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文学

nbsp;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王赞《杂诗》）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张协《杂诗》）

    以上所举的句子，不惟对仗工整，又复巧思绮丽。在晋代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四代，若寻佳句，差不多篇篇都有。

    （三）拟诗 中国文学模仿的始祖，必推扬雄，从前早已讲过。但他所模拟的只限于赋或散文之类，至于模拟古诗的风气，自太康时才有。如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他尚能化单笔为复笔，实开谢灵运《拟邺中诗》的风气。又如傅玄《拟四愁诗》，简直是生吞活剥。张载也拟过《四愁诗》。以后更有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这般人，显然受此代的拟古的影响颇不小。

    此期文人的代表，当推潘岳及陆机二人。论到潘、陆的优劣，实在很难措辞，而且在当时他们二人也是齐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里把潘、陆二人都入上品，又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有人疑惑潘、陆并称，是当时人举出南北各一人以相对抗，其实不然。因为他们二人各有长处，陆机雄于才，张华品评他的文说：别人患才少，他患才多。潘岳深于情，只看他所作的《悼亡》《西征》等篇及各种哀诔之词，无不情致缠绵，不愧多情文人。平常人还是称赞陆机的多，这实由于陆机的文集至今完全存在，而潘岳的早已佚失，只剩得几篇残余而已。

    至于三张的诗，尤以张协的《杂诗》为最著。左思的享名不在诗而在赋，《三都》更见富丽，不过他的诗也有独到之处。

    第三期 永嘉

    永嘉初年最著名的作家，都是由太康遗留下来的。晋代到了此时，政局大变，以后都城由洛阳迁到建业。中国从周以后，历代都与外患为始终，但总算能支持抗御。到了此时，黄河流域一带，已不复为汉族属土。八王既捣乱于内，五胡复扰乱于外，政局日非，民不堪命。此时的文学家当以刘琨与郭璞为代表，但他们亦适成为太康的尾声。刘、郭均为北人，皆以国事不得其死，尤以刘琨的功业更为伟大。他们的文学都带着一种激昂慷慨的气概，实为亡国文学之音调。单看刘琨作的《元帝劝进表》《答卢谌书》及《答卢谌诗》等，均痛哭流涕，慷慨陈词。钟嵘的《诗品》评他道：“（晋太尉刘琨）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后来元遗山论诗，又以越石的身世，比之于曹孟德，故其作风颇为相近。至于郭璞为永嘉中兴诗人，因为他作的《游仙诗》最有名，遂至后人疑他属于道家。其实郭璞却是阴阳术数家，不过他的《游仙诗》倒另外是一种伤心人的别有怀抱，并不是乐为飞升远举之谈，却与阮嗣宗的《咏怀》颇有几分相像。故《诗品》评他说：“（晋弘农太守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此评颇为允当。这实在由于郭璞并非玄流，所以他作的诗，也并非有关于玄风，不过被时会造成如此而已。

    晋室南渡前后，文风迥然不同。南渡以前，由开国至太康以文胜，有建安余风。南渡以后，由永嘉直至亡国，复以质胜，复正始之旧。此实由于永嘉前后祸乱相寻，民不聊生，各人欲求自慰，玄风复盛，由文变质。钟嵘批评此时的风气说得好，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第四期 义熙文学————陶诗

    义熙为晋安帝的年号。当时刘宋的王业已成，典午天命，危在旦夕。此期文学，陶、谢并称。陶主自然，谢尚词采。自正始至渡江以后的那种杂有玄风而不大注重文采的诗风，当以渊明为押阵大将。由建安一脉相传，后再跃而至太康，脱离玄学羁绊，而标举文学风气的事业，当以灵运为中兴功臣。在此处先把渊明提出来讲一讲。

    陶潜的人生观，实融合玄学与佛教而成，只要看看他的《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诸诗便知道，他的玄想极深。此时佛法之禅宗虽未输入中土，而陶公已带着此派的意味。远公在庐山结白莲社，招陶公，他却不肯去，大谢想去，却又被拒绝。但他表面上虽说不大与佛教的团体发生关系，然而心中实暗地佩服佛教。他的《桃花源记》正是充分地表现出他意想中的一种净土。而且他的人格思想与学问，很有几点和王羲之相像。第一是他们都爱好自然，其次是作文均用单笔，再其次是二人均主颖悟。这种思想，在右军的《兰亭集序》中可以看得到。

