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三编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吐鲁番发现墓砖记
吐鲁番在天山南路，西北距迪化六日程。城西10公里为雅尔湖，又名为雅尔果尔。旁有甚深之崖岸，崖东有一平原，泉水涌出，居民散布其上，或居崖下沟中，为吐鲁番富庶村庄之一。
在村庄之西，有古城遗址，颓垣满野，作椭圆形，位于两道甚深之河床中间，隆起平原，遗址即满布于平原上。本地居民称此城为雅尔和图，此两河床在古时本为两河，环流城之两旁，至城之南端而合，故古名此河为交河，此城为交河城。现分四沟，头、二道沟，发源于约干特勒克达克，西南流20公里，经行戈壁，分为二道：一南流为头道沟，一西南流为二道沟，约15公里，至古城之东隅而合，流于城东。三道沟起自戈壁，南流5公里，绕于城西，至城之南端而与二道沟合。四道沟亦出自戈壁，绕古坟群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南流至雅尔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均为泉水。出城北3公里地，而天山之雪水久已不至也。然据《刘土恭墓表》云：“东刚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是古时河水甚大，后渐干竭，空存河床，近因泉水涌出，遂恢复古之河流。然当古时水流于甚深之河床围绕故城时，而城上居民汲饮之方法如何？当为吾人有趣之研究也。吐鲁番有二大故城：一在吐鲁番之东南25公里阿斯塔拉，为高昌国都城故址。汉时名高昌壁，为戊己校尉所治。一在吐鲁番城西10公里雅尔湖，为汉车师前庭王所治。晋成帝时前凉张骏置交河郡，高昌国因之，唐灭高昌，置西州，始改为交河县。《旧唐书》云：“王都高昌，其交河城汉前王庭也。”《元和郡县志》亦云：“交河东南至州八十里，汉车师前王庭，河出县北天山，分流城下。”所云州，即西州，为高昌国故都。现据余所发现墓砖，在雅尔湖坟群所发现者书交河，在阿斯塔拉所发现者则书高昌，可证此二城，自古为高昌及交河二城，至唐犹相沿未改。至唐之末叶，回鹘占领西州，其名称稍异，然畏兀儿仍受辽封，治交河。余尝于高昌、交河故城中掘拾有古维吾尔文残纸，皆足为交河故城至元时尚有居民之证也。至元末分设柳城、火州、吐鲁番三部万户府达鲁花赤，而交河、高昌二城遂废。今已禾麦离离，颓垣满野，非复当日人文之盛矣。
余于1928年2月间，由吐鲁番至库车，虽一度访雅尔湖、阿斯塔拉二故址，然未及详细工作。1930年春，复由迪化南行，补充前年工作之未备。于2月24日即抵雅尔湖，次日即开始工作故城，由其填密纤维之颓垣中，在其不同建筑及发现品，寻出历代居人之地段，即其中部建筑较早，或为北魏至唐之遗址，其北段为畏兀儿人所居，因发现有畏兀儿文字，其建筑亦较近也。本地居民告余云：“城之南端有礼拜寺，为伊犁河人所居。”其言虽未可遽信，然审其建筑，当亦不甚远也。
余在北段即畏兀儿人之遗址中工作三日，乃转觅其城中之死者居室，初在其城北即干沟之北古坟区工作，我称为沟北区。此地有沙梁一道，隆起于沙漠中，沿沙梁两旁均有井穴及其死者之遗骨与殉葬品在焉。井口宽约3呎4吋，长约8呎5吋，小者宽约2呎8吋，长为6呎7吋，深亦3呎许，死者尸骨在焉。又尝于穴旁凿一副穴，位置死人。殉葬之物品亦罗列其中，或在头部与足部旁。其物品以陶器为最多，红色泥有柄，若今之把杯，又有红底黑花之陶器，类今甘肃辛店出土之物，疑均为二千年前之故物。尤使余最感兴趣者，即在一坟中，有骨制签4枚，陈于人身两旁，系剖一骨为两半者，阴面并刻划四方花纹，岂古时以此卜吉凶欤？又一冢中有骨矢镞1枚，其形尖锐，以木质为干，皆足表示其经过悠久之历史者。
余在此略掘10余冢后，又发掘沟西之大坟区，我称为沟西区。地在四道沟与三道沟之中间，显露出一平原，宽1公里许，长约3.5公里。弥望平野，古冢垒垒，隆起草阜，或方或圆，表面满布石块，宽广约13呎，高亦3呎8吋许，冢前有石块排立成一线为墓道之表示，而其石线之方向，亦即墓门之方向也。尤其使余感兴趣者，即每聚若干冢为一族，外以石线栏之，前开一门，门线长10余呎，表示其为一族一姓之冥居，非他人所能羼入者。而余在此石线栏中，由其界划之清楚，使余工作亦得按其族姓施行发掘之程序，登录亦极加以慎重与严密，深恐有违死者之意而使其疆界稍有紊乱也。当余发掘之初，初用20人，分为4组，每组5人，工作1冢，以1人为组长，作监察工作，又以2人为掘手，轮流下坑，探取古物，每组每日可得2冢，后加至30人，故日可得10冢。自3月1日起工，至17日止工，中间休息两日，整半月，而余之35箱古物，即墓砖120余方，陶器800余件，皆此十余日中之收获也。至墓室内容，更有趣味，每墓室之前，有一长廊墓道，宽约3呎，长约18呎，由浅及深，至距地平面约12呎时，即现墓门，门高约3呎，宽约2呎许，自墓门入，即现宽敞之墓室，宽者约9呎见方，小者亦7呎许，高亦3呎又半。砌土为台，高呎余，铺以芦席，死者横卧席上，外有木板栏之，无棺椁。陶器即陈于死者头旁，重叠堆聚，大小至数十件。盖余所掘古冢中，均有陶器，置头部或足部旁，或骈陈身之右侧，形成一线，为两死者之间隔，多少大小不一，要皆当时死者日用器物，死后即以此为殉。墓砖则砌入墓道墙壁中，字面向里，砖皆作方形，泥质，经火烧炼而成者。宽约1呎1吋至3吋见方。表面光平。每砖上或用朱写，或用墨写，或刻字填朱，书写死者埋葬年月日及生时官职，其字迹至现在颜色尚如新书也。又在墓内之墓砖多少，恒视墓中死者之数为差，然至多不过3方，盖一夫一妻或一夫一妻一妾也。尤其使吾人于研究方面发生兴趣者，即每冢中之陶器，皆与墓砖同穴并出。由于墓砖上之年代及死者姓名，而陶器之时代与主人，亦可互相证明也。
但有一事，而为吾人所注意者，即此若干墓室，何以保存至千余年之久，毫不崩圮，使可宝贵殉葬物品，安然无恙，不受若何之损失？欲答此问题，则当论及此一带之土质，普通沙土固易崩圮，即黑泥土或黄土，若经风水刷洗，亦易使空穴倾塌；此地之土质则不然，皆为有粘性之白土，坚硬若石。吾人工作古冢时，若不得其墓道，随意发掘，虽终日不能进一寸。故余甚佩当时凿墓人之勤劳艰苦也。
（原载《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1年）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
雅尔湖村庄西有一古城，即高昌有国时之交河城。因古有两河绕城，故名交河。当时河水甚大，人民居于城中。后河水干涸，此城遂废。空余数道甚深之河床，悬崖峭壁，颓垣满野。故此城又名为雅尔和图，今通名为雅尔崖。近数十年来，泉水自戈壁涌出，水复故道。从昔所称为两河绕城者，现已分为四沟。第一、二道沟合流于城北，绕城东，南流。第三道沟流于城西，至城南端而与一、二道沟合。四道沟流于古坟茔之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至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时雅尔湖居民均散布于头二道沟之东北原，村舍栉比，田园相望，为吐鲁番西之大村庄。沟中虽间有居民，但为数甚少。沟北与沟西、沟南均为平原，土质坚硬，或面覆黑沙，是为古时死者冥憩之所，古冢累累棋布，即余此次工作之中心地也。今分沟北、沟西、沟南三部分述之。
一、沟北
余于2月27日着手清理旧城遗迹。在城之中部大庙之旁，余之工人曾发现碑额之地，思图再发现其碑铭。四人工作一日，绝无所获。但在土台上掘出破乱经纸及红底黑花与蒲纹、印纹及水波纹之陶片。又在城之南部，亦发现同样之陶片与残砖。此事最足引起吾人之迷惑与研究兴趣。盖水波纹与蒲纹陶片，以其他物证明，皆为公元前后1世纪之故物。而红底黑花则或较远。但同时拾有唐开元与乾元所制之钱币，则为9世纪之故物。又在城北部拾蒙文残纸若干，又为13世纪之故物。故由其古物之分布，吾人可以断定此城有居民，当由公元前以至公元后14世纪之中期也。
在28日之傍晚，余工人自古城工作归来，报告一维民在沟北古墓中掘出一陶器，红底黑花。余喜极，綦购之，审其形制色彩，似为远古之遗物，且可与城中之彩色陶片互证也。
29日之清晨，除留一部分人仍清理大庙后畏兀儿人之居住地外，另派六人发掘沟北古坟，冀能获得有彩色之陶器，在接近城北之处，由头二道沟之交萦中，显一隆起之三角洲，有低沙梁一道。在此沙梁之左右，有许多井穴鳞比，显长方形，面与地平，非精细审夺其土质与倾陷迹痕，不能知其为古墓也。间有陷落较深者，则墓中或无所获，盖为前人所盗掘也。其三道沟之西及北各井穴，不隆起无标识皆与此相同。吾始信《易·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今由此而知其然也。
此一带古冢虽表面情态大抵相同，但其井口之大小及其构造与陈设亦不尽同。例如沙梁北第1冢井口作长方形，宽1米，长2米。死者直卧中间，但尸骨搅动，少遗物可求，只在腰间拾铜兽环一。沙梁东第2冢亦作长方形，但井口较小，宽0.8米，长1.9米，有铜片一，置于死者头部左边。第3冢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1米，前宽0.5米，长约1.9米。发现石斧一，置于死者腰侧，陶器则置于死者头部右边。又沙梁西第4冢作长方形，宽1米，长2.1米，陶器置于头部后。第5冢作梯形，后窄前宽，后宽0.9米，前宽1.1米，长2.1米，陶器均置于头部，及足部之左侧。最有兴趣者，即其足旁之陶器，在一大浅钵之中，置二小杯，可以表现当时使用陶器之情态及杯与钵之关系也。以上每穴中均陈死者一人。第6冢井口略近梯形，后宽1.1米，前宽1米，长2.4米。内陈死者三人，陶器均陈于死者足部。大人则为大器，小人则为小器。盖生时所习用者，死后即如式以殉焉。余在库车所得古坟中之陶器，其陈列形态，亦与此同。故冥中之用具当同于生人，为西域人一般之见解也。其第7冢则墓中构造微异，外面井口虽作后宽前窄之梯形，但其底边复穿一复穴，较原穴略小，死者直陈于其上。在其身左侧发现骨矢镞一，以木为干。第8冢形式亦与此同。死者亦位于复穴之上，在其身两旁发现骨签两副，计四枚，系一骨之剖为两半者，剖面尚刻有四方格纹。每副之一端，有半圆形之缺口，显为系绳索皮带之用。身之两侧各陈一副。但在两冢中均未发现陶器。由其墓室之构造与陈设之情形与器物，如7、8两冢所示，显然为另一种民族之特征也。盖吾人观察其墓室与死者遗物，虽未得上述红底黑花之彩色陶器与陶片，但由其粗笨红色陶器及以骨器殉葬之制，可确定与沟西出土之陶器为两时期，且沟北较沟西之时代为早也。
二、沟西
2月13日吾等工作古城北部，清理畏兀儿人居宅并发掘沟北之古坟时，余带二引导者探视四周古迹，在三道沟西，即在四道沟之东发现一狭长大平原，北枕山岗，南抵土子诺克达格沟口，古坟累累如棋布，今据墓志所云，其地理情形，由高昌立国至今，历1400余年而未尝有所变更也。例如刘土恭墓表云（上略），“褆（葬）于赤山南原礼也。东则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西有赫赫□□北帝岩岩之岭。”唐複墓志云：“葬于交河县城西原礼也。”刘土恭、唐複二墓，均在今三道沟西，大平原中间。对其所枕之岗言，则为南原。对交河城言，则为西原。赤山即《魏书·高昌传》之赤石山，今名红山。东则洋洋之水，即今三道沟。当时河水甚大，故云洋洋。后已干涸，现有泉水，乃最近时事也。南及香香遐岸，则必为深沟之崖岸。北帝岩岩之岭，即指赤山南麓。综其所言，古与今同。故余取此墓铭，以为此狭长平原地形之说明也。在平原中间有一大道，经坟地北行，盖野木沁村庄人民至迪化者，为避绕道吐鲁番或托克逊计，即沿土子诺克山入沟口北行，与吐鲁番至迪化大道会，车马人夫，络绎于途中。但旅行之人与幽居地中之死者，彼此相安，故此沉静之数百墓室，历千余年从未被人扰乱，而安之若新冢也。
平原之北部，邻近红山，间隆起风蚀土层，形成白色鳞甲，刚坚若石，表覆石子和黑沙。虽高阜拟古冢，倾陷类墓道，然死者仍不以此为乐土，鲜少冥宅。其中部地势渐平，土阜较少，故大部坟宅均集中于此。绵延而南，抵于沟口，最使余感兴趣者，即每若干冢外，均用石块排设一线作栏，成为一茔。《说文》：“茔，墓地，从土营省。”盖营者币居也。合若干冢为一茔，犹兵营之币居也。类皆方形，前开一门，二线平行，长3米许，方向不一。余发掘之结果证明在每茔内之死者，皆为一族一姓之人，从无有异姓滥入之事，知立石线栏者，即界域之义也。在此等严密组织中，使吾人工作审慎，当按其种姓而施行发掘之程序也。每一茔中，冢数不一，少者一二冢，多则至数十冢，排比颇有条理。每冢隆起，或方或圆，堆砌石块于其上，宽广约4米，高约1米。冢前有石块排立一线，指示其为墓道，由此可以抵墓门。墓道之长短，与石线之长短成正比例。而墓门之方向，间不一致，有时冢向东而茔门向南，有时一茔之中，而每冢之方向，东西南不一者，盖其每冢之方向亦随意以为界划也。然其墓门与冢门无一西北向者。盖西北风冷，不足以保死者之温暖，中土风水之迷，或传播西域人之脑中，而支配其安置死者也。次分述各茔工作情形如下：
1.麹茔
3月1日之清晨开始发掘工作。由小侯带工人一名清理干沟西之NDC28家坟茔。茔内共18冢，列为5行。第一行4冢，二行2冢，三行6冢，四行2冢，五行2冢，又2小冢，附于其旁。其茔门与冢门，由石线所示，均东北向。吾开始工作，每冢分配五人为一组，以一人为组长，作监护事宜。又另派一掘手下坑取物，每日每组可工作冢二。今以10人从事，故日可得4冢也。其工作之方法，按冢前石线之指示循线发掘，百无一失。兹将已工作者述之，例如NDC28茔第二冢，其墓道初宽0.8米，掘至中途，即发现砌入墙壁中之四方形墓表二，以陶为质，一面磨光，涂以墨，朱格，朱书死者年龄、职官、籍贯及死埋年日月。审其题识为重光三年NDC28氏庆瑜，NDC28庆瑜必为墓中死者之姓名，而重光三年乃埋葬之年月也。又一方与之骈列，字迹已漫灭不可读识。再向前进展，入土较深，墓道渐宽，至长10米，深4米处，即抵墓门。盖两边为硬土，而墓道中则为浮土。墓壁上全露堑掘痕迹，显示初由人工所造之墓道，埋葬后复填入浮土也。启墓门入，即为墓室。墓门宽0.8米，高1.2米，墓室作梯形，后宽前狭，后宽3.3米，前宽2.1米，长3.2米，高1.2米。后边砌土为台，厚0.1米，横宽2.2米，直长0.8米。涂以白灰，垫以芦席，死者横陈其上。头东南，足西北，尸骨略具，衣服化为灰烬。陶器陈于死者头足之旁，及东北西北二隅，共20余件，均有彩画，惜多已失其鲜明也。复掘昨日所掘之第一冢，墓门土微陷，盖为人盗掘者。墓道宽1米，长12米，掘至距地平面4米即现墓门。墓门及室中均半塞土，尸骨已被搅乱。在室之西北隅，去其塞土，觅出破陶器三件。墓室为四方形，宽长约4米，在墓道之中间，掘出墓表2方：一为延昌二十九年NDC28怀祭妻王氏；一为延昌三十一年NDC28怀祭。吾人由此即可知其为夫妇二人之合冢也。NDC28王氏墓表为刻格刻字，并填朱色，字颇工整。NDC28怀祭则为朱格朱书，书颇潦草，想埋葬并非一时，故树碑亦必一在前一在后也。又掘第三冢，墓道宽1.2米，长7米。在墓壁中间略近墓门处，得墓表1方，亦为刻字，题延昌十七年NDC28谦友。掘至距地平面2.7米时，即现墓门。门上宽0.9米，下宽0.8米，高1.2米。启门入为墓室。室作梯形，后宽3米，前宽2.4米，两边等长。后有土台，厚0.1米，宽1.8米，长0.6米，死者横陈其上，头东南足西北。在东北西北隅，满陈陶器，约20余件，并砌土埂以为间隔，表示死者之尊严。生人贡献之物，不直陈于死者之前。最后又掘第六冢，在其墓道中得墓表一，为延昌九年NDC28延昭。墓中发现陶器6件。陶器及尸骨均不整齐，或亦是被人盗掘也。时已薄暮，即收拾返棚。余等今日初次工作古坟，即得若干古物而归，幸曷可言喻。
余除派大队工作沟西古坟外，另派工人五名，由汗木多利率领清理城北未完之畏兀儿居宅。在城北一高塔之前面，有狭长井坑一线，土微陷，必为死者入墓之路。即从事发掘，半途出大瓦缸1口，高约1.3米，围亦1米许，颈有草绳系之，无墓表及他物。复向前工作，约长6.6米，即抵墓门。启门入中显宽大之墓室，宽长2米，高1.66米，四面中凹，形同莲瓣，因顶已被水冲陷，中无一遗物可资考验。但余决相信为死者墓室。后在雅尔崖古城之南部及二堡古城中，亦有同样建筑之发现。据本地人云，此中曾发现古物甚多，汗木多利亦云然，并云有时在塔下亦曾发现类此之建筑。故余颇疑此为大僧侣或贵人死后埋藏之所。其形式或受印度佛教影响，与沟西之染汉化者不同也。至墓道中之大缸作何用耶。审其形质，为北魏末年之遗物。然决非此墓道中所固有，或由他处移藏于此者也。现此物已送吐鲁番县署保存矣。
2.史茔
3月2日至4日，为维民年节，余亦循例休息三日，5日继续工作。加至二十人仍工作沟西坟茔。一行清理NDC28茔之4、5、10、11各冢，均有少许之收获。大队人员工作史茔。史茔在NDC28茔之西北隅，有古坟5冢，集为1茔，门均东北向。其第1冢，墓道宽0.8米，长约7.3米。在墓壁之中间约有1米之距离，即发现墓表2方。均为朱书，一题延寿八年史伯悦墓表，一题唐永徽五年史伯悦妻NDC28氏墓表。两方骈立，显然为夫妇合冢。至深距地平面2.3米，即发现墓门。门高1.3米，上宽1米，下宽0.75米，入门为墓室，室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2.5米，前宽2米，长3米，室后横陈尸骨2具，头西北足东南，盖即史伯悦夫妇二人之遗骸也。陶器陈于足部者1件，余均陈于头部，自南至北骈比为一线。其第2冢之收获则甚微，除在墓道壁上所取得之墓表，表明为延昌五年史祐孝外，不见陶器。故余亦未测量其墓室，与陶器陈设之位置也。其次即继续工作NDC28茔东之NC135茔。
3.氾茔
在吾人工作NC135茔时，有本地人在NDC28茔北之令褈茔发掘，出墓表1方。墨书延昌十一年令褈天恩墓表，字体方整，书写甚佳。来以献余。余请其来与余大队共同工作NC135茔。令褈茔茔门及冢门均向西南，NC135茔则向东北，适相反。NC135茔共有9冢，列为3行，第1行4冢，第2行3冢，第3行2冢。在第2行之第1冢，发现NC135绍和及夫人张氏墓表，前为朱书，题和平二年，而夫人张氏为墨书，在砖之背面。故余疑NC135绍和先死，夫人张氏死后附葬时，取原砖续书也。又在第3冢取墓表1方，题唐永徽元年NC135朋祐。墓中取陶器3件。在NC135茔之东为赵茔。
4.赵茔
赵茔门均东南向。赵茔以西如NDC28茔、史茔、NC135茔门多东北向，自赵茔而东，门多东南向，盖以其地势渐开展故也，赵茔为8冢，分2行，第1行5冢，第2行3冢。在第1冢中得墓表1方，朱书，首二行字不清，以水透湿，识三年丙子岁赵僧胤等字，复加检考，知为义和三年。墓中得陶器20余件。在其第2冢得墓表3方。一墨书题建昌元年赵荣宗夫人韩氏，一刻格朱书延昌十三年赵荣宗，一朱书题延和三年赵荣宗妻马氏。墓中无陶器，疑已被人盗掘也。盖盗墓者多自墓门往下掘，墓表在墓道之末端，为盗墓者所不知，故能保存至今也。第4冢为朱书，题延寿九年赵充贤。第3冢得墓表二，一墨书唐仪凤三年赵贞仁，一剥蚀不明，未能审其姓字官职。墓中有陶器10件。第7冢亦得墓表2方，一为延寿九年赵悦子，一为延寿七年赵悦子妻马氏，均朱书。取陶器2件。在赵茔之东北为画茔。
5.画茔
在3月6日因余连日工作古坟之顺利，决增加多人工作。故今日参加人数为三十八人，由小侯与汗木多利领导，继续工作赵茔以东之各茔地。余在家料理队务及办理杂事，至傍午方至工作地视察。画茔共4冢，冢前石线均东南向，外无石线作栏，以各冢发掘之结果，审为画茔。在第1冢墓道中得墓表1方，为章和十六年画承墓表，方格刻字，颇整齐。尾附朱书永平二年夫人张氏。因画承死后，其夫人附葬时，就原砖追书，毫无可疑。而余作NDC28氏纪年，以永平继章和之后，亦由此表为之证明也。墓中取陶器10件。第2冢墓道中之墓表为延昌二十二年画神邕妻周氏，朱书朱格。墓中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三十一年画纂。取陶器2件。第4冢墓表为儒子，墨书延昌十九年，取陶器4件。儒子墓表不署姓名，以其附于画纂墓旁，或亦姓画，卒年二十有七，无妻子，盖其取名儒子之故欤。在画茔之东为田茔。
6.田茔
茔内共3冢，门均东南向。外亦无石线栏。在第1冢中其墓表为刻字，题永平元年田元初。取陶器2件。第2冢墓表为墨书，题建昌五年田绍贤。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三十二年田贤文。无陶器。由画茔与田茔在排列整齐之坟墓中，审其墓表所题之年代，在最右者时代为最早，以次递后，因此吾人知当时埋葬，亦先为右边，由右而左，或者为西域人尚右之故欤。在田茔西南为曹茔。只2冢，亦无石线栏。掘其左一冢，得墓表1方为朱书，题延昌七年曹孟祐。取陶器12件。在田茔东百余步为孟茔。
7.孟茔
