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一

    政治问题可称是人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门，如果政治有办法，此外许多问题也较有办法，政治问题不能有好解决，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我们先从西洋史上的政治来和中国的作一个大体的比较，不是比较其优劣，而是比较其“异同”。

    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我们还可更进一步讲，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

    一般人多说，秦以后才是统一的中国。但就实际论，秦以前中国早已统一了。我们可说，秦以前为“封建的一统”，秦以后为“郡县的一统”。

    我们对于夏、商二代虽不详知，但周代封建，显然由一个中央制定制度，而向全国去推行。当时由周天子向外分封很多诸侯，这很多诸侯共同拥戴周王室，所以可称是“封建”的一统。西周式微了，王室威权解体，不久有齐桓、晋文之霸业兴起，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尊王”是尊的政治一统。直到战国时代，才始变成了真正的多统，这是说上面更没有一个头脑存在了。经过了二百多年，秦人起而统一，继之为汉，为三国，而至于晋，“一统是常”，“多统是变”。五胡乱华，北方成了多头，但不久即为北魏所统一，继之为东、西魏为北齐、北周。南方由东晋，而宋、齐、梁、陈。就南方论南方，则只有一个头，仍是一统。就全中国论，则南北各有一个头，但仍都在争取自己为中国政治的正统，可见在多统下也仍未失掉一统的精神。其后隋唐迭兴，中国又成为一统。唐末五代之乱，只仅几十年，即有宋代起而统一。宋时北方有辽有夏，南宋时有金，也可说是多统，但在多统中仍有一统精神之存在。宋是正统，代表“常”。辽、金、夏是偏统，代表“变”。不仅后代人如此看，当时人心理也都如此看。其后元、明、清三代，中国都是一统。所以说中国历史，一统是常态，偶而在多统政治下，始终还有一个要求一统的观念之存在。

    西方与中国春秋略同时的是希腊，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半岛，在这半岛上，只有许多分裂的“城市”，没有一个希腊国，也没有一个统一希腊的中央政府。当时的希腊人，实在认为这种多头的不统一的城市政治才是常态，一到马其顿统一，反而是变态了。希腊以后是罗马，相当于中国的汉代。罗马政府虽是一个大一统的政府，然而罗马是一个“帝国”，帝国是一种向外征服的国家，这种国家里面，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分。罗马是征服者，罗马之外有意大利、有希腊、有环绕地中海的其他被征服地。罗马的统一，譬如把几条线绾结成一个头，因此说它在一统形态下还有多统的本质。秦汉时代的中国，却不好算是帝国，因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严格区分。同样是中国人，都在同一政府下受着平等待遇，所以是“真一统”。帝国则仅有一统的形式，而包含着多统的内容。被征服的希腊、埃及等，不能就认为是罗马人，罗马政府并不就是他们的政府。其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这和中国史上西周封建绝不同。他们当时根本就是多头的，没有一个一统的政府。当时曾希望凭仗宗教势力来组织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政府，也终于失败了。于是乃有西方现代国家兴起，如英、法、德、意等。

    以上是从平面空间来讲，现在用直线时间来讲。中国自从夏、商、周，以迄现在，仍是一条线的“中国人之中国”。西方则开始为希腊人，转而为罗马人，为北方的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直到今天，他们脑海中，依然我们是英国人，或是法国人，或是德国人。就文化上讲，或许他们都觉得大家是欧洲的白种人；但就政治讲，仍是多头的，有极高的堡垒，极深的鸿沟，无法混合。

    所以中国人受其几千年来的历史熏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也有人说，中国今天，就吃亏在这“一统”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头”上。这话对不对，我们暂可不论。但我们先要问，专就政治讲，究竟应该是一统的呢？还是多头的呢？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问题。我们姑不说中国对，西方的不对；但我们也决不该说西方的对，而中国的不对。除非站在纯功利立场，凭最短视的眼光看，我们才会说政治是该多头的。

    二

    据我个人看法，就政治论政治，希腊不会比春秋时代好；罗马也不会比汉代好；西方中古时期更不会比唐代好。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西方欧洲列强分峙一定比中国的国家一统好。但今试问，如何在历史上，中西双方，会有其政治形态之绝然相异的呢？这因为中西双方在其对“国家观念”的理论上，根本就有所不同。因于国家观念之不同，所以代表国家精神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同了。

