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争篇第七

    （解题）曹操曰：“两军争胜。”李筌曰：“争者，趋利也，虚实定，乃可与人争利。”张预曰：“以军争为名者，谓两军相对而争利也；先知彼我之虚实，然后能与人争胜，故次虚实。”

    基博按：形之而知虚实，则可举军可争利；故以军争次虚实焉。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训义）梅尧臣曰：“聚国之众，合以为军。”张预曰：“合国人以为军；聚兵众以为陈。”

    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

    （训义）杜牧曰：“《周礼》以旌为左右和门。郑司农曰：‘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与敌人对垒而舍，和门相交对也。”张预曰：“军门为和门，言与敌对垒而舍，其门相交对也。或曰：与上下交相和睦，然后可以出兵为营舍。故《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陈皞曰：‘言合军聚众，交和而舍，皆有旧制；惟军争最难也！’”

    基博按：“军争”非难；“交和”而舍于军争之难！故曰：“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诸家未为得解也！下文言“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乃至云“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安有如所谓“敌人对垒，和门相交”之逼处者耶！或以“交相和睦”为说；似矣，而未尽也！“交和”之谓协同。“舍”非营舍之舍；当读如《文选》张衡《西京赋》“矢不虚舍”之舍，“谓弃也。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苟不图其“交和”而协同作战，未可以舍之于军争也！此进彼退，人自为战，不能不谓之“军争”；然而不能谓之“交和而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军争之难，莫难于此！《孙子》言：“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亦此之谓“交和”矣！下文言“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盖筹可胜于军争之际，而此云“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则为不可胜于军争之先。有一兵种之军争，有多兵种之军争，有一国一军之军争，有联盟国联盟军之军争，皆非“交和”而协同，不能军争以有功！今日之大战，以空军主宰战场；然机之与机，“交和”为难；而非“交和”，必以偾事！何以言之？欧洲上次大战之空战，不过为单机之个别作战；及大队之飞机相遇，则立分散以互追逐；及今之大战开始而有然！彼此机群相遇，无不分散作战；而各自为谋，各逞其能。至一九四二年而战术以革新；始有组织以计划作战而交相协力；不许任何之一机以单独行动也！顾日人则不如此，依然故我，而以一九四三年，大创于太平洋之所罗门！日人毁飞机一百六十五架，而美则仅二十五架；美国空军上尉多玛斯实与于役，而申言所以，谓：“日人零式机以一机一机自为战；而我美空军则以一机一机协同作战！如见我同队之机为敌机所攻；我之第一任务，在救同队之机以突击敌机！我救人，人亦救我！僇力同仇，勿自逞能；不惟空军之基本原则，抑亦飞行员之救命要诀！好大喜功之飞行员，而欲以自显好身手者，无不自误以陷死亡！”此“交和”之难，征于一兵种之军争者也。方大战之未起，空军之“独立论”，甚嚣尘上；始倡于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托兰查特；而义大利杜黑将军，遂以“制空权”一论擅大名！使其说而信，则只用空袭而无事乎海、陆军，可以溃人之国！