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北朝文学

    总论

    南北由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它们所产生的人物也很有差别。大抵当六朝时，文人多出在南方，而经师正出在北方。在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与儒林分传，后者较多，而且有相当的成就。推想南北人好尚的不同，亦由他们用功不用功的缘故。《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可见北人学问比较踏实，而南人学问比较空灵。又如同一以山水为对象之文学作品，南人则有谢灵运之用诗，而北人郦道元则用散文。所以《北史·文苑传》又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从以上看来，可以略知南北风尚之不同。但这里所要讲的北朝的范围若何，不可不首先给它弄个明白。若遵照李延寿所编纂之《北史》，乃起于拓跋魏而终于隋代。但从当日的事实上看来，西晋怀愍之世，大河南北，已非汉人所有，应从五胡十六国讲起才对。若说最初北方都是野蛮种族，并无文化，此话未免太苛。如刘渊、刘聪、苻坚、姚兴、沮渠蒙逊与赫连勃勃等人学问都很不坏，刘聪更是一个诗人，《晋书》载记可考。

    但为讲述的便利起见，还是从北方最先统一之拓跋魏讲起，而后北齐、北周。

    我们首先要把这几代的年号及定都地点略说一说：魏人建国，始于晋末，当南方刘宋崛兴之时，从开国直到孝文帝，定都在平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迁洛阳；西魏又迁长安；东魏亦在洛阳；北齐乃迁至彰德。

    今分北朝文学为三期：以由魏开国至孝文帝太和中为第一期；以由太和迁洛至北齐为第二期；以由西魏迁长安，至北周为第三期。

    第一期 魏开国至孝文帝太和中

    这时期的北方，最先为匈奴、鲜卑等胡族所据，拓跋魏氏亦不通中国文学，只能用胡语；而且从扫定群雄到太和年间，频年征战，也谈不到什么文学。间或有少数汉人去点缀北地文坛的风景，亦只限于散文家，可以崔浩为代表。

    第二期 太和迁洛至北齐

    这里所讲的第二期，乃真是北朝文学之启蒙期。此时把原来的平城改称恒州。魏代自从孝文帝即位（他仿佛像后来的金章宗），渴慕中国文化，定计南迁，以调和南北殊俗为己任。他的宗室权臣，颇有反对他的，他宁愿杀掉不服从他的人，而不情愿牺牲他自己的主张。当太和十二年（四八八），他又改姓为元，同时又禁止百姓作胡语。所以很容易与中国文明同化。就是孝文帝本身也是当代文人，他所作的《吊比干文》及小文小诗等，均可观。所以以后魏代君王间有能为诗文者，如节闵帝、孝庄帝等。但谈到此期的真正文学家的代表，还要推温子昇、邢邵（子才）、魏收（伯起）三人。在当时一般南方文人的眼光中，很看不起北方的文人。且举庾子山之言为代表。他说：“自南北来，惟韩陵片石，可与共语，余则驴鸣犬吠耳。”（按：韩陵片石，乃指温子昇所为《韩陵寺碑文》。）但北方文人，每以崇拜南方文人为风尚，而且他们所举的标准人物，也正是南人。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正是南方沈约《宋书》告成之日。此时南方声律之说正盛，北人眼中最看得起沈氏。济阴王晖业称赞温子昇，以为他“足以陵颜（延年）、轹谢（灵运）、含任（昉）、吐沈（约）”。这列举的四位，不都是南方的文人么？后来魏伯起入齐修《魏书》，常常与邢子才相争辩的问题，即是南方任、沈优劣论。邢诋魏模拟彦升，魏又诋邢在沈集中做贼。从这些消息中看来，便知北方文人之不易抬头，而且不易脱南人之窠臼。然而在魏、晋以来，北方也出了不少的文士（《隋书·经籍志》所收者不广），但有种趋势始终与南方不同的：一是他们比较善于持论，擅散文而不能为流连哀思之诗赋。故魏收曾言：“子昇不能作赋，邢子才有一二首，然非其所长。”二是他们中的诗人并不多见，如邢如魏如温所存的诗均不过各有十余首。但他们作的诗虽不多，颇能绝对服从当时流行的声律论，倒比南朝尚有少数人反对的纯粹些。

    谈到北魏的散文，大家都能忆起两位不朽的作者，一为作《洛阳伽蓝记》之杨衒之，一为作《水经注》之郦道元。这两部书不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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