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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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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龟兹都城问题
龟兹是古代塔里木盆地诸国中的一个大国，位于天山南麓，当汉通西域的北道线上。魏、晋以后兼有汉时姑墨、温宿、尉头三国之地。领地以今库车为中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乌什等县，为当时西域五大国之一。
一
《汉书》所说的龟兹民族“大率土著”，现在在考古上得到相应的证明：我们在库车哈拉墩发现了紧压在后期文化层之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龟兹人已定居此土，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并有简单的手工业。待至汉通西域时，龟兹已发展为城郭之邦，有人口8万多，胜兵2万余。生产水平的发展亦有可观，能铸冶，所产铁器行销西域各地。
龟兹与汉朝的交通始于武帝时，但直接往还则自宣帝时龟兹绛宾王朝始。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乌孙公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倍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可见绛宾已深受汉文化的感染。绛宾死，其子丞德立，自谓汉外孙，仍保持亲密关系，终西汉之世，往来不绝。东汉初，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西域诸国自相攻伐兼并。明帝虽一度进取，而章帝仍复退守，“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至和帝永元间，方乘匈奴之敝，出兵伊吾，击走匈奴，而班超借之再定西域，西域诸国再度统属于汉。此时西域都护府转设于龟兹，龟兹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魏、晋以后，虽中原多故，但与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保持了联系。隋、唐继起，中原复归统一，有余力从事于西域，时突厥在其北，吐蕃在其南，不仅西域诸国受到侵陵，中原亦受到威胁。唐朝为了保障西域诸国安全，巩固边防，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高昌，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灭西突厥。西域诸国统属于唐，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辖4镇，统16府72州之地。政治势力西达波斯，两汉之盛，莫与伦比。由上所述，汉、唐两朝皆以龟兹为经营西域的据点，这是由于龟兹居西域之中，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又适当东西交通之孔道，汉、唐为了控制西域，维护通道安全，不能不以龟兹为依据也。至10世纪后，中原扰攘，无暇顾及西域。而吐蕃乘机北上，回鹘继之西迁，契丹人、蒙古人复迭相侵据，直至18世纪中叶清平准噶尔，新疆的行政建制同于内地。此时新疆政治中心已转移至北疆伊犁、乌鲁木齐为中心，库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非昔比了。
龟兹在历史上既占有一定的地位，那末作为龟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龟兹都城问题，在研究龟兹历史上就有其重要意义了。
二
龟兹都城首见于《汉书·西域传》，称“龟兹王治延城”，但未说明位置。《魏书·西域传》称：“王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魏书·西域传》久佚，后人抄自《北史》作于唐初。《水经注》称“故延城”；《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所作，在北魏时称“故”，则当时已不都延城。然则汉代延城在何处？汉以后龟兹又都于何处？下面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水经注》卷二《河水篇》：“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径赤沙山，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故延城矣。……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径龟兹城南合为一水。”
根据《水经注》所述，龟兹城称故延城，正可理解为汉延城，其位置当在东川枝水右出处。今库车皮朗旧城，即其遗址。试以《水经注》所述东西川水形势，结合我们的实地考察，解说于下：现库车有两大河，西为木扎提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麓，东南流至克孜尔千佛洞，有克孜尔河来汇。克孜尔河发源于库车东北大山，南流于克孜尔山之西，入木扎提河，出雀尔塔格山口库木土拉为渭干河。水分三支，一支左派东东南流于库车县城之南，入渭干河，而渭干河本身东南流，分一支水南流于沙雅之西，入塔里木河，而本身折东流于沙雅县北，东流入轮台草湖。按木扎提河即《水经注》之西源，亦即西川水。出山口后之鄂根河即《水经注》西川枝水左派。不过现鄂根河为新河，西川支水之旧河床尚在稍南与渭干河骈比东趋，至轮台而合。然皆流于库车城南，与《水经注》所说径于龟兹城南完全相合。且沿线古城遗址甚多，是西川支水左派北之龟兹城亦即现库车东郊之皮朗旧城矣（参考《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24——27页及附图5）。库车东为铜厂河，源于库车北山，南流于克孜尔塔格之东，出雀尔塔格山口苏巴什，分为三支南流：一为叶苏巴什色依，在东，水流不大，灌苏巴什及附近农田即无余水；一为乌恰色依，南南西流于库车城东郊，径入龟兹故城，南流入沁色依。沁色依流于乌恰色依之西，入库车巴杂，南流与乌恰色依合。乌恰色依河水不大，南流灌胡木利克村农田即止，故入龟兹古城者为一干河床。沁色依流量较长，疑沁色依为新河，乌恰色依为旧河，沿河两岸古迹甚多。叶苏巴什河现虽为干河，但在古时河流较大，中游河床宽达1公里。如以《水经注》东川水的主流是叶苏巴什河，则乌恰河亦即东川水之枝水右出者。因此，乌恰河所经之古城，亦即《水经注》中龟兹城“故延城矣”。现哈拉墩正在乌恰河东岸，乌恰河由北城经行城中出南城；而南海墩，皮朗土拉均分布在乌恰河沿岸，从东川右出枝水所经行的形势说，亦可证明皮朗旧城即《水经注》之龟兹城，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述龟兹王所治之延城矣。
下面再述唐代龟兹都城。《新唐书·西域传》：“龟兹一曰屈支，王姓白氏，居伊罗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又《通典·边防》龟兹“王理延城，今名伊罗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又云：“今安西都护所理则龟兹城也。”《通典》是唐杜佑作于8世纪后期，西域诸条根据杜环《经行记》，杜环随高仙芝使西域，一切皆亲历，所言必不虚，所云延城今名伊罗卢城，是唐时龟兹王所居，即汉之延城。盖唐时龟兹王在汉延城遗址上重新修筑，改名伊罗卢城耳。这从考古发掘也得到了相应的证明。1958年，我们在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作过一次试掘。哈拉墩文化层明显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存，可能到金石并用时期。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粗砂红陶，同时也有少许铜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陶缸下面的灰土层中，发现一枚汉五铢钱。其时代下限可能推迟到公元前后相当于汉；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以及莲纹铺地花砖、篮纹砖、筒瓦等物，尤其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的铺地砖大致相同；同出的还有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关于哈拉墩工作经过及出土遗物详情另见《新疆考古报告》）。虽然我们发掘面不广，但唐代遗址建立在汉代遗址上面的线索，已经很清楚了。再从城的规模看，《新唐书》未言城的大小。《大唐西域记》称“大城周十七八里”，虽未指明为伊罗卢城，但说是王都；而《新唐书》云：“王居伊罗卢城”，则大城正可理解为伊罗卢城。现就皮朗古城遗址的实地查勘，周约7公里左右，折合唐里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规模出入不大。则皮朗旧城为汉之延城、唐之伊罗卢城得到更进一步之认识。
三
其次再述汉以后、唐以前龟兹都城所在地。《魏书》所记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周书》、《隋书》与《魏书》所记相同；《通典》则云都白山南二百里。今皮朗旧城遗址在库车城东郊，北距雀维尔塔格不过20余公里，与《魏书》所记不合，我疑《魏书》所记延城是另一地。由于《水经注》称“故延城”，这是因为龟兹在北魏时已不都汉延城，故称“故”。则龟兹新都必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史书作者不辨新旧，往往以新地而沿用旧名，在新疆此例甚多，如鄯善已迁都伊循，但《汉书》仍言其都衘泥城，衘泥城是楼兰旧都；焉耆的员渠城也同此情形。《晋书·四夷传》云：“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隋书》云：“都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胜兵数千。”其城郭规模均不同于汉延城，亦足证明是另一地。我们试查库车、沙雅、新和境内旧城遗址中有三重城墙及位置相当者，即不难确定新都所在。
一为新和县之于什格提，在新和县西偏南18公里，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有夯土所筑墙的遗迹，高5米，厚5米。城中全为碱地，很少遗物，此次我们只捡到一块彩陶片及很少的红陶片。新和县政府还保存一大陶瓮，据说是城中出土，疑为5世纪前后之物。我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曾推断此城为《大唐西域记》中之荒城，并由此而推论库木土拉为《大唐西域记》中之昭怙谿。此次又来复查。觉得第一次推论不确。因为旧城在新和县西偏南18公里，库木土拉在新和西北15公里，由旧城到库木土拉山口共33公里，不惟方位不合，距离也不一致。且玄奘路线是由东而西入龟兹境，先过荒城再到大城（即都城），现我们已肯定库车皮朗旧城即龟兹都城，则荒城不应在西。且于什格提之西再无大城可当龟兹都城者，因此，我们认为于什格提不是荒城。一说于什格提是龟兹王都，我认为若于什格提为唐以前旧都，当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此则为33公里，偏在西方，位置里数都不合。如为唐都，则又与《新唐书》所云“北倚阿羯田山”不合，且城中不见唐代遗迹、遗物。因此，于什格提只能是龟兹国几大城之一，与克拉马克沁相同，虽为三重城，而不是王都。
另一城为沙雅北英尔默里北10公里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为三重。我在1928年前往考察时，城墙已圮。现仅存城基，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北墙略存痕迹，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约510米，中有高低土阜一线，想为当时建筑物倾圮之堆积，内城与外城中间尚有一城，北墙基址不明显，城中沙堆累累，地面全已盐碱化，检视无一遗物，连陶片亦不可得。本地人传说：“此为鞑子城，已二千年了，穆罕默德出世前即已有此城。”言虽无稽，然就此城的构筑特点，应早在3至5世纪。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在沙雅北30公里，而沙雅距库车白山110公里，减去至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80公里，与《魏书》所记延城里数大致相合；又《晋书》说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此城中间一线高地可能为当时塔庙区域。《隋书》说都城方六里，现此城周约3公里余，范围亦大体相当。因此《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记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与《大唐西域记》所记龟兹大城显非一地，彼为唐时新都，此为北魏时旧都也。
至于何时迁至此地？何时又返回库车？我们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据《水经注》称故延城，则北魏时已不都库车；《晋书》称其城三重，则到晋时已迁都此地；而皮朗旧城中不见魏、晋以后遗物，是必在魏、晋时已他迁了。现查新和沙雅西部古城遗址甚多：从雀尔达格以南直到沙雅附近渭干河沿岸，大小古城和遗址无虑数十，而出土物从汉到唐各代都有。可能这一带在魏、晋以后，是龟兹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这些古城经考查可以证明，是唐代的，均是小城，而城郭均完好。例如通古巴什是其一例；而大城如于什格提、羊达克沁大城均不见唐代遗物城，为土筑而墙壁无存，显然为唐以前者。故龟兹王都迁回库车，可能在隋、唐之际。
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我们从东西交通路线上亦可得到旁证。西汉时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即由今日的若羌、且末经和田而至莎车；北道起“自车师前王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由今日吐鲁番经焉耆、库车而至喀什。故当时和田居南道之中心，库车居北道之中心。不仅如此，龟兹又当汉通乌孙的枢纽，如常惠自乌孙返，乌孙公主女由长安返乌孙均过龟兹。今库车皮朗旧城，正当这一通道线上。魏、晋以后重开中道，据鱼豢《魏略》，“中道”由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故楼兰即今罗布泊西北“楼兰故址”。由此至龟兹，必是沿塔里木河西进，转循渭干河而至龟兹。羊达克沁大城适在此一线上。中道至此与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而至疏勒，这是汉通西域捷径。后汉班勇所谓“西当焉耆、龟兹径路”是也。故当时龟兹与疏勒、于阗交往常密，晋释法显往印度取经“由乌夷转西南行至于阗”，可能经过了龟兹。隋、唐之际，北道复开，贞观初高昌内属，往西域者转取道伊吾，经高昌、焉耆而至龟兹，即玄奘所行之路。从玄奘路过荒城，距北山仅四十里；看来，当时龟兹王都必已复返至库车，是时龟兹北与突厥为邻，东与焉耆接壤，而库车复居北道之冲，东西交往频繁，不久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宋、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库车昔时之地位遂失。
以上所述，仅是对龟兹都城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俟将来地下有更多的材料出现，我们再作最后的修正或补充。
（本文作于1962年6月1日，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
汉文写本残纸简释
（一）李明达借粮契残纸
出通古斯巴什旧城中。长27.7、宽17厘米。起“大历”讫“为限不”。文云：
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为無（无）粮用
遂于蔡明义边使青麦一石七升（斗）
粟一石六升其麦限八月内□□□
付其粟限至十月……
□麦一取上好……
……如取麦已……
如为限不……
按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仅十四年，十五年为德宗建中元年，是时西域人尚不知，故仍用大历年号。盖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后，声闻隔绝不通者十余年，至建中二年，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遣使间道奉表，声闻方达。李明达、蔡明义皆为汉人，由内地迁往龟兹，以耕种为业，此纸述李明达向蔡明义借麦粟，四月出借，八月、十月分别偿还。按四月青黄不接故出借，八月、十月秋熟，故分别还偿，情形与内地同。其借贷方式如立契款式等，均同于内地。与此纸同时出土者尚有鞋履及裐之类，皆汉人服饰用品，故此城为唐代汉人所驻之城也。
（二）白苏毕梨领屯米状
出土地同上。长25.5、宽8厘米。起“历十”讫“五ND242”。文云：
□历十四年米□□（数）三月二十三日白苏毕梨领得
□屯米四斗NB272（面）壹硕捌斗NB271壹
□油叁滕 酱□滕酢五滕
按“历”字上半缺笔，可能是“历”字。则“历”上应是“大”字，唐代年号有十四年者，唯以大历年号为近似。在年月之间又中缀“米□数”三字，不知何义。白苏毕梨当为人名，首冠白字。据《新唐书》云，“龟兹百姓白”，则白苏毕梨当龟兹国人。“领得屯米……”疑白苏毕梨亦为屯田戍卒。据《资治通鉴》云：“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西、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卷二百二十三）按自武周长寿元年王孝杰恢复四镇后，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则糗粮供给必赖屯垦。现在渭干河旧河床沿岸，尚可见唐时屯垦遗迹。不过自安禄山之乱后，边兵被征入援，广德后，吐蕃取河陇，中外隔绝不通，屯田戍卒乃用本地人充之，由此残纸可得一证明也。
（三）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
出土地同上。长22.5、宽4.2厘米。起“将军”讫“□抄”。文云：
将军妣闰奴丙午年烽子钱五佰文支付……
大铺丙午年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按此文称丙午年，以干支纪年而无年号，必唐在西域已失统治势力，故此纸当在唐末或五代时所写。时回鹘人已入新疆，龟兹亦已属于回鹘，文书虽仍用汉文，但不奉内地正朔，故以干支纪年，回鹘、蒙古均如此。妣闰奴亦非汉人名字，“烽子钱”疑为供给烽卒之柴草费。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举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辞转牒。”（《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页八，胡注）据此，“烽子钱”为拟派给烽子之柴草费，大铺当是烽子，王思□疑为烽卒，而将军妣闰奴或即其烽帅也。回鹘制度，多取法于唐，此其一例。
（四）杨思礼残牒
出拜城克孜尔明屋佛洞。长14.2、宽11.4厘米。起“碛行”讫“被问依”。
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
阗镇军库讫被问依……
更问
按此残纸为押官杨思礼赴于阗镇军库文书，惜多残破，仅存两行，然亦足够珍贵。第一行首“碛”字旁，有一“V”，为倒字记号，则“碛”上当有一字，仍著向下记号。然碛上何字？我以为是“西”字，盖指碛西行军，且亦因沿碛西节度使而得名。《唐六典·兵部》云：“其西曰碛西节度使。其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卷五，页八）又据《唐会要》：“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使，或称四镇节度使。至二十一年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遂为定额。”（卷七十八，页十三）按《资治通鉴》称：“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以后赵颐贞、盖嘉运均领斯职。开元二十七年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斯可汗吐火仙，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褼与拔汗那王阿羌烂达干，潜引兵入恒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威镇西陲。”（《资治通鉴》卷二一四，页二一、二二）由此知开元二十七年安西都护仍兼碛西节度使之号。此纸“碛”上如为“西”字，则碛西行军押官必指开元间安西都护与突骑施相攻时之行军押官。唐制一军分若干队，每队有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通典》卷一四八，页六）。而杨思礼即碛西行军中之押官派往于阗镇军库取械，并已办讫呈报之文书，观下文“于阗镇军库讫被问依”之语可证。是此纸当为唐开元时所写。其次，此纸“阗”上缺字，按阗上当为“于”字。于阗镇为安西四镇之一。《新唐书·地理志》云：“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复置。”（卷三三下）按四镇即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初设都督府。龟兹为龟兹都督府，于阗为毗沙都督府，焉耆为焉耆都督府（后移置碎叶），疏勒为疏勒都督府，统属于安西都护，并以唐兵三万戍之（《通鉴》天宝元年作二万四千）。开元中复置碛西节度使，统摄四镇。所以南备吐蕃，北防突骑施。每镇设有镇守使一人，戍卒若干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略云：“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ND032离国，此亦汉军马守促。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多集处。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又从安西东行至乌耆图（即焉耆国），是汉兵马领押。”（《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按慧超往五天竺国，返过四镇，为开元十五年，据称：“于时节度大使赵君”（同上书引）盖指赵颐贞。称四镇均有汉军马领押，可证四镇均有戍兵。又贞元四年悟空由天竺返唐过四镇，时疏勒镇守使鲁阳、于阗镇守使郑据、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焉耆镇守使杨日祐（见圆照《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据此是唐代四镇制度，自开元至贞元其制不变。此纸称于阗镇军库，必为于阗镇储藏军械之所。不过于阗镇遗址尚未发现。
（五）杨□亨课程钱残纸
出库木土拉佛洞中。长18、宽34厘米。现存下半段。汉文字两行，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道）亨廷”；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为汉文“……分课程NDC23（钱）”；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皆用活字排印。新蒙文为元至元六年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制成，除钱币及文书应用外，民间并不通行。此纸与古维文土尔迷失的斤卖地契同出库木土拉佛洞中，必为同一时代之物。自成吉思汗灭西辽后，此地已属于元朝，故一切公文程式悉遵元式也。
（以上节录自《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释刘平国治关城诵
出拜城东北约100公里，喀拉塔格山麓、博者克塔格沟口岩石上。凿字者凡二处：北为题识，有字处长18.3、宽16.6厘米。三行，第一、二行各四字。第三行三字，隶体，每字4.2厘米见方；南为诵文，有字处长48.3、宽40厘米。隶体，每字约3.4厘米见方，凡八行，行十二字至十六字不等，镂刻颇工。按此碑为清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所发现，并椎拓若干纸，传播于世。叶昌炽、王仁俊均有释文（见王树蒧《访古录》），王树蒧《访古录》及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并录其文。但诸先生未亲至其地，又字迹漶漫，因多推测之辞。现碑文又损毁若干字，原拓本更为模糊。余于1928年亲至该处，考察形势，并手拓数纸。知前人颇多误解，例如叶昌炽作“刘平国开道记”、《访古录》作“汉乌垒摩岩石刻”皆不真确。今据余之实地调查，参合旧拓，重释如下：
题辞
京兆长□
淳于伯隗
作此诵
按叶昌炽释文第一行“京兆长”，第二行“淳于伯隗”，第三行“作此诵”。王仁俊释文第一行“京□□”，第二行“淳于□”，第三行“作此诵”。按现拓本第一行四字，长下尚有一字；第二行四字，淳于下当有二字，王误。《访古录》释：“首行第一字似‘乌’，第二字当是‘垒’，第三字缺，当是官名”，完全错误。按题辞第一行“京兆”二字甚明晰，为何误解为“乌垒”二字。第三字我疑为“长”字，第四字剥蚀不可识，可能是“安”字，或“陵”字。因长安长陵后汉皆属京兆郡，言淳于伯隗为京兆郡长安县或长陵县人也。《西陲石刻录》直释为“安”字，未知何据。又第二行，《访古录》释为：第一字是“淳”，第二字“诵于”，第三字缺，当是人名，或云即诵文忠建字，此又大谬。“淳于”为姓，二字相联，极为清楚，为何中间夹一“诵”字？此云作诵，即后人作名之义，为何误为诵文忠耶？又题名在诵文北首，相距约1.6米，乃作诵人自题名，并非造关城之人，而《访古录》称为额文，非是。
诵释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人孟伯山狄瞤瞣赵□瞡□羌
（石）□□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
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扣日
□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披□
此碑自发现后，各家解释颇多臆测。今按实地勘查及新旧拓本作一辨订。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各家及新旧拓本皆同。“以七月”新拓本模糊。“廿六日发家”各家所释不同，叶昌炽作“二十九日发家”，王仁俊作“廿六日发”，“‘从’下叶昌炽、王仁俊均作‘秦’字，今石本剥落，毫无形似”（《访古录》引），除此字模糊外，余八字尚可辨识。“赵”下四字均模糊，叶作“当卑车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州亭得”；《访古录》作“□□□程何□□六人共来升□□□”。按据新旧拓“程阿□等六人共作”九字，尚可辨识，余均不清晰。《访古录》“阿”作“何”，“孔”作“升”均误，新旧拓本此二字颇明晰。第四行叶作“寸谷关八月一日始斫（一作凿）岩作比（一作孔）至八日”；王作“旨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访古录》作“□□□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西陲石刻录》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至十日”。按据新旧拓本，只有“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十字尚可辨识，余字均不清楚。“关”上“谷”字不确，“孔”下“至”字不类，下一字缺，“日”字疑为“皆”字下半，各家所释均臆测。叶作“斫岩作比”，王作“作山石”均误。现“斫岩作孔”四字颇清楚。我于1928年前往调查时，在西岩刻字附近，发现一石孔，圆径周约1.6、深约1.3米；又沟东半山岩，亦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为凿岩遗屑。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若非亲见，竟不识碑文中凿孔之义也。第五行叶、王均作“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十三字，按现拓及旧拓“万”字可见其仿佛，“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尚清晰可辨，余均模糊。《访古录》“宜”字下无字，第六行叶、王均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十四字；《访古录》作“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二日”十三字。按现拓及旧拓“孙”上似有一字，可能是“子”字，“宜子孙”为句。“十二日”各家均同，按现拓“十二”二字不清晰。第七行“酉”上亦缺一字，按碑文八月甲戌朔，则十二日为乙酉，酉上当是“乙”字，二上当是“十”字。如碑文八日一日开始凿孔，十二日完工，按此是凿孔设关，并非凿山开道，《访古录》误也。第七行叶作“乙酉直建纪此东乌垒关城□”；王作“乙酉直建纪屯乌累关城比”，按现拓作“”，王作“比”，《西陲石刻录》及《访古录》均缺。按新旧拓“城”下为“皆”字，甚清楚，与下文“皆将军所作也”为句。第八行叶作“将军所作也披”；王作“将军所作也从掖”。按现拓本“也”字下不全，“披”字尚清楚，“□披”疑为刻字工人。在设关住处往南约30公里，克衣巴杂附近，有古城遗址，以城中所出陶片证之，为公元2世纪所遗。与东乌累、关城修建年代相当，必为同时所建。若然，则刘平国既建乌垒又建关城。故碑文云：“皆将军所作也”，各家释此，均略去“城”字，似未允当。
又碑文中有“东乌累关城”字样，《访古录》遂谓刘平国所治之关城，即乌累国之关城，又谓其国属地当北至今拜属之明布拉克山，而建关于此。按乌垒国在轮台之东策特尔南，决不能至龟兹北境建关。又此关在龟兹国东、乌垒西北，此若是乌垒国之关，当云西乌垒关，不得云东，《访古录》误也。