然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后，英之所以未步法之后尘，而为希特勒所溃者；则以希特勒之过信空中轰炸之足以溃英伦，而未以海、陆军协同进攻之故！军事家有一格言，谓：“在严重之地，在严重之时，必集中全力！”以此空中轰炸，亦必得海、陆军协同。反之而海、陆军不得空军协同，则以制空权之为敌有，鲜不摧破！观于今日之大战，而以征空军之不能独立；惟与海、陆军协同，乃以制胜；征之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之摧破波兰然；一九四〇年之摧荷兰，摧比利时，以次摧法，无不然！于时德军所到，战胜攻取；世人每疑德军之有神秘武器！而不知德军陆、海、空三者惊人之协同；所难在各司其局，而不乖于“交和”以相为用；则希特勒纵横欧陆之唯一武器！其他如炮兵之必以步兵协同，步兵之必以炮兵掩护；坦克车亦以不得步兵协同，而为敌人所俘，往往有之！此“交和”之难，见于多兵种之军争者也。抑吾人患日军之空袭，而以无高射炮，无驱逐机之防空武器为大恨！然苏联之御德军空袭也，有高射炮，有驱逐机，而苦于两者之难以协同！盖防空指挥部，分配空中区域以各有责成；驱逐机利用其活动半径，而阻敌机于向目标飞行之时；待敌机窜入高射炮之射程内，则由高射炮轰击。亦或按高度以分区域；敌机在七千呎以上，责之驱逐机之攻袭；至七千呎以下，则以委高射炮之轰击。惟驱逐机追踪敌机以迫近高射炮之射程内，时与敌机同被击落；而敌机则以窜入高射炮之射程内，而无虞驱逐机之追踪，往往集中轰炸以毁高射炮阵地！于是防空指挥部严令驱逐机应不恤冒高射炮火，追踪敌机以协同攻击；宁偕敌机以俱毁，勿纵敌机以遗患！犹之步兵冲锋时，应不恤冒自己炮火以勇往无前也！抑为无办法之办法！此“交和”之难见于防空之军争者也。至于欧洲上次大战，英、法、俄协约，德、奥同盟，角力争雄以延五年，而苦战久不解者，亦以英、法、俄联军之未能“交和而舍”也！大战之起，英、法、俄联军作战，而未有共同之作战目标！德为同盟之领袖，而协约国之敌对主体也；协约国不败德国，不能以结束战争！法国最初之主力指向德国，而进攻亚尔萨斯、罗林两州，势所当然！然西线之法国，既以主力指向德国；而东线之俄国，胡为不急起直追，而以主力相应耶？俄国之用兵德、奥两军，同时进攻；而以主力七军进攻奥国；进攻东普者，仅有那流、尼门两军；虽一战而胜奥，顾无补于战局！而东普之那流一军先歼，尼门一军亦败，士气以丧而影响甚大！假使俄人反其道而施之，以少兵支拒奥军之进攻，而倾国殚锐，以主力指向德国。兴登堡、鲁登道夫虽善用兵；而众寡之殊过悬，又承丧败之余，抑亦何能为役，亦有望风而靡已耳！俄军以乘胜远斗，推锋而前，直走柏林，溃其腹心；而与法军之攻势，东西相应；德人无所措手而一蹶不振矣！德败，而奥之势孤，亦奚以为！然则俄人何为而不然乎？说者曰：“俄之敌，以奥为主，以德为次；政略使然，不得不尔；亦犹奥之敌，俄为主，英、法为次！俄主力不出于东普，亦犹奥主力不出于西线，揆情度势，抑何足怪！”但就战略而论：擒贼先擒王！对同盟军作战，必先击破同盟国之主体；主体一破，而群龙无首，其他自随瓦解！当日之战局，谁为主体？而同盟为德；协约则陆上为法，海上为英。陆上决战，德、法有一溃灭，而战局结束矣！所以协同作战，必先认识作战之共同目标；而惜乎协约三国之昧于此也！旷日持久，而师以老，至一九一七年而协约联军势不支！有人昌言：“联军作战，非有统一之措置，无望于胜利也！”于是英国政府力图“交和”，以英军总司令海格爵士所部军队，交法国倪维尔将军指挥以为康边之总攻击；而两国将士意见横生，不相僇力，以致大败！英国将士则归咎于倪将军之指挥无方，而益以不“交和”！法军创败之余，而叛变屡起；士无斗志！贝当收拾残局以图再振，而虞德人之取乱侮亡以承其敝也，嗾英军大举进攻佛兰德斯以分其势，而亦大败；死伤三十万人！英军总司令海格爵士声言：“所部一年以内，不能再战！”而贝当则以静待美之援兵！俄国则革命起而皇室倾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亦欲奋起以与英、法携手；顾一出兵而大败！然所以大败，则由于俄之缺乏军火与配备，而英、法之接济无路！尝图突破他达尼尔海峡以与俄通道，供应军火；顾无成功！又欲别出一道以通俄，屡为之濒成以屡败；亦以英、法政府及参谋部之筑室道谋，不下决心，不派大兵，是用不规于成也！于是托洛斯基之军事革命委员会，得彼得格勒防卫军之拥护，以倾克伦斯基而与德、奥媾和！