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尤其是孔子。孔子和儒家所尽力发挥提倡的一种教育思想，和上述西方三大教育派别各不同。孔子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里“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这一种教育之内里，便包含着一种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和西方的宗教精神又不同。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教人即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所以说这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理想，与最高信念。即此便足给予每个人以莫大的鼓励。多方面的人，在各自一条生活线上，同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儒家这一理论，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这一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其极大的功效。它可使人人内心同样得到安慰与满足。

    西方社会最尊的是牧师，是耶稣。中国社会最尊的是“先生”即师，是“圣人”。孔子则被尊为“至圣先师”。耶稣的背后是上帝，孔子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因此中国人常说“尊师重道”，历史上从来都如此。道寄托在师，在先生，在士君子的身上。西方人的道，是耶稣出世之道，由上帝那边来。中国人的道，是现世眼前的道，由孔子来。也可说是从人人“天性”中来。中国人骂人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这在中国人认为是对人最侮辱的话。中国人看“道”，是高于一切的。因此从“道”来看世界，则一切无分高下，都属平等。虽高贵如皇帝，亦要尊师重道。在孔子庙堂里，在孔子教训下，皇帝和百姓都平等了。故说儒家教育，其精神和效用，实可比拟西方的宗教。

    西方人因有他们的宗教，故可推行他们近代的国家教育，而不致有甚么流弊。我们没有像西方般的宗教，如果抹杀孔子，专讲国家教育，则皇帝大总统便成至高无上。人无疑都是一样的，相差不过在“权”与“位”，权与位由竞赛而得，得到的必然是少数，得不到的必然是多数。没有宗教教育而专来推行国家教育，其势必走上极权政治，其势必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所代表的是“法统”，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统”，道统远超乎法统之上。政府官吏是“遵守法统”的，士君子是“宣扬道统”的，而“士”则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来。孟子有一天要去拜访齐宣王，恰巧齐宣王也有事要找孟子，派了一个人来请。孟子说：他适有病不能去。孟子随即故意出外访友。门弟子询问孟子：“先生本有意访王，何以王来请，却又推病不往。既推病，却又仍出访友？”孟子说：“人生有位、有德、有寿。齐王位高于我，德未必若我，年龄又低于我，我不能受其召而往。”孟子是要保持道统尊严，不屈抑于法统之下。汉高祖统一了中国，路经山东，首先到曲阜拜谒孔庙。东汉章帝为太子时，张辅为太傅。后来帝即位，巡狩泰山，路出东郡，当时张辅为东郡太守。帝到，太守自当迎接。章帝说：“今天我们相见，应先行师弟子之礼。”于是张辅上坐，帝下坐，执书请教。然后再改行君臣之礼，帝上坐，太守谒见，报告政事。这是代表法统尊严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统的师之面前的随手偶拾的两个例。像此类事，充满在中国全部历史中，只是说皇帝要做人，也要讲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严，就也得要尊师。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那时孔子之道便衰了，宗教精神凌驾在教育精神之上。东晋南北朝时，又引起一新争端，争的是究竟“沙门该不该拜王者”，这仍是“道统”与“法统”之争。和尚（沙门）是传道的，并非皇帝下属，故不该拜王者。逐渐地王者亦信受其道，转变成王者要拜沙门。梁武帝不必说，即如唐太宗，也要礼拜玄奘法师，尊为国师。玄奘是传道的，玄奘便该为师。唐太宗仅是一王者，王者仅是守法的，哪得兼为人师呢？哪得与师比尊呢？因此遂激起韩退之“辟佛”“尊师”的诤议。他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授业、解惑，是指智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而言。传道才更是师之真职分。韩愈所争的是道在孔子，不在释迦、老子。释迦、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道不在，因此亦不得为人师。