又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云：“盖治关之诵本至‘纪此’二字而止。东乌累以下因此关而旁记前作他关事，非此关又名东乌累也。”（《观堂集林》卷二十，页十一）。按王国维以“纪此”断句，文义虽可通，但不如以“纪”字断句，“此”字属下文，文义较妥。碑文云：“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处纪字虽可解作记事，但不如解作纪纲或次序较妥。汉历每日之下纪建除并所值神杀，“历家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十二日，周而复始，观所值以定吉凶。”（《协纪辨方》引《历书》《流沙坠简》释一，页八转引）此言“直建纪”言十二日正轮次“建日”也。《淮南子·天文训》言：“建除满平主生”是“建日”为吉日，利于修建，故碑文言之。至是文义已完。“此”字当属下文，与“皆”字相应。“此东”为一逗点，言此关之东，尚有乌累与关城，皆为将军所作，乌累疑指博者克拉格沟水畔之石垒，以其色黑故称乌累，与“白屋”、“紫塞”、“黑城”以建筑物之颜色而得名者，同一意义，并非此关之名称，与西汉时轮台东之乌垒国为汉都护驻所毫无关系。关城当即指克衣巴杂附近之旧城，名黑太克尔，义谓汉人城，城距建关处约30公里，在关之南偏东，均旁博者克拉格沟水，沿岸之石垒亦在此线上，因沟旁均为石碛，不适宜于建城，故建关于沟口，而建城于平野。我又根据城中陶片，断为公元2世纪之遗物，是城与关修建时代约略相当（设关在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因此，则此城与关及沿岸之石累，必为同时所建。如关为刘平国所建，则此累及城亦必为刘平国所建。碑文“皆将军所作也”，用一皆字，可证刘平国不仅作关，还作城与累，故用“皆”字以统之。王氏未见原拓本，认为城下缺字当是“亦左”或“并左”二字，今据旧拓，“皆”字甚明晰，王氏误也。
其次谈到乌累与乌垒国问题。《新疆访古录》及王国维均以乌累由乌垒国而得名。《访古录》谓此地即西汉乌垒国所建之关，当然错误，已见前条。王国维谓东汉时莎车王贤分龟兹为乌垒国，乌垒仍属龟兹，故仍有建关之事，但未说明东汉时刘平国所建之东乌垒国究在何地，今以时考之，似不相及。莎车王贤灭龟兹，分龟兹为乌垒国，是建武二十二年事（公元46年），刘平国建关，为永寿四年事（公元158年），相距112年，如刘平国在莎车王贤时曾为之建关，则刘平国当时至少有30至40岁，至建博者克拉格沟之关时，刘平国当已有150岁左右，恐刘平国无此长寿也。今不从。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据我国传记所载，于阗都城之名，《汉书》及《后汉书》作“西城”，《魏书》及《唐书》作“西山城”。《汉书》落“山”字乎？抑《唐书》多“山”字乎？现已无可考。但据其所述都城四周之形势，盖为一地，且均为于阗之都城也。故今讨论，仍以西城为题，欲求西城位置，当仍以地形即河水为讨论之中心也。
《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中略）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计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会，俱北流。”
按《魏书》虽为北齐魏收所撰，至宋时已残缺不全。后人多取《北史》补辑而成。今《西域传》之文多与《北史》相合，是亦必取自《北史》。但《北史》城西之达利水作“十五里”，不知是否“十”字上落“五”字。又，《北史》与《周书》均作于唐初，而《周书·异域传》于阗条，无首拔河之记载。其文曰：“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俱北流，同会计戍。”
今参合《北史》、《周书》、《魏书》之文，各有歧异之点。其城西之水，《魏书》作五十五里，《周书》、《北史》均作十五里。《魏书》、《北史》记城东有首拔河，而《周书》则无之，已见上文所述。而《北史》、《魏书》均云树枝水一名计式水，与《周书》所称达利水，与树枝水俱北流，同会计戍，显有差异。《周书》之计戍，当即《北史》之计式，而《北史》以树枝与计式为一河，《周书》则为两河，必有一误。据《通典·边防》于阗条小注云：
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树枝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原误海）七百里，入计戍水，一名计首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
按《周书》、《北史》作于唐初，时西域之情形尚不明，记载或有乖讹。至杜佑作《通典》，杜为唐玄宗、肃宗时人，唐朝势力正拓展西陲，而杜佑族子杜环又佐高仙芝西征，见闻自确。而当时游方僧侣，率有记载，材料益富。故《通典》所述，当比较可据。若此，则《北史》城东三十里之首拔河，亦即城东二十里之树枝河，“枝”必为“拔”字之误，而“三”又为“二”字之讹。据《通典》所云，是城东只有一河，计式水当别为一河，即《通典》所称之葱岭南河也。《北史·龟兹传》云：“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与《通典》所称“北流七百里，入计戍水”，以距离言之，相差不远。则树枝河北流所入之计戍水，亦即龟兹南三百里之计戍水，即今之塔里木河，与树枝河即和田河不可混为一河也。上述古代之水路既明，则转述近今之河流。在现和田城东，有玉龙喀什河，西有喀拉喀什河。据《新疆图志》，现和田城，名伊里齐城，距玉龙喀什河八里，西距喀拉喀什河五十里。又二十里渡杂瓦河，至杂瓦驿。是由和田城东之玉龙喀什，至和田城西之喀拉喀什，共五十八里。若较《周书》城西水，与城东水距离，为三十五里，太少。若较《魏书》城西水五十五里，合城东水三十里，则为八十五里，太多。若以“三”为“二”字之误，亦七十五里，亦超出今之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相距之数。若吾人以现和田城之位置，即古于阗都城，形势虽相合，而两河之距离则不符约二十里，是必有为吾人所宜研究之点者在也。
近某些欧洲人及日本人，研究于阗都城问题，均自现有两河之距离起算，而白井长助君，依据桑原骘藏氏意见注58，根据《新疆识略》所载喀拉喀什城，至伊里齐城之距离七十里，以求合《魏书》五十五里，与二十里之合。于是，遂以喀拉喀什河，为《魏书》城西之达利水，以玉龙喀什河为城东之树枝河，在其中间求于阗国都城。实则此项推算，是错误的。喀拉喀什城，即今墨玉县城，在和田城之西北，不当孔道。据《新疆图志》，和田城西北七十里，喀拉喀什城，为和田支路，且在两河骈行中间，不能以东南西北为斜对之计算也。故白井长助之推算，实不合理。
斯坦因氏，在和田西约3公里姚头冈处，发现古址。于是基于《高居诲行记》所见河水与都城之距离数字，以姚头冈比测为于阗国之古代都城注59。按斯氏之引《高居诲行记》，系引自《图书集成·边裔典》所记。文云：
晋天福中，高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纪其探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源出昆山，西流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
斯坦因氏推测白玉河为玉龙喀什河，乌玉河为喀拉喀什河。以绿玉河为今新河，由此而勘定于阗国都之位置，为即今姚头冈所在地。日本人白井长助亦赞成其说。但细察之，亦不免有矛盾之处。《图书集成》所述高居诲之记载，与《新五代史》及《文献通考》所引河之名称虽同，但《新五代史》无里数，则《图书集成》所引高居诲载三河之里数，是否可据，为一问题。且与《魏书》所载两河相距之里数不符。盖《魏书》两河相距，为七十五里，而此则五十七里。白井长助疑为明、清人据今地形添增而成，不无可能。今据河水里数之推测，以定姚头冈为古代于阗国都，证据殊嫌薄弱。白氏质疑其称引，而赞成其都城者何耶？且姚头冈周围亦不过二三里，亦无城墙遗址可寻。今以所出古物证之，以陶器为最多，皆墓中之物。据当地人云，从前曾出大量人骨。据此，姚头冈为古时坟地，并非古城遗址。且于阗为大国，《新唐书·西域传》亦明言城方八九里，今地实不足以当之。故就考古学上说以姚头冈为都城，亦无根据。因此，吾人对于于阗国都，不能不另求他地以实之。
以河流为依据，研究国都，其方法不能谓不善；但河流可时而变更，若以现在之河流所经行者，指即古代之河流，殊嫌疏略。在西域各地，流沙漫衍，水道倏改，今之所见者一揆之于古，往往不合。故吾人研究于阗国都，若以河流为依据，则古时河流情形，有无变迁，亦必须加以研究也。
次述我之踏查经过。我于1929年夏，到达和田。初闻此地有古城二，一在和田城南15公里，名什斯比尔。一在城北20公里，名阿克斯比尔，墙基犹存。我先访阿克斯比尔。于6月12日下午，由和田出发，东渡玉龙喀什河，至玉龙八杂。转北行，约12.5公里，至吉牙八杂。北东行，约5公里至下吉牙。休息数日，继续向东北行。旁有干河川，北行入沙，流沙开处，瓦砾遍地。复东北行，瓦砾益多，街衢巷陌，尚可辨识。约行10公里，过一土墩，墩巅尚留房屋遗址，中夹炭渣，显被焚毁者。在北有一大干河川东北流。复逆干河北东行，两旁胡桐密织，古瓦砾甚多，表示为古时河流所经过。傍晚住于可可达坂。次日，由达坂西行，约10公里，至姚瓦克，为一庙基。有塔高约33米，中空，上圆下方，为土坯所砌。东西有角门可入，外绕以围墙，围墙高1米许。在北遗存泥塑残件甚多。为今春被德国人椿克尔所盗掘者也。转东南行，至苏牙小路，复沿干河，沙碛重叠，时断时续，转东南，至阿克斯比尔。西北距姚瓦克，不过15公里，行7小时，盖跋涉沙碛之难也。阿克斯比尔，原在沙碛之中间，瓦砾遍地，城西北之街衢巷陌，尚可辨识，现城墙只余北段，长约33米，高3米许，半为沙所掩。因天气热甚，未及工作。但此一带瓦砾面积之广，可以证明为古时最重要之一地。而所有古址，皆在干河两岸，南北散布，约10公里以上，如阿克斯比尔、特特尔以及沙碛中之瓦砾场，皆在干河东。姚瓦克可可达坂瓦砾场，以及北30公里之准博尔古址，皆在干河西。若此，则此干河与阿克斯比尔必有连带之关系，而为吾人研究于阗都城之注意点也。又在阿克斯比尔东南约10公里处，为大库木提，为当地人掘玉石之所，旁有干河川一道。由锁洛洼庄分出，东偏北流于项格尔巴杂西，阿克斯比尔东，直东北流。河床高约7米，宽约0.5公里，两旁沙碛迤逦，断续不一。现水已干，惟有泉水南流。当地人即在河中掘取玉石，最佳丽者为白玉带皮者，俗称羊脂玉，以言白润如脂也。现不多见，亦无开采者。据云，此干河直通旦当，沿干河中，均有玉石。在干河两岸，瓦砾地正多，颓垣遍野，为当地人在此一带拾金子之处，由库马提干河，距阿克斯比尔西之干河，约10公里，本地人相传云在千年前，玉龙喀什河由吉牙分出，流于阿克斯比尔之西，转北东流入河，此干河即其故道也。后水北流，此河遂涸。
今据我之踏查经过及传说，是玉龙喀什河，已西徙10余公里。则推测古时于阗城东之树枝河，宜以此二干河为标准，不能以现行河流为标准也。据《魏书》及《周书》，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今假定以阿克斯比尔为于阗故都，则库马提之干河，即古时之树枝水，亦即《高居诲行纪》中之白玉河。以距离言之，亦颇相合。盖库马提，距阿克斯比尔约近10公里也。树枝水确定，则城西之达利水，亦可同时确定。现喀拉喀什河，距现玉龙喀什河约15公里。若计至玉龙河旧道，适25公里许，与《魏书》所云城西五十五里之大水名达利水，亦颇吻合。则喀拉喀什河为古达利水，亦即《高居诲行纪》中之乌玉河。喀拉喀什亦即墨玉之意。因此，则喀拉喀什河，为《魏书》之达利水，亦可确定。至于吉牙北分出之干河，疑即《高居诲行纪》中之城西绿玉河，因此二干河，本为一河，即玉龙喀什河，初流经库马提，后又由吉牙分出北流。故至唐末，形成三河。而在唐以前，则仍为两河。故吾计算两河距离，仍以库马提干河，与喀拉喀什河计算。今以库马提与阿克斯比尔横断至喀拉喀什河，其距离适为37.5公里。与《魏书》中之树枝水与达利水之间之距离相合。因此，则阿克斯比尔，由两水之证明，即北魏与唐时于阗之西城或西山城，谅无可訾议之处。在阿克斯比尔附近数十公里内之古址，即瓦砾场，亦可表明此一带为当时于阗文化政治之中心区也。
既以河流为中心，叙述国都问题，次则附述与河流有关之方位问题。古传记中关于于田河流之方位有不可解者。例如，《水经注》卷二云：
（于田河）南源导于田南山，俗谓之仇摩置。自置北流，径于阗国西，……又西北流，注于河。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
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国人利之，用以溉田。
按据《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有甚难解之方位名词。一为于田河之南源。按南与北对，据《水经注》例所叙水源，皆以枝派流经之方位而言，则南源者，应即和田河上流之南枝也。必尚有西源或东源，而《水经注》均无记述。又事实上和田河，实为两源。一为喀拉喀什河，源于帕米尔东流入于阗境，转东北流。一为玉龙喀什河，源于于田南山。北流，至托洼克，与喀什河会为和田河。则《水经注》之南源者，指树枝水也。一为《水经注》之和田河西北流，注于河。及《大唐西域记》之王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按如以阿克斯比尔为王城，则阿克斯比尔之东南50公里，并无大河，且均为西北流之河水。近《新疆图志》以于田河（即克里雅河）当之，距离太远，且与于阗无关系。而玉龙喀什与喀拉喀什，均为北流水，旧时为东北流之水。然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究何所指也。今两书所述均同，谅非误字，亦非抄袭，是必别有原因也。至此，则应注意和田人关于方位之观念。
我由库车经沙碛之和田极北地，往托洼克，先问道于牧羊人。牧羊人云，沿河东行，即是。实则托洼克在其南，我们整一日均沿河南行也。又如我住河之东岸，彼等则云：“你等住在北岸。”又如彼等云：“由伙什拉什往东，至托洼克，东南至额瓦提。”实则为南至托洼克，西南至额瓦提。初以为当地人言之偶误，续因所询皆如此，乃询问其究竟。据说，此地分方位，以河流为主。河阴为北，河阳为南，此河皆南北流。因此，遂以南为东，以东为北，以北为西，以西为南。非以指南针之所指定方位也。
如上所举者，为当地人对方位之一般习惯称呼，且相沿已久。据此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河流之方位，盖本于当地人之称呼习惯，或得之于本地人之所传说，如现今和田人之方位观念也。故称河水为西北流，实则东北流也。而所谓南源者，实则西源也。所谓王城东南者，实则为王城西南也。设此推定不误，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之难解的水流方位问题，皆可得一解决矣。又以一事证之。我在前面说本地人称托洼克在和田河之东后，检民国五年参谋部出版之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舆图，绘托洼克于麻札塔哈之东，而实则托洼克在麻札塔哈之南。初不知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之如何错误，后方知新疆修志，是据本地人所言而绘，并非实地测量，而本地人以南为东，遂以致误也。再举一故事，《大唐西域记》述于阗建国之传说，称东土弟子，流徙居此东界，印度无忧王迁其豪族，出雪山北，至此西界注60。而《西藏传》亦记述于阗建国类似之传说，称：“中国之王子，瞿萨旦那，率一万人赴西方，来至和田之Me-Skar，当时印度达摩阿输迦王之宰相耶舍率七千人来自于田河之下流。后瞿萨旦那之从者于南方访见宰相耶舍之幕帐，于是瞿萨旦那乃率从者，来至于田河南，Hang-gu-jo地方，与耶舍会见。”注61其所称之王名，与《大唐西域记》所述之同异问题，暂置不论。现就其所述方位言之，则彼此互歧。《大唐西域记》之东土帝子，无疑即是《西藏传》所述之中国王子瞿萨旦那。《西藏传》记述之印度达摩阿输迦王宰相耶舍，无疑即《大唐西域记》中无忧王所迁出之豪族。《西藏传》又云：“瞿萨旦那与耶舍和睦之后，瞿萨旦那之中国从者，居于于田河下流及Mdo meskar与Skamshed之上部。宰相耶舍之印度从者，则居于于田河之上流，与Rgya及Kongdzeng之下部。两地中间，为中国人与印度人杂居。后乃共筑一城。”观此节所述，亦是以和田河之上流为南，下流为北。而共筑之都城，即在河流之中间。然则《西藏传》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有异乎？非也。《西藏传》之下流（北方），即《大唐西域记》之东。《西藏传》之上流（南方），即《大唐西域记》之西。盖《大唐西域记》本指南针之方向而言，而《西藏传》本地人以河水分方位而言也。若此解释不误，则《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之大河西北流，可以得其解释。即所谓西北流者，实即东北流也。同时，在《大唐西域记》中所举者，尚有二庙：一为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昆卢折那阿罗汉建也。一为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褾伽山，于崖谷间建一伽蓝。今若以阿克斯比尔为国都，向南或西南10——20公里以内，寻觅庙基及山丘，均不可能。若以西南或南作当地人之水位方向解，则在阿克斯比尔西北有二古庙基。一为姚瓦克，一为可可达坂之古址，均距阿克斯比尔约5公里，或10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述之里数相符。惟《大唐西域记》之瞿室褾伽山，在和田西北一带，实无此山。故斯坦因乃转求之乌杂提对面之山注62。我意当时于阗人所称之山，非必石与土方称之为山，即沙堆阜亦可称之为山。若是，则可可达坂之沙阜，亦可谓之为山也。例如《大唐西域记》所述之葛劳落迦城故事，其实为一大沙堆阜，但因其形势，亦称为山。故我疑瞿室褾迦山，亦是类此之沙堆阜也。
以上所述，皆以本地人水流辨方位之说，推测古传记中所记方位之与今地方位之不合者，若此说可立，则我之以阿克斯比尔为于阗国都，得不少佐证也。总之，真实之地形方位，有与记载不符且互歧者，如《后汉书》称葱岭以东，惟于阗、鄯善最为强大，是于阗在葱岭以东也。然《魏书》则云：于阗在葱岭之北二百里，谁是而谁非耶？《汉书》于阗南与婼羌接，《魏书》则云：于阗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将谁是谁非耶？至此，若以本地人称呼之方位，以南为东、以东为北而解释之，则不能不疑为《魏书》之所本，实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均同也。
按《大唐西域记》所述瞿室褾伽山（唐言牛角山），斯坦因氏指乌杂提对面Kohmarimazar山，为其地。但此地并无寺庙遗迹，不如玉龙喀什河畔小库马提之山为瞿室褾伽山，其寺庙遗址，即当时所建之伽蓝，较为合理。但此地在姚头冈之东南，与《大唐西域记》所述在王城西南之语不合，里数亦不符。白井长助君致欲迁移王城位置，以就斯坦因氏所云，亦非得计。要之，《大唐西域记》所述王城四周之伽蓝，其方位不必尽与指南针之方位相合，而多从土语。例如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今由斯坦因氏在旦当鄂利克，发现鼠显神之画版，知鼠壤坟在北而不在西，是其例也。故斯坦因氏强指姚头冈为于阗王城，而在王城西南觅瞿室褾伽山，又在山之西北觅王城，实有未妥也。
（原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
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
一、焉耆国都问题
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首见于《汉书·西域传》。法显《佛国记》作乌夷，《大唐西域记》作阿耆尼，皆指古之焉耆。清朝及民国仍名为焉耆县，现属巴音郭楞自治州，州治设库尔勒，县治设喀拉沙尔，但古时国都并不在此。《汉书·西域传》：“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后汉书·西域传》称王居南河城；《后汉纪》作河南城。疑南河城或河南城指城的位置言，或汉人所命名，其本名当仍为员渠城。《魏书》万度归讨焉耆进军向员渠，是在后魏时国都仍名员渠也。问题是焉耆员渠城今在何地。徐松《西域水道记》指四十里城市东之旧城为古员渠城。我在1928年7月曾前往查勘，旧城遗址在四十里城市东约20公里许，位于一草滩中，名博格达沁。城基尚存，周约3公里，似为土坯所砌。城已荒芜，苇草丛生，除间有粉红陶片外，无其他遗物可寻。城西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我在土墩上曾拾得开元钱半枚，铜片数块。由遗物及城墙建筑来说，显为唐代遗址。员渠城为汉代遗址，时代不相及，徐松之言似不可据。然则员渠城究在何地耶？解决焉耆都城所在地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根据遗物；其次当求之地形。试以河流为中心探员渠城之所在。《水经注·河水篇》叙海都河与员渠城之关系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导。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按《水经注》所叙河流，校以今形，略有变化。按左水疑即今小珠勒都斯河，右水疑即今大裕勒都斯河，两河在山中会流后，出山称为海都河。东流于喀拉沙尔城西，转至城东，又东南流入海，与《水经注》称“右水东南流，分为二水，左右焉耆之国”之语不合。现就实地考察的情况来叙述这一问题。先是我在霍拉山工作时，一蒙古人称河南岸有故城，愿导我往观。乃于1928年6月尾前往，由霍拉山口向北行，经过两道干沟，越一沙岭而至锡科沁大渠。复北行二十分钟即至一沙岭，西北南三面皆大山环峙，中为一平原，沙岭即突起于平原的中部，海都河流行此岭之北，锡科沁大渠经流于此岭之南。有二旧城遗址即建立于沙梁上。一建于岭之西，作矩形，北墙滨干河边，已颓圮。南墙东墙尚存约1米多高，南墙长约113米，东墙长约90米，城内满布石子，不见任何遗物。其东一遗址建在沙岭北麓沿干河南岸，为一横长椭圆形，北墙遗址尚存，长468米，中宽48米，两头及中间断断续续尚有若干土堆和房址，形成一线，间有红陶片，显然为古人居住聚落。此外在海都河南岸另有一旧城遗址，墙基尚存，基础用石累砌而成，南北长约121.2米，东北约90米，城中已开垦成熟地。城西南隅有一土墩屹立，城中间有房屋遗址，在此掘出泥塑佛像残件。城之东面另有一围墙，墙高1米，南北长约37.2米，东西约84米，另有墙壁以石为基。两城中陶片皆作红色，与沙岭北遗址中之陶片同。北距海都河约2.5公里地，可望及之。与沙岭旧城斜对，相隔约2.3公里。北望河北岸旧城历历如画，很显然这些遗址在古代焉耆国历史上必有其重要意义。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此作较大规模的发掘。没有地下遗物来作为推断此遗址性质和时代的根据，现仅能就其周围形势作一初步探索。现在沙岭北遗址旁之干河，据本地人说，此干河上自海都河分出，东南流入海，又博罗海有一沙河亦自海都河分出，流于城西转东南流，绕沙岭之西南，下流经锡科沁转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如此，是海都河自出山口后，分出左右二支水，环绕此城。左水即沙岭北麓之干河，流于城北转东南流者，现查墩渠即为古时水道之标识。右水流于城西，即博罗海之沙河，现锡科沁大渠为古时水道之标识。我在明屋考察时，发现明屋旁有一旧河道，据说即博罗海之沙河由锡科沁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者也。是两河至锡科沁已合为一河，经明屋西南流入海。此河沿岸遗址如锡科沁旧城及明屋佛寺皆其较巨者。现左右二水均竭，只存海都河本支东流入海矣。由这河流的形势及遗址位置，与《水经注》所云“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情形完全相合，可能即是古员渠城遗址。当然就现有遗址来说是很零碎，断断续续不能得出古城的全部面貌。但时期距今两千年，河流迁徙冲刷，加以人为的挖渠掘土，古城建筑遭受破坏，事实上不会有一完整古城如高昌旧城也。
除此城外，在河北岸尚有一古城。距河岸约2公里，有内外两城；外城周1140米，内城周360米。城墙只余基址，高1米左右，城内外为水冲刷，地面布满小石块，街衢巷陌已不可见，间有红陶片，与曲惠及阿拉癸沟中相同。时代当较早，本地人名城为唐王城，可能至唐代尚存在也。城北2.5公里处有土阜四处，疑为古代房屋或庙宇遗址，吾人掘其土阜之一，发现残佛像，盖亦废寺也。此城与河南岸旧城遥遥相对，相距不过5公里，疑同属于焉耆国都。《后汉书·西域传》称其王居南河城，有海水出入四山之内，周围其城三十余里。《新唐书·西域传》焉耆条：“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如焉耆国都范围为三十里，当不是指一城，而是包括海都河南北两岸所有遗址而言。如所推论不误，是焉耆占据博斯腾湖西北平原上，适与《通典·西戎传》所谓斗绝一隅者是也。
二、尉犁、危须国都问题
其次再谈尉犁、危须国都所在地问题。如《大唐西域记》所云，焉耆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当指以兼并尉犁、危须二国而言。在汉时尉犁、危须各自有国，据《汉书·西域传》云“焉耆南至尉犁百里”，是尉犁在焉耆之南。又危须条云西至焉耆百里，是危须在焉耆之东。先谈危须。仍引《水经注》所叙敦薨水校以今形势，来说明古危须国位置。《水经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导。……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浚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称：“今哈布齐垓河东南流，当喀拉沙尔东北，分为二水，合海都河。”董祐诚以现哈布齐垓河当东源是也。但分为二水均入海都河与我所考察者微有出入。当我由哈拉木登往游巴龙台。巴龙台为蒙古喇嘛教圣地。于7月11日发自哈拉木登，向北行约30公里，驻哈布齐垓山口，有哈布齐垓水自山口流出。12日沿哈布齐垓河北行，约35公里抵巴龙台后沟驻焉。此地为三水总汇之区。盖哈布齐垓有三源，东源为巴龙台水，亦称巴龙哈布齐垓水，蒙古寺庙及王府建于此水之旁；西源为乃任哈布齐垓水，“乃任”蒙古语西也；正源为乌拉斯太水，出自大山，南流至巴龙台，三水会合南流。出沟口后分为二支，一支东流经何腾苏木地至六十户入海。当我由吐鲁番赴焉耆途中，路过清水河之西约10公里，有水积为小海子，本地人修二桥以渡行人，即其东支也。不过在秋冬水小，仅能灌地，无余水入海。一支东南流。在喀拉沙尔附近入海都河，与《水经注》二水俱入湖之情形略异。但以哈布齐垓水为《水经注》中敦薨水之东源，则无可疑。如然，则现清水河为两国分界线，以东属危须国地，以西属焉耆国地也。再征之遗址，在曲惠西北0.25公里许，有古城遗址。墙基犹存，东西98米，南北75.5米，墙高3.3米。城为红土所筑，顶为土坯所砌。城中红泥陶片甚多，且有红底黑花之彩陶片，并曾觅得小铜片及铁块，亦不见其他遗物。然就红陶片来说，当为公元前后遗物，疑即汉时危须国都城所在地。除此城外，再无其他遗址可以相当。在北魏时称为左回，《魏书·西域传》云：“太平真君七年诏万度归讨焉耆，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围员渠。”左回即曲惠，为一声之转。万度归由东来，先至左回城，时危须已并入焉耆为左回县，故万度归据之。如然，是危须在焉耆之东，据博斯腾淖尔东北面平原。但《汉书》称危须西至焉耆百里，现由曲惠至哈拉木登约二百里，所记里数不合。但如由六十户即哈布齐垓河（敦薨水东源）南入海处起算，则距离约略相当，但此一带无古迹。疑《汉书》所称之百里，指达其国境所言也。
其次再谈尉犁国地。古代尉犁国究在何地？是一哑谜。《水经注图说残稿》称：“尉犁正当今布古尔地。”民国年初在库尔勒南设尉犁县，皆以尉犁在库鲁克山和天山之南，均与汉时尉犁位置不符。现仍根据《水经注》来探讨。《水经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径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据《水经注》所云，校以今形势，是尉犁在湖之西，沙山之北。现海都河自入博斯腾湖后，复由湖西南隅溢出为孔雀河，西流至哈满沟入库鲁克山即沙山，转南流经铁门关出山口，流于库尔勒之西，复转东南流，折东流为库鲁克河，入罗布泊。《水经注》叙敦薨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海当即指由西海溢出之孔雀河。是尉犁城应在由博斯腾湖溢出西流之孔雀河水以北，即紫泥泉子一带。沙山即今库鲁克山；铁关谷即铁门关，因山中出煤出铁，旧设有铁厂，故有铁门关之称。再征之历史，《晋书·西戎传》称，张骏疆理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败熙于贲仑城，进屯铁门关。未至，熙要之于遮留谷，植击败之，进据尉犁。贲仑城当即库尔勒附近之旧城。遮留谷当即哈满沟中之狭谷。铁门关疑即沟之狭口处，现称为铁关口，竖立一牌坊，上书“古铁门关”四字。是张植自南来，故先败熙于哈满沟，再进至尉犁。是尉犁在哈满沟以北也。然则尉犁今在何地？试再征之古迹。
我由哈拉木登考查完后，返四十里城市驻处。7月初，本地以拾金子为业之猎户那卡，愿导我往观附近之遗址。由此地往南偏西有大道至库尔勒，沿大道南行约二三公里之地，即遍地沙丘，上生红柳。在这红柳冢中时现红土阜及泥滩，滩上满布古陶片。土阜有用土块累成，本地人称为炮台，实即古烽墩之倾圮者；亦有露出墙壁者，必为古代房屋之遗址，均与沙阜及红柳冢相间杂。自此地往南至紫泥泉子，西至明屋，东至盐池，东北至白土墩子，即海边周约15公里皆为此种沙阜及土堆所散布。本地人每于大风后即往红泥滩上拾金子及古铜件，多有所获。我等来此亦随手拾碎铜片、古钱、蛤贝、石矢镞、残瓦鬲、红陶片等。陶片色红而粗厚，石矢镞打制颇细，与罗布泊北岸所拾者同。瓦鬲仅得一足。由于这些遗物出现，可断定此地确为公元前后之遗址。或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此地已有居民。又在沙丘之旁，时露出磨石残块，及汉“大泉五十”与唐“开元通宝”，是此地自汉至唐代均有居民。由于陶器及磨石出现，及紫泥泉子尚存旧渠道及阡陌遗迹，可证此地古时又为垦殖区。在此址之南偏东约5公里，地名土子诺克，发掘一古坟，死者埋葬于一宽长之土垣中，并无棺椁，与罗布泊北岸墓葬形式相同。吾人在死者身旁发现铜镜一、帽饰一及陶器等，皆为公元前后之故物。此遗址邻于盐池之旁。由此往东南，地势低洼，形成一小海子，在湖之西，现已干涸。疑即《水经注》中所称之西海，在古时此海与东海相联。在盐池西北面有土墩七座，皆用土坯所砌，现已倾圮，然本地人仍在此一带拾金子及碎铜片等。这些遗址均在盐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虽然零星散漫，没有有规模的古城或建筑物；但由其区域之大，散布之广，必为古时一国之重要聚住区。然则属于何国？徐松等据四十里城市之旧城，定为焉耆之员渠城。我当初也曾一度同意其说。后在盐池发掘时，于附近发现一小海子，证明博斯腾湖古为东西两海。现西海已涸，东海且向北移，当然这是由于海都河改道的原故。所以根据《水经注》，西海近尉犁国，国治尉犁城之语，及历史事实，可假定盐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之广大遗址群为古尉犁国也。一者《汉书·西域传》称尉犁在焉耆之南百里。如以哈拉木登为焉耆之员渠城，则四十里城市适在其南，距离亦略相当。二者据《三国志·魏志》注，尉犁在三国时已并入焉耆。北魏太平真君时万度归讨焉耆先据左回、尉犁二城，进围员渠。则左回即曲惠，左回在东，尉犁在南，而员渠在西，故万度归采取了包围的战略。三者如以四十里城市东之遗址当焉耆员渠城，则尉犁势必推之库鲁克山以南，今库尔勒一带。当然库尔勒附近是有二古城，如狭尔乱旦旧城、玉子千旧城，但不能证明为古尉犁城，或许是熙被植所败之贲仑城，故以尉犁在山南，是与当时情形不合，且亦与历史事实不符。故不采徐松之说而另行推定。当然真确判断，必须有待于考古学上之发现，以及地下遗物之印证，吾人今日所论者不过一比较合理之假定而已。
以上是专就汉、魏、南北朝情形作研究，隋、唐以后如何，我想提出几点矛盾，来作研究这一问题的线索。
