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朝文学

nbsp;   （一）子建（曹植）“函京”之作 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

    （二）仲宣（王粲）“灞岸”之篇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三）子荆（孙楚）“零雨”之章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

    （四）正长（王赞）“朔风”之句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由沈休文所举的几个例子看来，那些诗句都是古体中之颇合于律调者。只看每首诗都是平起仄应，如“从军”“南登”等为平起，而以“驱马”“回首”等仄声字应之（律诗第一字平仄无关）。即韵脚亦然。“谷”“岸”“草”等字为仄，而以“京”“安”“心”等平声字应之（只有第三例略为不同）。不只他所举的诗句很合平仄的标准，就是他在此处所作的四句文章，也很合平仄。“作”字是仄声，而以平声“篇”字去应它；再用一个平声“章”字去应“篇”字，乃转而又用一仄声“句”字来收。可见沈约所谓飞沈之说，即指平仄声而言。飞是平声，沈乃仄声。

    在这里再举沈休文自己的作品以证明此说：

    舍辔下雕辂，更衣奉玉床。

    斜簪映秋水，开镜比春妆。

    所畏红颜促，君恩不可长。

    冠且容裔，岂吝桂枝亡。

    （《携手曲》)

    （一）证明浮是清声，沈是浊声，以〇代清，代浊，代半清，代半浊，则所得公式如下（旁注∠者为不合律之处）：

    （二）证明浮是阳声，沈是阴声，以〇代阳，以△代阴，则得公式如下（∠为不合律处）：

    （三）证明浮声为平，切响为仄。以——代平，以｜代仄，则得公式如下：

    照以上三种公式看来，则以飞沈为平仄之假定，其失律处较其他二者为少。（失律之数目，第一式为二十三，第二为八，第三只为六。）所以这个假设，得因证明而成立。

    此外还有一点小小附带的说明，沈隐侯最注意平仄问题，在《南史》第二十二卷《王筠传》，载有他的《郊居赋》中有“驾雌蜺之连蜷，泛江天之悠永”这样的两句。他要王筠读给他听，王将“蜺”字读为仄声，沈氏大加赏识，以为知己。因为下句对“蜺”字的是“天”字，若是不将平声“蜺”字读作入声，便不合他的浮声切响之说。

    关于断定沈休文之浮切为平仄，我最初以为是一件小小的创获。但后来看见一部湖南人邹叔子所留下的《遗书·五均论》当中早已有此论调，可见刻书要占年辈，否则有剿袭前人的嫌疑。后来看到阮元《研经堂续集》中的《文韵说》又早已如此说法。到后来又细翻到《新唐书》第二百〇一卷《杜甫传》（附《杜审言传》后）见到以下几句话：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扬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

    宋子京在这里所说的“浮切不差”，岂不是明明白白指的是绝不可错乱的律诗中之平仄吗？于是更叹读书及持论之不易。

    自从声病之说发明以后，古诗变为律诗，骈文变为四六。以后中国文学，愈趋于偏重技巧一方面。好坏又另外是一问题，但是给永明以后的文学一种新面目，这是一桩事实。可见声偶论之发明，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是可以大书特笔的事件中之一。

    齐梁之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至建安始能正式成立。但有批评的专书出现，则始于齐梁之际。我们可以说中国从前文学批评的事业，再莫有盛过齐梁的，也莫有好过齐梁的。此中当以刘勰之《文心雕龙》及钟嵘之《诗品》为代表。

    文学批评之盛里，每随文学作品的本身为转移。先有诗而后发生诗话，先有词然后产生词话。中国文学，在梁代最盛，故批评的风气亦然。只看《隋书·经籍志》中所列集部，由汉至隋有文集的作家，不过四百余人，而出于梁代人之手的竟在八十家以上，竟占全数四分之一。梁代既有这么多的作家，所以同时又产生了几个很重要的批评家。他们中间的派别，虽说很多，但大概分来，不外乎尊崇文学、反对文学与折中二者之间的这么三派。

