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文学

    总论

    为什么把魏晋两朝放在一起讲呢？因为两代的思潮相似的处所很多。文学的变化，在两朝之间，也无显著的痕迹，且魏代享年太暂，司马氏改元以后，仍然定都洛阳，因袭前代之处不少。所以放在一处讲，是很便利的。总之，这两朝的思想，较汉代解放得多，文学自然也不同。

    讲到魏代初年文学，那时所仅存的文人，多系建安遗老。真正属于魏代的文学，须从魏废帝正始时讲起。应当注意以下诸点：

    （一）玄风之兴起 正始以后儒家势力一落千丈，老、庄之学大盛，于是由讲求实用之儒家学说，而变为推求宇宙本体之玄学风气。当时提倡玄学最力的有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人。（不过王弼后来死得很早，何、夏亦因祸亡身。）玄学本出于道家，道家之祖老子每被人拉得与另一人并称，如西汉时黄帝与老子同享盛名，这是一种政治作用。到后来应用于人生哲学方面，又以老子、庄子合讲。最矛盾的地方，是王、何这一班人心中，十分佩服道家，但只谈老、庄，又恐被儒家看不起，于是又将道儒穿凿附会起来。如王弼既注《老子》，同时又注《周易》，他的最有力的主张，就是“有生于无”。究其实，不惟儒道迥不相谋，即老子、庄子严格说来，也并不同道。老子重入世，所求惟用，故其末流每变成阴谋家；庄子重遗世，不大求用，但只求全，故其末流最易变成个人主义者。魏、晋时一般清谈之士，真正崇拜的还是庄子，不过扯老子作为幌子而已。又如王坦之最厌恶清谈之士，作了一篇《废庄论》以攻击庄子，但他同时又替老子辩护。

    （二）佛法渐入中土 这个时候学术既未定于一尊，自然各家学说同时找着发展的机会，佛教徒也不免乘势大肆活动。最先也是与中国固有的思想附会起来说法。佛教究竟何时输入中国？大多数都承认当汉明帝时，但恐不尽然，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或者佛法即由西域来汉，只留心看西汉人所造的铜镜，有刻作一神二侍者，颇与佛教造像制度相似，惟此时佛教书籍尚未翻成中文罢了。东汉人最初读佛理，又以老子、释迦并称，当时人民颇不大欢迎这种外来的宗教。牟融乃作《理惑论》说明老子与释迦的相似处，以抬高佛菩萨的价值，但学佛的人正式出家做和尚，乃在魏文帝黄初时。为佛教建塔，始自吴大帝。至于佛教经典的传播，似乎很早，今世有汉明帝教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但是此经恐是六朝人伪托。不过到晋代却是大盛，如苻秦有鸠摩罗什带了许多经书入中国。在石赵有佛图澄传入密宗一派。魏晋间高僧颇多，如道安及其徒慧远等人。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译经者竟有一百四十一家之多。

    （三）人世之逃避 自从正始以后，直到东晋亡国为止，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当时一般文人眼见神州陆沉，人民涂炭，觉得世界上竟无一块干净土地，惟有人人心中，尚有净土存在。在尘寰中既然找不着安慰，于是神游于虚构的境界，能虚构之境界又太觉空虚，于是不得不另外寻出一种实际的情况用来做代表。于是乎他们不得不醉心于大自然界，而模山范水之风气为之一盛。阮籍自是此中健者，常常登山玩水，乐而忘返，到了穷途恸哭而归。又如孙绰游天台山，谢安高卧东山又泛沧海，王羲之晚年几乎专门以游眺为事，当时不惟士大夫如此，即方外道流，亦富游兴，如庐山诸道人曾游石门，不惟男子如此，即深居简出之女子亦相习成风，如谢道蕴有很有名的《登山诗》。是时文学发展的途径，又去到一种新方向，就是山水文学之兴起。

    山水诗古已有之。但是《诗经》所有的，只能用到叠字为止，如“岩岩”“洋洋”之类。楚辞间或有秀句。汉人作赋，写其山则如何如何，其水则如何如何，都用骈字堆叠而成，完全不注重山水个性之描写。直到建安曹操始有《碣石》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然而他的登山，乃属出征时的便道，非专为欣赏而去。到正始后，一般游山玩水的文士，对于一丘一壑，也极刻画之能事，如孙绰的“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读后真的天台山恍然就在眼前。可见《文心雕龙》所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把时代又迟延下去，殊觉不尽然的。

