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代文学

    总论

    我们说到汉代的文学，一定就会联想到汉赋。其后虽有五七言诗来代替了周朝四言诗的地位，然而此代文学量最多，而时间又占得很长，位置又比较重要的，不得不推到赋。

    汉代传国的年代颇为长久，对于此代文学的分期，前人多分为西汉、东汉。其实政局的分合，有时并不影响于文学，如东汉初之文学，不见得与西汉末不相同。我现在要重新给它们分，共为四期：第一期由汉之开国到武帝；第二期由武帝至昭帝、宣帝；第三期由成帝到桓帝、灵帝；第四期献帝一朝，即世所传之建安。

    先将每期的大概，约略说之。

    第一期由开国到文、景之世，汉代文学尚没有正式成立，只得算为先秦与两汉文学的过渡时期。且汉高祖承秦人统一南北以后的局面，战国策士往往尚生存于世间，先秦思想尚占相当位置。南北思潮渐趋于调和之一途。文学方面渐入楚声。第二期孝武帝时罢黜百家之言，在思想界提高了儒家的权威。不过文学倒未受着儒家影响。此时为楚文学最盛行之时，无论皇帝、贵族与臣下，均有同一之嗜好。又由楚辞与纵横家杂糅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即著名的汉赋。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东方朔、枚皋、严忌、朱买臣等附属之。第三期孝、成以后的文学，确实受了尊奉儒家的影响，一般文人专门从事模仿古人的作品，以扬雄为代表，直到蔡邕为止，如班固、张衡等人的作品，总跳不出前人的范围，把个性完全埋没下去。然而此期时间颇长。第四期到桓帝、灵帝末年，儒术又不足以笼罩一切，出了几个自由思想的作者，如孔融、杨修、祢衡等人。文学界亦大放光彩。赋体较从前解放，由浓密而疏散。至于五七言诗，亦于是时大盛，正式成立。实足为汉诗之代表时期。

    第一期 由高祖至文、景

    本期实为秦、汉之过渡时期，显然有下列几种趋向：

    （一）先秦思想未泯 汉代初年在政治舞台而兼有学术权威的人物，甚至有几位是秦代遗臣，如秦代倡设之博士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所遗留下的博士，如叔孙通、张苍之流。汉初朝仪且为叔孙通所手定。其他如陆贾、郦食其等，均是与秦代有关系的人。他们都很替汉朝出力，所以汉初思想尚有秦时遗迹。

    （二）楚声尚盛 自汉高统一天下，楚声传入中原，且占有重要位置。因为楚人文学的煽动性很强烈，统一六国的虽是秦，后来灭秦的就是楚。当秦二世时揭举起义的，如陈涉、刘邦、项羽，都是产于楚地。项羽且是楚将项燕之后，以并兼六国不可一世之秦始皇帝，到了第二代便被几个楚人推翻。岂真由于“秦灭六国，楚最无罪”，何以又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呢？这不得不归功于屈原的伟大的爱国心所发生的，能鼓动民族性文学。当时一般战国策士，只有学术概念，毫无国家思想。只求一己的政见得以施行，不惜牺牲祖国，如商鞅、李斯都只是为秦人出力。至于屈原的国家思想非常深沉，宁死于汨罗，而不肯到别国去掌政权，所以这位爱国诗人所特倡的一种新文体，颇为楚、汉的几位开国英雄所崇信所仿效。拔山盖世的项羽被困垓下，所唱出的哀歌，正是楚声。刘邦得意还乡的时候，所唱的《大风歌》，也是楚调。《汉书·礼乐志》说：“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且汉高祖因欲立赵王如意未成功，而发牢骚的时候，向戚夫人说：“为吾楚舞，吾为若楚歌。”其所传的楚歌，为四言形式，虽不大像，然既曰楚歌，当然是唱时用楚人的声调。此后汉朝的皇帝好楚声的颇不少。楚乐既传至北方，楚国文学亦渐及于北方，不惟南北文学构成一致，即南北思想亦因之调和。