德、奥军亦既东顾无虞，而转兵西向以攻义大利；义几不支！作战不力，将士固不能辞其咎；而要由于无共同之作战目标以知所僇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以征询英国东线指挥威尔生将军，问：“协约国何以不竞？”威尔生则以书告曰：“无他，无最高指挥也！吾协约国之总司令、参谋长，只专心致知于各自之战区；推而大之，亦只专心致知于本国之得失，而忘其为协约国之一国，遂以七零八落而为局部之战；所谓联盟，其实不过各自为战以对各自之敌人交绥而已！如英国战场之战，法国战场之战，义国战场之战，而非全局通筹之战！其将帅愈有才，其作战愈独立，而愈不喜与联军协同；此实由于吾人不能高瞻远瞩，目光短浅之所致也！吾人之人员、军火、大炮、飞机、粮食、金钱及海上运输，无不超绝德奥以占优势；今日之难，乃在如何及何时集中协约国之所有，用之于当以通力合作；诚窃以为非建立最高指挥，不能以通筹全局也！”劳合乔治大以为然，乃以其年十月三十日，贻法国总理庞雷夫书曰：“三年以来，军事成功之属于德，无可疑者！吾协约国则败不一败，而究其所以，则由于协约国之未能协同作战也！吾协约国之所以为德人所败者，由于指挥作战之无法统一！方战之起也，德人于其盟邦，有绝对之统制权！德人不仅统治其盟邦之军队，有军略上之指挥权；抑亦控制其盟邦之经济与资源；所以德奥同盟之与土耳其，就其作战之僇力同仇言，几成整体之一军事帝国；而诸盟邦之战场如一战场，诸盟邦之指挥为一指挥！吾协约国则不然；作战之指挥权，分掌于英、法、俄、义四国政府，四国参谋机构之手；而四国政府、四国参谋机构之所知者，只有其各自之战场，个别之国力；于是作战计划之所匠心经营，不过一国一战场之成功，而无与于大局！亦有人倡协约国国际会议以欲补救人自为战，力量分散之弊；然会议虽然多次，而全局仍未通筹；充其量，不过求四国不同战略之互相呼应而已！吾协约国无一机构能周知所有协约国之整个实力，而有全局通筹之战略，着眼吾敌人之政治、经济以及其军事之弱点，而集中力量以为决胜之猛攻；此进彼退，各不相谋，所以无成也！吾人试观每年冬季，敌人必厚集其力以猛攻吾协约国中最弱之一国，而予以击溃，剪我羽翼！顾吾协约国各不相顾以坐视德人之兼弱攻昧而不为之所；抑亦不思厚集吾力以猛攻德奥同盟中较弱之一环，而剪其羽翼，长我声势，则是敌人处心积虑以渐剥吾协约国人力物力之优势；而吾协约国一任所为以同归于败，其弊不过各自为谋以不顾大局！吾人如欲转败为胜，惟有协约国家悬一最高之目标，而集中所有之力量，为此最高之目标而合作！诚窃以为协约国不可不有参谋本部性质之联合会议，视协约国为一体，通筹全局；然后集中协约国最大之军事，经济及政治力量，以最有效之方法，猛攻敌人，乃克有济！”庞雷夫极赞其议。及是年十二月四日，劳合乔治、庞雷夫与义大利首相，会于义国列维耶拉区之一小城曰拉普罗，检讨战局。法、义两相，蹙额相对；独劳合乔治把握战胜之决心，而建议协约国之指挥统一！几经商讨，而以决定成立最高作战会议；由英、法、义三国首相或国务总理及其他重要阁员各一人组织之；各国并派军事代表一人以提供专门军事问题之意见。其后美国加入，而以霍荷斯上校代表威尔逊总统；以白立斯将军为美国军事代表。然而最高指挥机构之成立，尚有待也！至一九一八年春，协约国在杜宁召开最高作战会议以成立盟军最高统帅部，而胜负之机以转！法国雷光将军尝以著论，谓：“联盟国之联合作战，有两基本原则：（一）统一指挥，即联盟国须有总司号令之人，而在战略上及政治上，须有统一之措置。（二）联盟国如何抟而为一集中所有之经济资源，以发挥最高效率。”此“交和”之难，见于联盟国联盟军之军争者也。故曰：“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昔胡林翼尝论：“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所不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事之大较矣！古来将帅不和，事权不一，以众致败者，不仅九节度相州一役！是故军中之事，不患兵力之不雄，而患兵心之不齐；不患军势之不盛，而患军令之不一！”呜呼！自古以来，未有“交和而舍”而以军争无功者也！及挽近世，战局日以扩大，兵种日以复杂，益以征“交和而舍”之莫难于军争矣！