    （一）反文派 齐、梁间文学极盛，故所遭之反感亦愈大。此派当以裴子野为代表。他著了一篇《雕虫论》用来正式发表他的意见。他以为一切学问必折中于六艺，又骂斥当时一般文人的弊端。至若“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性情”。在现在我们的眼光看起来，文学的妙处，正在“吟咏性情”，谁管它合乎六艺不六艺呢？但当时他竟发出这种论调，却也难怪。第一是由于他当时的环境，由汉至梁，文胜乎质，文学几乎家弦户诵。少年轻薄，文采风靡，盛极而生反感，理之必然。第二是由于他自己的地位。我们要明白子野之曾祖，为注《三国志》之裴松之，祖为作《史记集解》之裴骃，在他自己又曾删《宋书》、为《宋略》，可见他们几辈人，都是有名的史学家。史家尚质，自然不主张过于藻饰的文学。此派在当时的言论界上，并不发生若何影响。及至到了隋代统一以后，李谔始上书于隋文帝黜浮华，那时才有皇帝出来正式干涉文人作浮丽抒情之文学文。

    （二）主文派 这派的批评，颇能代表当时的思潮，以刘勰与钟嵘之势力为最大，现在将他们的中心思想及具体主张，略举如下：

    甲、经为文 原汉代后经学与文学分途发展，傅玄有五经诗，为引经入文之第一人。大谢动辄援引经义入诗，亦为前人所未发。齐、梁之际，乃有正式主张五经为一切文学之源，似乎以不懂经学为大耻。故《文心雕龙》有《宗经篇》，最要紧的几句话，是：“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又说：“百家腾跃，终入环内。”刘氏虽然如此地说，但我们总觉得这种话并非他的由衷之言。因为他是一个佛教信徒，晚年出家修行。但他迫于当时人的一般趋势，所以也不得不照例说几句门面的话。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经学家的地位，较文学家来得高，于是文人更不得不借经学家的招牌引以为自重。这种说法，在后来影响颇不小。颜之推以文章原出于五经，唐代柳子厚又以文章出于六经，宋代周敦颐乃进一步更以文学为载道之工具。

    乙、返于自然 齐、梁之际，编辑类书的风气很为盛行。大家做起文章来，犹如抄书，藻缋太过，于是又发生一种崇尚自然之反响。彦和所说文必宗经，所以迎合当时人的心理；所谓文贵自然，所以救治当时人的弊病。而且在后一点上，钟嵘亦有同感。《文心·原道篇》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明诗篇》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至于钟嵘更明目张胆，反对当时文人之用典。他在《诗品叙》上说：“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此语在后代颇产生相当影响，最容易看出的，就是宋严羽之主妙悟说，其言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妙悟二字，即为直寻二字之转语。再后又有王渔洋之神韵说，与袁子才之性灵说。

    丙、侧重情性 南朝文学，极典丽之能事，最重外表，而忽略内容。故《文心》《诗品》均力矫此弊，主张文学的要素，还在性情。《文心·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不消说得刘氏是主张文学是应当为情而造文的。钟记室的《诗品叙》开口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的主张，也是与彦和一致的。

    丁、声韵 声律发明于王融、谢朓，成说于沈约。梁武帝问四声于周舍，他答以“天子圣哲”四字。梁武帝虽不喜好，然而他自己所作的诗仍不大与四声相背，可见四声在当时颇占有一部分的势力。关于此点，《文心》与《诗品》二者的主张并不一致。刘勰是主张声律论的，他有一篇专讲声律的话，最要紧的，就是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骞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至于钟嵘则颇不以王、沈等之发明声律为然。他很痛恨声律发明以后，“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不过声律的发明，在当时颇占势力，不惟南方的文人谨守勿失，即北方文人亦不敢违背。魏孝文帝迁洛的那年，就是沈约修《宋书》告成的那年。迁洛以后，北方文人也讲起声律来了，所以钟嵘的话，在当时是不大发生影响的。

