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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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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拜西域都尉。”按西域都护、西域都尉与西域长史，是否为一官之异名，虽不可知，但相信其职位必相等。疑晋之称长史者，注重屯田治民，盖沿曹魏之旧。张骏改为都护，或都尉，注重治军，故称营；营，军垒之号也。若然，是咸康元年为西域长史或都尉者为张植。又据斯坦因所获文书中，有“西域长史张君座前”之语注77。是否即为咸康元年之张植，抑为天锡朝西域校尉之张颀，虽不能判定，但由咸康元年至前凉末王之张天锡，西域仍继续设长史，或都尉，似可确信。若然，是楼兰故地之放弃，当在前凉之末，即公元376年也。至苻秦灭前凉，内地与西域交通移转于鄯善、车师，而此地遂荒废矣。
（三）鄯善与中原三朝之交涉及其衰亡
自苻秦灭凉，拥有凉土，兼制西域，西域诸国亦相率朝秦。《晋书·苻坚载记》云：“〔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车师前部王弥襀、鄯善王休密驮入朝，坚引见于西堂，悉依汉法。并请置都护，若王师出关，愿为向导”云云。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十九年春，兵发长安，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都督西域诸军事，车师前部王弥NDC21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是为鄯善与前秦关系密切之证。及苻坚败于淝水，领土瓦解，不复能控制西域。以〔西凉李箏〕建初二年（公元406年），鄯善王一度遣使贡献方物于西凉李箏，然亦无多交涉。〔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九年（公元420年），沮渠蒙逊率众攻敦煌，灭西凉，鄯善王比龙又入朝于蒙逊，西域诸国皆相率称臣。当五凉之互据甘肃也，拓跋魏亦雄张于山陕，渐次向西北扩展。时沮渠蒙逊拥有凉土，史称北凉。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元公439年），魏太武帝破凉州，沮渠牧犍被执。其弟无讳奔敦煌。《十六国春秋》云：“真君初（宋元嘉十八年）无讳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西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至，劝令拒之，安周与战，连旬不克，退保东城。明年，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将四千余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国中大乱，无讳因据鄯善。”时鄯善之北高昌，为凉州人阚爽所据。鄯善之东敦煌，为西凉后裔李宝所据。而柔然与魏，又雄强于东北外围。鄯善当南道之冲，为谋控制西域之势力所必争。时魏已拥有凉土。势必扩展至西域，乃必然之势也。无讳与魏为敌，魏决不使无讳安据要冲，亦为必然之势也。故无讳亦谋向西北发展，因谋攻阚爽，即率众从焉耆东北趣高昌。遂留屯高昌。无讳卒，其弟安周继据之。清光绪中，德国人奈柯克在高昌故城中，发见有沮渠安周造寺碑，及所写佛经注78，可以为证。则沮渠氏之王高昌，固有若干年矣。时无讳既去鄯善，而魏遂乘机而入。据《魏书·西域传》，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鄯善王阻隔交通，魏太武帝遣万度归讨之，擒其王真达，以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民，比之郡县。鄯善遂为魏有。但魏虽平定鄯善，尚不及且末，故且末仍为鄯善王所据，及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其兄鄯善王米率众内附，而旧时鄯善领土，遂全入于魏矣。按史书记载称鄯善始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亡，共有国凡五百二十二年。
附：鄯善与楼兰国都问题
楼兰历史既如上述。至楼兰与鄯善之都城问题，因近数十年来，罗布淖尔遗址续有发见，关于国都位置问题，遂引起东西学者之注意。今据考古上之材料，参稽古籍，为之疏证如下。
1.在南说
此为斯坦因等所主张，日本人藤田丰八和之。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在1907年1月，在密远西藏堡垒工作时，发现古西藏文书所记录之地名，有大纳布城、小纳布城。按大纳布城即若羌，小纳布城即密远，可证密远遗址，即为衘泥城旧址，“中国史书称此为鄯善的古东城”注79。按斯坦因氏所述“中国史书”，即指北魏时郦道元之《水经注》。郦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云：“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衘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按且末河即今车尔臣河，东北流，与塔里木河会而东流，注宾河盖其末流也。其水由西而东，故先径鄯善国之伊循城，东至衘泥城注泽。斯坦因氏以今卡尔克里克附近之古迹，当汉之伊循城；密远旧址，当衘泥城。又以《水经注》有楼兰国北衘泥城之语，遂以衘泥城为楼兰旧都也。由是言之，是伊循城在衘泥城西，而衘泥城在东也。如此，则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不合。《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唐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敦煌写本《沙州图经》云“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本汉楼兰国。唐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亦曰典合城。”又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如《图经》所述，除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外，余与《新唐书·地理志》大致相同。据上所述，是汉之伊循城，即唐之屯城，当即今之密远。唐石城镇即汉之衘泥城，当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是伊循城在东，而衘泥城在西也。与《水经注》所述方位，完全相反。近日人藤田丰八作《鄯善国都考》，赞同斯坦因氏之主张，并引《魏书·西域传》“沮蒙安周退保东城”之语，谓即《水经注》之东故城，证明北魏时鄯善国都之伊循城，在衘泥城之西。《新唐书·地理志》及《沙州图经》颠倒东西位置也。按《沙州图经》及《新唐书·地理志》，并无石城镇为汉衘泥城之语。本楼兰国一语，乃泛指楼兰国境言。楼兰即鄯善未迁时之名，故《新唐书·地理志》有汉之楼兰国亦名鄯善之语，本非两国，故互举以言之。细审《沙州图经》之语，石城镇为唐上元二年所改，其城初置于隋，未久即废。唐贞观中，康国人康艳典重修筑，改名典合城，即今卡尔克里克附近之废墟是也。现地方人士在此城中，尝得陶器及开元钱，已证明为隋、唐时遗址。若指为楼兰国之旧都衘泥城，或为鄯善之伊循城，应有西汉遗物。今察无一见，可证非西汉遗址。且《水经注》明言泽在楼兰国北衘泥城，是城临泽旁，与《史记》“楼兰、姑师，临盐泽”之语相合。时泽在北岸，由今之地文学者，检查地形，及近今之水复故道，已可证明，则旧衘泥城亦应在此，不过尚未发见耳。若以衘泥城，当今密远，或卡尔克里克，相差数百里矣。至密远遗址，据斯坦因氏发掘报告，皆为公元后2世纪至4世纪遗物，正当鄯善隆盛时期。由上文所述鄯善历史，可以考见。《水经注》明言鄯善治伊循城，则以今之密远当古时伊循城，至为适当。据此，则《沙州图经》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并无不合，与《水经注》亦无违反。斯坦因欲以密远与卡尔克里克，配合汉之伊循城与衘泥城，未免武断。而藤田丰八等，又欲以《水经注》之伊循城与东故城，配合唐之屯城与石城镇，亦陷于时空不相容之谬误，两者皆非也。
2.在北说
此说初起于德人卡尔·希姆来（Herr Karl Himly）及孔拉特（A.Conrady），盖斯文赫定在公元1900年时，赴西域探险，在罗布泊涸海之北部，发见遗址一区，在经度89°40'，纬度40°30'，掘获木简及文书甚多，交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特研究，二氏据其所获文书中有楼兰字样，遂定此城为楼兰城。后斯坦因博士于1906年再往考察，又发现不少遗物，沙畹博士研究遗物，亦赞同孔拉特之说。1910年，日人橘瑞超氏至此城，获得西域长史李柏文书，又有“海头”字样，我国王静安先生合并研究，以此地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注80。我检斯文赫定所获文书，有晋泰始字样，大部分遗物，皆在晋武帝以后，并无西汉时之遗物。王先生以此非古楼兰城，其说甚是。虽文书中有“楼兰马厉”、“楼兰国主均那羡”等语，然不能据此，即指为古楼兰国所遗留。因楼兰国虽更名鄯善，而楼兰地名之称呼并未废，在史书记载中，亦常称述楼兰字样，如上文所举《水经注》、《新唐书·地理志》，皆其类也。故不能以有楼兰字样，即定为即古楼兰国都。又查此地有西域长史李柏书，李柏为前凉张骏时之西域长史，则此地为晋、宋时，中原王朝之西域长史所在地。我上文已详叙述矣。故以赫定所得之晋、宋遗址为西汉时楼兰国都，亦难凭信。然楼兰国都在何所耶？
按研究楼兰国都城，当有一先决问题。而时间与空间之配合，最为重要，盖鄯善国本名楼兰，近汉，当白龙堆。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因楼兰王不恭于汉，大将军霍光遣傅介子刺杀之，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都伊循城。故欲论楼兰之国都，当在元凤四年以前遗址求之。欲论鄯善之国都，当在元凤四年以后遗址求之。两者虽同为一国，但论其都城，不可混为一谈也。其次，汉通西域，原有二道：一为南道，一为北道。楼兰当北道之冲，由李广利出兵大宛之路线，及《史记·大宛传》之记录，可为证明。皆为未迁以前之事，鄯善当南道之冲，由前、后《汉书·西域传》及《汉书·冯奉世传》“奉世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一语，可为证明。皆既迁以后之事。因此，则鄯善国都之伊循城，在南道；楼兰国都衘泥城，在北道，似无可疑。我在上文述及鄯善之伊循城，根据《沙州图经》、《新唐书·地理志》，及考古上之发见，定为即今之密远废墟，大致可以确定。若楼兰国都在今何所，今尚无适当遗址可以当之，但决在北道上。又本《史记》“楼兰、姑师，临盐泽”一语，决距罗布淖尔古海不远也。又按《水经注》叙述河水入罗布淖尔，分为两道。一为南河，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南河自于田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一为北河，注云：“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泽。”按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且末河，发源于阿耨达大山，流行于且末城之北，是南河当南道，东流入泽。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敦薨水，即今焉耆河，发源于焉耆山，流行于焉耆之野，东径墨山国南，为孔雀河，东流注泽，是北河当北道。河水流行既分南北二道，则入海处亦当为南北两海口，则所径行之城市，亦必有在南北两面可知。北河流行于楼兰城南，而东注于泽，则楼兰城在北河之北可知。此由河流之经行，可以推知者也。密远既在且末河入海之南，是故以密远当伊循城，与《水经注》所述实为暗合。援例推之，则楼兰城当在北河之北，即今库鲁克河之北也。但尚未发见耳。我推测古楼兰之衘泥城，必距我在1931年所发见之古烽燧亭遗址不远，或在其西，是固待于后来者之探寻者也。
（四）吐谷浑之侵入与隋、唐之经营
约当公元5世纪之间，在中国西北部有一突起之民族，先吐蕃而进入西域者，曰吐谷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往西域取经，过鄯善，称其城主为吐谷浑王第二子，则鄯善此时，已为吐谷浑王所并无疑。又考《梁书·西北诸戎传》，有吐谷浑者，弟嗣位，避之西徙。“西上陇，度襂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按鄯善在于阗之东，高昌之南。今称北接高昌，西邻于阗，则鄯善、且末已属吐谷浑领土可知。又《梁书·高昌传》亦有南接河南之语，河南为吐谷浑王号，是与《西北诸戎传》所述相合。但吐谷浑自何时始侵入鄯善，则史无明文。《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太武时击吐谷浑，慕利延驱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据《魏书·世祖纪》为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事。《宋书》亦有同样记载。《吐谷浑传》云：“宋元嘉十六年，改封慕利延为河南王。十九年，为拓跋焘所破，西奔白兰，因攻破于阗。”宋元嘉十九年，即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虽其年代微有差异，然必同记一事。按于阗在鄯善之西，白兰据丁谦考证，即今柴达木盆地，正当鄯善之南。与柴达木隔阿尔金山。然由柴达木至卡尔克里克，有大路可通行，谅古与今同。若然，则慕利延攻于阗时，必取道鄯善、且末，而西至于阗。《魏书》传中有“渡流沙”一语，其形迹至为显然。若然，则鄯善、且末之并入吐谷浑，始于慕利延，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事也。又按《魏书》（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凉，（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沮渠无讳谋渡流沙，三年至鄯善，袭据高昌，六年魏遣万度归伐鄯善，擒其王真达，以其地为郡县。如慕利延在太平真君三年过鄯善伐于阗，则适当无讳据鄯善，时无讳势力尚强，拥有鄯善、且末、高昌，未必让吐谷浑通过。如过鄯善在六年，则适当万度归伐鄯善时，吐谷浑亦不敢经过。故慕利延之攻于阗，必不在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之间。鄯善之并入吐谷浑，决不在此时。又按《魏书》称，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拾寅始居伏罗川，时太武被弑，国内乱，无暇顾及西陲。故吐谷浑得乘机扩充其势力。是吐谷浑之兼并鄯善、且末，疑在魏文成帝兴安元年以后也。以后，魏与吐谷浑虽迭有攻战，然均不足以制吐谷浑之发展。至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伏连筹之子夸吕立，渐强盛。魏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称可汗，居伏俟城。史称夸吕所据，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故夸吕时为吐谷浑最盛时期，而鄯善、且末为其服役久矣，故宋云至鄯善时，为吐谷浑王第二子所统也。历周至隋，其境宇均未有变更。《隋书·吐谷浑传》云：“隋炀帝时，伏允为铁勒所败，帝出兵掩之，伏允南遁，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按此为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事也。是大业四年以前，鄯善仍为吐谷浑所有，炀帝灭吐谷浑，置鄯善郡，统显武、济远二县，且末郡统肃宁、伏戎二县，与西海郡、河源郡，同隶雍州，此炀帝大业五年事也。隋并筑鄯善镇以镇抚之，所筑之城，即今所见卡尔克里克之遗址。是鄯善在隋时，一度为隋所并，及大业末，隋乱，而伏允仍居故土，鄯善仍为吐谷浑所统。至唐初灭吐谷浑，而鄯善遂内属于唐矣。《新唐书·吐谷浑传》云：“隋末慕容伏允寇边，郡县不能御。太宗初，屡侵掠，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之，伏允西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会追及，伏允遂自杀。”可以为证。是吐谷浑拥有鄯善、且末，始于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灭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约一百八十余年。藤田丰八以鄯善属吐谷浑，自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凡七十二年，实不止此数也。
（五）康艳典东来与吐蕃之侵入
据《新唐书·地理志》附贾耽《西域道里记》云：“石城镇，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新唐书》四十三下）有认为康艳典为康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搜获敦煌千佛洞写经，得唐时《沙州志书》一卷，卷中有开元年号，盖为公元8世纪前半期所写。罗振玉影印入《鸣沙石室遗书》中，定名为《沙州图经》。后伯希和氏又得一写本，卷末附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并附有永昌元年所录歌谣诸事。《图经》所记，为7世纪至8世纪时事，其中所记，大概为水道、堤防、驿站、学校、寺观、城隍、怪异等事，并附有蒲昌海石城镇将康拂耽延之弟地舍拨所上之申请书，其申请书所记之年号，为唐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伯希和氏作《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推论康拂耽延为伊朗种人，姓康，盖古康居之简称，即今之撒马尔罕。与天宝二年入朝中国之石国王婿康染颠必有亲属关系。并推论蒲昌海之南，当时有一康居聚落居其地注81。按伯希和氏据《新唐书》中之康国即汉之康居，近人多有怀疑（参考白鸟库吉《粟特国考》）。至推论康国为伊朗种人，乃沿于康国即康居之后而来。但据《隋书·西域传》所述，称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蒙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其服饰多与突厥同。又其王名代失毕，乃突厥语石王之义。代失读Tas，乃突厥语石也。毕读若Bi，乃突厥语王也。据此，是撒马尔罕之康国乃突厥人，而非伊朗人也。至少，其君主当为突厥人也。其后，斯坦因氏于1906年，又搜获敦煌千佛洞遗书，又得《沙州图经》断片。有云：“石城镇本汉楼兰国，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此本跋尾，记唐僖宗光启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885年）是亦写于唐之后半期，据此断片与贾耽所记，大致相同。当为贾耽《道里记》所本。据此是康艳典之来，始于唐之初年。写本又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又有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又云：“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并见伯希和引）由此言之，是康艳典东来共筑四城。自且末之东，至蒲昌海，皆为康艳典所占据也。但其所居之人民，据其写本所云，有胡人，即泛指西域人。有吐蕃人，有吐谷浑人，不尽皆属康国人也。又斯坦因所获文书中，又有云：“纳职县下，大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吐谷浑居住。走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注82按唐之纳职在今哈密附近，辟展之南，鄯伏陀疑为鄯善国之土人。又云属东突厥，则在唐初，鄯善又有东突厥人来居可知也。斯坦因又于1907年在密远西藏堡垒发见古突厥文字若干，后经汤姆生教授研究，指出有许多人名，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护照及通行证之类。可证突厥人曾一度在此作军事上之设施，且士兵亦多为突厥人。盖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高昌国曾受其官号注83。高昌与鄯善相接，则突厥势力及于鄯善，极为可能。但其统治阶级，则属于西突厥。据《新唐书·突厥传》云：“当隋大业中，曷萨那可汗降隋，国人不欲，乃共立达头孙为可汗，号射匮可汗，建庭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役属之，以与东突厥抗。”按史称玉门以西，则鄯善当包括在内。是鄯善在隋、唐之际，即已役属于西突厥。又云：“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勇而有谋，战即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庭石国之北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据此，是康国必已役属于突厥，故其子咥力特勒（勤）为肆叶护可汗，乃国人迎之康国者。及咥利矢为可汗，与西部乙毗咄陆可汗相攻战，分主东西，以伊犁河为界，伊犁河以东咥利矢主之，伊犁河以西咄陆主之，及咥利矢走死拔汗那，国人迎立毕贺咄叶护为可汗，建庭虽合水北，谓之南庭。据传所述，时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焉。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事也，正值康艳典东来时。《新唐书·地理志》及《沙州图经》既已明言康艳典为康国人，康国既属西突厥，与鄯善同隶一庭，则康艳典东来，或受突厥王庭之派遣，东来鄯善作监统之官，且为驻屯军之首领者，故其士兵大抵皆突厥人。唐灭突厥，鄯善乃属于唐。改鄯善为石城镇，隶沙州，此上元二年事。故不能因康艳典为康国人，有一部分康国人在此地寄居，遂谓此地属于康国，而为康国之殖民地，是不可不辨。
附：吐蕃与鄯善之关系
自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灭吐谷浑，十四年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高宗初，破突厥，西域诸国复属于唐。则鄯善亦当包括在内。而康国族人亦且归化于唐矣。但北方之突厥既去，而南方之吐蕃又来。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述，吐蕃本西羌属，原居河、湟、岷间，至弄赞时始强大。唐永徽初，弄赞死，钦陵当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残破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等讨之，为钦陵所败，遂灭吐谷浑，尽有其地。按吐谷浑在隋、唐之际，包括有汉之且末、鄯善，上文已述及。此云尽有其地，则鄯善自在其中。吐蕃之由于阗取龟兹，陷安西四镇，亦必经过鄯善、且末，方能至于阗，是鄯善、且末在咸亨中，已一度陷入吐蕃。故《新唐书·吐蕃传》，称“仪凤、永隆间，其疆域东接松茂，南接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汉、魏诸戎所未有也。”是新疆南路古三十六国地，完全为吐蕃所有矣。至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为总管，击吐蕃，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又入于唐朝者六十余年。至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哥舒翰悉拔河陇兵守潼关，边候空虚，吐蕃又乘隙暴掠边境，近迫京师。则西域故地，又完全为吐蕃所有矣。自此以后，唐失统治西域能力者，八十余年，虽会昌、咸通间，吐蕃内乱，唐朝乘机收复故地。然唐势亦衰，未久亦被放弃。斯坦因于1907年，在密远西藏堡垒发见之西藏文书，必为吐蕃据有时所遗留，无可疑也。其西藏文书中，有大罗布、小罗布诸地名，斯坦因以为原于唐初玄奘所记之纳缚波，据伯希和之解释，纳缚为梵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合言新城之义。故以罗布之名名鄯善全境，必始于唐初，而为吐蕃所采用，至近世尚沿用不绝。而鄯善或楼兰，见于我国史书者，至此已归于消失。
（六）罗布区域之荒废及罗布驿站
上文已述楼兰北部之放弃，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但南部尚继续活动，如上文所述，吐蕃为见于史书最后活动之民族。《新唐书》称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北庭回鹘取西州，又斩恐热，吐蕃遂亡，其后中原多故，朝政不能播及西域。自唐末至宋，罗布区域情况如何，已不可考，或已近于荒废矣。《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于阗条云：石晋（高祖）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遣贡俸官张匡邺等往册封于阗王，高居诲记其行程云：“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涉襃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柳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按胡卢疑即汉之伊吾卢，简称伊吾。大屯城疑即《新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七当作大，因形近而讹。陷河疑即且末河。绀州即今车尔臣，是于阗东界，抵车尔臣矣。五代时，车尔臣之东，哈密之西，为仲云领域。仲云种姓为何，史无明文。《新五代史》称为小月支遗种。但同传又云：汉小月支故地，有鹿角山沙陀，朱耶遗族也。据《新唐书·沙陀传》，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同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海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后徙豀州东莫贺城。初沙陀臣吐蕃，吐蕃尝倚其兵力。其酋朱邪尽忠谋归唐，战败死。朱邪执宜收残部二千骑，款灵州降。部众随之，吐蕃由此益衰。按处月即朱邪；仲云与处月、朱邪，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沙碛之义。莫贺城当因莫贺延碛得名，在哈密之东南，哈密即汉伊吾地也。据此，是仲云牙帐所居之伊胡卢碛，正朱邪旧居之地。朱邪执宜归唐后，余众不能去者仍居故地，亦为汉时小月氏所居。故史称小月支遗种者，盖言小月支故地，朱邪之遗种也。据此，是仲云为突厥中之沙陀部也。
宋太平兴国间，王延德使高昌，由肃州经镇西，至哈密，经辟展东之十三间房而至高昌，则罗布区域之南北两道已无人行走。其时，高昌正为回鹘所据，由近来东西考古者，在吐鲁番旧城中发现回鹘文及经典甚多，可为回鹘人占据之证。于阗当五代之际，其王李圣天来贡，称同庆二十九年，则为汉族人而建号于于阗者。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已易为黑韩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封其王为“特进归忠襅鳞黑韩王”；又按据多桑《蒙古史》第81页，时西州回鹘王名毕勒哥，即假道于耶律大石以攻西域者。和田属突厥君主马合谋可汗，于阗在11世纪初期，盖已为回族统治矣。于阗在罗布之西，高昌在罗布之北，罗布居其间。今检查出土文书，无一回鹘文，则西州回鹘势力不及罗布区域可知。宋王延德使高昌，称其地南接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宋史·外国传》亦云于阗东接吐蕃，则古之且末、鄯善一带，已为于阗所统矣。宋初，于阗已属于信奉回教之族人矣。则罗布区域谅亦为其所统治，但无甚多之居民与城郭耳。
元至元中，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兄弟，东来朝见元世祖忽必烈，由可失合儿、鸭儿看得、勿炭、培因、车尔臣，而抵罗布镇，至唐古忒州。此道自唐初玄奘返自西域，经行南道后，此为见于记载的第二次。据其所述：“罗布是一大城，为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城臣属大汗，居民崇拜摩诃末。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抵一城，名曰沙州，即唐古忒州。”则自罗布镇，东至敦煌，完全为沙碛。元时之罗布镇，据斯坦因所述，即今之卡尔克里克；以为昔时卡尔克里克为罗布泊最重要之中心，与今日情形相同。且赖以生存之河流为车尔臣河，经流平原，航行之易，较塔里木河为优注84。按卡尔克里克为今若羌县城，在其东北有罗布村，即在罗布泊之旁，疑此村名源于元时之罗布城，及清人设县城于卡尔克里克，而旧罗布城遂废，仅存其名耳。若我所论不误，则元时马可波罗所经之罗布城，尚在卡尔克里克之北也。自马可波罗记述此城名以后，又无所闻。至清初属准噶尔。及乾隆平准噶尔，而罗布泊之名，遂复显于世，以至于现时。
（七）清之改县
据《河源纪略》卷二十八所述：“雍正元年二月，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罗布泊回人古尔班等，率哈喇库勒、萨达克图、哈喇和硕等处户口千余人，输诚投顺。三年诏与吐鲁番回众移居布隆吉尔、沙州、瓜州耕种。”据此，是雍正初年，罗布泊尚有千余户。但不久又为准噶尔所据。及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二月，大小和卓木之乱，户部侍郎阿里衮率师追擒巴雅尔，道经罗布泊，据回人哈什哈所述：“回民据处于此，凡数十年，有二千余户，数经迁徙，余数百人，以渔猎为生。前大兵平定吐鲁番时，曾遣使召抚，旋为准噶尔所据。”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平定准噶尔，回民献仙鹤，率其众六百余人来降，诏附于吐鲁番回王额敏和卓，凡一百八十三户，一千七十一口，岁纳哈什翎百枚，海伦九张。清同治间，南疆大乱，回民避难者多杂集罗布泊左右，流离转徙，死伤过半，至光绪初有四百余户，二千余人，始设卡尔克里克县丞以统治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升为若羌县，属新疆省。
二、楼兰及鄯善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在海道开通以前，凡东西旅行人士，从陆路者，必须经过新疆（见图）。新疆居东西交通之咽喉。罗布泊处新疆之东南，与敦煌接壤，又为东西交通上所必经之地。罗布泊历史已如前述，再按时代考察其在交通上之地位。
（一）两汉至魏、晋之南北道及新道