国都大小问题。《魏书·西域传》云：“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国小人贫。……”《周书》、《隋书》焉耆传均与《魏书》同。《魏书》虽为魏收所作，但多散遗，后人采《北史》补之。但《北史》亦为唐初所作，所引用者必为旧材料，仍然可信。但《大唐西域记》称：“焉耆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众流交带，引水为田……。”《大唐西域记》根据玄奘亲历而作，所言当不谬。然则一称国小都城方二里；一说国大都城周六七里，究竟谁是？据慧琳《一切经音义》所云：“阿耆尼国……汉时楼兰、鄯善、危须、尉犁等城皆此地也。或迁都改邑，或居此城，或随主立名，或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或丘墟。”（卷八十二）按慧琳为疏勒国人，称本土形势当有所据。惟将楼兰、鄯善亦并于焉耆恐误。《通典·边防》西戎条云：“焉耆今其王龙姓，即突骑（支）之后，尽并有汉时尉犁、危须、山国三国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卷一九二）是在唐初除尉犁、危须早已并入焉耆外，又并有墨山国，而与鄯善接壤矣。疆域既扩大，则国都势必需要建立在适中之地以便控制全境，不可能仍居斗绝一隅之员渠城也。今以焉耆至龟兹之距离论证，据《汉书·西域传》，龟兹至乌垒三百五十里，焉耆至乌垒四百里，《水经注》所云亦同。是焉耆至龟兹七百五十里，若由尉犁至龟兹，当为六百五十里。按《汉书·西域传》渠犁条：“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此条自武帝初通西域以后，均言龟兹事，当为龟兹传原文；后人移至渠犁传内。若然，则龟兹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与焉耆、龟兹各传均合。再以唐人记焉耆至龟兹里数来说，贾耽《道里记》云：“由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共六百三十里。”又慧琳《一切经音义》云：“焉耆即安西四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根据此两则，虽所谈距离有差异，但已不是汉员渠到龟兹里数，而与尉犁到龟兹里数相接近，则唐时焉耆国都必已向南移至汉尉犁国境内。或今四十里城市东2.5公里之旧城，为唐时焉耆国之都城也。现由库车至四十里城市为311公里，合六百二十二里，与唐贾耽所记里数仅差八里，则以四十里城市东之旧城为唐时国都，谅无不合。现四十里旧城周约3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记相合，且有开元钱，亦可证明其为重城也。但《大唐西域记》称：“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是从焉耆到屈支有九百里。但玄奘此记不甚清楚，二百余里到何处，西行平川七百里自何处开始，颇为模糊。渡二大河是哪两河，颇觉费猜。如丁谦所云以苦水河为界，则到库车不过四百余里，也不是大河。我想渡二大河必是指古之海都河及铜厂河。海都河出山后向西流于库尔勒之西，至渠犁之西即今库尔楚之南折东南流入塔里木河。铜厂河与渭干河会合后，东流至乌垒城里（今策特尔南），东南流入塔里木河，如渡最后一道河处，当在乌垒之西，即今策特尔南。据《汉书·西域传》由乌垒到龟兹也只三百五十里，就如徐松所云：以三字为五字之讹，改为五百五十里，仍没有七百里。因此我疑《大唐西域记》之七百里，乃指焉耆至龟兹之总数，或七字为五字之讹，不然决不至相差如此之大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一、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
罗布淖尔为蒙古语。蒙古呼海为“淖尔”，“罗布”是地名。源于唐之“纳缚波”。《大唐西域记》云：
由且末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据此是“纳缚波”为国名，在唐初已灭亡矣，故称“故”。英国斯坦因（A.Stein）于公元1907年，在密远古堡中发现藏文残纸甚多；内著录不少地名，中有名大纳布城（Castle of Great Nob）、小纳布城（Castle of Little Nob）者。“纳布”与玄奘之“纳缚波”（Na-fu-pa）译音相近，显然为中古及近古时用于罗布全区之名注63。按“纳缚”据法国伯希和说：为梵语（Sanscrit）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注64。是藏文中之“纳布”与梵文中之“纳缚”不能谓无关系。但近世之“罗布”及元初马可波罗所经过之“罗不”，是否与“纳缚”同一义意，为一问题矣注65。又罗布淖尔在中国古代传记中，其名略异。首见于《山海经》者，称为“ND836泽”。《西山经》云：
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
又《北山经》云：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
按敦薨之水，即今焉耆河，下流为孔雀河，流入罗布淖尔，是罗布淖尔古名ND836泽也。ND836音黝，黑色之义。郭注《西山经》云：“ND836，水色黑也。”据此，是ND836泽以水之色言。《史记》则称为“盐泽”，《汉书》则名“蒲昌海”。《史记·大宛传》云：
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又云：
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按《史记·大宛传》，作于汉武帝时，所称于田东流之水，即今塔里木河及车尔臣河，均东入罗布淖尔。古代相传塔里木河为黄河初源，至罗布淖尔后即潜行地下，其南出积石山为黄河云。是罗布淖尔在汉武帝时名为盐泽也。后汉班固作《汉书》时，则又颇异其名。《汉书·西域传》云：
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至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
《水经注》则又有牢兰海之名。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田于东（编者按：原作东于，据赵一清校改）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ND836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兰海，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是罗布淖尔在唐以前异名甚多。据《水经注》解释盐泽之义曰：“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是盐泽因其水含盐质而得名。其解释牢兰海之义曰：“楼兰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海为牢兰海也。”据此是牢兰海以事言。我意此乃《水经注》附益之辞。牢兰当为楼兰之转音。因泽在楼兰国北，故以国名名海；并非因迎送汉使之故也。蒲昌海、辅日海、临海未知其取名之由，疑皆以地名名海也。惟汉之“楼兰”或“牢兰”，与唐之“纳缚波”，元之“罗不”诸名称，是否有因袭关系，其变化程序若何，伯希和氏尝提此问题而未加解释。但据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及密远废墟所发现之文献，楼兰在罗布淖尔北部，为魏、晋以前之地名。纳缚在罗布淖尔之南，疑为后期之地名，虽同一国之地，而地点不同，时代亦异，其名称当不能一致。伯希和释纳缚梵语为新，极可注意。新与故对，必在形势转变之后，另立一新名也。
罗布淖尔本为海水之专名，今则以之名地。凡库鲁克山以南，阿尔金山以北，古玉门、阳关以西，铁干里克以东，在三面山丘围绕之中，有一片低地，完全为盐壳所覆盖。据斯坦因氏测量，自西南至东北257.5公里，最宽处为145公里左右注66；即吾人所称之罗布区域。在史前时代，本为一咸水海，当中亚气候尚未干燥时，容纳塔里木河水流；后渐干涸，仅存一小部分之咸水湖，其余均变成盐层地带或沙漠。
二、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间有一大河名塔里木河东流。在公元1921年前与由博斯腾湖泄出东南流之孔雀河会合南流，经铁干里克，又南流会车尔臣河东流入罗布淖尔，形成两湖：东曰喀拉库顺，西曰喀拉布郎库尔；在今若羌之北，罗布庄之东。但中国旧地图，则绘罗布海子于北岸，即在库鲁克山南麓注67。清光绪间（公元1876——1877年）俄人蒲里兹瓦尔斯基（Prejevalski）发现此湖在罗布区域南部，与中国旧地图所绘海之位置，纬度整有一度之差，遂谓中国旧地图上大误。德国地学家李希荷芬（Richthofen）不然其说，谓中国旧地图曾经调查，必非臆造，或另有一支流入罗布区域北部，而为蒲氏所未见也，遂引起地学上不少之争论。如英国斯坦因、美国亨亭登（Huntington）等均对于湖水有所推拟。1900年斯文赫定博士赴罗布淖尔考察，自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测量水准，在楼兰故墟附近发见有一片洼地，推论海水将来有恢复故道之可能。1927年我到新疆考察时，在1930年春于吐鲁番工作完后，向罗布淖尔前进。4月2日，发自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6日至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罗布淖尔已水云相接。极目无际，知海水已返北矣。复南行，累过土阜地带，约15公里，即遇溢水，即库鲁克河之末流入海处也。时河未归道，溢水四出，形成若干小池，枯桐、柽柳仍倒置水中，尚未复苏，而芦苇已有新生之象矣。循水东行，水势渐大，累阻行程；终乃达一较宽阔之水面，当地人称为大老坝。坝东北两岸剥蚀之土丘，重叠起伏若城郭，皆作东北、西南向，必为剧烈之东北风剥蚀所成无疑也。绕过大老坝，最后到达一三角洲，三面环海；一洲伸入海之中央，即我所发现之“烽火台遗址”，定名为“土垠”（Tuken）者是也注68。东南望，海水无涯际。盖已至海之北端矣。土垣峙立于海中，鱼凫翱翔于水上，洵为海景奇观。又绕海东岸南行，得一古烽敦。五铢钱散布极广。因食粮缺乏，未及再沿海东行，为一遗憾耳。及1934年我第二次复往探查，出库鲁克山之鲁戈斯特，直南行，抵孔雀河岸。河宽近70米，两岸柽柳丛生。水深可以行舟。复沿河东行，达我第一次所踏查之地，则水已入河故道；无前次泛溢之患。而河岸之柽柳已欣欣向荣。前之剥蚀土丘渐已溶解于水中，化为泥滩。此第二次发见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也。我两次考察，均困于经济与粮食，未能充分工作，作沿海之测绘。当我第一次考察完后，1930年秋返平；即以发见罗布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及考察路线略图，报告于北平学术界。复经雷兴教授（Prof.T.Lessing）译为德文，转告于欧洲学林。1931年春，郝勒（Dr.Hörner）及陈宗器君根据我之报告，重往查勘；并确定我所发见遗址之经纬度（图一）。1934年，赫定博士又往测绘地形，罗布淖尔新海之地形图遂益臻精密。
图一 最近水复故道之罗布淖尔
三、水道变迁时代之推拟
古海恢复故道已如上述；但何时在北岸，又何时南迁，诚为研究罗布淖尔之切要问题。试检查中国古籍如《山海经》、《史记》、《汉书》所载，甚可相信古海确在北岸。现以地文学上之证据，亦相信涸海沿岸之泥层，为古海水之沉淀物。但古海何时在北岸，其位置若何？在吾人发见水复故道以前，尚未得一真确之解答。自斯文赫定博士发见楼兰故址，并在附近发见一大片低地，较喀拉库顺为低（喀拉库顺海拔815米，楼兰附近海拔810至777米）注69。推论从前曾有湖泊，楼兰城在其北岸，证明中国旧地图绘海子于北岸为非误。以后美国亨亭登、英国斯坦因均在楼兰故墟有所考察，据其所发见之文书，皆在公元263——267年，相当于晋武帝时。又赫定所获文书中有“水大波深必泛”之语注70，是在楼兰兴盛时，孔雀河中尚有水，经流楼兰城附近入海也。又日人橘瑞超氏亦于1910年在所获文书中有“海头”二字。由以上古物之证明，则海水在1600年前，即公元3世纪时，积于楼兰遗址附近，可以确定。但在汉初，即公元前后，水积何处？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所得古物中，均不足以证明此点。盖楼兰遗址为纪元3世纪所遗留，无一汉物。则汉时此地是否有居民，及河水是否经行楼兰以入海？未可定也。我在1930年除见海水复故道之外，又在海北岸发见古烽火台遗址，并掘获木简多枚，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及成帝元延五年（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号，是在罗布古址中所得最早之文书，距今已1960余年矣。而此遗址适在海北头一三角洲之海湾中。不唯可以证明此地在西汉时之繁荣，而且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海水之位置。又由其附近之大道，更可窥见当时道路绕海北岸及沿河西行之情形。自有此古物之发现，则现所见海水之复故道，可以说所复者为2000年前后之故道，即《汉书·西域传》所称之古蒲昌海之故道也。是不惟赫定所推论海水积北岸之假定实现，且提早400余年，而其位置亦偏向东北矣。并足以证明《史记》、《汉书》及《水经注》所记真确无误。
至海水何时南迁，其移徙之情形若何？因未赴罗布南部考察，未能得一真确解答。但钩稽中国古籍所述，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读者参考。按以古物学上之证明，检查我所发现之文书，终于汉成帝元延五年。时成帝仅元延四年，五年已改元为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由此可知我所发现之遗址在公元后似已被放弃。赫定所发现之遗址其文书止于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据斯坦因所述，文书上有作“建武十四年”者注71。建武为东晋元帝年号，仅一年，即位后，改元大兴。照推应为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乃前凉张氏仍奉元帝年号也。虽石虎亦改元建武，但张氏并不援用后赵年号。如此，则楼兰遗址之放弃，应在公元330年或以后也。此两地放弃之原因，是否由于水道之变迁，固不能确定。但居民必与水有密切之关系。盖水道变迁：一方面由于自然之变化，或河流改道；但间接关于人为之力最多。如有居民之地，则人民谋水利之引导开淤启塞，多有裨益于水道之流通。且植树平沙，亦可以阻风沙之壅塞，而致影响水流。反之，若有水无居民，或有居民无水，均足以引起地理上之变化，使水道变方向或干涸。是遗址被放弃以后，直接间接均可促使水道变迁或改道，此事理之必然也。据此，此海水之移徙，必与遗址之放弃同时，或在后，可以推知。然则移徙于何处，其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按罗布淖尔所受水：在北者为孔雀河，即海都河之下流；在南者为塔里木河与车尔臣河合流之水。在1921年以前，孔雀河至铁干里克南流入塔里木河会车尔臣河后，东流入罗布淖尔。故淖尔在南，而北部干涸。1921年以后，孔雀河水复故道，至铁干里克附近德门堡转东流入涸海。水既返北，故南部干涸，此最近时事也。在汉、魏时，水积罗布北岸，是当时孔雀河水亦必径向东行。然则自晋、宋以后，河流之情形若何？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也。考《汉书》所云：罗布入海之口，仅为一河。《西域传》云：
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
据此是和田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海。海都河与车尔臣河虽未述及，疑亦与葱岭河会流东逝也。及《水经注》卷二所述，则分南北两河入海。其叙北河云：
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北河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
又述南河云：
河出葱岭自歧沙谷分流。南河又东与于田河合，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
又引《释氏西域记》曰：
南河自于田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综合郦道元所述，显示塔里木盆地有二大河东流入罗布淖尔：一为北河，一为南河。北河则称：“径楼兰城南，东注于ND836泽，即经所谓蒲昌海。”南河则称：“径流鄯善国北，东注泽。”叙北河所入之海，则曰：“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叙南河所入之海，则曰：“牢兰海”，“泽在楼兰国北。”其所称之蒲昌海与牢兰海，是否同为一海，或为两海因地而异名，道元均未加以诠释，但如道元所述，罗布淖尔所受水，确系二道入海：一在北，即楼兰城南；一在南，即鄯善国北（图二）。其情形甚为显然。郦道元为北魏时人，所据材料必为当时之著述。如《释氏西域记》，我亦疑为晋、宋间作品；则所论之罗布淖尔情形，必为道元当时之情形无疑。由是言之，是罗布淖尔自东晋以后至北魏之末（公元330——528年），水分两道入海：南道之海在楼兰东故城之北，即在今密远县北；北道之海在龙城西南，若南北同注一海也。则北魏时之海水较汉时已南徙。北岸始于赫定所发现楼兰遗址之东南，南岸伸张于密远之北矣。其形势当亦为南北纵长也。
图二 魏晋以后蒲昌海之推测 （据《水经注·河水篇》拟绘）
但由其受流海口之不同，影响于海水之伸缩与变迁至大。当其水大时，固可联为一海；及其干涸，或为风沙所阻塞，有截为两海之可能。如道元所述，是否能保持一海之原状，永久不变，固为一大问题也。故自隋、唐以后，罗布淖尔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过去旅行家之著述，多详于神怪而略于环境。晋释法显由敦煌至鄯善，记沙河中之情形，不言有海。唐释玄奘由西域取经，回程经纳缚波故国，太宗使敦煌官司迎于流沙，亦不言有海。岂讳之而不言欤，抑实未尝见欤？实使吾人苦索不得之问题也。但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则罗布淖尔又有著矣。《地理志》附载贾耽《道里记》云：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当据《沙州图经》作“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
按七屯城据《新疆图志·道路志》密远注云：“此处有古城，周三里，北距罗布淖尔一百里。疑即汉鄯善国之伊循城也。”至于石城镇，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沙州都督府图经》断片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城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据此是密远即汉之伊循城。唐之屯城又称小鄯善，石城镇又称大鄯善；康艳典所据者也。由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是海之南岸在今密远东北，但又称石城镇在蒲昌海南三百里。是海水又在卡尔克里克以北三百里也。据其所述，若非所指者为两海，则隋、唐时罗布淖尔之情形又大变矣。盖此时海之北岸达阿拉竿驿附近，而南岸将及于喀拉库顺矣。其形势则为西北向东南扩展之斜长也（图三）。至如何造成此种形势，贾耽虽未加解释，但亦必与河流有关。若使所推拟形势不误，则当时北岸之孔雀河，至铁干里克时，必已不复东入涸海，而转东南流与塔里木河会流入新海也。车尔臣河则东北流入新海之南岸。水大则两海合而为一。《辛卯侍行记》营盘海子注云：“周约三十余里，西南平沙宽广。相传此处原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疑古时此海与蒲昌海合也。”虽所述为清中叶情形，然甚可以之解释隋、唐时之罗布淖尔也。据此，是隋、唐时（即公元7世纪至9世纪之末）罗布淖尔水道较汉时不惟形势变异，亦且东西逆转矣。
图三 唐蒲昌海之推测 （据《新唐书·地理志》拟绘）
宋、元以来罗布形势如何，有无变迁，记载缺乏，无可稽考。但马可波罗旅行西域，经过罗布镇以至沙州，并未提及有海子事，其《行纪》第五六章云：“罗布是一大城，在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须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然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饮……。渡沙漠之时，至少有二十八处得此甘水。”按罗布大城，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附近旧城，或在其北之罗布村。据此，是元时卡尔克里克之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并无海水；则海水必仍在北岸如隋、唐时之地位，尚未南迁。由沙漠中之甘水区可供五十人或一百人饮料之语，必指干河中之余水；而沿岸之“沙山沙谷”，表示为古河床，现已干涸，变为沙谷矣。据此，是宋、元以来之车尔臣河仍东北流，不入喀拉布朗库尔，可以推知也。
明、清之际，碛路闭。罗布淖尔情形如何，已无可稽考。清初康、乾间，因军事之进展，罗布淖尔复见记述。《河源纪略》卷九云：
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西偏众山水，共六大支。绵地五千里，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碛限隔，潜伏不见者无算。以山势揆之，回环纡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极四十度至五分，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北有圆池三，无名；南方有椭池四：为鄂尔沟海图、巴哈噶逊弩奇图色钦、弩奇图杭阿、塔里木池，错列环拱。登山远眺，亦如星宿海。
按《河源纪略》为清乾隆四十七年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后所记，皆所亲历，想非臆造。据其所述，根据其经纬度，则当时罗布淖尔确在北边；相当今阿拉竿以北以东，以阿拉克库尔、达雅克库尔、喀拉库尔、阿瓦鲁库尔及赤威里克库尔为中心。经度87°30′——88°40′——，纬度40°05′————40°40′——（民国初年参谋部百万分之一地图），东西浸漫，北岸达营盘西南小海子。今以《河源纪略》附图参以今地，可见也。又据《河源纪略》卷二图说二附图，在罗布淖尔东南又绘一海，名噶顺淖尔。据《纪略》卷十一云：“噶斯淖尔（图说二作噶顺淖尔）周广三百余里。有三源，自西境碛中流出来注之。噶斯淖尔极三十九度六分，西二十六度五分。去罗布淖尔东南二百里。”今据其所述之经纬度，相当于今之喀拉库顺。在其西又绘有一不知名之圆池。推其位置比率，相当于今之喀拉布郎库尔。据此，是在清乾隆时罗布淖尔已南北分流：在北者水积于阿拉竿附近，疑仍为隋、唐时之旧道；在南者水积于密远之北及罗布村附近，盖为新海。其移徙之时代，虽不可确知，疑当在明、清之际也。但当时因南北河流之情形尚不清晰，故以后地图家多不注意喀拉库顺，并将南部东西两湖删除，仅将罗布淖尔绘于北部；如《大清一统图》、《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附图》皆如此。及清之末叶，左宗棠驻新后，改省置县。光绪初，巡抚刘锦棠、魏光焘先后派刘清和、郝永刚探敦煌古道，而清末之罗布淖尔情形始大白。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陶保廉据刘清和等探查图说，述其大概云：“自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约一千二百七十里，至黑泥海子。”注云：“西北二十里咸滩，有废屋基。导者云：‘咸丰时此地亦为水，回民渔于此，今淤为咸地。’又西南三十里，黑泥海子，即罗布淖尔东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马难近；水咸有芦苇。四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据其所述，是刘清和等所经行者正当罗布淖尔之南。“黑泥海子”疑即喀拉库顺湖之义译。“芦花海子”皆为喀拉库顺西之小海子。由引导者所云：“咸丰时有水，后淤为咸地”之语观之，是在咸丰以前水势较大，至同、光以后遂渐干涸耳。又陶氏转录刘清和云：“罗布淖尔水涨时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据此是较清乾隆间噶顺淖尔周三百里其情形已有不同。陶保廉又记由托克逊至若羌道云：“……九十里和儿罕渡塔里木河，四十里七克里克庄，庄南涉水。（注云：于田东之卡墙河[即车尔臣河]东北流，至此会塔里木河。）四十里罗布村。四境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称牢兰海，今回语曰喀喇布朗库尔（言黑风海子也），蒙古语曰罗布淖尔。”据其所述，是塔里木河水南流会车尔臣河水，南积于若羌之北，分为东、西两湖。陶氏记之甚详，并不因袭于西人之发见也注72。自陶氏之说出后，《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本此绘罗布淖尔于若羌之北；民国初年参谋部之地图亦如此；北部仍绘一小海子名孔雀海，我尚未查出其根据，想为臆造。此清代及民国初年关于罗布淖尔记录及绘图变迁之大略也。盖当清人作《河源纪略》时，塔里木河水与孔雀河水俱东流，入北岸之罗布淖尔，即《纪略》所称“六大支水入淖尔”者是也。而南部之噶顺淖尔则称西碛之水注之，虽不言车尔臣河，而车尔臣河亦当注入其中。故当时形成南北两海。此清乾隆以前事也。及刘清和前往调查时，则水道又变矣。时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水在阿拉竿会合后，不复东行；折而南流，又会车尔臣河，会流东逝，形成两湖，如1921年以前之形势。水既南行，故北部之淖尔遂日形干涸，又经风沙之侵袭，当时北部之淖尔，不得不截为一些小湖，即上文所举之喀拉库尔、阿拉克库尔，以及营盘西南之小海子，皆旧时罗布淖尔干涸后仅存之小积水池也。当地人相传“营盘西南宽广之平沙，本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此语极可玩味。吾人检查中国旧图自阿拉竿之东北，营盘之西南，铁干里克之东，表见一大块东西横长之咸壳低地，尚保存有残余之积水池若干个（参考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或可拟为旧时罗布淖尔之遗迹也。近者营盘海子已完全干涸，虽阿拉竿附近亦有积水，但不南行，亦渐干涸。而所谓喀拉库顺、喀拉布朗库尔者，将来或亦有干涸之虞矣。据此，是清代之罗布淖尔其地位与形势颇类唐时（图四）。不过唐时或为一海，而清代则为两海耳。
图四 清初罗布淖尔形势图（参考《大清一统图》及赫定《楼兰》附图摹绘） 综上所述，是罗布淖尔此次变迁，乃自隋、唐以后之大变迁，不惟海水恢复两千年前之故道，而河流亦恢复两千年之旧河床矣。沧海桑田，不其然欤。总之，吾人现时所述，半由推拟；对于罗布淖尔之研究，为长远工作，有待探查之处甚多，现在之所述，其真确如何，有待将来之考察，必可得到证明或修正。
四、罗布沙漠之移徙
关于罗布沙漠问题，中国古籍数有记述，近代东西人士赴罗布考察者，对于罗布沙漠记载亦详。但吾人检查古记载所述沙漠之位置与现在情形，颇不一致。故拟本古记载所述，推测其移转之情形，藉为研究海水迁移之旁证。兹缕述于下，以作参考。
吾人试检查英国斯坦因《考古报告》及其附图，在楼兰遗址之西南，铁干里克以东，罗布村以北，一大片沙漠地带。据其所述，沿途为荒寂不毛之沙山沙谷。但同时在沙漠中间散布陶片铜钱及石器之类，显然古时为人类居住之地，而且干涸河渠纵横，则当时必有河水流行其间。试检查记载，此一带为汉人屯田楼兰之区，且为孔雀河、塔里木河入海之孔道，不闻有沙碛。然则此沙碛何时移转于此，当为吾人研究之问题。
吾人试检《史记·大宛传》：“（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宛贵人所称之“盐水”，当即今之罗布淖尔，汉时称为盐泽，又称为蒲昌海。由上面所述，汉时盐泽之位置，即在今楼兰遗址之东北，土垠遗址之南。即在今罗布低地北部，库鲁克山南麓。时匈奴右部，在今哈密、镇西一带。吐鲁番为古车师国，时役属于匈奴，而均在罗布淖尔之北，故云“出其北有胡寇”。又罗布淖尔之南，正为南道所经行，虽“贵人”不云有沙碛，只云“乏水草”，但吾人甚可解释：因有沙碛，所以乏水草。在塞外风沙弥漫地带，凡无水草之区，可能即为沙漠之区。况鄯善东与三陇沙相接，则其南部之沙漠，可能与三陇沙一致。又我于1930年发掘罗布淖尔北部，在古烽火台遗址中掘拾汉简若干枚。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一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同时拾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木简，则所述为西汉时情形可知。时汉代南北两道均须经过楼兰。楼兰以西为汉代屯田之所。则所指之“沙版”，应在楼兰东南。即在敦煌之西，过三陇沙，直至鄯善之伊循城，即今密远，皆为沙漠。由是言之，是汉、魏时之沙漠在罗布盆地东南部。1921年前之喀拉库顺湖当时疑亦在沙漠之中。故当时南道虽开，但通行者甚少，或因此也。至罗布洼地东北部如何，疑均为盐壳地带，古与今同。《水经注》云：“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现根据斯坦因地图及吾人所踏查者，在涸海即今新海之东及东北，皆为盐壳地带，与《水经注》所述之龙城情形无殊。所述龙城，并非实有其城，皆指淖尔东北部被风剥蚀之土丘而言；当地人称为“雅尔当”。土丘鳞比，如城郭宫阙，蜿蜒迤逦于涸海之东北边缘。其形如龙，其状如城，故名龙城。《水经注》释龙城曰：“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则所述龙城即指剥蚀之土丘，在海之东北面，无可疑也。但若干土丘邻近山边者，固多属黄泥土层。但逼近海边，以我所见者，类分三层：上层为黄泥沙土，厚约6米至9米不等，中为沙粒层，外表僵结，内含流沙；下为盐层，《水经注》所谓“有大盐方如巨枕”是也。是由于古海之沉淀物与沙泥僵结而成，或即冰河时期所遗留。至于最上层之黄土层，疑为后期之新沉淀物。由于吾人尝在土丘之平顶上检拾带绳纹之陶片及石器，且有若干墓穴，皆在黄土层与沙粒层之间。由遗物之证明，皆为两千年前所遗留，则土丘最上之黄土层在两千年前尚表现其活力，从可知也。及进入其后时期，因风水剥蚀而黄土层遂变为“余溜风吹”之龙城矣。此两汉以前之情形也。至于魏、晋以后，地形当无较大变化。吾人根据历史所记及近来遗物之发现，楼兰故墟在魏、晋时代，尚称繁荣。楼兰海虽渐南移，但亦无多大变迁。故其沙漠，当亦无迁移之迹，吾人根据法显所述可以知也。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据此，是自玉门、阳关以西至鄯善即今密远，皆为沙碛之地，与两汉无殊。至隋、唐以后，则罗布情形有一剧烈之转变矣。今次述之。