茔内共16冢，排列颇不整齐，略可分为5列，门均向东南。在第1冢墓表为朱书，题和平四年孟宣宗，有陶器9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一年孟孝□。有陶器5件。第3冢，亦为朱书，题延昌三年孟宣住，有陶器5件。第5冢为朱书直格，题延和八年孟子，有陶器10余件。第6冢为朱书直格，题唐贞观二十四年孟隆武，有陶器3件。第8冢其墓表字迹模糊，只识义和四年丁丑岁等字，为何人之墓及官职若何已无从考识。但其墓表原书有延昌年号，则为取旧专（砖）新书者，余由此而知义和在延昌之后。盖罗振玉氏NDC28氏年表，以延和直接延寿，今乃知延和之后尚有义和，庆幸曷极。在墓中取陶器1件，然其价值不在此也。在第16冢亦掘开，惟取陶器2件，无墓表。综上诸冢，以墓表所署之年代推其埋葬先后，亦为自右而左，与画茔田茔相同也。在孟茔之北为曹茔。
8.曹茔
曹茔邻于孟茔之旁，外无石线栏，有坟7冢，为一茔，门均东北向。在第1冢中取墓表1方，墨书延昌三十七年曹智茂。取陶器3件。第2冢以土坯作墓表，无陶器。第5冢取墓表2方，一朱书延寿九年曹武宣，一朱书延寿八年曹妻苏氏。墓中得铜饰2件，形如今之眼镜，左右隆起，密穿细孔，边缘有绢帛纹理，疑为衣帽上之装饰品。第6冢为朱书，题唐咸亨五年曹怀明妻索氏墓志铭。虽间有模糊，但以水浸湿，尚可识其大略。书写亦优，约200字，前为志，后为铭辞。在高昌有国时之墓志均称墓表，直书年月日及死者官职名氏，体尚质素。入唐乃有墓志铭以颂扬死者之德行，文词趋于繁缛。虽贫穷者亦尝抄袭他人之文以颂扬其死者。如王康师为其父作墓志铭，文与曹怀明妻索氏墓志多相同。间有更改一二字，而致陷于不伦者。如曹怀明文云：“嗟兹亡妇，秋叶雕霜。”盖夫悼其妻之词。王康师则改为“嗟兹亡父，秋叶雕霜”殊可笑也。但中国之文学传于西域，由此可见其概略，然必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后也。墓中有陶器9件。在曹茔之东为苏茔，共21冢，门均东北向。在第1冢得墓表1方，题延昌二十二年苏玄胜妻贾氏，朱书朱格，无陶器。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十五年苏□相。得陶器5件。以上诸茔地，皆在大道以北，为余等日来工作之地也。
在3月8日余为当地习称之阿亦普沁所驱使，拟前往寻觅。乃留汗木多利与小侯每日仍带领20名工人工作沟西路南之古茔地。余带毛拉及引导者，于今日正午向东南出发。下午1时出沟口，转南行，经连木沁村庄，入戈壁往南，经大庄子，住于锡兰木一维民家中。次晨又出发向西南行，渡托克逊水，发现阿萨土拉，为古时茔堡，以捍卫大道旁之行旅者。盖由鲁克沁旁库鲁克山往西，经艾丁湖之南岸，经毕占土拉、阿萨土拉，入库木什山至焉耆，为唐时之银山道。郭孝恪攻焉耆即取道于此。现有大道辙迹，维名北京邮路，由东至西，沿此大道，有古时土墩。维民呼为土拉，形成一线，以保护当时大道旁居民与屯卒。阿萨土拉即其中之一也。过此，仍为碱滩，盐硝搀泥，枯苇僵结，鳞积成波浪形。下午2时住于英儿野勒克羊厂。次晨，即骑马觅古城。传说古城在山边，及至，除白色如银之库鲁克塔格山石外，不见有何古代遗迹可寻，但由此可知古人取名银山之意也。沿山麓往东行，觅得古墓茔多处，则知古时沿艾丁湖畔而居者亦甚众多，生时牧畜于湖岸，死则葬于此山麓也。3月11日即开始返行，又经蒙古坟茔及土拉多处，发现卜柯洛克土拉。又此一带之古坟与雅尔湖不同，此处冢上虽堆砌石块，其下即为井穴，深约1.3公尺，有木料作栏，死者裹以布帛，或毛织物，疑为本地后期之游牧民族，或即畏兀儿人之墓地亦未可知。余因欲速返雅尔湖，未及工作，殊可惜也。由此向北复渡托克逊水，转西北行至大墩子，转东北行，晚8点40分抵雅尔湖住次。小侯与汗木多利急以四日之工作相告，古物累累，已盈余之床榻前后左右矣。
3月12日余即至古坟地视察彼等之工作。大道南之古坟茔均集中于中部。其西则为风蚀土阜，迤逦漫衍。再南过小道，即至四道沟。往东，地势高低不平，古坟散布亦稀。故此一带为中部，为沟西坟茔之要区，亦即余等工作之中心地也。兹将道南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9.卫茔
此为邻近路南最西之一茔，其门均向东北，有坟6冢，分为3列，余发掘其三。在第1冢墓表为朱书朱格，题延昌三十三年卫孝恭妻袁氏。有陶器4件。第3冢为一墓志铭，字迹漫灭，不可尽辨。故死者之姓氏官职及埋葬年月均无可考。有陶器11件。第6冢无墓表，仅得骨器1件，头尖锐，疑为妇人之簪。在卫茔之东为罗茔。石栏作长方形，门亦东北向，5冢，只掘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寿十三年罗妻太景。无陶器。
10.袁茔
在罗茔之东为袁茔。冢门均东北向，共坟12冢，掘第1、第2两冢。在第1冢中有陶器5件，无墓表。第2冢中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九年袁穆寅妻和氏。无陶器。其东为唐茔。
11.唐茔
唐茔紧接大道，在袁茔之东，为吾等在大道南工作之中心地。共18冢，分4列，第1列7冢；第2列2冢；第3列7冢；第4列2冢。冢门及外之石线栏均西南向。在第1冢中得墓表2，其一为朱书朱格，题延寿八年唐耀谦。其二为朱书，题义和二年唐幼谦妻NDC28氏，墓中有陶器13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和十年唐仲谦，有陶器13件。第3冢墓表有3，二方合并，一方骈列。一朱书义和四年唐舒平；一朱书延和二年唐元护妻令褈氏；一不明。得陶器30余件。兹述其墓室之构造，与陶器陈列状况如下：其墓道长9米，宽0.8米，三墓表均在墓壁之中间。墓道深至距地平面3.6米时，即现墓门，宽0.7米，门高1.2米，与墓室等齐。启墓门入为墓室。室作梯形，前宽2.6米，后宽3.2米，直长2.1米。有尸骨3具，后2具头西北足东南。又1具在其右边，头西南足东北。陶器陈列于死者足间及身旁，形成一弧线。其中有一漏底甑，则陈于一死者头部右侧，或有重视此器之意也。第4冢墓表为朱书刻格，题延昌十三年唐忠贤妻高氏。有陶器15件。其墓室之构造与陶器亦有可言者。墓道长6.5米，宽0.7米，墓表在其中间。墓道渐后渐宽。在距地平面2.8米时即现墓门。上窄下宽，形同圭窦，上宽0.4米，下宽0.9米，高1.1米，与墓室齐。墓室为四边形，左宽右窄，左宽2.8米，右宽2.6米，后宽2.8米，前宽2.9米。右边有土台，高0.1米，宽2.2米，死者直陈其上，头西南，足东北。土台旁陈陶器10余件，尽为瓿、碗、杯之属。第5冢无墓表，有陶器6件。第6冢墓表为朱书，体同墓志铭，死者为高昌人，名唐昙海，唐龙朔三年死，四年葬。墓中得泥塑驼马等残件。盖唐以前在高昌有国期中，据余之发掘，其墓中无以泥质人马为殉葬品者，有之皆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后，此可注意之事也。第7冢墓表为唐複墓志铭，尾书上元二年，亦唐代之墓也。文词甚优，书写亦佳。文中述其祖父两代均为伪学博士，盖以追述高昌时代之官职，故称伪耶。墓中得陶器3件，有一兽形足盆，置于头部。四周花纹隆起，堆砌兽形，里有猿猴像，伏于盆底。有三足，均作兽形，背负此盆，式样颇别致也。兹述墓室构造与陶器陈列状况如下：墓道尾宽1.1米，长6.7米，至距地平面2.8米即抵墓门。门高1.2米，上宽0.7米，下宽0.8米。墓室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3.3米，前宽2.3米，直长2.9米，高与门齐。后有土台作长方形，厚0.1米，宽1.2米，长2.9米，有尸骨2具横陈，头西北足东南。兽形足盆即陈于外具之头部旁。又2件则陈台下之右边。第8冢墓表为朱书，题永淳元年唐思文妻张氏。得陶器4件。第9冢无墓表。得陶器5件。第10冢为朱书，题唐贞观二十一年唐妻辛墓表，左侧墨刻唐妻辛英疆之墓表八字，墓表侧刻字者甚少见也。内述唐为交河县神山乡民，与王朋显同乡，则高昌之乡村组织由此可证明也。有陶器9件。第11冢无墓表，墓中得铜器5件，似为衣带饰之具也。第12冢无墓表，有陶器7件。第13冢墓表有二。一为朱书贞观十八年交河县民岸头府谸师唐神护。一略小，侧刻师唐神护四字。二砖皆为一人，疑刻于侧者，师上略去一字。墓中有陶器1件。第14冢，墓表有二，一为朱书朱格，题延寿十一年唐阿明；一为延寿四年张氏。有陶器23件。第15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寿四年客曹主簿，姓氏不明，但以同茔不杂他姓为例，亦当姓唐无疑。殉葬之陶器甚多，有驼蹄足盆一，瓿、ND22A、杯、盂之属，共30余件。兹将其墓室构造及陶器陈列状况述如下：墓道长6.9米，宽1.1米，在距地平面2.1米即抵墓门。门宽0.7米，高1.2米，与墓室齐，墓室作后宽前窄之梯形，后宽2.45米，前宽1.9米，长2.4米。中有死者尸骨2具，横陈后方，头西北，足东南。陶器分陈于头足两面，直陈一线，其驼蹄足盆则在死者之足旁，表示为特别贡献之物也。第16冢，墓表字不明，未能知其年月日。得陶瓿4件。第18冢无墓表，有陶器4件。
12.马茔
在唐茔之东南隅为马茔，与唐茔茔门交错，盖唐茔门向西南，而马茔向东北，正相对也。共有坟27冢，分为4列。但吾人只掘其3冢而止。第7冢得墓表1方，朱书，字迹不明，仅识延和四年等字，其死者之姓名官职亦不可知也。无陶器。第17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一年马阿卷。有陶器4件。第18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四十一年马氏，不具姓氏，书写甚佳。墓中有陶器20余件。在马茔东，有坟2冢，为一茔，门亦东北向，发掘无墓表，未审其姓氏，余订为B茔，有陶器2件。在B茔之东北有坟5冢，为一茔，门亦东北向，余订为C茔，掘第3冢，得陶器3件，亦无墓表。此二茔为余工作古坟茔之最无收获者也。在C茔之北为A茔。有坟9冢，亦无墓表。未能知其姓名，余订为A茔。掘其第1、2两冢，成绩甚佳。第1冢中发现兽形足盆1件，堆砌兽像计11形，骈绕四周，形旁间有花瓣纹，与唐複墓中之兽形足盆其形象多相同。为余发现陶器中之较佳者也。但此盆倒置于墓道之尾端，入土不深，与通常三足盆陈列墓中死者足旁或头旁者不同，未知何故？墓中复得陶器20余件。以其殉葬之丰富，必非贫贱之人，然为何无墓表以为志也。第2冢无墓表，亦得陶器9件。在A茔之旁为刘茔。
13.刘茔
在A茔之东为刘茔，有坟8冢，分为2列，门向东南。第1冢墓表为朱书，首题镇西府内主簿刘□□。其名字及死葬年月，均模糊不明，墓中有陶器10余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刻直格，题延昌二十七年追赠虎牙将军刘氏，失书其名字。得陶器3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重光元年刘保欢。为所得墓表中之年代最远者，今由此墓表，而NDC28嘉即位之年可以推定，快如何也。墓中得陶器4件。第5冢，墓表题唐显庆五年刘住隆妻王延台。有泥器10余件，多蚀残。有车轮二，墨画轮辐，中隆起穿一孔，疑为置轴之用。又泥器1件，疑为陶瓶之塞。第6冢为墓志铭朱书朱格，首书大唐乾封元年刘土恭，而刘字与土字书写相连致误作谹。墓中得泥人马像10余件。人像亦为残毁，致失其彩色，仅具其形貌耳。第7冢无物。第8冢仅得铜零件3枚。无墓表。
14.王茔
在刘茔之西南，B茔之南邻，有坟21冢为王茔。门均东南向。外茔石线，只有西北两面，东南二面已毁。审其遗迹，知原有石线作栏也。王茔在小道东，此道为雅尔湖人往北山之路，穿经坟区。时余谋迅速明了墓中之种姓及省减时间计，只取墓表，不开墓穴。因墓表在墓道中间，取拾甚易也。余在第1冢取王朋显墓表，朱书唐贞观二十二年。第2冢取王阇桂墓表，朱书延寿十三年。第3冢取王康师墓表，朱书唐仪凤三年。第6冢取王皮苟墓表，朱书延和十一年。第5冢取王阿和墓表，墨书延昌五年。由是而知此茔死者皆姓王也。在王茔之西为索茔。有坟3冢，门均东南向。余掘其第1冢，得墓表1方，为刻字填朱，题延昌三年记室参军妻张氏之墓，另行朱书客曹参（军）令兵将索演孙九字，当为后死附葬时续书者。但不知记室参军是否即索演孙也。无陶器。在王茔之西南为NC135茔。NC135茔有二，一在大道北，与赵茔邻。一在大道南，邻于王茔，此大道南之NC135茔也。掘第1冢，取墓表1方，为刻字填朱，题章和十八年NC135灵岳之墓表。取陶器9件。由此而西，古坟零落，间多倾圮，浮沙被之。方向亦极凌乱，有南向者，有北向者，有东向者，散布各处，又无石线为界。想非本地之主要居留人，故不予清理。在此一带乱冢之西南，有小道一，通四道沟中之居民。在小道与四道沟之中间为任茔。
15.任茔
有22冢，门均东南向。在第1冢中有墓表2方：一刻字，题建昌二年任叔达妻张掖袁氏；一墨书，题延昌元年任氏附夫人袁氏，其官职相同，则任氏当为一人。末附张掖袁氏者，盖其妻先死，后任氏附葬时又续书袁氏于其后。墓中有陶器6件。其第5冢，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三年任□□，任下字模糊，不知其名为何。墓中有陶器9件。第6冢，墓表为刻字，题延昌卅年任显文。无陶器。第9冢为朱书，题延昌三十九年任氏。有陶器3件。第10冢，朱书延昌十三年任□慎妻。有陶器17件。第12冢，朱书延和十一年任谦。有陶器9件。第14冢，朱书唐贞观十五年任阿悦妻刘氏。有陶器20件。第17冢，朱书延寿十年任阿庆。有陶器13件。第20冢，墓表有二：一朱书唐显庆元年四月十六日任相住之墓表；一墨书，为墓志铭，首题唐显庆元年四月八日交河人任相住也。两砖同志一人，死葬之年月亦同，惟一作四月十六日，一作四月八日，相差仅八天，而其卒之年岁一作七十有五，一作六十有一，则相差至14年之多。决不能一人死两次，此中必有一误。后检四月八日之墓志，其任相住三字书写特劣，与全文笔迹不类，且其干支亦与长历不合，因此余疑系取他人墓表涂书任相住三字，以歌颂死者之功德也。墓中有陶器3件。在任茔之西为张茔。
16.张茔
张茔在小道之西，外无石线栏，门均东南向。第1冢墓表有2，一朱书延昌十九年张神忠墓表，一不明。有陶器19件。第2冢，墓表有2，一墨书延昌十五年张买得；一朱书延昌二十八年买得妻王氏。有陶器10件。第5冢朱书重光二年张保守。有陶器14件。第6冢，朱书延和八年张时受。有陶器3件。
17.麹茔
在张茔之西，约百余步，有坟2冢，亦无石线栏。掘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四年NDC28显穆。无陶器。在NDC28显穆墓之西为NB83E弹ND222，有坟10冢为一茔，以石线栏之，门均东南向。掘第1冢，有墓表2，一朱书建昌四年NDC28ND223妻白阿度及女；一墨书延昌十七年NDC28弹ND222及妻张氏。有陶器13件。在NDC28茔之旁又为张茔。在第1冢中，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十二年张阿□，有陶器1件。第2冢墓表亦为朱书，题延昌□年张氏，有陶器1件。
此为余于3月9日出外考查，小侯及汗木多利等清理大道与小道中部坟墓之大略。及余于3月11日返队，继续清理小路两旁之古坟，成绩欠佳，乃减为5人，工作小路西南之各坟茔。余连日绘此地古坟分布图，至3月16日，而沟西之全部工作告竣。余等自3月1日至3月16日工作沟西坟区，除因维民年节休息三日外，每日有10余人或30人不等加入工作，在此荒僻之戈壁滩上，本地人来鬻食物者骈列成市，日昃不歇，四方之骑马驴来观者络绎于途，未始非一时之盛事。而余所得之数十箱古物，又足以证明高昌NDC28氏有国之历史。此又余所尝自引以为幸慰者也。
三、沟南
先是在沟西之东里余，当四道沟与三道沟水合流出口处，在土子诺克塔格之北麓，有高原隆起于四道沟与三道沟之间，古坟累累如棋布，本地人亟称从未有人掘过。邀余试往工作，致使余停工之意思消减，而又欲继续前往一试，以与沟西坟区作一比较。在沟西坟区东行，山势陂陀，间有一二散布古坟，但已与维民新坟相厕杂。前行里许即至其地，两边临甚深之崖岸，居民住于沟中，泉水淙淙东南流，树木荫绮，野木沁之人往迪化者，亦取道于此。余于3月17日开始工作，以18人从事，得陶器80件，墓砖2方。
18.索茔
此地有坟5茔，唯中间一茔最为整齐巍峨，超越沟西，乃试工作此茔。此茔共有坟9冢，斜线骈列为3行，外有石线栏之。门均东南向。后宽23.8米，左宽42.1米，右宽42.1米，前宽22米，门宽4.8米，门长9.4米。余即工作其中之第1、2、3冢。在第1冢墓道中取墓表3方。一为朱书朱格，题延昌三十一年索显忠；一朱书，题延昌十三年索显忠妻曹氏；一朱书延昌三十三年索显忠妻张孝英。墓中有尸骨3具，与墓表之数相符，盖为索氏夫妻无疑也。有陶器40件，均堆积于头部及身旁。有三足盆二，及ND22A、瓿、杯、盂之类。其种类颇多，三足盆则置之中间，而四周围列陶器一圈，其盂、杯之类，则累叠列陈。陶器花纹多为朱色。有一盂内涂朱，其朱色渣汁，犹沉淀于底部。厚1厘米，触之尚能染指也。又一瓿，内满覆已腐食物之渣汁，则当时必以陈食物，且即以所陈之食物殉葬也。有在陶器口缘起白沫成凌状者，或因其器中原存有盐质之物所致。又有黄泥质杯数件，无柄，口微涂黑。凡此种种皆表示当时人民生活之状况，使吾人尽量了解，千余年前西域人日用器具与食品，亦为吾人最乐之事也。第2冢，在墓道中取墓表2方，一朱书，题延昌七年索守猪妻贾氏；一朱书墨格，题延昌十二年索守猪，但无陶器。第3冢无墓表。掘此墓时，余正在沟西复查已工作之墓穴，远见余之脚夫由沟南匆匆来，彼不能汉语，余不能维语，以手指示，仿佛是请余去者，前行数武，而余之掘手汗木多利立于高阜上，以手招示，声声叫余，余知其必有贵重物发现也。即驰至，以手电灯照此黑暗之窟室，似有一彩绘男女之神像覆于死者身上，及取携，已腐朽化为灰泥矣。余下人之惊愕呼余者为现也。余乃审视墓室一周，记其情形如下：墓道宽0.7米，后宽1米，长7.2米，深距地平面1.2米时，即现墓门。有土坯数块塞门，盖陈置死者既竣，即以土坯闭塞墓门，所以防浮土倾入与野兽之扰害也。门高1米，宽0.7米。启门入为墓室，墓室作梯形。前宽2.4米，后宽2.8米，长3米。中有土台二，作长方形，相对横列。后一宽2米，长1米，厚0.1米。前一宽1.7米，长0.8米。台上垫以石灰，上布芦席，后台陈尸骨2具，头西南，足东北。后一，长1.8米，头足旁置陶器各一。足旁为一大三足盆。后二，长1.65米，头部置陶器1件，两尸之中间置碗瓿之类一线。前台陈尸骨1具，头西南，足东北，与后二同。头足均枕以草灰枕，作棱角形。身衣锦绣，覆以采绘男女之神像，虽已腐化，但其彩色质料尚可见也。尸长1.65米，头旁置陶器1件，于其右侧。在两土台之中间有洼沟，置陶器一线。余均陈列于土台之南部，自后至前累累若串珠，共40余件。举凡生人所习用之器物几具于此矣。
余今日虽得最丰美之收获，随人等均劝余继续工作，但余终不欲更改余之原订计划，明日仍然停止工作。并整理所得之古物及包裹装箱，以备长途之运输，故亦备极忙碌也。
3月20日始将采集品26箱装包完竣，移置吐鲁番气象台中。21日上午将所有事务料理完毕。下午2时率全队离开二十日勤苦工作之雅尔湖，向哈拉和卓出发。沿让布工商渠东南行，夜抵让布工商。汉名二工，为清光绪中屯垦之地。发现古城一，疑为唐之南平或安昌故址。次日由小侯、汗木多利带队直至哈拉和卓。余偕毛拉至吐鲁番城购办什物，24日晚返哈拉和卓。25日开始查视附近古迹，3月30日开始古坟之工作。在哈拉和卓附近有古坟地三区：一在古城西北里许，其面积之大，过于雅尔崖，最有名之张怀寂墓亦在此区（详王树蒧《新疆考古录》），但多为东西游历人士及本地人所盗掘，已失其地中层序，颇难清理，故余决定不工作。一在古城东北1.5公里许，当往土峪沟途中，古坟亦多，其状与西北区同。余等在此处取墓砖2方。一为朱书，题河西王通事舍人张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无年号及年月日。但在高昌NDC28氏有国时无河西王名称，余查《宋书·氐胡传》沮渠无讳袭据高昌，遣使奉表于宋文帝，拜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及无讳卒，其弟安周继立，宋仍拜为河西王如故。是河西王为沮渠无讳及安周时事。无讳为宋元嘉十九年，安周为宋元嘉二十一年，在NDC28氏前，故不署高昌年号，然沮渠氏侵入高昌，由此可以证明也。一为墨书章和七年平远府录事参军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其墓中均已被人盗掘，惟墓表在墓道之末端，故尚能保存也。此一带坟院形式与雅尔崖同，院外有石线为栏，冢前有石线，其族划区分亦颇清晰。惟西北之坟区与此略异，外栏及冢墓道均已失去痕迹，或者原即未有，其坟之周围，间有半月形之土埂，表示为坟墓之屏障。此种风俗，略同内地，若江南一带之古坟多如此。亦有在坟后起高塔者，则为佛教入西域后之遗俗。二堡旧城及雅尔崖旧城尝有此类之建筑物，而其前均为坟墓。有时外表不隆起，故不能知其墓穴何在也。一在二堡东南伯什柯恶克，距二堡旧城约5公里。此处坟院形式与雅尔崖及他地均异，每冢上有一土墩，盖为塔或房屋之已倾圮者，坟前亦有墓道，外以石线表示，与雅尔崖同。在一冢或二、三冢外，有土筑之围墙，高约2米余，四周围之，宽10米，长约90米。余于3月29日试工作此一带坟地，每日5人，工作3日，长30米，深8米，但除有死尸之嗅味及零碎铜件外，不见有显著之古物。盖此一带地湿土疏，古时遗迹致失其保存之效能。余因是遂放弃此地之工作，转寻余所希冀之两千年前罗布泊古海也。
