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之覆败

    一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特如我们前篇所说，那些对官僚政治在不断发生着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辩证的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是如何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础，看它在现代的全历程中，即从鸦片战役开始现代化以来，该经历了多少转化阶段。

    从鸦片战役以来，已经是一个世纪了，中国社会还一直是留滞在过渡的状态中。要死的不曾很知价的死去，要生的不克很顺利的成长起来。一般的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即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等到它临到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自无法与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采取同一的形态和实现相同的转化历程。

    大体说来，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役到辛亥革命，我称此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第二阶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以前，我称此为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第三阶段是由抗战直到现在，我称此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本篇只就前一阶段加以说明，而关于第二、第三阶段，则打算分别留在下两篇从长讨论。

    二

    现在先来考察第一阶段，考察旧官僚政治的覆败过程。

    我已在前篇说明：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已逐渐变得与新起的社会经济现实不相适应，甚至在许多方面极相矛盾了。但同时我又指出，当时国内国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在不绝增加或成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外在、内在力量也并不曾示弱； 这是旧的官僚统治其所以竟能一直维系到爱新觉罗统治结束才归于颓败、分解的基因。

    事实上，爱新觉罗王朝的统治与它所推行的专制官僚统治是分不开的。但作着理论的研究，却容许我们这样加以分别，即，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则在社会转型当中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对于限制或代置官僚政治的宪政或议会政治的采行，也许较能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那一来，中国传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历史交代也许是另一个方式，也许还较能保持一些官僚政治本身所最需要的形式上的体面。但因为最高统治阶层————爱新觉罗王朝，是以异族自主中国，于是当时稍有觉悟、稍有时代认识的汉族臣民，非到图穷匕见阶段，不敢提出任何牵涉到君上至尊大权的政治革新步骤，而在满族，它恐怕任何性质的政治革新都将是有利于被支配的汉族，而不利于它的统治的生死关头，一直要等到它把专制官僚政治的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它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滚开。因此，中国到清代因了版图，人口的增大、增多，因了落后异族统治大文化国，需要动员以往一切社会文化统治手段作为更包罗的典章制度，尤其因了经济愈来愈见发达活跃。而促使其发展到最高峰的传统专制官僚政治体制，却竟也在清代末期表现得最悲惨、最不可收拾了。

    从这一线索来考察旧专制官僚政治分解的历程，以次几个关键是值得注意的。

    三

    太平军革命————反满清，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

    国人对于太平天国迄今还没有一个定评。它的发生，在本质上殆显然与每个王朝末期的农民叛乱具有同一性质；我们略一参阅当时农民的困蹶情形，由于土地集中及官吏贪污、勒索活动即可见其一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曾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农民尽管吃不饱，负担却加重得厉害。曾国藩亦曾慨乎言之：“……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烦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谿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同上，卷三二）“官逼民反”之内在原因已成，而英国发动鸦片战役之大炮则从外面加速促其实现。卡尔·马克思当时曾在《纽约论坛报》分析此中经纬：“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所付给英国的赔款，大宗鸦片消耗，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溢，外国竞争对地方生产的破坏影响，全部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都变成了太平军革命的诱因。“鸦片加速取得对中国人的统治，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们就逐渐丧失其统治”；天朝的皇帝在大炮下低头，而在皇帝治下的人民却正因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的低头，而反敢于抬起头来反抗了。所以这新的外来影响，再加上当时沿东南各省商工业的逐渐变形与新生，遂使那次大规模的农民叛变不但带有浓厚的种族的、宗教的色彩，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些市民的特质。然而毕竟一半由于传统统治习染太深，一半也由于市民根基薄弱，洪、杨一批有勇气叛变的人物，一到达“自古帝王都”的南京，便作着“帝王梦”，相互间发生争夺权力的内讧。中山先生评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说：“洪秀全当时在广西起来，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为他们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依我的观察……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大相残杀。第一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因为发生做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到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因此大衰。……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见《民族主义》第一讲）

    太平天国的“哈谟雷特”的结局，显然是由于那些发难的首脑人物只知道要推翻满清的异族统治而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且进而想建立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来与旧有的相抗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他们虽在南京建都后颁布了一种“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旧的土地私有关系，并在其中拟订了一些不同于旧统治的社会政策与政治制度，可是他们的帝王思想把所有新的企图都取消了。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本身竟变成了销毁、镕解一切反对势力或革命力量的洪炉。

    可是，专制官僚统治虽借其“魔力”把太平天国拆台了，它自己本身却不但在此大规模的叛乱与“戡乱”过程中曝露了一切弱点，斲丧了仅有的元气，且还被迫制出了不少反对力量。

    第一个反对力量可以说是政治上的离心运动的抬头。我们一再讲到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副产物而产生的。清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到乾嘉时代已经达到了中国集体政治的最高峰，由鸦片战役到太平军革命，已经说明那种统治在中国南部已经失却了制驭的能力，而总督、巡抚在靖乱过程中的军政权力的扩大，满族大臣、将军们所表现的无能以及汉族官吏势力的相对伸张，都显示一种对满族专制皇帝的离心力量已经在开始酝酿着，而由对外门户洞开，特别在南部各省，引起的经济变动，自无疑要使那种酝酿愈来愈趋于表面化，而况同时还有————

    第二个反对力量，即“洋务运动”的发生。太平天国政治上的失败，我们已讲到是由帝王思想的作祟，但它在战争技术上失败的原因，却显然是由于洋兵、洋枪、洋炮帮助了大清帝国，李鸿章曾公开表示上海附近战争之转败为胜，“实戈登大炮之力”。加之，在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的1860年，英法两国的联军又挟其长枪大炮攻破了帝都北京，并赶走了咸丰皇帝，其结果，在敌人占据帝都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当然比南京条约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中兴诸功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太平天国平定后竭力“讲求洋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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