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周之历史文学及晚周诸子

    史者，民族文化之所系，国魂之所寄；故灭人之国者，必先毁其文化而亡其国魂，国魂之不存，则其亡也奄然。大哉史乎！安可不重视之乎？余杭章君之赞《春秋》也，曰：“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国故论衡·原经》。）今也蹙国数千里，岛夷之鞭挞甚于胡羯，将求削而不可得焉。是在吾族之善自保其国性，以待将来而已。

    《汉志》无史家之目，而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系之“《春秋》家”。其叙论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与此不同。）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尚书》、《春秋》皆史也，后世史部之书皆其苗裔也。我国史学之盛，即历代建置史官之故。至于周则天子有之，诸侯亦有之，故其时有周之《春秋》，燕、宋、齐、楚、晋之《春秋》（见《国语》及《墨子·明鬼》篇）。且有百国《春秋》（见《史通·六家》篇引）。是则三代之史莫备于周矣。

    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凡三十卷，号曰《左氏传》。故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览》六百十。）《史记·二十诸侯年表序》详著其作《传》之故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志》云：“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班氏《艺文志》从此说，而其自注则又谓左丘明鲁太史。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本之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刘知幾《史通·申左》篇论《左氏》之三长，亦主丘明躬为太史之说。而孔氏《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诸家之说，递相祖述，虽微有不同，要其谓左丘明之作《春秋传》，及《经》、《传》之密切相关，则咸无异辞。后儒好为异论，纷纷揣测，不可信也。故《四库书目提要》辩之曰：“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越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今按《提要》之言最为通达，纷纷异说，皆可不攻自破。而啖助、赵匡辈并疑成十三年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及十二年有庶长鲍、庶长武、庶长无地，以不更庶长之官商鞅时始有，遂谓《左氏》为秦人，在战国之后。项安世又以闵元年《传》言毕万之后必大，昭二十八年独详魏事，故疑为魏人。朱子又谓《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左传》说楚事为详。皆疑所不当疑者矣。至后人呶呶于左邱明姓氏之争，及是否列孔氏弟子籍，皆可置而勿论。

    《左传》一书，先秦周末之世盖尝盛行，断非战国时人所能造，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称《春秋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云云，此全依《左氏传》也。《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言铎椒、虞卿、吕不韦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是战国诸子莫不钻研窥望其学矣。《史记·吴世家赞》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亦指《左氏传》而言。据此，不可谓史公未睹其书也。徒以厄于西汉博士，遂使春秋文献之宝典，横被疑虑于后人，可慨矣夫！

    司马迁但云鲁君子左丘明，班固则谓丘明鲁太史，杜预、刘知幾并从班说，后人因此断断争辩。然观其文，博综群书，每事皆详；乃至广包他国，《耬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莫不毕睹，确非躬为国史者不能为。汪中《左氏春秋释疑》辨之曰：“《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圣人之道莫备于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古者左史记事，动则书之，是为‘春秋’；而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司其事而不书，则为失官。”又曰：“先王设之史，使鉴于前世之善淫祸福以知戒劝者，为中人也。苟为中人，则举其已验者可也，此史之职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此不独洞见幽隐之论，而左氏之为史职，且因之而益信。

    杜预论《左传》三体五例，此非论其文也。（然亦与文有关。）寻左氏之文，其最擅长者有二端：一曰长于记言。春秋时，大夫行人聘问应对，固莫不善于辞令，而左氏能婉曲以达之，若吕相绝秦（成十三），子产献捷（襄二十五），臧孙谏君纳鼎（桓二），魏绛对戮杨干（襄三），烛之武之退秦师（僖三十），戎支驹之对宣子（襄十四），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此之类，难更仆数。又有文典而美，语博而奥者：如僖伯谏君观鱼（隐五），富辰谏王伐郑（僖二十四），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宣三），季札观乐而谈国风（襄二十九），郯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昭十七），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文十八），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襄四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昭十二），皆是也。（《史通·申左》谓此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盖当时国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二曰长于叙事，而于叙战事为尤胜。举其著者，若僖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又三十二、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宣十二年晋楚耾之战，成六年晋楚鄢陵之战，定四年、五年吴楚柏举之战，皆是也。又如僖二十三、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之亡，昭十二、十三年楚灵王乾谿之难，哀十六年叶公讨白公之乱，亦叙记中绝佳之文。盖左氏善叙事，尤善于记大事也。故刘子玄论之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聈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斯言也，洵非过情之誉，其自称幼废他书，听讲《左传》不怠者，有以哉！兹摘录左列诸例，可观览焉。

    其薄在位之无能也，则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庄十）；其称强暴之无道也，则曰“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定四）；述开创，则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宣十二）；表奢侈，则曰庆氏之车，“美泽可鉴”（襄二十八）。恶詈，则曰“中寿，汝墓之木拱矣”！（襄三十二）巧譬，则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成十七，按刘子玄讥其失当，甚泥。）万之多力，则曰“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饮之酒而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并庄十二）荦之多力，则曰“能投盖于稷门”（庄三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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