（原载《高昌陶集》）
雅尔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余在报告中曾分沟北与沟西两地叙述。今根据遗物之形式花纹及同时出土器物作时代之研究，亦拟分为沟北与沟西两期。虽沟南与沟西相距稍远，但其遗物之形式花纹与沟西两无差异。其墓表所署之年代亦先后相若。故合并为一期，统称为沟西期。今本余考查所得，及记载所述，表示个人意见如下，以俾研究者之参考焉。
一、沟北期
沟北古坟中出土之器物，其墓室形式与陈列方法，类皆相同，皆可表为同一民族之风习，其详已见报告书。又其陶器共为两类。除单耳彩色瓶，非由余亲手掘出，另有论述外，其余各陶器其彩色与制作方法，类皆一致，亦可表现为同一时代之遗物，虽有一俯口钵，与其他器形制不同，余在遗物说明内认为可疑，然不碍于主体也。但沟北陶器均无墓表，欲推论其绝对年代如沟西所出者为不可能，故不能不求其次者，即在同时出土器物及陶器本身之花纹彩色，而推论其相对年代。盖考古者除此外，尚无别法作研究之根据也。兹先述同时出土之铜骨器具以作比较。
1.铜兽环
余在沟北沙梁北第1冢所发现之铜兽环，已在遗物说明内详述其形象。今以中国铜器上之花纹比对，亦有可为余研究时代之证者。试以《博古图》所载，其脰带间所具之兽头形作例。如彝类，商器具兽头形者9，周器兽头形者10。其分别商周，虽未必完全可据，但据铭词如父丁彝（卷八，页十一）、立戈父甲彝（卷八，页十二）确为商器。单彝（卷八，页十七）、召父彝（卷八，页二十）确为周器，则可信也。又如卣类，商器具兽头形者16，周器具兽头形者6。例如祖乙卣（卷九，页五）、祖辛卣（卷九，页十八）确为商器。周宝卣（卷十一，页三）、孙卣（卷十一，页十六）确为周器。又尊类，如商龙凤方尊（卷六，页二十六）、商三兽饕餮尊（卷七，页二十六）。又壶类，如周饕餮方壶（卷十二，页二十二）、周觚ND226壶（卷十二，页十六）。以上诸器脰带间皆着兽头之形，惟均不衔环。其衔环之象，实起于晚周。仍以《博古图》所载衔环之器举例，如ND225洗盆类，有周兽耳ND225（卷十九，页二十六）、汉双鱼洗（卷二十，页二十五）、汉兽耳盆（卷二十一，页二十六）。周只1器，余均为汉。而周ND225与汉ND225形制甚同。壶类有周百兽圜壶（卷十二，页十七）、周鹦耳雷纹壶（卷十二，页二十九）、汉细纹圜壶（卷十三，页十一）、汉兽耳方壶一、二、三、四（卷十三，页十六至十九）、汉凤鱼壶（卷十三，页二十九）、汉兽耳圜壶（卷十三，页三十）、汉兽圜壶一（卷十三，页三十），共10器。而周只2器，余均为汉。而《博古图》所称之周又无铭词为证，仅据神色实不能作判别时代之根据。今以壶中有铭词者如大官壶为建武时器。以此形类推百兽圜壶与鹦耳雷纹壶形制大概相同。故此二器，即令为周代之物，当亦为晚周，与汉器为一系统也。周兽耳ND225亦同此例。故吾据上文所述，是商周间之器，仅有兽头，尚无兽头衔环之象。虽有作牺首形，为柄把之饰，但与此意义各别。因此余断定兽象衔环，起于晚周，至汉时最为普遍，是可确信者也。此见于铜器者。至于汉代石刻，雕此形象者亦甚多。例如汉射阳聚画像（图一）、嘉祥画像第6石、南武阳画像，皆是兽头衔环状。其兽头之形象与汉兽耳方壶一、二、三、四器相同（卷二十三，页三十三）。但射阳聚环系巾带，程瑶田订为佩环。余皆饰于门扉，古谓之铺首。其制至今犹存也。又1928年，日人发掘乐浪故冢，发现漆器甚多，其漆盂之侧，亦绘兽头衔环（《乐浪》图版七六），可证汉时此形效用极为普遍。且施入绘画，非仅雕刻然也。又余在罗布泊北岸古烽燧亭遗址，发现铜兽头佩具1件（图二），形同乐浪漆盂所绘，虽无环具，其鼻端有钩，所以结环，以同时发现之木简为证，亦为西汉时故物，是汉时又施之于器物矣。今此器出于沟北，两眼大口，类兽耳方壶，又额有两乳状，虽所衔之环，不如以上诸器之圆整，而呈椭圆形，且上连结一小圈，但其取义谅无差别。故余以铜石木诸器，来证明此器，其年代当亦为晚周或汉初之故物无可疑也。
图一 汉射阳聚画像
图二 汉兽头佩具 2.骨矢镞
沟北沙梁西第7冢出土有一木矢千骨镞（图三：1）。余在器物说明内已引《尔雅·释器》订骨镞为习射之用矣。但《尔雅》不著作者姓名，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子夏等所增益，皆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详细之辨驳。1.骨矢镞（雅尔崖沟北）2.铜矢镞（罗布泊）但《尔雅》为解释群经之书，历来学者均极重视。盖《尔雅》作者时代虽不可考，要为二千年前后之古书，其称引必有所本。又《仪礼·既夕》云：猴矢一乘，骨镞短卫，志矢一乘，轩谺中亦短卫。郑注云：志犹拟也，习射之矢。书云：若射之有志ND227谻也。无镞短卫，亦示不周生时志矢骨镞。按《既夕》为记士大夫丧葬之礼，死者既殡，陈列生时之器物弓矢于旁。以示不用，谓之明器，此骨矢镞亦出于墓中，陈于死者身旁，其用义当与《既夕》所记相同，但《既夕》为礼经之一篇。礼经传为周公所作，以记周时之礼仪制度，而经孔子正订者。故所记为周时之习俗。则周时尚有骨矢镞，已可证明矣。至汉代有无骨镞，余未能发现此类遗物，但余在罗布泊北岸烽火台遗址拾铜矢镞数十枚。有三棱形者，有圆锥形者（图三：2）。其圆锥形状酷似此骨镞，且镞内空以纳NFDB9，尤与骨镞相似，今以其同时发现之汉简证明，为西汉时故物。故此器其质料虽与之不同，按其形式则其时代未能相过。又按《尔雅》骨镞不翦羽谓之志。郭注云：今之骨ND228是也。《释文》引《埤苍》云：骨镞也。按《埤苍》为张楫所著。张楫为魏时博士，郭璞为东晋元帝时人，皆以今释古。是骨镞自周迄于魏晋犹习用未绝也。
图三 矢镞 3.骨签
沟北沙梁西第8冢出土之骨签，余在遗物说明书内，由其缺口摩擦之角度，已证明其为编织之用。但在中土记载上为何物，现尚无充分之证明。故其年代若何，约当中国何时期，均不能有详审之指明也。但据墓室之形状，亦为复室。与第7冢之墓室相同，且与之邻比，则营葬必与第7冢为同一时期。故第8冢之骨签亦必与第7冢之骨矢镞同时，可断言也。
4.陶器
以上专就铜器骨器作研究，则其时代之先后已略可考见。次就陶器本身彩色纹理形式分类研究，亦可收互证之效也。试分述如下：
（1）彩色及纹理
在沟北出土之陶器，除去彩绘陶瓶之外，余均有同一之彩色。即沟北之陶器均为红地，外表涂敷薄层红泥。此类红色陶器，据余此次所采集之陶片观之约有二种：一为唐代，一为远古。唐代红陶器，胎作浅红色，外面为粉红，磨制光平。余在库车古坟中所得唐代陶罂皆如此。又在库车、沙雅、焉耆一带之唐代遗址中，所得陶片甚多，上多刻水波纹，或里印蒲纹，同时有开元、建中诸唐代钱币，可作证明。至于远古之红色陶片，质较粗笨，内含石子，为特异之现象。间有薄敷红色彩衣，但多已脱落。余在吐鲁番南艾丁湖畔及雅尔崖旧城中等地所拾红陶片皆如此（图四）。雅尔崖旧城中所拾与彩画及刻纹陶片同地。又往西焉耆道中之阿拉癸沟及博斯腾湖旁之沙碛中亦拾有同样红陶片，同时有石刀片。而博斯腾湖旁沙碛中并拾贝钱1枚。若据同地出土之石刀片及贝钱，可认为新石器时代之产物。但又在其东北2.5公里许盐湖畔古坟中，掘出汉铜镜1，同时有红陶片及残器，又为公元前后所遗留。今沟北红陶器质粗，且同时出土有铜骨等件与盐湖畔之情形相同。故红陶片虽起于远古，但在公元前后犹为当时居民习用未绝也。又其中可予吾人以注意者，即在沟北古坟中发现石斧1件，磨制甚光，与红陶器同出土，陶器置之死者头部，石斧置之腰间。与焉耆沙碛及阿拉癸沟中所发现之红陶片同时有石刀片同一情形，据此似可推论沟北出土陶器为先史时期之遗物。但沟北墓中只此石斧一件，再无其他石器，不能即认为石器时代之产物。即令作较远之推论，亦为远古石器之抛弃于后者，观于石器上之水石冲刷痕迹可证。故不能据此一件，即作全部较远之推论也。又关于陶器之纹理亦为研究时代之必要资料。沟北陶器皆为刮磨纹，余在新疆本部所拾者除此外，又在吐鲁番南艾丁湖畔戈壁中发现有刮磨纹之红色陶片。虽无同时出土之器物，可以证明其时代要皆为西纪前后之故物。又在和田沙碛中亦拾刮磨纹之红陶片，纹理作几何曲线形，意料时代较迟，其在中国北部者，则为1927年夏，余在内蒙古甲色庙发现一旧城，采拾绳纹刻纹陶片极多，同时亦有刮磨纹陶片。又黑柳图河古址亦有少许。以绳纹陶器及其他铜件之证明，皆属于汉初。故刮磨纹起源何时虽不可知，要在汉代犹流传未绝也。不过在蒙古地所发现之刮磨纹陶器片，均为青灰色，而此则为红色为独异耳。
图四 磨纹红陶片（艾丁湖畔） 沟北陶器除单耳瓶外，其形式约可分两类：一为圆底钵，一为桶状把杯。钵之中有的若盘状（图五：1），有的若杯状（图五：2），但皆圆底无足，且皆为宽口。虽有一俯口钵为薄口，但余在遗物说明中已认为可疑。其余则大抵相同。但圆底陶器如陶钵之类，中国内地尚无甚多之发现。但在波斯出土之陶器，则与沟北所出相似者甚多。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 Ⅷ，p.100）第154图之彩绘三角形花纹陶片与余之单耳彩色瓶花纹相同。又原书p.323列绘各样陶器，其与余沟北期之式样同者有736、752、753、755、759诸图。又p.272，第3号墓穴中出土之陶器亦多与沟北所出者近似，而同时尚有许多与中国古时相同之铜器如矛盾之类。若就文化一源立论，则中国古代文明将被波斯夺去不少。而此次沟北出土之瓶钵，将为一有力之介绍物也。但吾人推论时代，不能只就一类器物作根据，必综合同时出土之各种器物及形色研究所得之结果，方可为最后之断定。故与圆底陶钵同时出土之桶状把杯亦为推论沟北器物年代之重要资料也。在沟北把杯类中有作桶状形者（图六：1），有作圆底形者（图六：2）。兹先就余考查所获与此类形状相同者言之。余于1930年春在雅尔崖工作完毕后，即赴罗布泊北岸探查。曾发现一汉代烽火台遗址，获木简百余，有黄龙、元延诸年号，确为两千年故物。在烽火台西约25公里有一干河，现已有水，在此河南北均有古坟，在河北岸古坟中发现桶状漆杯二（图七：1），以木为质，质料细薄，外涂朱漆，施以彩绘，虽被剥蚀，然犹能见其美丽之色彩。柄着器腰，适容一指，以此例沟北把杯，其形式正相同。同时尚发现有玻璃耳珰、木裐之类。在河南岸古坟中亦掘有木形把杯两件（图七：2），形式与沟北圆底把杯相同。不过一为木质，一为陶质耳。罗布泊与吐鲁番壤地相接，其文化之分布与交通当较密切。今以罗布泊出土之同形器物例吐鲁番所出者，亦为甚合理之研究。如此则沟北陶器不能与罗布泊相差过远也。又日人1929年发掘乐浪古坟，发现汉代漆器甚多，其漆盘之一，有汉永平十二年年号（《乐浪》图版六〇）。又有桶形漆器一（《乐浪》图版七九），其形式大小与余在罗布泊发现者同，彼亦为木质，但较粗耳。在乐浪报告书中，又插一瓦质把杯（《乐浪》页四七），据云：此器现藏旅顺关东厅博物馆。又云：此种形式瓦器在中国内地发现甚多云云。据此，是桶状把杯在中国内地亦甚流行，且传播至极东地也。今再就墓里遗物存置之状况言之，在沟北沙梁西第5冢，墓里遗物存置之状况，有桶状把杯一，置之死者头部。旁复有一圆底钵，内陈圆底把杯二，置于足旁。既把杯与圆底钵同存一墓中，则必为同一时代之流行品。又把杯置于钵中，疑为当时日用之习俗。若然，则圆底钵与把杯不可分离。按上文桶状把杯为公元前后之遗物，则圆底钵之时代，谅亦同此。就令圆底陶器在波斯年代较远，但起源与流迁为两事。故何时流入新疆，或为本地之仿作，及绵延至何时，均为可注意之问题。故不能以波斯式出土之年代以论西域也。
图五 钵 1.圆底浅钵 2.平口小钵 （2）形式
图六 把杯 1.桶状把杯 2.圆底把杯
图七 漆杯、木杯 2.圆底木把杯（罗布泊） 1.桶状漆杯（罗布泊）
综上所述，关于沟北陶器之彩色纹理形式，及同时出土之兽头环与骨矢镞作综合时代之考订，则沟北出土之器物如上所述者，皆不出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所遗留，是可确信也。
其次沟北陶器，有为吾人所最宜注意，而增加研究之兴趣者，为彩色单耳瓶（图八）。兹附论及之。
瓶之彩色花纹，均详遗物说明内，此不具述，惟以此类陶器，余只在沟北得此一件，其花纹有类于波斯出土之陶器花纹。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Ⅷ，p.100）第154图之彩绘三角花纹陶片与此器之花纹极同。又与中国本部河南秦王寨出土之陶片亦相似（阿恩《着色陶器》第5版第14图）。虽其彩色微异，但其画线之法则大抵相同。又甘肃出土之陶器如安特生《甘肃考古记》所述，第2版插图所示口缘部之水波纹与此器口缘部所绘同一形式。又第9版之第1、第2两图，其柄宽平，上端紧接口缘，与此器亦合。在此东西不同区域，而有同一式样及花纹之器物，固为研究东西文化开展之良好材料。若进而研究其时代殊感困难。据安特生、阿恩两博士研究河南、甘肃出土陶器之时代，根据苏萨亚诺之第12纪为断，计时为公元前2500年，殆近3000年之谱（《着色陶器》页二五、《考古记》页二二）。但吾人推论此器年代，不能完全根据安特生所拟（李济教授在小屯与仰韶文中已发生怀疑。见安阳报告第2期）。盖推论年代最上者为本身文字之证明；其次则借助于地层学及同时发现之器物作比较研究亦可得相当之验征，再次则征之于附近出土器物及历史之记载。此虽较上二法为逊，然犹较取东西悬远之物论其花纹之同异为胜也。余此器虽系假手于本地人之手，在此穴中只此一器，又无其他之证物及地层可供吾人以研究时代之资料，故研究时代之最上二法已不适用。但求其次法，既征求附近出土同似之器物作旁证，亦可得相对之年代也。
余在报告书内曾说明在雅尔崖旧城中掘拾彩色陶片若干。其花纹着色与此器相同。为吾人研究此器有力之根据。又轮台故城出土之红底黑花陶片亦当提及。按雅尔崖旧城为二千年前之车师前王庭旧址，《汉书·西域传》云：宣帝时遣卫司马破姑师未尽殄，今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又云：车师前王治交河城。按以出土之墓表作证，此城确为古之交河城，为车师前王所居之地无疑。但《史记·大宛传》称述张骞之语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姑师即车师。是张骞使西域时，当公元前126年车师已有城郭之居。则此城或更远于张骞时所筑也。此彩色陶片既在此城所拾，必为寄居此城中人所遗留。此器又在此城北1公里许之古墓中出土，则此城人生时所习用者，必与死后之殉葬者为同样器物，且可断定为同一时代也。又同时在土台上拾有压波纹、蒲纹、雷纹（俗称回纹）、黍状纹（《貔子窝》定为矢状纹）及印花纹陶片，与貔子窝高丽寨之陶片相同。彼以此属于汉式系统。此处所发现之压纹、印纹陶片，与彩色陶片同一地点，其地层虽已被本地人掘土所紊乱，但最低限度亦可说为先后相承时期。又余在轮台南一故城中亦拾有红底黑花陶片，与雅尔崖故城所拾者相同。余按此城与龟兹故城之距离方位推计，确为古轮台城遗址。又按史载轮台故城在公元前102年为李广利伐大宛时所屠。则此城之有居民当在公元前102年以前。则此城人所遗留之彩色陶片亦当为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之故物也。根据以上所述之彩色陶片，以评断沟北出土之彩色陶器，其时代当然不能有所不同。因雅尔崖古城与此器出土地为同一区域，而轮台与雅尔崖又为东西一线相承，在文化推进之路线上亦有重要之关系。既车师与轮台之同样遗物皆为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所遗留，则此器亦当先后同时，最远亦不出公元前5世纪，再不能推远，故安特生3000年之说吾人不能援用。但近据瑞典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一期中载安特生一文，题目为“Per Weguler die Steppen”，文中认内蒙一带西至甘新之铜器遗物，颇有特别之处，可以自成一区，与西伯利亚出现之斯西安（Scythian）遗物相似处甚多。又因沙井期之带彩陶器曾与此类铜器同时出现。照此类铜器在斯西安出现，以计算年代，安氏将甘肃沙井期推晚1000余年。重订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100年（p.153，亦见安阳报告第二期小屯与仰韶所引）。据此，是安特生氏最后之改订颇与余说相近，而为吾人所赞同者也。
图八 彩色单耳瓶 又余在此处关于东西文化之推进，附带叙述，以作余上文之结论。盖新疆居此东西交通之邮，在海道未通以前，东方民族之至西方与西方民族之东来必经过新疆。
据一般学者所云，东西文化有二大策源地，一为伊兰高原，一为中国本部。此两大文化区均位于新疆之两端，如何能沟通交通为一问题。盖西域地形沙碛大半，水草缺乏，暨西荒岭旷漠，时虞盗贼，非有强大之兵力与财力，平夷道途，警卫行旅，不能为有效之交通，此为稍明西域地形者所公认。因此东西文化之活动，非藉外缘之驱使不能显其机能。故余以为军事之拓展与种族之移徙皆为推进文化之重要原因也。在有史以前，西域之情形如何，吾人不得而知。近今学者关于人种之来源与文化之发生皆有不少拟议，但均无确切之证明，不可信为必然。故东西人文之活动，溯其最先而略有依据者，略可分为二期。一为大流士远征与塞种人之移徙；一为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请先言其前者。
公元前521年，波斯王大流士第一继立。袭居鲁氏之遗业统有小亚细亚、叙利亚全部，如文化发生最早之埃及、巴比伦、亚述及赫族，均为波斯领土之一部。其疆域西及多瑙河，北与塞种为邻，东与印度相接。而雄才大略之大流士复转兵北征，与塞种人战于多瑙河岸。战虽不胜，而东西民族因此而受一极大之冲动，此在世界史上可注意之事也。盖塞种原为黑海沿岸之游牧民族，后渐次东展，向里海、阿拉海之北岸漫延。自经此次战争之后，又分为两支移徙：一支向东徙，沿伊犁河山谷以入新疆；一支向南徙，沿阿姆河以至大夏（此据法国伯希和教授对余所云）。除南徙之一支俟另文论述外，其东徙之一支究在何时入新为一问题，但按中国传记所述，亦有可资参考者。《汉书·西域传》云：乌孙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又称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是时匈奴约在今之新疆东部，奇台、阿尔泰一带。大宛即今浩罕一带。康居在北，约在今巴尔喀什湖西北之荒原锡尔河沿岸，今为哥萨克地。所谓城郭诸国，即今天山南路诸地也。汉书既云乌孙本塞地，则塞种人是时占有巴尔喀什湖以东，沿伊犁河及特克斯河诸山谷，东展至新疆中部，如绥来以西，焉耆以北皆为其领域。及大月氏受匈奴威逼西奔，塞种人遂南徙（此支系由天山向西南徙，疑与由沿阿姆河南徙之一支不同）。大月氏复追踵而南，乌孙遂居其故也。乌孙迁徙之年代，虽史无明文，但大月氏西奔，为汉文帝四年即公元前176年。则乌孙之据其故地，必在是时，据上所述，是塞种人之东移，必在公元前521年以后，公元前176年以前，考之史传，可以信其然也。至于因塞种人之移徙，其所附带之文化如何，余虽未发现指明何者为塞种人所遗留之故物，但塞种与亚述、米太、波斯血统相属，经此一度之开通，其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均有侵入新疆之可能。故在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之间为东西文化推进之第一期。且此期文化乃由西北荒漠以入新疆之北部也。
其次述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在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王东征波斯，占据其都城苏萨。又进兵至印度西北部之干达拉，希腊文化同时至此两地。并遗留士兵与波斯人婚媾而成希波之混合民族。虽马其顿王死后国土分裂，而希腊之文化仍在此处葆荏滋长。虽在公元前176年以后被东方游牧民族塞种人与大月氏人相继侵入，然终被本地优秀之文明所同化，改其故习（参考德国奈柯克氏V.L.Coq《东土耳其斯坦之希腊遗痕》）。及公元前126年张骞使月氏，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而东西之文化如两地水池之被沟通，彼此交流。故一般学者均认此时为东西文化最活动时期。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为东西文化第二期之推进。且此期文化乃由波斯越帕米尔高原以入新疆南部者也。新疆之承受东西文化亦以此期为最巨。又以后之佛教文明传至印度之西北部与希腊文明混合，而成立之犍陀罗佛教，渐次传入新疆及中国内地，虽张骞使月氏还未有提及佛教之事，但佛教之传播亦系受此期之影响跟随而入，无可疑也。