    （三）南北思想之调和 战国时各派学术门户之见甚深，这并非是学术之不幸。学术若不互立门户，是极不容易进步的。至汉以后，学术渐归于混合之途。（论到中国修辞学亦当以汉代为断。汉以前国与国争、学与学争，故言语修辞之风特甚。汉以后乃由语言之修辞，转而为文学上之修辞。）南北是可以交互影响的，如汉初的宗室刘交少时学《诗》于浮丘伯，及高祖定天下后受封于楚，又征申公去传《鲁诗》，这时学者已无南北之见。又如贾谊为洛阳少年，早岁学申、韩之术，从张苍受《左氏》，当其作《治安策》《过秦论》之时，尚不免策士的习气。及后入长沙，又作《吊屈原文》及《 鸟赋》，这也显然是以北人而受南方文学之熏陶的明证。晁错为人人所知之法家，而又从伏生受《书》。贾谊既已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儒家，而传中又说他通申、韩。这都足以证明当时学者，并不如古之成一家言，对于各派思想都混合不清。又如被吴王濞所招致的两位南方词人，枚乘、庄忌，后又往投北方梁孝王。这又显然是南人将词学传之北方的证据。总之，南北思想既已混合，文学也就不能独异了。高祖死后，惠帝享年最短。吕后当国，秩序紊乱，也谈不上什么文学。文帝好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景帝又好申、韩之学，崇尚实际。这两朝文学都不发达。不过这两朝的贵族诸王，颇有几个为文人之保护者。如吴王濞、梁孝王武、淮南王安，都为一般词客荟萃之大本营。本来文学不受一切之左右，然实际上又不然。在昔专制时代，若有爱好文学之皇帝及贵族在上倡导，文学之进步更加显著。汉代收效最著时，乃为武帝之世。（又如后来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策论取士，故唐诗宋文颇为大观。）

    第二期 武帝至昭、宣

    两汉文学有两个最盛时期，第一是在汉代最强盛之时，即武帝在位，第二是在汉代最扰乱之时，即建安。前者可比周宣王时代，后者可比周幽王、厉王时代。文学产生的时期，大率如此。汉代当武帝时，国力充实，文治武功均有相当成绩。他又做了皇帝，心里想要做的事，都可以随意做去。他对于中国学术界有极大的影响，就是尊崇儒术这件事。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于是从博士求学的很多，名曰博士弟子。当时董仲舒上书请尊经术，罢黜百家。公孙弘亦请定儒术于一纬。武帝先后都采用他们的意见。在武帝的原意，或者是想尊崇儒术，但从他罢黜百家之后，各种学派自由讨论之风因之消歇，而儒术并不见昌明，反见黑暗。正如欧洲中世纪僧侣为学术界之至尊时，各样思想均被摧残。汉武帝时期即是中国之中世纪。秦始皇对学术用高压手段，焚书坑儒，但学术并不因之而式微。至汉武帝转用一种软化手段，罢黜百家，学术乃真因之而消歇。自从武帝立了博士之后，学术界产生了一种师法，换句话说，学术界即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传统思想，对于老师所说的话，只有无条件的承受，而且无讨论之余地。举《诗经》的《关雎》为例吧，你若从古文家言，就以此诗为美文王的。你若从今文家言，就以此诗为刺康王的。至于此诗本来面目，是用不着多问。总之，专讲师法的人，对于学问只讲信不信，不问是不是，简直近于一种宗教家的态度。因为学术尊信师法之影响，乃开了文学因袭之风气。

    再谈到当时的文学，武帝对于楚辞的爱好极深。汉志有上所自造赋二篇。他自己所作的《秋风辞》《瓠子歌》《悼李夫人赋》，哀怨缠绵，一望而知其脱胎于楚声。他又使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他又创立新乐府，使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集秦、楚代赵之大成。当时有河间献王献上雅乐，武帝却不愿听。他最喜听的，还是楚声。可见尊儒，是他的一种手段，而好楚声，才是他的真心。他收罗当时一般词客，最著的，如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庄忌、朱买臣、吾丘寿王等，内中当以司马相如为代表。

