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朝文学

    第一期 宋代文学

    从东晋孝武帝时，拓跋珪已僭号山西，就是世人所称的后魏，再经过北齐而北周而隋，是为北朝。（东晋末在北方建国的后秦、后燕尚存，后为魏所并吞。）

    从东晋以后，经过宋、齐、梁、陈四代，是为南朝。

    讲武备则南朝不如北朝，论文事则北朝远逊南朝。

    谈到南朝的文学，大约宋代成为一种风气，而齐、梁、陈三代，又另外成一种风气。

    宋承魏、晋之后，对于文学观念更加清楚，文与笔之分起于晋代。到了宋代而界限益严。范晔的《后汉书》始专立文苑传，以别于前代史书中之儒林传，可见前乎此，每以学士而兼文士，后来则文人与学士分途，益足见宋人已承认纯粹文学的地位了。

    中国书籍分部有两种。一为七分法，始于汉刘歆之《七略》。（其实只可算作六分，因为总略可以分属于其余六项之内。）次为四分法，始于晋之荀勖之《中经簿》。他分的是：甲部为六艺，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记，丁部为诗赋。后有李充立新簿，亦分为四部，但与荀不同。他分的是：（一）五经；（二）史记；（三）诸子；（四）诗赋。此实为清代四库分法之所自出。宋代谢灵运作《四部目录》，亦作四分。南齐王俭又有《七志》之分。元徽的《四部书目录》为四分与七分之调和者。总之，由七分而进为四分，是无异于说经、子、史三部之范围缩小，而集部之范围扩大。从前只占全书地位七分之一的集部，现在居然涨到四分之一，亦足见文学独立价值之一斑。

    再看当时之学制如何：宋文帝分设儒、玄、文、史四馆（地址在鸡笼山下）。至明帝又分说儒、道、文、史、阴阳五科，可见文学已同别种学术等量齐观了。

    还有一条使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宋代的帝王，如文帝、武帝、明帝，宗室如庐陵、临川诸王，不独爱好文学，而且均是作家，上行下效，风行一时，所以宋代国祚虽仅几十年，而文学颇蔚然可观。此时文学家的代表，当推颜延年、谢灵运与鲍照三人。文风至此一变，辞采较前代为茂密，体制较前代为雕斫，诗文均盛行一种排偶的风气，正始、永嘉之风渐息，而复归于建安、太康之流风余绪。

    谢灵运之文学

    谢灵运小名客儿，陈郡人。生于晋朝，死于宋代。他的一生经历，在晋代为多，故前与渊明齐名，并称陶、谢。后来又与颜延年齐名，改称颜、谢。所有六朝文人学问之渊博，没有哪个能赶他得上。讲史学，他曾修《晋书》。目录学，他曾编《四部目录》，经学自不待说，因为他的诗中常引经语，古今能熔铸经语入诗的，止当推他。永嘉以后一时风行的玄学，他也是内行，他引用庄子的话，有时比郭象注还妙。当时佛法涅槃宗分二派，北宗以昙摩谶为首领，南宗便以他为首领，又尝手改《涅槃经》。至于诗中引用或溶化楚辞之处，更不在少数。而且他对于各门学问，均有深造的功夫，甚至于书画等艺术功夫亦有独到的地方。但他的学问虽大，而他的言语行动无一处不矛盾，居江湖则思魏阙，在魏阙又思江湖。他的感情非常丰富，实际上又不大负责任。这位矛盾诗人的为人，殊可令人玩味不尽。

    他的诗，形式崇尚偶体，《拟邺中诗》竟用复笔以代替原作之单笔，但他虽用偶语，又决不为他所拘束，颇能穷尽物态。他又是山水文学中的大家。晋代山水诗产生的地域，分两大支：一在江西庐山，如陶渊明与诸道人等是；一在浙东会稽上虞一带，前有王羲之，后即谢灵运。他本来是贵族出身，年少时即豪放成性。他平生酷好游览山泽，而且与别人游得不同，他组织一种大规模的游行，常有数百人结队向前，伐木开道，来势非常汹涌，临海太守以为他们是土匪来了，真是一个笑话。他的游兴无穷，当永嘉太守的时候，公事尽可以不问，然而山水不可以不游。