综上所述军事之拓展与人种之移徙，而东西文化早期推进之原因，由此可见。但余在沟北所掘拾之古物为受何期推动之影响，为何种民族所遗留，在未得充分证明以前暂不能有确切之推断。但于各种民族移徙之路线，考究古物之分布，比较同异，亦可使吾人发进一步之深省。则余之建立两期推进说，亦为研究东西文化交通之一重要提示也。
自此以后，东西交通频繁，文化之推动亦极活跃。如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之西移，景教、摩尼教、回教之东来。于文化之沟通上，莫不有相当之关系。因与本篇无关，故不论及。
二、沟西期
余对于沟北出土之陶器及铜骨诸器时代之研究，已如上文所述。其次当述及沟西与沟南之遗物。按沟北之遗物无文字作证明，故研究时代必根据陶器之花纹形式及同时出土遗物，作相对之推论。而沟西及沟南之陶器皆附带墓表，以墓表所署之年代判断墓里陶器之年代，故年代极为可信。盖吾人研究古器物其最要之工作即推论其时代。盖陶器有自署年代者，其真确固无论矣。其次则同时出土之遗物标明有确实之年代者，亦可以彼例此作同等之推论，在考古学上亦认为极真确之方法也。
盖沟西及沟南墓室前均有墓道以通往，死者及陶器均在墓室中，而墓道两壁则砌有墓表。故墓表上所署之人名当然即墓中之死者，而墓表上之年龄籍贯及埋葬年月当然亦为叙述死者之事。今此陶器均陈列于死者两旁，故必系与死者同时入土，则墓表上所署之埋葬年代亦系陶器入土之年代，毫无可疑也。虽陶器之制作或许较早，其形制或由早先遗传下来，但时人既以之殉葬，则陶器在当时固甚流行也。然沟西陶器有墓表同时出土者，当然以墓表所署之年代为断，但其中亦有许多无墓表而只有陶器，其陶器之时代若何，固为一问题。但沟西坟茔有一特殊现象为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即沟西每合若干冢为一茔，其一茔中之冢墓，类皆为一姓，外有一石线作栏。各冢在一茔之中，依次鳞比，有时尚能推出其先后埋葬之次序，则无墓表之墓室距有墓表之墓室，其时代相差当不甚远。故以有墓表之陶器，例无墓表之陶器，其时代当亦真确可据也。例如沟南索茔第1冢，墓表署明为延昌十三年至四十一年，其陶器之时代固无问题。而第3冢则无墓表，今以第3冢之陶器，比较其形式花纹竟无区别，则第3冢陶器之时代与第1冢陶器之时代当亦无甚剧之差别。本篇图版取材索茔陶器颇多，可覆按也。因此吾人研究沟西及沟南陶器之时代，即根据墓表之题示，皆以为自北魏之末以迄初唐，即自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遗物。其有无墓表者，亦此为例也。在此期间，虽经一度之国变，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唐太宗命侯君集平高昌，改隶唐朝版图。然其墓室中之遗物，据余发掘之经过，除墓志款式转遵中土，及以泥塑偶像器具殉葬，二者为高昌有国时所无外，至若陶器之形式花纹则毫无所变也。故吾人关于沟西及沟南之陶器皆认为一时代之产物，与沟北不同一时期也。
在此，进而研究其形式花纹，作系统之叙述。
（一）形式
余在沟西及沟南所采之陶器共为800余件。约其类别共有14。虽各类之形式与用途不同，但其制作之方式，加口部与底部各有其相类之系统。今先述口部式如下。
1.卷口式
余在沟北所采之陶器。如钵类口皆宽平，唇微出。把杯类则为薄口，与身等齐。而沟西及沟南之陶器则以卷口式为最多。如ND22A类、壶类、瓿类，几全部皆然。虽如瓶类其口微侈，作流灌之用。然其唇亦微曲，亦不如沟北陶钵口部之平整也。罂类口稍薄，然亦微卷（图九）。若瓿类其卷口式多类ND22A，惟图十之蒲纹瓿其口微侈，为瓿状之特异者。又在余采掘之陶器中有一特征，即凡卷口式者颈项皆短，肩腹隆起。其中虽有二辘纹瓿，肩腹微隆近于桶状，但其项颈亦短，其形式与他器不类。余以为模仿中土古制而作，其卷口亦不如他器之显著也。瓶类之颈稍长，则尤为例外矣。盖卷口式完全使用钧运法旋转而成，其口部之细擦纹犹显然可见也。又卷口式在汉代陶器中有作双卷者，即在口外缘作凹凸纹式，并有镂刻矢状花纹者，疑为时代较早之制作。隋唐以后则以单纯之卷口式为最普遍矣。
图九 汤罂 图十 蒲纹瓿 2.俯口式
此式以盂类为最多，口与身成曲线形，故肩腹均隆出，而里底深锐。虽有盂之口部不如上述之俯。而腹亦微曲作隆起状。如图十一。凡俯口式盂其口部均薄。惟图十一口唇稍厚。若纯素盂，口唇微伸出，反有类于漏底甑。但肩部隆起亦为盂状。沟北出土之俯口莲纹钵亦口薄而俯，与俯口盂同。但沟北之俯口钵为圆底，此为平底，仍非一时代之产物也。且沟北出土之俯口钵疑非中国本土所出。故余在遗物说明内已认为可疑也。至俯口式在河南出土陶器中亦偶见之。如阿恩着色陶器第八版第二九图，仰韶出土之陶钵其形式正与沟西所出大致相同。又第二版第二图秦王寨出者形式亦近似。惟沟西俯口钵缘口至肩部作曲线，而河南之口俯钵腹与口缘及底成钝角也。
图十一 碗状盂 3.平口及削口式
沟西陶器除上述之卷口俯口之外，尚有平口式。即口部平整，其肉厚与四围相等也。如三足盆，除两器略带唇外，余均为平口。若碗、杯、碟等类，口虽与围同厚，但口端微削。自制作上言，平口必用刀旋削而成。《天工开物·陶埏》云：凡手指旋成坯后，晒极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次两。小注云：过刀时手脉微振，烧出即成雀口。由此所述，反证余之图十二，其缺口处显为过刀时不慎所致。至于削口则为用手抟ND229而成，故不平整。再自其用法言之。盆类用以烹饪，ND22A瓿用盛食物，碗、杯用为饮食之具。凡烹饪必用盖，余虽未发现器盖，但拟料当时必有。或为木制，或为草制，覆蔽其上，以保温暖。故口端必平整，可以受盖也。至ND22A瓿所以为卷口者，盖盛食物后其口或以布幂之，系之以绳。余在柴俄堡掘出之陶ND22A其颈项上之绳犹存可证也。至于杯、碗则为饮食之具，接近人口，用平口卷口皆不适宜，故用削口，取其便于饮啜也。兹将口部式样列下：1.卷口式，2.俯口式，3.平口式，4.削口式（图十三）。
图十二 兽形足盆
图十三 口沿形式 1.卷口式 2.俯口式 3.平口式 4.削口式
口部形式大致不出以上四者。至于底部，可分二式。
1.三足式
在采掘之陶器中，惟盆类其底部均具三足，鼎峙而立，有作兽形者（图十一）。余皆作牛蹄或羊蹄形。其他陶器皆不具足。具三足器物，在中国铜器中惟鼎惟然。如《博古图》所载之铜鼎均有三足，其形状亦与此相类。盖鼎所以为烹饪之具，有三足所以受火，此盆谅亦同此。但鼎腹为圆形，有两耳，此为平底无耳，拟为制作时简复之分别。阿恩博士称三足陶器初发现于突罗邑第一市，相传其形如釜，有高足三，宽大之直耳一。安特生博士云：鼎器之原始形状似为一粘土之碗，下附极短之足三。初本以三石平支其下，而为烹饪之用，其后以泥易石，转成今形（《甘肃考古记》页三九、四〇）。此两位博士关于三足器原始之推论，余不能有所评论，因如阿恩博士之说，在吾人尚未发现东西文化推移之确实路线，与同样古物以前，不能认为可信。如安特生博士之说，其假想推定，吾人无法为证明其然否，且均不能据以推论余之三足器也。盖余器时代甚后，在此器千年前中国早有三足铜器，如商周之铜鼎是也。五百年前中国汉代之三足陶鼎亦甚流行。汉与高昌时代相差不甚远，且高昌最邻近中土，交通亦便，所习用此器者又为汉人，如认为此器系受东西文化之影响者，亦系受中国三足器之影响，而非受西方之影响也。
2.平底式
沟西陶器以平底式为最多。其平底有二：一有足，一无足。如ND22A、瓶、壶、瓿之类皆无足，底与四围边缘等齐。盂、碗、杯类皆有足，即底与围迎接合处略伸出，或成锐角或成钝角。然皆平底，不同于后世之圈足。惟豆类两器底下削空作圈足形。镫类一器底亦洼入，此为例外也。但在中国铜器中如尊彝之类皆有足。惟亦有无足者，例如《博古图》所载周著尊二，其图说云：明堂位商尊曰著。释者以为著地而无足。周人于朝献亦尝用两著尊（卷七，页十九）。故余意当时器物有足与无足并用，著于地者则无足，陈设几案者则有足。又如瓿所以盛醯醢之物，而周蟠虬瓿一、二则无足，饕餮瓿一、二、三、四则有足。意以为无足者备盛储之用，有足者为朝献之器。设此推理而不误，则余器之无足者如ND22A、壶、瓿皆为陈储之具；有足者如盂、碗、杯、碟皆为饮食之器。又如河南、甘肃出土之陶器，如《甘肃考古记》阿恩着色陶器所载，其大罂、瓿之类皆无足，下腹渐次消小，底与边等齐。与余之陶ND22A近似。但如《貔子窝》所载单砣子之彩色土器，一为圈足，一为高底足，均与四围成钝角。其高丽寨出土之ND22B、盂残底虽有短足，然底皆洼入。因此吾人又不能不疑中国文化之发展或有地域上之区别也。
（二）彩色与花纹
沟北陶器皆为红色，已如上文所述。而沟西陶器则均为青灰色。此显然不同之彩色与泥质及烘烧之法有无关系，姑且不论；但在沟西及沟南陶器有一普遍之现象，即所有陶器均为青灰色，外表涂抹一层黝黑色作衣，再绘红色花纹，惟两器外似涂黑色液体物，或即为黑漆，然外表均绘红色花纹。此种黑底红花余虽不能推论其来源及其取义为何。但观其外表，表现幽暗冷酷之情状，说者谓此为某种宗教之象征。但余意此时佛教已通行西域，希腊化之美术在壁画上所见已极灿烂之形势，不能兼容其他宗教艺术。且如陶器上之花纹，如莲瓣、如璎珞显然受佛教美术之影响。而惟此类陶器均以黑色作地，再绘红花，佛教美术似此者稀。是否受其他宗教之影响迄未可知。至于陶器上之刷黑地，余疑系受中国刷漆之影响。盖压纹式陶器及刷漆陶器本为中国产物。高昌与中土最为接近，其受中土之影响最为可能也。例如余在柴俄堡所发现之墨漆瓶，其形式与中国古铜瓶近似，决为中国所传入。又如上述之两陶器，其外表均为涂漆，且与涂黑色之陶器同地出土，其外表之彩绘亦同。据此则沟西之黑地陶器为受中土刷漆器之影响极有可能也。虽黑色有浅深之差，其极浅者近褐，但其意亦当为涂黑色之表现也。
至于花纹则有两种，一为剔花或压纹，一为彩绘。关于剔花或压花花纹，其器地必光平纯素，不涂抹任何彩衣，与他器之先涂黑衣，再加彩绘者不同。且其花纹与其他花纹不同，而反类于中国北部及东北出土之陶器花纹。故余疑此类花纹陶器为自东方传入，已在遗物说明内略提及。又图十一之浮砌兽像花纹亦详于遗物说明内，均不赘及。次论述彩绘之花纹。
关于彩绘花纹，余在遗物说明内每器均说明其大略，兹为研究方便计，再综述如下。
1.环圈纹
在沟西之彩绘花纹中有一共相，即每器在颈边及底部涂绘一红色弦纹，或在腹部中间涂弦纹一道或二道，或中含粉圆点或作方格形。在此弦纹上下涂绘各种花纹，或上下相切，或彼此连续如几何图案。在各种切线中得不同式样为4种：一为环圈纹，均在口与底两弦纹中间，涂绘内外双圈纹。又有数器均在腹部弦纹上涂纹一环圈，中含圆点。其圆点疑与同心圆圈同一意义。盖圆圈乃脱胎于圆点而来也。有两器其圆圈亦居两弦纹中间，但外圈中含半圆圈向下。一器在腹弦纹上，圆圈中含之半圆圈向上。一器腹弦纹上下皆含有向下之半圆圈。无论向上向下皆表现为半圆圈。故余综合各种环圈式花纹得4式如下（图十四）：
图十四 环圈式花纹 以上所举虽为四种实即两种，即一、中含圆圈；二、中含半圆圈。一友人告余云：此或即取象于自然界现象。中含圆圈或点者，乃取象于日，中含半圆圈者，乃取于月。余按中国文中日字作，《说文解字》卷七载古文明字亦作以示雷象，与回旋纹之。或有以（卷五，页九）。据此，是圆圈亦可定为雷纹。有数器其弦纹下均绘卷云状，与弦纹上之圆圈雷纹配比成彩。与中国古铜器上以云雷纹并刻之普遍习惯，其设想正同也。
2.椭圆纹
在沟西出土陶器中以椭圆纹为最普通。约其式样计有8种。列式如下（图十五）：
图十五 椭圆纹 以上诸图式可分为两组。即第4式为1、2、3式之合；第8式为5、6、7式之合，第9式虽中含串珠式之圆圈点然与第8式大致相同。又按双线纹中含圆点在中国古铜器中之豆腹或顶部有此种装饰。而在北魏至隋唐应用极为普遍，常用于墓志边缘，或墓盖上。又新疆佛寺之壁画亦常以连续之粉圆点作图案。此器亦在隋唐之际，当然受其影响，故亦援用于器物上。有一器腹部弦纹亦中含圆粉点，与椭圆纹中所含圆粉点其状相同。盖旋转于腹部则为弦纹，曲旋于腹上下则为椭圆纹，相间以成彩包。故吾人可知当时彩绘之术乃由单纯之几何线展转配合而成。有加彩者，如同心椭圆为红色，而内含之圆点则为粉白色；又同心椭圆及圆点均为粉白色，而中心填朱色，错杂以成彩。然皆以椭圆曲线与圆点相配合耳。
在此类椭圆形花纹，欲订为何种花纹，取象为何，欲得一真确见解颇感困难。余初据《博古图》所载古铜器如周ND22C父鼎、周鳞纹鼎（《博古图》卷三）。腹部所刻之鳞纹，及周仲NBB2F父鼎、周ND22D氏鼎（同上卷三）口缘横带之花纹，两相比较颇为近似。以为当时人仿中国铜器之花纹，颠倒增损以成彩。今复加研究，原意遂移。因铜鼎所刻《博古图》称为鳞纹，以其重叠鳞比如鳞甲也。倘尽如图十六：1所绘，或犹可说。但另有数器同心椭圆纹中，尚含圆点，其圆点且散布花纹内外，鳞形决不如此。故余顿弃前说，以为此类椭圆形之花纹仍取象于植物花朵，排比成图案如图十六：2，然也。《西清古鉴》卷四十所载之唐宝相花铜鉴一、二，其背面均有花朵六，每朵六瓣。其每椭圆互切之形式与此正同。又鉴一花朵之中心有连珠一圈，鉴二花朵与花朵中间有若干小圈若珠粒。取以与此图十六：3相比，虽一表现花朵之形，一为图案，然其取象则一也。至其花朵为何，《西清古鉴》称为宝相花。但余案图十六：4，椭圆形中所含舌状红点疑为莲花，盖莲瓣之中心为红色也。此时佛教已遍传西域，莲花为佛教美术中所习用，其雕刻绘画常取莲瓣为饰，试检查新疆佛教遗迹可证明其不误。则当时人在其日用之器物上仿绘其式样以为美观，甚可能也。且宝相花式据余图十六：2以与《西清古鉴》所载之唐宝莲花镜比，其瓣与瓣均作弧线之连续相。又同时高昌出土陶砖，当时以铺陈于庙宇地面上者，其宝相花瓣连续相亦同。与此器花瓣作椭圆形彼此交切者不同，故当为之辨别也。
图十六 驼蹄足盆与卷口瓿 1、2. 驼蹄足盆 3.卷口瓿 4.莲纹瓿
3.曲旋纹
在沟西陶器中花纹其圆圈式者如上所述，其次为曲旋纹。绘此花纹者计有4器，或曲盘于腹部，或曲盘腹弦纹下与腹弦纹上之花纹对应，在上文已说明其意义。即此配合之状亦饶美术上之风致也。其式如下（图十七）：
图十七 曲旋纹 按以上4式，（1）、（2）两式花纹中均含粉圆点，（3）、（4）两式只有回旋纹。又自其所画之式样观之，余在上文及遗物说明中曾提及为旋云纹，盖举中国铜器上之旋云纹为比证，而有以知其然。但铜器中所绘之云式其形式不一。据《博古图》所示，其式有2，一为旋云，象触石而出也，故古文云为，以见其回转之形；一为垂云，作将雨之势，故小篆云为ND22E，以显雨施之意（《博古图》卷五）。但又有所谓浮云者如汉浮云鼎（《博古图》卷五）所绘是也。按据《博古图》中所图之云式亦分举如下，以备参考（图十八）。
一、旋云式
《博古》五 旋云鼎
《博古》七 瓠尊
二、垂云式
《博古》五 旋云鼎
三、浮云式
图十八 曲旋纹 按如上所图，则古文云为，乃与雷纹之其式几不可辨。及至秦汉以后，雷纹多用于器物或石刻之边缘作图案，其曲转式亦变为长方形之连续相。而云纹则应用极为宽广，如石刻中所绘之神仙像及人鸟像，如孝堂山、武梁祠石刻，下绘云纹上乘一人或鸟，以明人鸟乘云气飞行之意。此形式或起于晚周，自秦汉至唐亦甚流行。在新疆佛洞中壁画绘天人供养像，下亦尝附以云彩，虽时代较晚，然或与中土所绘同出于一源也，然此皆限于浮云式或垂云式也。若旋云纹则多绘于器物作几何图案。如此处陶器上所绘是也。
4.叶纹与点纹
按叶状红纹亦有如波纹上下，皆状如柳叶如（1）式；或为斑点，如（2）、（3）式，皆以红黑色错杂点缀成彩；或为串珠式之粉圆点，如（3）式。其式形如下（图十九）：
图十九 叶纹与点纹 按此点状花纹，余器中有含于椭圆纹中，与外廓成花朵之形，而此则单纯为点状。或在一器中对比成彩，如第（1）式或为红黑点错杂点缀如第（2）式是也。第（3）式则为串珠式之圆粉点也。
以上诸式皆在沟西及沟南陶器中表现。反之在沟北陶器中绝无一见。且其绘画之法皆用红色或粉白色，且皆为黑地。其花纹之组成彼此分合错杂成彩，如上腹为太阳状圆圈，则下腹为同心椭圆纹；又上腹为圆圈，而下腹则为曲旋纹。又有单独成彩之花纹如旋云纹，同时又与太阳状花纹上下配比成彩。故沟西及沟南花纹实可表现一整个之系统，及同一时代之产物也。虽沟北亦有莲状花纹，与沟西之莲纹瓿相同，但一为浮雕，一为绘画，仍非一例也。虽沟西亦有刮磨纹陶器如瓿、盘，其纹样与沟北之纹样相似，但此可认为沟北刮纹式之延长，且一为红底，一为青底，亦可为时代差别之证也。
附陶器制作法
沟西陶器之花纹形式既如上述。其制作方法如何，今据各陶器上之遗痕，参稽纪载，分述如下。
（1）转钧法
在沟北诸陶器一为圆底如浅钵类，一为桶状，如把杯等。疑皆非钧车法所制，因圆底物器内外光平，且具刮磨纹，若第八图之彩色瓶，里底尚有草形遗痕，皆决非旋转法所能致。且亦无车旋遗纹。其次如桶状把杯，桶状本可用钧转法也。至于沟西则不然，其四围甚平，内外均有极细之擦纹。盖用木具或毛具旋转刮刷而成，故均有周转之弦纹。又如ND22A类其腹之下半间有刀削痕，乃用钧车转成器后，以刀削余泥，故下部略小者因此。又如汤罂图九其底亦用刀削成，其义同前。又如盂、碗类底外有刀削旋纹，底里有螺旋纹，其刀削旋纹显因器成后用刀旋削而成，故均成弧线，且极平整，与上述汤罂之以刀削成其底不平匀者微异也。至里底之螺纹或即为覆旋而成，故沟西及沟南除窝状镫及泥杯因内外之不平匀疑为手抟法所成外，余皆用钧车法所制也。至于钧车之起源，其方法如何，次当论及。
中国古书关于制陶器之法，其记载较实者，首推《周礼·考工记》。其述ND230人为簋云：器中膊，豆中县。郑注云：膊读如车辁之辁，既拊泥而转其均，树膊其侧，以ND231度，端其器也。县，县绳正豆之柄。孙诒让正义云：此记陶ND230范器之法也。拊泥，谓拘泥为瓦器之ND232也。膊为长方之式以度器，使无ND134曲者。郑注所谓均，即器范下圆物以便旋转者。《管子·七政篇》云：立朝夕于运钧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轮也。《淮南子·原道训》云：钧旋毂转。高注云：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转者。《汉书·邹阳传》颜注引张晏传云：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周礼正义》卷八十一）。按《考工记》虽为后人补缀，而非周礼原书，然要在秦前遵旧典辑录，必有所本，《管子》为秦前之书，而《淮南子》则在汉初，其所云钧车法皆相同。可证钧车制陶法历周至汉皆同，乃至于隋唐迄今，其制陶法莫不同也。至其钧车之制，《天工开物》记之甚详，特录如下，以备参考。
凡造杯盘器坯，先制陶车。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凡造杯盘无有定形模式，以两手捧泥盔冒之上，旋盘使转，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即成一杯碗之形……成坯后，微晒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二次，然后补整碎缺，就车上旋转打圈，圈后或画或书，再喷水数口，然后过釉。（《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按《天工开物》虽为后人撰述，称引必有所本。今以校《考工记》及《管子》所记，则钧者即上下所列之圆盘以便旋转者，故《管子》称为运钧也。其用檀木刻成之盔头，疑即《考工记》所述之膊，即张晏所述之模，随钧转以范器之大小高厚者也。孙诒让谓膊为长方形之式以度器，使无NC326，盖误会郑注树膊其侧之语。如作椭圆形物，则长方式不适用也。
（2）接合法
沟西出土陶器，若单耳瓶其耳空转大，然亦就原器反卷而成，惟圆底把杯，其把似另制配合，但不能以此一器推断全体也。若沟西陶器，凡柄足之类皆另工制就合附一器，如三足盆类之足，其合附之迹甚为显然。若图十二四面之浮雕，皆另制就后随意配上，均于遗物说明内详记其事。如陶壶、汤罂肩腹所附之鼻，皆就原器雕镂，此为例外。自大部分言，皆采分工接合之制。此种方法与钧车运用有因果关系。盖柄足花纹之类，非钧车所能制，故必另制附上，此法迄今尤然。《天工开物》记造罂ND22A之法云：
凡罂缶有耳嘴者，皆另为合上，以泑水涂黏，……凡造敛口缸，旋成两截，接合处以木椎内外打紧匝口，NB064罋亦两截接合，不便用椎，预于别窑烧成瓦圈，如金刚圈形、托印，其内外以木椎打紧，土性自合。（卷中《陶埏》）
按此记为后世造瓷器之法，故合上后，再涂ND836水。但当沟西期陶器尚不知用ND836，故弥缝缺口及接合处均用泥浆，再涂抹黑色浆液，以掩其迹。又ND233ND22A之两截接合法，惟大器为然，余沟西出土之物，形器不大，无用两截之必要。但器之下部有用刀削痕迹者，如ND22A类，是以手工法补钧车制之不足也。
（原载《高昌陶集》）
兽形足盆形象考释