    司马相如与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他的思想极其复杂。（一）儒家思想。自文翁入蜀，蜀地之士，彬彬有文，相如少时，又从胡安受经。（二）纵横家思想。他曾奉使西南夷，又作《谕巴蜀檄》与《难蜀父老》等文。（三）道家及神仙家思想。他所作的《大人赋》，颇近于《庄子》之《逍遥游》。（四）辞赋家思想。他受楚辞影响最深，颇得楚人之恢诡。在他的文学作品内，还找不出多大的儒家痕迹出来。可见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的条件，并不简单。他自己曾说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论到作赋，后人盛称马、扬。司马相如实为赋之倡始者。什么叫作赋呢？《汉书·艺文志》把赋分作四类：（一）荀卿赋。（二）陆贾赋。（三）屈原赋。（四）杂赋。惟陆贾赋已佚不可考，荀子之赋如瘦词隐语，读来犹如教人猜谜。屈原之赋，即楚辞。世人每以赋为六义之一种，但汉人之赋，与六义之赋，广狭不同。后者与“比”“兴”对待而言，前者可以包括六义在内。可见周之诗、楚之骚、汉之赋，就广义说来，实在是一件东西，都可名之曰诗。《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诗一变至于骚，骚一变至于赋。这是毫无疑义的。

    作赋能手在汉代，必以司马相如为第一人，与他同时的一般词客邹阳，是不善作赋的。庄忌的《哀时命》出于楚辞，枚乘作的《七发》最工，但不长于作赋。东方朔也只模仿《九章》而已。独相如与众不同。请看扬雄批评的话：“使孔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又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可谓极推尊之能事了。

    相如赋之最有名者，为《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等篇，略举两篇的内容。《子虚赋》，讲的是楚使者子虚，到齐国来遇乌有先生。子虚说齐国好，乌有先生又说楚国好。《上林赋》讲的是亡是公夸天子上林之盛。

    赋之特点约分四种：（一）想象丰富；（二）藻采夸饰；（三）侈陈形势；（四）抑客伸主。由以上四节，就可以推到赋体之来源，想象与藻采两样，是从楚辞来的。侈陈形势与抑客伸主，又是从纵横家而来的。由楚辞与纵横家言，结婚所产生的儿子，就是赋。

    自相如辈开了作赋的风气，影响于文坛甚大。以后作文的趋势，略举如下：

    （一）为文识字 汉赋虽似堆垛，然而一篇要凑许多不同的字形和字义，也并不是件容易事。所以汉代赋家，多兼为小学家。如相如作《凡将篇》为汉代最早的一部字学书。扬雄作《训纂篇》。班固又续作十三章。此风至唐代韩愈尚能保存。他曾说“为文必须略识字”，自宋代欧阳修以下，作文便不大讲求识字了。

    （二）为文造情 堂哉皇哉的一大篇赋中，所包含的内容实在简单得很。虽然经他们铺张扬厉地叙述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因为他们并不是先有情感才去写文章，是立意写文章而造作感情的。扬雄说过“词人之赋丽以淫”，这却是汉赋的坏处。

    （三）复笔 这层颇能影响及后来的文体。汉代单笔的大成，推《史记》。复笔开山，推辞赋。自从昭、宣以后，复笔的文学，于是日多一日了。

    自武帝以后，历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赋家，均不能逃出司马相如之外，去另外辟一种新境界，所以不缕述了。但此时又有散文盛行于世，即章奏、对策等类文体。是形式用的是复笔，而内容则取决于经术，每篇之末，必引经语。此派最著的有匡衡、谷永、刘向等人，可说他们是以文人而兼为儒生的。

    第三期 成帝、哀帝至桓、灵

    在汉代文学所分之四期中，以此期为最长。然此期文化的变化却很少，且文学有时并不因政局改变而变迁。虽说两汉建都的地方不同，而此期实并跨两汉而有之。至成、哀时，模仿的文学大盛，而模拟文学之倡始人为扬雄。扬雄也是四川人，不只是文学家，且兼为儒家与小学家。从扬雄以后，直到蔡邕为止，一般文人都拼命地模仿古人，后来的人且又模仿扬雄。这一期的文士，均出于儒家之流。现在将此期模拟的文学列表如次：