    山水诗虽以陶、谢并称，但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极不相同，恰如其人。陶公胸怀恬淡，对于自然每与之溶化或携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现出一种不疾不徐的舒适神气。至于大谢对于自然，却取一种凌跨的态度，竟不甘心为自然所包举，如他的《泛海诗》[1]中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气象壮阔，可以吞沧海。至于后来的小谢，不过只能赞美自然而已。

    谢诗影响于后代不小。唐代有柳子厚学他的山水诗，尤其是工于制题目，这正是柳州的善于学大谢之处。次为孟郊，他用字之烹练，实渊源于大谢。

    颜延年之文学

    当时能与鼎鼎大名之谢灵运并称的人，有琅邪人颜延年。二家同以茂密之体擅长。大谢于此等处，尚有天然之妙趣，延年则全假人工，专事雕琢。有人以二人的优劣问鲍照，他的答词是：“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如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延年听人批评他的话如此，一辈子终不快活。其实这倒是两句真话。

    大谢年仅四十余即遇害，延年竟活到八十几岁，后又与另外一位姓谢名庄的齐名，亦称颜、谢。《诗品叙》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孝武帝）泰始中，（元帝）文章殆同书钞”。萧子显作《南齐书·文学传叙》，以为用事始于谢灵运。谢诗长于用密，而好处乃在疏的地方。至于颜诗则几乎只见密而不见疏，密到如铜墙铁壁一般，简直看去会使人一点气都透不出来，所以令人读之闷倦。后来唐代元和中有樊宗师好作涩体，此风实开自延年。大抵文字做得太艰涩了，不惟令人难懂，而且极不易留传。樊集多卷，今只存二篇。清末与王湘绮齐名之高心夔（伯足）为文诡涩，他自以为是学陶公，现在翻开他的《陶堂志微录》去一看，他实在是学的颜延年呵。

    鲍照之文学

    宋代文人，以“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诗品》在此处并未提起鲍照，其实明远的文学对于后世之影响，决不在颜、谢之下。此君家室寒微，做官不过临海王的参军，而且一生作客，故他的作品颇多慷慨凄怆之词，惟在当时不大为人所重，因为他好用单笔，与时尚不相合。梁时人学他的尚多，但《诗品》均不以他们为然。可是他的五言诗用单笔，拟阮籍。在当时无大位置，倒不关重要。因为他的长处在杂言，最著名的为《行路难》十九首。（各书只收十八首。此乃根据《乐府诗集》而定为十九首。）以激昂的笔致，发玄妙的思想。因为他善用杂言，故在形式上能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而他诗的内容又参入玄想，大发议论，与南朝人专门作抒情诗的风气不相类。他的影响，乃及于唐人之歌行。初唐至盛唐歌行之能手，分两派：最先有四杰，及刘希夷等，描写宫情闺思，措辞侧艳，选字严密，实脱胎于沈约之《八咏》。到了盛唐，如李颀、李白、杜甫等的歌行变化百出，而又夹以议论，这显然是发源于鲍明远的。

    明远之名作《行路难》，后来拟之者，有吴均、王筠及费昶诸人，但终究远不如他原来的作品。

    第二期 齐梁文学———— 声律说

    齐梁文学，承元嘉以来之遗风，而更加注意于声律。此时文学较之从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内容渐趋一致，形式更加不同，讲起来头绪甚为纷繁，什么四声呵，清浊呵，双声叠韵呵，大家都很讲究。由讲声律的结果，于是由古体诗而变为近体诗，（此中有一种过渡的作品，体较古体为严，但较律诗为松，玉湘绮名之曰新体诗）由骈文而变为四六。这种运动，起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以沈约、王融、谢 等人为首领，故称之为永明体。《南史·陆厥传》叙述此事，颇为扼要。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音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其实作诗文讲究声律，并不从永明开端。在此以前的遗文尚见得到的，有陆机的《文赋》说得明白。他说：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稍后懂声律的人，又有范晔。看陆厥《与沈约书》中说：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