在远古期中，中原与西域交通，虽不无传说，但缺乏明确记载，难言究竟。故言西域交通史者，必以汉张骞为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月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以其身至之国，及传闻旁国，具为武帝言之。司马迁因其所述，录之于《史记·大宛传》中。吾人对于汉初西域各国之认识，以此为始。但骞身所至者，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而传闻之国，为奄蔡、安息、条支、犁竬、身毒，此属于葱岭以西者；葱岭以东，亦仅乌孙、衘NCB2B、于阗、楼兰、姑师五国，共为十四国。虽于葱岭东西各国之轮廓，由此可得一仿佛，而于各国之远近距离，仍乏翔实之记载。自宣、元以后，匈奴称臣，西域服从，而各国信史质子往来不绝于途。班固修《汉书》，特立《西域传》，记录西域之国，凡五十有三，在葱岭以东者凡四十有八国，在葱岭以西者五国。范蔚宗作《后汉书·西域传》又增补七国，于是里海以南，印度以北，地中海以东，东接玉门关。其各国之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更得详确之记载。故研究西域交通者，必以两《汉书》所记者为基础也。今就两《汉书》所记，推测其路线如下。
1.北道
《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据其所述，是汉通西域有二道。一为南道，自鄯善起。一为北道，自车师起。但须知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迁都伊循，改名鄯善。伊循即今密远，楼兰在罗布泊之北岸。此言从鄯善傍南山，必为自元凤四年以后之路线。然则元凤四年以前之路线为何，为一问题也。又按《西域传》所述，宣帝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未能尽并北道。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降汉，乃使吉并护北道，号为都护。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豀。是北道自车师前王豀始，为宣、元以后事。然则宣、元以前，通西域之路线为何，又为一问题也。今按《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及《魏略》所述，其汉初西域交通情形，似不如《西域叙传》所述也。《大宛传》云：“（大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又云：“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又云：“贰师复行，经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又《汉书·西域传》鄯善条云：“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按盐水，即盐泽。《汉书》亦名蒲昌海，即今罗布泊也。由今东西学者考察之结果，证明在两千年前后，水积北岸。而《大宛传》又有楼兰、姑师临盐泽之语。则古楼兰在罗布北岸可知。楼兰与仑头至龟兹平行一线。贰师将军伐大宛，过盐水，至仑头，是其路线乃由罗布北岸过楼兰西行。贰师伐大宛，在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时楼兰尚未南迁，适当大道之冲，故常主发导。今由楼兰遗址之发现，及古道之获得，更可证明。是汉初通西域之路线，乃经盐泽西行也。
今据《魏略》所述，申明其路线如下。鱼豢《魏略》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三国志·乌丸传》注引）按鱼豢所述，虽指魏时事，但与汉初之路线相同。因此路开于汉初，至西汉末年，遭一度之封闭，至魏、晋又复恢复。在第一节中已阐明其事，不复重述。故《魏略》所述之中道，正西汉初年之北道也。我在1930年春，考察罗布泊时，在海北岸古烽燧亭中，发见西汉木简，有黄龙元年及元延五年年号。又于1934年，距此地2.5公里，又发见古道。则此地在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正在活动时期，可以确信。又此地临罗布北岸，为孔雀河入海处。东临碱滩，自此以东为咸水，以西为淡水。故凡东行人士往来必经过此处，负水担粮备通过白龙堆险地。故此地适为北道之桥头。陈宗器君，于1931年春，由玉门关北出，至罗布泊，抵我所找到的遗址处。据其《罗布荒原》论文中所述行程，与《魏略》所载实多暗合。如云：“由玉门关西九十里，至榆树泉，疑即都护井也。由此西北行，五十四里，入绵延三十里之迈赛群（无数奇怪小岛之谓）。出迈赛群五里，有沙邱，即《魏略》中所述之三陇沙。沙堆狭长，向西北伸展三里。出沙不远有废墟，垣址可辨，即居卢仓遗迹也。十五里为五棵树，井已干涸，掘二三尺，即可得水。由此沿孔达格西边西行一百二十里，绕阳达胡都克，地原有井，但已腐朽不可饮。折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稍可得水。复西行，沿陡坡戈壁，几百里，入纯粹碱滩。转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经碱滩中之高地，作长条蜿蜒状东北走，当系汉之白龙堆也。蜿蜒如龙形，灰白色碱块则成鳞状，故有白龙堆之名。至此而达罗布泊之东岸，入古楼兰国境。”如绕海偏西北行，即至孔雀河末流，即我所找到的古烽燧亭遗址也。据陈君所述，益证我所见之遗址，确为西汉北道之要冲矣。此路自西汉末被放弃后，至曹魏又恢复，西晋时尚能通行，直至前凉之末，方复被放弃也。
2.南道
据《史记·大宛传》云：“初贰师将军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又《汉书·渠犁传》云：“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衘弥。”按衘弥东北与龟兹接，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是衘弥在南道上。李广利去时，分军两路，而自行北路，故屠仑头。还则由南道，故过衘弥也。是南道亦开于汉初。及汉昭帝以后，楼兰南迁。迄于汉、魏之际，鄯善雄强，而南道遂在西域交通上居于重要之地位矣。
但南道之路线为何，与北道相关之点何在，亦为吾人所欲探考者。《汉书·西域传》，南道起自鄯善。《后汉书》同。均不言鄯善以东之路。《魏略·西戎传》则言“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南北史·西域传》所记略同。《元和郡县志》则言出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出玉门关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是历代史书记南北两道，出发点，各自不同。《汉书》混言玉门、阳关，《魏略》、《北史》专言玉门，《元和郡县志》言北道出玉门，南道出阳关。王国维先生则谓汉时南北两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又言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止于若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注85。按楼兰衘泥城故址，今尚不知何在，但汉武帝时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西，即分南北两道进兵，似不始于楼兰。楼兰故址假定如上文所考在罗布北岸，则适当西诣龟兹径路，若由楼兰北至车师，再由车师南至鄯善，再西行，实绕道过甚，汉人当不出此。疑汉时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至沙西井后，再分南北两路进行。故《汉书》混言玉门、阳关者，此也。若新道，则由玉门关折西北行，达车师，与南北两道不同路线。故《魏略》专言玉门关者，此也。至唐时，玉门关稍东北移，故唐时北道，由玉门关稍西，即折西北行，穿噶顺沙碛，即莫贺延碛，而至高昌。其路线，与《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南道微偏南，傍南山西行。与汉初之南北二道不同一途，故《元和郡县志》分举者此也。今王先生皆比而同之，故我以为未可。再以实地考察之路线证之。陶保廉《辛卯侍行纪》卷六，附汉玉门、阳关路考，根据清同治间郝永刚、贺焕湘、刘清和等之实地探察，述其路线云：“北道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咸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盘城（注云，汉玉门关故地也）。四十里小方盘城，三十里西湖（注云，有敦煌旧塞），七十里清水沟，折西北，七十里芦草沟，西行六十里五颗树，西南行六十里新开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沟，西南行八十里星子山，八十里土山台，西北七十里野牲泉，西九十里咸水泉，九十里蚊山，九十里土梁子，七十里沙堆，八十里黑泥海子，五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即罗布淖尔西岸也。”按陶氏所记之沙沟，疑即《魏略》之沙西井，据斯坦因氏称为Kumkuduk，即沙井之义。疑此地为南北两路分道处。从此西南行，至密远，即古鄯善，从此西北行，过涸海盐层，到孔雀河末流，即古楼兰。与《魏略》所述，不无暗合。而南北两道之分途，始于沙西井，即库穆胡图克，由此可得一确证也。
3.新道
以上所述南北两道，皆始于汉初。均须经过罗布泊低地西行，一傍南山，一傍北山而已。至后汉别有新道，直由玉门关折西北行，不经三陇沙及白龙沙，直达车师，即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魏略·西域传》云：“从玉门关西北经横坑避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徐松补注云：“五船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又云：“今哈密至吐鲁番，经十三间房风戈壁，即龙堆北边也。”按徐松所述，为自哈密至吐鲁番之路。唐玄奘、宋王延德之至高昌，均由此路，皆经过伊吾即哈密。今细观《魏略》所云：“出五船北，到车师界”，似不经哈密。疑《魏略》所指新道，在今哈密道之西南。又今哈密道，由安西转西北行，经马连井、星星峡、格子烟墩、南湖，而至哈密者，其出发点亦不由敦煌。疑新道，与伊吾即哈密确为两路，新道取自玉门关，即今大方盘城，折西北行，自托胡拉克布拉克穿行噶顺戈壁，即行于罗布涸海之东北，直达鲁克沁南之得格尔，即至车师界。五船疑在此一带。再西北过鲁克沁，至高昌，即今吐鲁番阿斯塔拉，此为捷径，不必东绕伊吾，西绕三陇沙，与涸海也。现得格尔尚有古土墩，疑为古道经行之迹，据得格尔猎户云，由此往敦煌，水草尚不乏，但均为乾山耳。再由得格尔转西，经库鲁克山北麓及艾丁湖畔而至库木什山。出山为乌沙他拉，即博斯腾湖之北边。转西南至焉耆，即唐之银山道也。唐郭孝恪攻焉耆，尝取道于此。现由得格尔，沿艾丁湖畔至库木什山一带之古墩，为指示古道之途径。虽土墩疑为唐代建筑，但亦有汉代土筑基址，故疑唐之银山道，即后汉新道之所由。至焉耆后，转西南行，过哈满沟而至库尔勒，转南，至尉犁，与中道相合。盖中道到楼兰后，沿孔雀河西北行，即傍库鲁克山南麓西行，与北道会于尉犁，即古渠犁也。现由沿孔雀河畔之古墩，可为指示古道行进路线之迹。由是言之，是中道行于噶顺戈壁西麓。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南麓。北道行于噶顺戈壁之东边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北麓。因北道，须绕库木什山，取道焉耆，方至尉犁，微曲，不如中道之直至尉犁。故中道又称为径道者此也。西汉时，新道未开，虽在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欲开新道，终为车师王所阻，故当时之北道，即指《魏略》所述之中道，所谓径道也。及后汉明帝时，窦固破呼衍王，取得伊吾，重开新道。经由车师西行，故以新道为北道，即《汉书》所记者是也。而中道转废。自魏至晋，径道复开，故以径道为中道，以唐银山道为新道，实即后汉班固所记之北道也。
综上所述三道，除新道不经罗布泊外，南北两道均经罗布泊之南北两面，而楼兰与鄯善，适当两道之冲。故当汉初，尝与匈奴争楼兰者，此也。自楼兰南迁，鄯善转强，故后汉之世，又以北攻伊吾，南服鄯善为其国策。盖两地为西域之门户，居交通之咽喉。如不控制，即不能巩固后方，谋行旅之安全故也。其详见拙作《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文中，兹不具述。
（二）北魏至隋、唐之吐谷浑道
以上所述三道，均开于两汉，历魏至两晋，均未有变迁。尤其自曹魏以后，匈奴远遁，西域服从，高昌内属，比于郡县。西晋及前凉，尝置太守以统之。故中原和西域交通线得以畅通无阻。但上述路线，均须经过敦煌，取道玉门、阳关前进，故当时敦煌与鄯善，实握交通之枢纽。自北魏道武帝扩展势力于西北，而当时又有一游牧民族吐谷浑突起西陲，兼向北进。故通西域路线，自北魏至唐，除上所举三道外，又有吐谷浑道，即吐谷浑人出入西域之道也。
关于吐谷浑历史，在第一节中已述及。唯其疆域若何，则与交通有关，故拟重述，以资参考。《梁书·西戎传》略云：河南王者，其先出鲜卑慕容氏，有吐谷浑者，避弟西徙，西上陇，度襂罕，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州，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疑衍北字）通秦岭。方千余里，以吐谷浑为国号。按刘宋封吐谷浑王慕利延为河南王，则此所述，盖慕利延时事也。于阗今和田。高昌今吐鲁番。赤水即今发源于巴颜喀喇山之乌兰穆伦河。如其所述，是当时吐谷浑疆域，已有今青海全境，及新疆之东南部。罗布泊自在其领域中。故《魏书》有“太武帝伐慕利延，慕利延驱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之语，虽其时代我在第一节中颇致怀疑，但于阗以东为吐谷浑领域确为事实也。然吐谷浑人由青海从何路入新疆，当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宋云《求经记》略云：“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又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途中甚寒，多风雪，沙砾满目，唯吐谷浑城稍缓。从此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国，城主吐谷浑王第二子也。又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云云。按宋云原书久佚，今仅见《洛阳伽蓝记》中，无年月日，但记中有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则当初发京师，当在魏孝明帝神龟元年也。吐谷浑城当为其国都所在。据《魏书·吐谷浑传》言，其王夸吕，建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丁谦考证以为伏俟城在今布喀河南，和硕特北前旗境。按赤岭即今日月山，伏俟城当即今之都兰。宋云发自京师，时魏已迁都洛阳，则宋云所经行，必自洛阳，经陕西西北行，过天水、陇西，上西倾山，西北绕青海之西，至都兰。自天水以西，皆山地，西倾山积雪，终年不消，故云途中甚寒，多风雪。又云沙砾满目者，此也。据此，是夸吕时吐谷浑牙帐，又由赤水东北徙矣。由都兰西行至鄯善，鄯善即今罗布泊南岸密远地。由此西行，必经柴达木盆地之北边，穿行沙碛，经阿尔金山，而至罗布泊南岸密远也。柴达木北之沙碛，与白龙堆之沙碛，隔岭相接。唐人称为碛尾，即莫贺延碛之尾也。《魏书》称慕利延驱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阗，亦指此沙碛言耳。昆仑山北阪，自和田东北行，山势渐低落，至罗布低地南部之阿尔金山，山势已不高峻，而与祈漫达格交错，中显一隘口，清人称为噶斯口（《河源纪略》卷二十八），为由柴达木盆地通若羌之孔道。现新疆、蒙古人赴西藏者率由此道行。唐时吐蕃之出入新疆，亦行经此路。清朝征准噶尔，尝驻军于噶斯口，故历来均视此地为青海与新疆交通之要冲矣。而其路线，则由吐谷浑人始开之。至隋、唐之际，其道犹通行。《隋书·地理志》称大业初，平吐谷浑，置鄯善镇，即今卡尔克里克。则隋大业以前，罗布区域仍为吐谷浑所有。虽中经隋炀帝一度收复，及大业末，仍为伏允所据。是在隋、唐之际，青海与新疆交通孔道，未尝断绝也。故唐贞观初，征吐谷浑，仍由青海进兵，直西至且末。《新唐书·西域上·吐谷浑传》略云：隋末，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屡寇边，郡县不能御。太宗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之，破贼库山，伏允西走。靖分兵为二，自与李大亮、薛万钧趋北路，出其右。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出其左。靖率诸将战曼都山、牛心堆、赤水源、赤海，皆破之。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会追及，又破之，伏允遂自杀。丁谦考证云：“曼都山在和硕特南右后旗境；牛心堆今丹噶尔厅西南；赤水源即乌兰乌苏河发源处，赤海即达布逊泊，此泊为红水河所归，故曰赤海。”又云：“青海要路有二：一、西北行，经青海，溯布喀河，至沙尔泊，再西顺乌兰乌苏河，至达布逊泊，再西北，经噶斯口，迤逦至罗布泊，此由西宁赴新疆之道。二、西南行，至西宁边外，二百余里，过雅玛图河，南行，经都勒泊，折西至扎陵泊，再西即河源，此由西宁赴西藏之道。李靖分军为二，即遵此二道行也。”（《〈新唐书·西域传〉考证》）按如丁谦所考证之古今地名，不尽可据，例如以达布逊泊为乌兰乌苏河所归，故为赤海。按乌兰乌苏河，为金沙江上源，出端木乌拉山，与达布逊泊相去甚远。且李靖军北出应在吐谷浑城之北，决不南行于吐谷浑城之南，与侯君集同道也。我颇赞同李靖分南北二道，即现青海通新疆及西藏二路之说。但现青海通新疆道，行于柴达木盆地之南。疑李靖出于柴达木盆地之北。由都兰西北行，沿阿尔金山南麓出噶斯口，而达新疆之若羌县。与慕利延入于阗之路相同。侯君集则行于柴达木盆地之南，故能过星宿川，达柏海，观河源，与李靖军中隔柴达木盆地也。至唐咸亨间，吐蕃灭吐谷浑，尽有其地。又由于阗攻取安西四镇，则吐谷浑道，又为吐蕃所有矣。斯坦因在新疆密远西藏古堡中，掘拾西藏文书甚多，皆记军事及屯驻事注86。则当时吐蕃之出入新疆，仍由青海经密远可以确定也，及至唐懿宗咸通间，北貇回鹘进取西州，斩恐热，吐蕃遂亡。而吐谷浑道至是亦淹没矣。
以上专就吐谷浑道论述其原委，因此道开于北魏时之吐谷浑人，历隋、唐数百年间未有荒弃，而与西域之文化、民族关系甚大，故详述之。两汉时之南北二道，由魏至唐，始终不绝者，唯南道，即由敦煌至鄯善达于阗之道。北道即伊吾道，亦通行。唐灭高昌，西州内属，其交通之便利，更无论矣。唯《魏略》所述之中道，则自苻秦灭前凉以后，即已荒废。至最近仍未恢复，仅少数旅行家与猎户通行而已。
（三）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与南道
自唐之末叶，中原混乱，势力不能达西域，中原和西域交通情形如何，难考其详，史书所载，不过根据一二使臣所经行以见其一端而已。当五代之时，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称石晋天福中，遣供奉官张匡邺往于阗册封，副使高居诲为记其行程，略云：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沙。又东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来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涉襃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柳置水中乃渡。乃西至绀州，于阗所置也，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我在第一节中关于此记地名，略有考证。胡卢碛即莫贺延碛，大屯城即《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陷河为且末河。今仍保持上说。如所说不误，是张匡邺所经行，仍为古阳关大道也。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引Huber译《匡邺行纪》，称“匡邺偕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经时，未遵此道。其由沙州赴于阗，系取道伊吾、高昌、焉耆，而至于阗，亦即波斯某著作家所言百日程之长道也”注87，与我所见相左。盖Huber误认仲云牙帐居胡卢碛，即谓匡邺经伊吾。今按下文明云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乃经行仲云境域，并非行经仲云牙帐。疑当时仲云疆域，直达且末以东也。下文又云，自仲云界西，始涉咸碛，明指罗布泊附近之沙碛，由《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及《马可波罗行纪》，均可证明。若由伊吾至高昌，虽如玄奘所记涉南碛，然既至高昌，转西南至焉耆，似可由焉耆直达于阗，如法显所行者。不必又东南行，绕道且末即绀州，方至于阗。故我不取Huber之说，而仍以为匡邺所行，即阳关古道。
至宋室继兴，远隔辽、夏，虽史载于阗、回鹘，尝遣使贡献，实则为商人之往来而已。路程所经，无可准记。今所得考见者，仅宋太宗雍熙间王延德使高昌一事而已。据宋史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略云：
初自夏州，历黄羊平，渡沙碛，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次茅女㖞子族，族临黄河，以皮筏为囊而渡。次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次楼子山，无居人，行沙碛中。次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大虫太子族，族接契丹界。次屋地因族。次达于于越王子族。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次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次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次小石川。次伊州。次益都。次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凡八日，至泽田寺。次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即西州也。
按王延德所记诸地名，多不可考。兹举其可知者，夏州即陕北之东胜，茅女ND24C子族当即今宁夏一带。楼子山疑即阿拉善北之沙碛。达于于越王子族疑在今甘州境。合罗川疑即张掖河。马鬃山在酒泉县北，今名同。格罗美源，丁谦谓即巴里坤，或是。托边城疑即今镇西。小石川，丁谦谓即今昭莫多河。伊州今哈密。纳职今托和齐。避风驿即今十三间房。泽田寺即今七克腾木。六种即今鲁克沁。高昌即今吐鲁番之哈拉和卓，汉名三堡也。据其所述，似由陕北东胜，即古夏州，西行。经宁夏，过阿拉善沙碛，而至甘州，转西北，渡张掖河，过马鬃山，直达巴里坤，即镇西。转南，至哈密，即本文所谓伊州也。再由哈密西北行，经十三间房风戈壁，至鲁克沁，达吐鲁番，即高昌也。据此，是北宋通西域道路，不特不经行南北朝之吐谷浑道，且汉、唐之南北二道，亦不经过，而绕道于甘肃边外西行。故当时之南北二道，是否通行，为一问题也。盖当时西夏据有宁夏及甘肃西北部，王延德所行，均属西夏境域，亦即西夏与西域交通之道也。
元太祖崛起朔漠，兼并西疆，东西通途，至是复开。但其路线所经，则又以蒙古为起点矣。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云：
二月八日起行，宿翠帡口北，过抚州明昌，入大沙陀。出陀至鱼儿泺。起向东北，凡二十二日，至陆局河。并河南岸西行，凡十六日。河绕西北流，改行西南驿路，凡十四日程，达平野。山水秀丽，水草丰美，东西有故城基，或云契丹所建。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十七日宿岭西，朝暮有冰，霜已三降，冷如严冬。山路盘曲。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东渡河，河水东北流，入营驻车。窝里朵，汉言行宫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屡见山上有雪。又二、三日，历一山，南出峡，一水西流。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迤逦南山，望之有雪，邮人告曰：“此雪山北也。”次至阿不罕山北，八月八日傍大山西行，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抵金山东北。复南行，其山高大，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悬辕而上，缚轮而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渡河而下，经白骨甸，涉大沙陀，至回纥城。酋长设葡萄酒及果饼，乃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即和州也。”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具威仪迎，曰：“此大唐时北瞞端府。”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县东，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并随山而西，约十五日，宿阴山北，转南行，山中过一大池，名曰天池。沿池南下，入峡，过四十八桥，出峡，九月廿日至阿力马城。（下略）
按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地名考证，以王国维氏《西游记注》为最精详，不复具举。约其行程，似由克鲁伦河，经土拉河，过杭爱山南麓，西南过阿尔泰山，而达天山北麓之鳖思马大城，即今孚远北护堡子之旧城，即大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又傍天山北麓西行，过伊犁即阿力马城而达撒马尔罕。此路为长春所过；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均由此路，是元初与西域交通，又取大北道矣。时辽、金、西夏，据有北方，南宋僻处江左，与西域交通阻隔已久。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置驿于途，与西域之交通，至是畅通。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述，东西交通略可知其梗概。其所经路程，由波斯至可失合儿、鸭儿看州、忽炭州、培因州、车尔臣州、罗不城、唐古忒州、哈密州、欣斤塔剌思州、肃州、甘州、亦集乃城、哈拉和林城。由其所述路线，沙州以西，完全经行汉之南道。盖可失合儿即汉之疏勒。鸭儿看州即汉莎车。忽炭即于田。皆经东西学者之考证，确实无疑。唯培因，汉无确地可指。斯坦因、玉耳均以为即玄奘之媲摩城，今策勒一带。唯沙海昂以为培因，即《新唐书·地理志》之播仙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所述之安得烈也。培因、播仙皆一声之转注88。唯过去考据家则以播仙镇即汉且末国，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持此说。盖《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明云“播仙镇故且末城也”。现车尔臣西北有古城遗址。周十余里，疑即播仙镇遗址也。又安得烈，《图志》作安得悦，一名安多罗，即《大唐西域记》之睹货逻，《新唐书》作故都逻，与安得逻音近而变也。据此，是播仙不得谓即安得烈也。又培因州后，又有车尔臣州，车尔臣即古且末，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车尔臣既为且末，应即唐之播仙镇，故马可波罗所记之培因，当另是一地。我颇赞成斯坦因等以培因为唐玄奘媲摩城之说。斯坦因并指策勒北之兀宗塔迪遗址，即其故地。按媲摩城，与媲摩川有关。媲摩川应即今达摩戈之干河，在旧达摩戈北，约5公里，有古城遗址，街衢巷陌可辨，疑即唐之媲摩城。我曾在此，掘拾汉五铢钱一枚，或汉之衘弥城亦即其地。兀宗塔迪尚在其西，陶片散布极广，皆宋、元间物。又拾西域古钱币一枚，本地人言为回教初来时所通用者。南有古坟，当地人称为力济阿特麻札，为回族初来时之始祖，战死即葬于此。旁卜拉克干河附近有城基遗址，即元之培因城也。唯马可波罗称河中产碧玉及玉髓甚丰，今虽不见河中有玉，但于田山中出玉石，俗称岔子石，青玉亦出其中。古时由山上冲至河中，今仍埋于沙中，亦可能也。今由我与斯坦因实地所见，类皆一一吻合，似可无疑。唯我以媲摩城尚在其东北，与培因州城非一地，为异耳。又关于忽炭至培因路程，沙海昂以为培因至忽炭八日程，距车尔臣五日程。今按《新疆图志·道路志》，克里雅至和田五日程。尼雅至克里雅三日程。安得悦至尼雅四日程。车尔臣至安得悦五日程。沙海昂以里程计算，故不取斯坦因兀宗塔迪之说，而以安得悦当之。但安得悦距和田十六日程，亦与马可波罗所述不合。如以里程计算，不如以尼雅为培因州较合。因尼雅至和田适八日程也。但细审冯承钧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称培因州广五日程，忽炭广八日程，乃指培因疆域言，并非言马可波罗所经行之里程也。故忽炭疆域，虽为八日程，培因虽为五日程，而由培因州城至忽炭都城，并不须八日程也。以上专就培因一地，加以考证。其次马可波罗所经行之地，如车尔臣即汉且末，罗不城即汉鄯善，唐古忒州即古沙州，亦为一般人所认可。哈密即汉之伊吾。欣斤塔剌思，汉无其名。De Guignes《匈奴全史》，以为即今鄯善（辟展），非也。或以为即肃州西之赤金卫，亦疑不然。我以为即哈密东之塔剌纳沁城，简称沁城。若肃州，当即今肃州，亦集乃当即今额济纳，即汉居延地，哈拉和林即蒙古汗都也。按据其所经行之路线，自沙州以西，虽与汉阳关古道同，但自沙州以后，折北行，过额济纳，而达和林，此又由蒙古至甘肃之南北路线也。盖自元世祖建都和林，而往西域交通路线，较其初又变矣。
（四）明清时之嘉峪关道
顾炎武云：
明初革元命，统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河西，驱逐元守臣，置嘉峪关，及甘肃等卫。洪武永乐中，因关外诸番内附，置沙州、哈密、赤斤、罕东、阿端、曲先、安定、苦砦等卫，授以指挥等官，俱给金印，羁縻不绝，使为甘肃之藩蔽。后因入关者众，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遗裔脱脱者，为忠顺王，赐以金印，使为西域锁钥。凡夷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七）
据此，是明时以哈密为东西交通之咽喉也。自元灭西夏，兼并西域，太宗初于敦煌故地置沙州路总管府，而以瓜州隶焉。西北诸地如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设置新站三十。及元拔都平钦察，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又于吉利吉思、谦谦州、盖兰州等处设断事官，修仓库，置传舍，东西交通如行郡邑。明承元后，虽势力远不及元，但交通路线，犹存旧规。满清因之。昔日阳关古道，荒废也久矣。今就明人所述出嘉峪关路线，参考今道，述之如下，以征古今交通之变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七十引《西域土地人物略》，记嘉峪关以西道路甚详。如云：
嘉峪关西八十里为大草滩。滩西四十里为回回墓。墓西二十里为扇马城。城西三里为三颗树。树西三十里为赤斤城。赤斤西四百五十里为苦峪城。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墩子。墩西六十里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为哈剌兀速城。哈剌兀速西南百里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为西阿丹城。西阿丹西二百里为沙州城。沙州西三百里为哈密城。
