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的宗教思想

    第一节　宗教生活概况

    一　东汉以后思想转变的原因

    从东汉以后，在思想方面有很显然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最大表现，就是由极端的尊儒变成为崇拜老佛，造成道佛二教对峙的形势。推厥原因，大旨不外乎三端。

    （一）为汉代经学的反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六经以后，综汉一代，前后凡三百五十年间，一般学者莫不以专研经学为务，或发挥其义理，或考核其训诂；末流所及，乃至破碎支离，出奴入主。班固尝举其流弊而言曰：“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见《汉书·艺文志·六艺序》）[155] 这种情形往往使学者生厌，于是如魏武等的倡导法术，何、王等的大扇玄风，何莫非这种经术研究所激起的反动。

    （二）为时局离乱的结果

    汉末自黄巾叛乱，三国争衡，干戈相寻，性命有如朝露；群雄既自相割据，骨肉且尽成刀俎，加以权奸起伏，倾轧凌夷，先王的礼法不足以防闲，儒家经世主义已无复支持能力；便相率鄙弃儒术，别求安心立命之道。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三）为老佛学说的影响

    自王弼注《老》《易》，开六朝玄学之先，于是一般学者咸以研精《老》《易》为一时风气，以为儒学浅薄，不若老庄，老庄浮诞，不若佛理，于是舍儒学老，舍老学佛，这便成了当时学术思想上的普遍趋势。老佛学说因而大兴，竟夺孔子的地位。

    这三点不可谓非当时学术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但把它归纳起来，也可以说半由于喜新厌故，半由于时局纷扰。

    二　道佛思想的发展

    从上述种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修仙学佛便成为这时代极普遍的趋向。就道教言，从葛洪首倡黄白之术，著《抱朴子》以神其说以后，南齐的顾欢、梁的陶弘景等，[156] 莫不努力于神仙道术的提倡。道武帝崇信斯术，[157] 服食仙药；寇谦之退隐嵩山，献图录之书，太武乃信从其说，为建天师道场，亲受符箓，改元为太平真君。后来有韦文秀、祁纤、绛略、吴劭、阎平仙、鲁祈、王道翼、张远游、赵静通、张宾、卫元嵩等道士出来，[158] 都得当时帝王的宠幸，道教于是乎大盛了。其时不独服食导引、烧丹炼药为一般人士所深信，尤其是《云中科诫》斋醮科仪的方法，[159] 也普遍于一般社会，大家以为神仙可学、不死有方，信从的人便日愈众多了。

    佛教亦然，其旨趣本与道教相符，深投当时人之所好，并且当时僧徒的来自西域的日愈众多，如佛图澄之于后赵，鸠摩罗什之于后秦，菩提达摩之于后魏，以及其他硕学高僧，或译经论，或宏教理，一读《高僧传》所载，大半皆是这时候的人物。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僧徒远赴西域，以求梵典。梁任公曾从《高僧传》中搜罗得西游僧人，而撰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谓自汉末朱士行起至唐贞元间有百零五人之多，佚名者尚八十二人，[160] 这时代的人物占百分之四十有奇。最著名的莫如晋初的法护、后秦的法显，他们皆身历险阻，广求佛法，其影响于中国佛教者实至大。统计当时胡僧来中国的有三千余众，译著经典多至四百余部，建立寺院有三万余所，出家僧尼数达二百万之多，[161] 这时期佛教的发达也就可以想见了。