    军争之难，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训义）杜牧曰：“言欲争夺，先以迂远为近，以患为利，诳绐敌人，使其慢易，然后急趋也。”张预曰：“变迂曲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此军争之难也。”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训义）杜牧曰：“上解曰‘以迂为直’，是示敌人以迂远；敌意已怠，复诱敌以利，使敌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也。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令赵奢往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秦人闻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据北山者胜！’奢使万人据之，秦人来争不得；奢因纵击，大破之，阏与遂得解。”梅尧臣曰：“远其途，诱以利，款之也。后其发，先其至，争之也。能知此者，变迂转害之谋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训义）曹操曰：“善者则以利；不善者则以危。”杜牧曰：“善者，计度审也。”张预曰：“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郑友贤曰：“或问‘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军之与众也，利之与危也，义果异乎？曰：武之辞未尝妄发而无谓也！‘军争为利’者，下所谓‘军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军争之法，然后获胜敌之利矣。‘众争为危’者，下所谓‘举军而争利’也。夫惟全举三军之众而争，则不及于利，而反受其危矣！盖军争者，案法而争也；众争者，举军而趋也。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为危者，擒三将军也。”

    基博按：“军争为危”之“军”，郑友贤作“众”。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

    （训义）曹操曰：“迟不及也。”贾林曰：“举军往争其利，难以速至。”