按《西域土地人物略》，不知作者姓氏。陶保廉云：盖前明人所记，地名多与今异。方向里数，尤不足据。而传写脱误，搀杂失序，几难卒读。按我所见，与陶保廉略同。自哈密以西诸地名，尤为难读。蒙古地名与汉名，搀杂其间，疑为本于来往商人之传述，好事者为之记也。故所述路程里数，多不可据。我颇疑此记出于元人之手，转相抄录，遂错讹滋多耳。但哈密以东里程，校以今道，颇多吻合。例如赤斤城以东，与《明史·西域传》相合。赤斤城以西各地，与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所述嘉峪关至哈密里程，地名虽异，而路线大略相同。至赤金峡后微异耳。例如回回墓，《辛卯侍行记》作惠回驿。扇马城，陶书同，扇作骟。三颗树，陶作滋泥泉。赤斤城，陶作赤金峡驿，则明时与今地同也。出赤金峡，今道由玉门县西偏北至布隆吉尔城，达安西州，为明之沙州卫地。转西北，过马连井、星星峡、格子烟墩、南湖，而至哈密。但故道则由赤金峡直西行，经苦峪、阿丹即罕东，而至瓜州，即安西州西南三十里新瓜州。转西而至敦煌，即沙州。再西北行而至哈密。较今道微偏南。
综上所述，历来东西交通，自汉至唐，均以玉门、阳关为门户，而鄯善、楼兰扼其枢要。虽唐人东移玉门关于疏勒河上，然亦不废阳关大道。自宋至清，则以北道为主，而哈密握其枢机。阳关古道遂废。所谓楼兰者，久已沦于沙漠，徒为吾人考古之资料而已。沧海桑田，不其然欤。
（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若论楼兰土著民族为何种型，此为一最艰窘之问题。一者古时本土居民之记载缺乏；二者汉文传记所载亦不明晰；且古时东西民族交互往来，迁徙无常，至为复杂。虽近今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就地下出土遗物及人类遗骸，作有种种之推论注89，但亦不能有一真确之断语。故兹篇所述，即欲避免此种烦难问题，专就楼兰民族之生活状况，加以推测；研究其为何等民族，其文化若何？至于种族来源问题，则非此文所论之范围也。
近五十年来，东西考古学者赴罗布区域考察，有一共同而显著之事实，即在罗布泊海水周围沙漠滩中，采拾不少石器。就我所采集石器种类言，大件者有石斧、石刀、捶石、砺石等类。小件者有石刃片及各种石矢镞等类，大概均为打制。尚有带彩陶片同出土，共约百余件。其详均具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器物图说中，兹不赘述。在我之前，尚有斯文赫定、斯坦因，均采获不少石器，在其报告书中印出；后我者有柏格曼、陈宗器，亦采集少许，其形式与制作，大致相同。有时尚能拾得磨制极精，以玉为质之精美石器，间杂以金属物。凡此石器所分布之区域，大概在涸海沿岸及盐层地带，即古楼兰国故地。因此凡旅行罗布沙漠之人，均有同一之感觉：即在金属文化输入楼兰以前，楼兰有一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至楼兰人应用此石器之时代，我赞同斯坦因之说。斯坦因在其名著《亚洲腹部》（Innermost Asia）第266页叙述在L.F.高冈上之采获，觅得许多零铜件及石器，还有一件磨制甚精之玉质石斧（L.F.025）。斯坦因并为之综合论述云：“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汉通西域大路有关连。”据此，是在汉通西域以前，楼兰为新石器时期，大致可以确定。斯坦因又在L.F.高冈附近发现多冢古墓中死者尸体，干腊未腐，服装颇完整。据称：“头戴棕色毡帽，帽有护耳翼作尖角状，帽左边装饰羽毛五枝，有啮齿动物之皮围绕于帽上。周身以毛织物包裹，衣襟交合处，系一小口袋如球状，中盛碎细枝；腰际围一羊毛织裾带，露体不着衣裳；足穿红色鹿靴。死者之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又云：“如其面貌，暗示在兴都库什和帕米尔，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在其殉葬物中，有三只草编织篮子，上织出之字形条纹。除此外，尚有L.F.4古坟中死者及少女坟，其死者形貌、装饰与殉葬物，大抵相同。其棺木构成，皆以两块木板掬空扣合，上覆以皮，则所有古冢皆同注90。我于1930年，在罗布泊湖畔L.H.地发见一古冢，死者埋葬方法，其服装大致与斯坦因之L.F.冢相同。死者为女人，额窄颧高，眉际画绿线三道，帽具缨络，惟身裹毛织物，不见盛细枝口袋为异耳。1934年，柏格曼在阿德克地发见同样古冢多起注91。死者服饰形貌及埋葬方式，与我及斯坦因所见，大致相同，不再赘述。惟在墓中除草篮外，尚有木制筹箭甚多。据柏格曼云：箭在腰际，现已被盗掘的人散露于坟外。斯坦因根据死者形貌服饰，以为与《汉书》所记楼兰国人相似，而认为楼兰本地人，兼营牧畜渔猎，而度其半游牧生活。虽汉人已踏进西域，而本地人尚仍保存其原始文化，尚未改变其生活方式。至墓中死者，是否与上面所述用石器之民族有无关系？但在古坟中确未发见石器，如认为两者同一时期，实无地层上之根据。但据斯坦因在L.F.古堡附近所采拾之石器与铜器，与古坟距离甚近，其意义甚为重大。据其所述，是坟中死者与用石器之人，虽不能确定为同一时期，但暗示二者确有不可分离之关连，或前后相承，表现其生活进展之程序也。我于1934年在罗布泊L.T.地发见一故址，内有泥杯、泥纺车、束草纺豂、草编蓑衣、泥棒状物及骨器多件。由其草制物，可以表明其为游牧人所居之故址。尤其束草为纺豂，外缠毛索，与柏格曼在阿德克古墓中所掘拾束红柳枝之纺豂，外缠毛索，其用义相同。从死者可以看出生者的同一生活方式。又由其骨器中之骨具及骨刀，与L.H.所拾之玉刀及石镞，形式多相同。据此，是用石器之楼兰人与用骨器之楼兰人，以及墓中死者，似有因袭之迹，不能谓其绝无关系也。若然，是楼兰土人由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到汉通西域时，其生活习惯皆为一贯之方式，表示其生活之简陋与文化之低落而已。若如日人羽田亨氏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所述，称：“住在鄯善附近地方及吐鲁番地方，依西域人骨胳，是属于伊兰人种型。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我不是人类学家，未尝研究其骨胳。但就生活方式言，我与斯坦因、柏格曼所发见者，与羽田亨所述适相反也。
至于楼兰人种型问题，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中，已明显表示楼兰人非雅利安人种，亦非蒙古利亚种；根据人种测量学，检查其头盖骨，是属于阿尔品种（Homo Alpinus），并与现居兴都库什山及帕米尔人民相似。在吾人尚未觅得其他新证据以前，可以赞同斯坦因之说。但为引起读者研究兴趣起见，再就楼兰人生活与服饰，略赘一词。吾人在罗布泊古坟中发见之死者，有同样情形：即无论男女皆戴尖状毡帽，足穿皮鞋是也。柏格曼由库尔哦巴（Kul-oba）古坟中出土花瓶上所绘之西提亚人（Scythian）作短靴尖顶便帽，与罗布古坟中死者装饰相似，但西提亚人帽上无羽毛饰。又明斯所著《西提亚人和希腊人》（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一书中，图十二至十四，有许多亚洲游牧人，是戴尖顶便帽，帽上常有护耳翼，帽缨垂颔下，可以系著注92。我由柏格曼所述，联想及塞种人之习俗。据希罗多德（Herodotus）《上古史》记录中，叙述塞种民族情形颇详。第七卷第六十四节云：
巴克特里亚人赴战时，每依其习俗，执着藤弓及短枪。塞种人（Saka）即斯克泰人（Skythen）穿裤，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是名为Amyrgiol的斯克泰人（Skythen），波斯人呼之为Saka。（白鸟库吉《塞民族考》引）
又据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载，大流士（Darius）碑文中列举各民族，有一塞种民族，为Saka Tigra Khanda。据土马显克氏（Tomaschek）解释称：Khanda是古波斯语，指用羊皮所制之高帽。Tigra是尖锐之义。合之即指“戴尖顶高帽之塞种”。游牧于药杀河之北，以迄里海北岸。
据此，是希罗多德《史记》所记塞种人之习俗，与大流士碑文中所列举之一塞种人，情形相同。以之与古楼兰人相较，其生活方式与习惯由古坟中所见者，疑同出一源。我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又梁荀济《论佛教表》云：
《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广弘明集》卷七引）
按此说不见今《汉书·西域传》，疑梁荀济别有所本。又按允姓之戎，又称姜戎，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传。如荀济“塞种即允姓之戎”其言为可信，则塞种人西奔，必经过楼兰、且末，沿昆仑山西徙。《水经注》曾记一传说云：
蒲昌海在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
按古蒲昌海，即今罗布泊。古时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或即涸海东部之土丘。由于地面时可检拾石器及彩陶片，或即为姜戎氏西迁时所遗留，故称姜赖之墟。若推论不误，则楼兰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为姜戎即塞种人之裔胄也。
（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4年）
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
一、佛教之传入
佛教何时传人鄯善，史籍无考。其首见称述者，为晋释法显之《佛国记》。记云：
由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僧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
按据法显所记，始于弘始元年，发迹长安。弘始为后秦年号，即东晋隆安三年也（公元399年）。但据斯文赫定博士在其楼兰古址所发现之佛教遗迹，有嘉平注93、泰始年号之汉文，是在魏、晋之际，此地佛教已属殷盛，皆在法显至鄯善以前也。然则佛教究自何时始传入鄯善？欲讨论此问题，须先明佛教传播路线。试以中国僧侣往印度取经路线作证明，先以法显所经行者为例。法显由敦煌至鄯善后，复西行，到襇夷国，转于阗。襇夷据一般学者解释为即今之焉耆。如然，是由鄯善向北行，至高昌，再转西南行至于阗也。故其记中有“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之语，盖由焉耆横过大沙漠而至和田也。如由鄯善直西行，须经且末、衘弥而至和田，即北魏宋云之所经行者。到和田后，分为两路：慧景等先至竭叉国，法显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于麾国。安居已，转至竭叉国。按子合国即宋云之朱驹波国，玄奘之斫勾迦国，今莎车叶城南山谷中也。于麾国今地不详所在，疑属汉盘陀国境。宋云《求经记》称：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疑即其地，即今之蒲犁县属也。据《佛国记》：“法显至竭叉后，再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有一小国，名陀历；顺岭西南行，其道艰阻，崖岸险绝；下有水，名新头河，渡河便到乌苌国。”按此即两汉通罽宾之大道。《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云：
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渊。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
《后汉书·西域传》德若条云：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
按陀历即前、后《汉书》之悬度。若校以今地，盘陀国疑即今之塔什库尔干，汉蒲犁国地。乌裦今之乌杂特。悬度今之洪查山口。罽宾今白沙瓦。是法显由于摩国西南行，经乌杂特，过洪查山口，渡几尔几特河，西至达第斯坦，即乌苌国北境；与两《汉书》所记由子合经乌裦、难兜而至罽宾之路线相同。又竭叉国，足立喜六解为今之喀什注94。若然，是法显由子合西北行，至竭叉国，又南行至北天竺；与原文不合。故我颇疑法显之竭叉，即《汉书》之乌裦。《后汉书·西域传》德若条，唐李贤注云：“乌裦，《前书音义》云：乌音一加反，裦音直加反，合读为ND24FND250。”据此，是竭叉为乌裦之转音，疑即今之乌杂特也。且法显称“竭叉在葱岭山中，被服毡褐，不生五谷”，均与乌裦情形相同。若喀什，则在葱岭以东，即《大唐西域记》中之芉沙国。据玄奘所述，芉沙国“气候和畅，禾稼殷盛”，与法显所述竭叉国情形，迥然不同，故不能视为一地。如此，则法显路径，由子合直至竭叉，即乌裦，与慧景等合，并不取道疏勒。至北魏神龟中，宋云入印度求佛经，取道较法显略偏西。《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行程记云：
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自此以西，山路倚侧，长坂千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十月初，至瞝哒国，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境。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渐出葱岭。十二月初，入乌场国。
据足立喜六解释：“钵盂城在小帕米尔山中。钵和城在Abipanja河沿岸。NCD2F哒国为缚襋河溪谷之强国，或名护密。”又按白鸟库吉解释：“钵和，今瓦格萨（Waxan）溪谷，NCD2F哒在巴克特里亚一带。”今据白鸟库吉所云，是宋云由汉盘陀国即今塔什库尔干，向西登葱岭，经小帕米尔，沿瓦格萨溪谷，而达NCD2F哒即巴克特里亚也。又《魏书·西域传》云：“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从莎车西南五百里至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又钵和国条云：“在襌盘陀西有二道：一道西行向NCD2F哒；一道西南趋乌苌，亦为NCD2F哒所统。”两条合并观察，是北魏时在葱岭西有二道：一道从莎车经塔什库尔干，即蒲犁，向西经瓦格萨溪谷而至巴克特里亚；一道由塔什库尔干西南行，经几尔几特河谷而达犍陀罗，即趋乌苌之路，前者为宋云所行，后者为法显所行也。以后玄奘由印度之回程，以及慧超往五天竺之回程，皆同于宋云之去程。其东面皆以莎车西之塔什库尔干，即蒲犁为起点也。皆在《汉书》所述之南道上。然《汉书》尚有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由我之推论，北道亦有二道：一由喀什沿克孜勒河至伊克斯塔木，北上达剌克岭至大宛，为北道中之北路，即大宛道也；一由伊克斯塔木西上阿赖高原，经喀喇提金，西南入苏儿格卜溪谷至巴克特里亚，为北道中之西路，即大月氏道也。是北道以疏勒西之伊克斯塔木为起点也。西域胡商多经行北道，而至塔里木盆地。故《汉书》称疏勒有列市，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是也。据此，是大月氏又为南北道总汇之地矣（参阅《西域交通路线图》）。
然则鄯善佛教，遵何路线而传入耶？欲解答此问题，应先明于阗佛教之来源如何。盖鄯善西与于阗接，同在南道上；佛教传入，由西而东，必先至于阗，再由于阗至鄯善，播及内地，此必然之形势也。但于阗佛教之传入，初有种种传说。试举《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佛教最初传入于阗故事云：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阿罗汉所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至此林中习定。王往观其容止，罗汉语王曰：“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法，建伽蓝，召僧众。”王曰：“既云大圣，为我现形，既得瞻仰，当为建立。”罗汉曰：“王建伽蓝，成功感应。”王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敬，宏扬佛教。
按此传说，又见于宋云惠生《行记》（《洛阳伽蓝记》卷五引），惟毗卢折那作毗卢旃，当为一人。又据罗克西耳所译《西藏传》，谓毗卢折那阿罗汉来于阗传佛教之时，在于阗建国以后百六十五年，即于阗王尉迟散婆跋（Vijayasambhava）治世之第五年也注95。据羽溪了谛氏考证，称于阗建国，由《西藏传》及玄奘所传，当为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顷。此云建国后百六十五年，则佛教传入于阗，当为公元前74年之际。来传教之高僧，即毗卢折那。又据阿育王石碑及善见律所述，阿育王即位之第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间（公元前259——258年），曾遣派僧侣至四方传播佛教；入迦湿弥罗及犍陀罗者，为末阐提（Madhyantika，并引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41——43页）。如上所述，是在公元前一世纪顷，于阗即有佛教。此时当前汉昭、宣之际，西域内属，交通大开，中国汉朝与罽宾交涉，自武帝以至元、成间，往来不绝。迦湿弥罗即今之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在罽宾之东南，同在汉通西域之南道上，盖由巴达克山经扬伽（Jangam）南下，越大雪山（Hindu-kush）而达克什米尔，其起点皆自莎车西之塔什库尔干也。于阗在莎车之东，亦在南道上，为汉通罽宾所必经之地。罽宾既与中国有交通，伽湿弥罗较罽宾为近，则由克什米尔到于阗，极为可能（参阅《西域交通路线图》南道线）。由此以言，则在公元前迦湿弥罗人，遵南道来于阗传教，非不可能之事也。但吾人细检中西载记，有足供吾人注意者，即《西藏传》称于阗最初建立之寺院，为赞摩寺。以后七代之间，绝未再建一伽蓝。据此，是前汉昭、宣以后，二百余年之间，于阗王皆无传播佛教之事。又据挪威科诺夫（Konow）著《东伊兰语考》称：“据《西藏传》首来于阗传佛教之毗卢旃，即毗卢折那；适当于阗王尉迟散婆跋时代。散婆跋即《汉书·西域传》之于阗将反莎车自立之休莫霸。”（方壮猷译文，见女师大《季刊》）按休莫霸约当汉明帝永平时，即公元58——75年；距毗卢折那入于阗之岁，相差一百三十余年。故由年代之考证，与《西藏传》显有出入。又据《汉书·班超传》，当汉明帝至和帝时，班超均在西域。称于阗国俗信巫，并有遣使向汉使求马祭神之事。时虽休莫霸已死，广德嗣位，但相距亦不甚久。又《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条，曾记鼠壤坟故事，称：
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至鼠坟侧。……其马鞍、人服、弓弦、甲瞜、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辱。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祭祀，以求福祐。或衣服弓矢，或香华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
按此故事虽无稽，但匈奴伐于阗，据《后汉书·西域传》记，实有其事。莎车国条云：“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太子为质。”时后汉章帝元和间也（公元84——86年）。今以两书所记合并观察，必同记一事。但可注意者：瞿萨旦那王建祠设祭，祭以弓矢肴膳之事，此皆非佛教所宜有。综上诸例证，是自前汉昭、宣以后，至后汉章帝之末（公元前74——公元88年），于阗无流行佛教之事。又在此期间，汉朝势力扩展至西域，使臣来往，不绝于途。虽中间有一时期，政治上与西域断绝关系，而交通大道并未废弛。然汉朝之使西域者，从无一人提及佛教事。和帝以后，西域复内属，班超父子驻屯西域时间最久，而甘英且西至波斯海湾，亦无一语道及。则后汉明帝至安帝之初，佛教在西域为一般人所漠视，从可知矣。虽鱼豢《魏略》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之记载；然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所云。其对佛教观念之不明确，由此可知。《后汉书·西域传》亦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天竺，问佛道法”；但范蔚宗首称“世传”，结论谓“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是明明暗示中国佛教之流行，始于桓帝以后也。故其《西域传赞论》云：
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意未译，而但神明之耶。
是当时以佛教列于鬼神之俦，僧侣比于方士之林，未尝认为特立之宗教，并含有高深之哲理；由蔚宗所云，概可知也。内地之情形既如此，则西域情形当亦相类。据此以言，则玄奘所记，西藏所传：毗卢旃始到于阗传佛教之事，无论其年代如何，然皆为一种传说。即令有一、二外方僧侣，寄居于阗，信奉佛教，并未足以改变其风俗，影响于社会，而为于阗国人所崇奉，则可断言也。鄯善与于阗相接，于阗既如此，则鄯善亦可知矣。
然则于阗及鄯善国人自何时始信奉佛教；我按佛教传播历史，疑自贵霜王朝之迦腻色迦王始也。按《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郤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卻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
据羽溪了谛《大月氏诸王之年代表》称：丘就NB42F即位于公元40年，在位三十五年。阎膏珍即位于公元75年，在位二十余年，约当后汉光武建武十六年，至和帝永元七年。据史书所记，在光武及明、章两帝时，匈奴国势尚强，尝控驭西域诸国。及和帝之初，窦宪破匈奴，匈奴远遁，而西域诸国又为汉朝所有。在班超为西域都护时，势力扩展至葱岭迄于县度（《后汉书·班超传》）。由是言之，在和帝以前，大月氏势力东迄罽宾而止，并未及葱岭以东也。丘就NB42F时代，据其货币，尝刻佛像于其上。又记有Sachad harmathida等字，译言正法之保护者（《西域之佛教》第100页，引堪林干氏语）。则丘就NB42F确为佛教徒，疑此时或安息高附，罽宾之佛教，由丘就NB42F时传入。但并不传播至葱岭以东，阎膏珍货币，刻湿婆神像，根本非佛教徒，更无传播佛教事。故我疑汉和帝以前，西域人不奉佛教，盖以此也。及安帝以后，朝威稍减，虽延光中一度恢复，但势力不能遍及西域。而当时贵霜王朝之势力，则反是。盖自迦腻色迦王继位以后，声威远播，影响达到葱岭以东。《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条云：
闻诸先志曰，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
此说与《后汉书·西域传》疏勒条称“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支，月支王亲爱之”之语，隐相符合，必同记一事。时安帝元初中也。下文又云：
月支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迎臣磐，立为王。……后莎车亦叛于阗，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阗为敌国焉。
据上所述，如月氏王，即为迦腻色迦王。则此时塔里木盆地，疏勒、莎车皆为其影响所及，且东及于阗、龟兹也。佛教之隆兴，始于迦腻色迦王。在此以前，虽有阿育王传播佛教之事，而兵威不及，未能推动远播。迦腻色迦王袭祖父之余荫，拥有庞大之领土，兵马强盛，国内殷富。而公元前希腊之文明，与印度之文明，移植于阿姆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者，孕育滋长，至此时亦已成熟，故当迦腻色迦王时，名贤辈出。若乾陀罗国、迦湿弥罗国，已成为佛教文化之中心。而迦腻色迦王，复笃信佛教，宏扬佛法。在内为第四次佛教之大集结，赞研佛理。佛教中有名之《大毗婆沙论》，即于此时纂成。对外，则派遣僧侣赴四方，推行佛教。班勇在西域时，当已悉闻其事，故称“身毒奉浮屠道，不杀伐，因以成俗”。身毒，《史记索隐》音乾笃，即乾陀罗之转音也。据此，是迦腻色迦王之影响，已及于塔里木盆地，则其佛教之传播，亦必随之推进于塔里木盆地也。在安帝元初时，疏勒、莎车，既已为其影响所及，则与疏勒、莎车为邻之诸国，即北道上之龟兹，南道上之于阗，次当受其影响，当可比推而知也。而汉朝自顺帝阳嘉以后至永和间，内困于羌乱，无暇顾及西域。《后汉书·西域传》亦称：
阳嘉以后，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没，曾莫惩辜。
据此，则月氏影响，由疏勒、莎车以入于阗，必在是时。而佛教之传入，亦当于其时矣，时公元132——152年也。鄯善与于阗国境相接，《后汉书·西域传》称贤死之后，诸国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是在明帝永平时，鄯善疆域，西包精绝，与于阗东之渠勒接界，疑以今之克里雅河为分界地也。又斯坦因氏在尼雅古址中发见大量芉卢文文书，据斯坦因解释，此项文书，多属于各种公文和命令及地方官之报告，以及书函、账簿、护照、申诉书之类。其国王敕令所用称号及年代，完全为印度式。与公元1世纪统治印度极西北边阿富汗一带贵霜朝诸王之官称，异常符合。其中人名，并显示与贵霜朝之关系（《西域考古记》第63——66页）。按尼雅遗址，斯坦因根据文书中地名，以为此遗址，即汉之精绝国地。又云，曾在其地发见许多古钱，皆为后汉之物。按据《后汉书》精绝在后汉明帝时，已为鄯善所并。斯坦因氏同时又发见一中式封泥，上刻篆文“鄯国都尉”四字，则此地此时已属鄯善可知。据此，是公元1世纪至2世纪之间，贵霜王朝的影响已由于阗东渐，而及于尼雅，即鄯善之西界。斯坦因氏又于安得悦遗址中，亦发见少许芉卢文字之木牍。安得悦在尼雅之东，《大唐西域记》所称睹货逻故国地。然用芉卢文字时，亦即大月氏最盛时也。斯坦因氏又于1906年，在罗布泊之南岸，密远遗址中，发见一彩幡，上书芉卢文字，与尼雅遗址中之木版，及羊皮上所写之文书相似。又于一寺院护墙壁上，绘画两尊人像，旁书芉卢文字，同印度语，由此可证明此寺院及壁画，为公元后初几世纪之遗物。按密远为鄯善之伊循城，我已为证明。今于此地亦发见芉卢文字，及佛教寺院，则贵霜王朝影响，由鄯善西边，即尼雅，向东渐及鄯善王国都也。斯坦因氏又于楼兰遗址中，发见木版，及绢上所书之芉卢文字，由拉普孙（Rapson）教授研究考出，有Kroraina一词，皆可表示与尼雅为同一时期之物。不过楼兰有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年号之木简，为公元后第三世纪之遗物。由此言之，是贵霜王朝影响之东渐，与佛教之传播，始于公元后第2世纪之中期，至第4世纪之初期，亘二百余年矣。据此，是鄯善佛教非得之迦湿弥罗，而为由大月氏人所传入，似可肯定，时月氏势力北达里海、地中海，南及印度，居葱岭南北两路之中枢。月氏人之东来，亦必遵南北两路而入，可以推知。则安息人、康居人、印度人，随月氏路线东来，亦属可信。而最初来中国译《佛经》之安清，为安息国人。支谶为月氏国人，亦可为证。
二、西方文化之输入
关于佛教之传播，已如上述。则随佛教输入之文化，亦必因之增长。但关于西域文明，主要由本地固有文化以及汉文化与印度、波斯、罗马、希腊文化参合而成者。在罗布区域，此例尤为显明。乃近一般人多谓西域佛教文明，完全属于由印度、希腊混合之犍陀罗艺术系统，而忽略其他。我颇不谓然。今就罗布泊及尼雅所发见之遗物，概略言之：
1.文具类
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所发见之芉卢文木牍及函封甚多。其芉卢文为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一带之古文字。换言之，即贵霜王朝在其领地内所通用之文字。因贵霜王势力东渐，故其文字亦随之而东行。上文已略述及，但其书记制度，则颇可注意。据《史记》、《汉书》所述，安息等国之文字，皆“画革旁行为书记”（《汉书》作书革，今从《史记》）。据此，是葱岭西域诸国，以皮质为书写之资料也。斯坦因在尼雅遗址破屋中，发见芉卢文体之羊皮书（《西域考古记》第42页）显然尚保持葱岭以西原来式样。但大多数文字，均书于木牍上。其木牍之形式，及函封之状况（同书第三八、三九、四四各图），毫无疑问，来自内地。自汉武开边以后，即流传于西域也。其作函封之封泥，一方为中文篆书，同时又有数方作西方图像（同书第四四图）。据斯坦因氏解释，一方为雅典娜之像（Pallas Athene）,执盾与雷电。又一方作希腊神像，如或立或坐之伊洛斯（Eros）、赫拉克里斯（Heracles）及其他之雅典娜，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风格极相似。按以雅典娜神像作装饰，刻于玛瑙及铜戒子上，在库车、和田沙漠中，不少发见，皆为西方文物之输入品，毫不足怪。惟以此神像印于中国式函封之封泥上，则颇有意义。盖表示内地之函封制度，早已通行于鄯善及和田。及贵霜王朝影响东渐，遂构成中西混合之现象。但西方之羊皮书，除斯坦因在尼雅发见少数外，余均不见矣。斯坦因氏又于楼兰遗址之垃圾堆中，发见在木版纸片以及绢上之芉卢文书。又有一残纸片书写窣利语文（Sogdian，同书第98页）。芉卢文书，已如上述，窣利语文，据斯坦因解释为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撒马尔罕、布哈拉一带，即古康居国地也。由此可证明在公元后之康居国人，贸易东来，亦习用中国公元后所使用之纸，书写文字。与月氏人以绢及纸，书写芉卢文字，皆表见对于汉文明，不惟无排斥之意，且尽量吸收也。能说汉文明不影响于西域乎？其次关于楼兰织品亦饶中西混合之趣味。
2.织品
斯坦因氏1907年，在楼兰古墓中，发见织品残片。据其所摹印之一部分，一为丝织品，花纹作云气奔兽之状，并有“韩仁绣宜子孙”题识，与云气奔兽相间杂（同书第六四图A）。由其风格与技术上之观察，完全为中国传统作风，吾人以之与战国铜器中之狩猎纹样比较，几无二致。其有角兽，与中国铜器中所称为夔龙者，似有因袭之迹。其边缘之三角纹，为战国至秦、汉铜器上普遍之图案，汉石刻上应用尤广，其为中国所固有无疑。不特其题识与中国漆器及砖刻上题识，用意相同，而为中国之传统习俗也。虽关于铜器上之狩猎纹，吾人尝推论与西伯利亚及高加索出品多相类似，疑其由早期之斯克泰人介绍至中国者。但至中国后，加以改造运用，故至秦、汉时，又变为中国艺术中之主要题材矣。其他一块，为毛织品之地毯残片，两边缘作希腊、罗马式之图案，中有翼马，左右对称（同书第六四图B）。据斯坦因解释有翼马，为汉代雕刻中所常见者，故称此为中西混合作品。但我则以此出于波斯萨珊朝之作品也。盖当公元3世纪之初期（公元227年）约当中国三国时（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安息王国为阿尔达西尔（Ardoshir）所灭，建立波斯萨珊王朝，势力西达地中海，北包美索不达米亚，与东罗马帝国为邻。故其艺术，实含有古代亚述及波斯之因素。又因安息而承继希腊、罗马式艺术系统。凭其艺术天才，而创造萨珊朝之新兴式样。以翼兽为题材中心之作风，为萨珊朝艺术之特点。故萨珊王朝之建筑雕刻及织物文样等等，皆称工巧。而狩猎纹尤为所常用者。其后又由波斯西传至东罗马，为拜占庭艺术基础。又东传至新疆及我国内地。时楼兰遗址，于魏黄初间恢复繁荣后，东西交通再开辟。直至公元403年后凉为苻秦所灭，此地遂被放弃。但在放弃之前，又正值萨珊王朝强盛，势力向东西发展之时，则萨珊朝之毛织物东入中国内地及楼兰，为极可能之事也。在此以前，中国雕刻上虽已有翼兽作品，如河南宗资墓，四川雅州高颐阙，皆有翼兽，为墓前之饰物，但皆在后汉之末季，手法拙劣，线条不匀。及萧梁墓前之翼兽，姿势雄俊，线纹匀称，但近来一般学者均以为出于波斯作风。中国人称石翼兽为“天禄辟邪”，“辟邪”为Parthia之对音，即波斯安息朝之本名，因其艺匠来自波斯，故举以为名也。在秦、汉以前，中国艺术无有以翼兽为雕刻题材者，可证翼兽为受外来影响，非中国所固有也。斯坦因氏又同时发见一毛织物，据云，上有赫密士（Hermes）头部残片，则完全出于希腊、罗马作风矣。以上各件，据斯坦因所述，均出于距楼兰遗址6.5公里左右之古墓中，同时尚有带花纹之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木版及纸上所书之汉文字等等（同书第108页及六五图）。今据其各殉葬物品观之，如铜镜及汉文书，本为中国所固有，以及有汉文题识之丝织品，与上述各件同时并出于一墓中，楼兰文化之中西混交状态，不难由此窥其大略也。