    那时佛教也另有一套理论，他们说“人人可以成佛”，正如中国儒家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故中国人较易接受。可见中国人传统的道统观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尊道崇道，只是尊崇人。人的尊严，在道德人格上具体呈露了。在师的位分下具体代表了。耶稣教来中国，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因上帝只此一位，耶稣也只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为上帝，皆可为耶稣。耶稣教人获得满足的在出世，在身后，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而中国人教人获得满足的即在现在，在当生，即在其本身之现实生活上。故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教僧徒改口说人人皆可当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与来生，这才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是中西双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异点。

    一到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复活时代。那时的中国人，不再想做佛菩萨，仍想做士君子、做圣贤了。这时期最伟大的人物，首先允推范仲淹范文正公。当他为秀才时，他并没有担当得国家大任，但已经在其内心以天下为己任。他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传道精神与宗教精神。即是道德人格之真实尊严。后来范文正率军到陕西，有一位十八岁青年张横渠先生，上他一本有关军事计划的万言书。范文正立刻召见，勉慰有加地说：“你正当青年，应该多读书求道。这些事暂不要理会。”因赠与《中庸》一册，这是先秦儒家讲人生最高哲理的书。张横渠经此鼓励，从此闭门折节求学，卒成一代大儒。他后来尝说：一个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细细体会范文正和张横渠两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中国人之所谓“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别人、为大众、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所以说它是“人文精神”。抱负这种精神的，先该牺牲着为个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说它具有“宗教精神”。因其不主张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张为自己打算，所以说它有宗教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在宋代士君子身上又具体复活了。

    王荆公名满天下，宋朝皇帝请他教读，王荆公要求自己坐讲，皇帝立听。人问之，对曰：“我坐而讲，皇帝立而听，我并不是要皇帝尊重我个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讲的道。”中国人讲的道是代表现世大众，天下人类的，皇帝哪得不重道？师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师”。此后程伊川做经筵讲官，也是要坐而讲，皇帝立而听。这些事，依然是中国人在力争“道统应该尊过法统”的传统意见。

    但我为什么要不惮烦地来反复讲述这些事呢？这些事，现在说来，似乎与时代隔远了，或许我们听了会不感得兴趣。但我们该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这社会才能团结存在。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凭依。

    西方人大家敬重耶稣；苏维埃大家敬重马克思、列宁；现在中国，这五十年来，却缺乏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共同中心。于是在银行服务的只知敬重银行行长，在医院服务的只知敬重医院院长，这社会自然会四分五裂，必然会引起派系争端。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我们必得要求有一个最高中心，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与最高对象。这一个对象，为人人所共同情愿向之低头而受教的。但这个中心与对象，却不该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来充当。同时这一个最高的目标与对象，又须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则岂不变成了一个专用来压迫人的东西吗？此在中国，便是“人皆可以为圣人”的道理。圣人只是一种人格尊严，而这一种人格，又并不是什么难做的，却是人人能做的。我做一件事，若让旁人做，也只能如我般，不能比我做得更好些；即使圣人来，也只便如此，那我便即是圣人，就是第一等人，就获得了我的人格尊严。这不从智识讲，不从才能讲，只从“心地”讲，只从“道德”讲。只有如此，才能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设使叫我做一个数十万大军的统帅，我才力智谋有不能，那是无可勉强的。但如我做一小兵，我勇敢地服从命令，忠诚地牺牲生命，那在我是没有什么不能的。然而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就小兵论小兵，也有这小兵的人格尊严，那小兵便是一圣人。因为任何圣人来当此小兵，也只能如此小兵般当，圣人不能比我当小兵更当得好些。当小兵是我的职分，如何当却是我的道德人格。圣人只论人格高卑，不论职分大小。天地间只要不能没有小兵的职分，那如何说当小兵的便不能就是圣人，就是第一等的人呢？明代王阳明先生，发挥“良知之学”，后来说成“满街都是圣人”，简言之便是此理。

