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古文学

nbsp; （二）宗教之礼仪 时代愈古，对于宗教之信仰愈深。殷代差不多是以鬼治国。些微小事，都要取决于卜。故当时对于祭祀的礼节，非常重视。

    象祭祀时所用之牺牲或做爵献酒之状，如上图。或象妇人跪而奠酒。都是不脱宗教范围的。

    今传世铜器上或刻作。

    （三）武功之炫耀 人性好斗，古已如斯。殷代当与他国竞争，屡见于卜辞。此风至周尚盛，如周代武功以宣王之南服淮夷、北克猃狁，为有声有色。故彝器之勒名纪功，亦以此时为多。惜殷代文字之用尚未广，故多作图以表示之。如：

    戈荷人像

    旗执人像

    若下图则显然活现出一个手执斧钺、献俘于王的勇士形状了。

    （四）田猎之娱乐 殷代尚属游牧时代，人民迁徙无定。随地获弋鸟兽，如：

    象弯弓欲发射兽之形。

    象捕鸟之举。其他种种，不胜枚举。

    以上略略提了几项殷代图像的种类，现在要谈殷代的文字。二十几年以前，在河南安阳县洹水南古之殷墟中，忽然发现大批甲骨文字，经过几个学者考释，始确定为殷人文字。所刻帝王名字，从汤起至于武乙，故此种文字已全全脱离图画的范围，大概为殷末武乙以后的遗物，比铜器的图形较为晚出。

    由以上二类文字看来，殷人是由新石器时代而转入铜器时代的，龟甲和兽骨的本质，都很坚硬，非石器所能刻画的。所用的谅必是铜锡合金的器具。前数年西人安特生在渑池发现石器，他就断定殷人还在石器时代，那话是靠不住的。

    殷之文化

    文化与地理极有关系。中国最早的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又分为河东与河西两大支派。照古代史册传说，从尧、舜以来，建都均在河东。从周代起，河西的文化，始因之崛兴。现代吾人知道殷代文化之几大特点：

    （一）常迁徙。殷人迁都前八后五，居址无定。

    （二）发明服牛乘马之法。这是游牧民族，熟习兽性以后而试演的。

    （三）重视牧业。当时人民最重视牧畜之事，常常因争执一块小小牧地，而双方打仗。

    从以上种种情形看来，可以断定殷代还在游牧民族时代，而且定都每在平原。南至归德，北至安阳，太行山东的大旷野，都是很宜于畜牧的。

    由游牧而进为农业时代，实为殷、周之际。从《豳风》等诗，可以知道周人很忙于农事。周人定都岐山以后，是很不易远徙的。

    成汤革夏命，武王革殷命，后世人批评他们，都很隔膜。美之者谓为“应天顺人”，罪之者谓为“弑君叛逆”。但现今从甲骨上去考察，说殷人统一河东，并非事实，当时在洹水左右，即有无数他种民族，同他常常捣乱。殷人“国际地位”并不高。殷之君王也并非天下之共主。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当时与殷同时别国的记载，只听殷人一面之词，然而亦足见殷人文化，总较他族为高了。

    以传统论，殷人父子相承与兄弟相承一例看待。祭祀时所列神位亦以父子兄弟等平行。确定父子相传之制，始于周公，即以河西文化改变河东文化。因父子传统之制成立，而婚姻制度更加严重。且殷人祭祀考妣一律看待，至于男尊女卑之制，定于周代。（王静安氏的《殷周制度论》说得很详细）

    河东文化虽被河西文化征服，然而并没有灭绝。楚人就是此项文化一部分的保存与继续者。这事且举出几种证据：（一）殷高宗曾伐荆楚。有《商颂·殷武》篇可证。“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二）熊释、鬻罴封于楚国，将中原的文物传播下去。（三）楚人不奉周正朔，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且殷楚皆称一年为一祀。（四）殷人尚鬼，楚人亦尚鬼。（五）留传至今之周代文字，显分两源。与周同姓诸国成一派，异姓诸国另外又是一派。此派之中，又分为二：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而齐、楚两国文字，皆纤劲与殷代的相近，而与周代的不同。（六）楚人书籍有些为中原所无的。如楚左史倚相，能读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代的人都未见过，大半是从殷代传下的。（七）《楚辞·天问》最不易解。上半篇谈天象，已难解通。下半篇叙述的人事，更看不懂。可见楚人所传之史事，都有些与中原的不同。近代学者利用甲骨文所发现新字，以解释《天问篇》也是为殷文化输入楚国之一证。

    据上面所述种种证据，足见中国信史当从殷代开始。殷代文字，确已正式成立，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了文字便有文学。谈到殷代文学，如今有无迹象可以寻求呢？略分三类：

    （一）甲骨文字 上面所刻的，不外乎干支及卜辞之类。如甲子乙丑，其风其雨，大吉、弘吉等与今日之算命单相似，这种种诚然是很可靠的史料，但决不能称之为文学。

    （二）《盘庚》 此篇以下文字，古今学者，都很相信。但这种诰诫体在散文中尚占到相当的地位，然而也不能称之为纯粹的文学。

    （三）《商颂》 谈到殷代的纯粹文学，大家都当一致推举《商颂》了。不过这篇虽名商颂，是否即产生于商代，而今颇成问题。关于此篇时代问题，约分以下诸说：

    （甲）《毛诗叙》以《商颂》为商诗，其言曰：“《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后来焦里堂尚有“商之诗仅存颂”的话，因为他尊信古文家之说。

    （乙）《史记·宋世家》以《商颂》为宋诗，谓出于宋襄公之世。此说本出于《韩诗》。

    在此两说以前，《国语》中《鲁语》闵马父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毛诗》改“校”为“得”，已与原文有出入。王静安氏认《商颂》为宋诗，他的理由如下：

    （一）校字非校雠之校，周代无校雠事。校雠到汉代方开始，这里的校字等于献字。正考父是宋戴公末年时人，此时周室东迁，礼乐崩坏，正考父于是校商之名颂十二篇，即等于献商之名颂十二篇。但《商颂》的作者，又是何人呢？现在只存有五篇，如《那》祀成汤，《殷武》美高宗，从《殷武》诗可证非商人所作。

    （二）再从地理上讲，颂文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传与郑笺对于景山都无解释。有人说景山就是大山。但《鲁颂》仿《商颂》而作，《鲁颂》中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徂徕、新甫，皆山名。则景山亦必为山名无疑。《水经注》犹可考见景山在河南，去商丘不远。殷都于河北，距商丘甚远，不可能取松柏于景山。至于宋人，定都于商丘，到景山去取松柏，是非常之顺道，而且很容易的。

    （三）再说到语言方面，如为商人所作，则其所用人名、地名，应与甲骨文字相近。卜辞称商，而颂称商殷。卜辞称汤为太乙，或称为唐，而颂称汤为成汤、烈祖及武王。商为契之封地，颂中称商者，指它的国都。称殷代，是指它的朝代。

    （四）更从文辞的风格上来说，《商颂》的用语，不类殷而近周。如《那》之“猗与那与”，《苌楚》作“猗傩”，《隰桑》作“阿难”，石鼓文作“亚若”，《苌楚》以下，都不是殷诗，一概用的是宗周中叶以下的语言，与尹吉甫颂美宣王所用之语言相类。无论从哪方面去证明，《商颂》，决非商人文学。而甲骨与诰诫也不登于纯文学之堂。再去看看殷代的所遗留下的金石文字，然而至今被认为商代铜器上所录刻的文字，只寥寥几字或几句，也是不成其为文学的。我们从此可以断定中国文学史的信史时代，当自周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