3.建筑及雕饰
在楼兰强烈风蚀之下，当然无完整建筑物供吾人研究之资料。但自斯坦因氏、斯文赫定氏，由考古上所发见之残余物件，由雕刻纹样上风格，亦不难窥见艺术之一二。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密远古废寺院遗址中，发见隐埋墙中柱子，柱头作旋云对称式。据斯坦因称，谓有百泄波里城（Persepolitan）作风。又在柱旁墙壁龛中，有几件泥塑佛头及残坐像，其头部雕刻及衣褶之配置，完全同于希腊式。同时在坐像底部，发见用婆罗谜文字体写梵文贝叶书（同书第83页，又第五一图）。据斯坦因作年代观察，最后不能出公元4世纪。其他有木雕各种之装饰品，其艺术上之风格，几全为罗马、希腊式艺术系统，又参杂波斯固有之风格，由月氏人或波斯人，输入至新疆，再进而至内地者也。试举数例以明其然。一为卷草纹。日本人称为忍冬唐草。斯坦因氏于1906年冬，在楼兰遗址一小佛寺中，发见若干木刻残片，有一件为浮雕连续不断之卷草纹，由中间之连环发卷，左右对称，其三叶花，适填满其空际，下部边缘略隆起，刻斜纹方格，两端作直角锐角形，似为四方镶边之一边（同书第101页第六二图9）。按斯文赫定氏于1900年，在楼兰遗址，亦发见同样之木雕卷草作风，及边缘隆起之刻纹，完全与斯坦因相同。惟为直行连续回旋，不作左右对卷为异耳（柏格曼《楼兰》图版一、第一图）注96。后柏格曼根据斯坦因及赫定所获遗物，由其两端之薄梢，绘镶边全形于《楼兰》著述中（同书第80页插图一），并谓此乃由科伊（Koi）所得犍陀罗石浮雕所摹来。按卷草纹样原出于希腊，以三瓣为中心，屈折回环，变化无穷。后由希腊传至东罗马及伊朗，故在波斯、罗马艺术中，亦尝引用为装饰纹样之主干。在中国西汉，自汉武通西域后，亦随葡萄纹样同时输入中国。例如汉代铜镜背面，间有雕镂卷草纹样，杂以异兽者。又我于1941年春在陕西城固汉墓中发见之铜盘，边亦作卷草纹。是在佛教入中国以前，中国艺术上，即已有与希腊式类似之卷草纹样，不必借助于犍陀罗之浮雕也。及至佛教传入，卷草纹又运用于佛教艺术中，例如北魏时之若干石造像，多用连续不断之卷草纹作图案，又如云岗石窟中部诸窟，如第二窟、第四窟、第六窟，均有卷草纹之装饰图案，而第六窟之卷草连续中间，且饰以走兽。为唐碑碑侧图样之先河。及至隋、唐以后又遍用于一切石刻及绘画中矣。然最初则疑为罗马人或波斯人所传来者也。楼兰之木刻，其情形谅亦相同。其次为连环纹，及八瓣花纹。斯坦因又在上述之小寺院中，发见之小木雕中，有作连续之环状，中填八瓣花，花以八瓣共一蕊为一朵，填入环中，环与环间用索缠结，成一垂直平行线。又二分其花，填环间之空隙，分配颇为匀称，其一端又有斜十字纹样，有二分其花填于空际。斯坦因谓此为横墙上之装饰物，装饰于门楣较低处（《西域考古记》第101页第六二图）。斯文赫定氏在楼兰遗址中亦发见同样之木雕（见柏格曼《楼兰》PL.11）。柏格曼氏合并各件，摹拟原形，插于原书第83页第四图。据其解释，谓与斯坦因在尼雅故墟中所发见之彩画卷形花纹，极为类似。在犍陀罗美术中，更可得类似之物品。例如南俄罗斯里萨诺夫加（Ryzhanovka）斯克泰人墓中之金链，及克里米亚（Crimea）之金项链，均有与佛教雕刻之基本花纹相同者（同上由柏格曼《楼兰》第81页附注三转引），斯坦因在其报告中，则以“希腊式作风”一语概括言之。但我尝以之推比中国初期之佛教艺术，实鲜其例。云岗中部石窟中，亦有连续之环圈，作横条之装饰画，如第二窟、第五窟、第六窟皆然。自其环与环相连结之点言，意匠颇与楼兰之连环纹相近。惟其引用之题材，则各有主题，云岗石窟之连环纹，完全由卷草纹组织而成环状。环中由卷草之三叶填满，惟有繁简之别，如第五窟、第六窟，较第二窟为简是也。但其环与环之组织法，均由两端曲结向内卷，环与叶不可分离则一也注97。至于楼兰之连环纹，是以每一环为单位，中填八瓣花，其作风与题材，根本与云岗不同。盖楼兰连环纹，是由于连环及八瓣花两种题材混合组织而成。例如斯坦因又同时在楼兰发见一方木版，作莲花瓣，疑为房屋上之天花板，是环与花为两种题材，经过楼兰匠人之分合运用，可以确知也。至于论到两种题材之来源，为吾人最感兴趣之问题。有人以八瓣花解作莲花，实不然。莲花出自印度，但希腊有一种水草叶与莲花近似。及佛教北传至犍陀罗、大夏及安息后，又与希腊之水草叶混合，而成“印度、希腊式”之莲花瓣纹。但在初期佛教艺术中，八瓣花与莲花各自分别引用。例如楼兰木刻中，连环内之八瓣花与方形天花板之莲瓣纹，及尼雅所发见木雕椅上所刻莲瓣纹（《西域考古记》第四十一图），皆各自为题材。其作风各别，虽有时两种同在一物上，如尼雅故址中之木雕托架梁，一端雕四瓣莲花，一端于四瓣莲花之中心，又生八瓣花（同书第四十三图）。但其两种混合之迹，至为显明，盖莲瓣作四瓣散开，上端尖锐，中部洼入，双层，确表示印度式之莲花形。天花板上者，虽叶片较多，而上端亦尖锐，与木雕椅所刻作风相同，故我名此为“莲瓣纹”，出于印度之莲花。至八瓣花为椭圆形，上不尖锐，由八瓣合组而成圆形，瓣与瓣紧接，而不散开，我名此为“八瓣花”，颇类似蔷薇花，中国旧时称为宝相花。出于伊朗，在伊朗艺术中，应用颇广，尤其在宫殿建筑上甚见引用。传至新疆，除木刻外，又应用方砖上。如焉耆、吐鲁番古寺庙中铺地方砖，甚多具此花纹，瓣作椭圆形。又传至内地，铺地之方砖，其纹亦同。例如敦煌千佛洞中其地多铺八瓣花之方砖可证。惟北魏石造像台座间有作四片之花瓣耳。设我所论不误，连环中之八瓣花，出于伊朗式之佛教美术，益可信也。至于连环纹之来源，我颇疑为受斯克泰人艺术之影响。例如赫定氏在楼兰所拾遗物中，有一四环相连之残铜件（《楼兰》图版四十四），及一铜质平扣，在宽边缘中，满布乳点十二粒（同书图版四十五）。关于此类铜器，又发见于内蒙长城一带，及西伯利亚南部，与俄罗斯南部，均认为与斯克泰人，或鄂都克铜器艺术有关。完整之铜连环，虽无发见，但赫定氏又在楼兰遗址中，发见一铁连环（同书图版十六第八图），作二环相连，虽已残缺，但由其环与环之结合作风，与斯坦因在楼兰所得之木雕连环纹作风相同。因此我疑木刻上连环纹，系受金属连环之影响而来，此铁连环与铜轮状物及铜扣，皆同出一地，上件既与斯克泰或鄂都克有关，则此件当亦同例，而受斯克泰艺术之影响者。据此，是横梁上八瓣花纹及连环纹，一出“伊朗式”，一出与伊朗艺术有关之“斯克泰式”，由两种题材混合而成者。吾人须知斯克泰人之艺术，在伊朗艺术中，如铜器及建筑雕刻上，时占重要地位。且帕提亚人即安息人，原居里海东南，与斯克泰人有亲属之关系，当然对于固有艺术，不能遗忘。波斯萨珊王朝，又继承帕提亚，西与东罗马为邻。希腊艺术，早已由东罗马输入波斯，故波斯人得因沿旧有，参酌新知，而造成伊朗式之特有作风。东传至楼兰，而为楼兰艺术家所采用也。其次为异兽纹。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破屋中，发见若干木雕托架梁，在架梁上左右两部雕奔兽相向，中雕一花瓶，花草生出，分披左右（《西域考古记》第四十三图）。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中，亦发见若干残木雕，据柏格曼氏《楼兰》图版二，中作花瓶，生出卷草，分披左右，与尼雅托梁所雕两兽中间之花瓶形式相同。惟尼雅所出，系浮雕于木梁上，楼兰所出，为透雕于方形镶版上为异耳。据柏格曼解释，谓此种纹样，与印度及犍陀罗浮雕上之莲花盆，极为类似。又引弗彻尔（Foucher）说，或与“佛陀诞生图”有连带关系（柏格曼：《楼兰》第84页）。又赫定氏，同时发见木透雕镶版，为一动物像之残部后腿之弯曲状，及头部之啮腿状，尚可窥见（见同书摹图二）。又斯坦因在楼兰遗址亦得残镶版四片，作同样雕纹。如此则啮腿动物之镶版，当不止一个，同时必另有一个啮腿动物镶版，向花瓶左右相对。如此则必与上引尼雅发见二兽向花瓶对驰之托梁同一组织法也。按以动物作中心题材之装饰画，尤其如奔兽啮腿等纹样，在犍陀罗美术中不常见，而在伊朗美术中则为习见之品。尤其在俄罗斯南部及高加索出土之斯克泰铜器用翼兽作装饰纹样者，为例甚多。在中国战国以后铜器，尤其狩猎纹铜器，亦常用以为镂刻之主要题材。故此种作风，决非“印度式”，亦非“希腊式”，而为“伊朗式”。在上文及走兽纹毛织品中，已详为叙述矣。但中间又加入类似“佛陀诞生图”之花草瓶，此种题材，据柏格曼及弗彻尔所论述，或系出于印度。今此两种不同来源之纹饰，同见于一木雕上，显示印度与波斯艺术上之混合性，实可玩味之问题也。及传至中国，则又变其形态矣。例如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曹望襍造像上层左右刻两狮子相对，狮子作张牙舞爪状，中间刻一“佛陀诞生图”。佛陀立莲花盆中，头顶汉代最通行之“博山炉式”，两旁以朱雀及莲瓣补空隙。又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比丘惠隽造弥勒像，设计与此相同。惟“诞生图”两旁加比丘像为异耳。又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五百人造像”，中间所刻之“诞生图”，略异于曹望襍，“博山炉”易以佛塔状之花瓶，瓶下柱作莲花，以莲盘承之。下有两人像，分背而立，无莲盆。两旁狮子，仍作张牙舞爪状，与曹望襍造像同。狮子上面刻两僧像。一题“禅师慧训供养佛时”，一题“邑师慧刚供养佛时”。据上所述，由其组织方法，或皆脱胎于所谓“佛陀诞生图”者。但曹望襍造像，佛顶博山炉，两旁缀以朱雀，显然以之代替中间之花瓶，及分披左右之花草。“博山炉”及“朱雀”，为中国固有之艺术题材。今与印度之莲盆，合组为一图像。中国、印度艺术之混合性，可以充分表露。而佛家庄严光明之情态，亦由此可见矣。至“五百人造像”中间之花瓶形式，与我在吐鲁番木头沟所采壁画中之花瓶相同。惟吐鲁番花瓶，分披花草，“五百人造像”无花草，另加中国式华盖为异耳。此又一混合之方式也。总之东方艺术，以中国、印度、伊朗为三大中心区。自佛教产生后，东传至中国，即与中国艺术混合。西传至伊朗，又与波斯艺术混合。而希腊、罗马之艺术，亦同时渗入。新疆适居中央，楼兰又当中西要冲，为各方艺术所交凑丛集之地。所谓“中国式”、“伊朗式”“希腊罗马式”不难于楼兰遗物中找到它们的来源。
4.壁画
壁画为佛教美术中之主要题材，今在此篇仅为楼兰壁画中与文化之来源有关者，概略述之。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密远废院中发见从不经见之壁画数处，可为佛教美术来源之说明，特为举出，加以推论。
一为着翼天使。据斯坦因报告，一在小圆拱塔内部，距地面1.2米左右之护墙壁上，一在塔旁过道墙上，距前地约66米左右。又在一圆屋形过道墙壁上，又绘有带西方色彩之俗人。据斯坦因解释，“谓有翼天使，是‘犍陀罗派’‘希腊式’佛教雕刻中，从有翼的爱罗神（Eror）抄袭而来。用以代表佛教中印度之传说。普通称此为犍达婆（Gandharvas）像，一称为‘飞天’，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西部寺院中亦所常见。”注98按据斯坦因发见天使之位置，或在墙之下部护墙壁上，或在过道中与供养人像同位置，是与佛教中位置飞天之习惯不同。盖普通飞天，均在佛像后面背光上，作飞舞翱翔姿态，手中或承日月、宝珠，或持乐器，均不见有翼。何如印度Aianta第十七洞，及Elura第六洞，均作婴儿状，不着翼，可证也（见《云岗石窟所表见之北魏建筑》插图三十七）。再如中国之云岗、龙门石窟寺所刻之“飞天”，无一着翼者。是着翼人像，为另一来源，与印度佛教中之飞天，毫无关系。且此处天使像皆作半身像，置于墙壁之不紧要处，明显以之作装饰画，并非如佛家所述善财天像之重要也。至于着翼人之来源，据斯坦因解释，谓：“由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罗神变化而来。”又云：“在基督教兴起以前，西亚一切宗教系统中，以天使为天上有翼之使者，故护墙壁上之有翼使者，或系受古基督教派中天使之暗示，发生亲属关系。”（《西域考古记》第85页）我对于斯坦因见解，在未获其他证据以前，不敢有所可否。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引中国有翼人像以作参考。例如《武梁祠石室画像》中刻许多有翼人像，翼着腰际下身作卷云式，或不露足。又有画古帝王像，手执规矩，而两胁着翼者，相传为中国远古帝王伏羲、女娲神像。武梁祠虽建于后汉，但其所描写之题材，必因沿于古代神话或传说，则可断言。此其一。又战国式铜器中，如“狩猎纹壶”亦有作有翼人像者。例如“蟠螭纹画像壶”，其纹样皆作人与兽抟斗之状。人或持盾矛，或持弓矢。兽像或作斑鹿及野牛之状，姿态生动飞跃。惟人像皆折腰，挂弓剑，小袖衣，长筒皮靴。间有胁间附翼者，亦有作鸟兽身首者（《战国式铜器》图版九二）。吾人由其人像姿态与服饰，充分表现其为游牧民族之情状，或出于古之斯克泰人。而人皆折腰或着翼，又为伊朗艺术中受希腊艺术之激荡而成者。后由斯克泰人传至中国，又与中国传统之蟠螭纹混合，造成中国战国式之艺术也。但吾人所应注意者，即“斯克泰式”铜器中之着翼人，与汉武梁祠中之着翼人，是否同出一源，而与希腊、罗马神话中之“爱罗神”，及西亚古宗教中之“天使”，是否有因倚，或亲属之关系，均为吾人所不可忽视之问题。然此问题，过于繁难，详为解答，请留以俟之异日。吾人总觉伊朗艺术中，尤其波斯萨珊王朝之艺术，每喜以怪异动物作题材，如上文所举之毛织品、木雕刻，皆可为例。斯坦因亦于密远废寺中发见半狮半鹰之壁画（Serindia L Fis 133），皆以为属于“伊朗式”作风。故我谓此有翼人像，亦与同例。
其次为佛本身故事画。斯坦因氏在同地圆屋形佛寺，西边弓形弄道入口处，发见墙壁下层之护墙版上，绘一连续不断成山谷状之宽条花带。据斯坦因所述，第一持花带之青年菩提像，戴“佛里家”（Phrygian）帽，显然模仿波斯之太阳神（Mithra）神像。又当中空处，交互绘男女头部及半身像。其中女像盛饰香花，手挈酒樽酒杯，亦有弹琵琶者。据斯坦因解释，女像在“希腊式”面容中，杂有地中海东部（Levantine）或赛卡兴（Circassian）式的美。其首饰又表示近东或伊朗风味。其他青年男半身像，据斯坦因解释，头部姿势，十分像罗马人，右手高举，左手屈指不一，类似希腊、罗马人作猜拳游戏。其他半身像，浓髯、厚发，衣饰富丽，当然描写从北方，或东方来之蛮族。又与此风度相反者，在花带中间，绘一印度王子半身像。珍宝装饰全身，颇为华丽，面貌清洁，眼膜半垂，表示柔和情态，头戴峰峦形头巾，显为“希腊式”佛教美术雕刻中，表示乔达摩王子未成佛前形式。又在东南面残余墙壁上，绘皮珊多罗王子（Prince Vessnatara）本生故事行列。从进门左方起，绘王子出宫门像，至以白象送给四婆罗门为止。又在白象膈窝上，发现一段芉卢文题记，经研究为画家Tita名字，及所得报酬数目。据斯坦因所述，Tita名词，在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罗马东陲，当时一位装饰画家亦取此名（《西域考古记》第83——89页，插图五四、五六、五七）。据上所述，由其人像作风及题词，是此壁画完全出于波斯西部，或东罗马一派艺术家之手，已勿庸吾人多言。自其白象膈窝中之题识观之，显然与修建密远寺院之工程师及画师有关系。疑当时或有安息人，或东罗马人东来，传播佛教，或表现其艺术，因题东罗马画师之名，证明壁画模仿之所自出也。吾人又检查古籍记载，《汉书·西域传》称“安息以黎竬善眩人献于汉”。黎竬（Reken）即指今叙里亚地，后汉时属于东罗马，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秦。善眩，即幻术也。又孝堂山石室所刻幻人形状，皆作西方人姿态，或即描写黎竬之幻人。由大眉眼之表情，与壁画上持花带人像略同。《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黎竬县，据颜师古注，因居黎竬人而得名。是汉时东罗马人来汉者必多。至安息与中国交往最早，最初来中国传译佛教经典者，为安息人。如后汉桓帝时之安世高、安玄，是其例也。罗布泊居西域交通之咽喉，凡由西东来者，必过此地。则伊朗人或罗马人来中国之艺术家及传教士，因即逗留楼兰，表现其巧妙之艺术手腕，极为可能也。据此，则此一带寺院之壁画，或即为波斯人或罗马人所作。最少其作风亦必模仿伊朗或罗马也。
综上所述，是佛教最初传入新疆及我国内地者，为月氏人及安息人。而佛教文明，由上所述，亦以受波斯或月氏人之影响为最多。月氏、安息均临妫水，即阿姆河。故中国内地及新疆之佛教文明最初确遵妫水大路而来。即上述西域交通大道之北道中路，或南道之北路。所谓月氏道者是也。及逾葱岭，又分两支传播，一支至库车、焉耆、吐鲁番，一支至和田、且末、鄯善。路虽有二，而佛教文明之来源则一也。至印度河文明之流入，疑起于东晋以后。中国僧侣直至印度求经，而印度僧侣亦频东来。“犍陀罗派”艺术，从是流入。由以上所述及新疆其他之佛教遗物，可以证明也。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伊犁为历来游牧民族活动之地，首先见于《汉书》者，有塞人及大月氏人，均以伊犁为驻足点。接踵而至者，则有匈奴人及乌孙人。乌孙人活动时期较长，与汉朝关系亦较密切，然其史迹被发现者甚少，乌孙赤谷城至今还是一个哑谜。稍后者为突厥人、契丹人及蒙古人。尤其是西突厥的贺鲁部及突骑施部，在7、8世纪前后约当唐代，在此地活动频繁。据《新唐书·贺鲁传》所载，其东方建牙之地是在伊犁河边，但其真确地点，言人人殊。以后至蒙古察合台汗国时，伊犁————即阿力麻里，始终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然其建庭之所，清代学人专门研究西北史地卓有成绩者，如徐松等，曾亲履其地，已感“陵谷变迁，莫知其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重视文物工作，对于自治区北疆尤为注意。195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于南疆工作完后，又到伊犁作了专门调查。发现古城和遗址多处，北疆考古序幕从此揭开了。在多座古城中，尤其以吐鲁番吁子古城、霍城阿力麻里古城、绥定磨河古城、察布查尔海努克古城的发现颇为重要。我在1960年已将这几座古城的情况作了介绍注99，但未作进一步研究，今根据实地考查所得，结合文献，除吐鲁番吁子旧城拟另文论述外，现以阿力麻里古城为中心，探讨其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其他二城亦并涉及。兹述说如下。
一、阿力麻里古城位置
近人对于阿力麻里古城位置每多臆测，或不知其所在。我们为了正确了解这个古城的位置，拟援引长春真人的游行记，结合遗迹遗物作一阐明。先引《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说明：长春以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西行，1222年东返，去来均经过阿力麻里古城，所记必较真实。其述过塔勒奇山峡到阿力麻里一节云：“……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又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按《西游录》作周围七、八十里注100）。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注101综观长春旅程，自入峡至出峡，与现行公路大致相同（图一）。阴山北麓宿地，可能即今之五台。现由五台到三台海边61公里，公路较曲，故里程较长春为多。由三台到新二台33公里，若由松树头到新二台约23公里，疑长春沟中宿地或在新二台南10公里地。以上大家解释均同。所不同者，在出峡后向何方走。《新疆图志·道路志》认为现由芦草沟南行到塔勒奇城约六七十里，与长春次及一程之说相合，因而塔勒奇城北之磨河旧城，即阿力麻里城。但细查长春所经行沿途情况，出峡后是入东西大川，水草丰盈，并有枣桑树。《西游记》亦云：“附郭皆林檎园”，是出峡后向西行一平川，水草甚优，现由果子沟到塔勒奇城是南行，多是戈壁，既无林檎，也无桑枣，与长春所见不合。塔勒奇城北之磨河旧城，徐松曾亲至其地，不云是阿力麻里城，而谓阿力麻里城应在阿力马图河滨求之注102，必有根据。因此我认为长春出峡后入东西平川向西行，必经阿力马图河、小玛扎，方至阿力麻里城。程春庐云：由果子沟到阿力马图河一百里注103，现阿力麻里城距阿力马图河二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路程不算大。又据本地人说：“现果子沟是后来的，从前的果子沟即今大西沟。”现大西沟口外即是东西大平川，水草丰盈，树木阴翳，尤其小玛扎一带，果树成林，并有桑枣。小玛扎就是个果园，有枣树多株。本地人又说：“此地在六百五十年前，地名阿力麻里，从前是一个大平川，果树甚多。”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长春出峡后所经行之大平川，即小玛扎一带之东西平川，所到之阿力马城西果园，即现距霍城东13公里之阿尔泰遗址（此是哈萨克语，维名阿脱诺克，都是出金子之义，现订为阿力麻里城）。事实上阿力马图河及小玛扎一带，已是阿力麻里城近邻了，故亦有阿力麻里之称。徐松、程春庐谓当于阿力马图河求之，并无大误。洪钧驳之，可谓胶柱鼓瑟矣。
现在克干山南麓有古城遗址，名阿力麻里，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西距霍城13公里。其范围甚大，北抵克尔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据本地人说：“此城规模甚大，周约五十华里。”有克干河经行城的东部及南部，无城墙，城中建筑已被摧毁无存，城中有一条石子铺地路面，本地人说是前些年的公路，因为路面窄且杂砖块，我疑是古时街道。刘郁《西使记》云：“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说明城中有衢道，并有河流交贯市区，与现在情况实相吻合。因此克尔干山南阿力麻里遗址即长春所到之阿力麻里城，无可置疑也。
再以出土物言之，我们虽在城中未作发掘工作，但由于农民锄地亦不断出土金、银、铜钱币，石刻及陶器等。我们曾搜集有银钱四枚、石刻三块及玛瑙饰物等。银钱均无孔甚薄，有三枚直径约3厘米，厚0.1厘米，两面均印有类似阿拉伯文字及圆线圈或点圈花瓣等，俱无轮廓。据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1327年）所造。另一枚更薄小，直径约2厘米，与高昌城所出及斯坦因在库车所拾者相同，被定为14世纪钱币注104，与此地所出者先后同一时期。据布哇《帖木儿帝国》云：在回历721年（公元1321年），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两部，一为河中汗国，一为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君临现在准噶尔，同东西突厥斯坦一大部分，一直到回历771年（公元1370年），被帖木耳所灭注105。张星NFEC4认为：“14世纪初半，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西部都撒马耳干，治阿姆河以北诸地，东部仍都于阿力麻里”注106，与布哇所述大致相同。此钱币铸造正在汗国分裂以后，又出于阿力麻里旧城中，可能是者台汗国遗物。
我们又在城中获得三块石刻，上均刻有叙利亚文字，有的上刻有十字架纹。新疆博物馆亦获得数方，情况相同。皆在霍城附近阿力麻里城中出土，显然为基督教徒死后所树立之墓碑。在瓦丁所著《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曾述有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在1338年派赴阿力麻里城传教被害事。又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所著《圣徒传》中，亦详记阿力麻里城中传教僧人死难情形云：在1340年契丹牧师管理区阿力麻里城，有主教僧李嘉德，僧人佛兰锡斯、巴斯喀尔、雷曼德，及修道士基督教徒被阿梨算端杀害（《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50——254页）。现此石刻是否即是死难基督教徒的墓志，尚须进一研究。但在14世纪阿力麻里城中有基督教徒传教，则系事实，而阿尔泰遗址亦即阿力麻里城，由于基督教徒墓碑的出现，亦可得到证明也。
其次关于遗迹方面。在旧城东北隅有一玛扎，维族称为穹玛扎（大玛扎之义），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传说玛扎是旧城中主人，死即葬于城东，距现在已600年矣。又说玛扎生于回历730年（公元1330年），为成吉思汗后裔，当他二十四岁时信奉伊斯兰教，三十一岁与敌人战争，三十四岁（按即回历765年，公元1364年）病死，一说战死注107，与布哇《帖木耳帝国》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记者台汗国秃忽鲁帖木耳遗事，大致相同。据称：“……此汗生于（回历）730年（公元1329——1330年），其父也里火者，即以也先不花名而显于世者，是成吉思汗子察合台的后裔，君临不花剌，所属诸异密拓地抵于可失合儿、鸭儿看、阿剂塔黑、蒙古等地。其妻撒忒迷失可敦无所出，其蒙古妾明里生秃忽鲁帖木儿汗，撒忒迷失可敦出其母子于外。也先不花死，诸异密将他迎归，他即位之时，年十八岁（公元1348年），后至二十四岁时……遂归向回教，并传布回教于人民。762年（公元1361年）他引兵略取撒马尔罕，765年（公元1364年）死。”（见《帖木耳帝国》第30——31页）所述生卒年月，与本地传说相同，所指必是一人。但阿不哈即所记也先不花君临不花剌，吐呼鲁即位似乎在不花剌，但布哇引思克邻书称：“者台诸汗君临准噶尔，即阿力麻里之地。”现本地人又传说：“吐呼鲁是旧城中主人”，而他的玛扎又在旧城旁，即阿力麻里必同时又为者台汗国之政治中心区也。
根据以上所述，是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即今克尔干山南阿尔泰遗址（现订为阿力麻里），已得到多方面证明，无可怀疑。现虽无城墙，可能在元至元后，西北诸宗王战乱相寻，城墙早被摧毁也。阿力麻里城位置既定，则阿力麻里城南之磨河旧城，亦即刘郁《西使记》中之赤木耳城（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第7页），更可不烦言而解矣。
以上所述，是关于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下面再谈阿力麻里有关史事。
二、阿力麻里有关史事
据多桑《蒙古史》所载，阿力麻里王初见于历史的，是斡匝儿。多桑《蒙古史》云：“1211年春，成吉思汗三征唐兀儿还其斡耳朵时，畏吾儿王已奉珍宝来觐。同时哈拉契丹古儿汗之别二藩臣亦入朝。其一人是突厥哈拉鲁部长海押立王阿儿思兰汗（Arslankhan），其一人是阿力麻里王斡匝儿（Ozar）。已而斡匝儿出猎，为屈出律所执杀。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纳克的斤（Siknaktékin）袭父位。以长子术赤之女妻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三章第6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又云：“屈出律既据哈拉契丹大位，欲服阿力麻里汗斡匝儿，数以军讨之。终乘其出猎，袭擒杀之。合失合儿（今喀什）、兀丹（今和田）两地亦先后被征服。”（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章第81页）按屈出律袭夺哈拉契丹古儿汗大位，是在1212年，1218年即为成吉思汗所灭，则擒杀斡匝儿必在1213——1218年之间，而昔克纳克的斤袭父位，必在屈出律灭后，或同时受成吉思汗之命及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花剌子模时，昔克纳克的斤即同畏兀儿王及哈拉鲁汗阿儿思兰以军来会（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95页）。当1220年庚辰九月，长春过阿力麻里大城时，有铺速满国王领诸人来迎。王国维谓此王即多桑《蒙古史》书中之昔克纳克的斤注108，甚是。此时畏兀儿在新疆东部，而以哈剌火者为中心，包括别失巴里注109。阿力麻里在新疆西部伊犁一带，而以阿力麻里城为中心。哈拉鲁即唐时葛罗禄部，在新疆西北额敏、塔城至巴勒哈什湖一带。三部首领既已脱离哈拉契丹控制，服属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又命哲别收服喀什、和田，自是哈拉契丹在西域所控制的全部区域，包括新疆在内，完全为成吉思汗所有。这就使成吉思汗得以放心西进，而无后顾之忧了。成吉思汗攻占花剌子模后，即从花剌子模及西辽领地分封其次子察合台。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之封地东起畏吾儿之地及海押立注110，西抵只浑河（阿姆河）两岸。”（第二卷第一章第181页）包括新疆全部及突厥斯坦一部分，而以阿力麻里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常驻夏于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阔克（Gueuk）诸高山及忽惕山（Cout）之附近。”（第二卷第二章第210页）按阔克，克干一声之转。根据上文所述，则克尔干山南麓之遗址，必为察合台汗驻夏之地，且为其政治中心区也。
自1241年窝阔台与察合台相继死亡后，诸王因争夺汗位，内乱迭起。在1262年阿里不哥称号和林时，命察合台后人拜达尔子阿鲁忽主持察合台汗国事，时哈拉旭烈兀已死，由其王妃斡儿合纳权摄国事，居别失巴里。按别失巴里，为畏兀儿北庭，统属察合台汗国封地，故阿鲁忽赴别失巴里收取政权。但史称其统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达于只浑河岸”。只浑河即阿姆河，不提畏兀儿，是畏兀儿自阿鲁忽后，已自立国，不属于察合台汗所辖。是察合台领地至阿鲁忽时已较前缩小了。不特此也，其建庭之地亦移至伊犁河畔阿力麻里之地。兹据多桑《蒙古史》所述：阿里不哥之前锋将哈拉不花与阿鲁忽遇于普剌城及速惕湖附近之地，兵败，哈拉不花战死，阿鲁忽退还其伊犁河驻所，遣散其军队。无何，阿速台率第二军继至，逾名称铁门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阿鲁忽退至忽炭（今和田）、合失合儿（今喀什）两城。其后不久阿里不哥率余军进至阿力麻里境内，驻冬于伊犁河畔，阿鲁忽率残众退走撒马儿罕（见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291页）。
由上所述，可证阿鲁忽领地，东自阿力麻里，西抵撒马儿罕，包括天山南路和田及喀什等地，与初受封时无殊。但史称“退还其河畔驻所”，是必阿鲁忽牙帐在伊犁河边，现伊犁河南北两岸，均有旧城遗址，在南岸者为海努克旧城，在北岸者为磨河旧城。何者为阿鲁忽河畔驻所，洪钧及《新元史·阿里不哥补传》记文简略，惟多桑《蒙古史》中有“阿速台……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之语，则阿鲁忽所驻河边之城，必为海努克旧城。阿鲁忽败退至忽炭、合失合儿亦必是自海努克逾天山至阿克苏、和田、喀什，与清代由伊犁到阿克苏驿站大致相同。是忽炭（今和田）为阿鲁忽退兵时临时驻地，未久即西行。《蒙兀儿史记》察阿歹（察合台）汗诸子世系表，称阿鲁忽建牙兀丹注111，恐非是。但现阿速台所取之阿力麻里，是在伊犁河南，与上文所谈阿力麻里在伊犁河北、克干山南不同。何故，我认为若干史书所记，阿力麻里有二义：一为城名，即今阿尔泰遗址，已如上述，一为地名，如斡匝儿领地，察合台及阿鲁忽等之领地，皆泛指阿力麻里区域，举凡塔勒奇山、克干山以南，汗腾格里山以北，包括现在伊犁专区，皆属于阿力麻里范围。例如上文所引阿力不哥率兵进至阿力麻里境内，驻冬于伊犁河畔，是阿里不哥在伊犁河畔驻地属于阿力麻里境内，语义甚为明显。至与阿鲁忽驻地是否一地，史无明文，可能是一地，因为海努克旧城是在一广大草原上，距河岸约3公里，南接昭苏，为历来游牧民族优良牧地，气候温和，适于驻冬。故我疑阿里不哥所驻者为南岸，与阿鲁忽同为一地。阿鲁忽死后嗣位宗王亦多驻此。元至元间，海都并在此地设立行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阿力麻里下注云：“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阿力麻里为察合台领地，宗王笃哇为海都所立，附属海都，联合作战，故海都得在阿力麻里等处设立行营，其行营驻地我亦疑设在海努克旧城。据《马可波罗行纪》玉尔注称：“1227年海都与忽必烈军队在伊犁河附近阿力马里克作战”，当亦是此处（《马可波罗行纪》玉注第二册第462页），但非海都分地。海都分地在海押立，在今巴勒哈什湖东南一带，阿力麻里在伊犁，属察合台领地，不可混同，徐松讥之甚是。但徐松谓阿力麻里亦曰叶密里（《西域水道记》卷四第32页），亦非。叶密里即额敏，原为贵由领地，现有旧城在额敏县附近。阿力麻里在伊犁克干山南麓，相隔数百里，不能认为是一地也。