    西方人说，国家的构成要素是“土地”“民众”和“主权”。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论，似乎从没有想到一个国家能仅由这三要素而构成的。这三要素，在国家构成上，自然必要而不可或少的；但仅止于此三者，还不够构成一个国家。国家构成的最高精神，实不在主权上。从多统的相互对外看，主权似乎很重要；从一统的集合向内看，主权并不是构成国家重要的因素。

    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这句话好像是天经地义。但我们试一推想，若使将来世界一统，成立了一个世界政府，我们能不能在宪法上说天下的主权在人类呢？这句话岂不可笑。政治本是人的事业，何须说政治主权在人？若说国家主权在人民，那么天下主权在哪里？即此可知西方人的国家观念，过于重视主权，实在有毛病。至少这一种国家观念，很难透进一步而达到“天下”观念的。

    而且“主权”二字，对象是“物质”的，只是指对着某件东西而言。如说这个茶杯的主权是我的，主权在我，我可以打破它，丢掉它，或是变卖它，或是赠送给别人。主权的对象，都是指的一个物体，一件东西，一个工具，一种经济性的使用品。我们不能说国家只是我们的工具，是我们的一件东西，我们对之可任所欲为，随便使用。譬如一个家庭，也不该讲主权谁属。既不属于父母，也不属于子女。家庭不该讲主权，国家也一样不该讲主权。

    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一种权利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凭藉国家来运用这主权和力量，以达成另外的目的，这是一种“功利的”“唯物的”国家观。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

    今天很多人在笑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家庭观念，一跳便到天下观念了。这话似是而非。认真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不许有个人观念、家庭观念的。中国人认为国家是天下的，家庭、个人也是天下的。国家只是一个机构，它有一种任务，就是发挥人类的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个人与家庭，也有此同一任务。这种任务之实现，在中国人讲来便是“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明道，要行道。但这一个明道、行道的基本核心，却是在“个人”。就外面讲是“道”，就个人身上讲是“德”。明道、行道便是明明德和修身。用现代语来讲，要发扬人类文化，发扬道德精神，达到人类所应有的最高可能的理想生活。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家庭和国家，是此过程中两个歇脚站。

    西方人从个人直接接触到上帝，从个人直接接触到宇宙。所以在西方发展出“个人主义”“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把个人世界与上帝世界（亦称精神世界）自然世界相对立，所以家庭、国家都摆在第二位。中国是个人、家庭、国家到世界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发扬，人类道德精神的实践。

    如上讲，我们的国家观念和国家理论，与西方根本不同，所以双方的国家体制和政治方式亦不同。西方的国家体制，一种是希腊式的“城邦制”，一国家仅是一城市。另一种是罗马式的“帝国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凭仗武力向外征服。第三种是近代的“王国制”，由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而形成。本来这一种国家体制，应该变成民族国家的，然而西方近代王国却始终走不上民族国家的路。他们都不是由一个民族来建立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只包一个民族。他们全都想向外扩展，争取殖民领土。他们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只限在小圈子以内，外围依然是些被征服者。所以近代的西方国家，实际是以希腊式的城邦制为中心，以罗马式的帝国制为外套。除此两种国家体制以外，还有第三种则是“联邦制”。如英伦三岛之联合王国，及以往的奥、匈帝国，德意志联邦，和现在的美、苏，都是第三型。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永久是小单位的，多头的。

    中国则从来便不然。既不是希腊式的城市国家，也不是罗马式的帝国，又不是近代美、苏般的联邦国。汉朝并不是江苏、安徽的淮河流域人征服了其他各地而永远自成一统治集团的。中国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央政府乃由全国人向心凝结而形成，并不是由一中心向外征服，朝对着被征服地而成其为中心的。也不是联合几个单位而形成的。在西方实在没有像这样的一种体制。

    因此在中国人观念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尽可将其范围扩大，而达成为一“天下”的。而且在汉唐时代，因四围的地理形态和交通限制，中国人也认为我们这一个国家，虽不完全成为一天下，而确已近乎完成一天下了。好像“治国”已接近于“平天下”了。直到今天，我们才痛切感到，中国不够算是一个天下了。近代的中国人，常笑我们祖先不知地理，妄自尊大。但试问今天的西方人，如英国，知道其旁有一个法国了，法国知道其旁有一个德国了，今天西方人的地理知识，为什么不能提起他们组织一个世界国家的兴趣和理想呢？此无他故，只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这是一甚深相异。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三

    我们必先明白得双方国家观念和其体制之不同，才好进一步讲双方的政治。很多人常说，西方近代政治是民主的，中国则自秦迄清，二千年来，只是由一个皇帝来专制的。这一种看法，其实是硬把中国政治列入西洋人的政治分类里所造成。最先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根据他所知道的西方历史来讲世界上的国家体制。他认为国体有两种：