    三　南北朝的风气

    东晋以后，中国分裂，遂称为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则后魏之后，复分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是汉以来最纷乱的时代。篡弑逆乱，视为常事，南朝二十四君中，被弑者十一，被废者三；北朝二十六君中，被弑者十五，被废者一。又有十六国之纷扰，始于宋元嘉十六年，历百三十年之久，有五凉、二赵、三秦、四燕与夏、成、汉等国。纷乱情形，可见一斑。不独学术文化大受影响，即宗教风习亦因而变迁。南朝承西晋风气，鄙弃儒术，主张放任，清谈之风犹未尽息；以退隐为务，以旷达为高，流连佛道，不问世务，养成柔靡之民风，无力复偏安之局。北朝来自蒙古，民风强悍，不脱游牧之习；对于南方风气甚表不满，虽亦崇信佛教，却拒斥老庄的浮诞，反而尊重儒术，广兴大学；刘渊父子的好学经史，刘曜、苻坚的振兴学校，[162] 后魏孝文的精通文艺，儒术因以大兴；彬彬文学之盛，反较南朝为优，遂使重道重儒的南北风气，似显然中分鸿沟。综此二百余年间，趋向各别；即就人材而论，自西晋以来，在南方儒学衰微，研究经术者，除杜预、范宁而外，王弼虽曾注《易》，却与老学混合；齐之王俭，梁之皇侃，为当时仅有之经学家。而北朝则后魏之徐遵明兼通诸经，卢景裕、李周仁、李铉等皆通经术，尤以李铉等为北齐所重。其弟子熊安仁为北齐博士，刘炫、刘焯俱博学而富著述。同时南朝之文学家，如谢灵运、颜延年、张融、徐陵、沈约、庾信之徒，无不耽好内典，梁世诸帝尤多皈依浮屠，罗什及沙门之译著经论，一读《弘明集》，知佛典的发扬反驾儒术而上。不若北朝诸帝中的雅好经史者不一其人，如刘渊之师事崔游，勤习五经，其子刘和、刘宣师事孙炎，经史百家无所不通。刘聪亦从学崔岳，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选民间俊秀，教以经术。苻坚虽为氐人，幼好学儒，用王猛辅政，一月三临太学，奖励周孔微言。慕容皝立东庠于旧宫，亲自临考。他如姚兴与范勖、姜龛讲究经籍，[163] 姚泓、沮渠蒙逊等无不好研经史。后魏如道武设太学，置五经博士，献文建乡学，孝文修国子大学四门小学，造明堂辟雍，奖励经术。此皆北方重儒的大概情形，宜乎南北风气的截然各别。惟佛教信仰，南北皆极兴盛，在宗教生活方面受佛教影响，尤为中国历史上不可讳言的事。

    第二节　魏晋的人生观

    一　清谈派的影响

    研究当时的人生观，清谈派足以为代表，清谈之风何自生？由于汉末人的过重名节，弊乃至于狷介偏固，不愿为礼仪法度所拘束。降及魏晋，遂生反响。加以政权时移，佛说东渐，一时士夫托名风流，不预世务；既求避祸，复贱礼法；开其端者，厥推王、何，他们祖述老庄，主张虚无，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阮籍继之，作《大人先生传》，以为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裤。慕其风者，有王衍、乐广，后进遂以老庄为宗，贱黜六经，以言礼言治者为俗吏迂儒。载酒遨游，放谈玄妙，则所谓竹林七贤者是其代表，嵇康、阮籍尤为领袖。七贤之外，王澄、阮修、毕卓、谢鲲，皆以放任为达，甚至醉裸通衢，盗酒被执，“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这些人原是一时不得已的办法，但因此而造成一代风气，影响到社会国家非常之大，几使上自王公，下至士庶，莫不趋向到消极厌世的境界，不能不说是清谈派始作之俑。

    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大概含着两种质素：一根于老庄的学说，一原于浮屠的旨趣。当时学者莫不出入老佛，麈尾念珠，同普遍于士夫手中。《陈书·马枢传》载邵陵王萧纶亲讲《大品经》，[164] 复命马枢讲《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者达二千人，可见南朝风尚犹不脱清谈遗风。自宋至陈，虽朝代数迁，而信老信佛，继续不替。老佛既混合为一，而老佛思想结成为一种逍遥闲适、清静无为的人生观。晋祚的不永，时局的纷乱，清谈派实不能辞其咎。其流风所及，历隋唐而未已，助长佛焰，潜力尤大。故在宗教思想史上，清谈之风实为儒佛的一大过渡时期。

    二　纵乐人生的倾向

    纵乐人生，也是厌世思想的一种表现；他们看时世既不可为，便抱着“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的态度，以为人生至暂，行乐必须及时，像《列子·杨朱》篇所记：

