧，东及中国，确为不可抹煞的事实。质言之，回教不仅是一种教条，乃是一种社会的制度，为具有优越性的哲学与艺术之文明，使阿拉伯民族得占世界文明中的优越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读中国与世界的交通史，在唐宋的时候，执欧亚间商业上的牛耳者，莫如大食；其输入西方的文明与物品实已不少。其在世界列国中的地位，正与今日的欧美一样。他们东来的商人很得我国政府的优遇，于是由经商而居留于中国的为数日多。欧洲的文物与其文明亦藉以输入，最著的莫如医药与日历。当时有李玹、李珣鬻香药为业，在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引李珣《海药本草》，黄休复《茅亭客话》谓其“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惟道书药囊而已”。陈援菴言“珣并知医，与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之兼擅医术同”（并见《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而医药的记载最多者，莫如元代。《元史》记：

    “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302] 至元七年，始置提举二员……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二，[303] 掌回回药事。”（见《元史·百官志四·太医院》）[304]

    “至元十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见《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305]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有萨德弥实《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可见回回教输入的医药为历来所重视。至于日历，影响更大：

    “回回司天监，掌观象衍历，[306] 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307] 皇庆元年改为监。”（见《元史·百官志六·回回司天监》）[308]

    这里所说的札马剌丁是一个天文学家，[309] 《元史·天文志、历志》中作扎马鲁丁，[310] 言其曾造西域仪象，并撰万年历以进世祖。中国在历数上颇得西来历数的纠正，回回历尤有关系。《明史纪事本末》记：“洪武元年十月，征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一十四人，修定历数。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历，曰回回历。十五年，命大学士吴伯宗等译回回历经纬度天文诸书。”（见卷七十三）又《明史》云：“《回回历法》，洪武初得其书于元都，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与大统参用。”上面引证虽多见于《元史》、[311] 《明史》，而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云：“今以其教之在中国者考之，隋开皇中，[312] 国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来，故明初用回回历，[313] 其法亦起自开皇”（卷二十五），这虽属于推测之辞，而回回历之在中国，当与回教同时输入，不谓无理。

    回教不是摩尼教，也不是景教，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去讨论，不过回教在当时与景教、摩尼教等同传中国，颇引起社会的注意，而且当时回回人的散居中国日见其多，以科学而做中国官的亦自不少。《全唐文》记：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人李彦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314] 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不足称也耶？夷人独可用也耶？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见卷七百六十七陈黯《华心》）[315]

    原来当时中国与大食交通频繁，贡使往来，由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间计百四十八年间，见于记载的有三十七次，其尚有遗漏未计的（见陈垣《唐时大食交聘表》）。因此经商服贾，留寓中国，据《通鉴》“天宝以来，胡客留长安者四千人”，可想见其人数之多，李彦昇不过其中的一人。同时，我们看见当时欲泯绝华夷的界限，从宗教的立场一视同仁，所以在唐朝所传入的外国宗教，如摩尼、波斯、大秦等教，皆能在中土流行。后来从五代而宋而元，回教人与中国人互通婚姻，互相往还，不一而足；尤其是在元朝，僧、道、儒、也里可温、答失蛮平等看待，屡见于文告之中。回回人之著录《元史氏族表》的，标明为回回或答失蛮的四十四人及补十五人，尚有其他称塔木居伊吾卢及康里氏之回回，哈刺乞台氏之回回，哈刺鲁氏之回回等等。在此种人名中，见有贵族、文学家、弓矢炮手、[316] 画家、医家等，以及著名著作家如瞻思、丁鹤年，散处中国；其文字、天算、武术、医方、工匠、商业，流行于中国朝野，正不独答失蛮的宗教而已。此种人大都归化华人，读书应举，从李彦昇以进士及第后历代皆有，在《元史氏族表》中有不少登中国科第，或以儒学教授，或任达官；仅以元统癸酉进士题名录计，一科中回回十八人。后来明朝诏译回回天文书，主其事者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永乐时的三宝太监郑和，其父马哈只亦回教人，可见回回人的归服中国与中国社会民族同化，回教思想乃得影响于中国内地。陈援菴先生曾举回教繁盛的原因有四点：（1）商贾之远征；（2）兵力之所届；（3）本族之繁衍；（4）客族之同化（见《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这的确是回教所具的特别潜力，而在中国，更有一发皇的原因，就是对于儒家思想的容纳与尊崇。他们与中国宗教不同的地方，只有不供佛像，不拜祖先；对于中国人所尊的天并不反对；以为天就是阿拉神，所以很能与儒家尊天思想相调和。尤其特别是尊敬孔圣人，读儒书应科举，以孔子的伦理道德为最高道德，像他们有一首诗评论三教：

    “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在海东，[317] 唯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见《七修类稿》）[318]

    他们对于儒家的尊崇可见一斑。在他们所发挥的学理中，尤以宋儒的思想为根据，讨论理气二元的宇宙论，完全与宋代理学家的口气相合，与朱熹的意见尤多相同；清雍正时刘智所著的《天方性理》这本书，[319] 皆带宋儒色彩。《四库全书总目》称有《天方典礼择要解》，[320] 为回回裔刘智（字介濂）所撰，“尝搜取彼国经典七十种，译为《天方礼经》，后以卷帙浩繁，复撮其要”，末言“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321] 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322] 把儒回思想冶为一炉，[323] 这本书是最足以代表的。所以儒回之间绝不发生什么冲突，很能博得历来儒家的好评。政府也不加以禁止，像历来三武一宗的破坏佛教，傅奕、韩愈等反对佛道，沈?、杨光先等排斥耶教，从没有及到回教，大概因为回教人只知保守宗教范围，在思想上既与儒家调和，在政治上又无何种干涉，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相安。不过到了清朝，却发生过几次回乱，实在原因，由于清政府的几番压迫，前后五次的叛变乃是不得已的举动，并不是他们的本意。所以从大体上看，回教在中国千余年的经过，总算是十分融洽的。

    从历史的观察，果然不能否定它的地位与价值，但在现时，却又不能不承认它的不振。在汉美林（Cyrus Hamlin）所著《土耳其之回教五百年史》一文中，有几句老实的话：

    “现在之土耳其，惟有普遍之贫乏，人民则褴褛不堪，商业则萎靡不振；质言之则绝无文化可言也。”（见《东方杂志》二十卷第二号《全回运动之将来》文中所引）

    把这几句话同七、八世纪的情形比较，的确不能否认回教文化的退落。他们很觉悟到五百年来的回教只留着一个躯壳，把精神失掉了；因此便有回教复兴的运动。这种运动果然能够实现，不但可以恢复过去在宗教上、文化上的荣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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