吾人根据上文所述，罗布海水在隋、唐时当移转于罗布西部，北岸在铁干里克之西南，阿拉竿驿附近，南岸达喀拉库顺边缘，是海水已西南移矣。然则楼兰涸海情形如何，无疑已变为沙漠。吾人根据塞外经验，沙漠河流与居民尝有相互之关系：凡有居民之地，必有水草；凡无居民之地，此地必为戈壁或沙卤不毛之地。反之，地无水草，或成沙卤，人民亦必迁徙而去，此定例也。楼兰遗址在公元376年被放弃以后，迄今尚未恢复其繁荣。放弃之原因为何，吾人虽未获明文记载，但必与人为之关系及自然环境之变迁有关。盖自沮渠氏占据西域，北魏、隋、唐继之，其至西域通途，均行南道，而以鄯善与车师为中心。且鄯善与车师之交通线，疑亦由营盘、辛地横断库鲁克山而至车师。鄯善与龟兹之交通线，则疑循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至库尔勒，转西行至龟兹。因此，汉、魏以来以楼兰为中心之交通线久已不存在。则楼兰由北魏至隋、唐是否有居民，成一问题。反之，鄯善、尉犁间则为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末流之所汇。则当时鄯善居民为水利之运用，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溉地，因此而使两河水道改变其方向，转东南流，停积于阿拉竿附近之低地，其势极可能。水既不复东流入楼兰海，则楼兰故海及其西南部变为沙漠，此必然之结果也。《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云：“盐泽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据此，则隋、唐时蒲昌海东及东南即楼兰遗址附近，完全为沙碛之地，与现情形相同。至13世纪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经行西域，由罗布至沙州，其《行纪》第五、六章记罗布沙漠情形，本文第三节已引及。马可波罗为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人，所记当为宋、元时事。罗布城据斯坦因推论，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则自若羌以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矣；较隋、唐时沙漠又向西南漫延也。故在宋、元之际，不特汉蒲昌海沦于沙漠，即唐之蒲昌海亦有一部沦入沙漠，迫而使海水改变其形势。故至明、清之际，罗布淖尔截为南北两海，而南部复被截为两湖，迫向南徙。故海水之变迁虽一因于河流之改道，而沙漠之向西及西南移徙亦有重大原因焉。总之现在罗布西部之沙漠，决为后起之情形，两千年来已经过几许变迁矣。现海水既复两千年故道，汉代罗布东部景物，吾人睹其地形，尚能领略于万一。但鄯善之白屋，楼兰之屯地，以及注宾河河床，尚淹埋于西部之流沙中，均有待于考古上之探寻也。
五、附论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按黄河流贯中国，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发展，关系极巨。但源始于何山，流经何地，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为古代学人及旅行者考索焦思之问题。虽近因地形学之进步，交通之开辟，对于前人思考之悬案，早已判明其是非。但由于探索河源之历史关涉罗布淖尔水道问题。故略述梗概，以为读者之助焉。
1.西域初源说
按黄河初源之说，首见于《禹本纪》及《山海经》。《史记·大宛传赞》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按《禹本纪》，其书不传，今但见《史记·大宛传赞》所引数语而已，未能窥其全貌。《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又《西山经》云：
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
按《山海经》，经后人假合窜益，故不尽可据。但河水出昆仑，潜入积石，为汉初普遍之传说。《淮南子·坠形训》亦言：“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则与《山海经》所述，大致相同。但考《史记》、《汉书》所记，均言河水注ND836泽，不云贯渤海。《山海经·西山经》又云：“ND836泽为河水之所潜”，与《海内西经》不无矛盾，则其所记必有一误。故述黄河初源，当以《史记》、《汉书》为主也。《史记·大宛传》云：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按《大宛传》所述，为张骞使大夏还，具言于汉武帝者，今推张骞还汉路线，盖由大夏，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而为匈奴所得。大夏在今阿姆河南巴尔克一带，由此东行，必沿阿姆河上溯，过葱岭，经衘NCB2B、于田，而至罗布淖尔，不及青海，即为匈奴所获。则骞之所言，皆为及身所亲历者，当较可据。《大宛传》又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虽不言为张骞语，然以河源出于田南山，《史》、《汉》所言，皆相同。虽后人有訾议张骞“于田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之语。但由实地考察所得，印度河与于田河均发源喀喇昆仑山。于田河出于其北，东北流。印度河出于其西，西南流。与张骞所言暗相符合。盖张骞使大夏还，过葱岭，传闻身毒等国，必已悉闻印度河源，与于田河源之同出一山矣。故张骞使西域，虽非专为穷河源，而黄河初源之探查，则自张骞始也。及李广利伐大宛，郑吉破车师，匈奴受挫，西域服从。宣帝为之设都护，元帝更置戊己校尉，西域之土地山川，道里远近，益近翔实。班固作《汉书》，为西域立专传，其叙述河源，亦较《史记》为精密。其说云：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原无千字，依王念孙说补），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按其所述，以较《史记》，则翔实多矣。班氏承中原、西域交通大开之后，又亲至私渠海，其弟班超久留西域，记其闻见，参以档册，故能言之确凿可据也。盖新疆南部，有一大河，曰塔里木河。会合南北支水，东流入罗布泊。在北者，为喀什噶尔河，出于葱岭，东流。阿克苏河、库车河、海都河，均入焉。在南者，为叶尔羌河，出于昆仑山，东北流。和田河、且末河，均入焉。班氏虽仅举两源，一为葱岭河，一为和田河。盖举葱岭河，则北路诸水皆属之；举和田河，则南路诸水皆属之。揭其大纲，去其枝叶，疑非有意遗漏。惟河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一语，颇启后人訾议。但说“皆以为”三字，则班氏不过略述当时一般人之推测而已，非班氏私意也。自班氏之说出，而后人之言河源者悉宗之。虽王肃、郑玄注《尚书》，均以河水出昆仑为言。而邓展注《史记》，不信河源出昆仑，而本《禹贡》“导河自积石”语，以为河源出于金城、河关，即今河州之积石山。但《说文》、《风俗通》、《广雅》，皆云：“河出昆仑。”而高诱注《淮南子》，郭璞注《山海经》，所述皆同于《汉书》。以及应ND84D《灵河赋》，成公子绥《大河赋》，所述亦同。是黄河初源在西域之说，已普及于一般注释家及文人矣。自魏、晋以来，中原和西域交通时断时续，而商贾贩运，僧侣往来，仍不绝于途。关于西域地形，耳闻目验，记载亦富。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囊括群书，征引详瞻，其述西域河流，核以现势，直同目验。盖郦氏所取者精，故所用亦宏也。然推其所本，亦不出《史记》、《汉书》与《山海经》所述之范围，而更加详密耳。故西域河源之说，在南北朝以前，均无异词也。
2.青海河源说
自隋、唐以后，吐谷浑、吐蕃迭据青、藏，势力及于西域，两地交通，地理上之情形，渐趋明晰。隋大业中，平吐谷浑置郡设县，据《隋书·地理志》“隋大业二年，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积石山。”又河源郡下云：“积石山河源所出。”是隋时已知河源在青海，但尚不知黄河之远源，而以河州之积石山，为河所自出矣。至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诏李靖、侯君集讨吐谷浑，据《新唐书·吐谷浑传》云：“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登汉哭山，战乌海，行空荒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柏海，据清人考证，谓即今之札凌、鄂凌两淖尔，丁谦并实指即今札凌湖。札，白也。凌，长也。柏，即白之转音。今云侯君集在札凌淖尔观河源，则黄河远源之发现，固始于侯君集也。又据《新唐书·吐蕃传》“唐贞观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弄赞，弄赞率兵至柏海亲迎归国，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唐会要》云：“弄赞至柏海，亲迎于河源。”其所述方位与地形，大致与《吐谷浑传》略同。是黄河真源，出于札凌、鄂凌两淖尔东北之星宿海，唐初人已知之矣。故杜佑作《通典》取河源在吐蕃，力非西域初源之说，职是故也。但当时仅有口头之记述，而无河流经行之详记载。故当时一般学人，犹持两端之见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一方面承认黄河经行大积石山，而以河州之山为小积石，但仍持由蒲昌海潜行地下之说。至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穆宗遣薛元鼎使吐蕃盟会，并探河源，而黄河上源始得较详明之观念矣。《新唐书·吐蕃传》云：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寝狭，故称碛尾。……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据《河源纪略》考证，紫山，即闷摩黎山，当为今之枯尔坤山；乃巴颜喀喇山、阿克塔齐沁、巴尔布哈山，三山并峙之总名。按枯尔坤，即昆仑之转音。明僧宗泐《望河源诗》，以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自记云：“番人呼黄河曰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按宗泐之抹必力赤巴山，当即闷摩黎山，摩黎即抹必力之对音，为河源之所自出。又称紫山者，疑为汉人所命名，指山色言也。与回人因山色黑，而呼为喀喇昆仑山，用义相同。据此，是唐薛元鼎所见之河源，已知出于巴颜喀喇山矣。此中国第二次所探之河源也。自薛元鼎之说出后，一般人之说河源者，情形大变。若欧阳NC124《舆地广记》，及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踵随杜佑之说，皆主吐蕃之河源，而非西域之河源。历宋至元，其说未变。信如《元史·地理志》所云，世之言河源者，皆推本二家之说也。但唐、宋以来，道路未尽通达，信使所过，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探其究竟。宋代幅员褊狭，凡河源经流之处，皆远隔西夏，非使节之所能通。故宋三百余年中，儒者所说河源，皆依据传闻，及唐人旧说，无所发挥。至元有中国，开道置驿，使骑往来，交通方便。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令笃实往穷河源，而黄河上源，遂臻详实矣。《宋史·河渠志》云：
元至元二十七年，令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河源在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度河。其水犹清，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之南，折而东注，复绕昆仑之北，自贵德西宁之境，至积石，经河州，入中国。
按此中国第三次所探之河源也。《宋史·河渠志》及《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皆出于潘昂霄《河源志》。盖自笃实穷河源后，潘昂霄从其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故潘氏《河源志》，乃记笃实穷河源之实录也。《宋史》修于元顺帝时，在笃实穷河源后，故其所述《河渠志》乃一循潘氏《河源志》，及朱思本《图说》而著录也。据其所述，星宿海，即《河源志》之火敦腊儿，清人译作鄂登他腊。哈喇海，即《河源志》之阿剌脑儿，清人译作哈勒罕，谓即今鄂楞淖尔。赤宾河，清人指呼兰河（即《河渠志》之忽兰河），额德凌特淖尔诸水，皆为元之赤宾河。《河渠志》之九度河，《河源志》称歧裂八、九股水，名也孙斡伦，译言九度之意。清人指八九股水，即海尔吉入河之处，言有八九股水入河，并非一股为八九支也。《河渠志》之昆仑山，《河源志》称为亦耳麻不莫剌山，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故又云大雪山。在朵甘思之东北，清人改译为伊拉玛博罗，即清人所称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即唐人所述之大积石山也。虽如清人之批评，止知有星宿海之河源，而不知星宿海以上始发之河源。但其叙述河源之所经行，已较唐人所记，更为翔实矣。明代势力不及西陲，虽有一二僧侣关于河源之记载，然语不赅实，未可即据为典要。满清入主中夏，抚有西疆，及平准部，西北西南，悉归版图，乃又有第四次探河源之举。据《河源纪略》卷头语所云：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侍卫拉锡等，往穷河源，但至星宿海而止。及乾隆四十七年，后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据称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实系黄河上源。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十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星极也。齐老，石也。其崖石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据此所述，是较元人所探之河源，又上溯三百余里，而得其源之所出矣。清貇复令朝臣编为《河源纪略》一书，详记其事，而以御制诗文冠于篇首，历史上言青海河源者，至清人而极矣。此中国第四次探河源所得之结果也。
综观以上诸说，摄举大纲，不出二类。一以河源在新疆，塔里木河为其上源，至罗布淖尔，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此说出于《禹本纪》；《山海经》、《史记》、《汉书》及《水经注》等所述皆同，六朝以前人悉主之。一以为河源在青海，源于巴颜喀喇山，穿星宿海，至积石。唐、宋、元、明以来人悉主之。但如《汉书》所述，潜行地下，其潜行之迹何如，《汉书》亦未详加解释。而元人之以星宿海为河源也，对于与西域河源有无关系，亦未加以料简。是皆元、明以前人研究河源之疏略也。至清中叶，乘极盛之势，累遣专使探寻河源，乃于两者极端不同之中，觅出调和之法。以为河有两源。一为初源，在西域，出昆仑山。一为重源，在青海，出巴颜喀喇山之噶达素齐老峰。两者之如何联络，乃本《史记》、《汉书》“潜行地下”一语，而求其经行之迹，其说俱详于《河源纪略·质实篇》所记。又罗布淖尔《东南方伏流沙碛图说》，叙述亦颇简明。今参酌其说，举其大要云：
河水自罗布淖尔伏流，以至阿勒坦郭勒重发之处，测其径度，约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随山曲折，东南激荡，当不止二千而羸。昔人言盐泽之水，散入沙碛。盖东以诸山，导以诸沙，凝荟潜流，似散而非散也。故自噶顺淖尔、察罕得勒苏水、察罕托辉水，以至库库塞水，诸泉仰发，不一而足。其最大者，达布逊淖尔一支（以上《图说》语），西北望盐泽，八、九百里，无连山之隔，东南窜入，直至拉布拉克岭，与青海相去，仅三十余里。此亦南山中断，大河伏地，从此流入之明证。前人仅知蒲昌海伏流入中国，而不知所以伏流者，为众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连山中断为沙碛，故河水得以潜入其间也。（并上《质实篇》按语）
据上所述，其解释罗布淖尔水潜行入青海之迹，颇为详明。尤其提出以沙碛伏流，证河流潜行之迹，比之前人纠缠于字纸堆中者，其方法较为进步矣。
自近五十年以来，世界交通日辟，新疆、青海并入内地，东西学者前往旅行颇不乏人。据其探测之结果，罗布泊高出海面约850米。札凌海高出海面4270米。河源之噶达素齐老峰，当然更高。故欧洲地学家，遂谓两者绝无相通之可能。但察清人叙述河流潜行之迹时，每谓“诸泉仰发”，是已知青海河源之高于罗布泊也。不过清人仍主张泉水可以仰流耳。盖清人所指黄河初源者，谓塔里木河源于昆仑山。据斯坦因1906年之探察叶尔羌河及支流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其通道之河谷，海拔在5500米以上。和田河发源于昆仑主脉之最北部，海拔几达6100米。昆仑山向东南绵延，平均高度为4570米至4880米。由是言之，是昆仑中支分出之巴颜喀喇山即为青海河源之所出者，仍较塔里木河河源之所出者为低。清人认塔里木河与青海河源有关，又须中经罗布低地，不明物理现象，故有仰发之说也。我于1929年赴新疆南路考察，历循塔里木河诸支水，由北道之海都河、库车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以至南道之叶尔羌河、和田河，探源竟委，咸入塔里木河，而归于罗布淖尔。尤其探叶尔羌河源之所出，深入山中，寻其原委，当地人名山为喀拉塔格。又有地名库尔伦，想为昆仑之转音。崖岸耸峙，壁成文理。或奇石接空，中通行人。或高峰围绕，内显平野，奇石怪木，非可言宣。阆风玄圃，不过状其山形景色而已。现喀什噶尔河水流中断，和田河水，与克里雅河水，中入流沙，而大河之主流，现仅恃叶尔羌河，及海都河而已。阿克苏河与库车河，虽间有余水灌入大河，但非主流也。在1921年以前，塔里木河水南流，与车尔臣河水会东流入罗布泊，形成喀拉布朗库尔、喀拉库顺两湖，《河源纪略·质实篇》称：“罗布淖尔之南有噶斯淖尔，周广三百余里，为大河潜流伏见之第一迹。”按噶斯淖尔，《图说》作噶顺淖尔，当即今喀拉库顺之异名，实指一海。现海都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涸海，不复南流。车尔臣河水流亦不长，故旧时之喀拉库顺，现已成涸湖。是噶顺淖尔之水，由于塔里木河流之浸入。河流改道，湖水即涸。是河流影响于水道，形迹至为显然。清人不察河流之所经行，讹言和田以东，无一河流，故以噶顺淖尔水，为罗布海水之伏见，何其诬也。达布逊湖，我虽未亲往查勘，但达布逊湖所受之水，中隔峻岭，实与罗布淖尔所受之水无关。札凌、鄂凌两淖尔，更无论矣。河出西域说、重源说虽然都是错误的；但所反映出来的祖国山河相连的观念却是可贵的。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一、楼兰史略
楼兰国创始于何时，记载缺乏，无可征信。但其名称之初见于古籍记载者，以汉司马迁《史记》为首。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云：“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按二当作三），皆以为匈奴。”此为记录楼兰名称之始。然此时汉朝对西域诸国情形，尚不明晰。汉朝认识西域诸国，始于张骞。张骞在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奉使西域，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俱以所过及传闻西域各国情形，还言于武帝。司马迁著《史记》，据之以作《大宛传》。如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是为记录楼兰国之始，汉朝之知有楼兰国，亦自张骞始也。在《史记》以前，若《山海经》，虽述河水入ND836泽事，然未提及楼兰。《水经注》述姜赖国之传说，语多虚诞，未足取信。故论罗布区域历史，当以《史记》所述楼兰为始。但“张骞凿空”，记文简略。及武帝以后，宣、元之际，中原、西域交涉频繁，西域各国情形益臻翔实。后汉班固作《汉书》，西域各国别为一卷。而鄯善国即楼兰，特立专传，以志其事迹，后之作史者，均相沿不改，而楼兰国历史，差可考述。今本近世出土文书，参稽古籍，述其历史如下：
（一）鄯善国之初起及其最盛时期
秦朝开创统一局面后，在北方，东有东胡，西有月氏，北为匈奴，为三大相邻势力。时匈奴在阴山以北，今内蒙一带，而月氏居于敦煌祁连间，最为强大，乌孙等民族，均为其役属。楼兰僻处蒲昌海西岸，与月氏为邻，是否服属月氏，或有亲属关系，确无明文可考，然当与月氏有交往。月氏西迁，疑亦假道于楼兰国境。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为单于，势渐雄强，北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役属西域三十六国。据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所遗文帝之书，称“楼兰、乌孙……为匈奴”。则当时匈奴势力已达到西域各国，即今新疆之南北矣。时月氏、乌孙已相继西迁，匈奴疆域，右方直至盐泽以东注73。时楼兰居盐泽以西，国小兵弱，为匈奴役属，此必然之势。故在西汉初年，即自汉文帝前元四年至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76——108年），楼兰为匈奴属国时期。
西汉之初，匈奴奄有西北，置左右贤王，以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又与氐、羌相往。故汉时西北两面，均被迫于匈奴，与氐、羌累为边境之患。自汉元狩中，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空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断绝。初张骞奉使西域还，言联络乌孙、大宛之利。武帝从其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然汉由白龙堆，过楼兰，至乌孙、大宛，必须经过极长之险道。时匈奴虽已西北徙，然与西域诸国相接。车师服事匈奴，共为寇钞。又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尝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汉使至西域，必经过楼兰、尉犁，沿塔里木河西行，过龟兹，以至乌孙，西通大宛。时楼兰与姑师均临盐泽，当汉道之冲。楼兰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常主发导，送迎汉使”，苦之。数为匈奴耳目，攻劫汉使王恢等。故武帝欲达到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之目的，则非取得楼兰为根据地不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人，击姑师；王恢将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楼兰降服，纳质子于汉，汉亦列亭障至玉门矣。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贰师将军西行，得以渡过盐泽，平行至大宛，皆由已取得楼兰，无后顾之忧故也。楼兰虽服属于奴，但同时又被迫于匈奴，与汉时离时合。例如楼兰常遣一子质汉，一子质匈奴，又尝为匈奴反间以苦汉使。昭帝时因楼兰王不睦于汉，遣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尉屠耆为王。迁都伊循城，置伊循都尉以镇抚之，更其国名为鄯善，是为鄯善得名之始。《汉书·西域传》立鄯善传，而无楼兰传，盖从其后称也。伊循在罗布泊之南，当南道之冲。楼兰在今罗布泊之北，当北道之冲（详下第二节）。楼兰既已南迁伊循，则楼兰故地，汉得因之以为军事运输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际，设都护，置军侯，开井渠，屯田积谷，由盐泽以至渠犁，亭燧相望，皆为布置军事及运输之重要措施。由是言之，自昭、宣以后，楼兰故地遂为汉有矣。
及前汉之末，哀、平年间，内政不修，汉朝势力，未能远播。西域诸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倒行逆施，激起西域统治者不满；匈奴乘机役属西域。光武初定，未逞远略，西域诸国，复自相攻伐兼并。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述，明帝永平中，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葱岭以东，惟此二国最为强大。《魏略·西戎传》所述，与此略同。惟戎卢属于阗，别有楼兰国属鄯善为异耳。是当后汉时，鄯善疆域，西达今之尼雅矣。1906年，斯坦因考古西域，在尼雅北废墟中，发现有芉卢文书（Kharosthi）及汉文封泥，上镌篆文“鄯善都尉”四字。都尉二字确否待考，鄯善二字则无可疑。又一封泥，镌有希腊式神像雅典娜（Pallas Athene），手执盾及雷电。斯坦因认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之物注74。适当汉、魏之际，与《后汉书》及《魏略》所述完全符合，足征史书所载精确可信。惟《后汉书》不为鄯善立传，其胜兵户口之数，无由确知。但合并《汉书》所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户口胜兵之数，则户为二千六百七十，口为七千七百七十，兵为四千二百二十，视西汉时几加一倍矣。疑尚不仅此数也。至于罗布北部，则后汉与前汉迥殊。前汉交通，多取北路，由白龙堆取道楼兰，直诣龟兹。故宣、元之际，楼兰虽南迁，而汉朝仍设烽候以卫行旅。及至哀、平，中原和西域交通阻隔，此路遂被放弃，由吾人在罗布北岸守望台中所掘拾文书，无一哀、平以后者，可以为证。及至后汉情形，当复相同，且又为风沙所侵袭，已非如西汉时为屯田良地。故后汉通西域路线，不得不由敦煌通西域路中，别觅一安全之道，乃注意及伊吾。伊吾即今之哈密，居天山东麓，为西域诸国门户，匈奴尝资之以为暴钞。由伊吾至车师千余里，路平无险，可避白龙堆之厄。再由车师西行，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至疏勒为天赋良道。故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令窦固出兵攻取伊吾，为北路之根据地者，此也。虽章帝不能守，退出哈密与吐鲁番二地。但和帝永元之初，再令窦宪攻匈奴，取伊吾卢地，班超因之以定西域，五十余国，悉附于汉。故终后汉之时，与匈奴争伊吾、车师，而不注意楼兰，与前汉情形迥殊。故楼兰径道遂日益荒废。虽安帝元初中，据《后汉书·班超传》班超少子班勇上议：“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扦匈奴，东近敦煌。”然汉朝卒不从其计，令班勇将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即今鲁克沁地，与高昌为近。故就记载所述，终后汉之世，对于楼兰故墟，即罗布泊北岸，不见有若何之措施也。至于南道，在后汉之时，则为汉朝所注意。盖后汉既注意伊吾，但鄯善亦当南道冲要，若不取以为犄角，设鄯善与车师联合以阻汉道，亦足以威胁伊吾。故当明帝永平中，窦固攻取伊吾卢地，即令班超收抚鄯善为后援。班超率三十六人攻陷匈奴使节，鄯善遂为藩属，班超因之以镇抚南道诸国，平定西域。安帝之初，阻于羌乱，而西域诸国一度被迫于匈奴，而鄯善未几亦降。班勇上议，称“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若出屯楼兰，足以招抚其心。”据此，是鄯善自永平以来，即为汉藩属。推“鄯善王尤还为汉人外孙”一语，则鄯善前王与汉又有婚嫁之谊，故鄯善王广及尤还二世，均尝以兵助超、勇平定西域之乱。鄯善王虽服属于汉，仍拥有国土与名号，故终后汉之世，其势力与疆域特别强大。至三国时，本《魏略》所记情形，与后汉略同，惟戎卢属于阗，疆域较后汉时略小耳。又据《魏志·乌丸传》所述，称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时故事。又称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鄯善、于阗、龟兹王各遣使贡献，魏置戊己校尉以统之。是鄯善在三国时仍服属于曹魏。
（二）楼兰故地之复活与最后之放弃
研究西域历史，至魏、晋以后，颇感困难。这是由于内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政治上对西域的影响为之削弱；文字上对西域的记载又复残缺不全，史实失载较多。现检其自魏、晋以来二百余年之间略见于史书记载者，复参考近年来在考古上之发见，概略言之。
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北区，发见楼兰遗址，采获文书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号之记载。按咸熙为曹魏最后之帝陈留王奂年号，泰始为晋武帝年号，永嘉为晋怀帝年号，是此地在公元265——310年约四十余年之间，尚在活动时期。又一年号为喜平四年，我疑为嘉平之讹，即齐王芳年号，若然，则又早十余年矣。又查文书中所述，大概关于屯田、积谷事。如云：“将城内田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可证。又其官员中，有“从掾主簿”、“仓曹”、“兵曹”等官，则此地显然如魏、晋在西域所设置之政治组织所在地。又一简云：“长史白书一封诣敦煌府，蒲书十六封，十二封诣敦煌府，二诣酒泉府，二诣王怀、阚颀。泰始六年三月十五日，楼兰从掾马厉付行书”注75。据此，是此地为西晋时西域长史所居，与敦煌太守交往不绝。按西域长史之官，初设于后汉安帝延光中，以班勇为长史，屯柳中。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置戊己校尉于高昌，晋初仍之未改，此见于史书之可据者。但设西域长史，屯田楼兰，史书均失载。由此文书之发见，可补正史之阙。又有发见嘉平、咸熙年号。是西域长史，在曹魏时即已设置，或与置戊己校尉同时，而晋初仍其旧也。如此，是楼兰故地交通之恢复，始于魏黄初中。故《魏略》记通西域道路，称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多一中路，盖即此也。
至此地放弃时期，据斯文赫定所获文书之记载，为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但斯坦因于1906年，在此地发掘得一年代最后之文书，为（东晋元帝）建武十四年，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但日人橘瑞超于1910年，又在楼兰故地，拾西域长史李柏书字样注76，按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有“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骏赦不诛”等语。是为咸和五年事（辑补作“四年”）。今以《十六国春秋》所记，与斯坦因、橘瑞超氏所得之文书核对，则橘瑞超所得之李柏文书，当即《前凉录》中之西域长史李柏。又观下文“赵贞不附骏”之语，是在咸和五年以前，高昌及西域长史，尚称晋年号，故有建武十四年之记载。自咸和六年以后，乃并于张骏，时晋已东渡，命令不及于西域，而高昌太守赵贞，尚承晋年号。故自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约百余年间，皆为中原势力所及之时也。至前凉张骏据有西域后，设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仍沿魏、晋旧规，分居于高昌及楼兰两地。《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云：“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洲。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西域都护，疑即魏、晋时之西域长史，与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为三营。可证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张骏假节凉王时，仅改名号，而驻地未改。故咸康元年，沙州刺史杨宣伐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进至流沙，疑即白龙堆之沙碛也。《前凉录》又云：“张植为西域校尉，以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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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是古代塔里木盆地诸国中的一个大国，位于天山南麓，当汉通西域的北道线上。魏、晋以后兼有汉时姑墨、温宿、尉头三国之地。领地以今库车为中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乌什等县，为当时西域五大国之一。