以上所述是察合台汗国有关阿力麻里史料。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初叶又分裂为河中汗国及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两部，而蒙古汗国亦以阿力麻里为政治中心地，已见上文所述。总之，我们对于察合台汗国及者台汗国历史所知甚少，有关阿力麻里者则更少。仍希望城中将来有更多实物出现，再作订正和补充。
（原载《考古》1963年第10期）
（三）鄯善与中原三朝之交涉及其衰亡
自苻秦灭凉，拥有凉土，兼制西域，西域诸国亦相率朝秦。《晋书·苻坚载记》云：“〔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车师前部王弥襀、鄯善王休密驮入朝，坚引见于西堂，悉依汉法。并请置都护，若王师出关，愿为向导”云云。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十九年春，兵发长安，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都督西域诸军事，车师前部王弥NDC21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是为鄯善与前秦关系密切之证。及苻坚败于淝水，领土瓦解，不复能控制西域。以〔西凉李箏〕建初二年（公元406年），鄯善王一度遣使贡献方物于西凉李箏，然亦无多交涉。〔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九年（公元420年），沮渠蒙逊率众攻敦煌，灭西凉，鄯善王比龙又入朝于蒙逊，西域诸国皆相率称臣。当五凉之互据甘肃也，拓跋魏亦雄张于山陕，渐次向西北扩展。时沮渠蒙逊拥有凉土，史称北凉。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元公439年），魏太武帝破凉州，沮渠牧犍被执。其弟无讳奔敦煌。《十六国春秋》云：“真君初（宋元嘉十八年）无讳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西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至，劝令拒之，安周与战，连旬不克，退保东城。明年，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将四千余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国中大乱，无讳因据鄯善。”时鄯善之北高昌，为凉州人阚爽所据。鄯善之东敦煌，为西凉后裔李宝所据。而柔然与魏，又雄强于东北外围。鄯善当南道之冲，为谋控制西域之势力所必争。时魏已拥有凉土。势必扩展至西域，乃必然之势也。无讳与魏为敌，魏决不使无讳安据要冲，亦为必然之势也。故无讳亦谋向西北发展，因谋攻阚爽，即率众从焉耆东北趣高昌。遂留屯高昌。无讳卒，其弟安周继据之。清光绪中，德国人奈柯克在高昌故城中，发见有沮渠安周造寺碑，及所写佛经注78，可以为证。则沮渠氏之王高昌，固有若干年矣。时无讳既去鄯善，而魏遂乘机而入。据《魏书·西域传》，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鄯善王阻隔交通，魏太武帝遣万度归讨之，擒其王真达，以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民，比之郡县。鄯善遂为魏有。但魏虽平定鄯善，尚不及且末，故且末仍为鄯善王所据，及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其兄鄯善王米率众内附，而旧时鄯善领土，遂全入于魏矣。按史书记载称鄯善始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亡，共有国凡五百二十二年。
附：鄯善与楼兰国都问题
楼兰历史既如上述。至楼兰与鄯善之都城问题，因近数十年来，罗布淖尔遗址续有发见，关于国都位置问题，遂引起东西学者之注意。今据考古上之材料，参稽古籍，为之疏证如下。
1.在南说
此为斯坦因等所主张，日本人藤田丰八和之。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在1907年1月，在密远西藏堡垒工作时，发现古西藏文书所记录之地名，有大纳布城、小纳布城。按大纳布城即若羌，小纳布城即密远，可证密远遗址，即为衘泥城旧址，“中国史书称此为鄯善的古东城”注79。按斯坦因氏所述“中国史书”，即指北魏时郦道元之《水经注》。郦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云：“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衘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按且末河即今车尔臣河，东北流，与塔里木河会而东流，注宾河盖其末流也。其水由西而东，故先径鄯善国之伊循城，东至衘泥城注泽。斯坦因氏以今卡尔克里克附近之古迹，当汉之伊循城；密远旧址，当衘泥城。又以《水经注》有楼兰国北衘泥城之语，遂以衘泥城为楼兰旧都也。由是言之，是伊循城在衘泥城西，而衘泥城在东也。如此，则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不合。《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唐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敦煌写本《沙州图经》云“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本汉楼兰国。唐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亦曰典合城。”又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如《图经》所述，除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外，余与《新唐书·地理志》大致相同。据上所述，是汉之伊循城，即唐之屯城，当即今之密远。唐石城镇即汉之衘泥城，当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是伊循城在东，而衘泥城在西也。与《水经注》所述方位，完全相反。近日人藤田丰八作《鄯善国都考》，赞同斯坦因氏之主张，并引《魏书·西域传》“沮蒙安周退保东城”之语，谓即《水经注》之东故城，证明北魏时鄯善国都之伊循城，在衘泥城之西。《新唐书·地理志》及《沙州图经》颠倒东西位置也。按《沙州图经》及《新唐书·地理志》，并无石城镇为汉衘泥城之语。本楼兰国一语，乃泛指楼兰国境言。楼兰即鄯善未迁时之名，故《新唐书·地理志》有汉之楼兰国亦名鄯善之语，本非两国，故互举以言之。细审《沙州图经》之语，石城镇为唐上元二年所改，其城初置于隋，未久即废。唐贞观中，康国人康艳典重修筑，改名典合城，即今卡尔克里克附近之废墟是也。现地方人士在此城中，尝得陶器及开元钱，已证明为隋、唐时遗址。若指为楼兰国之旧都衘泥城，或为鄯善之伊循城，应有西汉遗物。今察无一见，可证非西汉遗址。且《水经注》明言泽在楼兰国北衘泥城，是城临泽旁，与《史记》“楼兰、姑师，临盐泽”之语相合。时泽在北岸，由今之地文学者，检查地形，及近今之水复故道，已可证明，则旧衘泥城亦应在此，不过尚未发见耳。若以衘泥城，当今密远，或卡尔克里克，相差数百里矣。至密远遗址，据斯坦因氏发掘报告，皆为公元后2世纪至4世纪遗物，正当鄯善隆盛时期。由上文所述鄯善历史，可以考见。《水经注》明言鄯善治伊循城，则以今之密远当古时伊循城，至为适当。据此，则《沙州图经》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并无不合，与《水经注》亦无违反。斯坦因欲以密远与卡尔克里克，配合汉之伊循城与衘泥城，未免武断。而藤田丰八等，又欲以《水经注》之伊循城与东故城，配合唐之屯城与石城镇，亦陷于时空不相容之谬误，两者皆非也。
2.在北说
此说初起于德人卡尔·希姆来（Herr Karl Himly）及孔拉特（A.Conrady），盖斯文赫定在公元1900年时，赴西域探险，在罗布泊涸海之北部，发见遗址一区，在经度89°40'，纬度40°30'，掘获木简及文书甚多，交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特研究，二氏据其所获文书中有楼兰字样，遂定此城为楼兰城。后斯坦因博士于1906年再往考察，又发现不少遗物，沙畹博士研究遗物，亦赞同孔拉特之说。1910年，日人橘瑞超氏至此城，获得西域长史李柏文书，又有“海头”字样，我国王静安先生合并研究，以此地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注80。我检斯文赫定所获文书，有晋泰始字样，大部分遗物，皆在晋武帝以后，并无西汉时之遗物。王先生以此非古楼兰城，其说甚是。虽文书中有“楼兰马厉”、“楼兰国主均那羡”等语，然不能据此，即指为古楼兰国所遗留。因楼兰国虽更名鄯善，而楼兰地名之称呼并未废，在史书记载中，亦常称述楼兰字样，如上文所举《水经注》、《新唐书·地理志》，皆其类也。故不能以有楼兰字样，即定为即古楼兰国都。又查此地有西域长史李柏书，李柏为前凉张骏时之西域长史，则此地为晋、宋时，中原王朝之西域长史所在地。我上文已详叙述矣。故以赫定所得之晋、宋遗址为西汉时楼兰国都，亦难凭信。然楼兰国都在何所耶？
按研究楼兰国都城，当有一先决问题。而时间与空间之配合，最为重要，盖鄯善国本名楼兰，近汉，当白龙堆。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因楼兰王不恭于汉，大将军霍光遣傅介子刺杀之，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都伊循城。故欲论楼兰之国都，当在元凤四年以前遗址求之。欲论鄯善之国都，当在元凤四年以后遗址求之。两者虽同为一国，但论其都城，不可混为一谈也。其次，汉通西域，原有二道：一为南道，一为北道。楼兰当北道之冲，由李广利出兵大宛之路线，及《史记·大宛传》之记录，可为证明。皆为未迁以前之事，鄯善当南道之冲，由前、后《汉书·西域传》及《汉书·冯奉世传》“奉世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一语，可为证明。皆既迁以后之事。因此，则鄯善国都之伊循城，在南道；楼兰国都衘泥城，在北道，似无可疑。我在上文述及鄯善之伊循城，根据《沙州图经》、《新唐书·地理志》，及考古上之发见，定为即今之密远废墟，大致可以确定。若楼兰国都在今何所，今尚无适当遗址可以当之，但决在北道上。又本《史记》“楼兰、姑师，临盐泽”一语，决距罗布淖尔古海不远也。又按《水经注》叙述河水入罗布淖尔，分为两道。一为南河，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南河自于田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一为北河，注云：“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泽。”按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且末河，发源于阿耨达大山，流行于且末城之北，是南河当南道，东流入泽。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敦薨水，即今焉耆河，发源于焉耆山，流行于焉耆之野，东径墨山国南，为孔雀河，东流注泽，是北河当北道。河水流行既分南北二道，则入海处亦当为南北两海口，则所径行之城市，亦必有在南北两面可知。北河流行于楼兰城南，而东注于泽，则楼兰城在北河之北可知。此由河流之经行，可以推知者也。密远既在且末河入海之南，是故以密远当伊循城，与《水经注》所述实为暗合。援例推之，则楼兰城当在北河之北，即今库鲁克河之北也。但尚未发见耳。我推测古楼兰之衘泥城，必距我在1931年所发见之古烽燧亭遗址不远，或在其西，是固待于后来者之探寻者也。
（四）吐谷浑之侵入与隋、唐之经营
约当公元5世纪之间，在中国西北部有一突起之民族，先吐蕃而进入西域者，曰吐谷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往西域取经，过鄯善，称其城主为吐谷浑王第二子，则鄯善此时，已为吐谷浑王所并无疑。又考《梁书·西北诸戎传》，有吐谷浑者，弟嗣位，避之西徙。“西上陇，度襂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按鄯善在于阗之东，高昌之南。今称北接高昌，西邻于阗，则鄯善、且末已属吐谷浑领土可知。又《梁书·高昌传》亦有南接河南之语，河南为吐谷浑王号，是与《西北诸戎传》所述相合。但吐谷浑自何时始侵入鄯善，则史无明文。《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太武时击吐谷浑，慕利延驱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据《魏书·世祖纪》为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事。《宋书》亦有同样记载。《吐谷浑传》云：“宋元嘉十六年，改封慕利延为河南王。十九年，为拓跋焘所破，西奔白兰，因攻破于阗。”宋元嘉十九年，即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虽其年代微有差异，然必同记一事。按于阗在鄯善之西，白兰据丁谦考证，即今柴达木盆地，正当鄯善之南。与柴达木隔阿尔金山。然由柴达木至卡尔克里克，有大路可通行，谅古与今同。若然，则慕利延攻于阗时，必取道鄯善、且末，而西至于阗。《魏书》传中有“渡流沙”一语，其形迹至为显然。若然，则鄯善、且末之并入吐谷浑，始于慕利延，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事也。又按《魏书》（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凉，（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沮渠无讳谋渡流沙，三年至鄯善，袭据高昌，六年魏遣万度归伐鄯善，擒其王真达，以其地为郡县。如慕利延在太平真君三年过鄯善伐于阗，则适当无讳据鄯善，时无讳势力尚强，拥有鄯善、且末、高昌，未必让吐谷浑通过。如过鄯善在六年，则适当万度归伐鄯善时，吐谷浑亦不敢经过。故慕利延之攻于阗，必不在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之间。鄯善之并入吐谷浑，决不在此时。又按《魏书》称，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拾寅始居伏罗川，时太武被弑，国内乱，无暇顾及西陲。故吐谷浑得乘机扩充其势力。是吐谷浑之兼并鄯善、且末，疑在魏文成帝兴安元年以后也。以后，魏与吐谷浑虽迭有攻战，然均不足以制吐谷浑之发展。至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伏连筹之子夸吕立，渐强盛。魏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称可汗，居伏俟城。史称夸吕所据，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故夸吕时为吐谷浑最盛时期，而鄯善、且末为其服役久矣，故宋云至鄯善时，为吐谷浑王第二子所统也。历周至隋，其境宇均未有变更。《隋书·吐谷浑传》云：“隋炀帝时，伏允为铁勒所败，帝出兵掩之，伏允南遁，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按此为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事也。是大业四年以前，鄯善仍为吐谷浑所有，炀帝灭吐谷浑，置鄯善郡，统显武、济远二县，且末郡统肃宁、伏戎二县，与西海郡、河源郡，同隶雍州，此炀帝大业五年事也。隋并筑鄯善镇以镇抚之，所筑之城，即今所见卡尔克里克之遗址。是鄯善在隋时，一度为隋所并，及大业末，隋乱，而伏允仍居故土，鄯善仍为吐谷浑所统。至唐初灭吐谷浑，而鄯善遂内属于唐矣。《新唐书·吐谷浑传》云：“隋末慕容伏允寇边，郡县不能御。太宗初，屡侵掠，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之，伏允西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会追及，伏允遂自杀。”可以为证。是吐谷浑拥有鄯善、且末，始于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灭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约一百八十余年。藤田丰八以鄯善属吐谷浑，自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凡七十二年，实不止此数也。
（五）康艳典东来与吐蕃之侵入
据《新唐书·地理志》附贾耽《西域道里记》云：“石城镇，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新唐书》四十三下）有认为康艳典为康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搜获敦煌千佛洞写经，得唐时《沙州志书》一卷，卷中有开元年号，盖为公元8世纪前半期所写。罗振玉影印入《鸣沙石室遗书》中，定名为《沙州图经》。后伯希和氏又得一写本，卷末附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并附有永昌元年所录歌谣诸事。《图经》所记，为7世纪至8世纪时事，其中所记，大概为水道、堤防、驿站、学校、寺观、城隍、怪异等事，并附有蒲昌海石城镇将康拂耽延之弟地舍拨所上之申请书，其申请书所记之年号，为唐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伯希和氏作《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推论康拂耽延为伊朗种人，姓康，盖古康居之简称，即今之撒马尔罕。与天宝二年入朝中国之石国王婿康染颠必有亲属关系。并推论蒲昌海之南，当时有一康居聚落居其地注81。按伯希和氏据《新唐书》中之康国即汉之康居，近人多有怀疑（参考白鸟库吉《粟特国考》）。至推论康国为伊朗种人，乃沿于康国即康居之后而来。但据《隋书·西域传》所述，称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蒙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其服饰多与突厥同。又其王名代失毕，乃突厥语石王之义。代失读Tas，乃突厥语石也。毕读若Bi，乃突厥语王也。据此，是撒马尔罕之康国乃突厥人，而非伊朗人也。至少，其君主当为突厥人也。其后，斯坦因氏于1906年，又搜获敦煌千佛洞遗书，又得《沙州图经》断片。有云：“石城镇本汉楼兰国，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此本跋尾，记唐僖宗光启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885年）是亦写于唐之后半期，据此断片与贾耽所记，大致相同。当为贾耽《道里记》所本。据此是康艳典之来，始于唐之初年。写本又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又有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又云：“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并见伯希和引）由此言之，是康艳典东来共筑四城。自且末之东，至蒲昌海，皆为康艳典所占据也。但其所居之人民，据其写本所云，有胡人，即泛指西域人。有吐蕃人，有吐谷浑人，不尽皆属康国人也。又斯坦因所获文书中，又有云：“纳职县下，大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吐谷浑居住。走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注82按唐之纳职在今哈密附近，辟展之南，鄯伏陀疑为鄯善国之土人。又云属东突厥，则在唐初，鄯善又有东突厥人来居可知也。斯坦因又于1907年在密远西藏堡垒发见古突厥文字若干，后经汤姆生教授研究，指出有许多人名，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护照及通行证之类。可证突厥人曾一度在此作军事上之设施，且士兵亦多为突厥人。盖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高昌国曾受其官号注83。高昌与鄯善相接，则突厥势力及于鄯善，极为可能。但其统治阶级，则属于西突厥。据《新唐书·突厥传》云：“当隋大业中，曷萨那可汗降隋，国人不欲，乃共立达头孙为可汗，号射匮可汗，建庭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役属之，以与东突厥抗。”按史称玉门以西，则鄯善当包括在内。是鄯善在隋、唐之际，即已役属于西突厥。又云：“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勇而有谋，战即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庭石国之北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据此，是康国必已役属于突厥，故其子咥力特勒（勤）为肆叶护可汗，乃国人迎之康国者。及咥利矢为可汗，与西部乙毗咄陆可汗相攻战，分主东西，以伊犁河为界，伊犁河以东咥利矢主之，伊犁河以西咄陆主之，及咥利矢走死拔汗那，国人迎立毕贺咄叶护为可汗，建庭虽合水北，谓之南庭。据传所述，时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焉。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事也，正值康艳典东来时。《新唐书·地理志》及《沙州图经》既已明言康艳典为康国人，康国既属西突厥，与鄯善同隶一庭，则康艳典东来，或受突厥王庭之派遣，东来鄯善作监统之官，且为驻屯军之首领者，故其士兵大抵皆突厥人。唐灭突厥，鄯善乃属于唐。改鄯善为石城镇，隶沙州，此上元二年事。故不能因康艳典为康国人，有一部分康国人在此地寄居，遂谓此地属于康国，而为康国之殖民地，是不可不辨。
附：吐蕃与鄯善之关系
自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灭吐谷浑，十四年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高宗初，破突厥，西域诸国复属于唐。则鄯善亦当包括在内。而康国族人亦且归化于唐矣。但北方之突厥既去，而南方之吐蕃又来。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述，吐蕃本西羌属，原居河、湟、岷间，至弄赞时始强大。唐永徽初，弄赞死，钦陵当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残破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等讨之，为钦陵所败，遂灭吐谷浑，尽有其地。按吐谷浑在隋、唐之际，包括有汉之且末、鄯善，上文已述及。此云尽有其地，则鄯善自在其中。吐蕃之由于阗取龟兹，陷安西四镇，亦必经过鄯善、且末，方能至于阗，是鄯善、且末在咸亨中，已一度陷入吐蕃。故《新唐书·吐蕃传》，称“仪凤、永隆间，其疆域东接松茂，南接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汉、魏诸戎所未有也。”是新疆南路古三十六国地，完全为吐蕃所有矣。至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为总管，击吐蕃，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又入于唐朝者六十余年。至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哥舒翰悉拔河陇兵守潼关，边候空虚，吐蕃又乘隙暴掠边境，近迫京师。则西域故地，又完全为吐蕃所有矣。自此以后，唐失统治西域能力者，八十余年，虽会昌、咸通间，吐蕃内乱，唐朝乘机收复故地。然唐势亦衰，未久亦被放弃。斯坦因于1907年，在密远西藏堡垒发见之西藏文书，必为吐蕃据有时所遗留，无可疑也。其西藏文书中，有大罗布、小罗布诸地名，斯坦因以为原于唐初玄奘所记之纳缚波，据伯希和之解释，纳缚为梵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合言新城之义。故以罗布之名名鄯善全境，必始于唐初，而为吐蕃所采用，至近世尚沿用不绝。而鄯善或楼兰，见于我国史书者，至此已归于消失。
（六）罗布区域之荒废及罗布驿站
上文已述楼兰北部之放弃，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但南部尚继续活动，如上文所述，吐蕃为见于史书最后活动之民族。《新唐书》称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北庭回鹘取西州，又斩恐热，吐蕃遂亡，其后中原多故，朝政不能播及西域。自唐末至宋，罗布区域情况如何，已不可考，或已近于荒废矣。《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于阗条云：石晋（高祖）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遣贡俸官张匡邺等往册封于阗王，高居诲记其行程云：“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涉襃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柳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按胡卢疑即汉之伊吾卢，简称伊吾。大屯城疑即《新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七当作大，因形近而讹。陷河疑即且末河。绀州即今车尔臣，是于阗东界，抵车尔臣矣。五代时，车尔臣之东，哈密之西，为仲云领域。仲云种姓为何，史无明文。《新五代史》称为小月支遗种。但同传又云：汉小月支故地，有鹿角山沙陀，朱耶遗族也。据《新唐书·沙陀传》，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同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海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后徙豀州东莫贺城。初沙陀臣吐蕃，吐蕃尝倚其兵力。其酋朱邪尽忠谋归唐，战败死。朱邪执宜收残部二千骑，款灵州降。部众随之，吐蕃由此益衰。按处月即朱邪；仲云与处月、朱邪，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沙碛之义。莫贺城当因莫贺延碛得名，在哈密之东南，哈密即汉伊吾地也。据此，是仲云牙帐所居之伊胡卢碛，正朱邪旧居之地。朱邪执宜归唐后，余众不能去者仍居故地，亦为汉时小月氏所居。故史称小月支遗种者，盖言小月支故地，朱邪之遗种也。据此，是仲云为突厥中之沙陀部也。
宋太平兴国间，王延德使高昌，由肃州经镇西，至哈密，经辟展东之十三间房而至高昌，则罗布区域之南北两道已无人行走。其时，高昌正为回鹘所据，由近来东西考古者，在吐鲁番旧城中发现回鹘文及经典甚多，可为回鹘人占据之证。于阗当五代之际，其王李圣天来贡，称同庆二十九年，则为汉族人而建号于于阗者。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已易为黑韩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封其王为“特进归忠襅鳞黑韩王”；又按据多桑《蒙古史》第81页，时西州回鹘王名毕勒哥，即假道于耶律大石以攻西域者。和田属突厥君主马合谋可汗，于阗在11世纪初期，盖已为回族统治矣。于阗在罗布之西，高昌在罗布之北，罗布居其间。今检查出土文书，无一回鹘文，则西州回鹘势力不及罗布区域可知。宋王延德使高昌，称其地南接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宋史·外国传》亦云于阗东接吐蕃，则古之且末、鄯善一带，已为于阗所统矣。宋初，于阗已属于信奉回教之族人矣。则罗布区域谅亦为其所统治，但无甚多之居民与城郭耳。
元至元中，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兄弟，东来朝见元世祖忽必烈，由可失合儿、鸭儿看得、勿炭、培因、车尔臣，而抵罗布镇，至唐古忒州。此道自唐初玄奘返自西域，经行南道后，此为见于记载的第二次。据其所述：“罗布是一大城，为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城臣属大汗，居民崇拜摩诃末。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抵一城，名曰沙州，即唐古忒州。”则自罗布镇，东至敦煌，完全为沙碛。元时之罗布镇，据斯坦因所述，即今之卡尔克里克；以为昔时卡尔克里克为罗布泊最重要之中心，与今日情形相同。且赖以生存之河流为车尔臣河，经流平原，航行之易，较塔里木河为优注84。按卡尔克里克为今若羌县城，在其东北有罗布村，即在罗布泊之旁，疑此村名源于元时之罗布城，及清人设县城于卡尔克里克，而旧罗布城遂废，仅存其名耳。若我所论不误，则元时马可波罗所经之罗布城，尚在卡尔克里克之北也。自马可波罗记述此城名以后，又无所闻。至清初属准噶尔。及乾隆平准噶尔，而罗布泊之名，遂复显于世，以至于现时。
（七）清之改县
据《河源纪略》卷二十八所述：“雍正元年二月，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罗布泊回人古尔班等，率哈喇库勒、萨达克图、哈喇和硕等处户口千余人，输诚投顺。三年诏与吐鲁番回众移居布隆吉尔、沙州、瓜州耕种。”据此，是雍正初年，罗布泊尚有千余户。但不久又为准噶尔所据。及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二月，大小和卓木之乱，户部侍郎阿里衮率师追擒巴雅尔，道经罗布泊，据回人哈什哈所述：“回民据处于此，凡数十年，有二千余户，数经迁徙，余数百人，以渔猎为生。前大兵平定吐鲁番时，曾遣使召抚，旋为准噶尔所据。”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平定准噶尔，回民献仙鹤，率其众六百余人来降，诏附于吐鲁番回王额敏和卓，凡一百八十三户，一千七十一口，岁纳哈什翎百枚，海伦九张。清同治间，南疆大乱，回民避难者多杂集罗布泊左右，流离转徙，死伤过半，至光绪初有四百余户，二千余人，始设卡尔克里克县丞以统治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升为若羌县，属新疆省。
二、楼兰及鄯善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在海道开通以前，凡东西旅行人士，从陆路者，必须经过新疆（见图）。新疆居东西交通之咽喉。罗布泊处新疆之东南，与敦煌接壤，又为东西交通上所必经之地。罗布泊历史已如前述，再按时代考察其在交通上之地位。
（一）两汉至魏、晋之南北道及新道
在远古期中，中原与西域交通，虽不无传说，但缺乏明确记载，难言究竟。故言西域交通史者，必以汉张骞为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月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以其身至之国，及传闻旁国，具为武帝言之。司马迁因其所述，录之于《史记·大宛传》中。吾人对于汉初西域各国之认识，以此为始。但骞身所至者，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而传闻之国，为奄蔡、安息、条支、犁竬、身毒，此属于葱岭以西者；葱岭以东，亦仅乌孙、衘NCB2B、于阗、楼兰、姑师五国，共为十四国。虽于葱岭东西各国之轮廓，由此可得一仿佛，而于各国之远近距离，仍乏翔实之记载。自宣、元以后，匈奴称臣，西域服从，而各国信史质子往来不绝于途。班固修《汉书》，特立《西域传》，记录西域之国，凡五十有三，在葱岭以东者凡四十有八国，在葱岭以西者五国。范蔚宗作《后汉书·西域传》又增补七国，于是里海以南，印度以北，地中海以东，东接玉门关。其各国之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更得详确之记载。故研究西域交通者，必以两《汉书》所记者为基础也。今就两《汉书》所记，推测其路线如下。