    两汉模仿文学一览表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然而可见此期模仿风气之一斑了。

    可见由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文学界概况，约得以下诸端：

    （一）论文总以司马相如及扬雄为依归，决难逃出他们两人范围之外。

    （二）词采壮密，差不多这一期的每个作家均如此。

    （三）绝少新体，大家以模仿为风，尚没有人肯倡造一种新文体来。

    这期的文人以扬雄、崔骃、傅毅、张衡、李尤、杜笃、蔡邕为最著名。

    第四期 建安

    本期为汉代文学转变的大枢纽，较之从前几个时期真是光芒万丈。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许多文人很不幸！迭遭前代党锢的牵连，黄巾贼的丧乱，以及十常侍与董卓等之叛变，死亡的不在少数，所以后来一般文人竟至失去常度；（二）自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学术界因袭成风，思想亦沉闷异常。一方面儒学的末流弊端发生，一方面是经不住束缚的思想穷极则变，不得不另自寻觅一种新的趋势。西汉经术完全注重师法，到了东汉偏偏有一位王充，对于传统思想甚为怀疑，作了一部《论衡》，对于当时一般人所尊仰的大肆攻击。（不过注意：这种“怪议论”的人当时并不多见。后来蔡邕虽以枕中秘宝视之，但他的文学完全是属于传统派。）又如建安时之孔融、祢衡、杨修，都是王充思想的后继者。他们均能毫无顾忌地反抗那种时代的虚伪思想，儒家就是他们攻击的大对象。以后到正始时，道家学说大盛，谈玄的风气通行一时，孔、祢诸人实有发难的功绩。

    此时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种：（一）为赋之作风改变；（二）为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三）为文学批评态度之鲜明。

    西汉赋，词采壮密，到了此时渐变疏散。就内容来说，从前文人作赋，不免有由文生情之弊，此时作赋的文人，却能顾到由情生文。这一点就形式上来说，西汉的赋，多为问答体，富于散文气息。到了此时，竟由散文的赋，而进乎到富有诗趣的赋了。如王粲的《登楼赋》等，用来与司马相如的对看，极容易看出他们很显著的分别。

    以下再谈五七言诗起源的问题。

    五言诗之起源

    五言诗，是指纯粹的一篇中每句都是用五个字的诗。至于《诗》《骚》中夹有五字句的，当然不算。《文心雕龙》《诗品》所说的五言诗之起源，不是无根据，便是只抽全诗中一二句以为代表。大约承认五言诗起源于汉代的人最多。有人如举出李陵、苏武赠答诗，则五言在武帝时早已正式成立。有人又说枚乘曾作五言诗。如果属实，则五言诗乃成立于文景之世。不过这两说，都有种种商榷之余地。

    《文选》中又载有古诗十九首。所谓古诗者，即是南北朝人加给汉代无名氏文人所遗留下作品的名字。究竟作这些诗的是些什么人，昭明他也弄不大清楚，好像说不免从前有这十九首古诗罢了。到了刘勰的时候，他相信某种传说，将古诗的一部分归到枚乘、傅毅的名下。他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然而他还不能肯定，不过或者有这一说罢了。以后到了徐陵，选《玉台新咏》的时候，取了十九首中的八首，又另外寻一首，硬派为枚乘所作。说来真奇怪，在昭明太子时候，完全不知古诗为谁人所作。刘彦和却相信一种传说，到了徐陵的时候，他竟能分得清清楚楚枚乘作的，是哪几首。从前人不知道的，愈到后来愈知道。而且钟嵘在他的《诗品》上明明说过“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可见钟嵘还不承认辞赋家枚乘能够作出那种古诗呢，不知徐陵究竟是有什么根据。

    回头再来谈苏、李诗。苏武诗最初见于《文选》，但《诗品》上只载李陵之作。再就这几首诗的内容来看，不知身在匈奴的人，何以能“俯观江汉流”？他们两人同居匈奴十余年，不知怎样会说出“三载为千秋”的话来？在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何处去寻“河梁”来？且从《史记》以下，修史旧例，凡文人重要作品，必采录他本人的传内，何以班固之《汉书》，对于世所传颂之苏、李赠别诗，并未收入他们二人的本传内，而且毫未提及一字？不过在《苏武传》内，倒载了一首李陵送别苏武的诗，乃楚调，而非五言。原文如下：“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才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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