    “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165] 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166] 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

    《列子》这本书，大概都以为是这时代的伪作，所以它里面所表现的思想，也可以作为这时代的代表。从上面这段话里，看见当时的人，对于人生既然这样的悲观，便不能不要想出一种解决的方法来，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法怎样？只有：

    “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同上）

    专图目前的快乐，求解脱人生的痛苦。且再看《杨朱》篇里记载着公孙朝弟兄的故事：一个是好酒，一个是好色，都可以作为极端的纵乐主义的代表。以为惟能这样纵乐，方能算得全性保真的自然人，否则受礼法的束缚，受仁义的桎梏，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可说呢？那时的人生多数有这样的倾向，像刘伶、毕卓之徒，嗜酒如命，以及竹林七贤等的淫逸放达，莫不出发于纵乐的思想。因为他们既感到现世的人生只有痛苦，没有快乐；欲求快乐，只有忘记痛苦的一法。酒是麻醉神经的，所以具这种思想的人莫不嗜酒。这种人生观，直流到唐宋的诗人之中。同时，也想从积极方面去寻找一种快乐的方法，于是道佛的思想便为他们所欢迎。所谓蓬莱仙境，所谓净土乐国，予悲观主义者以新的希望；所以这种悲观厌世的纵乐主义，也做了道佛宗教发皇的媒介。这种思想虽不能算是一种宗教思想，但却可以说是厌世的宗教思想侵入的导线。

    第三节　佛教的特兴[167]

    一　佛徒的翻译事业

    佛教既来自印度，则所有著作自是多出于翻译。翻译极盛的时代，在自东汉至中唐约七百年间（本章述及佛教各节，以事实上之不可分，往往涉及唐代，希读者注意）。据唐僧智昇撰《开元释教录》记：译人一七六，译经二一七八部，[168] 七〇四六卷。元僧庆吉祥等撰《法宝勘同总录》，总括至元以前所译诸经典，有译人一九六。最近梁启超著《佛典之翻译》，[169] 分之为三时期：自东汉至西晋，约二五〇年间为第一期；自东晋至隋，约二七〇年间为第二期；自唐贞观至贞元，约一六〇年间为第三期。

    关于第一期的译务，前文已略说及，相传《四十二章经》为摄摩腾、竺法兰所译，为翻译佛经之始，但文体摹仿《老子》，道安所辑《经录》没有它的名，所以梁启超疑其为魏晋以后的东西。除此以外，东汉译经大师，要推安清与支谶二人，据慧皎《高僧传》说[170] ：“清本安息国太子，出家遍历诸国，汉桓帝时到中国来，二十余年计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道安尝曰：“惟清所出，为群译首。”[171] 谶于灵帝时译出《般若道行》、《般舟三昧》、《首楞严》等三部，有华人孟福、张莲为之笔受；道安谓《大阿阇王》、《宝积》等经似亦出其手笔。梁僧祐撰《三藏集记》谓：[172] 安译计三十四部，支译十四部。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谓：安译有百七十六部，支译有二十一部之多。数目竟不同如此。但安译多属小乘，出于《四阿含》中者居多。支译则半属大乘，《华严》、《般若》、《宝积》、《涅槃》皆抽译。

    支谶有弟子曰支亮，支亮有弟子曰支谦，后世称为三支。支谦为月支人，生长中国。其父于灵帝时来中国，同来的有六百余人，皆归化中国。谦既生于中国，兼通六国语言，献帝时避乱入吴，孙权拜为博士，在江左翻译经典，除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阿弥陀》等经外，又注《了本生死经》，可为中国注经的起原。《高僧传》谓其译经四十九种，僧祐谓有三十七种，费长房谓有百二十九种，都属小乘经。

    同时有首赴西域的朱士行，曾在于阗国求得梵本，由竺叔兰等译出，曰《放光般若经》，计二十卷，惟僧祐则云是三十卷。同时，又有支疆梁接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为《法华》输入之始。晋武帝时有竺法护，一名昙摩罗刹，月支人，世居敦煌，故称为敦煌人，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于西元二六五年西游求经，计二十六年始返，得梵经一五六部，《高僧传》谓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回中国后，又得聂承远、聂道真父子襄助，共译出大小乘经一五四部，传称其终身写译，可谓第一期中译著最勤的人，而且能直接自译的。