一
《汉书》所说的龟兹民族“大率土著”，现在在考古上得到相应的证明：我们在库车哈拉墩发现了紧压在后期文化层之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龟兹人已定居此土，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并有简单的手工业。待至汉通西域时，龟兹已发展为城郭之邦，有人口8万多，胜兵2万余。生产水平的发展亦有可观，能铸冶，所产铁器行销西域各地。
龟兹与汉朝的交通始于武帝时，但直接往还则自宣帝时龟兹绛宾王朝始。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乌孙公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倍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可见绛宾已深受汉文化的感染。绛宾死，其子丞德立，自谓汉外孙，仍保持亲密关系，终西汉之世，往来不绝。东汉初，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西域诸国自相攻伐兼并。明帝虽一度进取，而章帝仍复退守，“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至和帝永元间，方乘匈奴之敝，出兵伊吾，击走匈奴，而班超借之再定西域，西域诸国再度统属于汉。此时西域都护府转设于龟兹，龟兹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魏、晋以后，虽中原多故，但与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保持了联系。隋、唐继起，中原复归统一，有余力从事于西域，时突厥在其北，吐蕃在其南，不仅西域诸国受到侵陵，中原亦受到威胁。唐朝为了保障西域诸国安全，巩固边防，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高昌，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灭西突厥。西域诸国统属于唐，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辖4镇，统16府72州之地。政治势力西达波斯，两汉之盛，莫与伦比。由上所述，汉、唐两朝皆以龟兹为经营西域的据点，这是由于龟兹居西域之中，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又适当东西交通之孔道，汉、唐为了控制西域，维护通道安全，不能不以龟兹为依据也。至10世纪后，中原扰攘，无暇顾及西域。而吐蕃乘机北上，回鹘继之西迁，契丹人、蒙古人复迭相侵据，直至18世纪中叶清平准噶尔，新疆的行政建制同于内地。此时新疆政治中心已转移至北疆伊犁、乌鲁木齐为中心，库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非昔比了。
龟兹在历史上既占有一定的地位，那末作为龟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龟兹都城问题，在研究龟兹历史上就有其重要意义了。
二
龟兹都城首见于《汉书·西域传》，称“龟兹王治延城”，但未说明位置。《魏书·西域传》称：“王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魏书·西域传》久佚，后人抄自《北史》作于唐初。《水经注》称“故延城”；《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所作，在北魏时称“故”，则当时已不都延城。然则汉代延城在何处？汉以后龟兹又都于何处？下面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水经注》卷二《河水篇》：“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径赤沙山，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故延城矣。……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径龟兹城南合为一水。”
根据《水经注》所述，龟兹城称故延城，正可理解为汉延城，其位置当在东川枝水右出处。今库车皮朗旧城，即其遗址。试以《水经注》所述东西川水形势，结合我们的实地考察，解说于下：现库车有两大河，西为木扎提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麓，东南流至克孜尔千佛洞，有克孜尔河来汇。克孜尔河发源于库车东北大山，南流于克孜尔山之西，入木扎提河，出雀尔塔格山口库木土拉为渭干河。水分三支，一支左派东东南流于库车县城之南，入渭干河，而渭干河本身东南流，分一支水南流于沙雅之西，入塔里木河，而本身折东流于沙雅县北，东流入轮台草湖。按木扎提河即《水经注》之西源，亦即西川水。出山口后之鄂根河即《水经注》西川枝水左派。不过现鄂根河为新河，西川支水之旧河床尚在稍南与渭干河骈比东趋，至轮台而合。然皆流于库车城南，与《水经注》所说径于龟兹城南完全相合。且沿线古城遗址甚多，是西川支水左派北之龟兹城亦即现库车东郊之皮朗旧城矣（参考《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24——27页及附图5）。库车东为铜厂河，源于库车北山，南流于克孜尔塔格之东，出雀尔塔格山口苏巴什，分为三支南流：一为叶苏巴什色依，在东，水流不大，灌苏巴什及附近农田即无余水；一为乌恰色依，南南西流于库车城东郊，径入龟兹故城，南流入沁色依。沁色依流于乌恰色依之西，入库车巴杂，南流与乌恰色依合。乌恰色依河水不大，南流灌胡木利克村农田即止，故入龟兹古城者为一干河床。沁色依流量较长，疑沁色依为新河，乌恰色依为旧河，沿河两岸古迹甚多。叶苏巴什河现虽为干河，但在古时河流较大，中游河床宽达1公里。如以《水经注》东川水的主流是叶苏巴什河，则乌恰河亦即东川水之枝水右出者。因此，乌恰河所经之古城，亦即《水经注》中龟兹城“故延城矣”。现哈拉墩正在乌恰河东岸，乌恰河由北城经行城中出南城；而南海墩，皮朗土拉均分布在乌恰河沿岸，从东川右出枝水所经行的形势说，亦可证明皮朗旧城即《水经注》之龟兹城，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述龟兹王所治之延城矣。
下面再述唐代龟兹都城。《新唐书·西域传》：“龟兹一曰屈支，王姓白氏，居伊罗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又《通典·边防》龟兹“王理延城，今名伊罗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又云：“今安西都护所理则龟兹城也。”《通典》是唐杜佑作于8世纪后期，西域诸条根据杜环《经行记》，杜环随高仙芝使西域，一切皆亲历，所言必不虚，所云延城今名伊罗卢城，是唐时龟兹王所居，即汉之延城。盖唐时龟兹王在汉延城遗址上重新修筑，改名伊罗卢城耳。这从考古发掘也得到了相应的证明。1958年，我们在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作过一次试掘。哈拉墩文化层明显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存，可能到金石并用时期。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粗砂红陶，同时也有少许铜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陶缸下面的灰土层中，发现一枚汉五铢钱。其时代下限可能推迟到公元前后相当于汉；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以及莲纹铺地花砖、篮纹砖、筒瓦等物，尤其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的铺地砖大致相同；同出的还有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关于哈拉墩工作经过及出土遗物详情另见《新疆考古报告》）。虽然我们发掘面不广，但唐代遗址建立在汉代遗址上面的线索，已经很清楚了。再从城的规模看，《新唐书》未言城的大小。《大唐西域记》称“大城周十七八里”，虽未指明为伊罗卢城，但说是王都；而《新唐书》云：“王居伊罗卢城”，则大城正可理解为伊罗卢城。现就皮朗古城遗址的实地查勘，周约7公里左右，折合唐里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规模出入不大。则皮朗旧城为汉之延城、唐之伊罗卢城得到更进一步之认识。
三
其次再述汉以后、唐以前龟兹都城所在地。《魏书》所记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周书》、《隋书》与《魏书》所记相同；《通典》则云都白山南二百里。今皮朗旧城遗址在库车城东郊，北距雀维尔塔格不过20余公里，与《魏书》所记不合，我疑《魏书》所记延城是另一地。由于《水经注》称“故延城”，这是因为龟兹在北魏时已不都汉延城，故称“故”。则龟兹新都必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史书作者不辨新旧，往往以新地而沿用旧名，在新疆此例甚多，如鄯善已迁都伊循，但《汉书》仍言其都衘泥城，衘泥城是楼兰旧都；焉耆的员渠城也同此情形。《晋书·四夷传》云：“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隋书》云：“都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胜兵数千。”其城郭规模均不同于汉延城，亦足证明是另一地。我们试查库车、沙雅、新和境内旧城遗址中有三重城墙及位置相当者，即不难确定新都所在。
一为新和县之于什格提，在新和县西偏南18公里，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有夯土所筑墙的遗迹，高5米，厚5米。城中全为碱地，很少遗物，此次我们只捡到一块彩陶片及很少的红陶片。新和县政府还保存一大陶瓮，据说是城中出土，疑为5世纪前后之物。我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曾推断此城为《大唐西域记》中之荒城，并由此而推论库木土拉为《大唐西域记》中之昭怙谿。此次又来复查。觉得第一次推论不确。因为旧城在新和县西偏南18公里，库木土拉在新和西北15公里，由旧城到库木土拉山口共33公里，不惟方位不合，距离也不一致。且玄奘路线是由东而西入龟兹境，先过荒城再到大城（即都城），现我们已肯定库车皮朗旧城即龟兹都城，则荒城不应在西。且于什格提之西再无大城可当龟兹都城者，因此，我们认为于什格提不是荒城。一说于什格提是龟兹王都，我认为若于什格提为唐以前旧都，当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此则为33公里，偏在西方，位置里数都不合。如为唐都，则又与《新唐书》所云“北倚阿羯田山”不合，且城中不见唐代遗迹、遗物。因此，于什格提只能是龟兹国几大城之一，与克拉马克沁相同，虽为三重城，而不是王都。
另一城为沙雅北英尔默里北10公里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为三重。我在1928年前往考察时，城墙已圮。现仅存城基，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北墙略存痕迹，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约510米，中有高低土阜一线，想为当时建筑物倾圮之堆积，内城与外城中间尚有一城，北墙基址不明显，城中沙堆累累，地面全已盐碱化，检视无一遗物，连陶片亦不可得。本地人传说：“此为鞑子城，已二千年了，穆罕默德出世前即已有此城。”言虽无稽，然就此城的构筑特点，应早在3至5世纪。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在沙雅北30公里，而沙雅距库车白山110公里，减去至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80公里，与《魏书》所记延城里数大致相合；又《晋书》说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此城中间一线高地可能为当时塔庙区域。《隋书》说都城方六里，现此城周约3公里余，范围亦大体相当。因此《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记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与《大唐西域记》所记龟兹大城显非一地，彼为唐时新都，此为北魏时旧都也。
至于何时迁至此地？何时又返回库车？我们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据《水经注》称故延城，则北魏时已不都库车；《晋书》称其城三重，则到晋时已迁都此地；而皮朗旧城中不见魏、晋以后遗物，是必在魏、晋时已他迁了。现查新和沙雅西部古城遗址甚多：从雀尔达格以南直到沙雅附近渭干河沿岸，大小古城和遗址无虑数十，而出土物从汉到唐各代都有。可能这一带在魏、晋以后，是龟兹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这些古城经考查可以证明，是唐代的，均是小城，而城郭均完好。例如通古巴什是其一例；而大城如于什格提、羊达克沁大城均不见唐代遗物城，为土筑而墙壁无存，显然为唐以前者。故龟兹王都迁回库车，可能在隋、唐之际。
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我们从东西交通路线上亦可得到旁证。西汉时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即由今日的若羌、且末经和田而至莎车；北道起“自车师前王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由今日吐鲁番经焉耆、库车而至喀什。故当时和田居南道之中心，库车居北道之中心。不仅如此，龟兹又当汉通乌孙的枢纽，如常惠自乌孙返，乌孙公主女由长安返乌孙均过龟兹。今库车皮朗旧城，正当这一通道线上。魏、晋以后重开中道，据鱼豢《魏略》，“中道”由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故楼兰即今罗布泊西北“楼兰故址”。由此至龟兹，必是沿塔里木河西进，转循渭干河而至龟兹。羊达克沁大城适在此一线上。中道至此与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而至疏勒，这是汉通西域捷径。后汉班勇所谓“西当焉耆、龟兹径路”是也。故当时龟兹与疏勒、于阗交往常密，晋释法显往印度取经“由乌夷转西南行至于阗”，可能经过了龟兹。隋、唐之际，北道复开，贞观初高昌内属，往西域者转取道伊吾，经高昌、焉耆而至龟兹，即玄奘所行之路。从玄奘路过荒城，距北山仅四十里；看来，当时龟兹王都必已复返至库车，是时龟兹北与突厥为邻，东与焉耆接壤，而库车复居北道之冲，东西交往频繁，不久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宋、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库车昔时之地位遂失。
以上所述，仅是对龟兹都城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俟将来地下有更多的材料出现，我们再作最后的修正或补充。
（本文作于1962年6月1日，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
汉文写本残纸简释
（一）李明达借粮契残纸
出通古斯巴什旧城中。长27.7、宽17厘米。起“大历”讫“为限不”。文云：
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为無（无）粮用
遂于蔡明义边使青麦一石七升（斗）
粟一石六升其麦限八月内□□□
付其粟限至十月……
□麦一取上好……
……如取麦已……
如为限不……
按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仅十四年，十五年为德宗建中元年，是时西域人尚不知，故仍用大历年号。盖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后，声闻隔绝不通者十余年，至建中二年，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遣使间道奉表，声闻方达。李明达、蔡明义皆为汉人，由内地迁往龟兹，以耕种为业，此纸述李明达向蔡明义借麦粟，四月出借，八月、十月分别偿还。按四月青黄不接故出借，八月、十月秋熟，故分别还偿，情形与内地同。其借贷方式如立契款式等，均同于内地。与此纸同时出土者尚有鞋履及裐之类，皆汉人服饰用品，故此城为唐代汉人所驻之城也。
（二）白苏毕梨领屯米状
出土地同上。长25.5、宽8厘米。起“历十”讫“五ND242”。文云：
□历十四年米□□（数）三月二十三日白苏毕梨领得
□屯米四斗NB272（面）壹硕捌斗NB271壹
□油叁滕 酱□滕酢五滕
按“历”字上半缺笔，可能是“历”字。则“历”上应是“大”字，唐代年号有十四年者，唯以大历年号为近似。在年月之间又中缀“米□数”三字，不知何义。白苏毕梨当为人名，首冠白字。据《新唐书》云，“龟兹百姓白”，则白苏毕梨当龟兹国人。“领得屯米……”疑白苏毕梨亦为屯田戍卒。据《资治通鉴》云：“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西、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卷二百二十三）按自武周长寿元年王孝杰恢复四镇后，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则糗粮供给必赖屯垦。现在渭干河旧河床沿岸，尚可见唐时屯垦遗迹。不过自安禄山之乱后，边兵被征入援，广德后，吐蕃取河陇，中外隔绝不通，屯田戍卒乃用本地人充之，由此残纸可得一证明也。
（三）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
出土地同上。长22.5、宽4.2厘米。起“将军”讫“□抄”。文云：
将军妣闰奴丙午年烽子钱五佰文支付……
大铺丙午年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按此文称丙午年，以干支纪年而无年号，必唐在西域已失统治势力，故此纸当在唐末或五代时所写。时回鹘人已入新疆，龟兹亦已属于回鹘，文书虽仍用汉文，但不奉内地正朔，故以干支纪年，回鹘、蒙古均如此。妣闰奴亦非汉人名字，“烽子钱”疑为供给烽卒之柴草费。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举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辞转牒。”（《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页八，胡注）据此，“烽子钱”为拟派给烽子之柴草费，大铺当是烽子，王思□疑为烽卒，而将军妣闰奴或即其烽帅也。回鹘制度，多取法于唐，此其一例。
（四）杨思礼残牒
出拜城克孜尔明屋佛洞。长14.2、宽11.4厘米。起“碛行”讫“被问依”。
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
阗镇军库讫被问依……
更问
按此残纸为押官杨思礼赴于阗镇军库文书，惜多残破，仅存两行，然亦足够珍贵。第一行首“碛”字旁，有一“V”，为倒字记号，则“碛”上当有一字，仍著向下记号。然碛上何字？我以为是“西”字，盖指碛西行军，且亦因沿碛西节度使而得名。《唐六典·兵部》云：“其西曰碛西节度使。其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卷五，页八）又据《唐会要》：“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使，或称四镇节度使。至二十一年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遂为定额。”（卷七十八，页十三）按《资治通鉴》称：“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以后赵颐贞、盖嘉运均领斯职。开元二十七年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斯可汗吐火仙，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褼与拔汗那王阿羌烂达干，潜引兵入恒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威镇西陲。”（《资治通鉴》卷二一四，页二一、二二）由此知开元二十七年安西都护仍兼碛西节度使之号。此纸“碛”上如为“西”字，则碛西行军押官必指开元间安西都护与突骑施相攻时之行军押官。唐制一军分若干队，每队有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通典》卷一四八，页六）。而杨思礼即碛西行军中之押官派往于阗镇军库取械，并已办讫呈报之文书，观下文“于阗镇军库讫被问依”之语可证。是此纸当为唐开元时所写。其次，此纸“阗”上缺字，按阗上当为“于”字。于阗镇为安西四镇之一。《新唐书·地理志》云：“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复置。”（卷三三下）按四镇即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初设都督府。龟兹为龟兹都督府，于阗为毗沙都督府，焉耆为焉耆都督府（后移置碎叶），疏勒为疏勒都督府，统属于安西都护，并以唐兵三万戍之（《通鉴》天宝元年作二万四千）。开元中复置碛西节度使，统摄四镇。所以南备吐蕃，北防突骑施。每镇设有镇守使一人，戍卒若干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略云：“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ND032离国，此亦汉军马守促。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多集处。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又从安西东行至乌耆图（即焉耆国），是汉兵马领押。”（《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按慧超往五天竺国，返过四镇，为开元十五年，据称：“于时节度大使赵君”（同上书引）盖指赵颐贞。称四镇均有汉军马领押，可证四镇均有戍兵。又贞元四年悟空由天竺返唐过四镇，时疏勒镇守使鲁阳、于阗镇守使郑据、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焉耆镇守使杨日祐（见圆照《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据此是唐代四镇制度，自开元至贞元其制不变。此纸称于阗镇军库，必为于阗镇储藏军械之所。不过于阗镇遗址尚未发现。
（五）杨□亨课程钱残纸
出库木土拉佛洞中。长18、宽34厘米。现存下半段。汉文字两行，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道）亨廷”；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为汉文“……分课程NDC23（钱）”；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皆用活字排印。新蒙文为元至元六年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制成，除钱币及文书应用外，民间并不通行。此纸与古维文土尔迷失的斤卖地契同出库木土拉佛洞中，必为同一时代之物。自成吉思汗灭西辽后，此地已属于元朝，故一切公文程式悉遵元式也。
（以上节录自《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释刘平国治关城诵
出拜城东北约100公里，喀拉塔格山麓、博者克塔格沟口岩石上。凿字者凡二处：北为题识，有字处长18.3、宽16.6厘米。三行，第一、二行各四字。第三行三字，隶体，每字4.2厘米见方；南为诵文，有字处长48.3、宽40厘米。隶体，每字约3.4厘米见方，凡八行，行十二字至十六字不等，镂刻颇工。按此碑为清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所发现，并椎拓若干纸，传播于世。叶昌炽、王仁俊均有释文（见王树蒧《访古录》），王树蒧《访古录》及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并录其文。但诸先生未亲至其地，又字迹漶漫，因多推测之辞。现碑文又损毁若干字，原拓本更为模糊。余于1928年亲至该处，考察形势，并手拓数纸。知前人颇多误解，例如叶昌炽作“刘平国开道记”、《访古录》作“汉乌垒摩岩石刻”皆不真确。今据余之实地调查，参合旧拓，重释如下：
题辞
京兆长□
淳于伯隗
作此诵
按叶昌炽释文第一行“京兆长”，第二行“淳于伯隗”，第三行“作此诵”。王仁俊释文第一行“京□□”，第二行“淳于□”，第三行“作此诵”。按现拓本第一行四字，长下尚有一字；第二行四字，淳于下当有二字，王误。《访古录》释：“首行第一字似‘乌’，第二字当是‘垒’，第三字缺，当是官名”，完全错误。按题辞第一行“京兆”二字甚明晰，为何误解为“乌垒”二字。第三字我疑为“长”字，第四字剥蚀不可识，可能是“安”字，或“陵”字。因长安长陵后汉皆属京兆郡，言淳于伯隗为京兆郡长安县或长陵县人也。《西陲石刻录》直释为“安”字，未知何据。又第二行，《访古录》释为：第一字是“淳”，第二字“诵于”，第三字缺，当是人名，或云即诵文忠建字，此又大谬。“淳于”为姓，二字相联，极为清楚，为何中间夹一“诵”字？此云作诵，即后人作名之义，为何误为诵文忠耶？又题名在诵文北首，相距约1.6米，乃作诵人自题名，并非造关城之人，而《访古录》称为额文，非是。
诵释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人孟伯山狄瞤瞣赵□瞡□羌
（石）□□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
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扣日
□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披□
此碑自发现后，各家解释颇多臆测。今按实地勘查及新旧拓本作一辨订。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各家及新旧拓本皆同。“以七月”新拓本模糊。“廿六日发家”各家所释不同，叶昌炽作“二十九日发家”，王仁俊作“廿六日发”，“‘从’下叶昌炽、王仁俊均作‘秦’字，今石本剥落，毫无形似”（《访古录》引），除此字模糊外，余八字尚可辨识。“赵”下四字均模糊，叶作“当卑车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州亭得”；《访古录》作“□□□程何□□六人共来升□□□”。按据新旧拓“程阿□等六人共作”九字，尚可辨识，余均不清晰。《访古录》“阿”作“何”，“孔”作“升”均误，新旧拓本此二字颇明晰。第四行叶作“寸谷关八月一日始斫（一作凿）岩作比（一作孔）至八日”；王作“旨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访古录》作“□□□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西陲石刻录》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至十日”。按据新旧拓本，只有“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十字尚可辨识，余字均不清楚。“关”上“谷”字不确，“孔”下“至”字不类，下一字缺，“日”字疑为“皆”字下半，各家所释均臆测。叶作“斫岩作比”，王作“作山石”均误。现“斫岩作孔”四字颇清楚。我于1928年前往调查时，在西岩刻字附近，发现一石孔，圆径周约1.6、深约1.3米；又沟东半山岩，亦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为凿岩遗屑。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若非亲见，竟不识碑文中凿孔之义也。第五行叶、王均作“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十三字，按现拓及旧拓“万”字可见其仿佛，“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尚清晰可辨，余均模糊。《访古录》“宜”字下无字，第六行叶、王均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十四字；《访古录》作“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二日”十三字。按现拓及旧拓“孙”上似有一字，可能是“子”字，“宜子孙”为句。“十二日”各家均同，按现拓“十二”二字不清晰。第七行“酉”上亦缺一字，按碑文八月甲戌朔，则十二日为乙酉，酉上当是“乙”字，二上当是“十”字。如碑文八日一日开始凿孔，十二日完工，按此是凿孔设关，并非凿山开道，《访古录》误也。第七行叶作“乙酉直建纪此东乌垒关城□”；王作“乙酉直建纪屯乌累关城比”，按现拓作“”，王作“比”，《西陲石刻录》及《访古录》均缺。按新旧拓“城”下为“皆”字，甚清楚，与下文“皆将军所作也”为句。第八行叶作“将军所作也披”；王作“将军所作也从掖”。按现拓本“也”字下不全，“披”字尚清楚，“□披”疑为刻字工人。在设关住处往南约30公里，克衣巴杂附近，有古城遗址，以城中所出陶片证之，为公元2世纪所遗。与东乌累、关城修建年代相当，必为同时所建。若然，则刘平国既建乌垒又建关城。故碑文云：“皆将军所作也”，各家释此，均略去“城”字，似未允当。
又碑文中有“东乌累关城”字样，《访古录》遂谓刘平国所治之关城，即乌累国之关城，又谓其国属地当北至今拜属之明布拉克山，而建关于此。按乌垒国在轮台之东策特尔南，决不能至龟兹北境建关。又此关在龟兹国东、乌垒西北，此若是乌垒国之关，当云西乌垒关，不得云东，《访古录》误也。