    （四）文士之惨变 因政局的转变不定，人心的惶恐无主，自然难免于引起神经极敏锐之文士之不满。因不满意于当代的一切，而风流自放，逃玄入佛，又因思想行动之不能与因袭社会合拍，更易遭逢不幸。故晋代文士之祸，是极惨酷的，阮籍酗酒烂醉，仅免于死，如嵇康、刘琨、郭璞、潘岳、石崇、二陆都是不保首领而没。此时文人竟有十之六七遭横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自魏武帝定下用人标准，重才而轻德，不仁与不孝的人他都可以收用，世风日渐卑靡。从好的方面说，是能打破因袭思想之束缚，而各展所长；从坏的方面说，不免有些小人因缘得势，以后对于守正不阿之文人加以陷害。故当时流品颇杂，而且晋代文人，地位较前代为高，更易遭人嫉忌，汉武帝以俳优蓄东方朔等文人，魏氏父子，亦以食客待遇王粲、刘桢。但晋代文人，或为显官，如张华，或为高流，如嵇康、阮籍，咸出自名门。晋代以后，如谢灵运、谢 等，他们在社会所占的地位较高，而他们处世的方法更见拙劣，思想既不为传统的礼教所拘束，焉得而不趋于极端？何况还有许多文人，是做过作奸犯科的事呢？但是文人的遭遇，与他们的作品无关。尽管文人本身倒霉不堪，他们的作品，仍然是能与日月争光的。

    魏晋文学之分期

    为讲述的便利，约分四期如下：

    第一期 正始（魏废帝）

    第二期 太康（晋武帝）

    第三期 永嘉（晋怀帝）

    第四期 义熙（晋安帝）

    就以上四期略言之，则正始为质期，由太康至永嘉为文期，过江以后，又返到质期。

    第一期 正始

    这时玄风甚盛，兼杂以佛家思想，虽不能说每个文人都是如此，但总难于脱离时代思想的影响，所以当时文士，关于探讨一件事物，都深悉名理之应用，尚质而轻文，诚如《诗品》所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谈到当时人的想象，仍是非常丰富。这是因为道家的思想，较儒家的思想对于文学更有裨助。这时与建安最大的区分，是建安七子做的是文学的文学，正始文人做的是玄学的文学，前者重形式而忽内容，后者重内容而不大讲求形式。当时来讲，文学界的威权，握在竹林七贤的手中。他们的思想，真浪漫极了。试看刘伶之《酒德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嵇康之《养生论》及《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无处不充分地表现他们极端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的诗风，当时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的评话。嵇康诗存留于今的，有四言与五言二种，后者词旨浅露，反不若其四言之好。近人王闿运曾说过：中国四言诗，做到嵇康为止，以后便无足观。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余首，这位先生想来定有隐痛而又不便明言，乃托之于诗。颜延年已觉得很难解释，但影响及于后代很大。陶潜为学阮诗之第一人，后来唐代也有诗人模仿他的这种体裁。若论理致高超的地方，远非建安时人所及；若说到一般的色泽，他们总不免较淡。

    第二期 太康

    三国时的文人，均荟萃于魏，因曹氏父子不惟本身都是文人，且是文人的保护者。蜀地文学，很少建树。至今谈金石的人，从来就没看到蜀汉的碑刻。吴国文学，介乎二者之间，不过在亡国时反而出了两位大作家，他们就是陆机、陆云，张华甚至夸他们为晋伐吴所得之唯一战利品，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此时晋代原来所有的文人，三张（即张载、张协、张亢），本来也很享盛名，但是他们的交椅，不能不让给这二位新来的文人。可见说到文学，南方人总比北方人强些。此时著名作家，除了二陆、三张以外，又增二潘（即潘岳、潘尼）、一左（即左思）。他们都没有感受到玄风的影响，如张华几乎无所不通，可谓杂家。左思乃杂有阴阳家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作风，是变换了正始之质朴风气，而返归于建安的文盛时代。在此略说当时作风之趋向。

    （一）排偶 虽说此期不近法正始而远宗建安，却比建安时另辟一条新路。就是从前人作过的体裁，至此时也翻了一个花样，比如连珠体的作家，先有扬雄再有傅毅。然《文选》所载，始于陆机，因为他的巧对绮语，后来居上。不独文体如是，作诗亦然。建安诗风，单复并行，有时单多于复。自太康以后，若陆机之《拟古诗》、张协之《杂诗》、左思之《咏史》，差不多尽是由复笔造成的。

    （二）巧似 文人吟味性情虽同，而表现的方法各异。大都越到后来，越爱走新路。如在汉代诗篇尽管有美妙的全篇，但把句子拆散以后，便觉平淡。可见那时只有综合篇章之美，而无分析句格之美。至太康时，一般文人钩心斗角，专从窄处去用功夫，因之产生了很多为前代所无的名句。此例最多，略举如次：

    “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潘岳《悼亡诗》）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张华《游侠》）

    “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张协《杂诗》）

    “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张翰《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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