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一

    政治、经济、国防，当然是三个很重要的部门，教育也许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门吧！

    “教育救国”，这是五十年前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一般意见，几乎都认为教育是救国的主要途径。换言之，救国要从教育着手。可是此一观念，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却逐渐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对“教育救国”失去信仰了。老实讲，一般关心国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学校、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师，和一般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国，抑且对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轻视。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教育，从某几个角度看，实在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张教育救国的人们所抱的希望与理想。

    说来很惭愧，我从民国元年便开始教书生涯。我从事教育界的生命，便和中华民国的寿命一般长。至今回想这四十年中，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些也不能达到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信仰教育救国者的理想与希望。而且这四十年来的教育情况，实在是愈后愈不如前了。这哪能不深感到一种惭愧呢？但我们也该深深的反省和检讨，这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界之失败，其病根究竟在哪里？

    我们讲教育，应该从比较广泛的看法来讲，不要太狭义，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已尽了全部教育之能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从小学直升到大学毕业，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国家、社会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我们决不能只以学校时代年轻的一段，作为教育功能之全体。我想我们几十年来教育之失败，便失败在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

    正为我们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于是使教育与整个人生脱了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踏进了社会，便没有教育了。学校和社会并不是一回事，而家庭和学校又不是一回事。在家里并没有教育，跑进社会，跑入政府，都没有教育，只硬抽出中间一段来作为教育时期。青年一出学校，看到社会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才感到须另求适应。至少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和其他部门隔离的。学校和家庭不配合，和社会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不配合，教育当然不能收到预期的功效。我这番意见，并不专针对今天我们的教育失败而言，我却是看了整个历史上的教训而才有所感的。总之，教育不该仅限于学校，学校教育也不该仅限于青年，这在中西双方的历史教训里，一样地真实的。

    二

    今天我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将从广义的观念上来讲，同时也如讲政治、经济般，先将西洋历史上的教育情形作一简述，来相比照。

    西方教育自希腊讲起，那时希腊社会上有一批所谓“哲人”，也有人称之为“诡辩家”，他们到处游行，教导青年，作为讲演及许多奇怪的辩论，造成当时希腊很坏的风气。在这样情形下产生了苏格拉底，他旨在讲述人生的共同真理，来挽救当时诡辩学派的流弊。但他实际上也却仍旧沿用诡辩派的方式，换言之，他仍是用“言辨”方式来启发思想，只重在求得一公认的结论而已。苏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图，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国》，里面有一节很详细地阐述他理想国的教育制度。他说：“一个孩子生下地，就应该交给国家，由儿童公寓抚养，使他们认不得父母，这样才能训练成一个国家的公民。”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硬性把人分为截然的几种，如哲学家、军人、商人、农民之类。政府凭藉考试和测验，来分别人的天性，从青年时便指派定造成绝对相异的人物。治国的领袖则归诸哲学家，这国家便是一种哲学理想之实现。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学理想上。柏拉图《理想国》里还讲到共产主义，公妻制度。这真是一本奇怪的书。他只讲理论，并不顾及人生个别的内心要求。但柏拉图此书，对后代西方却是影响甚深。

    柏拉图大弟子亚里士多德，他阐讲教育，没有像柏拉图那般偏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要配合这国家的政治，以国家政体为重，而用教育来作为它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说：“人类是一个政治性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点，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该配合国家政体。此话还是脱胎于柏拉图，只没有柏拉图般讲得具体。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看到希腊盛行的诡辩学派和极端个人主义之流弊，他们想要起来补救，提出他们的一套教育理论，其用心未可厚非。但那时马其顿已很快并吞了希腊，希腊人也没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论了。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会的手里。基督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抹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来祈祷于上帝与天国，那是有流弊的。直到他们脱离了漫长的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成立了，于是开始有国民教育之兴起。这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若我们顾名思义，真个人类教育专以国家为前提，由各一国家的政府专为养成其所需要的国民而确定教育制度，决定教育方针，这一种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威廉大帝曾说：“毛奇将军的贡献，还不如我们的小学教师。”从这句话里，便可知道当时德国教育是如何地配合了他们政府的国策。因此，他们的小学教育，几乎等于是军事教育，国家是他们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这一种教育，实在也可有极大的流弊。幸而他们这一种教育，还没有发挥到最高点。但如后来的希脱勒，乃至今天的苏维埃，他们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那即无异于真在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了。

    西方人在“教会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由”与“现在享乐”主义的教育，那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这一种教育，专重在传播知识，寻讨真理，从智识真理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它所向往的终极目标，则为个人自由与现世享乐。然而这样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依然有流弊。“知识”和“职业”，根本上都有它先天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生不能无智愚，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下愚，有的则是中乘之才。同时职业必带有专门性，专门了便不自由。我今天决意做医生，就不可能再想做律师。天给予人的禀赋不同，甲适宜于音乐，乙适宜于文学。社会环境，又如此般复杂。中国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照理讲，民主政治之下，每个人都可做大总统，但事实上，几年内全国只得有一个大总统。数十万军人，只要你有才能，有功绩，照理讲，人人都可做大统帅，但事实上，也只有一个人可当大统帅。譬如赛跑，人人有跑第一的希望，实际上，不论多少人在跑，第一名只限有一个。那岂不其他许多人，全都为来造成这个人的获得第一的么？如果只让他一人跑，也就无所谓第一了。