1.北道
《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据其所述，是汉通西域有二道。一为南道，自鄯善起。一为北道，自车师起。但须知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迁都伊循，改名鄯善。伊循即今密远，楼兰在罗布泊之北岸。此言从鄯善傍南山，必为自元凤四年以后之路线。然则元凤四年以前之路线为何，为一问题也。又按《西域传》所述，宣帝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未能尽并北道。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降汉，乃使吉并护北道，号为都护。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豀。是北道自车师前王豀始，为宣、元以后事。然则宣、元以前，通西域之路线为何，又为一问题也。今按《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及《魏略》所述，其汉初西域交通情形，似不如《西域叙传》所述也。《大宛传》云：“（大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又云：“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又云：“贰师复行，经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又《汉书·西域传》鄯善条云：“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按盐水，即盐泽。《汉书》亦名蒲昌海，即今罗布泊也。由今东西学者考察之结果，证明在两千年前后，水积北岸。而《大宛传》又有楼兰、姑师临盐泽之语。则古楼兰在罗布北岸可知。楼兰与仑头至龟兹平行一线。贰师将军伐大宛，过盐水，至仑头，是其路线乃由罗布北岸过楼兰西行。贰师伐大宛，在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时楼兰尚未南迁，适当大道之冲，故常主发导。今由楼兰遗址之发现，及古道之获得，更可证明。是汉初通西域之路线，乃经盐泽西行也。
今据《魏略》所述，申明其路线如下。鱼豢《魏略》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三国志·乌丸传》注引）按鱼豢所述，虽指魏时事，但与汉初之路线相同。因此路开于汉初，至西汉末年，遭一度之封闭，至魏、晋又复恢复。在第一节中已阐明其事，不复重述。故《魏略》所述之中道，正西汉初年之北道也。我在1930年春，考察罗布泊时，在海北岸古烽燧亭中，发见西汉木简，有黄龙元年及元延五年年号。又于1934年，距此地2.5公里，又发见古道。则此地在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正在活动时期，可以确信。又此地临罗布北岸，为孔雀河入海处。东临碱滩，自此以东为咸水，以西为淡水。故凡东行人士往来必经过此处，负水担粮备通过白龙堆险地。故此地适为北道之桥头。陈宗器君，于1931年春，由玉门关北出，至罗布泊，抵我所找到的遗址处。据其《罗布荒原》论文中所述行程，与《魏略》所载实多暗合。如云：“由玉门关西九十里，至榆树泉，疑即都护井也。由此西北行，五十四里，入绵延三十里之迈赛群（无数奇怪小岛之谓）。出迈赛群五里，有沙邱，即《魏略》中所述之三陇沙。沙堆狭长，向西北伸展三里。出沙不远有废墟，垣址可辨，即居卢仓遗迹也。十五里为五棵树，井已干涸，掘二三尺，即可得水。由此沿孔达格西边西行一百二十里，绕阳达胡都克，地原有井，但已腐朽不可饮。折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稍可得水。复西行，沿陡坡戈壁，几百里，入纯粹碱滩。转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经碱滩中之高地，作长条蜿蜒状东北走，当系汉之白龙堆也。蜿蜒如龙形，灰白色碱块则成鳞状，故有白龙堆之名。至此而达罗布泊之东岸，入古楼兰国境。”如绕海偏西北行，即至孔雀河末流，即我所找到的古烽燧亭遗址也。据陈君所述，益证我所见之遗址，确为西汉北道之要冲矣。此路自西汉末被放弃后，至曹魏又恢复，西晋时尚能通行，直至前凉之末，方复被放弃也。
2.南道
据《史记·大宛传》云：“初贰师将军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又《汉书·渠犁传》云：“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衘弥。”按衘弥东北与龟兹接，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是衘弥在南道上。李广利去时，分军两路，而自行北路，故屠仑头。还则由南道，故过衘弥也。是南道亦开于汉初。及汉昭帝以后，楼兰南迁。迄于汉、魏之际，鄯善雄强，而南道遂在西域交通上居于重要之地位矣。
但南道之路线为何，与北道相关之点何在，亦为吾人所欲探考者。《汉书·西域传》，南道起自鄯善。《后汉书》同。均不言鄯善以东之路。《魏略·西戎传》则言“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南北史·西域传》所记略同。《元和郡县志》则言出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出玉门关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是历代史书记南北两道，出发点，各自不同。《汉书》混言玉门、阳关，《魏略》、《北史》专言玉门，《元和郡县志》言北道出玉门，南道出阳关。王国维先生则谓汉时南北两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又言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止于若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注85。按楼兰衘泥城故址，今尚不知何在，但汉武帝时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西，即分南北两道进兵，似不始于楼兰。楼兰故址假定如上文所考在罗布北岸，则适当西诣龟兹径路，若由楼兰北至车师，再由车师南至鄯善，再西行，实绕道过甚，汉人当不出此。疑汉时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至沙西井后，再分南北两路进行。故《汉书》混言玉门、阳关者，此也。若新道，则由玉门关折西北行，达车师，与南北两道不同路线。故《魏略》专言玉门关者，此也。至唐时，玉门关稍东北移，故唐时北道，由玉门关稍西，即折西北行，穿噶顺沙碛，即莫贺延碛，而至高昌。其路线，与《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南道微偏南，傍南山西行。与汉初之南北二道不同一途，故《元和郡县志》分举者此也。今王先生皆比而同之，故我以为未可。再以实地考察之路线证之。陶保廉《辛卯侍行纪》卷六，附汉玉门、阳关路考，根据清同治间郝永刚、贺焕湘、刘清和等之实地探察，述其路线云：“北道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咸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盘城（注云，汉玉门关故地也）。四十里小方盘城，三十里西湖（注云，有敦煌旧塞），七十里清水沟，折西北，七十里芦草沟，西行六十里五颗树，西南行六十里新开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沟，西南行八十里星子山，八十里土山台，西北七十里野牲泉，西九十里咸水泉，九十里蚊山，九十里土梁子，七十里沙堆，八十里黑泥海子，五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即罗布淖尔西岸也。”按陶氏所记之沙沟，疑即《魏略》之沙西井，据斯坦因氏称为Kumkuduk，即沙井之义。疑此地为南北两路分道处。从此西南行，至密远，即古鄯善，从此西北行，过涸海盐层，到孔雀河末流，即古楼兰。与《魏略》所述，不无暗合。而南北两道之分途，始于沙西井，即库穆胡图克，由此可得一确证也。
3.新道
以上所述南北两道，皆始于汉初。均须经过罗布泊低地西行，一傍南山，一傍北山而已。至后汉别有新道，直由玉门关折西北行，不经三陇沙及白龙沙，直达车师，即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魏略·西域传》云：“从玉门关西北经横坑避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徐松补注云：“五船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又云：“今哈密至吐鲁番，经十三间房风戈壁，即龙堆北边也。”按徐松所述，为自哈密至吐鲁番之路。唐玄奘、宋王延德之至高昌，均由此路，皆经过伊吾即哈密。今细观《魏略》所云：“出五船北，到车师界”，似不经哈密。疑《魏略》所指新道，在今哈密道之西南。又今哈密道，由安西转西北行，经马连井、星星峡、格子烟墩、南湖，而至哈密者，其出发点亦不由敦煌。疑新道，与伊吾即哈密确为两路，新道取自玉门关，即今大方盘城，折西北行，自托胡拉克布拉克穿行噶顺戈壁，即行于罗布涸海之东北，直达鲁克沁南之得格尔，即至车师界。五船疑在此一带。再西北过鲁克沁，至高昌，即今吐鲁番阿斯塔拉，此为捷径，不必东绕伊吾，西绕三陇沙，与涸海也。现得格尔尚有古土墩，疑为古道经行之迹，据得格尔猎户云，由此往敦煌，水草尚不乏，但均为乾山耳。再由得格尔转西，经库鲁克山北麓及艾丁湖畔而至库木什山。出山为乌沙他拉，即博斯腾湖之北边。转西南至焉耆，即唐之银山道也。唐郭孝恪攻焉耆，尝取道于此。现由得格尔，沿艾丁湖畔至库木什山一带之古墩，为指示古道之途径。虽土墩疑为唐代建筑，但亦有汉代土筑基址，故疑唐之银山道，即后汉新道之所由。至焉耆后，转西南行，过哈满沟而至库尔勒，转南，至尉犁，与中道相合。盖中道到楼兰后，沿孔雀河西北行，即傍库鲁克山南麓西行，与北道会于尉犁，即古渠犁也。现由沿孔雀河畔之古墩，可为指示古道行进路线之迹。由是言之，是中道行于噶顺戈壁西麓。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南麓。北道行于噶顺戈壁之东边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北麓。因北道，须绕库木什山，取道焉耆，方至尉犁，微曲，不如中道之直至尉犁。故中道又称为径道者此也。西汉时，新道未开，虽在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欲开新道，终为车师王所阻，故当时之北道，即指《魏略》所述之中道，所谓径道也。及后汉明帝时，窦固破呼衍王，取得伊吾，重开新道。经由车师西行，故以新道为北道，即《汉书》所记者是也。而中道转废。自魏至晋，径道复开，故以径道为中道，以唐银山道为新道，实即后汉班固所记之北道也。
综上所述三道，除新道不经罗布泊外，南北两道均经罗布泊之南北两面，而楼兰与鄯善，适当两道之冲。故当汉初，尝与匈奴争楼兰者，此也。自楼兰南迁，鄯善转强，故后汉之世，又以北攻伊吾，南服鄯善为其国策。盖两地为西域之门户，居交通之咽喉。如不控制，即不能巩固后方，谋行旅之安全故也。其详见拙作《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文中，兹不具述。
（二）北魏至隋、唐之吐谷浑道
以上所述三道，均开于两汉，历魏至两晋，均未有变迁。尤其自曹魏以后，匈奴远遁，西域服从，高昌内属，比于郡县。西晋及前凉，尝置太守以统之。故中原和西域交通线得以畅通无阻。但上述路线，均须经过敦煌，取道玉门、阳关前进，故当时敦煌与鄯善，实握交通之枢纽。自北魏道武帝扩展势力于西北，而当时又有一游牧民族吐谷浑突起西陲，兼向北进。故通西域路线，自北魏至唐，除上所举三道外，又有吐谷浑道，即吐谷浑人出入西域之道也。
关于吐谷浑历史，在第一节中已述及。唯其疆域若何，则与交通有关，故拟重述，以资参考。《梁书·西戎传》略云：河南王者，其先出鲜卑慕容氏，有吐谷浑者，避弟西徙，西上陇，度襂罕，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州，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疑衍北字）通秦岭。方千余里，以吐谷浑为国号。按刘宋封吐谷浑王慕利延为河南王，则此所述，盖慕利延时事也。于阗今和田。高昌今吐鲁番。赤水即今发源于巴颜喀喇山之乌兰穆伦河。如其所述，是当时吐谷浑疆域，已有今青海全境，及新疆之东南部。罗布泊自在其领域中。故《魏书》有“太武帝伐慕利延，慕利延驱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之语，虽其时代我在第一节中颇致怀疑，但于阗以东为吐谷浑领域确为事实也。然吐谷浑人由青海从何路入新疆，当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宋云《求经记》略云：“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又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途中甚寒，多风雪，沙砾满目，唯吐谷浑城稍缓。从此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国，城主吐谷浑王第二子也。又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云云。按宋云原书久佚，今仅见《洛阳伽蓝记》中，无年月日，但记中有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则当初发京师，当在魏孝明帝神龟元年也。吐谷浑城当为其国都所在。据《魏书·吐谷浑传》言，其王夸吕，建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丁谦考证以为伏俟城在今布喀河南，和硕特北前旗境。按赤岭即今日月山，伏俟城当即今之都兰。宋云发自京师，时魏已迁都洛阳，则宋云所经行，必自洛阳，经陕西西北行，过天水、陇西，上西倾山，西北绕青海之西，至都兰。自天水以西，皆山地，西倾山积雪，终年不消，故云途中甚寒，多风雪。又云沙砾满目者，此也。据此，是夸吕时吐谷浑牙帐，又由赤水东北徙矣。由都兰西行至鄯善，鄯善即今罗布泊南岸密远地。由此西行，必经柴达木盆地之北边，穿行沙碛，经阿尔金山，而至罗布泊南岸密远也。柴达木北之沙碛，与白龙堆之沙碛，隔岭相接。唐人称为碛尾，即莫贺延碛之尾也。《魏书》称慕利延驱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阗，亦指此沙碛言耳。昆仑山北阪，自和田东北行，山势渐低落，至罗布低地南部之阿尔金山，山势已不高峻，而与祈漫达格交错，中显一隘口，清人称为噶斯口（《河源纪略》卷二十八），为由柴达木盆地通若羌之孔道。现新疆、蒙古人赴西藏者率由此道行。唐时吐蕃之出入新疆，亦行经此路。清朝征准噶尔，尝驻军于噶斯口，故历来均视此地为青海与新疆交通之要冲矣。而其路线，则由吐谷浑人始开之。至隋、唐之际，其道犹通行。《隋书·地理志》称大业初，平吐谷浑，置鄯善镇，即今卡尔克里克。则隋大业以前，罗布区域仍为吐谷浑所有。虽中经隋炀帝一度收复，及大业末，仍为伏允所据。是在隋、唐之际，青海与新疆交通孔道，未尝断绝也。故唐贞观初，征吐谷浑，仍由青海进兵，直西至且末。《新唐书·西域上·吐谷浑传》略云：隋末，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屡寇边，郡县不能御。太宗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之，破贼库山，伏允西走。靖分兵为二，自与李大亮、薛万钧趋北路，出其右。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出其左。靖率诸将战曼都山、牛心堆、赤水源、赤海，皆破之。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会追及，又破之，伏允遂自杀。丁谦考证云：“曼都山在和硕特南右后旗境；牛心堆今丹噶尔厅西南；赤水源即乌兰乌苏河发源处，赤海即达布逊泊，此泊为红水河所归，故曰赤海。”又云：“青海要路有二：一、西北行，经青海，溯布喀河，至沙尔泊，再西顺乌兰乌苏河，至达布逊泊，再西北，经噶斯口，迤逦至罗布泊，此由西宁赴新疆之道。二、西南行，至西宁边外，二百余里，过雅玛图河，南行，经都勒泊，折西至扎陵泊，再西即河源，此由西宁赴西藏之道。李靖分军为二，即遵此二道行也。”（《〈新唐书·西域传〉考证》）按如丁谦所考证之古今地名，不尽可据，例如以达布逊泊为乌兰乌苏河所归，故为赤海。按乌兰乌苏河，为金沙江上源，出端木乌拉山，与达布逊泊相去甚远。且李靖军北出应在吐谷浑城之北，决不南行于吐谷浑城之南，与侯君集同道也。我颇赞同李靖分南北二道，即现青海通新疆及西藏二路之说。但现青海通新疆道，行于柴达木盆地之南。疑李靖出于柴达木盆地之北。由都兰西北行，沿阿尔金山南麓出噶斯口，而达新疆之若羌县。与慕利延入于阗之路相同。侯君集则行于柴达木盆地之南，故能过星宿川，达柏海，观河源，与李靖军中隔柴达木盆地也。至唐咸亨间，吐蕃灭吐谷浑，尽有其地。又由于阗攻取安西四镇，则吐谷浑道，又为吐蕃所有矣。斯坦因在新疆密远西藏古堡中，掘拾西藏文书甚多，皆记军事及屯驻事注86。则当时吐蕃之出入新疆，仍由青海经密远可以确定也，及至唐懿宗咸通间，北貇回鹘进取西州，斩恐热，吐蕃遂亡。而吐谷浑道至是亦淹没矣。
以上专就吐谷浑道论述其原委，因此道开于北魏时之吐谷浑人，历隋、唐数百年间未有荒弃，而与西域之文化、民族关系甚大，故详述之。两汉时之南北二道，由魏至唐，始终不绝者，唯南道，即由敦煌至鄯善达于阗之道。北道即伊吾道，亦通行。唐灭高昌，西州内属，其交通之便利，更无论矣。唯《魏略》所述之中道，则自苻秦灭前凉以后，即已荒废。至最近仍未恢复，仅少数旅行家与猎户通行而已。
（三）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与南道
自唐之末叶，中原混乱，势力不能达西域，中原和西域交通情形如何，难考其详，史书所载，不过根据一二使臣所经行以见其一端而已。当五代之时，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称石晋天福中，遣供奉官张匡邺往于阗册封，副使高居诲为记其行程，略云：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沙。又东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来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涉襃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柳置水中乃渡。乃西至绀州，于阗所置也，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我在第一节中关于此记地名，略有考证。胡卢碛即莫贺延碛，大屯城即《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陷河为且末河。今仍保持上说。如所说不误，是张匡邺所经行，仍为古阳关大道也。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引Huber译《匡邺行纪》，称“匡邺偕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经时，未遵此道。其由沙州赴于阗，系取道伊吾、高昌、焉耆，而至于阗，亦即波斯某著作家所言百日程之长道也”注87，与我所见相左。盖Huber误认仲云牙帐居胡卢碛，即谓匡邺经伊吾。今按下文明云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乃经行仲云境域，并非行经仲云牙帐。疑当时仲云疆域，直达且末以东也。下文又云，自仲云界西，始涉咸碛，明指罗布泊附近之沙碛，由《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及《马可波罗行纪》，均可证明。若由伊吾至高昌，虽如玄奘所记涉南碛，然既至高昌，转西南至焉耆，似可由焉耆直达于阗，如法显所行者。不必又东南行，绕道且末即绀州，方至于阗。故我不取Huber之说，而仍以为匡邺所行，即阳关古道。
至宋室继兴，远隔辽、夏，虽史载于阗、回鹘，尝遣使贡献，实则为商人之往来而已。路程所经，无可准记。今所得考见者，仅宋太宗雍熙间王延德使高昌一事而已。据宋史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略云：
初自夏州，历黄羊平，渡沙碛，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次茅女㖞子族，族临黄河，以皮筏为囊而渡。次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次楼子山，无居人，行沙碛中。次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大虫太子族，族接契丹界。次屋地因族。次达于于越王子族。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次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次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次小石川。次伊州。次益都。次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凡八日，至泽田寺。次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即西州也。
按王延德所记诸地名，多不可考。兹举其可知者，夏州即陕北之东胜，茅女ND24C子族当即今宁夏一带。楼子山疑即阿拉善北之沙碛。达于于越王子族疑在今甘州境。合罗川疑即张掖河。马鬃山在酒泉县北，今名同。格罗美源，丁谦谓即巴里坤，或是。托边城疑即今镇西。小石川，丁谦谓即今昭莫多河。伊州今哈密。纳职今托和齐。避风驿即今十三间房。泽田寺即今七克腾木。六种即今鲁克沁。高昌即今吐鲁番之哈拉和卓，汉名三堡也。据其所述，似由陕北东胜，即古夏州，西行。经宁夏，过阿拉善沙碛，而至甘州，转西北，渡张掖河，过马鬃山，直达巴里坤，即镇西。转南，至哈密，即本文所谓伊州也。再由哈密西北行，经十三间房风戈壁，至鲁克沁，达吐鲁番，即高昌也。据此，是北宋通西域道路，不特不经行南北朝之吐谷浑道，且汉、唐之南北二道，亦不经过，而绕道于甘肃边外西行。故当时之南北二道，是否通行，为一问题也。盖当时西夏据有宁夏及甘肃西北部，王延德所行，均属西夏境域，亦即西夏与西域交通之道也。
元太祖崛起朔漠，兼并西疆，东西通途，至是复开。但其路线所经，则又以蒙古为起点矣。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云：
二月八日起行，宿翠帡口北，过抚州明昌，入大沙陀。出陀至鱼儿泺。起向东北，凡二十二日，至陆局河。并河南岸西行，凡十六日。河绕西北流，改行西南驿路，凡十四日程，达平野。山水秀丽，水草丰美，东西有故城基，或云契丹所建。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十七日宿岭西，朝暮有冰，霜已三降，冷如严冬。山路盘曲。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东渡河，河水东北流，入营驻车。窝里朵，汉言行宫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屡见山上有雪。又二、三日，历一山，南出峡，一水西流。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迤逦南山，望之有雪，邮人告曰：“此雪山北也。”次至阿不罕山北，八月八日傍大山西行，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抵金山东北。复南行，其山高大，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悬辕而上，缚轮而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渡河而下，经白骨甸，涉大沙陀，至回纥城。酋长设葡萄酒及果饼，乃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即和州也。”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具威仪迎，曰：“此大唐时北瞞端府。”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县东，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并随山而西，约十五日，宿阴山北，转南行，山中过一大池，名曰天池。沿池南下，入峡，过四十八桥，出峡，九月廿日至阿力马城。（下略）
按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地名考证，以王国维氏《西游记注》为最精详，不复具举。约其行程，似由克鲁伦河，经土拉河，过杭爱山南麓，西南过阿尔泰山，而达天山北麓之鳖思马大城，即今孚远北护堡子之旧城，即大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又傍天山北麓西行，过伊犁即阿力马城而达撒马尔罕。此路为长春所过；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均由此路，是元初与西域交通，又取大北道矣。时辽、金、西夏，据有北方，南宋僻处江左，与西域交通阻隔已久。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置驿于途，与西域之交通，至是畅通。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述，东西交通略可知其梗概。其所经路程，由波斯至可失合儿、鸭儿看州、忽炭州、培因州、车尔臣州、罗不城、唐古忒州、哈密州、欣斤塔剌思州、肃州、甘州、亦集乃城、哈拉和林城。由其所述路线，沙州以西，完全经行汉之南道。盖可失合儿即汉之疏勒。鸭儿看州即汉莎车。忽炭即于田。皆经东西学者之考证，确实无疑。唯培因，汉无确地可指。斯坦因、玉耳均以为即玄奘之媲摩城，今策勒一带。唯沙海昂以为培因，即《新唐书·地理志》之播仙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所述之安得烈也。培因、播仙皆一声之转注88。唯过去考据家则以播仙镇即汉且末国，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持此说。盖《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明云“播仙镇故且末城也”。现车尔臣西北有古城遗址。周十余里，疑即播仙镇遗址也。又安得烈，《图志》作安得悦，一名安多罗，即《大唐西域记》之睹货逻，《新唐书》作故都逻，与安得逻音近而变也。据此，是播仙不得谓即安得烈也。又培因州后，又有车尔臣州，车尔臣即古且末，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车尔臣既为且末，应即唐之播仙镇，故马可波罗所记之培因，当另是一地。我颇赞成斯坦因等以培因为唐玄奘媲摩城之说。斯坦因并指策勒北之兀宗塔迪遗址，即其故地。按媲摩城，与媲摩川有关。媲摩川应即今达摩戈之干河，在旧达摩戈北，约5公里，有古城遗址，街衢巷陌可辨，疑即唐之媲摩城。我曾在此，掘拾汉五铢钱一枚，或汉之衘弥城亦即其地。兀宗塔迪尚在其西，陶片散布极广，皆宋、元间物。又拾西域古钱币一枚，本地人言为回教初来时所通用者。南有古坟，当地人称为力济阿特麻札，为回族初来时之始祖，战死即葬于此。旁卜拉克干河附近有城基遗址，即元之培因城也。唯马可波罗称河中产碧玉及玉髓甚丰，今虽不见河中有玉，但于田山中出玉石，俗称岔子石，青玉亦出其中。古时由山上冲至河中，今仍埋于沙中，亦可能也。今由我与斯坦因实地所见，类皆一一吻合，似可无疑。唯我以媲摩城尚在其东北，与培因州城非一地，为异耳。又关于忽炭至培因路程，沙海昂以为培因至忽炭八日程，距车尔臣五日程。今按《新疆图志·道路志》，克里雅至和田五日程。尼雅至克里雅三日程。安得悦至尼雅四日程。车尔臣至安得悦五日程。沙海昂以里程计算，故不取斯坦因兀宗塔迪之说，而以安得悦当之。但安得悦距和田十六日程，亦与马可波罗所述不合。如以里程计算，不如以尼雅为培因州较合。因尼雅至和田适八日程也。但细审冯承钧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称培因州广五日程，忽炭广八日程，乃指培因疆域言，并非言马可波罗所经行之里程也。故忽炭疆域，虽为八日程，培因虽为五日程，而由培因州城至忽炭都城，并不须八日程也。以上专就培因一地，加以考证。其次马可波罗所经行之地，如车尔臣即汉且末，罗不城即汉鄯善，唐古忒州即古沙州，亦为一般人所认可。哈密即汉之伊吾。欣斤塔剌思，汉无其名。De Guignes《匈奴全史》，以为即今鄯善（辟展），非也。或以为即肃州西之赤金卫，亦疑不然。我以为即哈密东之塔剌纳沁城，简称沁城。若肃州，当即今肃州，亦集乃当即今额济纳，即汉居延地，哈拉和林即蒙古汗都也。按据其所经行之路线，自沙州以西，虽与汉阳关古道同，但自沙州以后，折北行，过额济纳，而达和林，此又由蒙古至甘肃之南北路线也。盖自元世祖建都和林，而往西域交通路线，较其初又变矣。
（四）明清时之嘉峪关道
顾炎武云：
明初革元命，统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河西，驱逐元守臣，置嘉峪关，及甘肃等卫。洪武永乐中，因关外诸番内附，置沙州、哈密、赤斤、罕东、阿端、曲先、安定、苦砦等卫，授以指挥等官，俱给金印，羁縻不绝，使为甘肃之藩蔽。后因入关者众，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遗裔脱脱者，为忠顺王，赐以金印，使为西域锁钥。凡夷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七）
据此，是明时以哈密为东西交通之咽喉也。自元灭西夏，兼并西域，太宗初于敦煌故地置沙州路总管府，而以瓜州隶焉。西北诸地如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设置新站三十。及元拔都平钦察，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又于吉利吉思、谦谦州、盖兰州等处设断事官，修仓库，置传舍，东西交通如行郡邑。明承元后，虽势力远不及元，但交通路线，犹存旧规。满清因之。昔日阳关古道，荒废也久矣。今就明人所述出嘉峪关路线，参考今道，述之如下，以征古今交通之变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七十引《西域土地人物略》，记嘉峪关以西道路甚详。如云：
嘉峪关西八十里为大草滩。滩西四十里为回回墓。墓西二十里为扇马城。城西三里为三颗树。树西三十里为赤斤城。赤斤西四百五十里为苦峪城。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墩子。墩西六十里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为哈剌兀速城。哈剌兀速西南百里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为西阿丹城。西阿丹西二百里为沙州城。沙州西三百里为哈密城。
按《西域土地人物略》，不知作者姓氏。陶保廉云：盖前明人所记，地名多与今异。方向里数，尤不足据。而传写脱误，搀杂失序，几难卒读。按我所见，与陶保廉略同。自哈密以西诸地名，尤为难读。蒙古地名与汉名，搀杂其间，疑为本于来往商人之传述，好事者为之记也。故所述路程里数，多不可据。我颇疑此记出于元人之手，转相抄录，遂错讹滋多耳。但哈密以东里程，校以今道，颇多吻合。例如赤斤城以东，与《明史·西域传》相合。赤斤城以西各地，与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所述嘉峪关至哈密里程，地名虽异，而路线大略相同。至赤金峡后微异耳。例如回回墓，《辛卯侍行记》作惠回驿。扇马城，陶书同，扇作骟。三颗树，陶作滋泥泉。赤斤城，陶作赤金峡驿，则明时与今地同也。出赤金峡，今道由玉门县西偏北至布隆吉尔城，达安西州，为明之沙州卫地。转西北，过马连井、星星峡、格子烟墩、南湖，而至哈密。但故道则由赤金峡直西行，经苦峪、阿丹即罕东，而至瓜州，即安西州西南三十里新瓜州。转西而至敦煌，即沙州。再西北行而至哈密。较今道微偏南。