    基博按：自此以下承上“军争为危”，而专论军争之危。

    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

    （训义）杜牧曰：“举一军之物行，则重滞迟缓，不及于利；委弃辎重，轻兵前追，则恐辎重因此弃捐也。”张预曰：“委置重滞，轻兵独进，则恐辎重为敌所掠。”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训义）杜佑曰：“强弱不复相持，率十有一人至军也。罢，音疲。”杜牧曰：“此说未尽也！凡军一日行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昼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争利；凡十人中，择一人最劲者先往，其余者则令继后而往；万人中先择千人，平旦先至；其余继至，有巳午时至者，有未申时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续而至；与先往者足得声响相接。凡争利必是争夺要害。虽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敌人，以待继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骑先据武牢，窦建德十八万众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陈皞曰：“杜说别是用兵一途，非十一而至之义也；盖言百里争利，劲者先，疲者后，十中得一而至；九者疲困，一则劲者也。”王晳曰：“罢，羸也；此言争利之道，宜近不宜远耳。夫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苟日夜兼行，百里趋利；纵使一分劲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敌人以逸击我之劳，自当不战而败。故司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晓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赵奢亦卷甲而趋，二日一夜，卒胜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气积力，增垒遣间，示怯以骄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坚。奢去阏与五十里而军，比秦闻之，及发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来，是彼有五十里趋敌之劳，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胜其佚，且又投之险难，先据高阳，奇正相因，曷为不胜哉！”张预曰：“卷甲，犹悉甲也，悉甲而进，谓轻重俱行也。凡军日行三十里，则止；过六十里已上，为倍道；昼夜不息，为兼行；言百里之远，与人争利，轻兵在前，辎重在后，人罢马倦，渴者不得饮，饥者不得食；忽遇敌，则以劳对佚，以饥敌饱，又复首尾不相及；故三军之帅，必皆为敌所擒；若晋人获秦三帅，是也。轻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劲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后，况重兵乎！何以知轻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争利，则半至’；若止是轻兵，则一日行五十里，不为远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基博按：“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近代战术之所谓强行军也；《孙子》以“擒三将军”明其为军争之危；而近代则以强行军争战术之机动，实自拿破仑创之！拿破仑之用兵也，编制之改革，军队之运动，无不创一新纪元；而多本于普鲁士菲列德立大王；由军至师以下逐次分为小部队以增纵队之数，而四面八方，利用多数之道路以向战场集中；欲增大军队之机动及行军力，而以减少军队附属之车辆；是即《孙子》所谓“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而采用菲列德立编合战术之大团队，以及因粮于敌之法也。