    如果教育专讲知识和职业，对社会必然会发生两大影响：

    一、是使人与人之间逐渐的分离。你学工，我学医，他学法律，各不相关。

    二、是叫人与人尽成为比赛。每一行业里面都免不了有一个竞争，竞争中却只许少数成为杰出的，其余大多数全落后了。那么人生究为的甚么呢？是不是专为陪衬旁人做跑龙套，好来烘托出一两个叫座的主角的呢？

    所以知识和职业教育，虽说给你平等机会自由竞争，实际上，成功的只限于少数人，失败的必然是大多数。在失败者的内心里，一定会感到苦痛，而产生怨恨。由怨恨自己而怨恨家庭，怨恨社会，变成一种忌刻心理。你成功了，我打倒你。即使我没有成功希望，也要打倒你才甘心。所以这种个人自由的教育，虽有极大贡献，也有上面所讲的病痛。西方人到今天尚不深切感到此种病痛，正为他们在个人自由教育之旁，还有“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之存在。

    西方人脱离了学校，跑入社会，担任一份职业，成立家庭，担负一份生活费用。在社会上有成败，有痛苦，有沉闷。可是一到礼拜天，进入教堂，则大家全一样。上帝看人，是无分智愚、成败一律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在这时候，内心上是完全沟通了。由于此种宗教修养，无形中弥漫到全部日常人生中，这在社会风气，心理习惯上，影响是深微难言的。所以今天的西方，虽是科学极发达，总还离不了宗教。假使没有宗教，就会单走上柏拉图“理想国”的道路，不让个人有自由，苏维埃便是一好例。

    由上所说，今天的西方教育，大别可分三大类：

    一、宗教教育。

    二、国民教育，或说国家教育。

    三、个人自由的教育，即知识与职业的教育。

    西方是在此三项教育之配合下，才发生了他们今天教育之功效。他们教育之成功，在这三方面之配合。他们的弊病，则在这三方面中间的磨擦。苏维埃今天的教育，则专以其中的一项即“国家教育”为中心。个人的知识及职业，均须配合国家意旨，而宗教则根本不存在。若说他们有宗教，便是共产教，把马克思、列宁来代替了耶稣。

    三

    倘使我们把西方现代教育如此般分析，再回头来看中国的教育，则我们对近五十年来中国教育之失败所在，将更易明了。第一是这五十年来的国家教育，没有尽其很大的责任。这五十年来，不能说我们的小学、中学教育没有相当的成绩，但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国家的信仰未能建立，法律制度天天在摇动。所以一个青年，在小学、中学里有国家，出了大学进入社会，便不免以个人为重，国家为轻了。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在今天，一百个中学毕业生，最多能有十人进大学，其余九十人全失败了。假使我们留心这九十人的心理，他们总觉得这是人生一憾事，而暗暗地在其内心郁存了一个没有解开的结。他们对于成功者，从其内心里并不感到佩服。认为这是机会，是幸运。即使留学生回国，也仍在机会的比赛中，真能找到适合理想工作的，亦还是凤毛麟角，其余也都失败了。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教育，就走上了这条路。于是一般青年，不是颓唐消极，便是过激破坏、种种不满意。一个人不怕生长在穷苦的家庭里，最怕是生长在只有父亲没有母亲，失了温暖的家庭，容易造成他孤僻反抗，不近人情的脾气。今天的中国青年，都像失掉了母亲似的。难怪他们有许多坏脾气。

    西方社会的母亲就是耶稣，耶稣能够给他们温暖，安慰。一逢礼拜天，进去教堂，人与人之间，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了沟通。日常竞赛的成败优劣，在教堂里全停止消失了。每一人在晚上，还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了解他，抚慰他，目前虽失败，将来一样可以进天国。所以说到西方最理想的个人自由，实在莫如信仰上帝。耶稣的十字架，便是西方社会个人自由的最高标记。纵使在当时，尽人认为耶稣可杀，但耶稣个人的自由精神，可以直接接触到上帝，可以获得上帝的爱与救。耶稣的内心，还是胜利，还是满足了。

    人生在世，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平等则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人世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向上的希望与理想。人的智慧有愚智，体质有强弱，家庭经济有贫富，投入社会又有多样复杂的不同环境，人好像生来就不平等，不自由的。学校教育若仅是鼓励个人上进，仅注意到让每一人都接受知识和职业技能，而没有注意到每一人的“可能的失败”，及其内心情绪上的“真实苦闷”，这单方面的教育，又何能达到其理想的效能？

    倘使此五十年来，中国政治上轨道，经济有基础，在这样的单注重个人自由竞赛的教育风气之培植下，中国也一定会走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途径。大家的竞赛精神，没有痛快发泄，便鼓着向外冲。日本便是一好例。若无向外冲的可能，则必回头向里，便易造成社会内部的斗争情绪。今天共产主义在中国抓到一般青年之追随，便是这一股情绪在作梗。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真能引导着他们。情绪到了需要发泄的时候，是不问理论的。我们该注意疏导时代的情绪，这就应该注意到广义的、多方面的、全人生的教育。

    中国今天还是只知有单型的一条线的短暂时期中的教育。在政府的意想中，只知有国民教育的重要。但在社会人心的实际反映上，却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竞赛的机会教育在鼓荡。中国人进小学，进中学，都是别有用心，都想借了国家教育的机会，来爬上他们个人自由教育的前程，趋向求知识谋职业的道路去各自奔竞。如是则使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而社会上也只有聪明强壮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尽他们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负责任的。于是中国的现代教育，不仅不见有成效，还更发生了许多反作用。

    四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自己传统下的“广义”的教育吧！中国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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