1930年春，我在吐鲁番雅...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吐鲁番在天山南路，西北距迪化六日程。城西10公里为雅尔湖，又名为雅尔果尔。旁有甚深之崖岸，崖东有一平原，泉水涌出，居民散布其上，或居崖下沟中，为吐鲁番富庶村庄之一。
在村庄之西，有古城遗址，颓垣满野，作椭圆形，位于两道甚深之河床中间，隆起平原，遗址即满布于平原上。本地居民称此城为雅尔和图，此两河床在古时本为两河，环流城之两旁，至城之南端而合，故古名此河为交河，此城为交河城。现分四沟，头、二道沟，发源于约干特勒克达克，西南流20公里，经行戈壁，分为二道：一南流为头道沟，一西南流为二道沟，约15公里，至古城之东隅而合，流于城东。三道沟起自戈壁，南流5公里，绕于城西，至城之南端而与二道沟合。四道沟亦出自戈壁，绕古坟群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南流至雅尔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均为泉水。出城北3公里地，而天山之雪水久已不至也。然据《刘土恭墓表》云：“东刚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是古时河水甚大，后渐干竭，空存河床，近因泉水涌出，遂恢复古之河流。然当古时水流于甚深之河床围绕故城时，而城上居民汲饮之方法如何？当为吾人有趣之研究也。吐鲁番有二大故城：一在吐鲁番之东南25公里阿斯塔拉，为高昌国都城故址。汉时名高昌壁，为戊己校尉所治。一在吐鲁番城西10公里雅尔湖，为汉车师前庭王所治。晋成帝时前凉张骏置交河郡，高昌国因之，唐灭高昌，置西州，始改为交河县。《旧唐书》云：“王都高昌，其交河城汉前王庭也。”《元和郡县志》亦云：“交河东南至州八十里，汉车师前王庭，河出县北天山，分流城下。”所云州，即西州，为高昌国故都。现据余所发现墓砖，在雅尔湖坟群所发现者书交河，在阿斯塔拉所发现者则书高昌，可证此二城，自古为高昌及交河二城，至唐犹相沿未改。至唐之末叶，回鹘占领西州，其名称稍异，然畏兀儿仍受辽封，治交河。余尝于高昌、交河故城中掘拾有古维吾尔文残纸，皆足为交河故城至元时尚有居民之证也。至元末分设柳城、火州、吐鲁番三部万户府达鲁花赤，而交河、高昌二城遂废。今已禾麦离离，颓垣满野，非复当日人文之盛矣。
余于1928年2月间，由吐鲁番至库车，虽一度访雅尔湖、阿斯塔拉二故址，然未及详细工作。1930年春，复由迪化南行，补充前年工作之未备。于2月24日即抵雅尔湖，次日即开始工作故城，由其填密纤维之颓垣中，在其不同建筑及发现品，寻出历代居人之地段，即其中部建筑较早，或为北魏至唐之遗址，其北段为畏兀儿人所居，因发现有畏兀儿文字，其建筑亦较近也。本地居民告余云：“城之南端有礼拜寺，为伊犁河人所居。”其言虽未可遽信，然审其建筑，当亦不甚远也。
余在北段即畏兀儿人之遗址中工作三日，乃转觅其城中之死者居室，初在其城北即干沟之北古坟区工作，我称为沟北区。此地有沙梁一道，隆起于沙漠中，沿沙梁两旁均有井穴及其死者之遗骨与殉葬品在焉。井口宽约3呎4吋，长约8呎5吋，小者宽约2呎8吋，长为6呎7吋，深亦3呎许，死者尸骨在焉。又尝于穴旁凿一副穴，位置死人。殉葬之物品亦罗列其中，或在头部与足部旁。其物品以陶器为最多，红色泥有柄，若今之把杯，又有红底黑花之陶器，类今甘肃辛店出土之物，疑均为二千年前之故物。尤使余最感兴趣者，即在一坟中，有骨制签4枚，陈于人身两旁，系剖一骨为两半者，阴面并刻划四方花纹，岂古时以此卜吉凶欤？又一冢中有骨矢镞1枚，其形尖锐，以木质为干，皆足表示其经过悠久之历史者。
余在此略掘10余冢后，又发掘沟西之大坟区，我称为沟西区。地在四道沟与三道沟之中间，显露出一平原，宽1公里许，长约3.5公里。弥望平野，古冢垒垒，隆起草阜，或方或圆，表面满布石块，宽广约13呎，高亦3呎8吋许，冢前有石块排立成一线为墓道之表示，而其石线之方向，亦即墓门之方向也。尤其使余感兴趣者，即每聚若干冢为一族，外以石线栏之，前开一门，门线长10余呎，表示其为一族一姓之冥居，非他人所能羼入者。而余在此石线栏中，由其界划之清楚，使余工作亦得按其族姓施行发掘之程序，登录亦极加以慎重与严密，深恐有违死者之意而使其疆界稍有紊乱也。当余发掘之初，初用20人，分为4组，每组5人，工作1冢，以1人为组长，作监察工作，又以2人为掘手，轮流下坑，探取古物，每组每日可得2冢，后加至30人，故日可得10冢。自3月1日起工，至17日止工，中间休息两日，整半月，而余之35箱古物，即墓砖120余方，陶器800余件，皆此十余日中之收获也。至墓室内容，更有趣味，每墓室之前，有一长廊墓道，宽约3呎，长约18呎，由浅及深，至距地平面约12呎时，即现墓门，门高约3呎，宽约2呎许，自墓门入，即现宽敞之墓室，宽者约9呎见方，小者亦7呎许，高亦3呎又半。砌土为台，高呎余，铺以芦席，死者横卧席上，外有木板栏之，无棺椁。陶器即陈于死者头旁，重叠堆聚，大小至数十件。盖余所掘古冢中，均有陶器，置头部或足部旁，或骈陈身之右侧，形成一线，为两死者之间隔，多少大小不一，要皆当时死者日用器物，死后即以此为殉。墓砖则砌入墓道墙壁中，字面向里，砖皆作方形，泥质，经火烧炼而成者。宽约1呎1吋至3吋见方。表面光平。每砖上或用朱写，或用墨写，或刻字填朱，书写死者埋葬年月日及生时官职，其字迹至现在颜色尚如新书也。又在墓内之墓砖多少，恒视墓中死者之数为差，然至多不过3方，盖一夫一妻或一夫一妻一妾也。尤其使吾人于研究方面发生兴趣者，即每冢中之陶器，皆与墓砖同穴并出。由于墓砖上之年代及死者姓名，而陶器之时代与主人，亦可互相证明也。
但有一事，而为吾人所注意者，即此若干墓室，何以保存至千余年之久，毫不崩圮，使可宝贵殉葬物品，安然无恙，不受若何之损失？欲答此问题，则当论及此一带之土质，普通沙土固易崩圮，即黑泥土或黄土，若经风水刷洗，亦易使空穴倾塌；此地之土质则不然，皆为有粘性之白土，坚硬若石。吾人工作古冢时，若不得其墓道，随意发掘，虽终日不能进一寸。故余甚佩当时凿墓人之勤劳艰苦也。
（原载《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1年）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
雅尔湖村庄西有一古城，即高昌有国时之交河城。因古有两河绕城，故名交河。当时河水甚大，人民居于城中。后河水干涸，此城遂废。空余数道甚深之河床，悬崖峭壁，颓垣满野。故此城又名为雅尔和图，今通名为雅尔崖。近数十年来，泉水自戈壁涌出，水复故道。从昔所称为两河绕城者，现已分为四沟。第一、二道沟合流于城北，绕城东，南流。第三道沟流于城西，至城南端而与一、二道沟合。四道沟流于古坟茔之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至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时雅尔湖居民均散布于头二道沟之东北原，村舍栉比，田园相望，为吐鲁番西之大村庄。沟中虽间有居民，但为数甚少。沟北与沟西、沟南均为平原，土质坚硬，或面覆黑沙，是为古时死者冥憩之所，古冢累累棋布，即余此次工作之中心地也。今分沟北、沟西、沟南三部分述之。
一、沟北
余于2月27日着手清理旧城遗迹。在城之中部大庙之旁，余之工人曾发现碑额之地，思图再发现其碑铭。四人工作一日，绝无所获。但在土台上掘出破乱经纸及红底黑花与蒲纹、印纹及水波纹之陶片。又在城之南部，亦发现同样之陶片与残砖。此事最足引起吾人之迷惑与研究兴趣。盖水波纹与蒲纹陶片，以其他物证明，皆为公元前后1世纪之故物。而红底黑花则或较远。但同时拾有唐开元与乾元所制之钱币，则为9世纪之故物。又在城北部拾蒙文残纸若干，又为13世纪之故物。故由其古物之分布，吾人可以断定此城有居民，当由公元前以至公元后14世纪之中期也。
在28日之傍晚，余工人自古城工作归来，报告一维民在沟北古墓中掘出一陶器，红底黑花。余喜极，綦购之，审其形制色彩，似为远古之遗物，且可与城中之彩色陶片互证也。
29日之清晨，除留一部分人仍清理大庙后畏兀儿人之居住地外，另派六人发掘沟北古坟，冀能获得有彩色之陶器，在接近城北之处，由头二道沟之交萦中，显一隆起之三角洲，有低沙梁一道。在此沙梁之左右，有许多井穴鳞比，显长方形，面与地平，非精细审夺其土质与倾陷迹痕，不能知其为古墓也。间有陷落较深者，则墓中或无所获，盖为前人所盗掘也。其三道沟之西及北各井穴，不隆起无标识皆与此相同。吾始信《易·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今由此而知其然也。
此一带古冢虽表面情态大抵相同，但其井口之大小及其构造与陈设亦不尽同。例如沙梁北第1冢井口作长方形，宽1米，长2米。死者直卧中间，但尸骨搅动，少遗物可求，只在腰间拾铜兽环一。沙梁东第2冢亦作长方形，但井口较小，宽0.8米，长1.9米，有铜片一，置于死者头部左边。第3冢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1米，前宽0.5米，长约1.9米。发现石斧一，置于死者腰侧，陶器则置于死者头部右边。又沙梁西第4冢作长方形，宽1米，长2.1米，陶器置于头部后。第5冢作梯形，后窄前宽，后宽0.9米，前宽1.1米，长2.1米，陶器均置于头部，及足部之左侧。最有兴趣者，即其足旁之陶器，在一大浅钵之中，置二小杯，可以表现当时使用陶器之情态及杯与钵之关系也。以上每穴中均陈死者一人。第6冢井口略近梯形，后宽1.1米，前宽1米，长2.4米。内陈死者三人，陶器均陈于死者足部。大人则为大器，小人则为小器。盖生时所习用者，死后即如式以殉焉。余在库车所得古坟中之陶器，其陈列形态，亦与此同。故冥中之用具当同于生人，为西域人一般之见解也。其第7冢则墓中构造微异，外面井口虽作后宽前窄之梯形，但其底边复穿一复穴，较原穴略小，死者直陈于其上。在其身左侧发现骨矢镞一，以木为干。第8冢形式亦与此同。死者亦位于复穴之上，在其身两旁发现骨签两副，计四枚，系一骨之剖为两半者，剖面尚刻有四方格纹。每副之一端，有半圆形之缺口，显为系绳索皮带之用。身之两侧各陈一副。但在两冢中均未发现陶器。由其墓室之构造与陈设之情形与器物，如7、8两冢所示，显然为另一种民族之特征也。盖吾人观察其墓室与死者遗物，虽未得上述红底黑花之彩色陶器与陶片，但由其粗笨红色陶器及以骨器殉葬之制，可确定与沟西出土之陶器为两时期，且沟北较沟西之时代为早也。
二、沟西
2月13日吾等工作古城北部，清理畏兀儿人居宅并发掘沟北之古坟时，余带二引导者探视四周古迹，在三道沟西，即在四道沟之东发现一狭长大平原，北枕山岗，南抵土子诺克达格沟口，古坟累累如棋布，今据墓志所云，其地理情形，由高昌立国至今，历1400余年而未尝有所变更也。例如刘土恭墓表云（上略），“褆（葬）于赤山南原礼也。东则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西有赫赫□□北帝岩岩之岭。”唐複墓志云：“葬于交河县城西原礼也。”刘土恭、唐複二墓，均在今三道沟西，大平原中间。对其所枕之岗言，则为南原。对交河城言，则为西原。赤山即《魏书·高昌传》之赤石山，今名红山。东则洋洋之水，即今三道沟。当时河水甚大，故云洋洋。后已干涸，现有泉水，乃最近时事也。南及香香遐岸，则必为深沟之崖岸。北帝岩岩之岭，即指赤山南麓。综其所言，古与今同。故余取此墓铭，以为此狭长平原地形之说明也。在平原中间有一大道，经坟地北行，盖野木沁村庄人民至迪化者，为避绕道吐鲁番或托克逊计，即沿土子诺克山入沟口北行，与吐鲁番至迪化大道会，车马人夫，络绎于途中。但旅行之人与幽居地中之死者，彼此相安，故此沉静之数百墓室，历千余年从未被人扰乱，而安之若新冢也。
平原之北部，邻近红山，间隆起风蚀土层，形成白色鳞甲，刚坚若石，表覆石子和黑沙。虽高阜拟古冢，倾陷类墓道，然死者仍不以此为乐土，鲜少冥宅。其中部地势渐平，土阜较少，故大部坟宅均集中于此。绵延而南，抵于沟口，最使余感兴趣者，即每若干冢外，均用石块排设一线作栏，成为一茔。《说文》：“茔，墓地，从土营省。”盖营者币居也。合若干冢为一茔，犹兵营之币居也。类皆方形，前开一门，二线平行，长3米许，方向不一。余发掘之结果证明在每茔内之死者，皆为一族一姓之人，从无有异姓滥入之事，知立石线栏者，即界域之义也。在此等严密组织中，使吾人工作审慎，当按其种姓而施行发掘之程序也。每一茔中，冢数不一，少者一二冢，多则至数十冢，排比颇有条理。每冢隆起，或方或圆，堆砌石块于其上，宽广约4米，高约1米。冢前有石块排立一线，指示其为墓道，由此可以抵墓门。墓道之长短，与石线之长短成正比例。而墓门之方向，间不一致，有时冢向东而茔门向南，有时一茔之中，而每冢之方向，东西南不一者，盖其每冢之方向亦随意以为界划也。然其墓门与冢门无一西北向者。盖西北风冷，不足以保死者之温暖，中土风水之迷，或传播西域人之脑中，而支配其安置死者也。次分述各茔工作情形如下：
1.麹茔
3月1日之清晨开始发掘工作。由小侯带工人一名清理干沟西之NDC28家坟茔。茔内共18冢，列为5行。第一行4冢，二行2冢，三行6冢，四行2冢，五行2冢，又2小冢，附于其旁。其茔门与冢门，由石线所示，均东北向。吾开始工作，每冢分配五人为一组，以一人为组长，作监护事宜。又另派一掘手下坑取物，每日每组可工作冢二。今以10人从事，故日可得4冢也。其工作之方法，按冢前石线之指示循线发掘，百无一失。兹将已工作者述之，例如NDC28茔第二冢，其墓道初宽0.8米，掘至中途，即发现砌入墙壁中之四方形墓表二，以陶为质，一面磨光，涂以墨，朱格，朱书死者年龄、职官、籍贯及死埋年日月。审其题识为重光三年NDC28氏庆瑜，NDC28庆瑜必为墓中死者之姓名，而重光三年乃埋葬之年月也。又一方与之骈列，字迹已漫灭不可读识。再向前进展，入土较深，墓道渐宽，至长10米，深4米处，即抵墓门。盖两边为硬土，而墓道中则为浮土。墓壁上全露堑掘痕迹，显示初由人工所造之墓道，埋葬后复填入浮土也。启墓门入，即为墓室。墓门宽0.8米，高1.2米，墓室作梯形，后宽前狭，后宽3.3米，前宽2.1米，长3.2米，高1.2米。后边砌土为台，厚0.1米，横宽2.2米，直长0.8米。涂以白灰，垫以芦席，死者横陈其上。头东南，足西北，尸骨略具，衣服化为灰烬。陶器陈于死者头足之旁，及东北西北二隅，共20余件，均有彩画，惜多已失其鲜明也。复掘昨日所掘之第一冢，墓门土微陷，盖为人盗掘者。墓道宽1米，长12米，掘至距地平面4米即现墓门。墓门及室中均半塞土，尸骨已被搅乱。在室之西北隅，去其塞土，觅出破陶器三件。墓室为四方形，宽长约4米，在墓道之中间，掘出墓表2方：一为延昌二十九年NDC28怀祭妻王氏；一为延昌三十一年NDC28怀祭。吾人由此即可知其为夫妇二人之合冢也。NDC28王氏墓表为刻格刻字，并填朱色，字颇工整。NDC28怀祭则为朱格朱书，书颇潦草，想埋葬并非一时，故树碑亦必一在前一在后也。又掘第三冢，墓道宽1.2米，长7米。在墓壁中间略近墓门处，得墓表1方，亦为刻字，题延昌十七年NDC28谦友。掘至距地平面2.7米时，即现墓门。门上宽0.9米，下宽0.8米，高1.2米。启门入为墓室。室作梯形，后宽3米，前宽2.4米，两边等长。后有土台，厚0.1米，宽1.8米，长0.6米，死者横陈其上，头东南足西北。在东北西北隅，满陈陶器，约20余件，并砌土埂以为间隔，表示死者之尊严。生人贡献之物，不直陈于死者之前。最后又掘第六冢，在其墓道中得墓表一，为延昌九年NDC28延昭。墓中发现陶器6件。陶器及尸骨均不整齐，或亦是被人盗掘也。时已薄暮，即收拾返棚。余等今日初次工作古坟，即得若干古物而归，幸曷可言喻。
余除派大队工作沟西古坟外，另派工人五名，由汗木多利率领清理城北未完之畏兀儿居宅。在城北一高塔之前面，有狭长井坑一线，土微陷，必为死者入墓之路。即从事发掘，半途出大瓦缸1口，高约1.3米，围亦1米许，颈有草绳系之，无墓表及他物。复向前工作，约长6.6米，即抵墓门。启门入中显宽大之墓室，宽长2米，高1.66米，四面中凹，形同莲瓣，因顶已被水冲陷，中无一遗物可资考验。但余决相信为死者墓室。后在雅尔崖古城之南部及二堡古城中，亦有同样建筑之发现。据本地人云，此中曾发现古物甚多，汗木多利亦云然，并云有时在塔下亦曾发现类此之建筑。故余颇疑此为大僧侣或贵人死后埋藏之所。其形式或受印度佛教影响，与沟西之染汉化者不同也。至墓道中之大缸作何用耶。审其形质，为北魏末年之遗物。然决非此墓道中所固有，或由他处移藏于此者也。现此物已送吐鲁番县署保存矣。
2.史茔
3月2日至4日，为维民年节，余亦循例休息三日，5日继续工作。加至二十人仍工作沟西坟茔。一行清理NDC28茔之4、5、10、11各冢，均有少许之收获。大队人员工作史茔。史茔在NDC28茔之西北隅，有古坟5冢，集为1茔，门均东北向。其第1冢，墓道宽0.8米，长约7.3米。在墓壁之中间约有1米之距离，即发现墓表2方。均为朱书，一题延寿八年史伯悦墓表，一题唐永徽五年史伯悦妻NDC28氏墓表。两方骈立，显然为夫妇合冢。至深距地平面2.3米，即发现墓门。门高1.3米，上宽1米，下宽0.75米，入门为墓室，室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2.5米，前宽2米，长3米，室后横陈尸骨2具，头西北足东南，盖即史伯悦夫妇二人之遗骸也。陶器陈于足部者1件，余均陈于头部，自南至北骈比为一线。其第2冢之收获则甚微，除在墓道壁上所取得之墓表，表明为延昌五年史祐孝外，不见陶器。故余亦未测量其墓室，与陶器陈设之位置也。其次即继续工作NDC28茔东之NC135茔。
3.氾茔
在吾人工作NC135茔时，有本地人在NDC28茔北之令褈茔发掘，出墓表1方。墨书延昌十一年令褈天恩墓表，字体方整，书写甚佳。来以献余。余请其来与余大队共同工作NC135茔。令褈茔茔门及冢门均向西南，NC135茔则向东北，适相反。NC135茔共有9冢，列为3行，第1行4冢，第2行3冢，第3行2冢。在第2行之第1冢，发现NC135绍和及夫人张氏墓表，前为朱书，题和平二年，而夫人张氏为墨书，在砖之背面。故余疑NC135绍和先死，夫人张氏死后附葬时，取原砖续书也。又在第3冢取墓表1方，题唐永徽元年NC135朋祐。墓中取陶器3件。在NC135茔之东为赵茔。
4.赵茔
赵茔门均东南向。赵茔以西如NDC28茔、史茔、NC135茔门多东北向，自赵茔而东，门多东南向，盖以其地势渐开展故也，赵茔为8冢，分2行，第1行5冢，第2行3冢。在第1冢中得墓表1方，朱书，首二行字不清，以水透湿，识三年丙子岁赵僧胤等字，复加检考，知为义和三年。墓中得陶器20余件。在其第2冢得墓表3方。一墨书题建昌元年赵荣宗夫人韩氏，一刻格朱书延昌十三年赵荣宗，一朱书题延和三年赵荣宗妻马氏。墓中无陶器，疑已被人盗掘也。盖盗墓者多自墓门往下掘，墓表在墓道之末端，为盗墓者所不知，故能保存至今也。第4冢为朱书，题延寿九年赵充贤。第3冢得墓表二，一墨书唐仪凤三年赵贞仁，一剥蚀不明，未能审其姓字官职。墓中有陶器10件。第7冢亦得墓表2方，一为延寿九年赵悦子，一为延寿七年赵悦子妻马氏，均朱书。取陶器2件。在赵茔之东北为画茔。
5.画茔
在3月6日因余连日工作古坟之顺利，决增加多人工作。故今日参加人数为三十八人，由小侯与汗木多利领导，继续工作赵茔以东之各茔地。余在家料理队务及办理杂事，至傍午方至工作地视察。画茔共4冢，冢前石线均东南向，外无石线作栏，以各冢发掘之结果，审为画茔。在第1冢墓道中得墓表1方，为章和十六年画承墓表，方格刻字，颇整齐。尾附朱书永平二年夫人张氏。因画承死后，其夫人附葬时，就原砖追书，毫无可疑。而余作NDC28氏纪年，以永平继章和之后，亦由此表为之证明也。墓中取陶器10件。第2冢墓道中之墓表为延昌二十二年画神邕妻周氏，朱书朱格。墓中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三十一年画纂。取陶器2件。第4冢墓表为儒子，墨书延昌十九年，取陶器4件。儒子墓表不署姓名，以其附于画纂墓旁，或亦姓画，卒年二十有七，无妻子，盖其取名儒子之故欤。在画茔之东为田茔。
6.田茔
茔内共3冢，门均东南向。外亦无石线栏。在第1冢中其墓表为刻字，题永平元年田元初。取陶器2件。第2冢墓表为墨书，题建昌五年田绍贤。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三十二年田贤文。无陶器。由画茔与田茔在排列整齐之坟墓中，审其墓表所题之年代，在最右者时代为最早，以次递后，因此吾人知当时埋葬，亦先为右边，由右而左，或者为西域人尚右之故欤。在田茔西南为曹茔。只2冢，亦无石线栏。掘其左一冢，得墓表1方为朱书，题延昌七年曹孟祐。取陶器12件。在田茔东百余步为孟茔。
7.孟茔