    至于第二期中最能弘扬佛教的，首推道安。他虽不通梵文，但于译务上却有极大贡献。其所辑《经录》，为佛典谱录的起原，以后一切经录，都由此演出。所著《五失本三不易论》，讨论翻译文体，极为谨严。何谓五失本？一、句法倒藏，二、好用文言，三、删去反覆咏叹之语，四、删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删后段覆牒前段之语。何谓三不易？一、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去古人久远，无从博证。他又尝品骘译本，注重直译，其弟子中襄译之人都得其指导。首创念佛宗的慧远，乃其弟子之一，虽亦未尝自译，但曾遣其弟子法领西求得《华严》；又尝在庐山设般若台译场，指导监督完成两《阿含》及《阿毗昙》，实有大功；鸠摩罗什亦尝与之讨论翻译义例。

    贡献最大的，任何人都能知道是鸠摩罗什了。他本来是龟兹国人，在《高僧传》中记载他的历史很详。初得道安的介绍，苻坚极欲招致之，乃命吕光率兵七万征龟兹，而得鸠摩罗什以归；甫抵凉州，闻苻坚已经败亡，罗什便为后秦姚兴所得，礼之为国师，设立译场于长安逍遥园中。当时襄理译务的人，有僧叡、僧肇、法钦等八百余人之多。这是国立大规模译场的起头。综其生平，共译出经论有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之多，属于经部的有：华严部《十住经》四卷，是与耶舍同译的，宝积部三种，方等部七种十八卷，般若部四种四十三卷，法华部二种八卷；属于论部的有：大乘论九种百六十三卷，小乘论二十卷；属于律部的有：三种七十九卷；尚有若干未列入典录的译品。这真可算得翻译事业上的第一人了。

    苻秦时先罗什而来的，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173] 合译《增一阿含》五十卷，《中阿含》六十卷，以及《鞞婆沙论》、《阿毗昙论》等，小乘教义几已译尽；昙摩耶舍，亦称为前耶舍者，也参与其中。与罗什同时的，则有后耶舍，名叫佛陀耶舍，曾与罗什合译《十住经》（也叫《十地论》）并《十诵律》；又与竺佛念合译《四分律藏》四十卷，此书为小乘律中最完备之书；又独译《长阿含经》二十二卷及《虚空藏菩萨经》，亦为当时译务上的健将。至于竺佛念，本为凉州人，幼治小学，精通训诂，兼通梵语，所以在当时的翻译家中，除了罗什以外，没有一个不得他的帮助的；因为像跋澄、耶舍那些人，都是不通华语的。他自己也译了不少的东西，如《十住断结经》、《菩萨璎珞经》、《摩诃般若钞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璎珞本业经》、《戒因缘经》等。当时在译务上襄理的华人，除后汉有张莲、孟福、严佛调、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外，在这时候有聂承远父子、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竺佛念也是其中的一个。

    与罗什齐名的，要算佛驮跋陀罗这个人，他的中国译名叫觉贤，是迦维罗卫人，与释迦同祖。当时智严、宝云二人，曾跟法显西游，宝云到了于阗天竺以后，就先自归来了；智严独从觉贤受禅法，宋武帝邀之东来，后智严又赴天竺，卒于罽宾。觉贤初来中国的时候，曾与罗什会晤，同理译务，后因细故，为罗什弟子所摈弃，遂离罗什南下，关中诸僧邀之北返，不果，慧远亦驰书劝解。法领从于阗所得《华严》，法显从印度所得《僧祇律》，都经其手译出。综其所译凡十五部一百十七卷，其中最大的，则有晋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观佛三昧海经》、《观无量寿经》等。此外尚有一译务上的伟人，名叫昙无谶，是中天竺人，起初学习小乘，深明印度五明之学，后来学习大乘，在北凉沮渠蒙逊的时候来华，曾经携来《涅槃经》。那时智猛也从天竺带来了《涅槃经》，不过仅前分二十卷，惟昙无谶所携的乃前后分四十卷，便译成华文。又译《大方等大集经》、《金光明经》、《悲华经》、《楞伽经》、[174] 《菩萨地持经》，[175] 以及《优婆塞戒》、《菩萨戒》等律本，在译务上的成绩亦很可观。综当时译务上的人材，罗什、觉贤、昙无谶，[176] 可称为六朝时的三大哲。