又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云：“盖治关之诵本至‘纪此’二字而止。东乌累以下因此关而旁记前作他关事，非此关又名东乌累也。”（《观堂集林》卷二十，页十一）。按王国维以“纪此”断句，文义虽可通，但不如以“纪”字断句，“此”字属下文，文义较妥。碑文云：“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处纪字虽可解作记事，但不如解作纪纲或次序较妥。汉历每日之下纪建除并所值神杀，“历家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十二日，周而复始，观所值以定吉凶。”（《协纪辨方》引《历书》《流沙坠简》释一，页八转引）此言“直建纪”言十二日正轮次“建日”也。《淮南子·天文训》言：“建除满平主生”是“建日”为吉日，利于修建，故碑文言之。至是文义已完。“此”字当属下文，与“皆”字相应。“此东”为一逗点，言此关之东，尚有乌累与关城，皆为将军所作，乌累疑指博者克拉格沟水畔之石垒，以其色黑故称乌累，与“白屋”、“紫塞”、“黑城”以建筑物之颜色而得名者，同一意义，并非此关之名称，与西汉时轮台东之乌垒国为汉都护驻所毫无关系。关城当即指克衣巴杂附近之旧城，名黑太克尔，义谓汉人城，城距建关处约30公里，在关之南偏东，均旁博者克拉格沟水，沿岸之石垒亦在此线上，因沟旁均为石碛，不适宜于建城，故建关于沟口，而建城于平野。我又根据城中陶片，断为公元2世纪之遗物，是城与关修建时代约略相当（设关在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因此，则此城与关及沿岸之石累，必为同时所建。如关为刘平国所建，则此累及城亦必为刘平国所建。碑文“皆将军所作也”，用一皆字，可证刘平国不仅作关，还作城与累，故用“皆”字以统之。王氏未见原拓本，认为城下缺字当是“亦左”或“并左”二字，今据旧拓，“皆”字甚明晰，王氏误也。
其次谈到乌累与乌垒国问题。《新疆访古录》及王国维均以乌累由乌垒国而得名。《访古录》谓此地即西汉乌垒国所建之关，当然错误，已见前条。王国维谓东汉时莎车王贤分龟兹为乌垒国，乌垒仍属龟兹，故仍有建关之事，但未说明东汉时刘平国所建之东乌垒国究在何地，今以时考之，似不相及。莎车王贤灭龟兹，分龟兹为乌垒国，是建武二十二年事（公元46年），刘平国建关，为永寿四年事（公元158年），相距112年，如刘平国在莎车王贤时曾为之建关，则刘平国当时至少有30至40岁，至建博者克拉格沟之关时，刘平国当已有150岁左右，恐刘平国无此长寿也。今不从。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据我国传记所载，于阗都城之名，《汉书》及《后汉书》作“西城”，《魏书》及《唐书》作“西山城”。《汉书》落“山”字乎？抑《唐书》多“山”字乎？现已无可考。但据其所述都城四周之形势，盖为一地，且均为于阗之都城也。故今讨论，仍以西城为题，欲求西城位置，当仍以地形即河水为讨论之中心也。
《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中略）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计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会，俱北流。”
按《魏书》虽为北齐魏收所撰，至宋时已残缺不全。后人多取《北史》补辑而成。今《西域传》之文多与《北史》相合，是亦必取自《北史》。但《北史》城西之达利水作“十五里”，不知是否“十”字上落“五”字。又，《北史》与《周书》均作于唐初，而《周书·异域传》于阗条，无首拔河之记载。其文曰：“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俱北流，同会计戍。”
今参合《北史》、《周书》、《魏书》之文，各有歧异之点。其城西之水，《魏书》作五十五里，《周书》、《北史》均作十五里。《魏书》、《北史》记城东有首拔河，而《周书》则无之，已见上文所述。而《北史》、《魏书》均云树枝水一名计式水，与《周书》所称达利水，与树枝水俱北流，同会计戍，显有差异。《周书》之计戍，当即《北史》之计式，而《北史》以树枝与计式为一河，《周书》则为两河，必有一误。据《通典·边防》于阗条小注云：
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树枝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原误海）七百里，入计戍水，一名计首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
按《周书》、《北史》作于唐初，时西域之情形尚不明，记载或有乖讹。至杜佑作《通典》，杜为唐玄宗、肃宗时人，唐朝势力正拓展西陲，而杜佑族子杜环又佐高仙芝西征，见闻自确。而当时游方僧侣，率有记载，材料益富。故《通典》所述，当比较可据。若此，则《北史》城东三十里之首拔河，亦即城东二十里之树枝河，“枝”必为“拔”字之误，而“三”又为“二”字之讹。据《通典》所云，是城东只有一河，计式水当别为一河，即《通典》所称之葱岭南河也。《北史·龟兹传》云：“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与《通典》所称“北流七百里，入计戍水”，以距离言之，相差不远。则树枝河北流所入之计戍水，亦即龟兹南三百里之计戍水，即今之塔里木河，与树枝河即和田河不可混为一河也。上述古代之水路既明，则转述近今之河流。在现和田城东，有玉龙喀什河，西有喀拉喀什河。据《新疆图志》，现和田城，名伊里齐城，距玉龙喀什河八里，西距喀拉喀什河五十里。又二十里渡杂瓦河，至杂瓦驿。是由和田城东之玉龙喀什，至和田城西之喀拉喀什，共五十八里。若较《周书》城西水，与城东水距离，为三十五里，太少。若较《魏书》城西水五十五里，合城东水三十里，则为八十五里，太多。若以“三”为“二”字之误，亦七十五里，亦超出今之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相距之数。若吾人以现和田城之位置，即古于阗都城，形势虽相合，而两河之距离则不符约二十里，是必有为吾人所宜研究之点者在也。
近某些欧洲人及日本人，研究于阗都城问题，均自现有两河之距离起算，而白井长助君，依据桑原骘藏氏意见注58，根据《新疆识略》所载喀拉喀什城，至伊里齐城之距离七十里，以求合《魏书》五十五里，与二十里之合。于是，遂以喀拉喀什河，为《魏书》城西之达利水，以玉龙喀什河为城东之树枝河，在其中间求于阗国都城。实则此项推算，是错误的。喀拉喀什城，即今墨玉县城，在和田城之西北，不当孔道。据《新疆图志》，和田城西北七十里，喀拉喀什城，为和田支路，且在两河骈行中间，不能以东南西北为斜对之计算也。故白井长助之推算，实不合理。
斯坦因氏，在和田西约3公里姚头冈处，发现古址。于是基于《高居诲行记》所见河水与都城之距离数字，以姚头冈比测为于阗国之古代都城注59。按斯氏之引《高居诲行记》，系引自《图书集成·边裔典》所记。文云：
晋天福中，高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纪其探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源出昆山，西流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
斯坦因氏推测白玉河为玉龙喀什河，乌玉河为喀拉喀什河。以绿玉河为今新河，由此而勘定于阗国都之位置，为即今姚头冈所在地。日本人白井长助亦赞成其说。但细察之，亦不免有矛盾之处。《图书集成》所述高居诲之记载，与《新五代史》及《文献通考》所引河之名称虽同，但《新五代史》无里数，则《图书集成》所引高居诲载三河之里数，是否可据，为一问题。且与《魏书》所载两河相距之里数不符。盖《魏书》两河相距，为七十五里，而此则五十七里。白井长助疑为明、清人据今地形添增而成，不无可能。今据河水里数之推测，以定姚头冈为古代于阗国都，证据殊嫌薄弱。白氏质疑其称引，而赞成其都城者何耶？且姚头冈周围亦不过二三里，亦无城墙遗址可寻。今以所出古物证之，以陶器为最多，皆墓中之物。据当地人云，从前曾出大量人骨。据此，姚头冈为古时坟地，并非古城遗址。且于阗为大国，《新唐书·西域传》亦明言城方八九里，今地实不足以当之。故就考古学上说以姚头冈为都城，亦无根据。因此，吾人对于于阗国都，不能不另求他地以实之。
以河流为依据，研究国都，其方法不能谓不善；但河流可时而变更，若以现在之河流所经行者，指即古代之河流，殊嫌疏略。在西域各地，流沙漫衍，水道倏改，今之所见者一揆之于古，往往不合。故吾人研究于阗国都，若以河流为依据，则古时河流情形，有无变迁，亦必须加以研究也。
次述我之踏查经过。我于1929年夏，到达和田。初闻此地有古城二，一在和田城南15公里，名什斯比尔。一在城北20公里，名阿克斯比尔，墙基犹存。我先访阿克斯比尔。于6月12日下午，由和田出发，东渡玉龙喀什河，至玉龙八杂。转北行，约12.5公里，至吉牙八杂。北东行，约5公里至下吉牙。休息数日，继续向东北行。旁有干河川，北行入沙，流沙开处，瓦砾遍地。复东北行，瓦砾益多，街衢巷陌，尚可辨识。约行10公里，过一土墩，墩巅尚留房屋遗址，中夹炭渣，显被焚毁者。在北有一大干河川东北流。复逆干河北东行，两旁胡桐密织，古瓦砾甚多，表示为古时河流所经过。傍晚住于可可达坂。次日，由达坂西行，约10公里，至姚瓦克，为一庙基。有塔高约33米，中空，上圆下方，为土坯所砌。东西有角门可入，外绕以围墙，围墙高1米许。在北遗存泥塑残件甚多。为今春被德国人椿克尔所盗掘者也。转东南行，至苏牙小路，复沿干河，沙碛重叠，时断时续，转东南，至阿克斯比尔。西北距姚瓦克，不过15公里，行7小时，盖跋涉沙碛之难也。阿克斯比尔，原在沙碛之中间，瓦砾遍地，城西北之街衢巷陌，尚可辨识，现城墙只余北段，长约33米，高3米许，半为沙所掩。因天气热甚，未及工作。但此一带瓦砾面积之广，可以证明为古时最重要之一地。而所有古址，皆在干河两岸，南北散布，约10公里以上，如阿克斯比尔、特特尔以及沙碛中之瓦砾场，皆在干河东。姚瓦克可可达坂瓦砾场，以及北30公里之准博尔古址，皆在干河西。若此，则此干河与阿克斯比尔必有连带之关系，而为吾人研究于阗都城之注意点也。又在阿克斯比尔东南约10公里处，为大库木提，为当地人掘玉石之所，旁有干河川一道。由锁洛洼庄分出，东偏北流于项格尔巴杂西，阿克斯比尔东，直东北流。河床高约7米，宽约0.5公里，两旁沙碛迤逦，断续不一。现水已干，惟有泉水南流。当地人即在河中掘取玉石，最佳丽者为白玉带皮者，俗称羊脂玉，以言白润如脂也。现不多见，亦无开采者。据云，此干河直通旦当，沿干河中，均有玉石。在干河两岸，瓦砾地正多，颓垣遍野，为当地人在此一带拾金子之处，由库马提干河，距阿克斯比尔西之干河，约10公里，本地人相传云在千年前，玉龙喀什河由吉牙分出，流于阿克斯比尔之西，转北东流入河，此干河即其故道也。后水北流，此河遂涸。
今据我之踏查经过及传说，是玉龙喀什河，已西徙10余公里。则推测古时于阗城东之树枝河，宜以此二干河为标准，不能以现行河流为标准也。据《魏书》及《周书》，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今假定以阿克斯比尔为于阗故都，则库马提之干河，即古时之树枝水，亦即《高居诲行纪》中之白玉河。以距离言之，亦颇相合。盖库马提，距阿克斯比尔约近10公里也。树枝水确定，则城西之达利水，亦可同时确定。现喀拉喀什河，距现玉龙喀什河约15公里。若计至玉龙河旧道，适25公里许，与《魏书》所云城西五十五里之大水名达利水，亦颇吻合。则喀拉喀什河为古达利水，亦即《高居诲行纪》中之乌玉河。喀拉喀什亦即墨玉之意。因此，则喀拉喀什河，为《魏书》之达利水，亦可确定。至于吉牙北分出之干河，疑即《高居诲行纪》中之城西绿玉河，因此二干河，本为一河，即玉龙喀什河，初流经库马提，后又由吉牙分出北流。故至唐末，形成三河。而在唐以前，则仍为两河。故吾计算两河距离，仍以库马提干河，与喀拉喀什河计算。今以库马提与阿克斯比尔横断至喀拉喀什河，其距离适为37.5公里。与《魏书》中之树枝水与达利水之间之距离相合。因此，则阿克斯比尔，由两水之证明，即北魏与唐时于阗之西城或西山城，谅无可訾议之处。在阿克斯比尔附近数十公里内之古址，即瓦砾场，亦可表明此一带为当时于阗文化政治之中心区也。
既以河流为中心，叙述国都问题，次则附述与河流有关之方位问题。古传记中关于于田河流之方位有不可解者。例如，《水经注》卷二云：
（于田河）南源导于田南山，俗谓之仇摩置。自置北流，径于阗国西，……又西北流，注于河。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
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国人利之，用以溉田。
按据《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有甚难解之方位名词。一为于田河之南源。按南与北对，据《水经注》例所叙水源，皆以枝派流经之方位而言，则南源者，应即和田河上流之南枝也。必尚有西源或东源，而《水经注》均无记述。又事实上和田河，实为两源。一为喀拉喀什河，源于帕米尔东流入于阗境，转东北流。一为玉龙喀什河，源于于田南山。北流，至托洼克，与喀什河会为和田河。则《水经注》之南源者，指树枝水也。一为《水经注》之和田河西北流，注于河。及《大唐西域记》之王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按如以阿克斯比尔为王城，则阿克斯比尔之东南50公里，并无大河，且均为西北流之河水。近《新疆图志》以于田河（即克里雅河）当之，距离太远，且与于阗无关系。而玉龙喀什与喀拉喀什，均为北流水，旧时为东北流之水。然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究何所指也。今两书所述均同，谅非误字，亦非抄袭，是必别有原因也。至此，则应注意和田人关于方位之观念。
我由库车经沙碛之和田极北地，往托洼克，先问道于牧羊人。牧羊人云，沿河东行，即是。实则托洼克在其南，我们整一日均沿河南行也。又如我住河之东岸，彼等则云：“你等住在北岸。”又如彼等云：“由伙什拉什往东，至托洼克，东南至额瓦提。”实则为南至托洼克，西南至额瓦提。初以为当地人言之偶误，续因所询皆如此，乃询问其究竟。据说，此地分方位，以河流为主。河阴为北，河阳为南，此河皆南北流。因此，遂以南为东，以东为北，以北为西，以西为南。非以指南针之所指定方位也。
如上所举者，为当地人对方位之一般习惯称呼，且相沿已久。据此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河流之方位，盖本于当地人之称呼习惯，或得之于本地人之所传说，如现今和田人之方位观念也。故称河水为西北流，实则东北流也。而所谓南源者，实则西源也。所谓王城东南者，实则为王城西南也。设此推定不误，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之难解的水流方位问题，皆可得一解决矣。又以一事证之。我在前面说本地人称托洼克在和田河之东后，检民国五年参谋部出版之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舆图，绘托洼克于麻札塔哈之东，而实则托洼克在麻札塔哈之南。初不知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之如何错误，后方知新疆修志，是据本地人所言而绘，并非实地测量，而本地人以南为东，遂以致误也。再举一故事，《大唐西域记》述于阗建国之传说，称东土弟子，流徙居此东界，印度无忧王迁其豪族，出雪山北，至此西界注60。而《西藏传》亦记述于阗建国类似之传说，称：“中国之王子，瞿萨旦那，率一万人赴西方，来至和田之Me-Skar，当时印度达摩阿输迦王之宰相耶舍率七千人来自于田河之下流。后瞿萨旦那之从者于南方访见宰相耶舍之幕帐，于是瞿萨旦那乃率从者，来至于田河南，Hang-gu-jo地方，与耶舍会见。”注61其所称之王名，与《大唐西域记》所述之同异问题，暂置不论。现就其所述方位言之，则彼此互歧。《大唐西域记》之东土帝子，无疑即是《西藏传》所述之中国王子瞿萨旦那。《西藏传》记述之印度达摩阿输迦王宰相耶舍，无疑即《大唐西域记》中无忧王所迁出之豪族。《西藏传》又云：“瞿萨旦那与耶舍和睦之后，瞿萨旦那之中国从者，居于于田河下流及Mdo meskar与Skamshed之上部。宰相耶舍之印度从者，则居于于田河之上流，与Rgya及Kongdzeng之下部。两地中间，为中国人与印度人杂居。后乃共筑一城。”观此节所述，亦是以和田河之上流为南，下流为北。而共筑之都城，即在河流之中间。然则《西藏传》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有异乎？非也。《西藏传》之下流（北方），即《大唐西域记》之东。《西藏传》之上流（南方），即《大唐西域记》之西。盖《大唐西域记》本指南针之方向而言，而《西藏传》本地人以河水分方位而言也。若此解释不误，则《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之大河西北流，可以得其解释。即所谓西北流者，实即东北流也。同时，在《大唐西域记》中所举者，尚有二庙：一为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昆卢折那阿罗汉建也。一为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褾伽山，于崖谷间建一伽蓝。今若以阿克斯比尔为国都，向南或西南10——20公里以内，寻觅庙基及山丘，均不可能。若以西南或南作当地人之水位方向解，则在阿克斯比尔西北有二古庙基。一为姚瓦克，一为可可达坂之古址，均距阿克斯比尔约5公里，或10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述之里数相符。惟《大唐西域记》之瞿室褾伽山，在和田西北一带，实无此山。故斯坦因乃转求之乌杂提对面之山注62。我意当时于阗人所称之山，非必石与土方称之为山，即沙堆阜亦可称之为山。若是，则可可达坂之沙阜，亦可谓之为山也。例如《大唐西域记》所述之葛劳落迦城故事，其实为一大沙堆阜，但因其形势，亦称为山。故我疑瞿室褾迦山，亦是类此之沙堆阜也。
以上所述，皆以本地人水流辨方位之说，推测古传记中所记方位之与今地方位之不合者，若此说可立，则我之以阿克斯比尔为于阗国都，得不少佐证也。总之，真实之地形方位，有与记载不符且互歧者，如《后汉书》称葱岭以东，惟于阗、鄯善最为强大，是于阗在葱岭以东也。然《魏书》则云：于阗在葱岭之北二百里，谁是而谁非耶？《汉书》于阗南与婼羌接，《魏书》则云：于阗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将谁是谁非耶？至此，若以本地人称呼之方位，以南为东、以东为北而解释之，则不能不疑为《魏书》之所本，实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均同也。
按《大唐西域记》所述瞿室褾伽山（唐言牛角山），斯坦因氏指乌杂提对面Kohmarimazar山，为其地。但此地并无寺庙遗迹，不如玉龙喀什河畔小库马提之山为瞿室褾伽山，其寺庙遗址，即当时所建之伽蓝，较为合理。但此地在姚头冈之东南，与《大唐西域记》所述在王城西南之语不合，里数亦不符。白井长助君致欲迁移王城位置，以就斯坦因氏所云，亦非得计。要之，《大唐西域记》所述王城四周之伽蓝，其方位不必尽与指南针之方位相合，而多从土语。例如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今由斯坦因氏在旦当鄂利克，发现鼠显神之画版，知鼠壤坟在北而不在西，是其例也。故斯坦因氏强指姚头冈为于阗王城，而在王城西南觅瞿室褾伽山，又在山之西北觅王城，实有未妥也。
（原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
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
一、焉耆国都问题
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首见于《汉书·西域传》。法显《佛国记》作乌夷，《大唐西域记》作阿耆尼，皆指古之焉耆。清朝及民国仍名为焉耆县，现属巴音郭楞自治州，州治设库尔勒，县治设喀拉沙尔，但古时国都并不在此。《汉书·西域传》：“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后汉书·西域传》称王居南河城；《后汉纪》作河南城。疑南河城或河南城指城的位置言，或汉人所命名，其本名当仍为员渠城。《魏书》万度归讨焉耆进军向员渠，是在后魏时国都仍名员渠也。问题是焉耆员渠城今在何地。徐松《西域水道记》指四十里城市东之旧城为古员渠城。我在1928年7月曾前往查勘，旧城遗址在四十里城市东约20公里许，位于一草滩中，名博格达沁。城基尚存，周约3公里，似为土坯所砌。城已荒芜，苇草丛生，除间有粉红陶片外，无其他遗物可寻。城西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我在土墩上曾拾得开元钱半枚，铜片数块。由遗物及城墙建筑来说，显为唐代遗址。员渠城为汉代遗址，时代不相及，徐松之言似不可据。然则员渠城究在何地耶？解决焉耆都城所在地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根据遗物；其次当求之地形。试以河流为中心探员渠城之所在。《水经注·河水篇》叙海都河与员渠城之关系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导。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按《水经注》所叙河流，校以今形，略有变化。按左水疑即今小珠勒都斯河，右水疑即今大裕勒都斯河，两河在山中会流后，出山称为海都河。东流于喀拉沙尔城西，转至城东，又东南流入海，与《水经注》称“右水东南流，分为二水，左右焉耆之国”之语不合。现就实地考察的情况来叙述这一问题。先是我在霍拉山工作时，一蒙古人称河南岸有故城，愿导我往观。乃于1928年6月尾前往，由霍拉山口向北行，经过两道干沟，越一沙岭而至锡科沁大渠。复北行二十分钟即至一沙岭，西北南三面皆大山环峙，中为一平原，沙岭即突起于平原的中部，海都河流行此岭之北，锡科沁大渠经流于此岭之南。有二旧城遗址即建立于沙梁上。一建于岭之西，作矩形，北墙滨干河边，已颓圮。南墙东墙尚存约1米多高，南墙长约113米，东墙长约90米，城内满布石子，不见任何遗物。其东一遗址建在沙岭北麓沿干河南岸，为一横长椭圆形，北墙遗址尚存，长468米，中宽48米，两头及中间断断续续尚有若干土堆和房址，形成一线，间有红陶片，显然为古人居住聚落。此外在海都河南岸另有一旧城遗址，墙基尚存，基础用石累砌而成，南北长约121.2米，东北约90米，城中已开垦成熟地。城西南隅有一土墩屹立，城中间有房屋遗址，在此掘出泥塑佛像残件。城之东面另有一围墙，墙高1米，南北长约37.2米，东西约84米，另有墙壁以石为基。两城中陶片皆作红色，与沙岭北遗址中之陶片同。北距海都河约2.5公里地，可望及之。与沙岭旧城斜对，相隔约2.3公里。北望河北岸旧城历历如画，很显然这些遗址在古代焉耆国历史上必有其重要意义。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此作较大规模的发掘。没有地下遗物来作为推断此遗址性质和时代的根据，现仅能就其周围形势作一初步探索。现在沙岭北遗址旁之干河，据本地人说，此干河上自海都河分出，东南流入海，又博罗海有一沙河亦自海都河分出，流于城西转东南流，绕沙岭之西南，下流经锡科沁转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如此，是海都河自出山口后，分出左右二支水，环绕此城。左水即沙岭北麓之干河，流于城北转东南流者，现查墩渠即为古时水道之标识。右水流于城西，即博罗海之沙河，现锡科沁大渠为古时水道之标识。我在明屋考察时，发现明屋旁有一旧河道，据说即博罗海之沙河由锡科沁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者也。是两河至锡科沁已合为一河，经明屋西南流入海。此河沿岸遗址如锡科沁旧城及明屋佛寺皆其较巨者。现左右二水均竭，只存海都河本支东流入海矣。由这河流的形势及遗址位置，与《水经注》所云“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情形完全相合，可能即是古员渠城遗址。当然就现有遗址来说是很零碎，断断续续不能得出古城的全部面貌。但时期距今两千年，河流迁徙冲刷，加以人为的挖渠掘土，古城建筑遭受破坏，事实上不会有一完整古城如高昌旧城也。
除此城外，在河北岸尚有一古城。距河岸约2公里，有内外两城；外城周1140米，内城周360米。城墙只余基址，高1米左右，城内外为水冲刷，地面布满小石块，街衢巷陌已不可见，间有红陶片，与曲惠及阿拉癸沟中相同。时代当较早，本地人名城为唐王城，可能至唐代尚存在也。城北2.5公里处有土阜四处，疑为古代房屋或庙宇遗址，吾人掘其土阜之一，发现残佛像，盖亦废寺也。此城与河南岸旧城遥遥相对，相距不过5公里，疑同属于焉耆国都。《后汉书·西域传》称其王居南河城，有海水出入四山之内，周围其城三十余里。《新唐书·西域传》焉耆条：“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如焉耆国都范围为三十里，当不是指一城，而是包括海都河南北两岸所有遗址而言。如所推论不误，是焉耆占据博斯腾湖西北平原上，适与《通典·西戎传》所谓斗绝一隅者是也。
二、尉犁、危须国都问题
其次再谈尉犁、危须国都所在地问题。如《大唐西域记》所云，焉耆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当指以兼并尉犁、危须二国而言。在汉时尉犁、危须各自有国，据《汉书·西域传》云“焉耆南至尉犁百里”，是尉犁在焉耆之南。又危须条云西至焉耆百里，是危须在焉耆之东。先谈危须。仍引《水经注》所叙敦薨水校以今形势，来说明古危须国位置。《水经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导。……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浚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称：“今哈布齐垓河东南流，当喀拉沙尔东北，分为二水，合海都河。”董祐诚以现哈布齐垓河当东源是也。但分为二水均入海都河与我所考察者微有出入。当我由哈拉木登往游巴龙台。巴龙台为蒙古喇嘛教圣地。于7月11日发自哈拉木登，向北行约30公里，驻哈布齐垓山口，有哈布齐垓水自山口流出。12日沿哈布齐垓河北行，约35公里抵巴龙台后沟驻焉。此地为三水总汇之区。盖哈布齐垓有三源，东源为巴龙台水，亦称巴龙哈布齐垓水，蒙古寺庙及王府建于此水之旁；西源为乃任哈布齐垓水，“乃任”蒙古语西也；正源为乌拉斯太水，出自大山，南流至巴龙台，三水会合南流。出沟口后分为二支，一支东流经何腾苏木地至六十户入海。当我由吐鲁番赴焉耆途中，路过清水河之西约10公里，有水积为小海子，本地人修二桥以渡行人，即其东支也。不过在秋冬水小，仅能灌地，无余水入海。一支东南流。在喀拉沙尔附近入海都河，与《水经注》二水俱入湖之情形略异。但以哈布齐垓水为《水经注》中敦薨水之东源，则无可疑。如然，则现清水河为两国分界线，以东属危须国地，以西属焉耆国地也。再征之遗址，在曲惠西北0.25公里许，有古城遗址。墙基犹存，东西98米，南北75.5米，墙高3.3米。城为红土所筑，顶为土坯所砌。城中红泥陶片甚多，且有红底黑花之彩陶片，并曾觅得小铜片及铁块，亦不见其他遗物。然就红陶片来说，当为公元前后遗物，疑即汉时危须国都城所在地。除此城外，再无其他遗址可以相当。在北魏时称为左回，《魏书·西域传》云：“太平真君七年诏万度归讨焉耆，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围员渠。”左回即曲惠，为一声之转。万度归由东来，先至左回城，时危须已并入焉耆为左回县，故万度归据之。如然，是危须在焉耆之东，据博斯腾淖尔东北面平原。但《汉书》称危须西至焉耆百里，现由曲惠至哈拉木登约二百里，所记里数不合。但如由六十户即哈布齐垓河（敦薨水东源）南入海处起算，则距离约略相当，但此一带无古迹。疑《汉书》所称之百里，指达其国境所言也。
其次再谈尉犁国地。古代尉犁国究在何地？是一哑谜。《水经注图说残稿》称：“尉犁正当今布古尔地。”民国年初在库尔勒南设尉犁县，皆以尉犁在库鲁克山和天山之南，均与汉时尉犁位置不符。现仍根据《水经注》来探讨。《水经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径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据《水经注》所云，校以今形势，是尉犁在湖之西，沙山之北。现海都河自入博斯腾湖后，复由湖西南隅溢出为孔雀河，西流至哈满沟入库鲁克山即沙山，转南流经铁门关出山口，流于库尔勒之西，复转东南流，折东流为库鲁克河，入罗布泊。《水经注》叙敦薨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海当即指由西海溢出之孔雀河。是尉犁城应在由博斯腾湖溢出西流之孔雀河水以北，即紫泥泉子一带。沙山即今库鲁克山；铁关谷即铁门关，因山中出煤出铁，旧设有铁厂，故有铁门关之称。再征之历史，《晋书·西戎传》称，张骏疆理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败熙于贲仑城，进屯铁门关。未至，熙要之于遮留谷，植击败之，进据尉犁。贲仑城当即库尔勒附近之旧城。遮留谷当即哈满沟中之狭谷。铁门关疑即沟之狭口处，现称为铁关口，竖立一牌坊，上书“古铁门关”四字。是张植自南来，故先败熙于哈满沟，再进至尉犁。是尉犁在哈满沟以北也。然则尉犁今在何地？试再征之古迹。
我由哈拉木登考查完后，返四十里城市驻处。7月初，本地以拾金子为业之猎户那卡，愿导我往观附近之遗址。由此地往南偏西有大道至库尔勒，沿大道南行约二三公里之地，即遍地沙丘，上生红柳。在这红柳冢中时现红土阜及泥滩，滩上满布古陶片。土阜有用土块累成，本地人称为炮台，实即古烽墩之倾圮者；亦有露出墙壁者，必为古代房屋之遗址，均与沙阜及红柳冢相间杂。自此地往南至紫泥泉子，西至明屋，东至盐池，东北至白土墩子，即海边周约15公里皆为此种沙阜及土堆所散布。本地人每于大风后即往红泥滩上拾金子及古铜件，多有所获。我等来此亦随手拾碎铜片、古钱、蛤贝、石矢镞、残瓦鬲、红陶片等。陶片色红而粗厚，石矢镞打制颇细，与罗布泊北岸所拾者同。瓦鬲仅得一足。由于这些遗物出现，可断定此地确为公元前后之遗址。或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此地已有居民。又在沙丘之旁，时露出磨石残块，及汉“大泉五十”与唐“开元通宝”，是此地自汉至唐代均有居民。由于陶器及磨石出现，及紫泥泉子尚存旧渠道及阡陌遗迹，可证此地古时又为垦殖区。在此址之南偏东约5公里，地名土子诺克，发掘一古坟，死者埋葬于一宽长之土垣中，并无棺椁，与罗布泊北岸墓葬形式相同。吾人在死者身旁发现铜镜一、帽饰一及陶器等，皆为公元前后之故物。此遗址邻于盐池之旁。由此往东南，地势低洼，形成一小海子，在湖之西，现已干涸。疑即《水经注》中所称之西海，在古时此海与东海相联。在盐池西北面有土墩七座，皆用土坯所砌，现已倾圮，然本地人仍在此一带拾金子及碎铜片等。这些遗址均在盐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虽然零星散漫，没有有规模的古城或建筑物；但由其区域之大，散布之广，必为古时一国之重要聚住区。然则属于何国？徐松等据四十里城市之旧城，定为焉耆之员渠城。我当初也曾一度同意其说。后在盐池发掘时，于附近发现一小海子，证明博斯腾湖古为东西两海。现西海已涸，东海且向北移，当然这是由于海都河改道的原故。所以根据《水经注》，西海近尉犁国，国治尉犁城之语，及历史事实，可假定盐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之广大遗址群为古尉犁国也。一者《汉书·西域传》称尉犁在焉耆之南百里。如以哈拉木登为焉耆之员渠城，则四十里城市适在其南，距离亦略相当。二者据《三国志·魏志》注，尉犁在三国时已并入焉耆。北魏太平真君时万度归讨焉耆先据左回、尉犁二城，进围员渠。则左回即曲惠，左回在东，尉犁在南，而员渠在西，故万度归采取了包围的战略。三者如以四十里城市东之遗址当焉耆员渠城，则尉犁势必推之库鲁克山以南，今库尔勒一带。当然库尔勒附近是有二古城，如狭尔乱旦旧城、玉子千旧城，但不能证明为古尉犁城，或许是熙被植所败之贲仑城，故以尉犁在山南，是与当时情形不合，且亦与历史事实不符。故不采徐松之说而另行推定。当然真确判断，必须有待于考古学上之发现，以及地下遗物之印证，吾人今日所论者不过一比较合理之假定而已。
以上是专就汉、魏、南北朝情形作研究，隋、唐以后如何，我想提出几点矛盾，来作研究这一问题的线索。
