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飞过的珍禽，或：阿努瓦堡的小夜曲

    六月

    昨天早上，我们知道有两位显要的客人，特尔姆小姐和麻衣布瓦伯爵，经过克拉默西。他们并没有停留，就继续他们的旅程，一直到阿努瓦堡，在那里他们要逗留三四个星期。市议会决定了，按照惯例，第二天要派一个代表团去见这两位贵宾，用全市的名义向他们致敬，祝贺他们愉快的旅行。（人家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如果一只这样的畜生，坐着他的软席马车，很暖和地，从巴黎到内韦尔来，居然没有走错路，也没有摔断骨头！）按照惯例，议会还决定了，为了喂他们的鸟嘴，送他们一些讲究的蛋糕，这是本市的骄傲，还送一些冰糖大面包，那也是我们的特产。（我的女婿，面包师傅佛洛里蒙·腊维宰，他一做就做了三打。这些议会的先生们说两打就够了；但是我们的佛洛里蒙也是一个议员，他做什么都很大方，面包卖十六个苏一个：反正是市政府给钱。）最后，为了使他们五官同时沉醉，还因为听着音乐吃东西似乎更舒服（我呢，只要有吃有喝，我可不在乎有没有音乐），人们还选派了四个蹩脚的音乐师，两个拉中提琴，两个吹双簧管，外加一个小鼓手，去到阿努瓦堡，当贵客们狼吞虎咽地吃蛋糕的时候，乐师们就可以铿铿锵锵地演奏小夜曲。

    我也没有人请，就带着我的竖笛，自动地参加了这个乐队。我不能错过一个看看新脸孔的机会，特别因为来的人是宫廷里饲养的珍禽（不是平常人饲养的；我请你们做证人，我可没说过他们是家禽）。我喜欢他们漂亮的衣服、空洞的谈吐和做作的面目，我喜欢看他们整理衣服，或者摇摇摆摆走来，翘起鼻子，扭着屁股，行礼时用手和脚画着圆弧。此外，他们是宫廷里来的也好，别地方来的也好，不管他们从哪里来，给我带来新鲜事物总是好的。我是潘多拉[1]的儿子，喜欢打开各种盒子、各种灵魂的盖子，无论是白净的或是肮脏的灵魂，瘦的或是胖的，下贱的或高尚的，我喜欢探索人心，知道心里发生的变化，打听和我没有关系的闲事，把鼻子到处乱钻，嗅呀，吸呀，尝呀。哪怕为了好奇要挨鞭子我也不在乎。但是我（这点请你们放心）在寻开心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捡便宜；恰巧我工场里为阿努瓦堡的爵爷刻好了两块雕花大木板，我就把它们和议会代表、提琴手、笛子手和冰糖大面包一起装上一辆马车，这既方便，又不花钱，你们看多好。我们还带着格洛蒂，佛洛里蒙的女儿，好充分利用马车（这也是个机会），并不要我们破费；另外一个议员也带着他的儿子。最后，药剂师把糖浆、加香料的葡萄酒、蜂蜜水、果酱，都装上车，这些都是他的产品，他打算由克拉默西出钱买去献给贵宾。我注意到我的女婿对他很不满意，说这不合规矩，要是每个老板、屠夫、面包师傅、鞋匠、理发师，以及其他人等，都要来这一手，那可要把市政府和市民都吃穷了。他说得并不错；但是药剂师也是议员，和佛洛里蒙一样：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小百姓是应该服从法律的；另外有些人却在制定法律。

    大家坐上两辆马车走了：车上有市长，木板，礼物，小鬼头，四个音乐师和四个议员代表。我呢，我步行去。只有残废的人才要车子装去，好像小牛上屠宰场，或者老太婆上市场一样！说老实话，天气不算太好：非常沉闷，就要有暴风雨，天空是粉白的。太阳神灼人的圆眼直射着我们的后颈窝。路上升起了一阵阵的灰尘和一群群苍蝇。佛洛里蒙比一位小姐还更怕太阳晒黑他雪白的皮肤，但是除了他以外，我们大家都很满意：苦恼有人分担，也是一种乐趣。

    只要大家还看得见圣马丁教堂的钟楼，每一位漂亮的先生都还假装正经。但是当城里人的眼睛一看不见他们，所有的脸孔都笑逐颜开，他们的精神也和我的短袖衬衫露出的光胳膊一样，原形毕现。他们首先说了几句下流话（这是我们这里开胃的方法）。然后有一个人唱起歌来，接着又有一个；请上帝原谅我，我相信我听见市长本人在哼着两句打油诗。我也吹起竖笛来。别人全都随声唱和。而格洛蒂尖锐的小声音突破了人声和箫声的音乐会，一直上升，到处飘荡，像只麻雀似的啁啁啾啾，啁啁啾啾。

    我们走得不太快。小马一上坡就自动站住，喘气，放屁。要继续往前走，我们得等它们的音乐放送完毕。走到布瓦肖坡上，公证人彼得·德拉沃先生要我们弯一点路（人家不能拒绝他：他是唯一的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议员代表），好顺便到一个主顾家里去起草一张遗嘱。大家都同意了；只是这段路太长一点；而我们的佛洛里蒙在这一点上又和药剂师意见一致，他又找到了责备别人的材料。“只许我吃一颗葡萄，即使太酸的也好，不许你吃两个无花果。”但是彼得·德拉沃先生仍然不慌不忙地办完了他的私事；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的药剂师先生，你总不能不答应他。