    总上所译，已占佛经的大部分，《四阿含》、《华严》、《法华》、《涅槃》，皆全译出；《大集》、《宝积》也译出半数；《般若》小品大品，单行大乘经数十部；戒律、大小乘论，也译出不少，可以想见其盛了。此后又有求那跋陀罗的译《楞伽》、《杂阿含》、《阿毗昙论》等；菩提流支再译《楞伽》，[177] 及《解深密》、《思益梵天》等经，[178] 及《十地论》等；勒那摩提译《宝性论》；佛陀扇多译《宝积》诸品及《摄大乘论》；拘那罗陀，即真谛，译《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决定藏论》、《中边分别论》、《大乘唯识论》、《大宗地玄文本论》、[179] 《俱舍释论》等，为罗什后译述最多的人。般若流支译《唯识论》、《顺中论》；[180] 以及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波罗颇迦罗这些人，[181] 所译虽不少，然皆属于论部，惟真谛所译《起信论》、《唯识论》，却为大乘法相输入的关键，关系非常之大，所以人都称他为小玄奘。

    从此以后，则入于第三期了，这期中的巨擘，要算玄奘，在这里暂不叙述，留在下文再说罢！

    二　帝王的信佛

    佛教自东汉输入中国，明帝为建白马寺于京城，同时明帝之弟楚王刘英极信仰之，[182]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之甚详，有：“尚浮屠之仁慈……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等语。梁启超谓其信奉佛教，乃受地域的影响。其次如汉桓帝建祠宫中，吴大帝孙权欢迎康僧会，皆汉代三国帝王中信仰佛教之证。[183] 到了晋朝，后赵石勒、石虎的敬礼佛图澄，起佛寺至八百九十余所；甚至当时的国人，相戒不生恶念，以“大和尚知汝”为戒，其感化力的伟大至此（见《高僧传·佛图澄传》）。其弟子道安与习凿齿为友，同归苻坚，坚喜曰：“朕以十万师取襄阳，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其重视道安又至此。后凉后秦的优待鸠摩罗什，居之于逍遥园，待之以国师礼，皆足影响到当时的社会。

    南朝的帝王中，[184] 几无一不信佛教。宋之文帝，曾任慧琳参与朝政，[185] 时人称他为黑衣宰相；又迎求那跋摩于天竺，命居祇洹寺讲《法华经》，帝率群臣亲临听讲；复设戒坛于南林寺，授僧尼戒律。孝武帝优容昙标，齐高帝听僧远讲《维摩经》于庄严寺，又任沙门法献、法畅参知政事，时人称为黑衣二杰。梁武帝信佛尤笃，初奉道教，继乃舍道奉佛，曾率道俗二万人，于天监三年举行舍道信佛大典礼；时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僧旻，称为三大法师，帝皆笃信而尊崇之；又亲自受戒于慧约，[186] 建戒坛于禁中，受戒者有四万八千人之多；亲听僧旻讲《胜鬘经》，且自注《大品般若》；迎达摩于广州，为之撰文立碑；迎真谛于南海，令翻译经典；曾经三幸同泰寺舍身，设盂兰盆会；及至侯景兵临城下，饿死台城，犹荷荷念佛。[187] 陈宣帝崇信智，听经于太极殿。智后为晋王杨广招至扬州，[188] 创立天台宗派。至于北朝诸帝中，亦多信佛，北凉沮渠蒙逊迎昙无谶于天竺，令译《涅槃经》。后魏孝文帝竟至七次下敕，振兴佛教。宣武帝精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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