    一种是民主国家，没有皇帝的。

    一种是君主国家，有皇帝的。

    政体也分两种：

    一种是立宪政体，有宪法的。

    一种是专制政体，无宪法的。

    如是则政府形态可以归约为三类：

    一为“君主专制”。

    一为“君主立宪”。

    一为“民主立宪”。

    孟德斯鸠的话，根据他当时所知西方国家的政体来分析，大体是正确的。但他并不了解中国，中国政体不能归纳到这三范畴之内。中国有君主，没有一部像西方般的宪法，但也并不是专制。这句话，好像奇怪，而并不奇怪。我只是根据着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政治情况而讲其是如此。譬如今天的苏维埃，它岂不没有皇帝，有宪法，而并不是民主吗？可见孟德斯鸠的分类，只是根据他当日所知而归纳出来的一套说法。今天的苏维埃，他并不知道；以前的中国政治，他一样不知道，宜乎他说不准。

    现在我们先该研究：中国政府究由何种人来组成的？根据一般历史说，有的政府是用军队武力打来的，由此辈打天下的人来组织的政府，是“军人政府”。有一种是父传子，子传孙，世代传袭来掌握政权的，这是“贵族政府”。较早的历史中，往往是由军人政府过渡到贵族政府的。亦可说贵族政府和军人政府是一而二，二而一，并不能严格分别的。近代西方则由中产阶级兴起，向上争取政权，最先取得了议会代表权，拥护皇室，抑制贵族，以民众代表的资格来监督政府，再进而由多数党起来组织内阁，直接掌握政权的，这是“议会政府”。有人说这种近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政府，实际则是“富人政府”，代表着社会资产阶级的权利。于是又有主张联合没有钱的人起来夺取政权的，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可说是“穷人政府”。历史上的政权，大都不外这几套。

    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政府之组织者，则不是军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富人与穷人，而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府从民众间挑选其“贤能”而组成。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传统看法，一向认为政府不是代表一个权力，而只是一个机构，来执行一种任务，积极发扬人类理想的文化与道德的。政府的主要意义，在其担负了何种任务，而不是具有了何种权力。因此必须是胜任的，才该是当权的。所以从秦汉起，中国就有“选举制度”。汉代每一个青年，在国立大学（太学）毕业，回到他地方政府服务作吏，有能力，有经验，经地方长官察举他到中央，由中央再举行一番考试，就正式成为政府内的一个官员。后来又限定各地方须每二十万户口乃推举一个人，这是政府官员惟一的正途出身。所以当时的政府官吏，都由平民社会来。他之得官获职，并不因其是军人或贵族，也不因其有资产或无资产。唯一标准，因他是一个“士”，是一个“贤良的能吏”。汉代的中国政府，便这样地由平民社会里推选出优秀分子，在全国各地区的平均分配下，来参加而组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宪法，政府用人的大经大典，这是皇帝所不能专制的。

    唐代以后，因为这制度发生了流弊，因此采取自由报考公开竞选制。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政府的考试，经过政府一种客观的标准而录取后，就可以参加政府任职做官。反过来说，不经过这种手续的，就不能参加政府任职做官。这是自唐至清，一千多年来的“考试制度”。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上由汉迄清两千年的政府，都是由民众组成的。既然这个政府是民众组成的，为什么还要由民众来监督呢？

    西方国家距离中古时期不远，在“朕即国家”的观念下，政府是王室的，贵族的，封建的，所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要起来争夺政权，要求参加政府。中国自秦而后，政府早由人民直接参加而组成，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我们竟可说这才是现代人所谓的“直接民权”。而近代西方之选举代议士国会，则仍是一种间接民权啊！

    四

    诸位也许要问，既然政府由人民组成，为什么要一个世袭的皇帝呢？这也由于中国本身自己特殊的要求。因中国是一个一统的大国家，国家总得有一位元首。而这位元首，在中国以往情况下，不可能经由选举而产生。因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土地辽阔，交通不便，若要普遍民选，这是何等的困难？而且这个元首，如要像今天西方般经三五年改选一次，一定会动摇了整国政府的稳定。因此中国政府需要一个世袭的元首，但也只许此一元首是世袭的，其余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一切官员，则没有一个是世袭的。也许又有人要说，既然有一个世袭的皇帝掌握政府最高大权，这已就是专制。但我们要知道，中国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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