于时，英、普、奥诸大将颇以法军之驱市人而战，未经训练，而致疑于其行军力！不意一七九六年九月，芒德之役，法军由德朗蒂以九月五日夜首途，行经丛山叠岭，人马不通之地，中途经勒里古及杰里梅落恼两地，遇敌激战；至八日午前，抵巴撒恼，午后大战，至十日而敌溃追击，十一日，渡耶休河，直薄芒德要塞；凡六日而行军一百八十公里，且战且前；敌人震惊；所以然者，固由拿破仑之责成下级指挥官以人自为战；抑亦下级指挥官之信赖拿破仑而绝对服从也！一七九七年之义大利战役，拿破仑未尝责将士以强行军；然麦色纳将军率所部追敌，以三月十日至四月七日，四星期之间，而行军五百公里；其一部竟超越积雪没胫之阿尔卑斯山。至一八〇五年乌尔穆大战，拿破仑以久练之师，而为强行军，叹曰：“吾未见行军之锐有如此也！”盖其一路，以四军团及骑兵团，行五至六百公里以集中于莱因河畔，而为日二十五乃至二十八，平均每日行程为二十乃至二十五公里。又一路，以六军团及骑兵团，行十三日而集中于多恼河畔；每日行程十六至二十公里。奥将麦克措手不及而被围于乌尔穆，乃率六万余人以降；而法军死伤数百人耳；则以拿破仑之能强行军也！顾拿破仑以为未足！至一八〇六年，普鲁士之役，而以强行军之失之过大，军中谤烦兴！及其大战于耶拿也，自十月八日至十三日，而普军大败！方其时，拿破仑所将诸军之强行军，最大者近卫军团，每日三十公里；最少者第一军团，每日十六公里；其间第三军团，每日二十二公里；第四军团，二十三公里；第五军团，第六军团，每日皆平均二十四公里；而第七军团，则每日二十五公里，次于近卫军团。顾拿破仑意犹未慊；而第六军团长奈将军乃选拔锐卒以编特别师；而于通过山地之时，则控置步兵于后方；而骑兵师推锋直前，以二十四小时行军六十公里，而赴耶拿之会战。及普军大败而法军追击，拿破仑之以垂训于吾人者，则曰：“所谓追击者，使敌无休食之暇，而陷之于溃乱！”益以发挥无上之强行军力，追奔逐北，而普军逃死不遑，全数乞降！于时，第一军团及第五军团士兵，落伍者五分之三；骑兵师之马匹落伍者殆半！而第五军团以三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米友拉骑兵团以四十二日行军一千五百公里！第五军团长兰内司将军叹曰：普人欲以一日行军二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制我机先；而不能者；盖我军团一日行军五十至五十五公里，殆倍于普军矣！然“劲者先，罢者后”之兆已形！其后连兵不解，而精练之军以耗，不能强行军以逞拿破仑之大欲；拿破仑叹曰：“军纪日弛，落伍者多，犯法扰民之事百出；而行军之时，不得不集结大兵力于指挥官监视之下；故其行军力，仅及一八〇六年之半，而作战不能应机以疾赴；可恨也！”然一八一三年八月中旬，拿破仑方追击勃里慈尔将军指挥之休勒金军，而骤闻奥俄联军由白门以进逼萨克逊；乃以追击委之大将，而亲率近卫军团及新编各军团，向萨克逊之都城德勒斯登退却，以图邀击俄奥联军于德勒斯登之南；此日之强行军，实拿破仑鼓最后之勇也！盖洛温伯耳以至司德盆，为百五十三公里；而拿破仑将十万众以行三日；其尤出人意表者，司德盆之至德勒司登，为二十六公里；又暴风烈雨，道路泥泞，而拿破仑行以半日；俄奥联军不虞其至而以大败；然辎重捐弃，给养困难；联军虽败，而法亦疲于奔命矣！其裨将杰古宁著书称之曰：“皇帝之战胜在于脚；一日行军三十六公里，不惟接战，而且宿营！”可谓有味乎其言之！杰古宁者，有名之军事著述家也，以一八六八年卒于巴黎；而生于一七七九年，历任奈将军之副官参谋；以一八一一年进级少将；及拿破仑之败，而俄皇亚力山大一世聘任为俄军将军，以参加一八二八年土耳其之役；后为圣彼得堡陆军大学之创设者；于拿破仑之战略战术，耳目濡染，洞明得失，而言：“用兵之法，何害于全战役间实施强行军；然强行军而不审慎，无不陷于全军覆灭；故战之胜，不在脚，而在指挥脚之脑力也！”及上次欧战之初，德人亦以擅强行军而为运动战，法军俄军，屡为所乘！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东战场坦能堡之战，其预备第一军及第十七军团，由盎格拉堡转移奥伦斯登以攻击俄军，而四日之间，行二百余公里；计一日平均行五十五公里也。其九月，驻巴黎北之德国第一军，以法国第六军之出击，而转用其兵力于巴黎东北；其第九军团以七日之晨至八日夜半而行百二十公里；则一日行六十公里也。亦为军事家所惊叹！所以欧陆各国步兵，无不训练强行军于平日；而新兵入伍，必先荷枪负囊以习跑步；然后作战无误于应机也！