茔内共16冢，排列颇不整齐，略可分为5列，门均向东南。在第1冢墓表为朱书，题和平四年孟宣宗，有陶器9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一年孟孝□。有陶器5件。第3冢，亦为朱书，题延昌三年孟宣住，有陶器5件。第5冢为朱书直格，题延和八年孟子，有陶器10余件。第6冢为朱书直格，题唐贞观二十四年孟隆武，有陶器3件。第8冢其墓表字迹模糊，只识义和四年丁丑岁等字，为何人之墓及官职若何已无从考识。但其墓表原书有延昌年号，则为取旧专（砖）新书者，余由此而知义和在延昌之后。盖罗振玉氏NDC28氏年表，以延和直接延寿，今乃知延和之后尚有义和，庆幸曷极。在墓中取陶器1件，然其价值不在此也。在第16冢亦掘开，惟取陶器2件，无墓表。综上诸冢，以墓表所署之年代推其埋葬先后，亦为自右而左，与画茔田茔相同也。在孟茔之北为曹茔。
8.曹茔
曹茔邻于孟茔之旁，外无石线栏，有坟7冢，为一茔，门均东北向。在第1冢中取墓表1方，墨书延昌三十七年曹智茂。取陶器3件。第2冢以土坯作墓表，无陶器。第5冢取墓表2方，一朱书延寿九年曹武宣，一朱书延寿八年曹妻苏氏。墓中得铜饰2件，形如今之眼镜，左右隆起，密穿细孔，边缘有绢帛纹理，疑为衣帽上之装饰品。第6冢为朱书，题唐咸亨五年曹怀明妻索氏墓志铭。虽间有模糊，但以水浸湿，尚可识其大略。书写亦优，约200字，前为志，后为铭辞。在高昌有国时之墓志均称墓表，直书年月日及死者官职名氏，体尚质素。入唐乃有墓志铭以颂扬死者之德行，文词趋于繁缛。虽贫穷者亦尝抄袭他人之文以颂扬其死者。如王康师为其父作墓志铭，文与曹怀明妻索氏墓志多相同。间有更改一二字，而致陷于不伦者。如曹怀明文云：“嗟兹亡妇，秋叶雕霜。”盖夫悼其妻之词。王康师则改为“嗟兹亡父，秋叶雕霜”殊可笑也。但中国之文学传于西域，由此可见其概略，然必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后也。墓中有陶器9件。在曹茔之东为苏茔，共21冢，门均东北向。在第1冢得墓表1方，题延昌二十二年苏玄胜妻贾氏，朱书朱格，无陶器。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十五年苏□相。得陶器5件。以上诸茔地，皆在大道以北，为余等日来工作之地也。
在3月8日余为当地习称之阿亦普沁所驱使，拟前往寻觅。乃留汗木多利与小侯每日仍带领20名工人工作沟西路南之古茔地。余带毛拉及引导者，于今日正午向东南出发。下午1时出沟口，转南行，经连木沁村庄，入戈壁往南，经大庄子，住于锡兰木一维民家中。次晨又出发向西南行，渡托克逊水，发现阿萨土拉，为古时茔堡，以捍卫大道旁之行旅者。盖由鲁克沁旁库鲁克山往西，经艾丁湖之南岸，经毕占土拉、阿萨土拉，入库木什山至焉耆，为唐时之银山道。郭孝恪攻焉耆即取道于此。现有大道辙迹，维名北京邮路，由东至西，沿此大道，有古时土墩。维民呼为土拉，形成一线，以保护当时大道旁居民与屯卒。阿萨土拉即其中之一也。过此，仍为碱滩，盐硝搀泥，枯苇僵结，鳞积成波浪形。下午2时住于英儿野勒克羊厂。次晨，即骑马觅古城。传说古城在山边，及至，除白色如银之库鲁克塔格山石外，不见有何古代遗迹可寻，但由此可知古人取名银山之意也。沿山麓往东行，觅得古墓茔多处，则知古时沿艾丁湖畔而居者亦甚众多，生时牧畜于湖岸，死则葬于此山麓也。3月11日即开始返行，又经蒙古坟茔及土拉多处，发现卜柯洛克土拉。又此一带之古坟与雅尔湖不同，此处冢上虽堆砌石块，其下即为井穴，深约1.3公尺，有木料作栏，死者裹以布帛，或毛织物，疑为本地后期之游牧民族，或即畏兀儿人之墓地亦未可知。余因欲速返雅尔湖，未及工作，殊可惜也。由此向北复渡托克逊水，转西北行至大墩子，转东北行，晚8点40分抵雅尔湖住次。小侯与汗木多利急以四日之工作相告，古物累累，已盈余之床榻前后左右矣。
3月12日余即至古坟地视察彼等之工作。大道南之古坟茔均集中于中部。其西则为风蚀土阜，迤逦漫衍。再南过小道，即至四道沟。往东，地势高低不平，古坟散布亦稀。故此一带为中部，为沟西坟茔之要区，亦即余等工作之中心地也。兹将道南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9.卫茔
此为邻近路南最西之一茔，其门均向东北，有坟6冢，分为3列，余发掘其三。在第1冢墓表为朱书朱格，题延昌三十三年卫孝恭妻袁氏。有陶器4件。第3冢为一墓志铭，字迹漫灭，不可尽辨。故死者之姓氏官职及埋葬年月均无可考。有陶器11件。第6冢无墓表，仅得骨器1件，头尖锐，疑为妇人之簪。在卫茔之东为罗茔。石栏作长方形，门亦东北向，5冢，只掘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寿十三年罗妻太景。无陶器。
10.袁茔
在罗茔之东为袁茔。冢门均东北向，共坟12冢，掘第1、第2两冢。在第1冢中有陶器5件，无墓表。第2冢中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九年袁穆寅妻和氏。无陶器。其东为唐茔。
11.唐茔
唐茔紧接大道，在袁茔之东，为吾等在大道南工作之中心地。共18冢，分4列，第1列7冢；第2列2冢；第3列7冢；第4列2冢。冢门及外之石线栏均西南向。在第1冢中得墓表2，其一为朱书朱格，题延寿八年唐耀谦。其二为朱书，题义和二年唐幼谦妻NDC28氏，墓中有陶器13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和十年唐仲谦，有陶器13件。第3冢墓表有3，二方合并，一方骈列。一朱书义和四年唐舒平；一朱书延和二年唐元护妻令褈氏；一不明。得陶器30余件。兹述其墓室之构造，与陶器陈列状况如下：其墓道长9米，宽0.8米，三墓表均在墓壁之中间。墓道深至距地平面3.6米时，即现墓门，宽0.7米，门高1.2米，与墓室等齐。启墓门入为墓室。室作梯形，前宽2.6米，后宽3.2米，直长2.1米。有尸骨3具，后2具头西北足东南。又1具在其右边，头西南足东北。陶器陈列于死者足间及身旁，形成一弧线。其中有一漏底甑，则陈于一死者头部右侧，或有重视此器之意也。第4冢墓表为朱书刻格，题延昌十三年唐忠贤妻高氏。有陶器15件。其墓室之构造与陶器亦有可言者。墓道长6.5米，宽0.7米，墓表在其中间。墓道渐后渐宽。在距地平面2.8米时即现墓门。上窄下宽，形同圭窦，上宽0.4米，下宽0.9米，高1.1米，与墓室齐。墓室为四边形，左宽右窄，左宽2.8米，右宽2.6米，后宽2.8米，前宽2.9米。右边有土台，高0.1米，宽2.2米，死者直陈其上，头西南，足东北。土台旁陈陶器10余件，尽为瓿、碗、杯之属。第5冢无墓表，有陶器6件。第6冢墓表为朱书，体同墓志铭，死者为高昌人，名唐昙海，唐龙朔三年死，四年葬。墓中得泥塑驼马等残件。盖唐以前在高昌有国期中，据余之发掘，其墓中无以泥质人马为殉葬品者，有之皆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后，此可注意之事也。第7冢墓表为唐複墓志铭，尾书上元二年，亦唐代之墓也。文词甚优，书写亦佳。文中述其祖父两代均为伪学博士，盖以追述高昌时代之官职，故称伪耶。墓中得陶器3件，有一兽形足盆，置于头部。四周花纹隆起，堆砌兽形，里有猿猴像，伏于盆底。有三足，均作兽形，背负此盆，式样颇别致也。兹述墓室构造与陶器陈列状况如下：墓道尾宽1.1米，长6.7米，至距地平面2.8米即抵墓门。门高1.2米，上宽0.7米，下宽0.8米。墓室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3.3米，前宽2.3米，直长2.9米，高与门齐。后有土台作长方形，厚0.1米，宽1.2米，长2.9米，有尸骨2具横陈，头西北足东南。兽形足盆即陈于外具之头部旁。又2件则陈台下之右边。第8冢墓表为朱书，题永淳元年唐思文妻张氏。得陶器4件。第9冢无墓表。得陶器5件。第10冢为朱书，题唐贞观二十一年唐妻辛墓表，左侧墨刻唐妻辛英疆之墓表八字，墓表侧刻字者甚少见也。内述唐为交河县神山乡民，与王朋显同乡，则高昌之乡村组织由此可证明也。有陶器9件。第11冢无墓表，墓中得铜器5件，似为衣带饰之具也。第12冢无墓表，有陶器7件。第13冢墓表有二。一为朱书贞观十八年交河县民岸头府谸师唐神护。一略小，侧刻师唐神护四字。二砖皆为一人，疑刻于侧者，师上略去一字。墓中有陶器1件。第14冢，墓表有二，一为朱书朱格，题延寿十一年唐阿明；一为延寿四年张氏。有陶器23件。第15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寿四年客曹主簿，姓氏不明，但以同茔不杂他姓为例，亦当姓唐无疑。殉葬之陶器甚多，有驼蹄足盆一，瓿、ND22A、杯、盂之属，共30余件。兹将其墓室构造及陶器陈列状况述如下：墓道长6.9米，宽1.1米，在距地平面2.1米即抵墓门。门宽0.7米，高1.2米，与墓室齐，墓室作后宽前窄之梯形，后宽2.45米，前宽1.9米，长2.4米。中有死者尸骨2具，横陈后方，头西北，足东南。陶器分陈于头足两面，直陈一线，其驼蹄足盆则在死者之足旁，表示为特别贡献之物也。第16冢，墓表字不明，未能知其年月日。得陶瓿4件。第18冢无墓表，有陶器4件。
12.马茔
在唐茔之东南隅为马茔，与唐茔茔门交错，盖唐茔门向西南，而马茔向东北，正相对也。共有坟27冢，分为4列。但吾人只掘其3冢而止。第7冢得墓表1方，朱书，字迹不明，仅识延和四年等字，其死者之姓名官职亦不可知也。无陶器。第17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一年马阿卷。有陶器4件。第18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四十一年马氏，不具姓氏，书写甚佳。墓中有陶器20余件。在马茔东，有坟2冢，为一茔，门亦东北向，发掘无墓表，未审其姓氏，余订为B茔，有陶器2件。在B茔之东北有坟5冢，为一茔，门亦东北向，余订为C茔，掘第3冢，得陶器3件，亦无墓表。此二茔为余工作古坟茔之最无收获者也。在C茔之北为A茔。有坟9冢，亦无墓表。未能知其姓名，余订为A茔。掘其第1、2两冢，成绩甚佳。第1冢中发现兽形足盆1件，堆砌兽像计11形，骈绕四周，形旁间有花瓣纹，与唐複墓中之兽形足盆其形象多相同。为余发现陶器中之较佳者也。但此盆倒置于墓道之尾端，入土不深，与通常三足盆陈列墓中死者足旁或头旁者不同，未知何故？墓中复得陶器20余件。以其殉葬之丰富，必非贫贱之人，然为何无墓表以为志也。第2冢无墓表，亦得陶器9件。在A茔之旁为刘茔。
13.刘茔
在A茔之东为刘茔，有坟8冢，分为2列，门向东南。第1冢墓表为朱书，首题镇西府内主簿刘□□。其名字及死葬年月，均模糊不明，墓中有陶器10余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刻直格，题延昌二十七年追赠虎牙将军刘氏，失书其名字。得陶器3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重光元年刘保欢。为所得墓表中之年代最远者，今由此墓表，而NDC28嘉即位之年可以推定，快如何也。墓中得陶器4件。第5冢，墓表题唐显庆五年刘住隆妻王延台。有泥器10余件，多蚀残。有车轮二，墨画轮辐，中隆起穿一孔，疑为置轴之用。又泥器1件，疑为陶瓶之塞。第6冢为墓志铭朱书朱格，首书大唐乾封元年刘土恭，而刘字与土字书写相连致误作谹。墓中得泥人马像10余件。人像亦为残毁，致失其彩色，仅具其形貌耳。第7冢无物。第8冢仅得铜零件3枚。无墓表。
14.王茔
在刘茔之西南，B茔之南邻，有坟21冢为王茔。门均东南向。外茔石线，只有西北两面，东南二面已毁。审其遗迹，知原有石线作栏也。王茔在小道东，此道为雅尔湖人往北山之路，穿经坟区。时余谋迅速明了墓中之种姓及省减时间计，只取墓表，不开墓穴。因墓表在墓道中间，取拾甚易也。余在第1冢取王朋显墓表，朱书唐贞观二十二年。第2冢取王阇桂墓表，朱书延寿十三年。第3冢取王康师墓表，朱书唐仪凤三年。第6冢取王皮苟墓表，朱书延和十一年。第5冢取王阿和墓表，墨书延昌五年。由是而知此茔死者皆姓王也。在王茔之西为索茔。有坟3冢，门均东南向。余掘其第1冢，得墓表1方，为刻字填朱，题延昌三年记室参军妻张氏之墓，另行朱书客曹参（军）令兵将索演孙九字，当为后死附葬时续书者。但不知记室参军是否即索演孙也。无陶器。在王茔之西南为NC135茔。NC135茔有二，一在大道北，与赵茔邻。一在大道南，邻于王茔，此大道南之NC135茔也。掘第1冢，取墓表1方，为刻字填朱，题章和十八年NC135灵岳之墓表。取陶器9件。由此而西，古坟零落，间多倾圮，浮沙被之。方向亦极凌乱，有南向者，有北向者，有东向者，散布各处，又无石线为界。想非本地之主要居留人，故不予清理。在此一带乱冢之西南，有小道一，通四道沟中之居民。在小道与四道沟之中间为任茔。
15.任茔
有22冢，门均东南向。在第1冢中有墓表2方：一刻字，题建昌二年任叔达妻张掖袁氏；一墨书，题延昌元年任氏附夫人袁氏，其官职相同，则任氏当为一人。末附张掖袁氏者，盖其妻先死，后任氏附葬时又续书袁氏于其后。墓中有陶器6件。其第5冢，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三年任□□，任下字模糊，不知其名为何。墓中有陶器9件。第6冢，墓表为刻字，题延昌卅年任显文。无陶器。第9冢为朱书，题延昌三十九年任氏。有陶器3件。第10冢，朱书延昌十三年任□慎妻。有陶器17件。第12冢，朱书延和十一年任谦。有陶器9件。第14冢，朱书唐贞观十五年任阿悦妻刘氏。有陶器20件。第17冢，朱书延寿十年任阿庆。有陶器13件。第20冢，墓表有二：一朱书唐显庆元年四月十六日任相住之墓表；一墨书，为墓志铭，首题唐显庆元年四月八日交河人任相住也。两砖同志一人，死葬之年月亦同，惟一作四月十六日，一作四月八日，相差仅八天，而其卒之年岁一作七十有五，一作六十有一，则相差至14年之多。决不能一人死两次，此中必有一误。后检四月八日之墓志，其任相住三字书写特劣，与全文笔迹不类，且其干支亦与长历不合，因此余疑系取他人墓表涂书任相住三字，以歌颂死者之功德也。墓中有陶器3件。在任茔之西为张茔。
16.张茔
张茔在小道之西，外无石线栏，门均东南向。第1冢墓表有2，一朱书延昌十九年张神忠墓表，一不明。有陶器19件。第2冢，墓表有2，一墨书延昌十五年张买得；一朱书延昌二十八年买得妻王氏。有陶器10件。第5冢朱书重光二年张保守。有陶器14件。第6冢，朱书延和八年张时受。有陶器3件。
17.麹茔
在张茔之西，约百余步，有坟2冢，亦无石线栏。掘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四年NDC28显穆。无陶器。在NDC28显穆墓之西为NB83E弹ND222，有坟10冢为一茔，以石线栏之，门均东南向。掘第1冢，有墓表2，一朱书建昌四年NDC28ND223妻白阿度及女；一墨书延昌十七年NDC28弹ND222及妻张氏。有陶器13件。在NDC28茔之旁又为张茔。在第1冢中，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十二年张阿□，有陶器1件。第2冢墓表亦为朱书，题延昌□年张氏，有陶器1件。
此为余于3月9日出外考查，小侯及汗木多利等清理大道与小道中部坟墓之大略。及余于3月11日返队，继续清理小路两旁之古坟，成绩欠佳，乃减为5人，工作小路西南之各坟茔。余连日绘此地古坟分布图，至3月16日，而沟西之全部工作告竣。余等自3月1日至3月16日工作沟西坟区，除因维民年节休息三日外，每日有10余人或30人不等加入工作，在此荒僻之戈壁滩上，本地人来鬻食物者骈列成市，日昃不歇，四方之骑马驴来观者络绎于途，未始非一时之盛事。而余所得之数十箱古物，又足以证明高昌NDC28氏有国之历史。此又余所尝自引以为幸慰者也。
三、沟南
先是在沟西之东里余，当四道沟与三道沟水合流出口处，在土子诺克塔格之北麓，有高原隆起于四道沟与三道沟之间，古坟累累如棋布，本地人亟称从未有人掘过。邀余试往工作，致使余停工之意思消减，而又欲继续前往一试，以与沟西坟区作一比较。在沟西坟区东行，山势陂陀，间有一二散布古坟，但已与维民新坟相厕杂。前行里许即至其地，两边临甚深之崖岸，居民住于沟中，泉水淙淙东南流，树木荫绮，野木沁之人往迪化者，亦取道于此。余于3月17日开始工作，以18人从事，得陶器80件，墓砖2方。
18.索茔
此地有坟5茔，唯中间一茔最为整齐巍峨，超越沟西，乃试工作此茔。此茔共有坟9冢，斜线骈列为3行，外有石线栏之。门均东南向。后宽23.8米，左宽42.1米，右宽42.1米，前宽22米，门宽4.8米，门长9.4米。余即工作其中之第1、2、3冢。在第1冢墓道中取墓表3方。一为朱书朱格，题延昌三十一年索显忠；一朱书，题延昌十三年索显忠妻曹氏；一朱书延昌三十三年索显忠妻张孝英。墓中有尸骨3具，与墓表之数相符，盖为索氏夫妻无疑也。有陶器40件，均堆积于头部及身旁。有三足盆二，及ND22A、瓿、杯、盂之类。其种类颇多，三足盆则置之中间，而四周围列陶器一圈，其盂、杯之类，则累叠列陈。陶器花纹多为朱色。有一盂内涂朱，其朱色渣汁，犹沉淀于底部。厚1厘米，触之尚能染指也。又一瓿，内满覆已腐食物之渣汁，则当时必以陈食物，且即以所陈之食物殉葬也。有在陶器口缘起白沫成凌状者，或因其器中原存有盐质之物所致。又有黄泥质杯数件，无柄，口微涂黑。凡此种种皆表示当时人民生活之状况，使吾人尽量了解，千余年前西域人日用器具与食品，亦为吾人最乐之事也。第2冢，在墓道中取墓表2方，一朱书，题延昌七年索守猪妻贾氏；一朱书墨格，题延昌十二年索守猪，但无陶器。第3冢无墓表。掘此墓时，余正在沟西复查已工作之墓穴，远见余之脚夫由沟南匆匆来，彼不能汉语，余不能维语，以手指示，仿佛是请余去者，前行数武，而余之掘手汗木多利立于高阜上，以手招示，声声叫余，余知其必有贵重物发现也。即驰至，以手电灯照此黑暗之窟室，似有一彩绘男女之神像覆于死者身上，及取携，已腐朽化为灰泥矣。余下人之惊愕呼余者为现也。余乃审视墓室一周，记其情形如下：墓道宽0.7米，后宽1米，长7.2米，深距地平面1.2米时，即现墓门。有土坯数块塞门，盖陈置死者既竣，即以土坯闭塞墓门，所以防浮土倾入与野兽之扰害也。门高1米，宽0.7米。启门入为墓室，墓室作梯形。前宽2.4米，后宽2.8米，长3米。中有土台二，作长方形，相对横列。后一宽2米，长1米，厚0.1米。前一宽1.7米，长0.8米。台上垫以石灰，上布芦席，后台陈尸骨2具，头西南，足东北。后一，长1.8米，头足旁置陶器各一。足旁为一大三足盆。后二，长1.65米，头部置陶器1件，两尸之中间置碗瓿之类一线。前台陈尸骨1具，头西南，足东北，与后二同。头足均枕以草灰枕，作棱角形。身衣锦绣，覆以采绘男女之神像，虽已腐化，但其彩色质料尚可见也。尸长1.65米，头旁置陶器1件，于其右侧。在两土台之中间有洼沟，置陶器一线。余均陈列于土台之南部，自后至前累累若串珠，共40余件。举凡生人所习用之器物几具于此矣。
余今日虽得最丰美之收获，随人等均劝余继续工作，但余终不欲更改余之原订计划，明日仍然停止工作。并整理所得之古物及包裹装箱，以备长途之运输，故亦备极忙碌也。
3月20日始将采集品26箱装包完竣，移置吐鲁番气象台中。21日上午将所有事务料理完毕。下午2时率全队离开二十日勤苦工作之雅尔湖，向哈拉和卓出发。沿让布工商渠东南行，夜抵让布工商。汉名二工，为清光绪中屯垦之地。发现古城一，疑为唐之南平或安昌故址。次日由小侯、汗木多利带队直至哈拉和卓。余偕毛拉至吐鲁番城购办什物，24日晚返哈拉和卓。25日开始查视附近古迹，3月30日开始古坟之工作。在哈拉和卓附近有古坟地三区：一在古城西北里许，其面积之大，过于雅尔崖，最有名之张怀寂墓亦在此区（详王树蒧《新疆考古录》），但多为东西游历人士及本地人所盗掘，已失其地中层序，颇难清理，故余决定不工作。一在古城东北1.5公里许，当往土峪沟途中，古坟亦多，其状与西北区同。余等在此处取墓砖2方。一为朱书，题河西王通事舍人张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无年号及年月日。但在高昌NDC28氏有国时无河西王名称，余查《宋书·氐胡传》沮渠无讳袭据高昌，遣使奉表于宋文帝，拜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及无讳卒，其弟安周继立，宋仍拜为河西王如故。是河西王为沮渠无讳及安周时事。无讳为宋元嘉十九年，安周为宋元嘉二十一年，在NDC28氏前，故不署高昌年号，然沮渠氏侵入高昌，由此可以证明也。一为墨书章和七年平远府录事参军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其墓中均已被人盗掘，惟墓表在墓道之末端，故尚能保存也。此一带坟院形式与雅尔崖同，院外有石线为栏，冢前有石线，其族划区分亦颇清晰。惟西北之坟区与此略异，外栏及冢墓道均已失去痕迹，或者原即未有，其坟之周围，间有半月形之土埂，表示为坟墓之屏障。此种风俗，略同内地，若江南一带之古坟多如此。亦有在坟后起高塔者，则为佛教入西域后之遗俗。二堡旧城及雅尔崖旧城尝有此类之建筑物，而其前均为坟墓。有时外表不隆起，故不能知其墓穴何在也。一在二堡东南伯什柯恶克，距二堡旧城约5公里。此处坟院形式与雅尔崖及他地均异，每冢上有一土墩，盖为塔或房屋之已倾圮者，坟前亦有墓道，外以石线表示，与雅尔崖同。在一冢或二、三冢外，有土筑之围墙，高约2米余，四周围之，宽10米，长约90米。余于3月29日试工作此一带坟地，每日5人，工作3日，长30米，深8米，但除有死尸之嗅味及零碎铜件外，不见有显著之古物。盖此一带地湿土疏，古时遗迹致失其保存之效能。余因是遂放弃此地之工作，转寻余所希冀之两千年前罗布泊古海也。
