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一

    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现在我们来讲中国四千年第一本大戏中的舞台和角色。

    西洋史很清楚，开始是希腊人有希腊史，以下是罗马人有罗马史，近代则各国有各国史，如英国、法国、德国史之类，亦即分别记述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在英国、法国、德国土地上的表现。

    讲到中国，自古迄今，就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表演，好像很单纯。今天我们试拿读西洋史的眼光来读中国史，中国土地之大，即等于一个全欧洲。我们若分开地区来看，就会在历史上发现很多新花样。

    最早的中国，并不和现在中国般，那时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一较狭小的地区。古史传说中之神农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黄帝则像在今河南省东部，活动范围都不大。唐尧、虞舜，便在今山西省南部，龙门下黄河南套的东北面，在同蒲铁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中国史上摆开一个大规模局面，要从春秋时代起。那时一般的文化经济，可以东西划分。黄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实在是中部，今陕西、河南一带），则文化经济较差。黄河下游东部，文化经济较盛，都在今山东境。代表着西周新兴的正统的，这一区以齐、鲁为主，向西为宋、卫，在今河南省东部，还算像样，这一半代表着殷商之旧传统。再西为山西省南部的晋，河南省中部的郑，文化经济均已差。再向西到陕西，为文化经济比较最落后的秦。向南为汉水流域的楚，这在春秋时期，还被视为蛮夷。至于长江流域的吴、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战国时又没落了。那时长江水道上下尚无交通，从吴到楚的交通线，并不是顺江东下，而是经皖北沿大别山脉至河南信阳，再衔接到汉水中流的一条陆路。再看北方，战国初期，燕、赵文化较落后，要到战国中晚始像样。所以黄河流域乃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主要的中心。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汉代继续建都长安，因西方经济不足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从东方大批运粮接济。那时的漕运，则全指的黄河而言。东汉建都洛阳，多半亦为迁就经济现实问题，可以避免大量物资由东向西运转上之耗损。洛阳和长安，始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国历史舞台。那时所谓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人才还都是北方人。即如刘备，诸葛亮，亦均为北人南迁。三国并于西晋。还是黄河统领了长江。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始获有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直从三国时代的吴，以至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都建都南京，这是一个金粉朝廷，大体上只是北人到南方来偷安享乐。南北朝时代的北魏，称为北朝，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当五胡时，洛阳已经残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动。一部分南迁长江流域，另一大批东北逃出热河山海关，移向辽东。又一大批西北迁避到黄河西岸甘肃、宁夏一带（即当时的五凉）。以后此两大支，又集合起来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迁洛阳，不久又分裂。长安与邺（大名），分为东西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长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户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关内粮食不够供给，仍如西汉般由东部大量向西运输。政府为要撙节此一部分运输费用，采取移人就粮的办法，一年中几个月驻节长安，几个月移居洛阳，这样来迁就事实。

    大家知道，隋炀帝开浚运河，自开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扬州，在先是军事性质的由北侵南，在后则是经济性质的由南养北。在开封以上到洛阳的一段，是和黄河并行的汴水，原来很早便有的。但开封以下的水道，也并非隋焬帝所凿。三国时曹操率领水师攻东吴，即由洛阳到开封而至皖北，回师时绕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来输送军粮，控制南方。隋炀帝不过把此一段连贯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阔，重新整顿，使中原水师可以顺流直下，径抵江边。在先是为了便利军事，以后则转落到经济目的。南方漕运，即由此转输洛阳、长安，来给养这一个大一统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更须仰给南方。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唐代漕运数字，历史上均有详细统计。那时每年运送中央的米粮，在玄宗天宝年间，以河南、河北为第一位，关西、河东（山西）为第二位，淮南、江南为第三位。自经安、史之乱，北方藩镇星罗棋布，都要养兵十万二十万以上，军队要俸饷，装配又讲究，所有税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当时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税收来维持。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也并未破产，只为各地军阀全浪费在武装上去了。

    五代十国几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始确定。宋代建都开封，其最大原因，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若从开封再运洛阳，又要增加数百里水程，于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脱离了周、汉、隋、唐以长安、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一椭圆两中心之旧形势，而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辽、金旧都，那时全部经济更多取给于长江流域，遂开始采用海运，由天津入口，经白河，运北京。这海运的源头，便是一条长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两湖是第三源，这是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三大水库之所钟。大水库四周，即是粮食盛产之所，亦即南方经济命脉所在。元代在此三个湖区，所征粮食，几占全国粮额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运，又另辟一条运河，自扬州、徐州直北经山东、临清而抵天津。这一运河开挖并不省力，所经地势有如桥形，两旁又没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赖闸门开闭来调节，那是极费工程的。天然的凭藉少，人工的诱导多，那条运河工程之伟大，实不下于古代的万里长城。