    最后，我们到了（走路总有到达的时候），不过好像吃过了饭才送来的芥酱，人家已经用不着它了。我们的珍禽正要离开餐桌，那时送到了我们亲手带来的糕点。他们为了弥补损失，接着又吃：鸟总是时时刻刻吃的。我们议会的先生们，在快到城堡的时候，还慎重地作了最后一次停留，换上他们怕给太阳晒坏而小心地折起来的礼服，他们的光明灿烂的漂亮的长袍，看起来眼睛都会觉得热，心里也会高兴，市长穿的是绿绸子的，他的四位伙伴穿的是淡黄的呢绒：人家会把他们当作一条黄瓜和四个南瓜。我们一面奏乐，一面走了进去。听见我们的声音，没有事做的仆人从窗口伸出头来。我们这四位穿呢绒的和那一位穿绸子的走上了台阶，在门口居然出现了（我没有看清楚）两个穿着绉领衣服的人头（“看见什么绉领，人家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畜生”），满头的卷发，还系了丝带，好像两只绵羊。我们其余的人，蹩脚的音乐师和乡下佬，待在院子中央。我站得这样远，也听不见我们的公证人用拉丁文说的漂亮的贺词。但是我并不觉得遗憾：因为我相信只有彼得先生一个人在自念自听。不过我可不肯错过看小格洛蒂的表演，她用小小的步子爬上了台阶，好像一个献堂瞻礼的圣母玛利亚[2]，她用两只小手和大腿紧紧地夹着蛋糕篮子，蛋糕一层一层地堆着，有她的下巴那么高。她一块也不肯放过：她用眼睛瞪着，用胳膊捆着，这只小馋鬼，这个小顽皮，这个小宝贝……上帝！我真恨不能把她吃了……

    儿童的魅力好像音乐；它比我们演奏的音乐更有把握能够进入人心。最高傲的人见了它也会变温存；人自己也成了孩子，暂时会忘了他的骄傲和他的地位。特尔姆小姐对我的格洛蒂温和地微笑了，她吻她，抱她坐在膝盖上，拿住她的下巴，把一块蛋糕分成两半，对她说：“把你的小嘴伸过来，我们分着吃吧……”就把大半块蛋糕放进她小小的圆嘴，那时我呢，我快活得拼命喊：

    “仁慈美丽的内韦尔之花万岁！”

    我拿起竖笛，吹起一支快乐急促的曲调，仿佛要把空气扯裂，好像燕子在尖声叫。

    大家立刻都笑起来，并且转过头来向着我；格洛蒂也拍着手叫道：

    “爷爷！”

    阿努瓦大人叫着我的名字：

    “这是泼泥翁那个疯子……”

    （他自己也知道，我的天呀，他和我一样疯癫。）

    他对我做了个手势。我就带着竖笛，用轻松愉快的步子，走了上去，向他们行礼……

    说话有礼貌，行礼又殷勤，

    不要花本钱，落得做好人。

    ……我向右向左行礼，向前向后行礼，向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行礼。同时，我用有分寸的眼光观察着，打量着穿了大钟似的裙子的特尔姆小姐（人们会以为她是一根钟舌）；我剥光了她的外衣（这当然只是我的想象），我笑着在她的衣饰下面看见她小小的个子，赤裸裸的身体。她又瘦又长，皮肤太黑一点，粉又涂得太白，她的漂亮的棕色眼睛闪闪发光，好像两块红玉，她的鼻子像只贪吃爱拱的小猪的鼻子，嘴唇又红又厚，接起吻来最好，颤动的卷发一直垂到脸上。她看见我，就用一种不耻下问的神气对我说：

    “这个好孩子是你的吗？”

    我调皮地回答说：

    “谁晓得呢，贵人？这是我的女婿。这要他来回答。我可不能替他负责。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财宝。并没有人来冒领。这和金钱不同。‘孩子就是穷人的财富。’”

    她居然不摆架子地微笑了，而我们的阿努瓦大人却哈哈大笑起来。佛洛里蒙也笑；但是不敢出声。我呢，我还一本正经，装疯卖傻。那时穿着绉领衣服的男人和穿着大钟似的裙子的女人都屈尊来问我（他们两个都把我当作一个音乐师）这个职业能够赚多少钱。我自然就回答说：

    “几乎等于零……”

    但是，我并没有说明我干的是哪一行。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他们并没问我。我等待着，我要瞧瞧，我要取乐。我觉得这些漂亮的先生们，这些阔人，对着一无所有的穷人，总以为应该摆出一种满不在乎的、装模作样的高傲的派头，实在是好笑。他们似乎永远在教训穷人。一个穷人就是一个小孩子，他什么事也不懂……而且（人家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实在是这样想），不懂事也是他的错：所以上帝才处罚他，这是对的；感谢仁慈的上帝！

    仿佛他们跟前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麻衣布瓦高声对他的女伴说：

    “小姐，既然我们无事可做，那就利用利用这个穷小子吧；他有一点傻里傻气，吹着竖笛，从东跑到西：他应该认识茶楼酒馆的人。让我们来问问他这些外省人的想法，假设……”

    “嘘！……”

    “……假设他们会思想的话。”

    于是他就问我：

    “喂，老头，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心怎么样？”

    我重复他的话：

    “人心？”

    一面假装糊涂。

    我对着那位阿努瓦的胖大人眨眨眼睛，他摸摸胡子，让我胡扯，一面用他的大手遮住他的笑脸。

    “人心这两个字在外省似乎不太流行，”麻衣布瓦讥讽地说，“我问的是，老头，这里的人想些什么？相信些什么？他们是好天主教徒吗？对国王忠诚吗？”

    我回答说：

    “上帝是伟大的，国王也很伟大。我们很爱他们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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