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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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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论

    讲到我国邃古的文学,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们首先若不建立一个信史开始的时代,随便轻信一切传说,遂不免以讹传讹。大讲其三皇五帝的文学,或甚至盘古时代的文学,若不是捕风捉影,便是自欺欺人。

    上古当断自何代,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在此,暂举古人所称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迹,以作比勘之用。

    《尚书》总算是很可靠古籍之一种,据那上面记载的时代,以《尧典》为最古,即至春秋时,孔子日常教导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亦限于尧、舜,至《周易·系辞》传说到伏羲。但此传并非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久已致疑。到战国时人,如庄子之类,又谈到黄帝。到了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立《五帝本纪》,亦托始于黄帝。但他同时又自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至于汉代一般造纬书的人,简直谈到五帝以前开辟时事(参看《太平御览》七十八至八十一卷)。至司马贞《补史记》,于是加上《三皇本纪》。托始于伏羲。至宋代罗泌作的《路史》,集诸纬之大成,又益以道藏之说,更加上了《初三皇纪》与《中三皇纪》。他又根据《春秋元命苞》十纪之记“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这比今人动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夸的人,更张扬万倍。

    从以上举的例看来,愈是时代愈后的人,所知道古人的时代愈远,其令人莫名其妙。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说的,为秦博士。他们说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这显然是由当时一般方士捏造古事,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心理。尧、舜本为儒家之理想人物,于是农家如许行之徒,不搬出一位较远的神农来。及至战国之末,一般道家,又请出更神秘的黄帝来,以与儒家之尧、舜对抗。到汉代武梁祠画像,如伏羲、女娲之类,均为人头蛇身,奇离惝恍,亦“想当然耳”之人物形状而已。

    即以后世相传之虞、夏书来说,教人致疑的地方颇不少。怀疑尧、舜,早有战国时人韩非。怀疑《尧典》,又有东汉时人王充。现且姑舍去史实不谈,单就文字上看来,已有几点令人不解:

    (一)以文学演进的公例推去,不应较为早出的虞、夏书,反为文从字顺,排偶整齐。而较为晚出之《盘庚》《大诰》,反而“佶诎聱牙”。即假定谓《尧典》为夏代史官所追记,亦在殷人之前。试问当时用何种文字记录。大概虞、夏书之成,至早想亦不能在东周之前。

    (二)《禹贡》所载禹之治水之不可信,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中国古代史》中早已致疑。禹所谓的江、河、淮、济四条大水,以及无数小川,合计有数千海里之长。以当时稀少之人口,粗笨之器械,在几年中,能做成偌大工程。大禹真不是人,而是神了。且经近代地质学家考察,江、河原来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就是用现代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没有铁器呢?

    (三)文字演进公例,由简趋繁。如《盘庚》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简单,而《禹贡》上的字,所用的偏旁很繁复。以现今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为断,尚未寻出从金的字,而《禹贡》上则各类金属字都齐备。古代把铜叫作金,而把今人所称为金子的叫作黄金。殷人确能用铜,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细,有非石器所能为力的。但殷人尚未能用铁,而《禹贡》上则金、银、铜、铁、锡都早已完备了。

    不必多举,只要以上几个证据,已足断定《尚书》有许多篇是后人增附的。

    人类总不免有怀古幽情,每每眷顾着古时的理想黄金时代。且从前人与现代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很有不同的见解。自来许多学者,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历史,觉得人类愈古愈好,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陈迹,徒令吾人追慕,不能自已。现今讲历史的学者,多觉得人类总是向前进化的。黄金时代尚在未来之时,古昔并非真足迷眷。不过聊以自慰,吾国古时儒家、道家,都喜欢举出他们古代的理想国度,借以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皆务为治者也”。

    夏德以为中国信史时代,宜从有《诗经》讲起,那显然是受了讲希腊史先从荷马的诗歌时代为起首的影响。若讲信史,定要以周代为断,又不免把古史时期太缩短了。

    若要确定中国的信史时代,应当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时为准则。于此,不得不联想到举世相传那位造字的始祖,仓颉。仓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汉代即有二说:

    (一)仓颉庙碑“史皇仓颉”,此派承认仓颉为古代造字的帝王。以后罗泌作《路史》,即以此为宗尚。

    (二)《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这派又把仓颉由皇帝而贬为臣僚了。后世宗仰此说的很多。

    汉碑多为今文家言。作《说文》的许叔重,其学出于贾逵,与左氏春秋毛诗同为古文家言。两说究竟以哪一种为准?至今实无从断定。总之,文字既为社会公用符号,实为社会公共产物,不能硬派一个人去享独造之功。无论仓颉是君是臣,怎能包办造字的全权呢?荀子说得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假定古代有仓颉那样一个人,也不过是爱好文字者,亦非创造文字者,说他创造文字,周末人尚不承认哩!

    所谓仓颉创造的字,据流传于今日的淳化阁帖中,载有一部分,好似符录一般,固然万不可信。又据《说文》秃字说,“秃,仓颉出见人伏禾中,故作秃”,说来亦觉可笑。韩非又引仓颉所造的字:“自环为,背为公。”《说文》解释私字,引用此说。今存铜器中未见字公字,可见大概都作“。”。形从八从。,亦非自环之形。

    从文字学上去断定史事,此路是可以通行的。清代研究文字学的人,以道光前后为转机。前乎此者,是以书证书,如发觉宋本《说文》某字之可疑,乃从《玉篇》或《广韵》及其他古书中之引《说文》者,以证明其正谬。如段玉裁、严可均、姚文田等皆是。后乎此者,是以古器文字证书,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响及于学术界者不小。每据金文以订文正字之源流,及纠改许书之误谬。王筠作《说文释例》每卷后之附录,实为近代文字学革命之导火线,然而他还不敢明目张胆攻击许氏。直到吴大瀓出了一部《说文古籀补》,始正式攻排许氏。然二三千年后的学者,能知多少古音古训,当然是许氏之赐。大约《说文》中之古文、籀文,多不可信,而篆文颇多可信的。

    中国文字可得而征信的,大概要从殷代讲起。

    夏代文字之传于今者,尽是伪托。前人辩之已详,这里不必多引。至今我们还不能证明夏代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字。吾国文字,由图画蜕变而来,可无疑义。故六书应以象形为第一。但图画与字之区别,究在何处?前者是用一种形体,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动作。例如为人荷戈,为子抱孙,荷字与抱字在图画中,无此实物。只能从两种形体合成之位置上,寻出一种相当动作之意义。随后图画中之形体,一变而为文字中之名词。中国有许多名词,至今尚未脱图画范围。但名词又不能表动作,乃另造动词以应用。故动词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对图画宣告独立之时。

    古器所刻文字简约,且多用方笔,人名每用干支。这两种正为殷代文字之特点。有人谓以干支命名始于夏之孔甲,殊不知殷之远祖王亥(即《天问》“该秉季德”之该)较孔甲为早已用干支为名之例。(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要算罗振玉氏的《殷文存》)从前人————尤以宋人为甚,设法附会图画为字形,每多讲不通之处。现在我们要还它们本来面目,看这些图形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图腾”之选制 从殷人所遗留的图像看来,可见当时社会尚去獉莽时代不远。虽说脱离了图腾制度,然而到处尚留着这种痕迹。例如古代铜器上所刻的:

    羊首形

    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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