    究竟分四声始于何时，大约可以如此回答说：四声虽说分辨得很早，而用到诗文上来，却是较迟。即如陶渊明、刘琨诸人，作诗都不大分四声，如前者“荆扉昼常闭”中的“闭”字作入声，后者“昔在渭滨叟”的“叟”字当读作平声。

    讲声律最早的书，要推魏李登所作的《声类》十卷。此书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但早已佚失，清《玉函山房丛书》中有辑文。《隋书·文学传·潘徽传》中说：“李登《声类》……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何以知道这里所说的宫商即等于指四声呢？但看《魏书·江式传》说吕静仿李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可见此五音原来的意思，不是如元代作曲子的人所讲的喉舌齿唇等音。清纪昀作《沈氏四声考》，引唐徐景安《历代乐仪》所说的话，谓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

    从以上所讲，可以得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声律之说，始于魏、晋之际，特施之于实用，却是从永明开始。

    以下讲永明时所流行的四声八病之说：

    二者每相对举，四声始于沈约，八病当亦同时产生。惟所谓八病的名称，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南史·陆厥传》已有明文。蜂腰鹤膝，《诗品》亦曾说过。这四病始于梁代，毫无问题。至若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似乎至唐代始正式成立。故纪昀有“八病之说，始于唐人”的议论。然唐代皎然《诗式》又明明说的有“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文中子（王通）《中说》称李伯药与王通说诗而不答，语薛收云：“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他也主张八病在沈约时已具备。《诗人玉屑》更载有“沈约云诗病有八”之说。再看《南史·陆厥传》：“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此处所说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已包有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之义，似乎当时尚无具体的名词，以后谈八病，仍当以始于沈约之说为是。

    至于八病原来的意义到底如何，早已失传，唐代亦无人解释过，至宋代却有好几种解释，最著的有：（一）梅圣俞《续金针诗格》；（二）蔡宽夫《诗话》；（三）魏庆之《诗人玉屑》；（四）冯惟讷《诗纪》。以后又有：清仇兆鳖《杜诗详注》、纪昀《沈氏四声考》。齐、梁最初的解释如何，已不可见。现在姑且综括梅、魏等解释八病之说如次：

    （一）平头 第一字不宜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宜与第七字同声。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一说句首二字并是平声，如“（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

    （二）上尾 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又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三）蜂腰 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如“闻（君）爱我（甘），窃（欲）自修（饰）”。一说第三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如“徐步（金）门旦，言（寻）上苑春”。

    （四）鹤膝 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如“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五）大韵 五言诗两句中除韵外，余九字不得有字与韵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六）小韵 五言两句中除韵外，余九字有自相同韵者，如“薄帷鉴（明）月，(清) 风吹我襟”。

    （七）旁纽 双声同两句杂用，如“田夫亦知礼，（寅）宾（延）上坐”。

    （八）正纽 “我本汉（家）子，来（嫁）单于庭。”

    八病讲完，再回头来论四声。

    关于当时声律的全部理论，除了看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以外，还得看萧子显的《南齐书·陆厥传》，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声律篇》，各篇都有很精到的说明。但后人的解释却不一致，尤其是“浮声”“切响”之说。《文心》所说的“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等话，即根据沈约自己所说的“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等语而来。有人以清浊解释浮切，以清音为浮声，浊音为切响。又有人以阴阳解释浮切，以阳声为浮声，阴声为切响。我们现在姑且不骤下结论，且以沈约所举以为模范作品的“先士茂制”，及他自己的作品来研究一番，结论自然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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