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楚辞之起原

    “楚辞”者，楚人之辞赋也。其名始见于《史记·张汤传》，（《传》称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故《汉书·地理志》遂言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再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三见于《王褒传》，或谓其文虽始于楚，而名则兴于汉，其然否不可知矣。自刘子政辑录屈宋以下诸人之辞赋为《楚辞》一书，遂为后世集部之祖。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其文，作《翼骚序》。）其诠释“楚辞”之义是也。后人放效之作，遂亦通有此目。而汉人又往往止称之为赋。其后更有因《离骚》之名而概称“楚辞”为“骚”或“楚骚”、“骚赋”者，非其实矣。

    《楚辞》继“三百篇”而勃兴于南方，昔人咸以为《诗》之变体。虽然，奇文之郁起，岂偶然哉？请得略陈其故。

    一、关于北方文学者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氏谓辞赋之起，由于聘问歌咏之事废，极为有见。考春秋时，行人往来，辞命为先，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是也。顾欲善其辞命，厥惟学《诗》，故孔子以诵《诗》专对并举。观《左传》所载诸侯聘会宴燕享之时，必借赋《诗》歌《诗》以为周旋酬酢之助者，不可胜数。其最著者，如襄公二十七年《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举座无不赋者，可谓极一时之盛事矣。又如昭公十二年《传》记宋华定来聘，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谓其必亡。而襄公十六年《传》，“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盖尔时赋《诗》歌《诗》之重要如此。楚本后起，文化较低，北方诸侯皆夷之。及其盛也，与中土交际渐繁，聘会渐多，感实用之需要，受文学之熏陶，遂不得不研习“三百篇”而同化于诸夏矣。故《左传》文公十年，楚子舟引《大雅·烝民》及《民劳》，宣十二年，叔孙引《小雅·六月》，楚子引《周颂·时迈》，成二年，申叔跪引《鄘风·桑中》，子重引《大雅·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罢如晋，赋《既醉》，昭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昭七年，芊尹无宇引《小雅·北山》，昭二十三年，沈尹戌亦引《文王》，二十四年，又引《大雅·桑柔》，而昭十二年《传》子革且引逸诗《祈招》以谏：此皆楚人通达《诗经》之证也。故骚体文中每句用一兮字，其形式亦出于《诗》，而屈子《天问》且纯为《诗》之遗体。考《诗经》泰半皆出黄河流域，然则谓《楚辞》之起原实受北方文学之影响也，何疑？

    二、关于南方文学者 《诗》三百篇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汉广》、《江沱》诸诗，列于二《南》；《汝坟》在河南之南部，地与楚境相近；《野有死麕》之白茅，本亦楚产，即《左传》所谓包茅，可知亦为南方诗歌。是《诗》无楚风，而实有楚诗也。《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盖古豫州之东南，而今河南湖北及安徽一部之地。则《诗》中之《陈风》亦当属之南方。春秋末，楚灭陈而有其地，又悉兼并其附近诸小国；故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境既广，故其时南方诸国之文学亦遂占而有之。蕴蓄既久，华实斯茂；迄于战国，楚辞崛起，有由来矣。又按老子亦楚苦县人，其所著《道德经》五千言，虽不可以文论，然其中多为韵文，且其形式亦间与《楚辞》之《九歌》相同，例如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此类哲理诗极似骚体文之先驱，特其兮字之位置微有不同，遂觉音节稍促耳。此外南方诗歌之散见于古籍者，有《子文歌》，颂楚令尹子文刑其族人事，《楚人歌》，咏楚庄王纳诸御已之谏而罢筑层台事，《徐人歌》，咏吴公子挂剑事，《楚狂接舆歌》，《孺子沧浪歌》，公孙有山氏之《庚癸歌》，皆古南方诗歌之可信者，篇什虽曰不多，然其胚胎《楚辞》之功则甚著。至《说苑·善说》篇之《越人歌》，其词尤与《楚辞》无异。故就形式观之，骚体之成，固远在屈宋之先矣。（参阅第十一章。）

    三、关于楚国者 《楚辞》之起兴楚地关系最深，约言之，可分为三种：《汉书·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匡衡传》谓陈夫人好巫鬼而民淫祀，《地理志》亦谓陈太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陈风》所称击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盖陈太姬之遗风也。而《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有巫门、巫里、巫山、巫城等名，则是时南方诸国巫风之盛可知。其后吴并于越，陈越又先后灭于楚，故此风遂以楚为最盛，而其影响于文学者亦最大。盖巫觋所司者祭祀，而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与歌舞，故迷信之风愈炽，文学之材料亦愈多；观《九歌》一篇专咏灵巫降神之事，可以见矣。（参阅下章论《九歌》节。）故《吕氏春秋·侈乐》篇云：“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此其关于民俗者一也。先秦之世，各国风谣不同，音乐亦异。风谣之播于声音者为土乐，土乐又影响于文学，此在诸国然，而楚为尤甚。按《左氏》成公九年《传》称，晋侯使与锺仪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又襄公十八年《传》，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夫曰南音，曰南风，又曰土风，则楚乐必异乎北方之撰也。《汉书·礼乐志》谓《房中祠乐》为楚声，即本其调以制曲耳。又按《吕览》涂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是南音者，“兮猗”之音，即楚辞之滥觞也。《候人歌》既可取为乐歌。（本《吕览》高诱注。已见前。）则楚辞之起与音乐之关系亦深矣。尝疑楚辞本亦可歌，与“三百篇”同。盖谱诸管弦者为楚声，著于竹帛者为楚辞。汉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诵读云者，即以声节之之谓也。《隋书·经籍志》谓：“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可知通楚声者，隋唐时尚有人焉。此其关于音乐者二也。刘勰曰：“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又曰：“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王夫之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释·序例》）二氏论屈子文得江山之助，诚为卓识。盖所谓地理者，大之如五岳四渎，屴漂汩；小之如鸟兽鱼虫，飞起蠕动；可以拓作者之胸襟，增文学之资料。后世赋家极乐铺叙地理，凡山川形势，水陆奇珍，乃至一章一木之微，靡不描摹尽致者，乃《风》、《骚》之舆台，得其一体以自广者耳。今楚，于山则有九嶷南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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