综上所述，历来东西交通，自汉至唐，均以玉门、阳关为门户，而鄯善、楼兰扼其枢要。虽唐人东移玉门关于疏勒河上，然亦不废阳关大道。自宋至清，则以北道为主，而哈密握其枢机。阳关古道遂废。所谓楼兰者，久已沦于沙漠，徒为吾人考古之资料而已。沧海桑田，不其然欤。
（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若论楼兰土著民族为何种型，此为一最艰窘之问题。一者古时本土居民之记载缺乏；二者汉文传记所载亦不明晰；且古时东西民族交互往来，迁徙无常，至为复杂。虽近今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就地下出土遗物及人类遗骸，作有种种之推论注89，但亦不能有一真确之断语。故兹篇所述，即欲避免此种烦难问题，专就楼兰民族之生活状况，加以推测；研究其为何等民族，其文化若何？至于种族来源问题，则非此文所论之范围也。
近五十年来，东西考古学者赴罗布区域考察，有一共同而显著之事实，即在罗布泊海水周围沙漠滩中，采拾不少石器。就我所采集石器种类言，大件者有石斧、石刀、捶石、砺石等类。小件者有石刃片及各种石矢镞等类，大概均为打制。尚有带彩陶片同出土，共约百余件。其详均具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器物图说中，兹不赘述。在我之前，尚有斯文赫定、斯坦因，均采获不少石器，在其报告书中印出；后我者有柏格曼、陈宗器，亦采集少许，其形式与制作，大致相同。有时尚能拾得磨制极精，以玉为质之精美石器，间杂以金属物。凡此石器所分布之区域，大概在涸海沿岸及盐层地带，即古楼兰国故地。因此凡旅行罗布沙漠之人，均有同一之感觉：即在金属文化输入楼兰以前，楼兰有一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至楼兰人应用此石器之时代，我赞同斯坦因之说。斯坦因在其名著《亚洲腹部》（Innermost Asia）第266页叙述在L.F.高冈上之采获，觅得许多零铜件及石器，还有一件磨制甚精之玉质石斧（L.F.025）。斯坦因并为之综合论述云：“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汉通西域大路有关连。”据此，是在汉通西域以前，楼兰为新石器时期，大致可以确定。斯坦因又在L.F.高冈附近发现多冢古墓中死者尸体，干腊未腐，服装颇完整。据称：“头戴棕色毡帽，帽有护耳翼作尖角状，帽左边装饰羽毛五枝，有啮齿动物之皮围绕于帽上。周身以毛织物包裹，衣襟交合处，系一小口袋如球状，中盛碎细枝；腰际围一羊毛织裾带，露体不着衣裳；足穿红色鹿靴。死者之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又云：“如其面貌，暗示在兴都库什和帕米尔，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在其殉葬物中，有三只草编织篮子，上织出之字形条纹。除此外，尚有L.F.4古坟中死者及少女坟，其死者形貌、装饰与殉葬物，大抵相同。其棺木构成，皆以两块木板掬空扣合，上覆以皮，则所有古冢皆同注90。我于1930年，在罗布泊湖畔L.H.地发见一古冢，死者埋葬方法，其服装大致与斯坦因之L.F.冢相同。死者为女人，额窄颧高，眉际画绿线三道，帽具缨络，惟身裹毛织物，不见盛细枝口袋为异耳。1934年，柏格曼在阿德克地发见同样古冢多起注91。死者服饰形貌及埋葬方式，与我及斯坦因所见，大致相同，不再赘述。惟在墓中除草篮外，尚有木制筹箭甚多。据柏格曼云：箭在腰际，现已被盗掘的人散露于坟外。斯坦因根据死者形貌服饰，以为与《汉书》所记楼兰国人相似，而认为楼兰本地人，兼营牧畜渔猎，而度其半游牧生活。虽汉人已踏进西域，而本地人尚仍保存其原始文化，尚未改变其生活方式。至墓中死者，是否与上面所述用石器之民族有无关系？但在古坟中确未发见石器，如认为两者同一时期，实无地层上之根据。但据斯坦因在L.F.古堡附近所采拾之石器与铜器，与古坟距离甚近，其意义甚为重大。据其所述，是坟中死者与用石器之人，虽不能确定为同一时期，但暗示二者确有不可分离之关连，或前后相承，表现其生活进展之程序也。我于1934年在罗布泊L.T.地发见一故址，内有泥杯、泥纺车、束草纺豂、草编蓑衣、泥棒状物及骨器多件。由其草制物，可以表明其为游牧人所居之故址。尤其束草为纺豂，外缠毛索，与柏格曼在阿德克古墓中所掘拾束红柳枝之纺豂，外缠毛索，其用义相同。从死者可以看出生者的同一生活方式。又由其骨器中之骨具及骨刀，与L.H.所拾之玉刀及石镞，形式多相同。据此，是用石器之楼兰人与用骨器之楼兰人，以及墓中死者，似有因袭之迹，不能谓其绝无关系也。若然，是楼兰土人由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到汉通西域时，其生活习惯皆为一贯之方式，表示其生活之简陋与文化之低落而已。若如日人羽田亨氏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所述，称：“住在鄯善附近地方及吐鲁番地方，依西域人骨胳，是属于伊兰人种型。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我不是人类学家，未尝研究其骨胳。但就生活方式言，我与斯坦因、柏格曼所发见者，与羽田亨所述适相反也。
至于楼兰人种型问题，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中，已明显表示楼兰人非雅利安人种，亦非蒙古利亚种；根据人种测量学，检查其头盖骨，是属于阿尔品种（Homo Alpinus），并与现居兴都库什山及帕米尔人民相似。在吾人尚未觅得其他新证据以前，可以赞同斯坦因之说。但为引起读者研究兴趣起见，再就楼兰人生活与服饰，略赘一词。吾人在罗布泊古坟中发见之死者，有同样情形：即无论男女皆戴尖状毡帽，足穿皮鞋是也。柏格曼由库尔哦巴（Kul-oba）古坟中出土花瓶上所绘之西提亚人（Scythian）作短靴尖顶便帽，与罗布古坟中死者装饰相似，但西提亚人帽上无羽毛饰。又明斯所著《西提亚人和希腊人》（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一书中，图十二至十四，有许多亚洲游牧人，是戴尖顶便帽，帽上常有护耳翼，帽缨垂颔下，可以系著注92。我由柏格曼所述，联想及塞种人之习俗。据希罗多德（Herodotus）《上古史》记录中，叙述塞种民族情形颇详。第七卷第六十四节云：
巴克特里亚人赴战时，每依其习俗，执着藤弓及短枪。塞种人（Saka）即斯克泰人（Skythen）穿裤，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是名为Amyrgiol的斯克泰人（Skythen），波斯人呼之为Saka。（白鸟库吉《塞民族考》引）
又据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载，大流士（Darius）碑文中列举各民族，有一塞种民族，为Saka Tigra Khanda。据土马显克氏（Tomaschek）解释称：Khanda是古波斯语，指用羊皮所制之高帽。Tigra是尖锐之义。合之即指“戴尖顶高帽之塞种”。游牧于药杀河之北，以迄里海北岸。
据此，是希罗多德《史记》所记塞种人之习俗，与大流士碑文中所列举之一塞种人，情形相同。以之与古楼兰人相较，其生活方式与习惯由古坟中所见者，疑同出一源。我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又梁荀济《论佛教表》云：
《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广弘明集》卷七引）
按此说不见今《汉书·西域传》，疑梁荀济别有所本。又按允姓之戎，又称姜戎，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传。如荀济“塞种即允姓之戎”其言为可信，则塞种人西奔，必经过楼兰、且末，沿昆仑山西徙。《水经注》曾记一传说云：
蒲昌海在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
按古蒲昌海，即今罗布泊。古时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或即涸海东部之土丘。由于地面时可检拾石器及彩陶片，或即为姜戎氏西迁时所遗留，故称姜赖之墟。若推论不误，则楼兰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为姜戎即塞种人之裔胄也。
（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4年）
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
一、佛教之传入
佛教何时传人鄯善，史籍无考。其首见称述者，为晋释法显之《佛国记》。记云：
由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僧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
按据法显所记，始于弘始元年，发迹长安。弘始为后秦年号，即东晋隆安三年也（公元399年）。但据斯文赫定博士在其楼兰古址所发现之佛教遗迹，有嘉平注93、泰始年号之汉文，是在魏、晋之际，此地佛教已属殷盛，皆在法显至鄯善以前也。然则佛教究自何时始传入鄯善？欲讨论此问题，须先明佛教传播路线。试以中国僧侣往印度取经路线作证明，先以法显所经行者为例。法显由敦煌至鄯善后，复西行，到襇夷国，转于阗。襇夷据一般学者解释为即今之焉耆。如然，是由鄯善向北行，至高昌，再转西南行至于阗也。故其记中有“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之语，盖由焉耆横过大沙漠而至和田也。如由鄯善直西行，须经且末、衘弥而至和田，即北魏宋云之所经行者。到和田后，分为两路：慧景等先至竭叉国，法显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于麾国。安居已，转至竭叉国。按子合国即宋云之朱驹波国，玄奘之斫勾迦国，今莎车叶城南山谷中也。于麾国今地不详所在，疑属汉盘陀国境。宋云《求经记》称：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疑即其地，即今之蒲犁县属也。据《佛国记》：“法显至竭叉后，再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有一小国，名陀历；顺岭西南行，其道艰阻，崖岸险绝；下有水，名新头河，渡河便到乌苌国。”按此即两汉通罽宾之大道。《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云：
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渊。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
《后汉书·西域传》德若条云：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
按陀历即前、后《汉书》之悬度。若校以今地，盘陀国疑即今之塔什库尔干，汉蒲犁国地。乌裦今之乌杂特。悬度今之洪查山口。罽宾今白沙瓦。是法显由于摩国西南行，经乌杂特，过洪查山口，渡几尔几特河，西至达第斯坦，即乌苌国北境；与两《汉书》所记由子合经乌裦、难兜而至罽宾之路线相同。又竭叉国，足立喜六解为今之喀什注94。若然，是法显由子合西北行，至竭叉国，又南行至北天竺；与原文不合。故我颇疑法显之竭叉，即《汉书》之乌裦。《后汉书·西域传》德若条，唐李贤注云：“乌裦，《前书音义》云：乌音一加反，裦音直加反，合读为ND24FND250。”据此，是竭叉为乌裦之转音，疑即今之乌杂特也。且法显称“竭叉在葱岭山中，被服毡褐，不生五谷”，均与乌裦情形相同。若喀什，则在葱岭以东，即《大唐西域记》中之芉沙国。据玄奘所述，芉沙国“气候和畅，禾稼殷盛”，与法显所述竭叉国情形，迥然不同，故不能视为一地。如此，则法显路径，由子合直至竭叉，即乌裦，与慧景等合，并不取道疏勒。至北魏神龟中，宋云入印度求佛经，取道较法显略偏西。《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行程记云：
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自此以西，山路倚侧，长坂千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十月初，至瞝哒国，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境。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渐出葱岭。十二月初，入乌场国。
据足立喜六解释：“钵盂城在小帕米尔山中。钵和城在Abipanja河沿岸。NCD2F哒国为缚襋河溪谷之强国，或名护密。”又按白鸟库吉解释：“钵和，今瓦格萨（Waxan）溪谷，NCD2F哒在巴克特里亚一带。”今据白鸟库吉所云，是宋云由汉盘陀国即今塔什库尔干，向西登葱岭，经小帕米尔，沿瓦格萨溪谷，而达NCD2F哒即巴克特里亚也。又《魏书·西域传》云：“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从莎车西南五百里至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又钵和国条云：“在襌盘陀西有二道：一道西行向NCD2F哒；一道西南趋乌苌，亦为NCD2F哒所统。”两条合并观察，是北魏时在葱岭西有二道：一道从莎车经塔什库尔干，即蒲犁，向西经瓦格萨溪谷而至巴克特里亚；一道由塔什库尔干西南行，经几尔几特河谷而达犍陀罗，即趋乌苌之路，前者为宋云所行，后者为法显所行也。以后玄奘由印度之回程，以及慧超往五天竺之回程，皆同于宋云之去程。其东面皆以莎车西之塔什库尔干，即蒲犁为起点也。皆在《汉书》所述之南道上。然《汉书》尚有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由我之推论，北道亦有二道：一由喀什沿克孜勒河至伊克斯塔木，北上达剌克岭至大宛，为北道中之北路，即大宛道也；一由伊克斯塔木西上阿赖高原，经喀喇提金，西南入苏儿格卜溪谷至巴克特里亚，为北道中之西路，即大月氏道也。是北道以疏勒西之伊克斯塔木为起点也。西域胡商多经行北道，而至塔里木盆地。故《汉书》称疏勒有列市，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是也。据此，是大月氏又为南北道总汇之地矣（参阅《西域交通路线图》）。
然则鄯善佛教，遵何路线而传入耶？欲解答此问题，应先明于阗佛教之来源如何。盖鄯善西与于阗接，同在南道上；佛教传入，由西而东，必先至于阗，再由于阗至鄯善，播及内地，此必然之形势也。但于阗佛教之传入，初有种种传说。试举《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佛教最初传入于阗故事云：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阿罗汉所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至此林中习定。王往观其容止，罗汉语王曰：“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法，建伽蓝，召僧众。”王曰：“既云大圣，为我现形，既得瞻仰，当为建立。”罗汉曰：“王建伽蓝，成功感应。”王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敬，宏扬佛教。
按此传说，又见于宋云惠生《行记》（《洛阳伽蓝记》卷五引），惟毗卢折那作毗卢旃，当为一人。又据罗克西耳所译《西藏传》，谓毗卢折那阿罗汉来于阗传佛教之时，在于阗建国以后百六十五年，即于阗王尉迟散婆跋（Vijayasambhava）治世之第五年也注95。据羽溪了谛氏考证，称于阗建国，由《西藏传》及玄奘所传，当为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顷。此云建国后百六十五年，则佛教传入于阗，当为公元前74年之际。来传教之高僧，即毗卢折那。又据阿育王石碑及善见律所述，阿育王即位之第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间（公元前259——258年），曾遣派僧侣至四方传播佛教；入迦湿弥罗及犍陀罗者，为末阐提（Madhyantika，并引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41——43页）。如上所述，是在公元前一世纪顷，于阗即有佛教。此时当前汉昭、宣之际，西域内属，交通大开，中国汉朝与罽宾交涉，自武帝以至元、成间，往来不绝。迦湿弥罗即今之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在罽宾之东南，同在汉通西域之南道上，盖由巴达克山经扬伽（Jangam）南下，越大雪山（Hindu-kush）而达克什米尔，其起点皆自莎车西之塔什库尔干也。于阗在莎车之东，亦在南道上，为汉通罽宾所必经之地。罽宾既与中国有交通，伽湿弥罗较罽宾为近，则由克什米尔到于阗，极为可能（参阅《西域交通路线图》南道线）。由此以言，则在公元前迦湿弥罗人，遵南道来于阗传教，非不可能之事也。但吾人细检中西载记，有足供吾人注意者，即《西藏传》称于阗最初建立之寺院，为赞摩寺。以后七代之间，绝未再建一伽蓝。据此，是前汉昭、宣以后，二百余年之间，于阗王皆无传播佛教之事。又据挪威科诺夫（Konow）著《东伊兰语考》称：“据《西藏传》首来于阗传佛教之毗卢旃，即毗卢折那；适当于阗王尉迟散婆跋时代。散婆跋即《汉书·西域传》之于阗将反莎车自立之休莫霸。”（方壮猷译文，见女师大《季刊》）按休莫霸约当汉明帝永平时，即公元58——75年；距毗卢折那入于阗之岁，相差一百三十余年。故由年代之考证，与《西藏传》显有出入。又据《汉书·班超传》，当汉明帝至和帝时，班超均在西域。称于阗国俗信巫，并有遣使向汉使求马祭神之事。时虽休莫霸已死，广德嗣位，但相距亦不甚久。又《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条，曾记鼠壤坟故事，称：
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至鼠坟侧。……其马鞍、人服、弓弦、甲瞜、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辱。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祭祀，以求福祐。或衣服弓矢，或香华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
按此故事虽无稽，但匈奴伐于阗，据《后汉书·西域传》记，实有其事。莎车国条云：“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太子为质。”时后汉章帝元和间也（公元84——86年）。今以两书所记合并观察，必同记一事。但可注意者：瞿萨旦那王建祠设祭，祭以弓矢肴膳之事，此皆非佛教所宜有。综上诸例证，是自前汉昭、宣以后，至后汉章帝之末（公元前74——公元88年），于阗无流行佛教之事。又在此期间，汉朝势力扩展至西域，使臣来往，不绝于途。虽中间有一时期，政治上与西域断绝关系，而交通大道并未废弛。然汉朝之使西域者，从无一人提及佛教事。和帝以后，西域复内属，班超父子驻屯西域时间最久，而甘英且西至波斯海湾，亦无一语道及。则后汉明帝至安帝之初，佛教在西域为一般人所漠视，从可知矣。虽鱼豢《魏略》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之记载；然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所云。其对佛教观念之不明确，由此可知。《后汉书·西域传》亦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天竺，问佛道法”；但范蔚宗首称“世传”，结论谓“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是明明暗示中国佛教之流行，始于桓帝以后也。故其《西域传赞论》云：
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意未译，而但神明之耶。
是当时以佛教列于鬼神之俦，僧侣比于方士之林，未尝认为特立之宗教，并含有高深之哲理；由蔚宗所云，概可知也。内地之情形既如此，则西域情形当亦相类。据此以言，则玄奘所记，西藏所传：毗卢旃始到于阗传佛教之事，无论其年代如何，然皆为一种传说。即令有一、二外方僧侣，寄居于阗，信奉佛教，并未足以改变其风俗，影响于社会，而为于阗国人所崇奉，则可断言也。鄯善与于阗相接，于阗既如此，则鄯善亦可知矣。
然则于阗及鄯善国人自何时始信奉佛教；我按佛教传播历史，疑自贵霜王朝之迦腻色迦王始也。按《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郤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卻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
据羽溪了谛《大月氏诸王之年代表》称：丘就NB42F即位于公元40年，在位三十五年。阎膏珍即位于公元75年，在位二十余年，约当后汉光武建武十六年，至和帝永元七年。据史书所记，在光武及明、章两帝时，匈奴国势尚强，尝控驭西域诸国。及和帝之初，窦宪破匈奴，匈奴远遁，而西域诸国又为汉朝所有。在班超为西域都护时，势力扩展至葱岭迄于县度（《后汉书·班超传》）。由是言之，在和帝以前，大月氏势力东迄罽宾而止，并未及葱岭以东也。丘就NB42F时代，据其货币，尝刻佛像于其上。又记有Sachad harmathida等字，译言正法之保护者（《西域之佛教》第100页，引堪林干氏语）。则丘就NB42F确为佛教徒，疑此时或安息高附，罽宾之佛教，由丘就NB42F时传入。但并不传播至葱岭以东，阎膏珍货币，刻湿婆神像，根本非佛教徒，更无传播佛教事。故我疑汉和帝以前，西域人不奉佛教，盖以此也。及安帝以后，朝威稍减，虽延光中一度恢复，但势力不能遍及西域。而当时贵霜王朝之势力，则反是。盖自迦腻色迦王继位以后，声威远播，影响达到葱岭以东。《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条云：
闻诸先志曰，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
此说与《后汉书·西域传》疏勒条称“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支，月支王亲爱之”之语，隐相符合，必同记一事。时安帝元初中也。下文又云：
月支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迎臣磐，立为王。……后莎车亦叛于阗，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阗为敌国焉。
据上所述，如月氏王，即为迦腻色迦王。则此时塔里木盆地，疏勒、莎车皆为其影响所及，且东及于阗、龟兹也。佛教之隆兴，始于迦腻色迦王。在此以前，虽有阿育王传播佛教之事，而兵威不及，未能推动远播。迦腻色迦王袭祖父之余荫，拥有庞大之领土，兵马强盛，国内殷富。而公元前希腊之文明，与印度之文明，移植于阿姆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者，孕育滋长，至此时亦已成熟，故当迦腻色迦王时，名贤辈出。若乾陀罗国、迦湿弥罗国，已成为佛教文化之中心。而迦腻色迦王，复笃信佛教，宏扬佛法。在内为第四次佛教之大集结，赞研佛理。佛教中有名之《大毗婆沙论》，即于此时纂成。对外，则派遣僧侣赴四方，推行佛教。班勇在西域时，当已悉闻其事，故称“身毒奉浮屠道，不杀伐，因以成俗”。身毒，《史记索隐》音乾笃，即乾陀罗之转音也。据此，是迦腻色迦王之影响，已及于塔里木盆地，则其佛教之传播，亦必随之推进于塔里木盆地也。在安帝元初时，疏勒、莎车，既已为其影响所及，则与疏勒、莎车为邻之诸国，即北道上之龟兹，南道上之于阗，次当受其影响，当可比推而知也。而汉朝自顺帝阳嘉以后至永和间，内困于羌乱，无暇顾及西域。《后汉书·西域传》亦称：
阳嘉以后，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没，曾莫惩辜。
据此，则月氏影响，由疏勒、莎车以入于阗，必在是时。而佛教之传入，亦当于其时矣，时公元132——152年也。鄯善与于阗国境相接，《后汉书·西域传》称贤死之后，诸国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是在明帝永平时，鄯善疆域，西包精绝，与于阗东之渠勒接界，疑以今之克里雅河为分界地也。又斯坦因氏在尼雅古址中发见大量芉卢文文书，据斯坦因解释，此项文书，多属于各种公文和命令及地方官之报告，以及书函、账簿、护照、申诉书之类。其国王敕令所用称号及年代，完全为印度式。与公元1世纪统治印度极西北边阿富汗一带贵霜朝诸王之官称，异常符合。其中人名，并显示与贵霜朝之关系（《西域考古记》第63——66页）。按尼雅遗址，斯坦因根据文书中地名，以为此遗址，即汉之精绝国地。又云，曾在其地发见许多古钱，皆为后汉之物。按据《后汉书》精绝在后汉明帝时，已为鄯善所并。斯坦因氏同时又发见一中式封泥，上刻篆文“鄯国都尉”四字，则此地此时已属鄯善可知。据此，是公元1世纪至2世纪之间，贵霜王朝的影响已由于阗东渐，而及于尼雅，即鄯善之西界。斯坦因氏又于安得悦遗址中，亦发见少许芉卢文字之木牍。安得悦在尼雅之东，《大唐西域记》所称睹货逻故国地。然用芉卢文字时，亦即大月氏最盛时也。斯坦因氏又于1906年，在罗布泊之南岸，密远遗址中，发见一彩幡，上书芉卢文字，与尼雅遗址中之木版，及羊皮上所写之文书相似。又于一寺院护墙壁上，绘画两尊人像，旁书芉卢文字，同印度语，由此可证明此寺院及壁画，为公元后初几世纪之遗物。按密远为鄯善之伊循城，我已为证明。今于此地亦发见芉卢文字，及佛教寺院，则贵霜王朝影响，由鄯善西边，即尼雅，向东渐及鄯善王国都也。斯坦因氏又于楼兰遗址中，发见木版，及绢上所书之芉卢文字，由拉普孙（Rapson）教授研究考出，有Kroraina一词，皆可表示与尼雅为同一时期之物。不过楼兰有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年号之木简，为公元后第三世纪之遗物。由此言之，是贵霜王朝影响之东渐，与佛教之传播，始于公元后第2世纪之中期，至第4世纪之初期，亘二百余年矣。据此，是鄯善佛教非得之迦湿弥罗，而为由大月氏人所传入，似可肯定，时月氏势力北达里海、地中海，南及印度，居葱岭南北两路之中枢。月氏人之东来，亦必遵南北两路而入，可以推知。则安息人、康居人、印度人，随月氏路线东来，亦属可信。而最初来中国译《佛经》之安清，为安息国人。支谶为月氏国人，亦可为证。
二、西方文化之输入
关于佛教之传播，已如上述。则随佛教输入之文化，亦必因之增长。但关于西域文明，主要由本地固有文化以及汉文化与印度、波斯、罗马、希腊文化参合而成者。在罗布区域，此例尤为显明。乃近一般人多谓西域佛教文明，完全属于由印度、希腊混合之犍陀罗艺术系统，而忽略其他。我颇不谓然。今就罗布泊及尼雅所发见之遗物，概略言之：
1.文具类
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所发见之芉卢文木牍及函封甚多。其芉卢文为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一带之古文字。换言之，即贵霜王朝在其领地内所通用之文字。因贵霜王势力东渐，故其文字亦随之而东行。上文已略述及，但其书记制度，则颇可注意。据《史记》、《汉书》所述，安息等国之文字，皆“画革旁行为书记”（《汉书》作书革，今从《史记》）。据此，是葱岭西域诸国，以皮质为书写之资料也。斯坦因在尼雅遗址破屋中，发见芉卢文体之羊皮书（《西域考古记》第42页）显然尚保持葱岭以西原来式样。但大多数文字，均书于木牍上。其木牍之形式，及函封之状况（同书第三八、三九、四四各图），毫无疑问，来自内地。自汉武开边以后，即流传于西域也。其作函封之封泥，一方为中文篆书，同时又有数方作西方图像（同书第四四图）。据斯坦因氏解释，一方为雅典娜之像（Pallas Athene）,执盾与雷电。又一方作希腊神像，如或立或坐之伊洛斯（Eros）、赫拉克里斯（Heracles）及其他之雅典娜，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风格极相似。按以雅典娜神像作装饰，刻于玛瑙及铜戒子上，在库车、和田沙漠中，不少发见，皆为西方文物之输入品，毫不足怪。惟以此神像印于中国式函封之封泥上，则颇有意义。盖表示内地之函封制度，早已通行于鄯善及和田。及贵霜王朝影响东渐，遂构成中西混合之现象。但西方之羊皮书，除斯坦因在尼雅发见少数外，余均不见矣。斯坦因氏又于楼兰遗址之垃圾堆中，发见在木版纸片以及绢上之芉卢文书。又有一残纸片书写窣利语文（Sogdian，同书第98页）。芉卢文书，已如上述，窣利语文，据斯坦因解释为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撒马尔罕、布哈拉一带，即古康居国地也。由此可证明在公元后之康居国人，贸易东来，亦习用中国公元后所使用之纸，书写文字。与月氏人以绢及纸，书写芉卢文字，皆表见对于汉文明，不惟无排斥之意，且尽量吸收也。能说汉文明不影响于西域乎？其次关于楼兰织品亦饶中西混合之趣味。
2.织品
斯坦因氏1907年，在楼兰古墓中，发见织品残片。据其所摹印之一部分，一为丝织品，花纹作云气奔兽之状，并有“韩仁绣宜子孙”题识，与云气奔兽相间杂（同书第六四图A）。由其风格与技术上之观察，完全为中国传统作风，吾人以之与战国铜器中之狩猎纹样比较，几无二致。其有角兽，与中国铜器中所称为夔龙者，似有因袭之迹。其边缘之三角纹，为战国至秦、汉铜器上普遍之图案，汉石刻上应用尤广，其为中国所固有无疑。不特其题识与中国漆器及砖刻上题识，用意相同，而为中国之传统习俗也。虽关于铜器上之狩猎纹，吾人尝推论与西伯利亚及高加索出品多相类似，疑其由早期之斯克泰人介绍至中国者。但至中国后，加以改造运用，故至秦、汉时，又变为中国艺术中之主要题材矣。其他一块，为毛织品之地毯残片，两边缘作希腊、罗马式之图案，中有翼马，左右对称（同书第六四图B）。据斯坦因解释有翼马，为汉代雕刻中所常见者，故称此为中西混合作品。但我则以此出于波斯萨珊朝之作品也。盖当公元3世纪之初期（公元227年）约当中国三国时（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安息王国为阿尔达西尔（Ardoshir）所灭，建立波斯萨珊王朝，势力西达地中海，北包美索不达米亚，与东罗马帝国为邻。故其艺术，实含有古代亚述及波斯之因素。又因安息而承继希腊、罗马式艺术系统。凭其艺术天才，而创造萨珊朝之新兴式样。以翼兽为题材中心之作风，为萨珊朝艺术之特点。故萨珊王朝之建筑雕刻及织物文样等等，皆称工巧。而狩猎纹尤为所常用者。其后又由波斯西传至东罗马，为拜占庭艺术基础。又东传至新疆及我国内地。时楼兰遗址，于魏黄初间恢复繁荣后，东西交通再开辟。直至公元403年后凉为苻秦所灭，此地遂被放弃。但在放弃之前，又正值萨珊王朝强盛，势力向东西发展之时，则萨珊朝之毛织物东入中国内地及楼兰，为极可能之事也。在此以前，中国雕刻上虽已有翼兽作品，如河南宗资墓，四川雅州高颐阙，皆有翼兽，为墓前之饰物，但皆在后汉之末季，手法拙劣，线条不匀。及萧梁墓前之翼兽，姿势雄俊，线纹匀称，但近来一般学者均以为出于波斯作风。中国人称石翼兽为“天禄辟邪”，“辟邪”为Parthia之对音，即波斯安息朝之本名，因其艺匠来自波斯，故举以为名也。在秦、汉以前，中国艺术无有以翼兽为雕刻题材者，可证翼兽为受外来影响，非中国所固有也。斯坦因氏又同时发见一毛织物，据云，上有赫密士（Hermes）头部残片，则完全出于希腊、罗马作风矣。以上各件，据斯坦因所述，均出于距楼兰遗址6.5公里左右之古墓中，同时尚有带花纹之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木版及纸上所书之汉文字等等（同书第108页及六五图）。今据其各殉葬物品观之，如铜镜及汉文书，本为中国所固有，以及有汉文题识之丝织品，与上述各件同时并出于一墓中，楼兰文化之中西混交状态，不难由此窥其大略也。
3.建筑及雕饰
