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一

    本篇讲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二阶段，即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续阶段。

    “中华民国”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悬挂起来以后，其间虽曾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未成）一度拆除下来，但很快又给悬挂着。这表示中国人至少已很厌恶名义上的皇帝，同时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至少已不敢再居皇帝的名义了。可是我们一般的政治进步却到此为止了。古旧的专制官僚政治建筑上的冠饰虽被折落，那建筑却还腐朽而毫无生气的残延着。

    专制政体或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交代一般是由议会政治承续下来；这个过程无异是非常缓慢而曲折的。市民的议会政治权力增大一分，领主或地主的专制官僚政治就减退一分。而他们两者势力的消长，尽管是从政治领域内或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来，但稍微深入一点考察，就知道那在实际是取决于现代性商工业与封建性经济的屈伸变化。中国以特殊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既如我们前面所说，有传统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特别的专制官僚统治在范围它、妨阻它，使它特别不容易孕育成长出“自我否定”的新生产力，而同时从鸦片战役开始侵入的国际资本，对它又是发生一面分解、一面维持的复杂作用。结局，新式商工业发展的缓慢和变态，封建经济转型或解体的延滞，就一直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的非常显著的特征，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畸形丑相政治之更本质的基础。

    商工业经济或市民阶级的力量不容易增大，旧社会原有的阶级关系就无法根本改观；换言之，商工业未发达起来，资本家阶级固然是难得形成，与资本家阶级同时平行产生的劳动者阶级，就不易由农民或小生产者转化出来，结局，拥有社会重要生产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税收领者，以及寄生于土地剩余的一切大小权势人物或所谓官绅，就必然还是，至少在现阶段还大体是特殊的统治阶层，而把那些靠着土地生存的农民或小生产者，作为其被支配、被侵削的主要对象。一句话：就是官民对立之局，官绅以特殊社会身分驾凌于一般农民之上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还或隐或显的存在着；亦就因此之故，名义上的皇帝虽然被革去了，而为一簇或一团有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或官僚阶层所托命所恃的首脑，无论是谁，只要他接受他们的依托，他就无法在实质上不成为最大、最高特权的化身。

    袁世凯，有人拥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有人拥戴他们做大总统、做执政，无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者或官僚们、豪绅们，为了要达成其对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统治剥削目的，总要求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作他们的傀儡。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为了行什么鸟道，而实是为了行使其统治榨取的特权。所以，不但是一国的大总统或执政，就是割据一省两省的军阀，甚至威临一区的豪霸，都不难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绅，串演出一个“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在有一大批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来行使其各种特权的场合，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开明，也很难不“飘飘然”自认为至尊万能的主宰者；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还大体保持其范围着官民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场合，无论是官是绅，即使再洁身自好，也难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职权，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说明，还只让我们知道，中国旧官僚政治与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会基础，而新官僚政治对旧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点，则必须从那种社会基础之相对变化中去求得解答。

    二

    历来研究中国官僚，特别是论及新旧官僚制之区别及其演变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根本就只见到一位号称“中国通”的日人长野朗，在所著《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一书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简括的解释：

    满清推翻后，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少数拥护袁世凯以图自存。其后，北京政府的主权者，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官僚阶级于是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而军阀因为用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即是一例。然而国民革命发生后，又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的士大夫阶级，现在称为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体就是学生。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注79

    然则新式学校出身的大学专门学生，为什么“一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呢？他继续举出了三个原因：

    （一）中国学生承继几千年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作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所以，国民政府下的官吏，贪赃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了不少旧官僚阶级的余孽，所以内部有很浓厚的士大夫阶级的气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旧官僚，目睹国民革命是一种不可轻侮的势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样，都舍弃北方归附南方，因此在国民党中流入许多旧官僚阶级的份子。

    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有旧官僚余孽，北方的旧官僚投入国民政府，与新学生染有旧士大夫习气，都只能说明旧官僚政治的继续，无从解释新官僚政治的发生。他以为“北伐完成之后，战斗集团的势力渐渐衰弱，新官僚阶级的形式也渐趋完整，以三民主义代替了章句之学，很明显而森严的限制了党员的资格，实行阶级的封锁”。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只含糊的说新官僚时代与旧官僚时代，毕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国与各国通商以后，中国产业亦有相当的进展，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其二是“农村中除了士大夫阶级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种军阀阶级的地主，使农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农村中的新官僚势力与旧官僚势力不同，就是说，从来的旧官僚势力没有组织，而新官僚势力在党的组织下，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与旧官僚势力对抗”。注80

    所有上面的考察，只证明长野朗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熟识者，但却无法保证他是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事象之科学的理解者。他差不多触到了问题有关的一切论点，但所有的论点都不曾系统的关联起来，以致成为零碎片断的凑集。

    其实，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点，与其从官僚的来源去看，不如从官僚的行动、作法或组织去看；与其从这些方面去看，又宁可从他们所由形成、所由寄托的社会经济基础去看。因为如其照长野朗氏所说，新式学校出身而又有旧士大夫习气的人为新官僚，那么，旧官僚投入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人，为什么也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下的旧官僚余孽，又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又照他的逻辑，所有上述的新学生、旧官僚，一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中，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以党的组织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以党员的限制实行阶级的封锁，他们就变成了新官僚，可见是否新官僚，并不尽关系他们是有旧意识的新学生，抑是有新企图的旧士大夫阶级，而是由于他们参组在那种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动中，更进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权力或职权，以保持并扩大社会经济利得，为什么要采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采行那些新作法呢？长野朗氏只触觉到问题的边缘，不着边际的提论到“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因产业有相当发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不曾把问题从这一视野深入一点去看，而最为遗憾的是，他高谈阔论着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问题发生过极大影响的帝国主义势力与革命运动两个有力因素却始终没有放在眼里，并很不正确的认定中国国民党自始就是一个新官僚集团，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就是一种向旧官僚统治攘夺政权、攫取贪污剥削职权的政治活动。由于他把这些极关重要的关节弄错了，他所谓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连接不起来的片断现象，而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也无法显出一个明显的轮廓。

    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前，其所以被视为是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阶段，乃因这一阶段以国民革命发展至长江流域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旧政治势力明显斗争的时期，而在此后，则是新旧政治势力发生暧昧关系的时期。在前一时期，中国旧政治势力还是立在正统地位，对于新起革命运动，动员一切反动力量予以抵制和压迫；在后一时期，中国新政治势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协、收编旧的残余，同时又因为它对旧的政治势力妥协，自不得不对于它在前一革命运动过程中惊动了新阶级利害情绪或唤起来了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旧政治势力的统治方式和作风；但如再推后到国民革命运动为什么一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开始一个大转弯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演呢？不尽是的，那不能单从政治消长上得到说明，而须注意到当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旧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而新经济动态却一直愈来愈显现在南方。旧政治与新经济的不调和、不适应的演变，日益使北方成为旧势力的堡垒，南方成为新势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根本是从这种不调和现象中产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这矛盾或不调和现象，且把它加深、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三年发生的。那无疑是中国一个振敝起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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