    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

    （训义）曹操曰：“蹶，犹挫也。”李筌曰：“百里，则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军之威，不至擒也！”张预曰：“路不甚远，十中五至，犹挫军威，况百里乎！蹶上将，谓前军先行也。或问曰：唐太宗征宋金刚，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亦能克胜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势异也。且金刚既败，众心已沮，迫而灭之，则河东立平；若其缓之，贼必生计；此太宗所以不计疲顿而力逐也！《孙子》所陈争利之法，盖与此异矣！”

    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训义）杜佑曰：“道近，则至者多，故不言死败；胜负未可知也。古者用师，日行三十里，步骑相须；今徒而趋利，三分之二至。”张预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庶几可以争胜。上三事，皆谓举军而争利也。”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训义）杜牧曰：“辎重者，器械及军士衣装；委积者，财货也。”张预曰：“无辎重，则器用不供；无粮食，则军饷不足；无委积，则财货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谓委军而争利也。”

    基博按：以上言军争之危；以下言军争之法；军争而有法，则“军争为利”矣。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训义）曹操曰：“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诸侯之谋，先须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战。若不知其谋，固不可与交兵也。”陈皞曰：“曹说以为不先知敌人之作谋，即不能豫结外援；二说并通。”

    基博按：此论军争，上说军争之危，下言军争之法，何缘讲到交邻！当以杜说为是。既知军争之危，何可不出以审慎；非知敌谋，不与交兵耳。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训义）曹操曰：“高而崇者为山，众树所聚者为林，坑堑者为险，一高一下者为阻，水草渐洳者为沮，众水所归而不流者为泽。”张预曰：“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后可与人争利而行军。”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训义）杜佑曰：“不任彼乡人而导军者，则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何氏曰：“凡用乡导，或军行虏获其人，须防贼谋，阴持奸计，为其诱误；必在鉴其色，宜其情，参验数人之言，始终如一，乃可为准；厚其颁赏，使之怀恩；丰其室家，使之系心；即为吾人，当无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谙练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张预曰：“山川之夷险，道路之迂直，必用乡人引而导之，乃可知其所利而争胜。吴伐鲁，鄫人导之以克武城，是也。”

    基博按：“地利”者，地之利于我行军者也。上文所称“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不利于行军而利于阻隘。或我之所必争，而不必利我之行军。“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之“知”，“知”之于行军之前者也。“得地利”之“利”，“利”之于行军之日者也。杜氏所谓“道路之便利”，而非“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也。夫知敌谋以备交兵，知险阻以审行军，用乡导以得“地理”，三者皆军争之必先有事；苟其不知不用，何能为军争！故论军争之法以前，历举之以明先务之急云。

    故兵以诈立；

    （训义）杜牧曰：“诈敌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后能立胜也。”王晳曰：“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也。”

    以利动；

    （训义）张预曰：“见利乃动，不妄发也。传曰：‘三军以利动。’”

    以分合为变者也。

    （训义）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然后能变化以取胜也。”张预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势，皆因敌动静而为变化也。或曰：变，谓奇正相变，使敌莫测；故《卫公兵法》云：‘兵散，则以合为奇；兵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复归于正焉。”郑友贤曰：“或问：‘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立也，动也，变也，三者先后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而所尚不同耳。盖先王之道，尚仁义而济之以权；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盖本仁者，治必为义；立诈者，动必为利。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名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非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能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

    基博按：“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三者，军争之原则也；以下论军争之动作。

    故其疾如风，

    （训义）王晳曰：“速乘虚也。”张预曰：“其来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训义）曹操曰：“不见利也。”杜佑曰：“不见利不前。”杜牧曰：“徐，缓也；言缓行之时，须有行列如林木也，恐为敌人之掩袭也。”

    侵掠如火，

    （训义）杜牧曰：“猛烈不可向也。”

    不动如山，

    （训义）贾林曰：“未见便利，敌诱诳我，我固不动，如山之安。”张预曰：“所以持重也。”

    难知如阴，

    （训义）梅尧臣曰：“幽隐莫测。”王晳曰：“形藏也。”

    动如雷霆；

    （训义）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谋以奋如此。”张预曰：“如迅雷忽击，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瞬目。’”

    掠乡分众，

    （训义）杜牧曰：“敌之乡邑聚落，无有守兵，六畜财谷，易于剽掠，则须分番次第，使众人皆得往也，不可独有所往；如此，则大小强弱，皆欲与敌争利也。”张预曰：“用兵之道，大率务因粮于敌；然而乡邑之民，所积不多，必分兵随处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训义）杜牧曰：“廓，开也；开土拓境，则分割与有功者。韩信言于汉王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与。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获地裂之。’”张预曰：“开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敌人得之。或云：得地则分赏有功者；今观上下之文，恐非谓此也。”

    悬权而动，

    （训义）曹操曰：“量敌而动也。”张预曰：“如悬权于衡，量知轻重，然后动也。《尉缭子》曰：‘权敌审将而后举’；言权量敌之轻重，审察将之贤愚，然后举也。”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训义）张预曰：“凡与人争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审察而后动，则无劳顿寒馁之患，而且进退迟速，不失其机，故胜也。”