    （三）折中派 在当时的一般批评家之中，尊重文学者固大有人在，而诽谤文学者亦未免言过其实，大约南人多属于前者，而北人则属于后者。现在要举的第三派就是折中前二派而立言，此中代表人物为颜之推。他生于梁而后来入北，可说他能综合当时南北的思想，所以才会发生那种中立的议论。在他所著的《家训·文章篇》中，起首即说文章出于五经，又列举从来文士的通弊，以告诫他的子孙。他的正式主张是：“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当时南方文士最重情致，主张为情而造文，颜氏正式提出“理致”二字，以矫正一般文人的趋势。他不大满意而引以为戒的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殊不知这正是文学的真际呵！颜氏这种折中的议论，是不容易遭人信仰的。

    第三期 陈文学

    讲南北朝的文学史，大半把陈代与齐、梁相合而讲。齐开先声，至梁而成热；到了陈代，不过南朝文学之尾声而已。

    陈代不过四传，君主中颇有能文之士，尤以后主为最，同时他的后妃与宗室，都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最有名的《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月夜》等，都是陈代宫廷中文学的代表作品。最著名的文人，有徐陵、阴铿、张正见、江总等。题材不出宫廷的范围，而外表又极华丽哀艳。现在把这两点提出来讲，但不要忘记，齐、梁、陈虽说三次易代，而文学却是一脉相传，是不易断代来说明的。

    先谈宫体诗。这种诗的特征，论其内容，专用以描写宫廷及闺阁，外表极讲究声律与辞采。这种体裁，倒不是起于陈代，不过到陈代更加发扬。盛极之后，几乎又近于衰落一途。当齐、梁之间，文学界发生一种崭新的运动，就是宫体诗之流行。宫体二字，实起于梁简文帝。这种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长远的时期，而且有很大的影响，虽说在齐、梁才盛行，但在前已有晋、宋乐府开端，如《碧玉歌》《桃叶歌》《白铜鞮》等，如鲍照、惠休都善于作之《子夜歌》《懊侬歌》一类的侧艳之词。再往前推，当以楚辞中之《九歌》为始祖，不过到了齐、梁，此风极盛。陈代徐陵之辑《玉台新咏》就是替宫体做一种大规模的宣传。当时无论朝野，也不分男女，都一致地浸淫于此种轻靡悦耳的新诗之中了。到了初唐这种体裁的气息，尚可以在四杰及沈、宋的作品中寻出。降至盛唐此风稍衰，但不久遇到李长吉又把宫体中兴起来。到唐代末年，又得李商隐、温庭筠二位护法大将，再降又变化成为五代小词，再传而成为宋词，一直至今不绝。

    其次，再谈当时文章的作风，自是以雕镂为正轨。自从永明以后，一般文人均从刻镂上用功夫，比如作诗由练章而练句而至于练字。汉诗有佳章，晋诗有佳句，至此时的诗方有佳字。因为过于雕琢，不免偏于技巧一方面，甚至发生只有零碎的好句子，或最精美的好字面，而忽略了全篇的结构。这种风气，对后代有不少影响。

    练字在中国修辞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文学有定式，所以要想在此已定之范围内出奇制胜，遂不得不趋向练字的一途。此时的阴铿、何逊等，都是练字的大家，后来影响到唐代的杜甫。所以在杜工部的批评文学中，很推崇那位“能诗何水曹（何逊）”，又自谓“颇学阴何苦用心”。工部诗有全由何逊的诗中脱化而出的，如他的“孤月浪中翻”，从何水部之“初月波中上”而来。再举何逊诗的练字之处，如“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的“上”字，“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之“暗”字，“疏树翻高叶，寒流聚细文”之“翻”字、“聚”字，以及“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的“白”字，都是极千锤百练之功夫而成的。

    注释

    [1]指《游赤石进帆海》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