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通论

    引言

    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而且各体皆称完备。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不过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而且其中颇有合乎近代论文的旨趣，及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我们在这里要举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这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焦君的话，引在下面（见《易余籥录》十五）：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窠臼。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宜城（谢朓）、水部（何逊）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观）、柳（永）、苏（轼）、晁（补之），后则周（密）、吴（文英）、姜（夔）、蒋（捷），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诗派，不过唐人之余绪，不足评其乖合矣。

    词之体，尽于南宋。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梦阳）、何（大复）、王（世贞）、李（攀龙）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从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可得到下列种种观念：

    （一）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二）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又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均属于纯文学方面。文学的面貌既被他认清楚了，讲起来，才不至于夹杂不清。

    （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文学为感情之表征。有人类即有感情，有感情即有文学。“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但我们要讲的是文学的信史。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而且能够确实证明是真的作品以为断。因此，我国文学的信史时代，不得不因之而缩短。焦君所讲断自商代，因为他相信经古文家之说，以《商颂》为商代作品。他并不远取《击壤》《南风》《卿云》等歌谣，甚至于葛天、伏羲时的选著，这是他的一种专崇信史的谨严态度。很可供后来讲文学史者所取法。

    （四）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其所胜，以救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种论调，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

    至于这篇中偶有误点，如相信《商颂》的时代，及苏、李诗，且把韦玄成祖孙误为父子等。但大体的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学的意义之各种解释

    先从“文”的字义来说，《说文》载有二字：

    （一）“文，错画也，象交文。”按此即现今流行的图案画之类。

    （二）“彣，戫也。从彡从文。”此字每与彰字同用。

    “彰，文章也。从彡从章，章亦声。”

    第二个彣字，与第一个不同之点，是多一个彡字。《说文》：“彡，饰画毛文也。”凡与毛饰有关的字，如“须”“頿”“”等字，均从彡。而且从彡之字，多含有美意。如“修”字，从彡，引申为修美。文学也自然与美有关。不过美是一种超实用之物，正如吾人面上的须眉之类，有之，却无大用，然缺之，便觉丑陋不堪。

    且古来对于文字含义最泛，略分以下各种解释：

    （一）文字叫作文。

    《左传》：“有文在其手曰友。”《说文序》：“依类象形谓之文。”

    （二）口语叫作文。

    《左传》：“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三）文物叫作文。

    《易经·贲卦》：“刚柔交错为天文，文明以止为人文。”

    （四）华美叫作文。

    《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是文与质并举的。

    （五）礼乐制度称为文。

    《论语》美尧之词：“焕乎其有文章。”

    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六）典籍称为文。

    《论语》：“文献，不足征也。”《孟子》：“其文则史。”

    以上所举的，都是“文”字单用。最早书籍中将文学二字连用的，有《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一语。试看这两位的文学怎样，子游事迹及学问，不多见于古代篇籍，但在《檀弓》上，可见到他的种种逸事，大概是一位礼学家。子夏著述之多，为孔门弟子中的第一人。实为后代经师的远祖。如此看来，《论语》中所讲的文学，正和后世《史记》《汉书》说的“彬彬多文学之士”一样，乃是泛指一切学术而言。与现今要谈的文学的意义完全不同。今人所说的文学的意义，正与古人所举的诗的定义很合。

    《尚书》：“诗言志。”《乐记》：“诗，言其志也。”

    《诗大叙》：“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关于大叙真伪的问题，三家诗均不曾道及。子夏作过《诗大叙》，或者为毛公伪托。然而此篇虽不出于子夏之手，至迟也不出于西汉的初年。其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句不是绝妙的文学定义吗？

    《诗》三百篇，汉人夺之为经，视为高文典册，并不敢用文学的眼光去对待它。汉人以词赋为文学，但此种事业，不见尊贵。当时皇帝每以俳优蓄文学之士，所以扬子云言：“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曹子建亦深以当一文人为大耻，尚不及乃兄曹丕，知道文学的重要，称为“不朽之盛业”。

    自魏、晋直到盛唐，一般人对于文学的界限，都看得明晰，分得清楚，至于六朝人更长于文笔之分，故界说亦颇中肯。略举几条：

    陆机有名的《文赋》大半讲的是文之修辞，并找不到文之定义，只得勉强抽出二句：“思涉乐其必笑，言方哀而已叹。”于此可见他正以为文乃由情而生的。

    至于修史书，特辟文苑一门的，当以作《后汉书》之范晔为第一人。前乎此的《史记》，只在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列传内，选载了他们所作的辞赋。《汉书》把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等人的传，都归入一卷之中。

    《三国志·王粲传》附载了同时的许多文人，却并没有为文人特立一栏。至于谢、沈等的《后汉书》又已失传，内中有无文苑一门，不得而知。

    当时因为文笔之分很严，所以文苑传所收的文人，都是韵文的作者。范晔的《文苑传》下说：“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按情志二句，显然是受《诗大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影响而发生的。

    直到齐、梁之间，才有论文之专书出现。最著者如刘勰之《文心雕龙》、钟嵘之《诗品》。

    《文心雕龙》：“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诗品叙》：“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南齐书·文学传后论》：“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

    《梁书·文学传后论》：“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

    我们再看梁代昭明太子所撰的一部总集，所谓文学的标准又是怎样？他认为不是文学，而不入选者，有下四种：

    （一）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

    （二）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

    （三）忠贤谋天之说辩。

    （四）史乘。

    必要合于“沈思翰藻”的条件，方得称之为文，而后入选。阮元《读〈文选序〉》，解释此段最精，节抄如下：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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