在楼兰强烈风蚀之下，当然无完整建筑物供吾人研究之资料。但自斯坦因氏、斯文赫定氏，由考古上所发见之残余物件，由雕刻纹样上风格，亦不难窥见艺术之一二。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密远古废寺院遗址中，发见隐埋墙中柱子，柱头作旋云对称式。据斯坦因称，谓有百泄波里城（Persepolitan）作风。又在柱旁墙壁龛中，有几件泥塑佛头及残坐像，其头部雕刻及衣褶之配置，完全同于希腊式。同时在坐像底部，发见用婆罗谜文字体写梵文贝叶书（同书第83页，又第五一图）。据斯坦因作年代观察，最后不能出公元4世纪。其他有木雕各种之装饰品，其艺术上之风格，几全为罗马、希腊式艺术系统，又参杂波斯固有之风格，由月氏人或波斯人，输入至新疆，再进而至内地者也。试举数例以明其然。一为卷草纹。日本人称为忍冬唐草。斯坦因氏于1906年冬，在楼兰遗址一小佛寺中，发见若干木刻残片，有一件为浮雕连续不断之卷草纹，由中间之连环发卷，左右对称，其三叶花，适填满其空际，下部边缘略隆起，刻斜纹方格，两端作直角锐角形，似为四方镶边之一边（同书第101页第六二图9）。按斯文赫定氏于1900年，在楼兰遗址，亦发见同样之木雕卷草作风，及边缘隆起之刻纹，完全与斯坦因相同。惟为直行连续回旋，不作左右对卷为异耳（柏格曼《楼兰》图版一、第一图）注96。后柏格曼根据斯坦因及赫定所获遗物，由其两端之薄梢，绘镶边全形于《楼兰》著述中（同书第80页插图一），并谓此乃由科伊（Koi）所得犍陀罗石浮雕所摹来。按卷草纹样原出于希腊，以三瓣为中心，屈折回环，变化无穷。后由希腊传至东罗马及伊朗，故在波斯、罗马艺术中，亦尝引用为装饰纹样之主干。在中国西汉，自汉武通西域后，亦随葡萄纹样同时输入中国。例如汉代铜镜背面，间有雕镂卷草纹样，杂以异兽者。又我于1941年春在陕西城固汉墓中发见之铜盘，边亦作卷草纹。是在佛教入中国以前，中国艺术上，即已有与希腊式类似之卷草纹样，不必借助于犍陀罗之浮雕也。及至佛教传入，卷草纹又运用于佛教艺术中，例如北魏时之若干石造像，多用连续不断之卷草纹作图案，又如云岗石窟中部诸窟，如第二窟、第四窟、第六窟，均有卷草纹之装饰图案，而第六窟之卷草连续中间，且饰以走兽。为唐碑碑侧图样之先河。及至隋、唐以后又遍用于一切石刻及绘画中矣。然最初则疑为罗马人或波斯人所传来者也。楼兰之木刻，其情形谅亦相同。其次为连环纹，及八瓣花纹。斯坦因又在上述之小寺院中，发见之小木雕中，有作连续之环状，中填八瓣花，花以八瓣共一蕊为一朵，填入环中，环与环间用索缠结，成一垂直平行线。又二分其花，填环间之空隙，分配颇为匀称，其一端又有斜十字纹样，有二分其花填于空际。斯坦因谓此为横墙上之装饰物，装饰于门楣较低处（《西域考古记》第101页第六二图）。斯文赫定氏在楼兰遗址中亦发见同样之木雕（见柏格曼《楼兰》PL.11）。柏格曼氏合并各件，摹拟原形，插于原书第83页第四图。据其解释，谓与斯坦因在尼雅故墟中所发见之彩画卷形花纹，极为类似。在犍陀罗美术中，更可得类似之物品。例如南俄罗斯里萨诺夫加（Ryzhanovka）斯克泰人墓中之金链，及克里米亚（Crimea）之金项链，均有与佛教雕刻之基本花纹相同者（同上由柏格曼《楼兰》第81页附注三转引），斯坦因在其报告中，则以“希腊式作风”一语概括言之。但我尝以之推比中国初期之佛教艺术，实鲜其例。云岗中部石窟中，亦有连续之环圈，作横条之装饰画，如第二窟、第五窟、第六窟皆然。自其环与环相连结之点言，意匠颇与楼兰之连环纹相近。惟其引用之题材，则各有主题，云岗石窟之连环纹，完全由卷草纹组织而成环状。环中由卷草之三叶填满，惟有繁简之别，如第五窟、第六窟，较第二窟为简是也。但其环与环之组织法，均由两端曲结向内卷，环与叶不可分离则一也注97。至于楼兰之连环纹，是以每一环为单位，中填八瓣花，其作风与题材，根本与云岗不同。盖楼兰连环纹，是由于连环及八瓣花两种题材混合组织而成。例如斯坦因又同时在楼兰发见一方木版，作莲花瓣，疑为房屋上之天花板，是环与花为两种题材，经过楼兰匠人之分合运用，可以确知也。至于论到两种题材之来源，为吾人最感兴趣之问题。有人以八瓣花解作莲花，实不然。莲花出自印度，但希腊有一种水草叶与莲花近似。及佛教北传至犍陀罗、大夏及安息后，又与希腊之水草叶混合，而成“印度、希腊式”之莲花瓣纹。但在初期佛教艺术中，八瓣花与莲花各自分别引用。例如楼兰木刻中，连环内之八瓣花与方形天花板之莲瓣纹，及尼雅所发见木雕椅上所刻莲瓣纹（《西域考古记》第四十一图），皆各自为题材。其作风各别，虽有时两种同在一物上，如尼雅故址中之木雕托架梁，一端雕四瓣莲花，一端于四瓣莲花之中心，又生八瓣花（同书第四十三图）。但其两种混合之迹，至为显明，盖莲瓣作四瓣散开，上端尖锐，中部洼入，双层，确表示印度式之莲花形。天花板上者，虽叶片较多，而上端亦尖锐，与木雕椅所刻作风相同，故我名此为“莲瓣纹”，出于印度之莲花。至八瓣花为椭圆形，上不尖锐，由八瓣合组而成圆形，瓣与瓣紧接，而不散开，我名此为“八瓣花”，颇类似蔷薇花，中国旧时称为宝相花。出于伊朗，在伊朗艺术中，应用颇广，尤其在宫殿建筑上甚见引用。传至新疆，除木刻外，又应用方砖上。如焉耆、吐鲁番古寺庙中铺地方砖，甚多具此花纹，瓣作椭圆形。又传至内地，铺地之方砖，其纹亦同。例如敦煌千佛洞中其地多铺八瓣花之方砖可证。惟北魏石造像台座间有作四片之花瓣耳。设我所论不误，连环中之八瓣花，出于伊朗式之佛教美术，益可信也。至于连环纹之来源，我颇疑为受斯克泰人艺术之影响。例如赫定氏在楼兰所拾遗物中，有一四环相连之残铜件（《楼兰》图版四十四），及一铜质平扣，在宽边缘中，满布乳点十二粒（同书图版四十五）。关于此类铜器，又发见于内蒙长城一带，及西伯利亚南部，与俄罗斯南部，均认为与斯克泰人，或鄂都克铜器艺术有关。完整之铜连环，虽无发见，但赫定氏又在楼兰遗址中，发见一铁连环（同书图版十六第八图），作二环相连，虽已残缺，但由其环与环之结合作风，与斯坦因在楼兰所得之木雕连环纹作风相同。因此我疑木刻上连环纹，系受金属连环之影响而来，此铁连环与铜轮状物及铜扣，皆同出一地，上件既与斯克泰或鄂都克有关，则此件当亦同例，而受斯克泰艺术之影响者。据此，是横梁上八瓣花纹及连环纹，一出“伊朗式”，一出与伊朗艺术有关之“斯克泰式”，由两种题材混合而成者。吾人须知斯克泰人之艺术，在伊朗艺术中，如铜器及建筑雕刻上，时占重要地位。且帕提亚人即安息人，原居里海东南，与斯克泰人有亲属之关系，当然对于固有艺术，不能遗忘。波斯萨珊王朝，又继承帕提亚，西与东罗马为邻。希腊艺术，早已由东罗马输入波斯，故波斯人得因沿旧有，参酌新知，而造成伊朗式之特有作风。东传至楼兰，而为楼兰艺术家所采用也。其次为异兽纹。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破屋中，发见若干木雕托架梁，在架梁上左右两部雕奔兽相向，中雕一花瓶，花草生出，分披左右（《西域考古记》第四十三图）。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中，亦发见若干残木雕，据柏格曼氏《楼兰》图版二，中作花瓶，生出卷草，分披左右，与尼雅托梁所雕两兽中间之花瓶形式相同。惟尼雅所出，系浮雕于木梁上，楼兰所出，为透雕于方形镶版上为异耳。据柏格曼解释，谓此种纹样，与印度及犍陀罗浮雕上之莲花盆，极为类似。又引弗彻尔（Foucher）说，或与“佛陀诞生图”有连带关系（柏格曼：《楼兰》第84页）。又赫定氏，同时发见木透雕镶版，为一动物像之残部后腿之弯曲状，及头部之啮腿状，尚可窥见（见同书摹图二）。又斯坦因在楼兰遗址亦得残镶版四片，作同样雕纹。如此则啮腿动物之镶版，当不止一个，同时必另有一个啮腿动物镶版，向花瓶左右相对。如此则必与上引尼雅发见二兽向花瓶对驰之托梁同一组织法也。按以动物作中心题材之装饰画，尤其如奔兽啮腿等纹样，在犍陀罗美术中不常见，而在伊朗美术中则为习见之品。尤其在俄罗斯南部及高加索出土之斯克泰铜器用翼兽作装饰纹样者，为例甚多。在中国战国以后铜器，尤其狩猎纹铜器，亦常用以为镂刻之主要题材。故此种作风，决非“印度式”，亦非“希腊式”，而为“伊朗式”。在上文及走兽纹毛织品中，已详为叙述矣。但中间又加入类似“佛陀诞生图”之花草瓶，此种题材，据柏格曼及弗彻尔所论述，或系出于印度。今此两种不同来源之纹饰，同见于一木雕上，显示印度与波斯艺术上之混合性，实可玩味之问题也。及传至中国，则又变其形态矣。例如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曹望襍造像上层左右刻两狮子相对，狮子作张牙舞爪状，中间刻一“佛陀诞生图”。佛陀立莲花盆中，头顶汉代最通行之“博山炉式”，两旁以朱雀及莲瓣补空隙。又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比丘惠隽造弥勒像，设计与此相同。惟“诞生图”两旁加比丘像为异耳。又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五百人造像”，中间所刻之“诞生图”，略异于曹望襍，“博山炉”易以佛塔状之花瓶，瓶下柱作莲花，以莲盘承之。下有两人像，分背而立，无莲盆。两旁狮子，仍作张牙舞爪状，与曹望襍造像同。狮子上面刻两僧像。一题“禅师慧训供养佛时”，一题“邑师慧刚供养佛时”。据上所述，由其组织方法，或皆脱胎于所谓“佛陀诞生图”者。但曹望襍造像，佛顶博山炉，两旁缀以朱雀，显然以之代替中间之花瓶，及分披左右之花草。“博山炉”及“朱雀”，为中国固有之艺术题材。今与印度之莲盆，合组为一图像。中国、印度艺术之混合性，可以充分表露。而佛家庄严光明之情态，亦由此可见矣。至“五百人造像”中间之花瓶形式，与我在吐鲁番木头沟所采壁画中之花瓶相同。惟吐鲁番花瓶，分披花草，“五百人造像”无花草，另加中国式华盖为异耳。此又一混合之方式也。总之东方艺术，以中国、印度、伊朗为三大中心区。自佛教产生后，东传至中国，即与中国艺术混合。西传至伊朗，又与波斯艺术混合。而希腊、罗马之艺术，亦同时渗入。新疆适居中央，楼兰又当中西要冲，为各方艺术所交凑丛集之地。所谓“中国式”、“伊朗式”“希腊罗马式”不难于楼兰遗物中找到它们的来源。
4.壁画
壁画为佛教美术中之主要题材，今在此篇仅为楼兰壁画中与文化之来源有关者，概略述之。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密远废院中发见从不经见之壁画数处，可为佛教美术来源之说明，特为举出，加以推论。
一为着翼天使。据斯坦因报告，一在小圆拱塔内部，距地面1.2米左右之护墙壁上，一在塔旁过道墙上，距前地约66米左右。又在一圆屋形过道墙壁上，又绘有带西方色彩之俗人。据斯坦因解释，“谓有翼天使，是‘犍陀罗派’‘希腊式’佛教雕刻中，从有翼的爱罗神（Eror）抄袭而来。用以代表佛教中印度之传说。普通称此为犍达婆（Gandharvas）像，一称为‘飞天’，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西部寺院中亦所常见。”注98按据斯坦因发见天使之位置，或在墙之下部护墙壁上，或在过道中与供养人像同位置，是与佛教中位置飞天之习惯不同。盖普通飞天，均在佛像后面背光上，作飞舞翱翔姿态，手中或承日月、宝珠，或持乐器，均不见有翼。何如印度Aianta第十七洞，及Elura第六洞，均作婴儿状，不着翼，可证也（见《云岗石窟所表见之北魏建筑》插图三十七）。再如中国之云岗、龙门石窟寺所刻之“飞天”，无一着翼者。是着翼人像，为另一来源，与印度佛教中之飞天，毫无关系。且此处天使像皆作半身像，置于墙壁之不紧要处，明显以之作装饰画，并非如佛家所述善财天像之重要也。至于着翼人之来源，据斯坦因解释，谓：“由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罗神变化而来。”又云：“在基督教兴起以前，西亚一切宗教系统中，以天使为天上有翼之使者，故护墙壁上之有翼使者，或系受古基督教派中天使之暗示，发生亲属关系。”（《西域考古记》第85页）我对于斯坦因见解，在未获其他证据以前，不敢有所可否。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引中国有翼人像以作参考。例如《武梁祠石室画像》中刻许多有翼人像，翼着腰际下身作卷云式，或不露足。又有画古帝王像，手执规矩，而两胁着翼者，相传为中国远古帝王伏羲、女娲神像。武梁祠虽建于后汉，但其所描写之题材，必因沿于古代神话或传说，则可断言。此其一。又战国式铜器中，如“狩猎纹壶”亦有作有翼人像者。例如“蟠螭纹画像壶”，其纹样皆作人与兽抟斗之状。人或持盾矛，或持弓矢。兽像或作斑鹿及野牛之状，姿态生动飞跃。惟人像皆折腰，挂弓剑，小袖衣，长筒皮靴。间有胁间附翼者，亦有作鸟兽身首者（《战国式铜器》图版九二）。吾人由其人像姿态与服饰，充分表现其为游牧民族之情状，或出于古之斯克泰人。而人皆折腰或着翼，又为伊朗艺术中受希腊艺术之激荡而成者。后由斯克泰人传至中国，又与中国传统之蟠螭纹混合，造成中国战国式之艺术也。但吾人所应注意者，即“斯克泰式”铜器中之着翼人，与汉武梁祠中之着翼人，是否同出一源，而与希腊、罗马神话中之“爱罗神”，及西亚古宗教中之“天使”，是否有因倚，或亲属之关系，均为吾人所不可忽视之问题。然此问题，过于繁难，详为解答，请留以俟之异日。吾人总觉伊朗艺术中，尤其波斯萨珊王朝之艺术，每喜以怪异动物作题材，如上文所举之毛织品、木雕刻，皆可为例。斯坦因亦于密远废寺中发见半狮半鹰之壁画（Serindia L Fis 133），皆以为属于“伊朗式”作风。故我谓此有翼人像，亦与同例。
其次为佛本身故事画。斯坦因氏在同地圆屋形佛寺，西边弓形弄道入口处，发见墙壁下层之护墙版上，绘一连续不断成山谷状之宽条花带。据斯坦因所述，第一持花带之青年菩提像，戴“佛里家”（Phrygian）帽，显然模仿波斯之太阳神（Mithra）神像。又当中空处，交互绘男女头部及半身像。其中女像盛饰香花，手挈酒樽酒杯，亦有弹琵琶者。据斯坦因解释，女像在“希腊式”面容中，杂有地中海东部（Levantine）或赛卡兴（Circassian）式的美。其首饰又表示近东或伊朗风味。其他青年男半身像，据斯坦因解释，头部姿势，十分像罗马人，右手高举，左手屈指不一，类似希腊、罗马人作猜拳游戏。其他半身像，浓髯、厚发，衣饰富丽，当然描写从北方，或东方来之蛮族。又与此风度相反者，在花带中间，绘一印度王子半身像。珍宝装饰全身，颇为华丽，面貌清洁，眼膜半垂，表示柔和情态，头戴峰峦形头巾，显为“希腊式”佛教美术雕刻中，表示乔达摩王子未成佛前形式。又在东南面残余墙壁上，绘皮珊多罗王子（Prince Vessnatara）本生故事行列。从进门左方起，绘王子出宫门像，至以白象送给四婆罗门为止。又在白象膈窝上，发现一段芉卢文题记，经研究为画家Tita名字，及所得报酬数目。据斯坦因所述，Tita名词，在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罗马东陲，当时一位装饰画家亦取此名（《西域考古记》第83——89页，插图五四、五六、五七）。据上所述，由其人像作风及题词，是此壁画完全出于波斯西部，或东罗马一派艺术家之手，已勿庸吾人多言。自其白象膈窝中之题识观之，显然与修建密远寺院之工程师及画师有关系。疑当时或有安息人，或东罗马人东来，传播佛教，或表现其艺术，因题东罗马画师之名，证明壁画模仿之所自出也。吾人又检查古籍记载，《汉书·西域传》称“安息以黎竬善眩人献于汉”。黎竬（Reken）即指今叙里亚地，后汉时属于东罗马，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秦。善眩，即幻术也。又孝堂山石室所刻幻人形状，皆作西方人姿态，或即描写黎竬之幻人。由大眉眼之表情，与壁画上持花带人像略同。《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黎竬县，据颜师古注，因居黎竬人而得名。是汉时东罗马人来汉者必多。至安息与中国交往最早，最初来中国传译佛教经典者，为安息人。如后汉桓帝时之安世高、安玄，是其例也。罗布泊居西域交通之咽喉，凡由西东来者，必过此地。则伊朗人或罗马人来中国之艺术家及传教士，因即逗留楼兰，表现其巧妙之艺术手腕，极为可能也。据此，则此一带寺院之壁画，或即为波斯人或罗马人所作。最少其作风亦必模仿伊朗或罗马也。
综上所述，是佛教最初传入新疆及我国内地者，为月氏人及安息人。而佛教文明，由上所述，亦以受波斯或月氏人之影响为最多。月氏、安息均临妫水，即阿姆河。故中国内地及新疆之佛教文明最初确遵妫水大路而来。即上述西域交通大道之北道中路，或南道之北路。所谓月氏道者是也。及逾葱岭，又分两支传播，一支至库车、焉耆、吐鲁番，一支至和田、且末、鄯善。路虽有二，而佛教文明之来源则一也。至印度河文明之流入，疑起于东晋以后。中国僧侣直至印度求经，而印度僧侣亦频东来。“犍陀罗派”艺术，从是流入。由以上所述及新疆其他之佛教遗物，可以证明也。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伊犁为历来游牧民族活动之地，首先见于《汉书》者，有塞人及大月氏人，均以伊犁为驻足点。接踵而至者，则有匈奴人及乌孙人。乌孙人活动时期较长，与汉朝关系亦较密切，然其史迹被发现者甚少，乌孙赤谷城至今还是一个哑谜。稍后者为突厥人、契丹人及蒙古人。尤其是西突厥的贺鲁部及突骑施部，在7、8世纪前后约当唐代，在此地活动频繁。据《新唐书·贺鲁传》所载，其东方建牙之地是在伊犁河边，但其真确地点，言人人殊。以后至蒙古察合台汗国时，伊犁————即阿力麻里，始终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然其建庭之所，清代学人专门研究西北史地卓有成绩者，如徐松等，曾亲履其地，已感“陵谷变迁，莫知其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重视文物工作，对于自治区北疆尤为注意。195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于南疆工作完后，又到伊犁作了专门调查。发现古城和遗址多处，北疆考古序幕从此揭开了。在多座古城中，尤其以吐鲁番吁子古城、霍城阿力麻里古城、绥定磨河古城、察布查尔海努克古城的发现颇为重要。我在1960年已将这几座古城的情况作了介绍注99，但未作进一步研究，今根据实地考查所得，结合文献，除吐鲁番吁子旧城拟另文论述外，现以阿力麻里古城为中心，探讨其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其他二城亦并涉及。兹述说如下。
一、阿力麻里古城位置
近人对于阿力麻里古城位置每多臆测，或不知其所在。我们为了正确了解这个古城的位置，拟援引长春真人的游行记，结合遗迹遗物作一阐明。先引《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说明：长春以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西行，1222年东返，去来均经过阿力麻里古城，所记必较真实。其述过塔勒奇山峡到阿力麻里一节云：“……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又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按《西游录》作周围七、八十里注100）。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注101综观长春旅程，自入峡至出峡，与现行公路大致相同（图一）。阴山北麓宿地，可能即今之五台。现由五台到三台海边61公里，公路较曲，故里程较长春为多。由三台到新二台33公里，若由松树头到新二台约23公里，疑长春沟中宿地或在新二台南10公里地。以上大家解释均同。所不同者，在出峡后向何方走。《新疆图志·道路志》认为现由芦草沟南行到塔勒奇城约六七十里，与长春次及一程之说相合，因而塔勒奇城北之磨河旧城，即阿力麻里城。但细查长春所经行沿途情况，出峡后是入东西大川，水草丰盈，并有枣桑树。《西游记》亦云：“附郭皆林檎园”，是出峡后向西行一平川，水草甚优，现由果子沟到塔勒奇城是南行，多是戈壁，既无林檎，也无桑枣，与长春所见不合。塔勒奇城北之磨河旧城，徐松曾亲至其地，不云是阿力麻里城，而谓阿力麻里城应在阿力马图河滨求之注102，必有根据。因此我认为长春出峡后入东西平川向西行，必经阿力马图河、小玛扎，方至阿力麻里城。程春庐云：由果子沟到阿力马图河一百里注103，现阿力麻里城距阿力马图河二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路程不算大。又据本地人说：“现果子沟是后来的，从前的果子沟即今大西沟。”现大西沟口外即是东西大平川，水草丰盈，树木阴翳，尤其小玛扎一带，果树成林，并有桑枣。小玛扎就是个果园，有枣树多株。本地人又说：“此地在六百五十年前，地名阿力麻里，从前是一个大平川，果树甚多。”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长春出峡后所经行之大平川，即小玛扎一带之东西平川，所到之阿力马城西果园，即现距霍城东13公里之阿尔泰遗址（此是哈萨克语，维名阿脱诺克，都是出金子之义，现订为阿力麻里城）。事实上阿力马图河及小玛扎一带，已是阿力麻里城近邻了，故亦有阿力麻里之称。徐松、程春庐谓当于阿力马图河求之，并无大误。洪钧驳之，可谓胶柱鼓瑟矣。
现在克干山南麓有古城遗址，名阿力麻里，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西距霍城13公里。其范围甚大，北抵克尔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据本地人说：“此城规模甚大，周约五十华里。”有克干河经行城的东部及南部，无城墙，城中建筑已被摧毁无存，城中有一条石子铺地路面，本地人说是前些年的公路，因为路面窄且杂砖块，我疑是古时街道。刘郁《西使记》云：“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说明城中有衢道，并有河流交贯市区，与现在情况实相吻合。因此克尔干山南阿力麻里遗址即长春所到之阿力麻里城，无可置疑也。
再以出土物言之，我们虽在城中未作发掘工作，但由于农民锄地亦不断出土金、银、铜钱币，石刻及陶器等。我们曾搜集有银钱四枚、石刻三块及玛瑙饰物等。银钱均无孔甚薄，有三枚直径约3厘米，厚0.1厘米，两面均印有类似阿拉伯文字及圆线圈或点圈花瓣等，俱无轮廓。据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1327年）所造。另一枚更薄小，直径约2厘米，与高昌城所出及斯坦因在库车所拾者相同，被定为14世纪钱币注104，与此地所出者先后同一时期。据布哇《帖木儿帝国》云：在回历721年（公元1321年），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两部，一为河中汗国，一为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君临现在准噶尔，同东西突厥斯坦一大部分，一直到回历771年（公元1370年），被帖木耳所灭注105。张星NFEC4认为：“14世纪初半，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西部都撒马耳干，治阿姆河以北诸地，东部仍都于阿力麻里”注106，与布哇所述大致相同。此钱币铸造正在汗国分裂以后，又出于阿力麻里旧城中，可能是者台汗国遗物。
我们又在城中获得三块石刻，上均刻有叙利亚文字，有的上刻有十字架纹。新疆博物馆亦获得数方，情况相同。皆在霍城附近阿力麻里城中出土，显然为基督教徒死后所树立之墓碑。在瓦丁所著《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曾述有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在1338年派赴阿力麻里城传教被害事。又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所著《圣徒传》中，亦详记阿力麻里城中传教僧人死难情形云：在1340年契丹牧师管理区阿力麻里城，有主教僧李嘉德，僧人佛兰锡斯、巴斯喀尔、雷曼德，及修道士基督教徒被阿梨算端杀害（《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50——254页）。现此石刻是否即是死难基督教徒的墓志，尚须进一研究。但在14世纪阿力麻里城中有基督教徒传教，则系事实，而阿尔泰遗址亦即阿力麻里城，由于基督教徒墓碑的出现，亦可得到证明也。
其次关于遗迹方面。在旧城东北隅有一玛扎，维族称为穹玛扎（大玛扎之义），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传说玛扎是旧城中主人，死即葬于城东，距现在已600年矣。又说玛扎生于回历730年（公元1330年），为成吉思汗后裔，当他二十四岁时信奉伊斯兰教，三十一岁与敌人战争，三十四岁（按即回历765年，公元1364年）病死，一说战死注107，与布哇《帖木耳帝国》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记者台汗国秃忽鲁帖木耳遗事，大致相同。据称：“……此汗生于（回历）730年（公元1329——1330年），其父也里火者，即以也先不花名而显于世者，是成吉思汗子察合台的后裔，君临不花剌，所属诸异密拓地抵于可失合儿、鸭儿看、阿剂塔黑、蒙古等地。其妻撒忒迷失可敦无所出，其蒙古妾明里生秃忽鲁帖木儿汗，撒忒迷失可敦出其母子于外。也先不花死，诸异密将他迎归，他即位之时，年十八岁（公元1348年），后至二十四岁时……遂归向回教，并传布回教于人民。762年（公元1361年）他引兵略取撒马尔罕，765年（公元1364年）死。”（见《帖木耳帝国》第30——31页）所述生卒年月，与本地传说相同，所指必是一人。但阿不哈即所记也先不花君临不花剌，吐呼鲁即位似乎在不花剌，但布哇引思克邻书称：“者台诸汗君临准噶尔，即阿力麻里之地。”现本地人又传说：“吐呼鲁是旧城中主人”，而他的玛扎又在旧城旁，即阿力麻里必同时又为者台汗国之政治中心区也。
根据以上所述，是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即今克尔干山南阿尔泰遗址（现订为阿力麻里），已得到多方面证明，无可怀疑。现虽无城墙，可能在元至元后，西北诸宗王战乱相寻，城墙早被摧毁也。阿力麻里城位置既定，则阿力麻里城南之磨河旧城，亦即刘郁《西使记》中之赤木耳城（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第7页），更可不烦言而解矣。
以上所述，是关于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下面再谈阿力麻里有关史事。
二、阿力麻里有关史事
据多桑《蒙古史》所载，阿力麻里王初见于历史的，是斡匝儿。多桑《蒙古史》云：“1211年春，成吉思汗三征唐兀儿还其斡耳朵时，畏吾儿王已奉珍宝来觐。同时哈拉契丹古儿汗之别二藩臣亦入朝。其一人是突厥哈拉鲁部长海押立王阿儿思兰汗（Arslankhan），其一人是阿力麻里王斡匝儿（Ozar）。已而斡匝儿出猎，为屈出律所执杀。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纳克的斤（Siknaktékin）袭父位。以长子术赤之女妻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三章第6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又云：“屈出律既据哈拉契丹大位，欲服阿力麻里汗斡匝儿，数以军讨之。终乘其出猎，袭擒杀之。合失合儿（今喀什）、兀丹（今和田）两地亦先后被征服。”（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章第81页）按屈出律袭夺哈拉契丹古儿汗大位，是在1212年，1218年即为成吉思汗所灭，则擒杀斡匝儿必在1213——1218年之间，而昔克纳克的斤袭父位，必在屈出律灭后，或同时受成吉思汗之命及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花剌子模时，昔克纳克的斤即同畏兀儿王及哈拉鲁汗阿儿思兰以军来会（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95页）。当1220年庚辰九月，长春过阿力麻里大城时，有铺速满国王领诸人来迎。王国维谓此王即多桑《蒙古史》书中之昔克纳克的斤注108，甚是。此时畏兀儿在新疆东部，而以哈剌火者为中心，包括别失巴里注109。阿力麻里在新疆西部伊犁一带，而以阿力麻里城为中心。哈拉鲁即唐时葛罗禄部，在新疆西北额敏、塔城至巴勒哈什湖一带。三部首领既已脱离哈拉契丹控制，服属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又命哲别收服喀什、和田，自是哈拉契丹在西域所控制的全部区域，包括新疆在内，完全为成吉思汗所有。这就使成吉思汗得以放心西进，而无后顾之忧了。成吉思汗攻占花剌子模后，即从花剌子模及西辽领地分封其次子察合台。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之封地东起畏吾儿之地及海押立注110，西抵只浑河（阿姆河）两岸。”（第二卷第一章第181页）包括新疆全部及突厥斯坦一部分，而以阿力麻里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常驻夏于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阔克（Gueuk）诸高山及忽惕山（Cout）之附近。”（第二卷第二章第210页）按阔克，克干一声之转。根据上文所述，则克尔干山南麓之遗址，必为察合台汗驻夏之地，且为其政治中心区也。
自1241年窝阔台与察合台相继死亡后，诸王因争夺汗位，内乱迭起。在1262年阿里不哥称号和林时，命察合台后人拜达尔子阿鲁忽主持察合台汗国事，时哈拉旭烈兀已死，由其王妃斡儿合纳权摄国事，居别失巴里。按别失巴里，为畏兀儿北庭，统属察合台汗国封地，故阿鲁忽赴别失巴里收取政权。但史称其统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达于只浑河岸”。只浑河即阿姆河，不提畏兀儿，是畏兀儿自阿鲁忽后，已自立国，不属于察合台汗所辖。是察合台领地至阿鲁忽时已较前缩小了。不特此也，其建庭之地亦移至伊犁河畔阿力麻里之地。兹据多桑《蒙古史》所述：阿里不哥之前锋将哈拉不花与阿鲁忽遇于普剌城及速惕湖附近之地，兵败，哈拉不花战死，阿鲁忽退还其伊犁河驻所，遣散其军队。无何，阿速台率第二军继至，逾名称铁门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阿鲁忽退至忽炭（今和田）、合失合儿（今喀什）两城。其后不久阿里不哥率余军进至阿力麻里境内，驻冬于伊犁河畔，阿鲁忽率残众退走撒马儿罕（见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291页）。
由上所述，可证阿鲁忽领地，东自阿力麻里，西抵撒马儿罕，包括天山南路和田及喀什等地，与初受封时无殊。但史称“退还其河畔驻所”，是必阿鲁忽牙帐在伊犁河边，现伊犁河南北两岸，均有旧城遗址，在南岸者为海努克旧城，在北岸者为磨河旧城。何者为阿鲁忽河畔驻所，洪钧及《新元史·阿里不哥补传》记文简略，惟多桑《蒙古史》中有“阿速台……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之语，则阿鲁忽所驻河边之城，必为海努克旧城。阿鲁忽败退至忽炭、合失合儿亦必是自海努克逾天山至阿克苏、和田、喀什，与清代由伊犁到阿克苏驿站大致相同。是忽炭（今和田）为阿鲁忽退兵时临时驻地，未久即西行。《蒙兀儿史记》察阿歹（察合台）汗诸子世系表，称阿鲁忽建牙兀丹注111，恐非是。但现阿速台所取之阿力麻里，是在伊犁河南，与上文所谈阿力麻里在伊犁河北、克干山南不同。何故，我认为若干史书所记，阿力麻里有二义：一为城名，即今阿尔泰遗址，已如上述，一为地名，如斡匝儿领地，察合台及阿鲁忽等之领地，皆泛指阿力麻里区域，举凡塔勒奇山、克干山以南，汗腾格里山以北，包括现在伊犁专区，皆属于阿力麻里范围。例如上文所引阿力不哥率兵进至阿力麻里境内，驻冬于伊犁河畔，是阿里不哥在伊犁河畔驻地属于阿力麻里境内，语义甚为明显。至与阿鲁忽驻地是否一地，史无明文，可能是一地，因为海努克旧城是在一广大草原上，距河岸约3公里，南接昭苏，为历来游牧民族优良牧地，气候温和，适于驻冬。故我疑阿里不哥所驻者为南岸，与阿鲁忽同为一地。阿鲁忽死后嗣位宗王亦多驻此。元至元间，海都并在此地设立行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阿力麻里下注云：“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阿力麻里为察合台领地，宗王笃哇为海都所立，附属海都，联合作战，故海都得在阿力麻里等处设立行营，其行营驻地我亦疑设在海努克旧城。据《马可波罗行纪》玉尔注称：“1227年海都与忽必烈军队在伊犁河附近阿力马里克作战”，当亦是此处（《马可波罗行纪》玉注第二册第462页），但非海都分地。海都分地在海押立，在今巴勒哈什湖东南一带，阿力麻里在伊犁，属察合台领地，不可混同，徐松讥之甚是。但徐松谓阿力麻里亦曰叶密里（《西域水道记》卷四第32页），亦非。叶密里即额敏，原为贵由领地，现有旧城在额敏县附近。阿力麻里在伊犁克干山南麓，相隔数百里，不能认为是一地也。
以上所述是察合台汗国有关阿力麻里史料。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初叶又分裂为河中汗国及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两部，而蒙古汗国亦以阿力麻里为政治中心地，已见上文所述。总之，我们对于察合台汗国及者台汗国历史所知甚少，有关阿力麻里者则更少。仍希望城中将来有更多实物出现，再作订正和补充。
（原载《考古》196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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