    基博按：“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自承上文“先知迂直之计者也”句来；明为“计”，而非“道路之迂直”。“迂直之计”，即“军争之法”；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此之谓“迂直之计”也。

    右第一节，论军争之法。

    基博按：《孙子》论军争之法，不外二端：敌疑以诈。我动以决。“以迂为直，以患以利”，敌疑以诈也。“后人发，先人至”，我动以决也。“后人发”，所以“其徐如林”，“不动如山”。“先人至”，所以“其疾如风”，“侵掠如火”。我动以决，所以“动如雷霆”。敌疑以诈，所以“难知如阴”。而卒之曰：“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盖谓“军争之法”，不出“迂直之计”；曰“悬权而动”，曰“先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然《孙子》所谓“迂直之计”者，盖“以迂为直”，“迂”与“直”一气贯注，《计篇》所谓“近而示之以远，远而示之近”也。近代“军争之法”，亦不出“迂直之计”；特所谓“迂直之计”者，“迂”与“直”为两事：“迂回包围”之谓“迂”。“中央突破”之谓“直”。从前普鲁士菲烈德立大王多用围；而法国拿破仑大帝不废直。迄于第一次欧洲大战，兴登堡与麦耿生，皆德名将；而为“迂”为“直”，韬略不同。兴登堡取胜多用围，而张两翼以困敌人于垓心者也。麦耿生则以精兵猛将，厚集其力，推锋而入以直捣中坚，横截敌军为两，首尾不相顾，而后席卷左右向以包围之；论者咸谓其奇变驾兴登堡之上焉！特是摧其中坚，虽亦可以席卷包围两翼，而未易合围，特如围棋之角与边；不如包围之可以聚而歼旃也！法国兵家，亦主用围。一九三七年，法参谋次长罗亚楚刊布所著《战略之成功与战术之成功》一书，其大指以谓：“用兵之道，在于可战之时，选决战之地，因利制权，以分散敌人兵力，而集中我优势之军队以为攻击；或用中央突破，或为包翼战斗；而历史所启示，包翼战斗，胜利为多；或侧翼以作战，或两翼以并进，运用之妙，成功一也！侧翼之战，创于拿破仑；而施之今日，亦操胜算；所当注意者，今日武器之发展与猛烈耳！”然法人所以为包围者，与德不同。德人之为包围也，以中坚与敌军相持，而张左右翼，迂回敌后，前后合围以相夹击；此攻势之包围，而日人亦仿之者也。法人之为包围也，中路退却以消杀敌势；而左右两翼，则力固防地，扼敌军左右两翼，使不得展；而我中路乃突反攻，与左右翼相应，以围深入之敌军，而聚歼之；此守势之包围，而苏联亦以之者也。顾苏联兵家普力特孟，则颇致疑于包围之已成过去战术，以谓：“包围者，谓向敌军一翼或两翼之侧面攻击也；必始之以行军之秘密，继之以袭击之神速，而后能有功！然以敌人之空军侦索，而我行军之秘密不易保；以敌人之交通机关发达，而我神速之急袭，亦不能制机先！百万军与百万军之战，包围行军，最易暴露，而为敌人所制止！如敌人用疾捷之交通机关，而运大兵以输于我军包围之地；于是乎包围攻击，一变而为正面攻击，势成相持，而我军且殆！如一九一四年，德法大战于马兰；而德军为包围，徒以忽于机械力，遂以偾事焉！是故百万大军之作战，包围战术，殆成过去之历史；而正面攻击之中央突破，乃为新战场之战术尔！”闪电战兴，而疾于用直；苟平原大野，地势便利；而空军之翱翔，机械化部队之冲击，纵横驰骤，得以极度发展，纵贯敌阵，不难包围，何须汲汲求翼侧也！于是中央突破之法，随闪电战以盛行！《孙子》之意，以“迂”为“直”；而闪电之战，先“直”后“迂”。其法，先以纵队直贯敌阵而突破一孔；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推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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