国都大小问题。《魏书·西域传》云：“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国小人贫。……”《周书》、《隋书》焉耆传均与《魏书》同。《魏书》虽为魏收所作，但多散遗，后人采《北史》补之。但《北史》亦为唐初所作，所引用者必为旧材料，仍然可信。但《大唐西域记》称：“焉耆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众流交带，引水为田……。”《大唐西域记》根据玄奘亲历而作，所言当不谬。然则一称国小都城方二里；一说国大都城周六七里，究竟谁是？据慧琳《一切经音义》所云：“阿耆尼国……汉时楼兰、鄯善、危须、尉犁等城皆此地也。或迁都改邑，或居此城，或随主立名，或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或丘墟。”（卷八十二）按慧琳为疏勒国人，称本土形势当有所据。惟将楼兰、鄯善亦并于焉耆恐误。《通典·边防》西戎条云：“焉耆今其王龙姓，即突骑（支）之后，尽并有汉时尉犁、危须、山国三国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卷一九二）是在唐初除尉犁、危须早已并入焉耆外，又并有墨山国，而与鄯善接壤矣。疆域既扩大，则国都势必需要建立在适中之地以便控制全境，不可能仍居斗绝一隅之员渠城也。今以焉耆至龟兹之距离论证，据《汉书·西域传》，龟兹至乌垒三百五十里，焉耆至乌垒四百里，《水经注》所云亦同。是焉耆至龟兹七百五十里，若由尉犁至龟兹，当为六百五十里。按《汉书·西域传》渠犁条：“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此条自武帝初通西域以后，均言龟兹事，当为龟兹传原文；后人移至渠犁传内。若然，则龟兹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与焉耆、龟兹各传均合。再以唐人记焉耆至龟兹里数来说，贾耽《道里记》云：“由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共六百三十里。”又慧琳《一切经音义》云：“焉耆即安西四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根据此两则，虽所谈距离有差异，但已不是汉员渠到龟兹里数，而与尉犁到龟兹里数相接近，则唐时焉耆国都必已向南移至汉尉犁国境内。或今四十里城市东2.5公里之旧城，为唐时焉耆国之都城也。现由库车至四十里城市为311公里，合六百二十二里，与唐贾耽所记里数仅差八里，则以四十里城市东之旧城为唐时国都，谅无不合。现四十里旧城周约3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记相合，且有开元钱，亦可证明其为重城也。但《大唐西域记》称：“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是从焉耆到屈支有九百里。但玄奘此记不甚清楚，二百余里到何处，西行平川七百里自何处开始，颇为模糊。渡二大河是哪两河，颇觉费猜。如丁谦所云以苦水河为界，则到库车不过四百余里，也不是大河。我想渡二大河必是指古之海都河及铜厂河。海都河出山后向西流于库尔勒之西，至渠犁之西即今库尔楚之南折东南流入塔里木河。铜厂河与渭干河会合后，东流至乌垒城里（今策特尔南），东南流入塔里木河，如渡最后一道河处，当在乌垒之西，即今策特尔南。据《汉书·西域传》由乌垒到龟兹也只三百五十里，就如徐松所云：以三字为五字之讹，改为五百五十里，仍没有七百里。因此我疑《大唐西域记》之七百里，乃指焉耆至龟兹之总数，或七字为五字之讹，不然决不至相差如此之大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一、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
罗布淖尔为蒙古语。蒙古呼海为“淖尔”，“罗布”是地名。源于唐之“纳缚波”。《大唐西域记》云：
由且末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据此是“纳缚波”为国名，在唐初已灭亡矣，故称“故”。英国斯坦因（A.Stein）于公元1907年，在密远古堡中发现藏文残纸甚多；内著录不少地名，中有名大纳布城（Castle of Great Nob）、小纳布城（Castle of Little Nob）者。“纳布”与玄奘之“纳缚波”（Na-fu-pa）译音相近，显然为中古及近古时用于罗布全区之名注63。按“纳缚”据法国伯希和说：为梵语（Sanscrit）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注64。是藏文中之“纳布”与梵文中之“纳缚”不能谓无关系。但近世之“罗布”及元初马可波罗所经过之“罗不”，是否与“纳缚”同一义意，为一问题矣注65。又罗布淖尔在中国古代传记中，其名略异。首见于《山海经》者，称为“ND836泽”。《西山经》云：
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
又《北山经》云：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
按敦薨之水，即今焉耆河，下流为孔雀河，流入罗布淖尔，是罗布淖尔古名ND836泽也。ND836音黝，黑色之义。郭注《西山经》云：“ND836，水色黑也。”据此，是ND836泽以水之色言。《史记》则称为“盐泽”，《汉书》则名“蒲昌海”。《史记·大宛传》云：
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又云：
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按《史记·大宛传》，作于汉武帝时，所称于田东流之水，即今塔里木河及车尔臣河，均东入罗布淖尔。古代相传塔里木河为黄河初源，至罗布淖尔后即潜行地下，其南出积石山为黄河云。是罗布淖尔在汉武帝时名为盐泽也。后汉班固作《汉书》时，则又颇异其名。《汉书·西域传》云：
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至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
《水经注》则又有牢兰海之名。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田于东（编者按：原作东于，据赵一清校改）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ND836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兰海，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是罗布淖尔在唐以前异名甚多。据《水经注》解释盐泽之义曰：“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是盐泽因其水含盐质而得名。其解释牢兰海之义曰：“楼兰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海为牢兰海也。”据此是牢兰海以事言。我意此乃《水经注》附益之辞。牢兰当为楼兰之转音。因泽在楼兰国北，故以国名名海；并非因迎送汉使之故也。蒲昌海、辅日海、临海未知其取名之由，疑皆以地名名海也。惟汉之“楼兰”或“牢兰”，与唐之“纳缚波”，元之“罗不”诸名称，是否有因袭关系，其变化程序若何，伯希和氏尝提此问题而未加解释。但据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及密远废墟所发现之文献，楼兰在罗布淖尔北部，为魏、晋以前之地名。纳缚在罗布淖尔之南，疑为后期之地名，虽同一国之地，而地点不同，时代亦异，其名称当不能一致。伯希和释纳缚梵语为新，极可注意。新与故对，必在形势转变之后，另立一新名也。
罗布淖尔本为海水之专名，今则以之名地。凡库鲁克山以南，阿尔金山以北，古玉门、阳关以西，铁干里克以东，在三面山丘围绕之中，有一片低地，完全为盐壳所覆盖。据斯坦因氏测量，自西南至东北257.5公里，最宽处为145公里左右注66；即吾人所称之罗布区域。在史前时代，本为一咸水海，当中亚气候尚未干燥时，容纳塔里木河水流；后渐干涸，仅存一小部分之咸水湖，其余均变成盐层地带或沙漠。
二、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间有一大河名塔里木河东流。在公元1921年前与由博斯腾湖泄出东南流之孔雀河会合南流，经铁干里克，又南流会车尔臣河东流入罗布淖尔，形成两湖：东曰喀拉库顺，西曰喀拉布郎库尔；在今若羌之北，罗布庄之东。但中国旧地图，则绘罗布海子于北岸，即在库鲁克山南麓注67。清光绪间（公元1876——1877年）俄人蒲里兹瓦尔斯基（Prejevalski）发现此湖在罗布区域南部，与中国旧地图所绘海之位置，纬度整有一度之差，遂谓中国旧地图上大误。德国地学家李希荷芬（Richthofen）不然其说，谓中国旧地图曾经调查，必非臆造，或另有一支流入罗布区域北部，而为蒲氏所未见也，遂引起地学上不少之争论。如英国斯坦因、美国亨亭登（Huntington）等均对于湖水有所推拟。1900年斯文赫定博士赴罗布淖尔考察，自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测量水准，在楼兰故墟附近发见有一片洼地，推论海水将来有恢复故道之可能。1927年我到新疆考察时，在1930年春于吐鲁番工作完后，向罗布淖尔前进。4月2日，发自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6日至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罗布淖尔已水云相接。极目无际，知海水已返北矣。复南行，累过土阜地带，约15公里，即遇溢水，即库鲁克河之末流入海处也。时河未归道，溢水四出，形成若干小池，枯桐、柽柳仍倒置水中，尚未复苏，而芦苇已有新生之象矣。循水东行，水势渐大，累阻行程；终乃达一较宽阔之水面，当地人称为大老坝。坝东北两岸剥蚀之土丘，重叠起伏若城郭，皆作东北、西南向，必为剧烈之东北风剥蚀所成无疑也。绕过大老坝，最后到达一三角洲，三面环海；一洲伸入海之中央，即我所发现之“烽火台遗址”，定名为“土垠”（Tuken）者是也注68。东南望，海水无涯际。盖已至海之北端矣。土垣峙立于海中，鱼凫翱翔于水上，洵为海景奇观。又绕海东岸南行，得一古烽敦。五铢钱散布极广。因食粮缺乏，未及再沿海东行，为一遗憾耳。及1934年我第二次复往探查，出库鲁克山之鲁戈斯特，直南行，抵孔雀河岸。河宽近70米，两岸柽柳丛生。水深可以行舟。复沿河东行，达我第一次所踏查之地，则水已入河故道；无前次泛溢之患。而河岸之柽柳已欣欣向荣。前之剥蚀土丘渐已溶解于水中，化为泥滩。此第二次发见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也。我两次考察，均困于经济与粮食，未能充分工作，作沿海之测绘。当我第一次考察完后，1930年秋返平；即以发见罗布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及考察路线略图，报告于北平学术界。复经雷兴教授（Prof.T.Lessing）译为德文，转告于欧洲学林。1931年春，郝勒（Dr.Hörner）及陈宗器君根据我之报告，重往查勘；并确定我所发见遗址之经纬度（图一）。1934年，赫定博士又往测绘地形，罗布淖尔新海之地形图遂益臻精密。
图一 最近水复故道之罗布淖尔
三、水道变迁时代之推拟
古海恢复故道已如上述；但何时在北岸，又何时南迁，诚为研究罗布淖尔之切要问题。试检查中国古籍如《山海经》、《史记》、《汉书》所载，甚可相信古海确在北岸。现以地文学上之证据，亦相信涸海沿岸之泥层，为古海水之沉淀物。但古海何时在北岸，其位置若何？在吾人发见水复故道以前，尚未得一真确之解答。自斯文赫定博士发见楼兰故址，并在附近发见一大片低地，较喀拉库顺为低（喀拉库顺海拔815米，楼兰附近海拔810至777米）注69。推论从前曾有湖泊，楼兰城在其北岸，证明中国旧地图绘海子于北岸为非误。以后美国亨亭登、英国斯坦因均在楼兰故墟有所考察，据其所发见之文书，皆在公元263——267年，相当于晋武帝时。又赫定所获文书中有“水大波深必泛”之语注70，是在楼兰兴盛时，孔雀河中尚有水，经流楼兰城附近入海也。又日人橘瑞超氏亦于1910年在所获文书中有“海头”二字。由以上古物之证明，则海水在1600年前，即公元3世纪时，积于楼兰遗址附近，可以确定。但在汉初，即公元前后，水积何处？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所得古物中，均不足以证明此点。盖楼兰遗址为纪元3世纪所遗留，无一汉物。则汉时此地是否有居民，及河水是否经行楼兰以入海？未可定也。我在1930年除见海水复故道之外，又在海北岸发见古烽火台遗址，并掘获木简多枚，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及成帝元延五年（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号，是在罗布古址中所得最早之文书，距今已1960余年矣。而此遗址适在海北头一三角洲之海湾中。不唯可以证明此地在西汉时之繁荣，而且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海水之位置。又由其附近之大道，更可窥见当时道路绕海北岸及沿河西行之情形。自有此古物之发现，则现所见海水之复故道，可以说所复者为2000年前后之故道，即《汉书·西域传》所称之古蒲昌海之故道也。是不惟赫定所推论海水积北岸之假定实现，且提早400余年，而其位置亦偏向东北矣。并足以证明《史记》、《汉书》及《水经注》所记真确无误。
至海水何时南迁，其移徙之情形若何？因未赴罗布南部考察，未能得一真确解答。但钩稽中国古籍所述，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读者参考。按以古物学上之证明，检查我所发现之文书，终于汉成帝元延五年。时成帝仅元延四年，五年已改元为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由此可知我所发现之遗址在公元后似已被放弃。赫定所发现之遗址其文书止于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据斯坦因所述，文书上有作“建武十四年”者注71。建武为东晋元帝年号，仅一年，即位后，改元大兴。照推应为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乃前凉张氏仍奉元帝年号也。虽石虎亦改元建武，但张氏并不援用后赵年号。如此，则楼兰遗址之放弃，应在公元330年或以后也。此两地放弃之原因，是否由于水道之变迁，固不能确定。但居民必与水有密切之关系。盖水道变迁：一方面由于自然之变化，或河流改道；但间接关于人为之力最多。如有居民之地，则人民谋水利之引导开淤启塞，多有裨益于水道之流通。且植树平沙，亦可以阻风沙之壅塞，而致影响水流。反之，若有水无居民，或有居民无水，均足以引起地理上之变化，使水道变方向或干涸。是遗址被放弃以后，直接间接均可促使水道变迁或改道，此事理之必然也。据此，此海水之移徙，必与遗址之放弃同时，或在后，可以推知。然则移徙于何处，其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按罗布淖尔所受水：在北者为孔雀河，即海都河之下流；在南者为塔里木河与车尔臣河合流之水。在1921年以前，孔雀河至铁干里克南流入塔里木河会车尔臣河后，东流入罗布淖尔。故淖尔在南，而北部干涸。1921年以后，孔雀河水复故道，至铁干里克附近德门堡转东流入涸海。水既返北，故南部干涸，此最近时事也。在汉、魏时，水积罗布北岸，是当时孔雀河水亦必径向东行。然则自晋、宋以后，河流之情形若何？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也。考《汉书》所云：罗布入海之口，仅为一河。《西域传》云：
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
据此是和田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海。海都河与车尔臣河虽未述及，疑亦与葱岭河会流东逝也。及《水经注》卷二所述，则分南北两河入海。其叙北河云：
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北河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
又述南河云：
河出葱岭自歧沙谷分流。南河又东与于田河合，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
又引《释氏西域记》曰：
南河自于田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综合郦道元所述，显示塔里木盆地有二大河东流入罗布淖尔：一为北河，一为南河。北河则称：“径楼兰城南，东注于ND836泽，即经所谓蒲昌海。”南河则称：“径流鄯善国北，东注泽。”叙北河所入之海，则曰：“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叙南河所入之海，则曰：“牢兰海”，“泽在楼兰国北。”其所称之蒲昌海与牢兰海，是否同为一海，或为两海因地而异名，道元均未加以诠释，但如道元所述，罗布淖尔所受水，确系二道入海：一在北，即楼兰城南；一在南，即鄯善国北（图二）。其情形甚为显然。郦道元为北魏时人，所据材料必为当时之著述。如《释氏西域记》，我亦疑为晋、宋间作品；则所论之罗布淖尔情形，必为道元当时之情形无疑。由是言之，是罗布淖尔自东晋以后至北魏之末（公元330——528年），水分两道入海：南道之海在楼兰东故城之北，即在今密远县北；北道之海在龙城西南，若南北同注一海也。则北魏时之海水较汉时已南徙。北岸始于赫定所发现楼兰遗址之东南，南岸伸张于密远之北矣。其形势当亦为南北纵长也。
图二 魏晋以后蒲昌海之推测 （据《水经注·河水篇》拟绘）
但由其受流海口之不同，影响于海水之伸缩与变迁至大。当其水大时，固可联为一海；及其干涸，或为风沙所阻塞，有截为两海之可能。如道元所述，是否能保持一海之原状，永久不变，固为一大问题也。故自隋、唐以后，罗布淖尔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过去旅行家之著述，多详于神怪而略于环境。晋释法显由敦煌至鄯善，记沙河中之情形，不言有海。唐释玄奘由西域取经，回程经纳缚波故国，太宗使敦煌官司迎于流沙，亦不言有海。岂讳之而不言欤，抑实未尝见欤？实使吾人苦索不得之问题也。但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则罗布淖尔又有著矣。《地理志》附载贾耽《道里记》云：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当据《沙州图经》作“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
按七屯城据《新疆图志·道路志》密远注云：“此处有古城，周三里，北距罗布淖尔一百里。疑即汉鄯善国之伊循城也。”至于石城镇，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沙州都督府图经》断片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城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据此是密远即汉之伊循城。唐之屯城又称小鄯善，石城镇又称大鄯善；康艳典所据者也。由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是海之南岸在今密远东北，但又称石城镇在蒲昌海南三百里。是海水又在卡尔克里克以北三百里也。据其所述，若非所指者为两海，则隋、唐时罗布淖尔之情形又大变矣。盖此时海之北岸达阿拉竿驿附近，而南岸将及于喀拉库顺矣。其形势则为西北向东南扩展之斜长也（图三）。至如何造成此种形势，贾耽虽未加解释，但亦必与河流有关。若使所推拟形势不误，则当时北岸之孔雀河，至铁干里克时，必已不复东入涸海，而转东南流与塔里木河会流入新海也。车尔臣河则东北流入新海之南岸。水大则两海合而为一。《辛卯侍行记》营盘海子注云：“周约三十余里，西南平沙宽广。相传此处原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疑古时此海与蒲昌海合也。”虽所述为清中叶情形，然甚可以之解释隋、唐时之罗布淖尔也。据此，是隋、唐时（即公元7世纪至9世纪之末）罗布淖尔水道较汉时不惟形势变异，亦且东西逆转矣。
图三 唐蒲昌海之推测 （据《新唐书·地理志》拟绘）
宋、元以来罗布形势如何，有无变迁，记载缺乏，无可稽考。但马可波罗旅行西域，经过罗布镇以至沙州，并未提及有海子事，其《行纪》第五六章云：“罗布是一大城，在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须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然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饮……。渡沙漠之时，至少有二十八处得此甘水。”按罗布大城，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附近旧城，或在其北之罗布村。据此，是元时卡尔克里克之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并无海水；则海水必仍在北岸如隋、唐时之地位，尚未南迁。由沙漠中之甘水区可供五十人或一百人饮料之语，必指干河中之余水；而沿岸之“沙山沙谷”，表示为古河床，现已干涸，变为沙谷矣。据此，是宋、元以来之车尔臣河仍东北流，不入喀拉布朗库尔，可以推知也。
明、清之际，碛路闭。罗布淖尔情形如何，已无可稽考。清初康、乾间，因军事之进展，罗布淖尔复见记述。《河源纪略》卷九云：
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西偏众山水，共六大支。绵地五千里，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碛限隔，潜伏不见者无算。以山势揆之，回环纡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极四十度至五分，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北有圆池三，无名；南方有椭池四：为鄂尔沟海图、巴哈噶逊弩奇图色钦、弩奇图杭阿、塔里木池，错列环拱。登山远眺，亦如星宿海。
按《河源纪略》为清乾隆四十七年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后所记，皆所亲历，想非臆造。据其所述，根据其经纬度，则当时罗布淖尔确在北边；相当今阿拉竿以北以东，以阿拉克库尔、达雅克库尔、喀拉库尔、阿瓦鲁库尔及赤威里克库尔为中心。经度87°30′——88°40′——，纬度40°05′————40°40′——（民国初年参谋部百万分之一地图），东西浸漫，北岸达营盘西南小海子。今以《河源纪略》附图参以今地，可见也。又据《河源纪略》卷二图说二附图，在罗布淖尔东南又绘一海，名噶顺淖尔。据《纪略》卷十一云：“噶斯淖尔（图说二作噶顺淖尔）周广三百余里。有三源，自西境碛中流出来注之。噶斯淖尔极三十九度六分，西二十六度五分。去罗布淖尔东南二百里。”今据其所述之经纬度，相当于今之喀拉库顺。在其西又绘有一不知名之圆池。推其位置比率，相当于今之喀拉布郎库尔。据此，是在清乾隆时罗布淖尔已南北分流：在北者水积于阿拉竿附近，疑仍为隋、唐时之旧道；在南者水积于密远之北及罗布村附近，盖为新海。其移徙之时代，虽不可确知，疑当在明、清之际也。但当时因南北河流之情形尚不清晰，故以后地图家多不注意喀拉库顺，并将南部东西两湖删除，仅将罗布淖尔绘于北部；如《大清一统图》、《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附图》皆如此。及清之末叶，左宗棠驻新后，改省置县。光绪初，巡抚刘锦棠、魏光焘先后派刘清和、郝永刚探敦煌古道，而清末之罗布淖尔情形始大白。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陶保廉据刘清和等探查图说，述其大概云：“自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约一千二百七十里，至黑泥海子。”注云：“西北二十里咸滩，有废屋基。导者云：‘咸丰时此地亦为水，回民渔于此，今淤为咸地。’又西南三十里，黑泥海子，即罗布淖尔东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马难近；水咸有芦苇。四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据其所述，是刘清和等所经行者正当罗布淖尔之南。“黑泥海子”疑即喀拉库顺湖之义译。“芦花海子”皆为喀拉库顺西之小海子。由引导者所云：“咸丰时有水，后淤为咸地”之语观之，是在咸丰以前水势较大，至同、光以后遂渐干涸耳。又陶氏转录刘清和云：“罗布淖尔水涨时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据此是较清乾隆间噶顺淖尔周三百里其情形已有不同。陶保廉又记由托克逊至若羌道云：“……九十里和儿罕渡塔里木河，四十里七克里克庄，庄南涉水。（注云：于田东之卡墙河[即车尔臣河]东北流，至此会塔里木河。）四十里罗布村。四境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称牢兰海，今回语曰喀喇布朗库尔（言黑风海子也），蒙古语曰罗布淖尔。”据其所述，是塔里木河水南流会车尔臣河水，南积于若羌之北，分为东、西两湖。陶氏记之甚详，并不因袭于西人之发见也注72。自陶氏之说出后，《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本此绘罗布淖尔于若羌之北；民国初年参谋部之地图亦如此；北部仍绘一小海子名孔雀海，我尚未查出其根据，想为臆造。此清代及民国初年关于罗布淖尔记录及绘图变迁之大略也。盖当清人作《河源纪略》时，塔里木河水与孔雀河水俱东流，入北岸之罗布淖尔，即《纪略》所称“六大支水入淖尔”者是也。而南部之噶顺淖尔则称西碛之水注之，虽不言车尔臣河，而车尔臣河亦当注入其中。故当时形成南北两海。此清乾隆以前事也。及刘清和前往调查时，则水道又变矣。时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水在阿拉竿会合后，不复东行；折而南流，又会车尔臣河，会流东逝，形成两湖，如1921年以前之形势。水既南行，故北部之淖尔遂日形干涸，又经风沙之侵袭，当时北部之淖尔，不得不截为一些小湖，即上文所举之喀拉库尔、阿拉克库尔，以及营盘西南之小海子，皆旧时罗布淖尔干涸后仅存之小积水池也。当地人相传“营盘西南宽广之平沙，本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此语极可玩味。吾人检查中国旧图自阿拉竿之东北，营盘之西南，铁干里克之东，表见一大块东西横长之咸壳低地，尚保存有残余之积水池若干个（参考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或可拟为旧时罗布淖尔之遗迹也。近者营盘海子已完全干涸，虽阿拉竿附近亦有积水，但不南行，亦渐干涸。而所谓喀拉库顺、喀拉布朗库尔者，将来或亦有干涸之虞矣。据此，是清代之罗布淖尔其地位与形势颇类唐时（图四）。不过唐时或为一海，而清代则为两海耳。
图四 清初罗布淖尔形势图（参考《大清一统图》及赫定《楼兰》附图摹绘） 综上所述，是罗布淖尔此次变迁，乃自隋、唐以后之大变迁，不惟海水恢复两千年前之故道，而河流亦恢复两千年之旧河床矣。沧海桑田，不其然欤。总之，吾人现时所述，半由推拟；对于罗布淖尔之研究，为长远工作，有待探查之处甚多，现在之所述，其真确如何，有待将来之考察，必可得到证明或修正。
四、罗布沙漠之移徙
关于罗布沙漠问题，中国古籍数有记述，近代东西人士赴罗布考察者，对于罗布沙漠记载亦详。但吾人检查古记载所述沙漠之位置与现在情形，颇不一致。故拟本古记载所述，推测其移转之情形，藉为研究海水迁移之旁证。兹缕述于下，以作参考。
吾人试检查英国斯坦因《考古报告》及其附图，在楼兰遗址之西南，铁干里克以东，罗布村以北，一大片沙漠地带。据其所述，沿途为荒寂不毛之沙山沙谷。但同时在沙漠中间散布陶片铜钱及石器之类，显然古时为人类居住之地，而且干涸河渠纵横，则当时必有河水流行其间。试检查记载，此一带为汉人屯田楼兰之区，且为孔雀河、塔里木河入海之孔道，不闻有沙碛。然则此沙碛何时移转于此，当为吾人研究之问题。
吾人试检《史记·大宛传》：“（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宛贵人所称之“盐水”，当即今之罗布淖尔，汉时称为盐泽，又称为蒲昌海。由上面所述，汉时盐泽之位置，即在今楼兰遗址之东北，土垠遗址之南。即在今罗布低地北部，库鲁克山南麓。时匈奴右部，在今哈密、镇西一带。吐鲁番为古车师国，时役属于匈奴，而均在罗布淖尔之北，故云“出其北有胡寇”。又罗布淖尔之南，正为南道所经行，虽“贵人”不云有沙碛，只云“乏水草”，但吾人甚可解释：因有沙碛，所以乏水草。在塞外风沙弥漫地带，凡无水草之区，可能即为沙漠之区。况鄯善东与三陇沙相接，则其南部之沙漠，可能与三陇沙一致。又我于1930年发掘罗布淖尔北部，在古烽火台遗址中掘拾汉简若干枚。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一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同时拾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木简，则所述为西汉时情形可知。时汉代南北两道均须经过楼兰。楼兰以西为汉代屯田之所。则所指之“沙版”，应在楼兰东南。即在敦煌之西，过三陇沙，直至鄯善之伊循城，即今密远，皆为沙漠。由是言之，是汉、魏时之沙漠在罗布盆地东南部。1921年前之喀拉库顺湖当时疑亦在沙漠之中。故当时南道虽开，但通行者甚少，或因此也。至罗布洼地东北部如何，疑均为盐壳地带，古与今同。《水经注》云：“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现根据斯坦因地图及吾人所踏查者，在涸海即今新海之东及东北，皆为盐壳地带，与《水经注》所述之龙城情形无殊。所述龙城，并非实有其城，皆指淖尔东北部被风剥蚀之土丘而言；当地人称为“雅尔当”。土丘鳞比，如城郭宫阙，蜿蜒迤逦于涸海之东北边缘。其形如龙，其状如城，故名龙城。《水经注》释龙城曰：“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则所述龙城即指剥蚀之土丘，在海之东北面，无可疑也。但若干土丘邻近山边者，固多属黄泥土层。但逼近海边，以我所见者，类分三层：上层为黄泥沙土，厚约6米至9米不等，中为沙粒层，外表僵结，内含流沙；下为盐层，《水经注》所谓“有大盐方如巨枕”是也。是由于古海之沉淀物与沙泥僵结而成，或即冰河时期所遗留。至于最上层之黄土层，疑为后期之新沉淀物。由于吾人尝在土丘之平顶上检拾带绳纹之陶片及石器，且有若干墓穴，皆在黄土层与沙粒层之间。由遗物之证明，皆为两千年前所遗留，则土丘最上之黄土层在两千年前尚表现其活力，从可知也。及进入其后时期，因风水剥蚀而黄土层遂变为“余溜风吹”之龙城矣。此两汉以前之情形也。至于魏、晋以后，地形当无较大变化。吾人根据历史所记及近来遗物之发现，楼兰故墟在魏、晋时代，尚称繁荣。楼兰海虽渐南移，但亦无多大变迁。故其沙漠，当亦无迁移之迹，吾人根据法显所述可以知也。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据此，是自玉门、阳关以西至鄯善即今密远，皆为沙碛之地，与两汉无殊。至隋、唐以后，则罗布情形有一剧烈之转变矣。今次述之。