    中国人崇拜道德，崇拜圣人，连皇帝在内，也该同样的向圣人和道德人格崇拜。因此有时，皇帝该崇拜一小吏，大统帅该崇拜一小卒。满洲人进中国，是极端专制的，但也不敢违背此理。他们一面崇拜孔子，一面又崇拜喇嘛。拜孔子，用来拉拢汉人；拜喇嘛，可以拉拢蒙、藏民族。若只教崇拜满洲皇帝，他们也不能维持两百余年的政权。但毕竟中国的圣人高过了蒙、藏人崇拜的喇嘛，因为圣人是一种人格尊严，人人可做，那才是最自由、最平等、最博爱的，有当于人心所共同要求的；可崇拜、可敬仰、可奉为教育最高理想的合理的对象。

    五

    今天的中国人，连当年满洲人的智识也没有。今天中国教育精神上所最缺乏的，若比拟西方来说，不是国家教育，也不是个人自由的知识职业教育，今天中国仅缺少了宗教教育。中国原有一个孔子之道，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抄袭别人的，我们偏要高呼“打倒孔家店”，高呼“全盘西化”，但又不能诚心接受耶稣教，于是进来了共产主义，叫人共同来崇拜马克思。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意见该陈述。我们总该以“文化来领导政治”，不该以政治来领导文化。教育是代表文化的，不是代表政治的。

    或许有人说，此后中国的教育，应该积极提倡个人自由，但个人自由该有限度，否则必出大毛病。西方人讲个人自由，有两大限度。一是不超过国家和民族，一是不超过上帝和耶稣。因此他们讲自由，可以没有大毛病。

    也有人说，此后中国的教育，应该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但国家民族是空洞的一句话，谁真代表着这国家与民族呢？若把政府来代表，这便要走上极权。理论尽高的是柏拉图，当前最具体的是列宁和史太林。若说代表国家民族的是平民大众，我们正为要教育平民大众，又谁是代表此平民大众呢？

    说到这里，只有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此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才是真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中国此后的教育最高精神，必然要向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找求，这是无可怀疑的。今天的中国人，往往不探本而求其末，所以要在小节处吹毛求疵，打倒历史、打倒文化、打倒一切传统。教育的大纲领、大精神，永远没有能提出来，那确是一件最大危险的事。知识愈发达，人生相互间的距离愈远；竞争愈烈，则人生之痛苦愈深；个人愈自由，将愈不平等，社会将日见其不稳。中国人所讲的道，便是稳定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今天正缺乏此一稳定基础，而仅知专从教育制度或教科用书上求改进，拼命抄袭西方，那是缘木求鱼。

    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这事并不需得我们来悲观。唐末藩镇割据，接着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宋初建国，未到百年，便出了两个大人物，范文正和胡安定。范文正是中国一伟大的政治家，胡安定是中国一伟大的教育家。范文正幼年丧父，其母再嫁，他借读僧寺，穷无以生，但仍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其人格精神，可谓崇高伟大。胡安定江苏人，曾在泰山半山腰一个道士庙里读书，他每逢接到家书，上有“平安”二字，即弃投涧水，恐开读了乱其向学之心。他在寺读书十年，才从黑暗中获得了光明。范文正聘其办学，不数十年，中国新时代降临了。此下宋代的风气和人才，便由他两人提倡培植起来。这比西方中古黑暗时期的一辈基督教会的教士，所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贡献，是有胜无愧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榜样。

    好了，让我总结这一次的讲演吧！总之，一国家、一社会，必须具有一共同信仰、共同敬重的“道”，而此道又必是整个人生的“道”，既不偏政治，也不偏科学，也不是偏在人生中某一部分的。若今天有人能发明这个“道”，其人便是新孔子、新耶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自会崇奉他，信仰他。若果今天没人发明得新的，从前孔子讲的道，在我们中国讲来并不错，我们不该轻易喊打倒。空喊也没用。我们该回过头来，细心体味，再五体投地的崇拜奉行，如此才始谈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