    从表面上看去，陶公之为人，似乎性情是非常之温和的，殊不知他的本性却很倔强。自义熙以后，他亲眼看见刘裕的篡位，欺人孤儿寡妇，既是看不惯，却又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又安得而不满腹牢骚，感慨独多！他最得力的是阮嗣宗的《咏怀诗》，如“迢迢百尺楼”，及“种桑长江边”之类，他的最著的诗，如《拟古》《饮酒》《述酒》及《读山海经诗》，无一而不是学嗣宗的。王湘绮曾说阮籍以下，开陶、谢二派。其实谢诗倒未见得同于阮，而陶之学阮则彰彰可以考见。

    我们现在提起陶渊明，大家都一致承认他，是千古大诗人中之一位。但他在当时的地位，却远不及谢灵运。刘勰的《文心雕龙》，为当时评论界之权威，虽极力称赞大谢而于陶公竟无一句提及。昭明太子看去明明爱好陶公，为之作传，为之集诗，但在《文选》中所选的陶诗的总数不过八首。究竟是什么缘故，这位大诗人不为当时人所注重呢？第一，是由于六朝人的门阀观念太重。王、谢子弟，人才辈出，他们自来就是养尊处优，最易受时人之崇拜。至于寒门微族，每为人所不道及。想陶公不过庐山下的一位农夫，正颜延年替他作诔时所谓的“南岳幽栖”而已。在当时的势利眼光当中，哪里看得到他的身上去，所以连他的岁数都被人弄错了呵。在此处还可引一个旁证，鲍照的诗文，在后人的眼中看去，确实不错。但他在当时一身作客，飘零而死。所以《宋书》并不为之立单传。《诗品》批评他说得最妙：“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自然陶公之“取湮当代”，也是由于他的“人微”之故。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他的诗的风格与当时所流行的大相违背。当时文人均喜复笔派之《汉书》，而不欢迎单笔派之《史记》，故作诗亦专讲排偶，重词采。那时正是太康派得盛，所以大谢竟为一代宗匠，而陶公的诗喜用单笔，而且色彩冲淡，显然与当时一般人的胃口不合。只看六朝人最初为陶公集子作序的阳休之所说的话，最赏识他的“奇绝异语，放逸之致”，同时却又不满意于他的“词采未优”。这几句中肯语，实足以代表六朝人眼光中之陶渊明。

    但陶诗虽不为当时所重，到了唐朝，却又取谢诗的位置而代之。如唐初之王无功的《东皋子集》学陶，陈子昂的《感遇诗》学阮，其源与陶正同。至盛唐又深得杜甫的赞美，学他的又有储光羲，以作田园诗得名。王维、孟浩然，又间接受陶公之影响。至中唐时又有韦应物、柳宗元等，有一部分是从陶诗学来的。及至宋代苏轼，并且和其全集。

    此外还有钟嵘。把陶公置于中品的公案，后世人多有不平之鸣。关于此点，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现。就是钟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所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览》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于中品，想来系北宋以后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诗，颇合于钟记室所举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标准。

    晋代之批评文学

    此时文学批评之风，与建安时颇相似。如：

    （一）批评方面 论文之专篇，有李充《翰林论》、陆机《文赋》、陆云《与兄平原书》，此外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

    （二）介绍方面 介绍文学作品，始于左思之请皇甫谧为他的《三都赋》作序。因为士安当时的名声较大，所以太冲就借重他的介绍。

    （三）整理方面 后人论到文章总集之始，多推《昭明文选》。其实在前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六十卷，才不愧为文章总集之始祖。再有荀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也不愧诗之总集的始祖。可惜以上两种书都早已佚失了。

    （四）作注方面：为古人文章作注，始于刘安之为屈原作《离骚传》，而班固、贾逵、王逸均有注。为自己作注，始于班固之自注其《汉书·艺文志》。此种风气，晋人并很盛行。

    甲、为古人赋作注者，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的《子虚甘泉赋注》，郭璞的《子虚上林赋注》一卷。为古人赋注音者，始于李轨之《二京赋音注》一卷。为诗作注者，有应贞之《古游仙诗注》一卷。

    乙、为并世人诗赋作注者，为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三都赋注》三卷，綦母邃《三都赋注》三卷，曹毗《魏都赋注》一卷，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一卷。（中国文人所作《海赋》仅有二篇，除此篇外，还有载在《南齐书·张融传》的一篇。）

    丙、为本人文学作品作注者，始于谢灵运之《山居赋自注》。

    由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看来，可见选学之风早已由晋代文人开端，并不是起于唐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