    我们现在常说：长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靠武昌方面运来，军队大部驻扎在荆襄一带，苏南则还是渔泽之乡。唐代财富逐渐转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东道。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又分为东、西，东道即现在之江浙，西道即现在之江西省。明代经济中心，才再从江西移到江东。那时分为南粮、北粮，北粮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南粮却占五分之四。其中苏、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苏州一府田赋超过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过两湖半数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粮统计，南粮占八分，北粮仅占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统计，南粮收入已达北粮之十倍。明清两代屡为此种赋税不平衡提出呼吁，直到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仍还上奏为苏、松、太三府人民请求减租。这三府田租较元代增加三倍，较宋代增加了七倍。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镇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数十倍不等。大概统计，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该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一面是赋税偏重，另一方面则现出经济偏枯。中国历史上以汉、唐为最强最富时期，但那时却全部靠黄河流域，不靠长江流域。可见古代历史上的黄河，是中国之利，非中国之害。所以中国文化，大部分由黄河流域人创造建立；长江流域人，仅居承袭发展之功。平心而论，中国历史宋以后，实不及宋以前。至少辽、金、元、清四个朝代打进了中国，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后中国历史之弱症。我曾到山东曲阜拜谒孔子庙，参观碑林，所见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国皇帝的碑少。孔庙是中国二千年传统文化最可纪念的圣地，我们只一看那里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该有所感慨警惕了。

    再以人物论，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一切有名领导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后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来领导中国。学术上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后的中国，便远不如宋以前，这一层是研究中国历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从古代起，经济上很占地位的是养蚕缫丝。今天讲蚕丝，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太湖流域，实际上唐以前中国的蚕丝事业，发达在黄河流域。唐代有一将军率军驻扎江苏，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养蚕，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驻军，来指导江南人的丝织事业。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认契丹为父，每年送绢三十万匹。石敬瑭当时所据地区，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他还有力量年送绢三十万匹之多。到元代，山东馆陶县虫灾。四十万棵桑树被害。也许当时植桑，用来取皮造纸的多，但馆陶一县即有桑四十万棵，也可想见那时北方蚕丝事业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两代，丝绸始全部盛产于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业。大家知道中国磁器开始流传到法国，几乎和黄金比价。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窑，在河北定县烧铸的。汝窑，柴窑，都产于河南省，那时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处州的龙泉窑、哥窑，江西景德窑还不发达，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窑。

    主要的经济转移关键在农业，主要的农业转移关键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苏省，从苏州到昆山，还都是水泽，没有陆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师，开始设计在苏州、昆山间筑成堤岸，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沪铁路所过，苏州、昆山一带，在宋代还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势，有些似西方的荷兰，陆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样的受害。那一带的水利兴修，自五代十国的吴、越，开始急激猛进。从此江南的农业经济，始焕然改观。若我们在飞机上下瞰这一带的河流排列，沟洫灌溉，极错综，又极整齐，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这一种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也尽有理由来推想，在古代的黄河流域，一定也相似于江苏太湖流域般，水利发达，因此农业亦发达。后来水利逐渐衰败了，河流都干涸，农业逐步衰退。今天黄河成灾，却也是人为的。最近几十年，长江流域也逐渐发生水灾了，连太湖流域也时有灾荒。如再继续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长江也可能为黄河之续，那亦将是中国之害了。

    我们该知道，从来没有一块地，天然就只给人类以利的，都得经人为改造，才能日见其利。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办法；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较有办法。今后假使我们不注意这些问题，长江流域也会变成没办法的。换言之，若使我们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上，北方也依然有办法。

    二

    我们再从经济讲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早，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迟。譬如珠江流域广东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个宰相张九龄（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韩愈时，始有第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可见那时广东、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长江流域，更不及黄河流域。宋明两代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国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迁去。江西在宋以后，比较上是南方中国人文中枢。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兴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南地区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氏尝说：“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若把欧洲看，希腊转向罗马，再由罗马转向英、法诸邦，今天英、法诸邦又开始转向衰落，似乎斯宾格勒的话证验了。但中国则不然。中国地方大，因于文字统一，语言也比较统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统一，此与欧洲不同。因此，黄河流域衰了，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只成为内部变动，大传统还是个中国。所以我们觉得欧洲史变化大，中国史变化小，这由我们的祖先，替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版图，不像西洋各国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里。一个国家强盛兴旺了几百年，盛极必衰，必然要起变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给人生的悲剧。正如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学问深湛了，经验丰富了，意志也坚强了，可是身体却衰退了。一个社会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样的一定要动摇，要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空了。驯至铜驼荆棘，疮痍满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慢慢转回来，再凝结，便形成隋唐的统一。

    这种中国历史里的新生机运，专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因为他们是多元的小单位，而我们则是一元的大单位。若说希腊完了来罗马，罗马完了来近代西洋。他们的文化也还是不断新生，那是无所用其悲观的。但从小单位看，我们单看希腊、单看罗马、单看现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宾格勒的悲观意想。但我们若把斯宾格勒的悲观来看中国的前途，那又错了。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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