吾人根据上文所述，罗布海水在隋、唐时当移转于罗布西部，北岸在铁干里克之西南，阿拉竿驿附近，南岸达喀拉库顺边缘，是海水已西南移矣。然则楼兰涸海情形如何，无疑已变为沙漠。吾人根据塞外经验，沙漠河流与居民尝有相互之关系：凡有居民之地，必有水草；凡无居民之地，此地必为戈壁或沙卤不毛之地。反之，地无水草，或成沙卤，人民亦必迁徙而去，此定例也。楼兰遗址在公元376年被放弃以后，迄今尚未恢复其繁荣。放弃之原因为何，吾人虽未获明文记载，但必与人为之关系及自然环境之变迁有关。盖自沮渠氏占据西域，北魏、隋、唐继之，其至西域通途，均行南道，而以鄯善与车师为中心。且鄯善与车师之交通线，疑亦由营盘、辛地横断库鲁克山而至车师。鄯善与龟兹之交通线，则疑循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至库尔勒，转西行至龟兹。因此，汉、魏以来以楼兰为中心之交通线久已不存在。则楼兰由北魏至隋、唐是否有居民，成一问题。反之，鄯善、尉犁间则为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末流之所汇。则当时鄯善居民为水利之运用，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溉地，因此而使两河水道改变其方向，转东南流，停积于阿拉竿附近之低地，其势极可能。水既不复东流入楼兰海，则楼兰故海及其西南部变为沙漠，此必然之结果也。《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云：“盐泽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据此，则隋、唐时蒲昌海东及东南即楼兰遗址附近，完全为沙碛之地，与现情形相同。至13世纪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经行西域，由罗布至沙州，其《行纪》第五、六章记罗布沙漠情形，本文第三节已引及。马可波罗为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人，所记当为宋、元时事。罗布城据斯坦因推论，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则自若羌以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矣；较隋、唐时沙漠又向西南漫延也。故在宋、元之际，不特汉蒲昌海沦于沙漠，即唐之蒲昌海亦有一部沦入沙漠，迫而使海水改变其形势。故至明、清之际，罗布淖尔截为南北两海，而南部复被截为两湖，迫向南徙。故海水之变迁虽一因于河流之改道，而沙漠之向西及西南移徙亦有重大原因焉。总之现在罗布西部之沙漠，决为后起之情形，两千年来已经过几许变迁矣。现海水既复两千年故道，汉代罗布东部景物，吾人睹其地形，尚能领略于万一。但鄯善之白屋，楼兰之屯地，以及注宾河河床，尚淹埋于西部之流沙中，均有待于考古上之探寻也。
五、附论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按黄河流贯中国，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发展，关系极巨。但源始于何山，流经何地，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为古代学人及旅行者考索焦思之问题。虽近因地形学之进步，交通之开辟，对于前人思考之悬案，早已判明其是非。但由于探索河源之历史关涉罗布淖尔水道问题。故略述梗概，以为读者之助焉。
1.西域初源说
按黄河初源之说，首见于《禹本纪》及《山海经》。《史记·大宛传赞》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按《禹本纪》，其书不传，今但见《史记·大宛传赞》所引数语而已，未能窥其全貌。《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又《西山经》云：
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
按《山海经》，经后人假合窜益，故不尽可据。但河水出昆仑，潜入积石，为汉初普遍之传说。《淮南子·坠形训》亦言：“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则与《山海经》所述，大致相同。但考《史记》、《汉书》所记，均言河水注ND836泽，不云贯渤海。《山海经·西山经》又云：“ND836泽为河水之所潜”，与《海内西经》不无矛盾，则其所记必有一误。故述黄河初源，当以《史记》、《汉书》为主也。《史记·大宛传》云：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按《大宛传》所述，为张骞使大夏还，具言于汉武帝者，今推张骞还汉路线，盖由大夏，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而为匈奴所得。大夏在今阿姆河南巴尔克一带，由此东行，必沿阿姆河上溯，过葱岭，经衘NCB2B、于田，而至罗布淖尔，不及青海，即为匈奴所获。则骞之所言，皆为及身所亲历者，当较可据。《大宛传》又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虽不言为张骞语，然以河源出于田南山，《史》、《汉》所言，皆相同。虽后人有訾议张骞“于田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之语。但由实地考察所得，印度河与于田河均发源喀喇昆仑山。于田河出于其北，东北流。印度河出于其西，西南流。与张骞所言暗相符合。盖张骞使大夏还，过葱岭，传闻身毒等国，必已悉闻印度河源，与于田河源之同出一山矣。故张骞使西域，虽非专为穷河源，而黄河初源之探查，则自张骞始也。及李广利伐大宛，郑吉破车师，匈奴受挫，西域服从。宣帝为之设都护，元帝更置戊己校尉，西域之土地山川，道里远近，益近翔实。班固作《汉书》，为西域立专传，其叙述河源，亦较《史记》为精密。其说云：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原无千字，依王念孙说补），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按其所述，以较《史记》，则翔实多矣。班氏承中原、西域交通大开之后，又亲至私渠海，其弟班超久留西域，记其闻见，参以档册，故能言之确凿可据也。盖新疆南部，有一大河，曰塔里木河。会合南北支水，东流入罗布泊。在北者，为喀什噶尔河，出于葱岭，东流。阿克苏河、库车河、海都河，均入焉。在南者，为叶尔羌河，出于昆仑山，东北流。和田河、且末河，均入焉。班氏虽仅举两源，一为葱岭河，一为和田河。盖举葱岭河，则北路诸水皆属之；举和田河，则南路诸水皆属之。揭其大纲，去其枝叶，疑非有意遗漏。惟河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一语，颇启后人訾议。但说“皆以为”三字，则班氏不过略述当时一般人之推测而已，非班氏私意也。自班氏之说出，而后人之言河源者悉宗之。虽王肃、郑玄注《尚书》，均以河水出昆仑为言。而邓展注《史记》，不信河源出昆仑，而本《禹贡》“导河自积石”语，以为河源出于金城、河关，即今河州之积石山。但《说文》、《风俗通》、《广雅》，皆云：“河出昆仑。”而高诱注《淮南子》，郭璞注《山海经》，所述皆同于《汉书》。以及应ND84D《灵河赋》，成公子绥《大河赋》，所述亦同。是黄河初源在西域之说，已普及于一般注释家及文人矣。自魏、晋以来，中原和西域交通时断时续，而商贾贩运，僧侣往来，仍不绝于途。关于西域地形，耳闻目验，记载亦富。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囊括群书，征引详瞻，其述西域河流，核以现势，直同目验。盖郦氏所取者精，故所用亦宏也。然推其所本，亦不出《史记》、《汉书》与《山海经》所述之范围，而更加详密耳。故西域河源之说，在南北朝以前，均无异词也。
2.青海河源说
自隋、唐以后，吐谷浑、吐蕃迭据青、藏，势力及于西域，两地交通，地理上之情形，渐趋明晰。隋大业中，平吐谷浑置郡设县，据《隋书·地理志》“隋大业二年，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积石山。”又河源郡下云：“积石山河源所出。”是隋时已知河源在青海，但尚不知黄河之远源，而以河州之积石山，为河所自出矣。至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诏李靖、侯君集讨吐谷浑，据《新唐书·吐谷浑传》云：“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登汉哭山，战乌海，行空荒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柏海，据清人考证，谓即今之札凌、鄂凌两淖尔，丁谦并实指即今札凌湖。札，白也。凌，长也。柏，即白之转音。今云侯君集在札凌淖尔观河源，则黄河远源之发现，固始于侯君集也。又据《新唐书·吐蕃传》“唐贞观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弄赞，弄赞率兵至柏海亲迎归国，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唐会要》云：“弄赞至柏海，亲迎于河源。”其所述方位与地形，大致与《吐谷浑传》略同。是黄河真源，出于札凌、鄂凌两淖尔东北之星宿海，唐初人已知之矣。故杜佑作《通典》取河源在吐蕃，力非西域初源之说，职是故也。但当时仅有口头之记述，而无河流经行之详记载。故当时一般学人，犹持两端之见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一方面承认黄河经行大积石山，而以河州之山为小积石，但仍持由蒲昌海潜行地下之说。至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穆宗遣薛元鼎使吐蕃盟会，并探河源，而黄河上源始得较详明之观念矣。《新唐书·吐蕃传》云：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寝狭，故称碛尾。……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据《河源纪略》考证，紫山，即闷摩黎山，当为今之枯尔坤山；乃巴颜喀喇山、阿克塔齐沁、巴尔布哈山，三山并峙之总名。按枯尔坤，即昆仑之转音。明僧宗泐《望河源诗》，以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自记云：“番人呼黄河曰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按宗泐之抹必力赤巴山，当即闷摩黎山，摩黎即抹必力之对音，为河源之所自出。又称紫山者，疑为汉人所命名，指山色言也。与回人因山色黑，而呼为喀喇昆仑山，用义相同。据此，是唐薛元鼎所见之河源，已知出于巴颜喀喇山矣。此中国第二次所探之河源也。自薛元鼎之说出后，一般人之说河源者，情形大变。若欧阳NC124《舆地广记》，及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踵随杜佑之说，皆主吐蕃之河源，而非西域之河源。历宋至元，其说未变。信如《元史·地理志》所云，世之言河源者，皆推本二家之说也。但唐、宋以来，道路未尽通达，信使所过，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探其究竟。宋代幅员褊狭，凡河源经流之处，皆远隔西夏，非使节之所能通。故宋三百余年中，儒者所说河源，皆依据传闻，及唐人旧说，无所发挥。至元有中国，开道置驿，使骑往来，交通方便。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令笃实往穷河源，而黄河上源，遂臻详实矣。《宋史·河渠志》云：
元至元二十七年，令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河源在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度河。其水犹清，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之南，折而东注，复绕昆仑之北，自贵德西宁之境，至积石，经河州，入中国。
按此中国第三次所探之河源也。《宋史·河渠志》及《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皆出于潘昂霄《河源志》。盖自笃实穷河源后，潘昂霄从其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故潘氏《河源志》，乃记笃实穷河源之实录也。《宋史》修于元顺帝时，在笃实穷河源后，故其所述《河渠志》乃一循潘氏《河源志》，及朱思本《图说》而著录也。据其所述，星宿海，即《河源志》之火敦腊儿，清人译作鄂登他腊。哈喇海，即《河源志》之阿剌脑儿，清人译作哈勒罕，谓即今鄂楞淖尔。赤宾河，清人指呼兰河（即《河渠志》之忽兰河），额德凌特淖尔诸水，皆为元之赤宾河。《河渠志》之九度河，《河源志》称歧裂八、九股水，名也孙斡伦，译言九度之意。清人指八九股水，即海尔吉入河之处，言有八九股水入河，并非一股为八九支也。《河渠志》之昆仑山，《河源志》称为亦耳麻不莫剌山，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故又云大雪山。在朵甘思之东北，清人改译为伊拉玛博罗，即清人所称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即唐人所述之大积石山也。虽如清人之批评，止知有星宿海之河源，而不知星宿海以上始发之河源。但其叙述河源之所经行，已较唐人所记，更为翔实矣。明代势力不及西陲，虽有一二僧侣关于河源之记载，然语不赅实，未可即据为典要。满清入主中夏，抚有西疆，及平准部，西北西南，悉归版图，乃又有第四次探河源之举。据《河源纪略》卷头语所云：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侍卫拉锡等，往穷河源，但至星宿海而止。及乾隆四十七年，后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据称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实系黄河上源。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十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星极也。齐老，石也。其崖石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据此所述，是较元人所探之河源，又上溯三百余里，而得其源之所出矣。清貇复令朝臣编为《河源纪略》一书，详记其事，而以御制诗文冠于篇首，历史上言青海河源者，至清人而极矣。此中国第四次探河源所得之结果也。
综观以上诸说，摄举大纲，不出二类。一以河源在新疆，塔里木河为其上源，至罗布淖尔，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此说出于《禹本纪》；《山海经》、《史记》、《汉书》及《水经注》等所述皆同，六朝以前人悉主之。一以为河源在青海，源于巴颜喀喇山，穿星宿海，至积石。唐、宋、元、明以来人悉主之。但如《汉书》所述，潜行地下，其潜行之迹何如，《汉书》亦未详加解释。而元人之以星宿海为河源也，对于与西域河源有无关系，亦未加以料简。是皆元、明以前人研究河源之疏略也。至清中叶，乘极盛之势，累遣专使探寻河源，乃于两者极端不同之中，觅出调和之法。以为河有两源。一为初源，在西域，出昆仑山。一为重源，在青海，出巴颜喀喇山之噶达素齐老峰。两者之如何联络，乃本《史记》、《汉书》“潜行地下”一语，而求其经行之迹，其说俱详于《河源纪略·质实篇》所记。又罗布淖尔《东南方伏流沙碛图说》，叙述亦颇简明。今参酌其说，举其大要云：
河水自罗布淖尔伏流，以至阿勒坦郭勒重发之处，测其径度，约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随山曲折，东南激荡，当不止二千而羸。昔人言盐泽之水，散入沙碛。盖东以诸山，导以诸沙，凝荟潜流，似散而非散也。故自噶顺淖尔、察罕得勒苏水、察罕托辉水，以至库库塞水，诸泉仰发，不一而足。其最大者，达布逊淖尔一支（以上《图说》语），西北望盐泽，八、九百里，无连山之隔，东南窜入，直至拉布拉克岭，与青海相去，仅三十余里。此亦南山中断，大河伏地，从此流入之明证。前人仅知蒲昌海伏流入中国，而不知所以伏流者，为众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连山中断为沙碛，故河水得以潜入其间也。（并上《质实篇》按语）
据上所述，其解释罗布淖尔水潜行入青海之迹，颇为详明。尤其提出以沙碛伏流，证河流潜行之迹，比之前人纠缠于字纸堆中者，其方法较为进步矣。
自近五十年以来，世界交通日辟，新疆、青海并入内地，东西学者前往旅行颇不乏人。据其探测之结果，罗布泊高出海面约850米。札凌海高出海面4270米。河源之噶达素齐老峰，当然更高。故欧洲地学家，遂谓两者绝无相通之可能。但察清人叙述河流潜行之迹时，每谓“诸泉仰发”，是已知青海河源之高于罗布泊也。不过清人仍主张泉水可以仰流耳。盖清人所指黄河初源者，谓塔里木河源于昆仑山。据斯坦因1906年之探察叶尔羌河及支流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其通道之河谷，海拔在5500米以上。和田河发源于昆仑主脉之最北部，海拔几达6100米。昆仑山向东南绵延，平均高度为4570米至4880米。由是言之，是昆仑中支分出之巴颜喀喇山即为青海河源之所出者，仍较塔里木河河源之所出者为低。清人认塔里木河与青海河源有关，又须中经罗布低地，不明物理现象，故有仰发之说也。我于1929年赴新疆南路考察，历循塔里木河诸支水，由北道之海都河、库车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以至南道之叶尔羌河、和田河，探源竟委，咸入塔里木河，而归于罗布淖尔。尤其探叶尔羌河源之所出，深入山中，寻其原委，当地人名山为喀拉塔格。又有地名库尔伦，想为昆仑之转音。崖岸耸峙，壁成文理。或奇石接空，中通行人。或高峰围绕，内显平野，奇石怪木，非可言宣。阆风玄圃，不过状其山形景色而已。现喀什噶尔河水流中断，和田河水，与克里雅河水，中入流沙，而大河之主流，现仅恃叶尔羌河，及海都河而已。阿克苏河与库车河，虽间有余水灌入大河，但非主流也。在1921年以前，塔里木河水南流，与车尔臣河水会东流入罗布泊，形成喀拉布朗库尔、喀拉库顺两湖，《河源纪略·质实篇》称：“罗布淖尔之南有噶斯淖尔，周广三百余里，为大河潜流伏见之第一迹。”按噶斯淖尔，《图说》作噶顺淖尔，当即今喀拉库顺之异名，实指一海。现海都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涸海，不复南流。车尔臣河水流亦不长，故旧时之喀拉库顺，现已成涸湖。是噶顺淖尔之水，由于塔里木河流之浸入。河流改道，湖水即涸。是河流影响于水道，形迹至为显然。清人不察河流之所经行，讹言和田以东，无一河流，故以噶顺淖尔水，为罗布海水之伏见，何其诬也。达布逊湖，我虽未亲往查勘，但达布逊湖所受之水，中隔峻岭，实与罗布淖尔所受之水无关。札凌、鄂凌两淖尔，更无论矣。河出西域说、重源说虽然都是错误的；但所反映出来的祖国山河相连的观念却是可贵的。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一、楼兰史略
楼兰国创始于何时，记载缺乏，无可征信。但其名称之初见于古籍记载者，以汉司马迁《史记》为首。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云：“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按二当作三），皆以为匈奴。”此为记录楼兰名称之始。然此时汉朝对西域诸国情形，尚不明晰。汉朝认识西域诸国，始于张骞。张骞在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奉使西域，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俱以所过及传闻西域各国情形，还言于武帝。司马迁著《史记》，据之以作《大宛传》。如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是为记录楼兰国之始，汉朝之知有楼兰国，亦自张骞始也。在《史记》以前，若《山海经》，虽述河水入ND836泽事，然未提及楼兰。《水经注》述姜赖国之传说，语多虚诞，未足取信。故论罗布区域历史，当以《史记》所述楼兰为始。但“张骞凿空”，记文简略。及武帝以后，宣、元之际，中原、西域交涉频繁，西域各国情形益臻翔实。后汉班固作《汉书》，西域各国别为一卷。而鄯善国即楼兰，特立专传，以志其事迹，后之作史者，均相沿不改，而楼兰国历史，差可考述。今本近世出土文书，参稽古籍，述其历史如下：
（一）鄯善国之初起及其最盛时期
秦朝开创统一局面后，在北方，东有东胡，西有月氏，北为匈奴，为三大相邻势力。时匈奴在阴山以北，今内蒙一带，而月氏居于敦煌祁连间，最为强大，乌孙等民族，均为其役属。楼兰僻处蒲昌海西岸，与月氏为邻，是否服属月氏，或有亲属关系，确无明文可考，然当与月氏有交往。月氏西迁，疑亦假道于楼兰国境。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为单于，势渐雄强，北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役属西域三十六国。据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所遗文帝之书，称“楼兰、乌孙……为匈奴”。则当时匈奴势力已达到西域各国，即今新疆之南北矣。时月氏、乌孙已相继西迁，匈奴疆域，右方直至盐泽以东注73。时楼兰居盐泽以西，国小兵弱，为匈奴役属，此必然之势。故在西汉初年，即自汉文帝前元四年至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76——108年），楼兰为匈奴属国时期。
西汉之初，匈奴奄有西北，置左右贤王，以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又与氐、羌相往。故汉时西北两面，均被迫于匈奴，与氐、羌累为边境之患。自汉元狩中，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空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断绝。初张骞奉使西域还，言联络乌孙、大宛之利。武帝从其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然汉由白龙堆，过楼兰，至乌孙、大宛，必须经过极长之险道。时匈奴虽已西北徙，然与西域诸国相接。车师服事匈奴，共为寇钞。又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尝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汉使至西域，必经过楼兰、尉犁，沿塔里木河西行，过龟兹，以至乌孙，西通大宛。时楼兰与姑师均临盐泽，当汉道之冲。楼兰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常主发导，送迎汉使”，苦之。数为匈奴耳目，攻劫汉使王恢等。故武帝欲达到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之目的，则非取得楼兰为根据地不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人，击姑师；王恢将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楼兰降服，纳质子于汉，汉亦列亭障至玉门矣。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贰师将军西行，得以渡过盐泽，平行至大宛，皆由已取得楼兰，无后顾之忧故也。楼兰虽服属于奴，但同时又被迫于匈奴，与汉时离时合。例如楼兰常遣一子质汉，一子质匈奴，又尝为匈奴反间以苦汉使。昭帝时因楼兰王不睦于汉，遣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尉屠耆为王。迁都伊循城，置伊循都尉以镇抚之，更其国名为鄯善，是为鄯善得名之始。《汉书·西域传》立鄯善传，而无楼兰传，盖从其后称也。伊循在罗布泊之南，当南道之冲。楼兰在今罗布泊之北，当北道之冲（详下第二节）。楼兰既已南迁伊循，则楼兰故地，汉得因之以为军事运输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际，设都护，置军侯，开井渠，屯田积谷，由盐泽以至渠犁，亭燧相望，皆为布置军事及运输之重要措施。由是言之，自昭、宣以后，楼兰故地遂为汉有矣。
及前汉之末，哀、平年间，内政不修，汉朝势力，未能远播。西域诸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倒行逆施，激起西域统治者不满；匈奴乘机役属西域。光武初定，未逞远略，西域诸国，复自相攻伐兼并。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述，明帝永平中，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葱岭以东，惟此二国最为强大。《魏略·西戎传》所述，与此略同。惟戎卢属于阗，别有楼兰国属鄯善为异耳。是当后汉时，鄯善疆域，西达今之尼雅矣。1906年，斯坦因考古西域，在尼雅北废墟中，发现有芉卢文书（Kharosthi）及汉文封泥，上镌篆文“鄯善都尉”四字。都尉二字确否待考，鄯善二字则无可疑。又一封泥，镌有希腊式神像雅典娜（Pallas Athene），手执盾及雷电。斯坦因认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之物注74。适当汉、魏之际，与《后汉书》及《魏略》所述完全符合，足征史书所载精确可信。惟《后汉书》不为鄯善立传，其胜兵户口之数，无由确知。但合并《汉书》所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户口胜兵之数，则户为二千六百七十，口为七千七百七十，兵为四千二百二十，视西汉时几加一倍矣。疑尚不仅此数也。至于罗布北部，则后汉与前汉迥殊。前汉交通，多取北路，由白龙堆取道楼兰，直诣龟兹。故宣、元之际，楼兰虽南迁，而汉朝仍设烽候以卫行旅。及至哀、平，中原和西域交通阻隔，此路遂被放弃，由吾人在罗布北岸守望台中所掘拾文书，无一哀、平以后者，可以为证。及至后汉情形，当复相同，且又为风沙所侵袭，已非如西汉时为屯田良地。故后汉通西域路线，不得不由敦煌通西域路中，别觅一安全之道，乃注意及伊吾。伊吾即今之哈密，居天山东麓，为西域诸国门户，匈奴尝资之以为暴钞。由伊吾至车师千余里，路平无险，可避白龙堆之厄。再由车师西行，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至疏勒为天赋良道。故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令窦固出兵攻取伊吾，为北路之根据地者，此也。虽章帝不能守，退出哈密与吐鲁番二地。但和帝永元之初，再令窦宪攻匈奴，取伊吾卢地，班超因之以定西域，五十余国，悉附于汉。故终后汉之时，与匈奴争伊吾、车师，而不注意楼兰，与前汉情形迥殊。故楼兰径道遂日益荒废。虽安帝元初中，据《后汉书·班超传》班超少子班勇上议：“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扦匈奴，东近敦煌。”然汉朝卒不从其计，令班勇将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即今鲁克沁地，与高昌为近。故就记载所述，终后汉之世，对于楼兰故墟，即罗布泊北岸，不见有若何之措施也。至于南道，在后汉之时，则为汉朝所注意。盖后汉既注意伊吾，但鄯善亦当南道冲要，若不取以为犄角，设鄯善与车师联合以阻汉道，亦足以威胁伊吾。故当明帝永平中，窦固攻取伊吾卢地，即令班超收抚鄯善为后援。班超率三十六人攻陷匈奴使节，鄯善遂为藩属，班超因之以镇抚南道诸国，平定西域。安帝之初，阻于羌乱，而西域诸国一度被迫于匈奴，而鄯善未几亦降。班勇上议，称“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若出屯楼兰，足以招抚其心。”据此，是鄯善自永平以来，即为汉藩属。推“鄯善王尤还为汉人外孙”一语，则鄯善前王与汉又有婚嫁之谊，故鄯善王广及尤还二世，均尝以兵助超、勇平定西域之乱。鄯善王虽服属于汉，仍拥有国土与名号，故终后汉之世，其势力与疆域特别强大。至三国时，本《魏略》所记情形，与后汉略同，惟戎卢属于阗，疆域较后汉时略小耳。又据《魏志·乌丸传》所述，称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时故事。又称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鄯善、于阗、龟兹王各遣使贡献，魏置戊己校尉以统之。是鄯善在三国时仍服属于曹魏。
（二）楼兰故地之复活与最后之放弃
研究西域历史，至魏、晋以后，颇感困难。这是由于内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政治上对西域的影响为之削弱；文字上对西域的记载又复残缺不全，史实失载较多。现检其自魏、晋以来二百余年之间略见于史书记载者，复参考近年来在考古上之发见，概略言之。
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北区，发见楼兰遗址，采获文书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号之记载。按咸熙为曹魏最后之帝陈留王奂年号，泰始为晋武帝年号，永嘉为晋怀帝年号，是此地在公元265——310年约四十余年之间，尚在活动时期。又一年号为喜平四年，我疑为嘉平之讹，即齐王芳年号，若然，则又早十余年矣。又查文书中所述，大概关于屯田、积谷事。如云：“将城内田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可证。又其官员中，有“从掾主簿”、“仓曹”、“兵曹”等官，则此地显然如魏、晋在西域所设置之政治组织所在地。又一简云：“长史白书一封诣敦煌府，蒲书十六封，十二封诣敦煌府，二诣酒泉府，二诣王怀、阚颀。泰始六年三月十五日，楼兰从掾马厉付行书”注75。据此，是此地为西晋时西域长史所居，与敦煌太守交往不绝。按西域长史之官，初设于后汉安帝延光中，以班勇为长史，屯柳中。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置戊己校尉于高昌，晋初仍之未改，此见于史书之可据者。但设西域长史，屯田楼兰，史书均失载。由此文书之发见，可补正史之阙。又有发见嘉平、咸熙年号。是西域长史，在曹魏时即已设置，或与置戊己校尉同时，而晋初仍其旧也。如此，是楼兰故地交通之恢复，始于魏黄初中。故《魏略》记通西域道路，称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多一中路，盖即此也。
至此地放弃时期，据斯文赫定所获文书之记载，为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但斯坦因于1906年，在此地发掘得一年代最后之文书，为（东晋元帝）建武十四年，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但日人橘瑞超于1910年，又在楼兰故地，拾西域长史李柏书字样注76，按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有“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骏赦不诛”等语。是为咸和五年事（辑补作“四年”）。今以《十六国春秋》所记，与斯坦因、橘瑞超氏所得之文书核对，则橘瑞超所得之李柏文书，当即《前凉录》中之西域长史李柏。又观下文“赵贞不附骏”之语，是在咸和五年以前，高昌及西域长史，尚称晋年号，故有建武十四年之记载。自咸和六年以后，乃并于张骏，时晋已东渡，命令不及于西域，而高昌太守赵贞，尚承晋年号。故自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约百余年间，皆为中原势力所及之时也。至前凉张骏据有西域后，设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仍沿魏、晋旧规，分居于高昌及楼兰两地。《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云：“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洲。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西域都护，疑即魏、晋时之西域长史，与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为三营。可证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张骏假节凉王时，仅改名号，而驻地未改。故咸康元年，沙州刺史杨宣伐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进至流沙，疑即白龙堆之沙碛也。《前凉录》又云：“张植为西域校尉，以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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