（原载《高昌陶集》）
雅尔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余在报告中曾分沟北与沟西两地叙述。今根据遗物之形式花纹及同时出土器物作时代之研究，亦拟分为沟北与沟西两期。虽沟南与沟西相距稍远，但其遗物之形式花纹与沟西两无差异。其墓表所署之年代亦先后相若。故合并为一期，统称为沟西期。今本余考查所得，及记载所述，表示个人意见如下，以俾研究者之参考焉。
一、沟北期
沟北古坟中出土之器物，其墓室形式与陈列方法，类皆相同，皆可表为同一民族之风习，其详已见报告书。又其陶器共为两类。除单耳彩色瓶，非由余亲手掘出，另有论述外，其余各陶器其彩色与制作方法，类皆一致，亦可表现为同一时代之遗物，虽有一俯口钵，与其他器形制不同，余在遗物说明内认为可疑，然不碍于主体也。但沟北陶器均无墓表，欲推论其绝对年代如沟西所出者为不可能，故不能不求其次者，即在同时出土器物及陶器本身之花纹彩色，而推论其相对年代。盖考古者除此外，尚无别法作研究之根据也。兹先述同时出土之铜骨器具以作比较。
1.铜兽环
余在沟北沙梁北第1冢所发现之铜兽环，已在遗物说明内详述其形象。今以中国铜器上之花纹比对，亦有可为余研究时代之证者。试以《博古图》所载，其脰带间所具之兽头形作例。如彝类，商器具兽头形者9，周器兽头形者10。其分别商周，虽未必完全可据，但据铭词如父丁彝（卷八，页十一）、立戈父甲彝（卷八，页十二）确为商器。单彝（卷八，页十七）、召父彝（卷八，页二十）确为周器，则可信也。又如卣类，商器具兽头形者16，周器具兽头形者6。例如祖乙卣（卷九，页五）、祖辛卣（卷九，页十八）确为商器。周宝卣（卷十一，页三）、孙卣（卷十一，页十六）确为周器。又尊类，如商龙凤方尊（卷六，页二十六）、商三兽饕餮尊（卷七，页二十六）。又壶类，如周饕餮方壶（卷十二，页二十二）、周觚ND226壶（卷十二，页十六）。以上诸器脰带间皆着兽头之形，惟均不衔环。其衔环之象，实起于晚周。仍以《博古图》所载衔环之器举例，如ND225洗盆类，有周兽耳ND225（卷十九，页二十六）、汉双鱼洗（卷二十，页二十五）、汉兽耳盆（卷二十一，页二十六）。周只1器，余均为汉。而周ND225与汉ND225形制甚同。壶类有周百兽圜壶（卷十二，页十七）、周鹦耳雷纹壶（卷十二，页二十九）、汉细纹圜壶（卷十三，页十一）、汉兽耳方壶一、二、三、四（卷十三，页十六至十九）、汉凤鱼壶（卷十三，页二十九）、汉兽耳圜壶（卷十三，页三十）、汉兽圜壶一（卷十三，页三十），共10器。而周只2器，余均为汉。而《博古图》所称之周又无铭词为证，仅据神色实不能作判别时代之根据。今以壶中有铭词者如大官壶为建武时器。以此形类推百兽圜壶与鹦耳雷纹壶形制大概相同。故此二器，即令为周代之物，当亦为晚周，与汉器为一系统也。周兽耳ND225亦同此例。故吾据上文所述，是商周间之器，仅有兽头，尚无兽头衔环之象。虽有作牺首形，为柄把之饰，但与此意义各别。因此余断定兽象衔环，起于晚周，至汉时最为普遍，是可确信者也。此见于铜器者。至于汉代石刻，雕此形象者亦甚多。例如汉射阳聚画像（图一）、嘉祥画像第6石、南武阳画像，皆是兽头衔环状。其兽头之形象与汉兽耳方壶一、二、三、四器相同（卷二十三，页三十三）。但射阳聚环系巾带，程瑶田订为佩环。余皆饰于门扉，古谓之铺首。其制至今犹存也。又1928年，日人发掘乐浪故冢，发现漆器甚多，其漆盂之侧，亦绘兽头衔环（《乐浪》图版七六），可证汉时此形效用极为普遍。且施入绘画，非仅雕刻然也。又余在罗布泊北岸古烽燧亭遗址，发现铜兽头佩具1件（图二），形同乐浪漆盂所绘，虽无环具，其鼻端有钩，所以结环，以同时发现之木简为证，亦为西汉时故物，是汉时又施之于器物矣。今此器出于沟北，两眼大口，类兽耳方壶，又额有两乳状，虽所衔之环，不如以上诸器之圆整，而呈椭圆形，且上连结一小圈，但其取义谅无差别。故余以铜石木诸器，来证明此器，其年代当亦为晚周或汉初之故物无可疑也。
图一 汉射阳聚画像
图二 汉兽头佩具 2.骨矢镞
沟北沙梁西第7冢出土有一木矢千骨镞（图三：1）。余在器物说明内已引《尔雅·释器》订骨镞为习射之用矣。但《尔雅》不著作者姓名，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子夏等所增益，皆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详细之辨驳。1.骨矢镞（雅尔崖沟北）2.铜矢镞（罗布泊）但《尔雅》为解释群经之书，历来学者均极重视。盖《尔雅》作者时代虽不可考，要为二千年前后之古书，其称引必有所本。又《仪礼·既夕》云：猴矢一乘，骨镞短卫，志矢一乘，轩谺中亦短卫。郑注云：志犹拟也，习射之矢。书云：若射之有志ND227谻也。无镞短卫，亦示不周生时志矢骨镞。按《既夕》为记士大夫丧葬之礼，死者既殡，陈列生时之器物弓矢于旁。以示不用，谓之明器，此骨矢镞亦出于墓中，陈于死者身旁，其用义当与《既夕》所记相同，但《既夕》为礼经之一篇。礼经传为周公所作，以记周时之礼仪制度，而经孔子正订者。故所记为周时之习俗。则周时尚有骨矢镞，已可证明矣。至汉代有无骨镞，余未能发现此类遗物，但余在罗布泊北岸烽火台遗址拾铜矢镞数十枚。有三棱形者，有圆锥形者（图三：2）。其圆锥形状酷似此骨镞，且镞内空以纳NFDB9，尤与骨镞相似，今以其同时发现之汉简证明，为西汉时故物。故此器其质料虽与之不同，按其形式则其时代未能相过。又按《尔雅》骨镞不翦羽谓之志。郭注云：今之骨ND228是也。《释文》引《埤苍》云：骨镞也。按《埤苍》为张楫所著。张楫为魏时博士，郭璞为东晋元帝时人，皆以今释古。是骨镞自周迄于魏晋犹习用未绝也。
图三 矢镞 3.骨签
沟北沙梁西第8冢出土之骨签，余在遗物说明书内，由其缺口摩擦之角度，已证明其为编织之用。但在中土记载上为何物，现尚无充分之证明。故其年代若何，约当中国何时期，均不能有详审之指明也。但据墓室之形状，亦为复室。与第7冢之墓室相同，且与之邻比，则营葬必与第7冢为同一时期。故第8冢之骨签亦必与第7冢之骨矢镞同时，可断言也。
4.陶器
以上专就铜器骨器作研究，则其时代之先后已略可考见。次就陶器本身彩色纹理形式分类研究，亦可收互证之效也。试分述如下：
（1）彩色及纹理
在沟北出土之陶器，除去彩绘陶瓶之外，余均有同一之彩色。即沟北之陶器均为红地，外表涂敷薄层红泥。此类红色陶器，据余此次所采集之陶片观之约有二种：一为唐代，一为远古。唐代红陶器，胎作浅红色，外面为粉红，磨制光平。余在库车古坟中所得唐代陶罂皆如此。又在库车、沙雅、焉耆一带之唐代遗址中，所得陶片甚多，上多刻水波纹，或里印蒲纹，同时有开元、建中诸唐代钱币，可作证明。至于远古之红色陶片，质较粗笨，内含石子，为特异之现象。间有薄敷红色彩衣，但多已脱落。余在吐鲁番南艾丁湖畔及雅尔崖旧城中等地所拾红陶片皆如此（图四）。雅尔崖旧城中所拾与彩画及刻纹陶片同地。又往西焉耆道中之阿拉癸沟及博斯腾湖旁之沙碛中亦拾有同样红陶片，同时有石刀片。而博斯腾湖旁沙碛中并拾贝钱1枚。若据同地出土之石刀片及贝钱，可认为新石器时代之产物。但又在其东北2.5公里许盐湖畔古坟中，掘出汉铜镜1，同时有红陶片及残器，又为公元前后所遗留。今沟北红陶器质粗，且同时出土有铜骨等件与盐湖畔之情形相同。故红陶片虽起于远古，但在公元前后犹为当时居民习用未绝也。又其中可予吾人以注意者，即在沟北古坟中发现石斧1件，磨制甚光，与红陶器同出土，陶器置之死者头部，石斧置之腰间。与焉耆沙碛及阿拉癸沟中所发现之红陶片同时有石刀片同一情形，据此似可推论沟北出土陶器为先史时期之遗物。但沟北墓中只此石斧一件，再无其他石器，不能即认为石器时代之产物。即令作较远之推论，亦为远古石器之抛弃于后者，观于石器上之水石冲刷痕迹可证。故不能据此一件，即作全部较远之推论也。又关于陶器之纹理亦为研究时代之必要资料。沟北陶器皆为刮磨纹，余在新疆本部所拾者除此外，又在吐鲁番南艾丁湖畔戈壁中发现有刮磨纹之红色陶片。虽无同时出土之器物，可以证明其时代要皆为西纪前后之故物。又在和田沙碛中亦拾刮磨纹之红陶片，纹理作几何曲线形，意料时代较迟，其在中国北部者，则为1927年夏，余在内蒙古甲色庙发现一旧城，采拾绳纹刻纹陶片极多，同时亦有刮磨纹陶片。又黑柳图河古址亦有少许。以绳纹陶器及其他铜件之证明，皆属于汉初。故刮磨纹起源何时虽不可知，要在汉代犹流传未绝也。不过在蒙古地所发现之刮磨纹陶器片，均为青灰色，而此则为红色为独异耳。
图四 磨纹红陶片（艾丁湖畔） 沟北陶器除单耳瓶外，其形式约可分两类：一为圆底钵，一为桶状把杯。钵之中有的若盘状（图五：1），有的若杯状（图五：2），但皆圆底无足，且皆为宽口。虽有一俯口钵为薄口，但余在遗物说明中已认为可疑。其余则大抵相同。但圆底陶器如陶钵之类，中国内地尚无甚多之发现。但在波斯出土之陶器，则与沟北所出相似者甚多。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 Ⅷ，p.100）第154图之彩绘三角形花纹陶片与余之单耳彩色瓶花纹相同。又原书p.323列绘各样陶器，其与余沟北期之式样同者有736、752、753、755、759诸图。又p.272，第3号墓穴中出土之陶器亦多与沟北所出者近似，而同时尚有许多与中国古时相同之铜器如矛盾之类。若就文化一源立论，则中国古代文明将被波斯夺去不少。而此次沟北出土之瓶钵，将为一有力之介绍物也。但吾人推论时代，不能只就一类器物作根据，必综合同时出土之各种器物及形色研究所得之结果，方可为最后之断定。故与圆底陶钵同时出土之桶状把杯亦为推论沟北器物年代之重要资料也。在沟北把杯类中有作桶状形者（图六：1），有作圆底形者（图六：2）。兹先就余考查所获与此类形状相同者言之。余于1930年春在雅尔崖工作完毕后，即赴罗布泊北岸探查。曾发现一汉代烽火台遗址，获木简百余，有黄龙、元延诸年号，确为两千年故物。在烽火台西约25公里有一干河，现已有水，在此河南北均有古坟，在河北岸古坟中发现桶状漆杯二（图七：1），以木为质，质料细薄，外涂朱漆，施以彩绘，虽被剥蚀，然犹能见其美丽之色彩。柄着器腰，适容一指，以此例沟北把杯，其形式正相同。同时尚发现有玻璃耳珰、木裐之类。在河南岸古坟中亦掘有木形把杯两件（图七：2），形式与沟北圆底把杯相同。不过一为木质，一为陶质耳。罗布泊与吐鲁番壤地相接，其文化之分布与交通当较密切。今以罗布泊出土之同形器物例吐鲁番所出者，亦为甚合理之研究。如此则沟北陶器不能与罗布泊相差过远也。又日人1929年发掘乐浪古坟，发现汉代漆器甚多，其漆盘之一，有汉永平十二年年号（《乐浪》图版六〇）。又有桶形漆器一（《乐浪》图版七九），其形式大小与余在罗布泊发现者同，彼亦为木质，但较粗耳。在乐浪报告书中，又插一瓦质把杯（《乐浪》页四七），据云：此器现藏旅顺关东厅博物馆。又云：此种形式瓦器在中国内地发现甚多云云。据此，是桶状把杯在中国内地亦甚流行，且传播至极东地也。今再就墓里遗物存置之状况言之，在沟北沙梁西第5冢，墓里遗物存置之状况，有桶状把杯一，置之死者头部。旁复有一圆底钵，内陈圆底把杯二，置于足旁。既把杯与圆底钵同存一墓中，则必为同一时代之流行品。又把杯置于钵中，疑为当时日用之习俗。若然，则圆底钵与把杯不可分离。按上文桶状把杯为公元前后之遗物，则圆底钵之时代，谅亦同此。就令圆底陶器在波斯年代较远，但起源与流迁为两事。故何时流入新疆，或为本地之仿作，及绵延至何时，均为可注意之问题。故不能以波斯式出土之年代以论西域也。
图五 钵 1.圆底浅钵 2.平口小钵 （2）形式
图六 把杯 1.桶状把杯 2.圆底把杯
图七 漆杯、木杯 2.圆底木把杯（罗布泊） 1.桶状漆杯（罗布泊）
综上所述，关于沟北陶器之彩色纹理形式，及同时出土之兽头环与骨矢镞作综合时代之考订，则沟北出土之器物如上所述者，皆不出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所遗留，是可确信也。
其次沟北陶器，有为吾人所最宜注意，而增加研究之兴趣者，为彩色单耳瓶（图八）。兹附论及之。
瓶之彩色花纹，均详遗物说明内，此不具述，惟以此类陶器，余只在沟北得此一件，其花纹有类于波斯出土之陶器花纹。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Ⅷ，p.100）第154图之彩绘三角花纹陶片与此器之花纹极同。又与中国本部河南秦王寨出土之陶片亦相似（阿恩《着色陶器》第5版第14图）。虽其彩色微异，但其画线之法则大抵相同。又甘肃出土之陶器如安特生《甘肃考古记》所述，第2版插图所示口缘部之水波纹与此器口缘部所绘同一形式。又第9版之第1、第2两图，其柄宽平，上端紧接口缘，与此器亦合。在此东西不同区域，而有同一式样及花纹之器物，固为研究东西文化开展之良好材料。若进而研究其时代殊感困难。据安特生、阿恩两博士研究河南、甘肃出土陶器之时代，根据苏萨亚诺之第12纪为断，计时为公元前2500年，殆近3000年之谱（《着色陶器》页二五、《考古记》页二二）。但吾人推论此器年代，不能完全根据安特生所拟（李济教授在小屯与仰韶文中已发生怀疑。见安阳报告第2期）。盖推论年代最上者为本身文字之证明；其次则借助于地层学及同时发现之器物作比较研究亦可得相当之验征，再次则征之于附近出土器物及历史之记载。此虽较上二法为逊，然犹较取东西悬远之物论其花纹之同异为胜也。余此器虽系假手于本地人之手，在此穴中只此一器，又无其他之证物及地层可供吾人以研究时代之资料，故研究时代之最上二法已不适用。但求其次法，既征求附近出土同似之器物作旁证，亦可得相对之年代也。
余在报告书内曾说明在雅尔崖旧城中掘拾彩色陶片若干。其花纹着色与此器相同。为吾人研究此器有力之根据。又轮台故城出土之红底黑花陶片亦当提及。按雅尔崖旧城为二千年前之车师前王庭旧址，《汉书·西域传》云：宣帝时遣卫司马破姑师未尽殄，今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又云：车师前王治交河城。按以出土之墓表作证，此城确为古之交河城，为车师前王所居之地无疑。但《史记·大宛传》称述张骞之语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姑师即车师。是张骞使西域时，当公元前126年车师已有城郭之居。则此城或更远于张骞时所筑也。此彩色陶片既在此城所拾，必为寄居此城中人所遗留。此器又在此城北1公里许之古墓中出土，则此城人生时所习用者，必与死后之殉葬者为同样器物，且可断定为同一时代也。又同时在土台上拾有压波纹、蒲纹、雷纹（俗称回纹）、黍状纹（《貔子窝》定为矢状纹）及印花纹陶片，与貔子窝高丽寨之陶片相同。彼以此属于汉式系统。此处所发现之压纹、印纹陶片，与彩色陶片同一地点，其地层虽已被本地人掘土所紊乱，但最低限度亦可说为先后相承时期。又余在轮台南一故城中亦拾有红底黑花陶片，与雅尔崖故城所拾者相同。余按此城与龟兹故城之距离方位推计，确为古轮台城遗址。又按史载轮台故城在公元前102年为李广利伐大宛时所屠。则此城之有居民当在公元前102年以前。则此城人所遗留之彩色陶片亦当为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之故物也。根据以上所述之彩色陶片，以评断沟北出土之彩色陶器，其时代当然不能有所不同。因雅尔崖古城与此器出土地为同一区域，而轮台与雅尔崖又为东西一线相承，在文化推进之路线上亦有重要之关系。既车师与轮台之同样遗物皆为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所遗留，则此器亦当先后同时，最远亦不出公元前5世纪，再不能推远，故安特生3000年之说吾人不能援用。但近据瑞典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一期中载安特生一文，题目为“Per Weguler die Steppen”，文中认内蒙一带西至甘新之铜器遗物，颇有特别之处，可以自成一区，与西伯利亚出现之斯西安（Scythian）遗物相似处甚多。又因沙井期之带彩陶器曾与此类铜器同时出现。照此类铜器在斯西安出现，以计算年代，安氏将甘肃沙井期推晚1000余年。重订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100年（p.153，亦见安阳报告第二期小屯与仰韶所引）。据此，是安特生氏最后之改订颇与余说相近，而为吾人所赞同者也。
图八 彩色单耳瓶 又余在此处关于东西文化之推进，附带叙述，以作余上文之结论。盖新疆居此东西交通之邮，在海道未通以前，东方民族之至西方与西方民族之东来必经过新疆。
据一般学者所云，东西文化有二大策源地，一为伊兰高原，一为中国本部。此两大文化区均位于新疆之两端，如何能沟通交通为一问题。盖西域地形沙碛大半，水草缺乏，暨西荒岭旷漠，时虞盗贼，非有强大之兵力与财力，平夷道途，警卫行旅，不能为有效之交通，此为稍明西域地形者所公认。因此东西文化之活动，非藉外缘之驱使不能显其机能。故余以为军事之拓展与种族之移徙皆为推进文化之重要原因也。在有史以前，西域之情形如何，吾人不得而知。近今学者关于人种之来源与文化之发生皆有不少拟议，但均无确切之证明，不可信为必然。故东西人文之活动，溯其最先而略有依据者，略可分为二期。一为大流士远征与塞种人之移徙；一为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请先言其前者。
公元前521年，波斯王大流士第一继立。袭居鲁氏之遗业统有小亚细亚、叙利亚全部，如文化发生最早之埃及、巴比伦、亚述及赫族，均为波斯领土之一部。其疆域西及多瑙河，北与塞种为邻，东与印度相接。而雄才大略之大流士复转兵北征，与塞种人战于多瑙河岸。战虽不胜，而东西民族因此而受一极大之冲动，此在世界史上可注意之事也。盖塞种原为黑海沿岸之游牧民族，后渐次东展，向里海、阿拉海之北岸漫延。自经此次战争之后，又分为两支移徙：一支向东徙，沿伊犁河山谷以入新疆；一支向南徙，沿阿姆河以至大夏（此据法国伯希和教授对余所云）。除南徙之一支俟另文论述外，其东徙之一支究在何时入新为一问题，但按中国传记所述，亦有可资参考者。《汉书·西域传》云：乌孙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又称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是时匈奴约在今之新疆东部，奇台、阿尔泰一带。大宛即今浩罕一带。康居在北，约在今巴尔喀什湖西北之荒原锡尔河沿岸，今为哥萨克地。所谓城郭诸国，即今天山南路诸地也。汉书既云乌孙本塞地，则塞种人是时占有巴尔喀什湖以东，沿伊犁河及特克斯河诸山谷，东展至新疆中部，如绥来以西，焉耆以北皆为其领域。及大月氏受匈奴威逼西奔，塞种人遂南徙（此支系由天山向西南徙，疑与由沿阿姆河南徙之一支不同）。大月氏复追踵而南，乌孙遂居其故也。乌孙迁徙之年代，虽史无明文，但大月氏西奔，为汉文帝四年即公元前176年。则乌孙之据其故地，必在是时，据上所述，是塞种人之东移，必在公元前521年以后，公元前176年以前，考之史传，可以信其然也。至于因塞种人之移徙，其所附带之文化如何，余虽未发现指明何者为塞种人所遗留之故物，但塞种与亚述、米太、波斯血统相属，经此一度之开通，其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均有侵入新疆之可能。故在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之间为东西文化推进之第一期。且此期文化乃由西北荒漠以入新疆之北部也。
其次述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在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王东征波斯，占据其都城苏萨。又进兵至印度西北部之干达拉，希腊文化同时至此两地。并遗留士兵与波斯人婚媾而成希波之混合民族。虽马其顿王死后国土分裂，而希腊之文化仍在此处葆荏滋长。虽在公元前176年以后被东方游牧民族塞种人与大月氏人相继侵入，然终被本地优秀之文明所同化，改其故习（参考德国奈柯克氏V.L.Coq《东土耳其斯坦之希腊遗痕》）。及公元前126年张骞使月氏，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而东西之文化如两地水池之被沟通，彼此交流。故一般学者均认此时为东西文化最活动时期。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为东西文化第二期之推进。且此期文化乃由波斯越帕米尔高原以入新疆南部者也。新疆之承受东西文化亦以此期为最巨。又以后之佛教文明传至印度之西北部与希腊文明混合，而成立之犍陀罗佛教，渐次传入新疆及中国内地，虽张骞使月氏还未有提及佛教之事，但佛教之传播亦系受此期之影响跟随而入，无可疑也。
综上所述军事之拓展与人种之移徙，而东西文化早期推进之原因，由此可见。但余在沟北所掘拾之古物为受何期推动之影响，为何种民族所遗留，在未得充分证明以前暂不能有确切之推断。但于各种民族移徙之路线，考究古物之分布，比较同异，亦可使吾人发进一步之深省。则余之建立两期推进说，亦为研究东西文化交通之一重要提示也。
自此以后，东西交通频繁，文化之推动亦极活跃。如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之西移，景教、摩尼教、回教之东来。于文化之沟通上，莫不有相当之关系。因与本篇无关，故不论及。
二、沟西期
余对于沟北出土之陶器及铜骨诸器时代之研究，已如上文所述。其次当述及沟西与沟南之遗物。按沟北之遗物无文字作证明，故研究时代必根据陶器之花纹形式及同时出土遗物，作相对之推论。而沟西及沟南之陶器皆附带墓表，以墓表所署之年代判断墓里陶器之年代，故年代极为可信。盖吾人研究古器物其最要之工作即推论其时代。盖陶器有自署年代者，其真确固无论矣。其次则同时出土之遗物标明有确实之年代者，亦可以彼例此作同等之推论，在考古学上亦认为极真确之方法也。
盖沟西及沟南墓室前均有墓道以通往，死者及陶器均在墓室中，而墓道两壁则砌有墓表。故墓表上所署之人名当然即墓中之死者，而墓表上之年龄籍贯及埋葬年月当然亦为叙述死者之事。今此陶器均陈列于死者两旁，故必系与死者同时入土，则墓表上所署之埋葬年代亦系陶器入土之年代，毫无可疑也。虽陶器之制作或许较早，其形制或由早先遗传下来，但时人既以之殉葬，则陶器在当时固甚流行也。然沟西陶器有墓表同时出土者，当然以墓表所署之年代为断，但其中亦有许多无墓表而只有陶器，其陶器之时代若何，固为一问题。但沟西坟茔有一特殊现象为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即沟西每合若干冢为一茔，其一茔中之冢墓，类皆为一姓，外有一石线作栏。各冢在一茔之中，依次鳞比，有时尚能推出其先后埋葬之次序，则无墓表之墓室距有墓表之墓室，其时代相差当不甚远。故以有墓表之陶器，例无墓表之陶器，其时代当亦真确可据也。例如沟南索茔第1冢，墓表署明为延昌十三年至四十一年，其陶器之时代固无问题。而第3冢则无墓表，今以第3冢之陶器，比较其形式花纹竟无区别，则第3冢陶器之时代与第1冢陶器之时代当亦无甚剧之差别。本篇图版取材索茔陶器颇多，可覆按也。因此吾人研究沟西及沟南陶器之时代，即根据墓表之题示，皆以为自北魏之末以迄初唐，即自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遗物。其有无墓表者，亦此为例也。在此期间，虽经一度之国变，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唐太宗命侯君集平高昌，改隶唐朝版图。然其墓室中之遗物，据余发掘之经过，除墓志款式转遵中土，及以泥塑偶像器具殉葬，二者为高昌有国时所无外，至若陶器之形式花纹则毫无所变也。故吾人关于沟西及沟南之陶器皆认为一时代之产物，与沟北不同一时期也。
在此，进而研究其形式花纹，作系统之叙述。
（一）形式
余在沟西及沟南所采之陶器共为800余件。约其类别共有14。虽各类之形式与用途不同，但其制作之方式，加口部与底部各有其相类之系统。今先述口部式如下。
1.卷口式
余在沟北所采之陶器。如钵类口皆宽平，唇微出。把杯类则为薄口，与身等齐。而沟西及沟南之陶器则以卷口式为最多。如ND22A类、壶类、瓿类，几全部皆然。虽如瓶类其口微侈，作流灌之用。然其唇亦微曲，亦不如沟北陶钵口部之平整也。罂类口稍薄，然亦微卷（图九）。若瓿类其卷口式多类ND22A，惟图十之蒲纹瓿其口微侈，为瓿状之特异者。又在余采掘之陶器中有一特征，即凡卷口式者颈项皆短，肩腹隆起。其中虽有二辘纹瓿，肩腹微隆近于桶状，但其项颈亦短，其形式与他器不类。余以为模仿中土古制而作，其卷口亦不如他器之显著也。瓶类之颈稍长，则尤为例外矣。盖卷口式完全使用钧运法旋转而成，其口部之细擦纹犹显然可见也。又卷口式在汉代陶器中有作双卷者，即在口外缘作凹凸纹式，并有镂刻矢状花纹者，疑为时代较早之制作。隋唐以后则以单纯之卷口式为最普遍矣。
图九 汤罂 图十 蒲纹瓿 2.俯口式
此式以盂类为最多，口与身成曲线形，故肩腹均隆出，而里底深锐。虽有盂之口部不如上述之俯。而腹亦微曲作隆起状。如图十一。凡俯口式盂其口部均薄。惟图十一口唇稍厚。若纯素盂，口唇微伸出，反有类于漏底甑。但肩部隆起亦为盂状。沟北出土之俯口莲纹钵亦口薄而俯，与俯口盂同。但沟北之俯口钵为圆底，此为平底，仍非一时代之产物也。且沟北出土之俯口钵疑非中国本土所出。故余在遗物说明内已认为可疑也。至俯口式在河南出土陶器中亦偶见之。如阿恩着色陶器第八版第二九图，仰韶出土之陶钵其形式正与沟西所出大致相同。又第二版第二图秦王寨出者形式亦近似。惟沟西俯口钵缘口至肩部作曲线，而河南之口俯钵腹与口缘及底成钝角也。
图十一 碗状盂 3.平口及削口式
沟西陶器除上述之卷口俯口之外，尚有平口式。即口部平整，其肉厚与四围相等也。如三足盆，除两器略带唇外，余均为平口。若碗、杯、碟等类，口虽与围同厚，但口端微削。自制作上言，平口必用刀旋削而成。《天工开物·陶埏》云：凡手指旋成坯后，晒极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次两。小注云：过刀时手脉微振，烧出即成雀口。由此所述，反证余之图十二，其缺口处显为过刀时不慎所致。至于削口则为用手抟ND229而成，故不平整。再自其用法言之。盆类用以烹饪，ND22A瓿用盛食物，碗、杯用为饮食之具。凡烹饪必用盖，余虽未发现器盖，但拟料当时必有。或为木制，或为草制，覆蔽其上，以保温暖。故口端必平整，可以受盖也。至ND22A瓿所以为卷口者，盖盛食物后其口或以布幂之，系之以绳。余在柴俄堡掘出之陶ND22A其颈项上之绳犹存可证也。至于杯、碗则为饮食之具，接近人口，用平口卷口皆不适宜，故用削口，取其便于饮啜也。兹将口部式样列下：1.卷口式，2.俯口式，3.平口式，4.削口式（图十三）。
图十二 兽形足盆
图十三 口沿形式 1.卷口式 2.俯口式 3.平口式 4.削口式
口部形式大致不出以上四者。至于底部，可分二式。
1.三足式
在采掘之陶器中，惟盆类其底部均具三足，鼎峙而立，有作兽形者（图十一）。余皆作牛蹄或羊蹄形。其他陶器皆不具足。具三足器物，在中国铜器中惟鼎惟然。如《博古图》所载之铜鼎均有三足，其形状亦与此相类。盖鼎所以为烹饪之具，有三足所以受火，此盆谅亦同此。但鼎腹为圆形，有两耳，此为平底无耳，拟为制作时简复之分别。阿恩博士称三足陶器初发现于突罗邑第一市，相传其形如釜，有高足三，宽大之直耳一。安特生博士云：鼎器之原始形状似为一粘土之碗，下附极短之足三。初本以三石平支其下，而为烹饪之用，其后以泥易石，转成今形（《甘肃考古记》页三九、四〇）。此两位博士关于三足器原始之推论，余不能有所评论，因如阿恩博士之说，在吾人尚未发现东西文化推移之确实路线，与同样古物以前，不能认为可信。如安特生博士之说，其假想推定，吾人无法为证明其然否，且均不能据以推论余之三足器也。盖余器时代甚后，在此器千年前中国早有三足铜器，如商周之铜鼎是也。五百年前中国汉代之三足陶鼎亦甚流行。汉与高昌时代相差不甚远，且高昌最邻近中土，交通亦便，所习用此器者又为汉人，如认为此器系受东西文化之影响者，亦系受中国三足器之影响，而非受西方之影响也。
2.平底式
沟西陶器以平底式为最多。其平底有二：一有足，一无足。如ND22A、瓶、壶、瓿之类皆无足，底与四围边缘等齐。盂、碗、杯类皆有足，即底与围迎接合处略伸出，或成锐角或成钝角。然皆平底，不同于后世之圈足。惟豆类两器底下削空作圈足形。镫类一器底亦洼入，此为例外也。但在中国铜器中如尊彝之类皆有足。惟亦有无足者，例如《博古图》所载周著尊二，其图说云：明堂位商尊曰著。释者以为著地而无足。周人于朝献亦尝用两著尊（卷七，页十九）。故余意当时器物有足与无足并用，著于地者则无足，陈设几案者则有足。又如瓿所以盛醯醢之物，而周蟠虬瓿一、二则无足，饕餮瓿一、二、三、四则有足。意以为无足者备盛储之用，有足者为朝献之器。设此推理而不误，则余器之无足者如ND22A、壶、瓿皆为陈储之具；有足者如盂、碗、杯、碟皆为饮食之器。又如河南、甘肃出土之陶器，如《甘肃考古记》阿恩着色陶器所载，其大罂、瓿之类皆无足，下腹渐次消小，底与边等齐。与余之陶ND22A近似。但如《貔子窝》所载单砣子之彩色土器，一为圈足，一为高底足，均与四围成钝角。其高丽寨出土之ND22B、盂残底虽有短足，然底皆洼入。因此吾人又不能不疑中国文化之发展或有地域上之区别也。
（二）彩色与花纹
沟北陶器皆为红色，已如上文所述。而沟西陶器则均为青灰色。此显然不同之彩色与泥质及烘烧之法有无关系，姑且不论；但在沟西及沟南陶器有一普遍之现象，即所有陶器均为青灰色，外表涂抹一层黝黑色作衣，再绘红色花纹，惟两器外似涂黑色液体物，或即为黑漆，然外表均绘红色花纹。此种黑底红花余虽不能推论其来源及其取义为何。但观其外表，表现幽暗冷酷之情状，说者谓此为某种宗教之象征。但余意此时佛教已通行西域，希腊化之美术在壁画上所见已极灿烂之形势，不能兼容其他宗教艺术。且如陶器上之花纹，如莲瓣、如璎珞显然受佛教美术之影响。而惟此类陶器均以黑色作地，再绘红花，佛教美术似此者稀。是否受其他宗教之影响迄未可知。至于陶器上之刷黑地，余疑系受中国刷漆之影响。盖压纹式陶器及刷漆陶器本为中国产物。高昌与中土最为接近，其受中土之影响最为可能也。例如余在柴俄堡所发现之墨漆瓶，其形式与中国古铜瓶近似，决为中国所传入。又如上述之两陶器，其外表均为涂漆，且与涂黑色之陶器同地出土，其外表之彩绘亦同。据此则沟西之黑地陶器为受中土刷漆器之影响极有可能也。虽黑色有浅深之差，其极浅者近褐，但其意亦当为涂黑色之表现也。
至于花纹则有两种，一为剔花或压纹，一为彩绘。关于剔花或压花花纹，其器地必光平纯素，不涂抹任何彩衣，与他器之先涂黑衣，再加彩绘者不同。且其花纹与其他花纹不同，而反类于中国北部及东北出土之陶器花纹。故余疑此类花纹陶器为自东方传入，已在遗物说明内略提及。又图十一之浮砌兽像花纹亦详于遗物说明内，均不赘及。次论述彩绘之花纹。
关于彩绘花纹，余在遗物说明内每器均说明其大略，兹为研究方便计，再综述如下。
1.环圈纹
在沟西之彩绘花纹中有一共相，即每器在颈边及底部涂绘一红色弦纹，或在腹部中间涂弦纹一道或二道，或中含粉圆点或作方格形。在此弦纹上下涂绘各种花纹，或上下相切，或彼此连续如几何图案。在各种切线中得不同式样为4种：一为环圈纹，均在口与底两弦纹中间，涂绘内外双圈纹。又有数器均在腹部弦纹上涂纹一环圈，中含圆点。其圆点疑与同心圆圈同一意义。盖圆圈乃脱胎于圆点而来也。有两器其圆圈亦居两弦纹中间，但外圈中含半圆圈向下。一器在腹弦纹上，圆圈中含之半圆圈向上。一器腹弦纹上下皆含有向下之半圆圈。无论向上向下皆表现为半圆圈。故余综合各种环圈式花纹得4式如下（图十四）：
图十四 环圈式花纹 以上所举虽为四种实即两种，即一、中含圆圈；二、中含半圆圈。一友人告余云：此或即取象于自然界现象。中含圆圈或点者，乃取象于日，中含半圆圈者，乃取于月。余按中国文中日字作，《说文解字》卷七载古文明字亦作以示雷象，与回旋纹之。或有以（卷五，页九）。据此，是圆圈亦可定为雷纹。有数器其弦纹下均绘卷云状，与弦纹上之圆圈雷纹配比成彩。与中国古铜器上以云雷纹并刻之普遍习惯，其设想正同也。
2.椭圆纹
在沟西出土陶器中以椭圆纹为最普通。约其式样计有8种。列式如下（图十五）：
图十五 椭圆纹 以上诸图式可分为两组。即第4式为1、2、3式之合；第8式为5、6、7式之合，第9式虽中含串珠式之圆圈点然与第8式大致相同。又按双线纹中含圆点在中国古铜器中之豆腹或顶部有此种装饰。而在北魏至隋唐应用极为普遍，常用于墓志边缘，或墓盖上。又新疆佛寺之壁画亦常以连续之粉圆点作图案。此器亦在隋唐之际，当然受其影响，故亦援用于器物上。有一器腹部弦纹亦中含圆粉点，与椭圆纹中所含圆粉点其状相同。盖旋转于腹部则为弦纹，曲旋于腹上下则为椭圆纹，相间以成彩包。故吾人可知当时彩绘之术乃由单纯之几何线展转配合而成。有加彩者，如同心椭圆为红色，而内含之圆点则为粉白色；又同心椭圆及圆点均为粉白色，而中心填朱色，错杂以成彩。然皆以椭圆曲线与圆点相配合耳。
在此类椭圆形花纹，欲订为何种花纹，取象为何，欲得一真确见解颇感困难。余初据《博古图》所载古铜器如周ND22C父鼎、周鳞纹鼎（《博古图》卷三）。腹部所刻之鳞纹，及周仲NBB2F父鼎、周ND22D氏鼎（同上卷三）口缘横带之花纹，两相比较颇为近似。以为当时人仿中国铜器之花纹，颠倒增损以成彩。今复加研究，原意遂移。因铜鼎所刻《博古图》称为鳞纹，以其重叠鳞比如鳞甲也。倘尽如图十六：1所绘，或犹可说。但另有数器同心椭圆纹中，尚含圆点，其圆点且散布花纹内外，鳞形决不如此。故余顿弃前说，以为此类椭圆形之花纹仍取象于植物花朵，排比成图案如图十六：2，然也。《西清古鉴》卷四十所载之唐宝相花铜鉴一、二，其背面均有花朵六，每朵六瓣。其每椭圆互切之形式与此正同。又鉴一花朵之中心有连珠一圈，鉴二花朵与花朵中间有若干小圈若珠粒。取以与此图十六：3相比，虽一表现花朵之形，一为图案，然其取象则一也。至其花朵为何，《西清古鉴》称为宝相花。但余案图十六：4，椭圆形中所含舌状红点疑为莲花，盖莲瓣之中心为红色也。此时佛教已遍传西域，莲花为佛教美术中所习用，其雕刻绘画常取莲瓣为饰，试检查新疆佛教遗迹可证明其不误。则当时人在其日用之器物上仿绘其式样以为美观，甚可能也。且宝相花式据余图十六：2以与《西清古鉴》所载之唐宝莲花镜比，其瓣与瓣均作弧线之连续相。又同时高昌出土陶砖，当时以铺陈于庙宇地面上者，其宝相花瓣连续相亦同。与此器花瓣作椭圆形彼此交切者不同，故当为之辨别也。
图十六 驼蹄足盆与卷口瓿 1、2. 驼蹄足盆 3.卷口瓿 4.莲纹瓿
3.曲旋纹
在沟西陶器中花纹其圆圈式者如上所述，其次为曲旋纹。绘此花纹者计有4器，或曲盘于腹部，或曲盘腹弦纹下与腹弦纹上之花纹对应，在上文已说明其意义。即此配合之状亦饶美术上之风致也。其式如下（图十七）：
图十七 曲旋纹 按以上4式，（1）、（2）两式花纹中均含粉圆点，（3）、（4）两式只有回旋纹。又自其所画之式样观之，余在上文及遗物说明中曾提及为旋云纹，盖举中国铜器上之旋云纹为比证，而有以知其然。但铜器中所绘之云式其形式不一。据《博古图》所示，其式有2，一为旋云，象触石而出也，故古文云为，以见其回转之形；一为垂云，作将雨之势，故小篆云为ND22E，以显雨施之意（《博古图》卷五）。但又有所谓浮云者如汉浮云鼎（《博古图》卷五）所绘是也。按据《博古图》中所图之云式亦分举如下，以备参考（图十八）。
一、旋云式
《博古》五 旋云鼎
《博古》七 瓠尊
二、垂云式
《博古》五 旋云鼎
三、浮云式
图十八 曲旋纹 按如上所图，则古文云为，乃与雷纹之其式几不可辨。及至秦汉以后，雷纹多用于器物或石刻之边缘作图案，其曲转式亦变为长方形之连续相。而云纹则应用极为宽广，如石刻中所绘之神仙像及人鸟像，如孝堂山、武梁祠石刻，下绘云纹上乘一人或鸟，以明人鸟乘云气飞行之意。此形式或起于晚周，自秦汉至唐亦甚流行。在新疆佛洞中壁画绘天人供养像，下亦尝附以云彩，虽时代较晚，然或与中土所绘同出于一源也，然此皆限于浮云式或垂云式也。若旋云纹则多绘于器物作几何图案。如此处陶器上所绘是也。
4.叶纹与点纹
按叶状红纹亦有如波纹上下，皆状如柳叶如（1）式；或为斑点，如（2）、（3）式，皆以红黑色错杂点缀成彩；或为串珠式之粉圆点，如（3）式。其式形如下（图十九）：
图十九 叶纹与点纹 按此点状花纹，余器中有含于椭圆纹中，与外廓成花朵之形，而此则单纯为点状。或在一器中对比成彩，如第（1）式或为红黑点错杂点缀如第（2）式是也。第（3）式则为串珠式之圆粉点也。
以上诸式皆在沟西及沟南陶器中表现。反之在沟北陶器中绝无一见。且其绘画之法皆用红色或粉白色，且皆为黑地。其花纹之组成彼此分合错杂成彩，如上腹为太阳状圆圈，则下腹为同心椭圆纹；又上腹为圆圈，而下腹则为曲旋纹。又有单独成彩之花纹如旋云纹，同时又与太阳状花纹上下配比成彩。故沟西及沟南花纹实可表现一整个之系统，及同一时代之产物也。虽沟北亦有莲状花纹，与沟西之莲纹瓿相同，但一为浮雕，一为绘画，仍非一例也。虽沟西亦有刮磨纹陶器如瓿、盘，其纹样与沟北之纹样相似，但此可认为沟北刮纹式之延长，且一为红底，一为青底，亦可为时代差别之证也。
附陶器制作法
沟西陶器之花纹形式既如上述。其制作方法如何，今据各陶器上之遗痕，参稽纪载，分述如下。
（1）转钧法
在沟北诸陶器一为圆底如浅钵类，一为桶状，如把杯等。疑皆非钧车法所制，因圆底物器内外光平，且具刮磨纹，若第八图之彩色瓶，里底尚有草形遗痕，皆决非旋转法所能致。且亦无车旋遗纹。其次如桶状把杯，桶状本可用钧转法也。至于沟西则不然，其四围甚平，内外均有极细之擦纹。盖用木具或毛具旋转刮刷而成，故均有周转之弦纹。又如ND22A类其腹之下半间有刀削痕，乃用钧车转成器后，以刀削余泥，故下部略小者因此。又如汤罂图九其底亦用刀削成，其义同前。又如盂、碗类底外有刀削旋纹，底里有螺旋纹，其刀削旋纹显因器成后用刀旋削而成，故均成弧线，且极平整，与上述汤罂之以刀削成其底不平匀者微异也。至里底之螺纹或即为覆旋而成，故沟西及沟南除窝状镫及泥杯因内外之不平匀疑为手抟法所成外，余皆用钧车法所制也。至于钧车之起源，其方法如何，次当论及。
中国古书关于制陶器之法，其记载较实者，首推《周礼·考工记》。其述ND230人为簋云：器中膊，豆中县。郑注云：膊读如车辁之辁，既拊泥而转其均，树膊其侧，以ND231度，端其器也。县，县绳正豆之柄。孙诒让正义云：此记陶ND230范器之法也。拊泥，谓拘泥为瓦器之ND232也。膊为长方之式以度器，使无ND134曲者。郑注所谓均，即器范下圆物以便旋转者。《管子·七政篇》云：立朝夕于运钧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轮也。《淮南子·原道训》云：钧旋毂转。高注云：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转者。《汉书·邹阳传》颜注引张晏传云：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周礼正义》卷八十一）。按《考工记》虽为后人补缀，而非周礼原书，然要在秦前遵旧典辑录，必有所本，《管子》为秦前之书，而《淮南子》则在汉初，其所云钧车法皆相同。可证钧车制陶法历周至汉皆同，乃至于隋唐迄今，其制陶法莫不同也。至其钧车之制，《天工开物》记之甚详，特录如下，以备参考。
凡造杯盘器坯，先制陶车。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凡造杯盘无有定形模式，以两手捧泥盔冒之上，旋盘使转，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即成一杯碗之形……成坯后，微晒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二次，然后补整碎缺，就车上旋转打圈，圈后或画或书，再喷水数口，然后过釉。（《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按《天工开物》虽为后人撰述，称引必有所本。今以校《考工记》及《管子》所记，则钧者即上下所列之圆盘以便旋转者，故《管子》称为运钧也。其用檀木刻成之盔头，疑即《考工记》所述之膊，即张晏所述之模，随钧转以范器之大小高厚者也。孙诒让谓膊为长方形之式以度器，使无NC326，盖误会郑注树膊其侧之语。如作椭圆形物，则长方式不适用也。
（2）接合法
沟西出土陶器，若单耳瓶其耳空转大，然亦就原器反卷而成，惟圆底把杯，其把似另制配合，但不能以此一器推断全体也。若沟西陶器，凡柄足之类皆另工制就合附一器，如三足盆类之足，其合附之迹甚为显然。若图十二四面之浮雕，皆另制就后随意配上，均于遗物说明内详记其事。如陶壶、汤罂肩腹所附之鼻，皆就原器雕镂，此为例外。自大部分言，皆采分工接合之制。此种方法与钧车运用有因果关系。盖柄足花纹之类，非钧车所能制，故必另制附上，此法迄今尤然。《天工开物》记造罂ND22A之法云：
凡罂缶有耳嘴者，皆另为合上，以泑水涂黏，……凡造敛口缸，旋成两截，接合处以木椎内外打紧匝口，NB064罋亦两截接合，不便用椎，预于别窑烧成瓦圈，如金刚圈形、托印，其内外以木椎打紧，土性自合。（卷中《陶埏》）
按此记为后世造瓷器之法，故合上后，再涂ND836水。但当沟西期陶器尚不知用ND836，故弥缝缺口及接合处均用泥浆，再涂抹黑色浆液，以掩其迹。又ND233ND22A之两截接合法，惟大器为然，余沟西出土之物，形器不大，无用两截之必要。但器之下部有用刀削痕迹者，如ND22A类，是以手工法补钧车制之不足也。
（原载《高昌陶集》）
兽形足盆形象考释
1930年春，我在吐鲁番雅... -->>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